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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主义在越南的失败：其起因、意义及历史结果
﹝比利时﹞欧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
1975年7月20日
星箭 翻译、米勒 校对
十多年来，世界局势一直由越南内战以及美帝国主义——通过反革命干预战争决定其结果——的企图所主导。这不仅是因为美国这一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大国的国际、国内、军事、甚至（部分）经济货币政策为战争所主导；最重要的是，印度支那战争[1]像一盏强烈的聚光灯，揭示了世界范围内各种力量的社会关系间发生的重大变化，并将这些变化烙印在当今世界主要对立阶级和阶层最清醒的代表的意识中。
为何要发动侵略战争？
我们有意把越南战争主要定性为美国帝国主义介入的内战。这一定性令某些人感到恼火，他们——无论从何种角度——完全不承认我们生活的世界是被资本和劳动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所主导；第一次世界大战引发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性危机使这一冲突达到了最尖锐的地步，即只剩下两种可能的结果：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或人类陷入野蛮状态。
这一冲突在世界各国各地区表现出来的具体形式可能各不相同。在半殖民地国家，由于受到帝国主义强加的不均衡和联合发展的规律所支配，这一矛盾与完成独立和国家统一，将农民从封建和半封建剥削中解放出来的必要任务交织在一起；在其他国家，这一任务总体上已经被资产阶级革命所解决。但正是由于印度支那革命所面临的这种任务的结合，“社会主义革命还是野蛮主义”（socialist revolution or barbarism）这一另类表述在中南半岛才尤为扣人心弦。野蛮行为是由世界的富裕力量提供的——其形式包括种族灭绝式的轰炸、化学脱叶、关政治犯的老虎笼以及规模空前的毒品和卖淫。帝国主义之所以对越南人民发动这场暴行，只因他们犯下了不屈服于美国佬（Yankee）武器的优势和不甘心于失败的“罪行”。
国际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90%依赖于市场机制的自动再生产，以及对这些机制的自然而然或不可避免的接受。通过出卖劳动力、购买生活必需品和为雇主生产，工人再生产的不只剩余价值和资本积累，还有迫使他们继续出卖劳动力、继续作为雇佣劳动者的社会关系。
但是，当很大一部分被剥削者说“够了！”，当他们拒绝再把压迫、不平等和不公正当作不可避免的事情，当他们开始大规模反抗剥削的社会时，资本统治遭到了比十次经济危机还严重的动摇。因为资本的统治再也不能以自动的经济因素为基础了；它必须诉诸经济外的暴力和赤裸裸的恐怖，以维持其统治地位。资本试图给被压迫者一个在恐怖层面极其血腥和有说服力的教训，以使他们在敢于再次犯下反抗资本的叛乱罪之前犹豫一两代人。
这就是1871年对巴黎公社的大屠杀的历史意义。这就是纳粹恐怖和西班牙内战的历史意义。这就是美帝国主义对印度支那革命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意义。
如今，美国善良的自由主义者们怀疑这是否是某种哗众取宠的噱头，一个糟糕的政治笑话。他们试图将干预越南的责任归于“乡巴佬”（provincial）约翰逊、“骗子”尼克松，甚至中央情报局的“恶魔”机器。但历史不会允许他们仅以牺牲几个低级替罪羊为代价来宽慰他们败坏的良心。干预越南内战的决定是由“伟大的”“自由的”约翰·F·肯尼迪总统做出的。同时，这一决定也是由包括最杰出的知识分子顾问在内的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精英提出、决定和批准的。这是一个深思熟虑的决定，是在对世界发展的分析基础上做出的，该分析完美地诠释了干预的意义：向革命者和世界人民展示在任何资产阶级秩序留存的地方，尝试挑战资产阶级秩序所必要支付的代价。
