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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社会主义的神话
﹝比利时﹞欧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
1988年
短尾鸟 翻译；启仁、萨文科夫Eruiz 校对
我们必须得感谢亚历山大·诺夫（Alec Nove）把辩论的焦点保持在根本问题上，这避免了顾左右而言他和纠结细枝末节[1]。我们的辩论并不涉及确保相对欠发达国家实现快速经济增长和增进社会平等的最佳策略。它的目的不是寻找苏联和东欧官僚管理下的经济日益失灵的原因以及这些国家的未来；也不是确定如何与西方资本主义决裂，或发现一些能够指导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普遍规律”。我们的争议仅围绕两个问题：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即由自由地联合起来的生产者所统治的社会，在其中商品生产（市场经济）、社会阶级和国家已经消亡——是否可行（feasible），以及它是否可欲（desirable）——这是使最广大人类在最大限度上可能获得解放和自我实现的必要前提。我对两个问题的回答都是肯定的。诺夫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明确的“否”，对第二个问题则是相对犹豫的“否”。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提到的其他问题不重要，也不代表它们与关于此时此地（bic et nunc）在东西方应该给予市场机制多少相对权重的辩论无关。“马克思式社会主义”（Marxian socialism）（一个不生产商品的社会）的坚定拥护者很有可能在后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个特定阶段支持扩大而非限制市场机制，就像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托洛茨基所做的那样。我们稍后会回到这个问题。但这与一个没有商品生产的社会是否既可取又可欲的问题是不同的。如果我们不先解决这个问题——即社会主义者努力的目标的问题——我们就会发现，自己处于路易十八复辟时期的内阁成员切利公爵那样的不幸境地：他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但绝对坚定地认为他会到达那里。
诺夫在他的文章中首先谈了苏联经验的教训。他写道：“曼德尔问，使用从苏联经验中汲取的证据是否合适？是的，有一些特定的俄罗斯或苏联因素——落后的‘官僚劣政’（bureaucratic misrule）。但是，有一些教训可以学习，涉及（例如）规模复杂性，局部利益和总体利益之间的冲突，计划完成指标，投资标准，理论和实践中的价格，劳动激励，农业规模经济的负效益，用户需求对计划和产出的影响，地方政策的作用等等。虽然苏联在处理这些和其他问题（包括环境污染）方面的表现可能留有许多值得改进的地方，但如果预先将其归类为“非社会主义”因而忽略了这些（苏联的）经验也是愚蠢的。”（第99页）
没有人会认真地主张说由于苏联不是社会主义——即它没有产生一个无阶级社会——就应该“忽略”苏联经验。[2]相反，人们应该最仔细研究这种经验，哪怕只是为了试图避免官僚管理不善使苏联经济社会陷入的诸多陷阱。我们与诺夫在这方面的分歧主要在于，他想从苏联经验中得出的大多数教训都必须在苏联相对落后、孤立和官僚主义管理不善的框架内看待。
