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鸿劼《中山先生传略》（1925年3月15日）

中山先生传略

范鸿劼

（1925年3月15日）

　　中山先生名文，字逸仙，广东香山县人。亡命日本时，寓所门前署中山二字，后来就以为号。生于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家境穷困。十三岁进他的叔叔所设立的私塾读书，常常听见先生讲洪杨起义的故事，大为感动，种族革命的思想从此萌芽。不久到檀香山去，十六岁还乡，入广东中西医学校，又转学香港医学校，卒业，来往于广州、澳门做医生。先生在广州时，同学中有郑士良，所交接的都是江湖会党，为人豪侠尚义，先生同他谈革命，郑极悦服，愿联会党听指挥。在香港时，致力于革命鼓吹，得陈少白、尤少纨、杨鹤龄、陆皓东四人，先生与前三人往来极密，相见即谈革命。清光绪乙酉中法战后，先生已有倾荡清廷、创建民国的决心；医校卒业即开始做革命运动，郑士良接纳会党联络防营；先生同陆皓东北游京津，深夜说李鸿章以革命，李大佩服先生的组织；南入武汉考察长江的形势。到甲子年中东战起，以为时机可乘，先生就往檀香山由美洲，创立兴中会，鼓吹华侨，赞助革命。得邓荫南与先生胞兄德彰二人，愿倾家相助，并得亲友数十人的赞助。当时清军大败于日本，朝鲜因此失了，旅顺、大连相被日本夺去，北京和天津也十分危急，清朝的腐败情形因此就完全表现出来，人心也就愤怒到了不得了。在上海的同志宋跃如以为有机可乘，因催先生回国起事，从此以后，经过十次的失败，前仆后继，百折不回，卒能达到倾覆满清、创建民国的目的。先生既从檀香山归国，想夺取广州城做根据地，先生在香港和广州设立机关，主持香港干部的有杨衢云、黄咏商、陈少白一班人，主持广州干部的有陆皓东、郑士良一班人，先生则往来省港指挥一切惨淡经营，过半年之久，筹划很周密，但以运械不慎；被海关搜出手枪多杆，事情就泄露了，陆皓东被杀，被捕者七十余人，时一千八百九十五年，为先生第一次的失败。这一次失败了以后，经十余天先生由广州脱险，到香港，同郑士良、陈少白到日本，结识日本志士多人，又到檀香山美洲等处鼓吹革命，与该地华侨始祖等所创立的反清复明的洪门会党徒相结识，党徒等都愿服从先生，听从指挥，声势渐渐的浩大起来，因此大解清廷的忌妒，先生于一八九六年由纽约到伦敦，即被驻英公使龚照瑗诱捕到使馆，想送回国来请功，幸亏先生的旧师康德理得知，要求他国首相向龚某抗议，先生始得脱险。先生脱险后暂留欧洲，实行考察该地的政治风俗，并与朝野的人士纳交，两年之中，殊有心得，才知道若仅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像欧美各国的各强国的现状，还是不能使人民都能享受极高的幸福，而欧美的志士，要进一步做社会革命的运动，所以先生想立一劳永逸的大计，就采取民生主义，同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三民主义的主张到此时方才完成。先去留欧洲见无机可乘因又回到日本，与日本民党犬养毅等人相识。日本在野志士多愿出全力资助先生，但日本华侨则怕听革命二字，先生鼓吹数年只得百余同志，内地宣传更难，不以革命为怪论的只有会党，但会党无知识，缺团结，不能用为革命的原动力。由乙未年第一次失败以至庚子，五年之间，实为革命进行极困难的时期：国内的根据，十多年所建立的革命基础，因失败而消灭，海外的鼓吹又没有效果，加以其时康有为、梁启超这班人高倡保皇，反对革命，反对共和，甘为清廷作奴才，革命前途，非常黑暗。但先生都不管一切艰难，仍然命陈少白在香港办报，命史坚如入长江联络会党，郑士良在香港设机关招待他们，因此长江会党及两广福建会党合并于兴中会。