要意识到这一点，只需回忆一下决定干预的确切时刻——就在古巴革命刚刚巩固之后，资产阶级政权及其北美保护者被出乎意料地扫地出门，因此华盛顿直到在吉隆滩（Playa Girón）的惨痛失败之发生之前都没有时间进行干预，。这些文件证明了这一点：对越南进行干预的动机是担心奠边府的这种革命起义，即阿尔及利亚和古巴革命起义的翻版，会蔓延到世界各地；这是一种巨大的恐惧，胜过对东南亚资本主义地位持续下降的恐惧。
此外，这一干预升级还有一个补充性的、同步发生的、“地区性的”动机，这在约翰逊政府时期就凸显出来了。1964-65年间，在世界上最伟大和潜在最富有的半殖民地国家之一——印度尼西亚，一场革命前的危机一直在发展，这场危机赋予了“多米诺骨牌理论”非常精确的内容。越南革命的迅速胜利可能会使工农暴动迅速席卷印度尼西亚并取得胜利。约翰逊在中南半岛的干预升级起到了加强印度尼西亚反革命决心的实际效果，它为1965年10月的政变和血腥屠杀铺平了道路。
最后，针对越南民主共和国对南越革命的援助，约翰逊政府至少在1965年至1968年间还有一个补充目标，那就是摧毁这个工人国家，即“击退”革命，扩大资本主义剥削的自由世界范围。
反革命战争的失败
帝国主义干预中南半岛的战争以政治、军事和社会的全面失败而告终。中南半岛的资产阶级政权垮台了。美帝国主义未能阻止革命力量的胜利。现在，正在南越组建的工人国家的最终建成，以及通过南北越融合实现国家统一，都只是时间问题。
然而，尽管帝国主义的干预未能实现其直接目标——恐吓越南人民，阻止他们朝着民族和社会解放一路前行——但它确实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收益。越南革命者被迫付出的巨大流血牺牲，与其说是恐吓了半殖民地或帝国主义国家的民众，不如说是恐吓了国际工人运动的重要部分——改良派和新改良派。美国的干预助长了亚非拉的反革命活动。这主要是由于帝国主义在战术上冒险并取得了下述成功：它得以将其力量集中在越南，未受到反帝力量趁其干预世界别处能力的下降进行实质性干扰。
切·格瓦拉明白当时的形势：除非越南始终孤立，否则帝国主义不可能让自己的整个可怕的破坏机器奢侈地集中在一个小国的领土上。“制造两个、三个、很多个越南！”，这是第四国际从切·格瓦拉那里取得的口号，该口号意味着不是必须通过迫使帝国主义分散力量来向越南革命提供援助。最重要的是，这意味着这种血腥的恐吓行动是不可能发生的。帝国主义势力的严重分散会对这些行动的影响产生质的削弱。
这种分散并未发生，这主要是苏联官僚机构及受其影响的所有工人和反帝组织领导层的责任。多年来，这一官僚机构甚至没有为越南群众提供有效防御血腥空袭的手段，这一事实在先锋工人眼中将始终是克里姆林宫控制者名誉扫地的又一原因。
如果说尽管帝国主义取得了本来无法获得的战术上的优势，但最终还是输掉了越南战争，那首先正是因为这是一场内战，因为反革命的干预战争是一场肮脏的不正义的战争，全世界的人民、美利坚的人民和士兵都这样认为，越南人民更是这样认为。
因此，越南战争证实了一个重大的历史教训。在对立的社会阶级间的战争中（无论是纯粹在“本国”领土上进行的战争，还是事实上扩展成了国际性的内战），武器和军事技术的因素的决定性作用归根到底要小于政治道德因素。
当然，低估充足的武器的重要性，低估采取符合本国及战斗人员具体特点的正确军事战略和战术的重要性，都是不负责任的。但是，当反抗古老剥削的劳苦大众走上战场时，就像越南那些渴求摆脱夺走了他们百分之五、六、七十收成的地主和高利贷者的劳苦大众一样，当劳苦大众走上战场反抗那些每天都在为维护匪徒、走私犯、酷刑贩、腐朽的将军们和毫无理想只会中饱私囊的政客们的权力而战斗的士兵时，只要革命阵营未被背叛者控制，只要群众不认为他们的战斗成果将被有计划地夺走，前者将不可避免地注入不屈不挠的决心和力量，而后者的士气将不可避免地越来越低落。