问题在于确定苏联经济的缺陷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中央计划原则”本身造成的，以及又有多少成分是落后和官僚专制的产物——后者本可以在更成熟的条件下得到避免。举一个例子：苏联著名的排队现象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中央计划”不可避免地导致的稀缺性流动造成的？以及与对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投资相比，对运输、分销和农业部门投资的忽视在多大程度上是错误决策的产物?这种投资不平衡既在经济上不合理，也不由中央计划自动产生。相反，它证明了不成熟、错误、不平衡、“无计划”、不连贯、浪费的官僚主义管理不善。它可以、并且将要在国际层面上，于成熟工业化国家的工人管理的民主集中制度中被避免。
这完全不是出于某种“社会主义”（当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和偏见而反对借鉴具体经验的论点。恰恰相反！但这是一种支持利用世界上最发达国家——而不仅仅是苏联——的消费者和生产者行为的庞大的统计数据，以预测一个社会主义世界中可能的行为模式的论点。事实上，我们认为情况正好相反。在关于社会主义“可行性”的争论中，所谓市场经济（包括“市场社会主义”）的“永恒”优势的拥护者表现出顽固的教条主义，对经验数据越来越视而不见，把越来越不相关的趋势（无论是过去的还是更落后的经济体的趋势）与过去四五十年先进经济体的真实情况对立起来。
这让我们引出了诺夫论点的另一个“回旋镖”效应。他认为，“不受监管的市场可能会导致的大规模银行破产和失业是浪费性的错误记录方式。这就是为什么（除其他原因外）我与‘芝加哥学派’理论家和那些感染了私有化疾病的人开展辩论”（第103页）。但是，为什么诺夫对两百多年来试图“监管”市场的经验不屑一顾，而所有这些都未能防止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以及周期性的大规模失业？自1825年以来，我们在所有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西方国家至少经历了21个商业周期，现在已经是第22次了，为什么他还要躲在“不受监管的市场可能〔！〕导致……大规模失业”这一充满歉意的辩解公式后面呢？强烈坚持需要从西方世界160年“真正的”国际市场经济中吸取教训，这在逻辑上是否前后矛盾？
“市场管制”的局限
没有任何市场经济体可以躲得过周期性经济灾难，诸如大规模的银行倒闭（资本和生产设备的大规模的破坏∕贬值）、大规模的失业、周期性的生活水平下降和人民道德痛苦的周期性增加，这些事实当然都绝非偶然。它们都与这种市场经济的本质密切相关。
为市场生产就是为不可知的（unknown）客户生产， 数量不可知，财务结果不可知。诺夫认为这与事先还是事后根据公认的社会需要分配现有的全部社会资源无关。至少可以说，这种主张让我们觉得很奇怪。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难道不是无论生产还是消费的各个单位都无法先验——即提前知晓彼此的决策吗？但是（话又说回来），汽车厂的车轴生产单位难道不能事先确切地知道工厂计划生产多少辆汽车需要多少个车轴吗？
当亚当·斯密和其他古典经济学家坚持认为市场“看不见的手”使供需平衡可实现时，他们暗示这总是发生在事后（post festum），即后验（a posteriori）。如果自由形成的价格不是“经济主体”改变其行为的信号，那么对于那些鼓吹市场经济的人来说，它们有什么用处呢？ 但行为的改变意味着需要纠正以前的决定 （改变生产数量，调整其质量或产品束，转变生产技术，改变劳动力/固定资本输入的关系等）——也就是说，它意味着先前做出的决定具有基本的不确定性。
