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者每谓孙中山终身除鼓吹运动外，无所事亦无所能，建设政策非彼力所能及。惟吾人观孙氏近数日在广州对于关税问题之行动，则知上说之不足信。而孙氏之办理外交，颇称得法。此次主其事者，固为孙氏之左右，然孙氏知人善任，有不可没者。孙氏致电英国工党领袖——即下议院反对政府党领袖麦顿纳君——同时派干员赴香港与港督接洽，其机敏诚不可及。麦君得电，必有所表示，或在议院中辩论，或提出质问，使英外部对于此事，不得不公开办理。工党刻在英下院最具势力，而麦氏又为极有胆识之人，吾人行见该党在议院以此问题表示其力量，盖无疑义矣。
　　“孙氏之举动，不但使关税问题不能不解决，且揭穿外国之炮舰政策，已不适用于今日之时代。广州沙面停泊近二十艘之外舰，匪独不呈表示列强之势力，适足以自暴其无能。盖粤人对之，只须重演海员罢工引起之活剧，即足以制香港之死命。香港之仰给于广州，犹旅华外侨之倚赖其华仆。列强今日或用二十年前之手段，然其激起之反响，将与昔大异。吾人逆料此种手段之末日已至，盖今日再用此种手段，不独为过失，在本案情形言之实几近于罪恶。三年前规定以关税全部收入十三分之一拨归广州政府之办法，既经认为正当，则此种办法在今日仍属正当，此孙氏之理由，不可谓不充分。外人对华政策，受去年香港罢工之教训，而竟不知广州操有足以推翻英人在中国南部之利益，及压迫英人在扬子流域经济实业活动之武器，其愚诚不可及矣。
　　“孙中山之举动，又引起英国官场当注意之一问题，即驻粤英国总领事之地位是也。以广州与香港关系之密切，英国应有一特派员驻在广州。即使兼任总领事之职务，似较以一向受北京英使管辖之总领事，应付广州与香港间之一切复杂问题更为妥善。现英属坎拿大已有直接派驻美国之公使，故香港亦应有直接驻广州之代表。香港在广州之利益不独甚大，且两地毗连，此种改良办法，实属急要。香港属地对于母国此时应负较大之责任，港民要求比前广阔的自治权，不久当必得之。然自主之程度较高，则责任当然较重，此不易之理也。
　　“中国中央集权旧制既经推翻，故列强对华外交有改变旧方法之必要。虽不能全部革新，然今日则旧机关亦有陷于停顿之象。北京近来漂浮不定，有愈趋愈下之势，乏创造之能力。中国国民久处荆天棘地之中，无人一施援手，转觉受外人不义之压迫，此美国国务卿休士之冷峻有以致之也。今日不但广东，即中国全国之形势，均有爆炸之象。关税会议早应召集，而迟迟不进行，若此事再延不办，孙中山将向世界大声疾呼，外人须承认中国有收受本国税收之权，将绝无生机临危不悟之列强对华外交暴露于世矣。华府会议议决给予中国之利益，迄今两年，而今日列强尚自信占亚洲之半，古文明国如中国者，仍可以陈腐旧法挟制之，不亦大可悲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