在所有这些方面，越南战争的发展证实了摆脱西班牙的荷兰独立战争，反抗欧洲王室的法国大革命，美国南北战争和苏俄国内战争的教训。无论所涉及的阶级的确切性质如何，无论斗争的确切利害关系如何（这五个案例中利害关系显然各不相同），归根结底，每一个案例都是被压迫的多数人反抗少数腐败的压迫者的战争，在这些战争中，前者只能被自己阵营的背叛打败（就像1936年至1939年间西班牙的情况一样），而不是被对手的政治力量打败。
这意味着，帝国主义在越南的失败也是因为越南共产党没有重复共产党和人民阵线在西班牙内战期间所扮演的角色，没有以“首先”赢得战争为借口在背后捅革命一刀，让国家拥抱土地革命的火焰，没有接受帝国主义在1968年春节攻势后提出的以停止进攻北越换取停止南越革命的可能性，换句话说，共产党没有背叛越南革命。
美国反战运动的作用
帝国主义在越南遭遇的失败，首先是政治上的失败，并最终演变为军事溃败。正是政治上的失败使军事上的失败成为可能。帝国主义在两条主要战线——中南半岛本身和美国——都遭受了政治失败。
越南战争在这方面也具有启发性。认为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可以不顾政治和意识形态条件，动员50万人，并在几年内将他们从家送到千里之外，这是一种极其错误的想法，高估了统治阶级操纵意识形态的力量。每一场投入大量军队的战争都会给统治阶级带来一些只有在精确的政治条件下才能承受的政治风险。在前一场战争的基础上爆发的每一场帝国主义战争都会进一步增加这种风险。美国资产阶级领导人在一次又一次的战争升级中向中南半岛派遣越来越多的美国军队，他们在判断美国人民能接受的任何以外交政策为名的犯罪的程度时，显然犯了一个灾难性的估计错误。在很大程度上，“水门事件”的丑闻就是试图推迟为这一错误付出代价的时刻的结果。
从美国民众并未采取支持越南革命的立场的意义上说，他们对越南战争的反应并非高度政治化的。如果寄希望于这种事情，那就完全误解了美国无产阶级和绝大多数青年的政治意识状态；他们还未实现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政治独立。但是，尽管这种反应是发自内心的、基本的，但它的威力毫不逊色；其广泛性在殖民战争史上前所未有。经过几年的犹豫不决，甚至是对侵略的缓和支持之后，当美国向中南半岛派遣特遣队时，当美国不断增长的损失将战争的现实投射到大多数美国家庭时，美国民众开始作出反应。
在掌握了这种群众反应的局限和潜力后，我们的美国同志在围绕美军立即无条件从越南撤军这一单一主题开展群众性反战运动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他们能够为越南革命提供的最有效的国际主义援助。它成功地改变了美国的政治局势，以至于约翰逊被迫退出1968年的总统选举，尼克松被迫承诺迅速结束战争，统治阶级陷入分裂，面对自己的人民采取了更加复杂和充满谎言的策略，最终导致美国从越南切实撤军并在签署《巴黎协定》后停止轰炸。
托洛茨基主义者在这次群众动员中所起的作用也揭示了过去十年间世界形势的变化。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美国的反战运动客观上是越南革命最重要的盟友。如果美国群众没有用自己的力量迫使帝国主义撤军，战争可能会持续更长的时间，结果也可能会有所不同。
欧洲的团结运动的作用
对于越南革命，欧洲革命要应对的情况与美国革命者面临的情况是不同的。这种不同有两个方面。
首先，欧洲资产阶级没有直接参与战争；他们甚至对这场战争持怀疑态度。此外，这种怀疑与某种德国人所说的Schadenfreude（对别人幸灾乐祸）交织在一起，作为对美帝国主义在战后“去殖民化进程”中发生的事情的报复。这种幸灾乐祸曾在1956年达到顶峰，那年美国的干预阻止了英法在纳赛尔时期的埃及的冒险。
由于中南半岛没有欧洲军队，数百万人的切身物质利益——美国群众反战运动的导火索——在欧洲大陆上没有发挥作用。因此，欧洲的反战运动必须以更广泛的社会、政治和道德因素为基础，这只能产生认同越南革命的情绪。这就是为什么团结越南革命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成为被欧洲革命者正确使用的中心口号。正是围绕着这一口号，成千上万的人们在伦敦、柏林、巴黎、米兰等其他地方被动员起来。从团结运动的规模来看，这一口号的群众影响是无可争议的，这反映了与北美无产阶级相比，欧洲部分无产阶级的政治觉悟仍旧处于更高的水平。