诺夫表示，汽车工厂的最终产品毕竟是一种商品，它必须通过市场出售，且其销售量具有不确定性。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这个明显的事实非但没有削弱它，反而巩固了我们的观点，即资源的先验和后验配置之间——或者说，有人更倾向于的说法，即直接配置和市场决定配置之间——的基本区别。如果汽车销量从200万辆下降到 150万辆，市场则会重新分配资源。但市场不能强制为150万辆汽车生产 100万个车轴或700万个车轮。在工厂内部，起作用的不是市场，而是技术系数。资源的分配依据生产x辆汽车的决定自动而严格地流动，而不会随着部门间的“销售数字”或“利润”而波动。站在整个社会的层面上，有意确立的优先事项同样在以一种先验的原则进行分配。 而从不确定性来看，经济周期波动不可避免。你无法在减少产量或引入革命性的生产技术[3]时而不造成失业。你不能在引起价格（利润率和利率）突然急剧下降而不导致大量破产。所有这些因市场不确定性而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弊端被私有财产和竞争而得到极大增强。它们使得超调（overshooting）不可避免。超调又会放大波动的程度。
没有一家商业公司能够负担得起从“公共利益”或“社会红利”最大化的角度来行动的成本。在竞争的压力之下，“形势好的时候”所有人都被迫增加投资（即当市场和利润似乎在扩大时），同样地又在危机爆发的时候减少投资，而不考虑这种行为对整体经济的影响。所以我们定期地从“太多”投资（接近充分就业、经济过热）转向“太少”投资（大规模失业）。“市场管制”（market regulation），即公共部门的干预，在两种情况下可以抵消这些波动。其可以在危机发生之后启动干预，在这种情况下危机无法避免，且只能限制其持续的时间。只有当公共投资在总投资中占很大比例——而且还在不断增长——并且公共部门基本上不受商业周期后果的影响，也就是说，只有公共部门本质上是非市场性质的情况下，这种调整才能有效。这第二个选择是通过在私人投资衰退之前就增加公共投资以防止失业等问题的产生。但除了这种行为对整体经济的黑天鹅式影响外——除非私人投资已经达到其边际——不可能对私人投资衰退的规模和时机做出准确预测，这正是因为它是从真实不确定性中产生出来的。
因此有效的“市场监管”是不可能的：理论分析证实了历史记录。想要维持相当规模的市场在避免大规模失业和大量破产的同时维持经济发展，无异于脚踏两只船。
社会的优先项和有限的资源
由于总资源总是有限的，任何公共部门或出于非市场目的使用限制了它们以市场为导向的生产的可用性。现在诺夫表示“卫生、教育、（公共）住房、邮政、城市公共交通、环境保护、供水、街道照明和保洁、公园等都不属于（也不应该）出于赚钱的欲望而被提供”（第102页）。如果添加——正如人们应该添加的——文化和信息（通讯） 服务以及基本的食物和衣服到这份清单，那么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工业化国家中，这些项目已经覆盖了70%到80%的民用开支，无论如何，留给市场关系所支配的只剩下了一个很小的经济部门。我们坚信由于社会和心理压倒一切的重要性，故应将基本的食物、衣服、人人享有的平均住房以及文化产品，包含在这些产品和服务的清单中——其分配应基于使用价值形式上的需求满足，并且应与货币∕市场脱节。
几千年来人类一直生活在饥饿，危险、疾病、流行病、自然灾害的阴影下并且担心他们基本需求的满足会突然灾难性地减少。只有两种完全不同的经济方法可使得他们的需求长期得以保证：要么通过个人斗争积累大量（财富）金钱，要么通过一种社会组织结构，自动保证每个人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而不依赖于他们的个人处境和努力。第一种方法促进社会行为（包括社会价值观，如果有人想用这个词的话，还包括社会风气）基于竞争、利己主义、侵略、社会生活中的普遍腐败（以权谋私），日益疏远，简而言之，是一场激烈的竞争。它不仅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正确的，而且还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达到了顶峰。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小商品生产中也是如此。同样也肯定适用后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例如苏联、东欧和中国，这些国家惊人地证实了这一点。只要物质条件不允许激进地消除市场和货币关系，这可能就不可避免，但毫无疑问作为一种社会梦魇它会给数百万人带来巨大身心痛苦[4]，并且导致日益严重的社会混乱和全球危险。
