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鸿劼《广州政府与中俄交涉》（1924年3月30日）

广州政府与中俄交涉

范鸿劼

（1924年3月30日）

一

　　说弱国无外交是不对的，乱国才无外交哩！第一项我们于列强代管的中国海关官员，实行拨付关余于西南政府一事可以证之。四月六日香港电：某领事昨谒孙，谈甚久，闻关余可拨为治河及办学用，海关将照解。又北京《晨报》四月一日紧要新闻：据外交界消息，北京使团因孙文扣留关余，虽经派舰示威，毫无效果，且事实上并无其他方法可以制止，故日前曾通知总税务司准其留用。

　　我们试回想前几个月广州省河上的几十只外国兵舰，那时黑烟蔽空，巨炮耀日，几乎要使西南政府为城下之盟，签字于永不妄冀非分的不分取关余的甘结上！但是孙先生所领袖的政府，却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明知势力是敌不住列强的，可是为中华民国人格计，愿孤注一掷，愿以身殉！同时驰书美国国民和英国劳动党首领——现任首相——麦多那氏，请求主张公理。终久是师直为壮，我们胜利了。记者愿更引外论数则，以示外人公道之批评，并以振吾国民之气：

　　（一）《斯泼林非而共和报》：“广东政府与列强间因粤关余问题发生争执，实为不幸。中国南部为西方思想最发达之地，粤政府首领孙中山氏为中国大革命之主动者，曾留学美国，醉心于共和政治。革命后，北方复为顽固派所盘踞，彼乃于南方建设共和政府，屡经挫折，百折不挠，至今为西方进步在东方之代表。今列强连美国在内，显然赞助北京军阀，以抗广州一共和主义之小根据地，实为中山及其同志之大打击。中国海关首领为安格联氏，其手下用欧美日本人一千余名，彼从北京使馆界内之巍焕办事处，以铁腕控制中国关税事务。伦敦《泰晤士报》称彼为‘东方最有力专制家之一’，询属不诬。列强不但指定中国海关税率，且把持收税事宜，必于抵押外债外尚有盈余，始交于中国。广州政府因与北方军阀作战，财政困难，遂思及其应得之关余。而列强乃吝而不予，且用武力干涉之，又何怪向来对外人友睦之南方人民发生对外恶感哉。东方西方，顽固派当权，如出一辙，洵可慨矣。”

　　（二）《纽华克晚报》：“美英法葡日诸国军舰数十艘，现正集中于广州港，舰中之司令及显要官员咸注其目光于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统孙中山。中山果犯何罪哉？曰，中山之粤政府与北方腐败军阀作战。当此战事进行之际，粤海关收入辄被按期解往北京，除列强分配之外，其余为北京政府所有，即以充攻粤军费。中山愤其如此，遂宣言欲分得关余百分之十三，否则即收回海关。而列强竟派军舰大举示威，华人认列强此举显系干涉中国内政，与华会宣言不符。试问列强尤其美国将何以答之乎？彼等将曰，只有北京政府为公认之中国政府，然北京政府仅列强公认之，中国人民则否。彼于名义上管辖之省份，且不满全国土地之半。曹锟为贿选总统，人所共知。列强谓若不以关余给予北京政府，则将发生扰乱。然今日中国扰乱已甚，即使不助北京政府，亦不至酿成更坏之时局。反之，列强肆行干涉，引起华人反感，或再有排外之事发生，则实为中外国际上之大不利耳。”

　　（三）《波士顿地球报》：“广州港内，现有美国军舰六艘，与英法葡日四国海军合作，以威吓中国南方总统孙中山。因中山欲取得粤省关税，俾勿致入于北京官僚之手，即用以压迫南方自决运动之故。此种情形实使我美利坚人闻而不怿。距今约七十年前，列强开始控制中国税关，中国政府曾向各国私人财政家借得许多巨款，即以关税作保。此等借款，条件优厚，债权人大获其利，且可依赖各该本国政府为彼等索债，故愈借愈多。然所有借款大半不用于正当事业，而为军阀用作战费，以苦中国人民。此束缚中国之国际金钱网，其力量至伟，有非华会所能破裂者。盖契约一经写定，非至期限终了时，终无使其失效。唯此种无可愿欲之投资方法，以后自不应继续扩张，而使美国国旗亦参与其间。此种同流合污之事，实非吾美人所乐闻耳。”