但是，美国和欧洲反战运动策略上的这种差异，不仅是基于对大西洋两岸主客观条件差异的正确估计，而且是基于对这两场运动在援助越南革命方面的不同作用的理解。在欧洲发起并在日本、拉丁美洲甚至东欧兴起的支持越南革命的运动，相比其在美国的影响，其在国际工人运动和官僚工人国家中的影响，对战争结果的影响可能更大。欧洲、日本和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者，通过发动一场认同和声援越南革命的群众运动，深刻地影响和带动了相当一部分共产主义青年。他们从根本上改变了青年中“和平共处”和“不惜一切代价实现和平”的倡导者与越南革命胜利的捍卫者之间的力量关系。
因此，他们将国际利害关系提高到了新的程度，使莫斯科和北京方面为彻底背叛革命而必须付出的政治代价变得非常沉重。因此，他们为工人国家官僚机构背叛这场革命的进程设置了障碍。这就是这场运动的主要作用。它获得了圆满成功。越南共产党人同样意识到了这一作用，就像他们意识到美国反战运动在帮助他们革命中发挥的关键作用一样。
第四国际在组织这场支持运动中发挥的作用从反面表明了斯大林化共产党的失败程度。尽管仍然薄弱的革命组织仍能在全世界范围内动员数十万越南革命的热烈支持者，但拥有数百万成员的工会领导人却没有承担起组织抵制“肮脏战争”的武器和军队的责任（澳大利亚工会是一个光荣的例外）。河内方面尽可能地利用了这种反差，这对越南革命有利。
莫斯科和北京官僚机构的失败
对于苏联官僚机构来说，越南内战和中南半岛人民对美国军事干预的坚决抵抗带来了越来越大的尴尬和刺激，官僚机构试图尽快结束这种尴尬和刺激。越南革命及其影响背离了官僚机构“和平共处”的根本战略，改变了在雅尔塔和波茨坦制定的世界势力范围划分，鼓舞和激发了全世界斗争和革命意识的兴起，动摇了苏联官僚机构及其领导下的共产党的权威，帮助了甚至在官僚控制的国家下的小规模共产主义先锋队重建，这些都颠覆了官僚机构的政治设计，威胁到了其重大利益。因此，苏联官僚机构使出浑身解数试图终结这场革命。它的主要做法是，面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每一次新升级都保持被动，并诉诸于以限制甚至威胁停止对中南半岛战士的军事援助为名的勒索。这些压力是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和70年代初以最见利忘义的方式施加的。当帝国主义对南越内战的干预扩大到对越南民主共和国领土的侵略行为时，克里姆林宫没有做出任何回应，甚至没有发出任何警告。因此，它为美帝国主义战争干预的持续升级开了绿灯。当战争延长导致的美国政治危机迫使尼克松转向撤退时，克里姆林宫才进行干预以帮助自己“挽回面子”，而非采取行动以激励新一轮反战运动的兴起和推动这一领域的新斗争。在这两种情况下，中南半岛人民由于这些背叛行为而遭受到生命、物质和时间的巨大损失。
但最终，苏联官僚机构并没能成功扼杀越南革命。它所能做的顶多就是放慢胜利的步伐。
中苏冲突——由世界革命新的兴起及其在中国取得的巨大胜利引起的斯大林主义危机的集中表现——对印度支那战争的展开产生了矛盾的影响。
一方面，通过削弱克里姆林宫对其他共产党（尤其是在亚洲）的控制，通过刺激群众运动内部的分化，以及通过培养一个准备独立于官僚机构行动（即使不直接违背其命令和利益）的新先锋队，这场冲突有助于限制官僚机构反革命干预的效果。越南共产党在政治、社会和军事独立方面的空间扩大了。越南共产党能够利用其相对于莫斯科和北京的独立、“等距”的地位，以避免其物质援助被完全切断。
越南领导人在全世界人民心目中，特别是在共产主义激进分子心目中的声誉和权威如此之高，以至于莫斯科和北京方面都不敢冒着被河内方面公开谴责的风险。这无疑是印度支那革命最终没有像1936-37年西班牙革命那样被扼杀的因素之一。
但另一方面，中苏冲突的加剧，特别是从“文化大革命”的最后阶段开始，以及该冲突日益转变为国家间的冲突，在中南半岛的胜利之路上制造了额外的障碍。这些障碍不仅是后勤方面的，也是莫斯科和北京的官僚机构越来越不愿意在最严格的技术层面上合作向河内运送武器弹药的结果。而且最重要的是外交和政治方面的障碍，这两个官僚机构正在进行一场竞赛，看谁能更快地赢得尼克松的青睐，谁能更多的帮助美国“抽身而出”；印度支那革命的利益并未被考虑在内。