此时，“天启四骑士”——核武器毁灭生命；生态系统和生物圈的破坏；第三世界的饥饿；“二元社会”导致的北半球的大规模贫困的受害者——正在扼着我们的脖子，人类根本无法承受像现在这样的强度下的竞争和攻击行为。因此社会也在反方向上促进一种合作、团结和普遍适用的道德规则（ethos），首先是彻底裁军，它已成为一项人类物质生存的必要（sine qua non）条件。合作（如社会主义）或野蛮与痛苦，在人类崩溃的边缘之际，这两种选择摆在了人类面前。要么你可以相信通过促进全球合作的达成确立起对共同道德的尊敬，无衣食之忧，冻饿之虞，但这是乌托邦中最糟糕的一种。要么你也可以相信通过贪婪、竞争以及个人的奋斗来保证需求的满足，于此同时促进日益增长的合作、团结和尊重普遍道德规则，但这又是一个脚踏两只船的例子。
在谈到生产者个体主动性时，诺夫也提出反对市场机制的社会性优先论点：“任何公民或公民团体都希望，冒着一定风险而提供的自认为被需要的商品和服务，原则上应当自由地从事以下的行为：能够获取所需的物质手段，并且做得成功的话还要能获得相应的利润。这应该是他们作为生产者（as producers）的权利和自由的必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警察”也无法侵犯它们。如果有关的商品和服务在公共部门内令人满意地提供，就不存在有利可图的机会。（第101–102页）令人相当惊讶的是，在经过两百年的社会主义对雇佣劳动的批评之后, 诺夫现在依然遵循着新自由主义的信条（credo）未能在各种机制之间建立明显的联系，使“自由企业”以一种令人（即少数而正在衰落的一些人）满意的方式运作。[5]
资本主义下有着高技术和雇佣劳动力的“自由企业”的真实历史，并不是越来越多的人获得“必需的物质手段”的历史。相反，这是一部越来越多的人被迫与自己创造生计的“必要手段”进行分离的历史，首先就是同土地的分离。为了少数人的利益且依赖雇佣劳动的“自由企业”，是通过破坏为多数人利益服务没有雇佣劳动的“自由企业”而建立起来的。在这一经济机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产品的私人占有和收入的再分配的具体规律——之前，使大规模雇佣劳动力的再生产正常化之前，这是由暴力、战争、征服、掠夺、抢劫、海盗行径和广泛的压迫实现的。用经济强迫代替直接物理暴力并不会改变这一过程的不公正性质，更重要的是，如果没有定期物理镇压的干预，经济强迫的行为本身就无法持续运作。
过去是如此，未来也是如此。在一个社会主义化的社会中，如果没有针对大量生产者的经济和政治强制，就不可能大规模地重新引入真正的劳动力市场，更不用说建立社会主义联邦了。只要这些都是保证足够的消费水平——所有基本需求的满足和日益增长的舒适和文化——就没有相应的途径和动机将提供‘必须的物质手段’给使用雇佣劳动的资本主义‘自由企业’家，这些个体的企业家绝不情愿自己去亲自劳动。
不需要“社会主义警察”来确保这一规则运行。在一个社会主义联邦中，一个社会制度和价值观的总和当然会强烈地使人们反对追求个人财富。但是，最有力的保障将是自由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对所有生产制造生产资料的生产单位的实际权力，他们的先验（a priori）决定保证所有人都能获得一个体面的最低收入（消费水平）。潜在的资本家将必须提供远远高于所保证的年收入的工资。不会有很多聘请（offers），也不会有多少人会接受。只有当你摧毁了绝大多数人免于匮乏的自由，你才能保证少数企业家拥有大量雇佣工人的自由。
