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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征收警捐问题
范鸿劼
（1924年5月4日）
户口超过十四万、人口超过百万的北京市，市民负担与各大都市无大差异，而对于市政的发言权等等却远不及上海——领事裁判权盛行的中国都市——租界的居民？后者在近年来几经奋斗之后，经租界当局的承认，得由纳税华人会议举出五名华人顾问，以备向工部局建议或受其咨询。这真是北京市市民的大耻辱了。北京市市政的措施，我们权且不责其无远大的眼光，以致失却日形改良进步以与各大都市比美的机会，只就日常所感受的几端小事而言，已经是令人丛生不快之感：几条通衢大道的马路算是市政唯一无二的成绩，但是它那坎坷不平颠覆人畜的程度，市民却已领受够了，其余未曾阔人住过的胡同，“天晴一香炉，天雨一酱缸”的风味从清康乾极盛时代还一直保留到现在；加以死鞭羸马超乘而过的赶煤的人的灰威，类似乞丐的消道夫一勺一勺的满注饱含瘟疫种子的污水，以及粪阀成群结队所背负的无盖粪桶，宣武门叉车常至二三里之长，经一时之久，主因在城门洞太小的怪剧，我们只闭目一想，就觉得遍身肉麻麻的。更有几样是文明首都的特色为别的大都市所梦想不到的，就是警察供给军阀作政争的武器置市民的生命安宁于不顾，或是迎合军阀的意旨以殴击作爱国运动的市民！远事不必说，去年六月全市警察罢岗的恶剧，要是多延长二三天为我们试想，我们的生命的安全未必不为生活不安定的人们所破坏。壬子惨况，我们大概还未忘吧？去年元宵节市民的提灯游行，事先是得警察许可的，临时并派有警察、乐队在前引导，不料走至前门大街，伏兵齐发，痛殴市民至四五十名之众！北京市的市政如此，北京市的警察如此！但是北京市的市民是不管的，是绝对不管的！当然北京政府决定将全市警饷挪作旁用，而另行征收年逾百万的警饷了。我们且看北京政府四月二十六日的阁议决定：
（一）此项警捐分甲乙丙三等，最高者十五元，最低者一角以上。
（二）住户纳捐之分等，以房租多寡为标准，按照房租征收二十分之一。
又二十八日阁议决定警捐扩大为北京市民捐，一为警饷，二为市政费，三为义务教育经费。款额当然要多一两倍了。
一年增加市民负担至二三百万的大问题，北京市各团体到现在只一个团体讲话！代表舆论、指导舆论的报纸除一二家外都“噤若寒蝉”——也许怕警察厅哩！我们还有何话可说！但是我们不得不说！人情总是畏难苟安，可是果然祸患迫于眉睫，他们也会动起来的。影响到自己生存和居住的市政问题，我们相信北京市市民即便是苟安畏难到百万倍，也会起来过问的吧？北京《益世报》旨微君说宪法上载明官府不得无故增加人民的负担，固如警饷是政府有的款可拨的，现在将那一笔的款挪作旁用，所以非法向市民来剥削了。他主张当局发行一种警饷债券，以警饷的款作担保，发给市民，其分配额与当局所定的一样。他又说保持北京治安的不只警察，警察而外有游缉队，有宪兵，更有近畿驻兵；今日承认警饷明日当然也应承认近畿军饷，因为他们也是保护北京治安的，不能有所偏枯而致怨望。警饷既能向市民抽征以便的款挪作旁用，将来近畿军们也可以由当局挪作旁用，以取给于市民。所以发警饷债券给政府便利太多了，给人民负担太重了！
我们承认纳税，但是纳税的代价是取得市政权，当然警察也在其内——这个原则已是天经地义无可反驳，因为纳税是我们的义务，取得政权是我们的权利，既是我们市民为北京市而纳税，那么，北京市的市政权应由我们管理，这是天经地义，丝毫用不着客气的！北京市的商会、教育会等等团体应该立刻联合起来，做收回市政权的运动，北京的市民也应该组织起来做收回市政权的运动。北京市的各报纸更应该从事热□□□□□□□□□醒市民，参加运动！北京市的□□□□□□□□□于工商阶级，他们虽然没到过□□□□□□□□□之美，但天津、上海、广州也许□□□□□□□东交民巷总会到过的，为什么外国人能够整顿市政，我们独不能够？你们若是怕这是政治问题，政治问题你们是不愿干涉的，那我们就说这并无危险，因为既不是打倒国际帝国主义的运动，也不是打倒军阀的运动；只不过是将大家日用寻常的事体，交给大家办理，大家出钱，大家管事而已！只是一件小小的事，然而不出全力是获不着的，天下哪有“不劳而获”的事。
我们希望市民不要小看了这个问题——一年凭空增加每个市民二三元以上的负担的问题。我们要联合起来，组织起来，作热烈持久的运动以收回市政权！否则大家就不承认这无故加的二三百万的负担！无权利不纳税，北京的市民啊！起来！
（《政治生活》第2期，1924年5月4日）
感谢 先知在1917 收集、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