二

　　所谓乱国无外交的，由北京政府对于中俄协定之破坏，可以证之。我们对于此次协定之利益不用自己申说，只取英、法——帝国主义国家——的言论和行动来反证，就可以知道这次的交涉实在是开中国外交史上的新纪元，中国第一次与世界一大国缔结互惠的平等的条约，撤废领事裁判权、租界，取消庚子赔款，订立关税平等之原则。

　　代表大英帝国主义的上海《字林西报》第一次说：“……即一方面俄国之治外法权不过因与克达谢夫公（按即前俄帝国驻北京公使）断绝关系致一时处于中止之状态，决非可以取消者，且并无可以取消之理由，若莫斯科政府苟同意取消治外法权，则不得不谓之谓对俄国国民威严之一大侮辱，故吾人深信苏俄决不出以斯举……。”（见《北京国际公报》第二年第十九周刊）第二次说：“中俄协定草案内容若果如十四日所公布者……吾人苟欲觅一较此更方便的协定，殆为甚难。依此草案，凡俄皇时代所订条约概行废止，新约依一九一九及一九二〇年苏俄宣言之精神而缔结，外蒙交还中国，驻蒙俄军全部撤退，拳乱赔款退还作教育经费，中东铁路实际上归中国主管，在华租界及领事裁判权均取消，凡此种种所换得者，不过一空洞的承认，而此承认俄若得之于两年前，尚可利用之以窘列强，今则并此利益也没有了。”

　　再看法国公使的几次抗议。1、北京《晨报》四月十七日载：“三月十二日法国公使曾为道胜银行与中东路关系问题，向外交部提出抗议，略谓‘道胜银行为中东路之合法股东，无论对于中东路之何项变更，不该合法股东之考虑者，必为法国公使馆及其他股东及债权者之抗议’云云。……惟法国公使因受法商之怂恿，已于十五日晚八时再照会外交部，仍坚持前议不肯退让。闻道胜银行亦有同样之公函致外部……。”2、关于俄国在中国的租界，协定中已载明俄国愿意取消，但是汉口俄租界之变更，法国坚持着须先得她的同意。

　　我们对于这种种事实真有哭笑无从之感。因为一班“国权论者”的见解与我们相距太远了。《向导》记者有一段话最痛切：“……最可恨的是一班帝国主义者，他们本国政府有的已承认苏俄（如英、意），有的已订立商约（如美），有的已暗中进行交涉（如日本、法国），但是一方面却尽力阻止中俄恢复邦交，他们乱造谣言，更不止此。甚至说‘苏俄并吞蒙古’，鼓吹列强‘援例’割据。这些举动，到底是善意还是恶意，我想大家稍一思索，自然会明了的。语有之：‘上兵伐谋，其次伐交。’他们正在运用这种伐谋伐交的手段，要使我国永远陷于孤立无援之悲境，永远做他们搜括财富的殖民地。凡有血气的爱国同胞，又怎能轻率立言，推波助澜，为帝国主义者利用呢？”（《向导》第六十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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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看西南政府——国民党政府——对中俄的态度。我们先读苏联驻广东代表鲍罗庭致孙先生电：“孙中山先生鉴：英意两国未承认苏俄之前，驻京俄代表要求首先恢复中俄两国外交，然后开会讨论解决中俄悬案各种问题。迨此等强国承认苏俄之后，驻京俄代表本可乘时利用本国巩固之机，对北京政府交涉，取不让步之态度，此为意中之事。但事实不然，而该代表反退让一步。其最要之点，以首先解决开会前总纲，以为将来会议时之根据，然后恢复两国外交。因此加拉罕与北京政府之代表，详细讨论，有本月十四日完成两国代表同签之协定。此协定签字后，而北京内阁否决之，且否认其代表之签字为有效。北京内阁所否认之协定，是为何等内容？即包含中国国民党之外交政策，取消前俄与中国所立侵夺中国主权之各种条约，取消租界及领事裁判权，承认中国在蒙古之主权。决定中国同有监管中东铁路之权，至中国有财力能赎回时，则完全归为中国所有，并退回庚子赔款，移作教育之用，主张新条约，为将来双方保持绝对平等。此种协定，如得诸其他帝国，则中国人须牺牲几许血、若干财方能得之。中国国民党亦须大经营，方能取得此协定所列之权利。此种协定，北京内阁否决之，必不因此协定不利于中国也明甚。然则此种协定，果为伊谁之利而否决之乎？此协定系本诸中国国民党（一月二十三日）在广州大会时决定之外交政策，而为中国民族主义之大胜利也。革命进行中之俄国，已与邻邦之争自由者互相携手，中国得此，可谋脱离半殖民地之第一步。此协约经俄国提出，而北京内阁竟拒绝之。该协定原文乃由邮寄呈内阁，任何内阁称为一国之代表机关，有无却受之充足理由，乞明察以判之。先生之民族主义，恐为此种不利于国之行为所阻碍，此为重要之事，尚希贵民党加之意焉。鲍罗廷叩。”