这是“多数人的专制”吗？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这样称呼它，从少数人的角度称它多数人的统治为“专制”。但是，同资本主义对失业者和穷人所施加的困难相比，潜在的资本主义企业家（the would-be capitalist entreprenuers）所面临的“困难”至少温和许多。他们也会享受到有保证的消费标准，但他们需要放弃一些额外的奢侈品。他们还将掌握越来越多的空闲时间，将它用于他们希望参与的任何形式的个人或合作活动——包括生产活动。由于雇佣劳动制以其和破坏性和毁灭性的逻辑，给更多的人带来了更严重的困难，“多数专制”与包括市场专制在内的其他“少数专制”相比，在寻求公正社会方面显然更加合适。
金钱、消费者满意度与社会优先项
诺夫坚持认为，市场关系只有在社会公共服务和一些同类商品如水、电力等方面才能被消除（第102页）。他忽略了我们的论点，即对于所有需求弹性趋近于零甚至变为负值的商品，它们同样会消亡。事实上，虽然有数十种面包，或成百上千种类型的袜子，但根据现有的统计数据，这些商品的整体消费并非难以预测。如果他们的产出不再是为了利润，而是基于消费者的选择和订单——以及公开的质量控制——为基础，其结果将是实现比当前市场体系下更好的消费者满意度和多样性。我们可以给出很多理由，我们将集中讨论其中的几个：
首先，在商业系统下，分销成本以牺牲消费者利益为代价被人为地抬高，原因是各种中间商在其中增加了自己的利润空间，而广告成本——其结果往往是误导、操纵和挫败公众——也被强加给消费者身上。最近，比利时酒店、餐馆、咖啡馆和酒吧贸易协会（HORECA）承认，在一杯售价为35法郎（约合1.00美元）的咖啡中，实际咖啡的价格只有0.5法郎，即1.5%。减少在该部门工作的物质支出和消费者收入方面的分销成本，将有可能大幅增加分销单位，使个体消费者更容易进入这些销售出路。
第二，在利益体系下，决定是否生产一件商品的不是平均成本，而是边际利润（margin of profit）。诺夫轻率地讨论了《新左派评论》的出版问题——即新闻自由——它“需要获取和使用以及有替代用途的材料投入和生产手段”（第102页）。但是，如果国家今天可以先验地决定将其资源的6%用于武器的生产和管理，或者在诺夫的“市场社会主义”中集体决定将x%或y%的国家资源用于教育、卫生、公共交通、公共住房等，为什么要让市场来决定分配多少资源给自由而多样的媒体？为什么社区不能先验地决定投入可用资源的0.5%、1%或1.5%，以确保有足够的印刷店、印刷工人、新闻纸和报摊，为每一个固定数量的消费者提供日报、周报、月报，他们所选择的媒体，其数量远低于目前商业环境下的媒体数量，以便使新闻的多样性（多元化）比今天更高？另一种选择恰恰是通过集中控制，由大资本、国家或两者共同控制，不断削弱新闻自由。几年前，市场体系对新闻自由的影响在法国得到了不祥的阐释。世界上最大的报纸之一《世界报》（Le Monde）的印刷量下降了不到5%，却有可能使100多万人失去他们喜欢的日常阅读。这真的是确保消费者选择多样性的最佳方式吗?。
第三，在以利润为导向的市场生产之下，垄断或寡头垄断的公司往往喜欢用一种可以增加利润的商品的产出代替另一种商品，无论消费者的偏好如何或第一种商品仍有利可图。因此，消费者可能会看到自己失去了一种想要的商品，仅仅因为它已经不再被生产出来了。这是从唱片到光盘就已经发生的事。
相当重要的是，无论是诺夫还是其他任何的“市场社会主义”的支持者都没有讨论对市场竞争不可避免的趋势——即导致垄断——做出太多评论，这反过来又导致垄断组织之间在更高水平上的竞争，这反过来又导致更大的（今天基本上是跨国的）垄断组织。自工业资本主义出现的四百年以来，资本不断浓缩和集中的过程一直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这种“实际存在的市场经济”的实践经验能被轻易忽视吗？一旦基本的需求得到满足，市场关系就能确保一个更富有的社区拥有更大的消费者主权的观点是不正确的。事实恰恰相反。
诺夫一次又一次地指出：“钱……提供了一个不可或缺的测量杆，来评估……欲望的强度”（第103页）。但真的是这样吗？即使从个体的角度来看，至少也可以说这个命题是可疑的。如果一个人把额外的收入花在更奢靡的假期而不是为孩子买一架钢琴，这是许多因素作用的结果，其中不同商品的生产成本起了相当关键的作用。