第四国际在这方面采取了有原则的立场，这在客观上，或许也有部分主观上，与越南革命及其领导人的利益不谋而合。第四国际要求，官僚化工人国家的领导人无论分歧如何，在不放弃公开辩论的权利的前提下，达成一项统一战线协议，以捍卫越南民主共和国和印度支那革命。这一呼吁远非反映了官僚机构利益背后的任何一致性，而是表达了对越南战争的阶级性质、对世界革命所涉及的利害关系的认识，表达了向全世界人民阐明这些利害关系的重要性，以及迫使官僚机构的领导人及仍然受他们控制的工人群众党派支持越南革命的必要性。
在战争的第一阶段，主要是克里姆林宫承担了拒绝这种选择的后果；它为这种拒绝付出了代价，即失去了对全世界数十万工人和青年的影响力。然而，在战争的最后阶段，北京方面开始露出真面目。不能忘记，当美国的炸弹还落在越南战士身上时，尼克松应邀来到北京，中国领导人提出了“两个超级大国”处于同等地位和“社会帝国主义是欧亚人民的主要敌人”的论断。
越南战争作为一面镜子再次暴露了莫斯科和北京官僚机构政策的根本特征：见利忘义地将国际革命的利益置于其自身短期、狭隘的民族主义外交不断变化的需求之下。从这个意义上说，越南革命的胜利是莫斯科和北京官僚机构的失败，就像它是帝国主义惨败一样。
越南战争胜利的历史意义
从历史上看，越南革命的胜利及其表现的具体形式，综合了过去二十五或三十年来全世界发生的一切变化。
这场胜利首先表明，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中国革命胜利并打破资本主义对苏联的包围以来，世界范围内资本和劳动之间，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帝国主义和所有反帝势力之间，力量关系的转变。它传达了世界革命兴起的信息，这与1923-43年间的衰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诚然，世界革命的兴起既不是线性的，其性质在世界各地也非同一的。在战后的最初几年后，特别是在斯大林主义和改良主义领导人背叛了1944-48年在资本主义欧洲的革命机会之后，世界革命的兴起是与帝国主义在西欧、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相对稳定下来相伴相生的。自1965年起，从印尼和巴西到智利，许多半殖民地国家经历了严重和血腥的失败，这些都与帝国主义对中南半岛的野蛮侵略以及斯大林主义领导下的反帝运动没有能力在政治上和国际上做出必要的反应脱不了干系。但是，以1968年5月为标志的欧洲工人和革命斗争的新兴起，美国反战运动的兴起，以及古巴和越南革命所激发的新先锋队的出现，反过来又为世界阶级力量关系的转变做出了宝贵的贡献，而越南的胜利归根结底是这一转变的结果。
此外，这场胜利一方面表现了群众和官僚机构之间力量关系的转变，另一方面，作为一种必然结果，还表现了这些机构和在群众运动中摆脱了官僚控制的先锋队之间的力量关系的转变。在这方面，将西班牙内战和越南内战的发展进行比较尤其具有启发性。在西班牙，斯大林主义者和改良派（在与曾为无政府主义领导人的资产阶级部长的勾结下）能够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将西班牙革命的洪流引向旨在重建资产阶级国家的渠道，从而导致革命被法西斯主义粉碎和击败；但在中南半岛，十五年的压力——公开的和隐蔽的，血腥的和“和平”的，军事上的和外交上的——也未能阻止群众推翻剥削者的国家和社会。斯大林主义和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几乎完全控制着世界范围声援西班牙无产阶级的浩大运动，他们得以滥用这场运动，并在实质上迫使它为扼杀革命服务；但反战运动和声援越南革命的运动的力量和普遍性并不逊色，它们在很大程度上逃脱了这种操纵企图。这些运动甚至成为对战争的结果产生了积极影响的普遍独立的因素。