　　再看孙先生对苏联态度。孙先生说：“……则俄诚足为吾党借鉴之资，而亦当引为吾国互助之友。盖以言主义则彼此均能合，以言国情则彼此有若兄弟。数年前，予曾有联俄主张，国人不察，骇为险着。曾几何时，英意联翩承认俄国，美国舆论亦极怂恿其政府毋持偏见。足见潮流所至，莫能抵御；本党先几，于兹可见。夫为资本之国尚复尔尔，则我之为人殖民地者尚何所忌避，而惧与努力图谋解放被压迫民族之俄国提携乎？……”

　　一定会有人疑惑我们不注意北政府与苏联争执之焦点——俄蒙密约之废止——的。我们答道，这全与事实不符。俄国既然承认中国在蒙之主权，则苏俄与蒙古所订密约不废而自废。如说她预备将来反汗，则她何须有此声明，以自损其国家信义？

　　我们更可由俄国驻蒙古公使范雪里夫氏的言论，确知苏联对蒙古并无领土的野心，而实是始终拥护弱小民族的自决的。上海《字林西报》译载《库伦报》范氏的谈话，该谈话之发表早在一月三日，当时中俄交涉久已停顿。他说：“对于俄蒙与中国间大局之询问，首当解释者，即苏俄之国家政治的政策，为确立完全之自由及真正之友谊，指导此政策者则劳农联邦之国际委员会是也。吾人始终拥护弱小民族之自决。但吾人对于环境并非闭目不观。吾于对蒙政府呈送证书时声称，吾人现处于一反动時期中，此种时局非吾人所造，但使吾人不克努力前进，甚至使吾人退至第二防御线。吾可切实声言：目下情形不许吾人说及蒙古之‘独立’，所能说者只有‘自治’而已。但有一层须注意者，即‘独立’与‘自治’之分，仅为名而非实。譬诸中国在理论上为完全独立，在事实上则为外国资本家所控制。中国一切财政方法，皆在协约国代表监督之下。……独立不当注重外表，吾人当考虑生活之实在情形。倘君等能为必要之准备，则在‘自治’之下所享自由，自将远胜于在‘独立’下所享者。蒙古之所需者，为使其于财政上、经济上及军事上皆臻强固，然后对于一切他国，能以平等资格发言。如是则虽仅有自治之名，而可得独立之实矣。总之，君等须取得充分之强固，庶能坚持以自己方法达到进步自由之路。尚有一语，君等须记取者，即齐趣林（按即苏俄外长）在莫斯科送余启程时所说，其言曰：‘寄语蒙古政府，俄罗斯未尝在彼之背后有所举动，今后亦将如是。蒙古人民乃彼等自己命运及将来地位之唯一裁判者！’”

　　最奇怪的是一班“国权论者”，时时刻刻想将蒙古恢复二十年前的原状，茹毛饮血的游牧民族，政治方面有酋长式的王公，宗教方面永远保持迷信活佛的思想。先生！错了。蒙古民族也是“人”，也是同先生一样的人！他们自己有向上挣扎的权利，有自决的权利。王公和活佛以及派往搂钱兼作恶的军阀官僚不复为他们所容了，不复是他们的中心了。他们要努力向上，使蒙古民族努力向上。苏俄是弱小民族的保护者，当然俄蒙之间有相当的关系。詈俄人想占领蒙古以肆行侵略主义，受者固梦想不到，施者却大伤忠厚了。诸位看见了前几月北京《晨报》、上海《时事新报》、上海《前锋月刊》以及一切报纸杂志所登的“外蒙民国”没有？诸位到过蒙古考察过没有？偌大的中国新闻界，连间接的蒙古情形怕也很难闹得清楚哩！上海《申报》四月十三日北京电：“在京之外蒙王公及曾被命之库、乌、科唐、乌梁海等长官，早与该地隔绝，仍在京称代表，拍通电请领款，并不实踏该地。”又谓，库伦华商回言，“库伦俄军仅有二百余，其他各处便装红军，亦约三百人。”这是诸位所倚靠着收外蒙的王公！

　　所以国民党的态度可得而言的是：立刻无条件承认苏俄，根据苏俄与中国互惠的平等的原则。

（《新民国》第1卷第5号，1924年3月30日）

感谢先知在1917 收集、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