如果这个命题在微观经济层面上已经很可疑了，那么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看，它是完全错误的。只要购买力——总需求——分配不平等，产出就会流向资金更多、利润产生更快的地方，而不是需求更强烈的地方。当然，没有人会认真地说，人们对第二套住房的需求会比无家可归者对住房的需求更强烈。然而，第二套住宅（和豪华住宅）正在大规模建造，而在富裕国家仍有数百万无家可归者，更不消说世界其他地方了。那么，第三世界饥饿的人们对食物的“强烈需求”，以及西方富裕的中产阶级对第二台电视机或家庭电脑的需求呢？然而，人们正在通过市场机制投入的资源来更多满足后者的需求。
如果这个主张在宏观经济角度是错误的，那么从宏观社会的角度来看，它就更错了。因为宏观社会将市场强制施加的某些分配选择的所有社会成本及其对各种同时存在的需求的影响进行了汇总，即提出了社会优先事项的问题。在这里，金钱不是一个理性的衡量杆——除非我们接受货币“成本-收益”分析的终极非人道逻辑，通过计算成千上万人未来资本化的“收入”（包括那些未来职业仍然未知的儿童），来计算他们的生命和死亡的“价值”。
在这方面最具破坏性的例子是私人汽车，它作为家庭和工作场所、家庭或购物中心之间的交通工具，是一种巨大的经济浪费。[6]数以千万计的汽车每辆有四或五个座位，但只运输一个或两个人，每天不运行超过一到两个小时，阻碍我们的城市八，九甚至22小时，即使不是完全瘫痪也会使交通越来越慢，同时排放出的废气也在污染城镇和农村。此外，这支不负责任、不专业的车队还是一种大规模杀伤的工具，其规模堪比大型战争。事实上，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世界范围内被汽车杀害和致残的人比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还要多！[7]
不过从宏观社会的角度来看，最好的是让所有城市的道路有小巴士车队经过，也就是说，每三分钟都通过一辆，这将保证所有乘客获得舒适的座位、在解决停车问题的同时污染也可以降低到今天十分之一的水平——尤其是如果他们使用的是电动巴士的话——同时不是也能减少能源消耗吗？如果对所有公民都免费，即社区预先决定将其可用资源的2%或3%用于保证给所有人提供免费服务，那么这种满足需求的制度难道不会跨越所谓的“占有欲本能”吗？在这种情况下，有多少人仍然会购买私家车和自费加油？你不需要任何“警察”来“禁止”这类购买。消费者的成本比较对大多数人都有帮助，禁止停车的停车罚单也会有贡献。
即使这是伴随着生产公共汽车和私人轿车的规模不经济，即使公有工厂微观经济比今天的私人汽车公司效率要低——这是一个我们认为根本没有得到证实的假设——从根本上的总体结果来看，减少每天所带来的疯狂固定污染，仍然意味着物质资源和人类寿命的巨大节约。消费者满意度，即需求满意度，将会上升。金钱所扮演的角色与通常认为的角色完全相反：它是一种遏制力，而非兴奋剂。同样：任何“市场社会主义”的残暴倡导者，有什么权利禁止一个社区通过多数投票决定支持这样一个自由、舒适和高效，以很大程度上分散的公共管理，不需要任何金字塔式的官僚机构或管理难度肯定远低于今天的巨大垄断组织的公共交通系统？
Utque Tertium Datur!第三条道路！（拉丁语）
诺夫认为，除了官僚集权和“市场社会主义”之外，还有一种可行的、令人满意的替代方案，他拒绝了“第三道路（Tertium Datur）”，理由是资源（主要是物质投入）的集中分配在当代经济中是不可避免的：“即使非常简单的产品也需要大量的有时高度具体的投入，以及如何确保代表会议就成千上万项投入中的每一项都就投入产出达成一致性，而没有一个金字塔式的权力分层结构——除非投入可以被购买因而金字塔变得不必要？唉，没有‘第三条道路’。”这只是回到起点，好像以前的讨论根本没有进行过。
首先，市场并不会自动导致“投入——产出的一致性”。产能过剩和短缺会周期性地同时存在。后者爆发成繁荣，前者发展成萧条。两个世纪以来，“实际存在的市场经济”联系在一起的经济波动，证明了 “投入产出”极大不一致性。