但是，革命胜利的具体形式——春节攻势七年后，阮文绍和朗诺政权在满目疮痍、濒临饥荒的国家的崩溃，强烈支持新工人国家在诞生过程中的官僚化变形的条件——即不是偶然的产物，也不是帝国主义仍掌握的巨大“反革命劝阻”（counterrevolutionary dissuasion）力量的严重后果。最重要的是，它表明了官僚机构对世界工人和反帝运动的控制程度，表明了没有对帝国主义侵略做出反应的大罢工和普遍抵制，没有对群众性革命运动有效的国际性协调，没有一个群众性的革命国际。这是主观因素危机持续存在的表现，即使其形式（至少在一些国家）不如过去严重。因此，归根结底，越南胜利的形式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世界革命的新兴起迄今仍只是局部和分散的，这种新兴起还不足以彻底打破官僚机构在群众运动中继续发挥的保守作用。
越南共产党的性质本身既是所有这些变化的组成部分，也是其反映。面对越南战争过去15年的“资产负债表”（balance-sheet），说越南共产党是一个斯大林主义式的政党，其政策在世界范围内的总体效果是反革命的，这显然是荒谬的。认定越南共产党已经“明确地站在了资产阶级秩序一边”是胡说八道。越南资产阶级用脚投票反对这一荒唐的论断，以至于对正在进行的革命和正在建设的新国家的阶级成分没有任何置疑的余地。
但是，越南共产党明显的既非斯大林主义也非反革命的事实，丝毫不意味着它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不意味着它是无产阶级民主以及苏维埃组织下无产阶级和贫农直接行使权力的捍卫者，不意味着它是明确的国际主义的。认为除非有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群众，否则世界上任何国家、任何条件下、任何时间内都不能推翻统治阶级的政权，这种论点是对列宁主义组织理论粗暴和机械的过度简化。从巴黎公社到南斯拉夫、中国和北越革命的胜利，再到古巴革命的胜利，我们看到在具有以下三个共同特点的党派和团体的领导下，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胜利，推翻了资产阶级政权：客观上的无产阶级政治属性；在决定性时刻做出了有利于革命的选择，从而与反革命战略战术的决裂；以及他们显著的（crying）纲领性不足，以上所有情况都导致了严重的官僚主义变形，除了巴黎公社——在巴黎公社，以上情况导致了迅速的失败。
这种现象，即政党站在工人官僚机构和无产阶级群众中间，站在斯大林主义和革命马克思主义中间的现象，反过来是世界范围内主观因素仍然明显薄弱的结果。归根结底，这反映了发达工业化国家的无产阶级对革命活动的参与仍然有限，反映了社会主义革命在最重要的帝国主义国家取得胜利的滞后，同时反映了世界范围内帝国主义体系的危机和解体仍在持续和加深。但是，在详细说明越南揭示的这一特殊现象的原因时（越南比古巴揭示得更清楚），我们可以同时追溯其历史局限性和克服这一局限性的先决条件：世界革命的新兴起将工业无产阶级置于国际革命行动的中心；第四国际通过发展成由群众性革命政党组成的群众性革命国际，实现建设第四国际的新飞跃。
帝国主义在越南战败后的世界形势
帝国主义在越南遭遇的失败强化了美国反战运动兴起的影响，从而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国际形势：美帝国主义现在没有能力，而且在整个时期内（a whole period）也不会有能力通过大规模派遣军队干涉正在进行的革命或内战来扮演世界资本主义警察的角色。
但任何其他帝国主义大国，从西德或日本开始，更不用说在国家机器和镇压意义上还不存在的“一体化资本主义欧洲”，如今都不能取代暂时衰弱的美帝国主义。其结果不仅是整个世界资产阶级领导权的严重危机，而且是世界力量关系的新的重要变化。自资本主义衰落的时代开始以来，工业化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首次暂时摆脱了外国的大规模军事干预。这一巨大的历史优势应归功于越南人民的英雄主义和革命决心。这是所有革命者对越南革命的巨大感激之情。出于上述原因（这些原因可以追溯到1965年以来殖民地革命所遭受的失败，以及东南亚其他地区革命运动依然明显的软弱性），这种新的国际形势影响在短期内的最大受益者是资本主义欧洲的革命的新兴起，而不是在其他任何地方。