时庚子年北方陷于无主状态，先生以为机不可失，命郑士良入惠州起事，史坚如入广州谋响应，台湾总督允以弹器相助。郑士良统率部下五千人占领一带沿海之地，等候先生供给武器，但日本内阁改组，伊藤首相制止台湾总督不许供给军火，郑士良转战一个多月，弹药已尽，不得已解散部下，退回香港，史坚如在广州以炸弹炎督署被擒死。这是第二次的失败。从惠州举义以后，国内的人心慢慢的改变过来了，赞成革命的人比以前多，留学日本的学生尤其激烈。文字方面的鼓吹，在东京有戢元丞、张溥泉等人办的《国民报》，在上海有章太炎、吴稚晖、邹容等人所办的《苏报》，更有《浙江潮》、《江苏》、《湖北》等杂志都明目张胆的鼓吹革命。先生于壬寅癸卯间先到安南，继又到日本，得廖仲恺等人。又由日本到欧洲，华侨因留学生及内地革命风潮的影响，风气渐开，极欢迎学生。先生到欧洲时，留学生因受革命的陶冶，已由言论而达于实行的地位，先生就提出生平所怀抱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以为纲领而组织革命团体，开第一次会于不鲁舍勒，加盟的三十余人，第二次会于柏林，加盟的二十余人，开第三次于巴黎，加盟的十余人，开第四次会于东京，加盟的数百余人，各省皆有。这是革命同盟会成立之始，时一九〇六年。党纲六条是：（一）推翻满清政府；（二）建设共和民国；（三）维持世界真正平和；（四）主张土地国有；（五）主张中日两国国民的联合；（六）要求世界列邦赞成中国革命事业。当时鼓吹党义的机关报名为《民报》，由汪精卫、胡汉民、陈天华等人主笔，风靡全国。邹容著《革命军》，大受华侨欢迎。同时先生在东京定中华民国之名称，公布于党员，使他们各回本省，鼓吹革命主义，不一年加盟的已过万人；各省也先后成立支部，革命思潮，一日千里。法国派武官多人听先生调遣，先生命廖仲恺往天津设立机关，命黎仲实与法武官调查两广军队，命胡毅生与法武官调查川滇军队，命乔宜斋与法武官往南京武汉。南京武昌新军都极欢迎。南京由赵伯先接洽，武昌由刘家运接洽，事被张之洞探悉，刘家运遂遭难。内地同志徐锡麟、熊成基、秋瑾等两次在安庆举事，刺杀巡抚恩铭，徐等亦被捕杀。丙午黄克强、马福益举事于洞庭，刘道一、禹之谟等举事于萍醴，不成，刘等被杀。清廷非常恐慌极力与日本交涉，不许先生居留日本。先生与汪精卫、胡汉民到安南河内，设机关，一九〇七年，先生命党员在潮州黄冈联络会党起事，失败。这是第三次的失败。同时又命邓子瑜在惠州七里湖发难，又不成，这是第四次的失败。同年七月，钦廉二州的人民有抗捐的事发生。清官吏派郭人漳、赵伯先二人各带新兵数千人前往平定。先生、黄克强等随郭超等运动响应，一面命同志会同钦廉团兵起义，因东京党员内部不和，武器不时继续运往，又不成。这是第五次的失败。四年十月，先生钦廉举义失败，亲领黄克强、胡汉民及法国军官、安南同志百余人袭取镇南关，战三日，占领要塞，后因十万大山的众道远不能来，与陆荣廷、龙济光等几千人大战十余天，退至安南，清廷要求安南下逐客令。这是第六次的失败。先生离河口时，又命黄克强以二百余人出安南横行于钦廉上思一带，后以弹尽无援助出。这是第七次的失败。一九〇八年黄明堂以数百人袭取河口，杀边防督办，因干部人员不能通过安南，前往指挥，遂又失败。这是第八次的失败。经过以上的八次失败，汪精卫很为失望，就约合同志数人入北京刺清摄政王，未中，被捕。先生每渡海出关，委关内革命事于黄克强、胡汉民二人。一九〇九年同志朱执信、倪映典等回广东运动新军起事，新军中有热度过甚的人，先一月因小事起风潮，与巡警起冲突，倪映典很仓卒的入营，率队进攻省城，被清兵击死，又失败，这是第九次的失败。一九一一年三月，广州将军孚琦，被温生才刺死，人心震动。