第二，“成千上万”的投入中的大多数并不依赖于价格的波动。“购买”只是形式的，而不是决定好的选择。投入是依赖于先前建立的技术规格按订单进行的，通常没有任何价格竞争。只有在严重故障（质量差、不尊重交货时间、公然过度收费）的情况下，才会出现严重争议。
第三，资源的中央分配——这确实是不可避免的——与细节分配（detailed allocation）并不相同，就像去中心化的分配也同通过市场的价格波动而形成的分配方式完全不同。诺夫没有回答我们的论点，即明确的自我管理是完全可能的。一个国家（或国际）代表大会只能民主地决定国民生产总值的哪一部分专门用于大约20或30个关键的工业——社会部门，在不同的连贯的投入——产出变体之间进行选择。[8]然后，它将更详细的规划，比如在钢铁、皮革或教育领域，委托给聚集在其他大会上的这些行业和服务的代表（包括消费者代表）。然后，这些机构会将更详细的决定委托给区域、地方和企业理事会。对有限资源的替代需求既不被忽视，也不被隐藏。他们在不同的层次上民主地决定下来。这些机构并没有产生严格的等级结构。这明确保证了生产者/消费者的主权，即自我决定权，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反对盲目的市场力量的暴政和傲慢的技术官僚的暴政。这肯定是完全可行吗？[9]这会导致过度的政治化吗？也许会。但是，但是，在一个政治多元化、媒体自由接触、持续宣传和公共控制的自由社会中，政治化的后果肯定比大规模失业或官僚管理不善造成的巨大浪费要小得多。
诺夫对“市场社会主义”必要性的信念部分源于在复杂的现代经济中，公民的自我管理是不现实的。但是，诺夫并没有考虑到社会主义者关于自我管理的论点预设了的附加的（ancillary）社会条件：免费提供高等教育，大幅缩短每周工时，在生产者和消费者群体中传播信息技术，广泛使用的信息媒介。意见和利益之间的冲突无疑仍然会出现，但这也是社会主义者必须致力于多元民主的原因。
如果我们回到剥削的基本定义——“制度化的不平等”，这个问题就会变得更加清晰。“市场社会主义”的支持者普遍承认，市场会系统性地产生不平等。事实上，在今天的苏联和中国，市场化的倡导者们都宣称不平等的必要性，他们的资历甚至比诺夫还差。归根结底，剥削意味着许多人必须长时间工作，以便少数人可以消费更多，生活得更好。大多数人必须被哄骗着才能被剥削。如果他们逐渐看穿了哄骗，他们就必须被强迫着。如果他们以反抗“纯粹的经济”胁迫而告终，那么他们就必须被经济外的胁迫所说服。国家就是服务于剥削而产生的。所以我们可以以一个警告来结束。一些人选择了“市场社会主义”是出于更大程度上对官僚主义的厌恶。但他们注定最终将国家重塑为一种与人民分离的镇压手段。那些相信商品生产的消亡是乌托邦式幻想的人，将会发现自己被迫得出结论：国家的消亡也是乌托邦的幻想。
论人类自由
现在，我们又回到了辩论的核心位置。我们的论点是，这本质上涉及的并非最大的经济效率（这是否可测量，如果不比经济学家通常提供的更精确的定义？）而是最大可能程度上的人类自由，或从外部强加给个人的限制中解放出来，无论这些限制是经济的、政治的或社会文化的。这是一场关于将自决（self—determination）作为人类生存目标的辩论。
不言而喻的是，如果不满足人类的基本需求，自由和自决是不可能的。因此，经济效率作为一种不加区别或歧视地保证满足这些基本需要的手段，在这个概念框架内是完全有意义的。但是，将它作为人类的永久性目标，放置在其他的考虑和动机上，它会变得不理性，越来越弄巧成拙。
所以真正的辩论转向这个更明确的问题：一旦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不论个人和社会成本，最大的经济效率这一目标是否还应该统领其他一切的目标，还是应该服从其他目标如：彻底减少工作周（成年人整个的工作时间）、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区分度的减少、创造性休闲时间的急剧增加、保护自然环境、同身体和精神疾病的斗争等？