然而，对这种世界局势转变的认识必须。考虑到以下几个因素
最重要的是，这只是一个暂时的改变。从帝国主义已经完全瘫痪的观点出发是不负责任的。帝国主义将试图重建内部政治条件，使其能运用在军事和技术上受其指挥的打击力量。但这需要时间来改变美国、西欧和日本的内部形势。在此期间，社会主义革命的机会大大增加了。如果正在进行或即将到来的阶级斗争最终以欧洲无产阶级的胜利而不是失败告终，那么国际形势将进一步朝着不利于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方向转变。
此外，所涉及的是部分的改变。我们说过，在美国反战运动兴起和帝国主义在越南战败之后，美帝国主义就不能再派遣大批步兵部队来阻止正在进行的革命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不能以其他方式进行军事干预。它仍然指挥着强大的反革命“中继站”（relays），如巴西、伊朗和扎伊尔共和国[2]的军队，由于反革命在这些国家取得了暂时胜利，这些军队至少在一定时期内可以有效阻止邻国的革命发展。如今，还有一种越来越精确和可怕的威胁：对叛乱人民使用战术核武器的威胁。核武器的本质及其使用后果（不仅是物质上的，而且是政治和心理上的）使得这种威胁只能极有选择性地使用。但必须认真对待美国国防部长施莱辛格（Schlesinger）的警告。帝国主义正在为美国在至少两种具体情况下使用核武器反对殖民地革命做公众舆论的准备，这两种情况为：朝鲜爆发新内战，以及犹太复国主义国家以色列面临即将被摧毁的威胁。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种威胁在未来几年仍将局限于这两种情况。
最后，有一种反革命干预武器仍然保持着它的全部效力，而且随着直接军事干预变得愈加困难，这种武器将更加经常地被使用。这种武器就是经济压力、金融扼杀和饿死革命的企图。对一些半殖民地和帝国主义国家来说，这种武器的心理和政治影响甚至比其直接的物质影响更可怕。国际主义者有责任让国际工人阶级和世界人民做好准备，学会如何应对这种武器，因为使用这种武器不会像野蛮轰炸或出兵干涉那样引发大规模和自发的反应。
世界革命各部门（sectors）的相互作用
客观上，世界形势的这一变化加强了世界革命重心向工业化国家转移的趋势，增加了城市无产阶级在半殖民地国家革命中的分量，并加速了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革命向接近1917-23年革命“范式”的形式的回归；第四国际第九次和第十次世界大会（1969和1974年）通过的政治决议指出了这一趋势。
帝国主义在越南的失败，欧洲工人斗争的新兴起，资产阶级领导层的世界性危机，国际资本主义经济的普遍衰退，以上这些新的国际形势结合在一起，为一众欧洲国家，即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法国乃至英国，几乎同时出现的革命形势的发展创造了异常有利的条件。我们还未到达那种程度，但这一天已不再遥远。在巴黎公社成立一百周年之际，我们曾预言欧洲再次出现工人委员会的时刻即将来临，葡萄牙发生的事件已经开始表明，我们的这种预言并没有过度乐观。
我们所有欧洲部门都决心在工人和青年日益高涨的斗争浪潮中，推动群众日益广泛地采用自我组织的形式，如罢工者大会，对这些大会负责的罢工委员会民主选举，以及它们的地方、地区、全国性协调；我们的决心已经取得了成果，并将在未来取得更大成果。即将面对欧洲革命危机的工人阶级与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工人阶级截然不同。这种不同不仅在于其力量、自信心、技术和文化，还在于其关注点、需求和意识水平，继而在于其从官僚机构中解放出来并走向自组织的最高形式——苏维埃——的能力。