张鸣岐以总督兼任将军。赵声、黄克强等百余人攻入督署，张先逃，李准带大兵与黄等战终夜，血肉相搏，众寡不敌，同志死难极多。事后检尸得七十二具葬黄花岗。是为第十次的失败。武汉新军自从先生派法国武官联络之后，革命思想早已成熟。但清吏防范也极密。瑞澂并同某国领事约好，如革命党起事则某国兵船开炮相击。时孙武、刘公等暗中进行，极为猛烈，军中非运不可。忽然机关破坏，拿获三十余人，炮兵与工程营的兵士，多数已入革命党，听说他们的名册已被搜获，不日就得拿人，于是迫不及待，熊秉坤首先开枪发难，蔡济民等率众进攻，开炮击督署。瑞澂逃往汉口请某国兵船开炮，但以别国领事不赞成，遂未能成为事实，瑞澂逃上海。其时革命党方面孙武以造炸药伤手，刘公谦让，陈英士等又在上海，同盟会会员蔡济民、张振武等强迫协统黎元洪担任湖北都督，秩序渐定。不数月十五省俱已光复。时先生在海外，闻讯与英政府接洽停止清廷借款事项。英政府认可，遂由伦敦返上海，被临时参议院举为中华民国大总统，于中华民国元年一月一日在南京就职。辛亥革命表面上算是成功了一个中华民国，但是北洋军阀——封建余孽——的势力却丝毫没有加以铲除，使它得受帝国主义的卵育，宰制中国十余年。辛亥革命最大的失败就是与袁世凯妥协，没有谋彻底的改造！所以如此的原因是因为革命的口号太简单：推倒满清。满清推倒，革命算是宣告死刑了；革命的工作太缺乏，辛亥年以前革命党所倡导的所宣传的只是仇清的一句话，关于三民五权等等精义及革命后应如何建设都缺而不论，甚至于辛亥革命成功后党员认先生的话为理想，各人报自己的意见与军阀官僚妥协以致袁世凯以及封建式的北洋军阀得存留到现在，这真是先生的一生恨事！到了民国二年先生看出袁世凯的野心，特举兵讨伐，因为人民程度不及，党员变节的大多，又失败了。失败之后，先生在海外仍主张革命，黄克强一派却不以为然，主张等候时机，先生遂集合革命的同志，组织中华革命党，纪律比国民党为严。党员多富于革命性。民国三四年间，屡起讨袁之师，卒致袁氏于五年之春，愤懑以死，袁氏虽死，但大权固握于北洋军阀之手，中经督军团之乱，先生率海军南下，兴师护法，与北洋军阀抗争数年。陈炯明中途叛变，先生只身乘舰与之战，临危者屡。十二年曹锟贿选窃位，先生首先申罪致讨。并拟收回海关主权，孤军与英美帝国主义者奋斗，更得民众的热烈拥戴。十三年一月，先生因国民党组织不密，基础不坚，特召集全国代表大会于广州，主张根本将国民党改组为一强有力的真正革命的政党。所以这次大会中关于党的组织及党员的训练都有详密周匝的规定，党的政纲更是进步而切要，对外主张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及特权，对内主张深殖民权的基础。一年以来，民众之间的组织与宣传，大著成效。此次曹吴崩颓，冯胡孙所领袖的国民军欢迎先生北来。先生遂抱国民党的对付时局政策北来，促成国民会议以解决国事，并为取消不平等条约的运动。盖自国民党改组以后，先生时时注目于民众的利益及民族的生存权——独立与自由。朝夕所领导国人努力进行的只是此二种大事。当他弥留之时，他的遗嘱所谆谆言及的，只是希望拥护人民利益的国民会议成功，阻害民族独立与自由的不平等条约废除！我们的导师死了，我们要是努力担负起这两项责任，我们的导师是不死的！说到我们的导师的人格的崇高，眼光的勉锐，四十年来尽瘁国事有如一日；他那百折不回的精神，他那爱人如己的慈厚，已经是深入于人心——不管是友是敌——勿庸我们的多述。中山先生死了，还有我们，我们死了，还有我们的后人！

（《政治生活》第33期，1925年3月15日）

感谢先知在1917 收集、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