那些主张这一切都是乌托邦的人，实际上是在说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人类都注定屈服于“客观的经济法律”和社会的不平等的暴政之下。他们补充说，拒绝接受这些限制将导致不可接受的低需求满足水准。这只是原罪迷信的一次重复。与这种偏见相关的是经济人（homoeconomicus）的神话，它只是试图概括竞争性资产阶级（无论大资产阶级还是小资产阶级）在人类历史上一个相对接近的历史时期内获得的行为模式，并试图将其当成人类存在的所有时间和空间之内的普遍行为模式。这种论点没有科学依据。
“马克思式社会主义”，正如诺夫和我所理解的那样，它只意味着：将自由联合起来的生产者从根据某些“永恒的经济法则”使用人力和物力资源的义务中解放出来。在这个社会中，这些生产者∕消费者自由地决定他们的优先事项、社会和经济事务。如果他们想放弃第二台电视机来换取更多的休闲或更不费力和不那么单调的工作，他们有完全的权利这样做。没有人应该向他们决定这些偏好，无论是市场，专家，科学家/哲学家，有魅力的领导人，还是政党。历史已经证明，这些人都不是无所不知的。但他们应该有权根据自己的意识和敏感性，自由地做出这些决定。这是人类自由的全部意义所在。这也是社会主义计划的全部意义所在。
[1] 所有涉及亚历山大·诺夫的部分都来源于亚历山大·诺夫的《市场和社会主义》，《新左派评论》第161期，1月-2月，1987年，第98页-第104页。
[2] 一个人是否要坚持经典马克思主义者（甚至前马克思主义者）关于社会主义是一个无阶级、无商品生产的社会的观点，或者一个人是否应该采纳将社会主义等同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消失的“还原论”的定义，这些已经在我们的文章《官僚制和商品生产》（《第四国际》，第24期，1987年4月）中被解决了。
[3] 顺便说一句，这些几乎意味着中期和长期的产量的大幅增长必须要以平均利润率来出售。因此任何关于（商业周期）危机的理论都具有双重的本质，不仅仅是价值（劳动力数量）的流动和结构，还有由产生的货币需求（购买力），以及它们之间的比例（或不成比例）关系。
[4] 《周日时报》，1988年2月28日，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林准的话，1987年有5200个妇女拐卖犯人被审理，比上年增长了150%，而且这个数据只代表了一小部分。所以在市场社会主义之下也有着白人式奴隶制，并且有增长的趋势！这是否令人很惊讶：人均月收入只有20英镑的贫困地区，但是年轻女孩儿卖淫的月收入却可以达到5000英镑？
[5] 我们只想强调，独立的企业和生产者现在在美国、英国和瑞典已经下降到职业人口的10%，而在其他几个国家也已经下降到15%。
[6] 私人汽车是人们用来休闲的自主（自由）的工具。但是这一功能可以通过一些非私有的汽车来满足那些真正需要的人。这样做也会使得宏观上资源的节约。
[7] 一个全面且精彩的关于私人汽车的社会主义者的批判参见我们的朋友Winfried Wolf 的巨著：《公路和铁路》，汉堡，1987。
[8] 即使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关于这些社会优先事项是如何强加于自己的问题，在西欧12个国家目前为“1992年自由共同市场”所做的准备中得到了惊人的揭示。除其他事项外，他们还关注制定300项“内部市场指令”管理着3.5亿人的日常生活和商业，涉及诸如兽医控制、化妆品、杀虫剂、起重机、水量、轮胎胎面深度、卡车重量、玩具安全、人寿保险、汽车尾气、石棉污染、移动电话、割草机噪音、保险法规、教育资质等不同现象。
[9] 计算机时代——即第三次技术革命——极大地便利了工人的管理：“在一家制造厂，你突然掌握了机器操作员手中的信息；它不再是等级金字塔上属于第二到第三级人士的专利；Eberle先生（Proctor&Gamble保洁前制造业副总裁）说：“在信息落入工人手中之前，一级主管没有意识到这信息的重要性。然后他们对此发出了巨大的抵抗。”（《国际先驱论坛报》，1988年2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