托洛茨基主义组织向群众性革命政党的转变与双重权力状况的出现密切相关，因为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改良主义和革命道路之间的选择才不再是现实和理想之间的选择——现实选择有众所周知的优缺点，理想选择虽然可能很有吸引力，但没有立竿见影的分量而且变成群众日常实践经验的问题。
以工人委员会为基础的，更接近俄国和德国无产阶级革命“范式”的革命形势的重新出现，将对世界革命的其他部门产生深刻影响。在半殖民地国家，它将激励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阶级独立性的发展，铲除斯大林主义启发的“前沿主义”（frontist）意识形态和经验的根基，从而降低这些国家的革命中官僚主义和民族主义变形的风险。在这方面，安哥拉的情况非常典型。毫无疑问，正是殖民地群众的革命运动对萨拉扎尔·卡埃塔诺（Salazar-Caetano）独裁政权造成了决定性的打击，进而引发了葡萄牙资产阶级军队的解体进程，而葡萄牙革命的进展反过来又对安哥拉的革命进程产生了影响，激励城市无产阶级的自我组织和自我防卫。从这个角度来看，安哥拉的革命进程已经上升到了撒哈拉以南非洲（Black Africa）迄今为止的最高水平。
欧洲帝国主义国家双重权力的形势的发展，甚至其中一个或几个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都将对美国的革命动态产生同样深刻的影响。将“社会主义”与“压迫”和“暴政”等同，与减少广大群众的政治和个人自由等同，这并不纯粹是帝国主义宣传的产物。在20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初，美国无产阶级显然完全没有接受这种等同，尽管资产阶级进行了同样坚决的、甚至比今天更歇斯底里的反共宣传运动。这种等同既是斯大林主义的产物，又是美国民众对官僚化工人国家政治现实认知的产物。工业化国家出现了一个没有斯大林官僚体制缺陷的“模范”或者工人国家和计划经济，这将为美国无产阶级征服（conquest）最高水平的政治阶级意识做出巨大贡献。
无产阶级革命在资本主义欧洲的突破同样能够改变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局势，这些国家正收到日益严重的社会和政治危机的冲击。但是，苏联无产阶级在政治上的被动性是这场危机向一场胜利的政治革命发展的主要障碍，这场革命将保存和加强十月革命的成果，并为国际性的向没有压迫和社会不平等的社会主义社会加速发展开辟道路。而缺乏全面的政治愿景（perspective）反过来又是苏联无产阶级政治化的主要障碍。
苏联无产阶级痛恨官僚主义的统治。他们不想回到资本主义，因为目前的资本主义危机——帝国主义国家的1700万失业人口——不会让苏联工人改变主意。因此，他们只能在个人生活中寻求庇护，偶尔试图捍卫眼前的利益。资本主义欧洲革命性的突破，将社会主义的形象（image）从官僚独裁的诋毁中解放出来，并为“官僚独裁还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困境创造一个切实可行的替代方案。这将加速苏联无产阶级的再政治化（repoliticization），防止克里姆林宫在东欧进行任何新的反革命干预——如同粉碎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革命的那种干预，并激励“人民民主国家”和苏联的政治革命胜利。
欧洲正处于工人委员会的分水岭，世界正处于国际革命新飞跃的分水岭，第四国际正处于一些国家群众性革命党派发展的分水岭——这就是越南革命为革命者带来的机遇。让我们抓住这个机遇，它不会永远伴随着我们。
[1] 印度支那，即Indochina，由于“支那”一词具有贬义，在指代地区时都替换为了中南半岛，指代战争时按专有名词保留了原来的翻译。这里的印度支那战争指法国和美国对中南半岛发动的两次战争。——译者注
[2] 刚果民主共和国在1971-1997年间的国名。——译者注
感谢 先知在1917 收集及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