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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的被毁
范鸿劼
（1925年12月10日）
《晨报》出版了。劫后的《晨报》已经重行出版，它的形式和内容毫未改变，虽然灰烬所余的纸张能特别引起人们的同情。《晨报》读者无从统计，假说有上万的人，并且都是《晨报》的同情者，虽然他们所以同情的原因各有不同。我也是《晨报》一个读者，对于该报此次被毁而不自知原因甚为遗憾，所以在《晨报》既重出版、痛定思痛的时候，愿意写这篇文字。
空前的运动在北京开始了。上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的示威运动，真是浩浩荡荡，势如潮水。所可惜者，在潮头之上，《晨报》——大同晚报记者所谓之“正气所钟”的《晨报》——突然被毁！
此事发生之后，一般麻木的舆论，生气勃然，一些充新闻记者的书生，都不已于言的摇着笔杆儿对《晨报》被毁事件发表种种批评与同情的文字。从与《晨报》吵架未久的《世界日报》到章士钊的朋友们办的《现代评论》，到中美合办的《中美晚报》，莫不有一篇对《晨报》表同情、对群众致遗憾、责备与诅咒的论文。这真是“人心不死”、“正义犹存”的表现，虽然不免有人利用时机，在意识上阻挠群众运动的发展，在此盲目的社会，损害群众运动的威信，而根本破坏国民革命。此吾人对《晨报》表同情之余而不能已于言也。
本来一种事变的发生，不会是偶然的，而批评这事变的人们既不应该观察不周、寻理不赅，更不应该据一己之私见，以过往的心虚随便猜疑，妄行訾议！虽然盲目社会的人们生来就只有一副二五等于一十的脑袋，从未受过分析政治的训练，所以在一种事变之后，免不了引起许多昧于事体富于感情的舆论，而社会的浅薄暴露无余，实在可惜得很。不仅如此，它的流弊能使社会的意识更昏乱，个人无反省与自责的心！这是一种可耻的现象，可怕的危险。
此次示威运动大概的情形，各报皆有记载，而上期的本刊，记之尤详。如果我们用冷静的头脑、缜密的观察，我们可以从各种片断事实，得到几个综合的概念：此次运动参加的分子有最革命的工人群众，有最反动无耻的工贼；有最革命的共产党员与国民党左派，有反革命的国民党右派；有捣毁国贼住宅快意一时的举动，有捣毁《晨报》的殃及池鱼之动作；有身价五毛的流氓的被骗，有北京总工会旗帜下的工人被殴；有说精神革命、嚷打倒共产党的所谓之工人代表袁正道老爷；有以长辛店工会名义发通电、上呈文给冯玉祥的事件。凡此一切，都是最好的材料，最好的教训。群众运动如果不是已经有了好好的组织则成功不易，何况加上流氓与工贼的捣乱、右派的告密哩（关于右派告密一层，请看上期本刊《政治近况与国民革命运动》一文）。所以此次的运动因右派告密使以群众力量令段祺瑞辞职的目的未能达到，因而失望，而许多不相干的事情倒发生了。遂致无知的盲人不管三七二十一，对群众运动加以无知的訾议，实在可惜。
因此，我们应该知道，《晨报》的被毁也是一桩偶然的事实，虽然它所以被毁的原因不是偶然的。我们对《晨报》的同情，以及《晨报》对此事变的态度，均当从认识群众运动本身的特性、内容和影响起，不然我们就会弄错了的。我们看了关于《晨报》事件的一切批评，与《晨报》重刊的自白，我们能不说他们昧于事实、轻视群众而重于感情吗？是的，《晨报》的确是被群众毁了，而这不是群众运动本身的问题，也不是什么“暴民运动”，乃是《晨报》平素的言论给了一部分读者许多印象，能使他们在“舆论蟊贼”的口号之下捣毁了它。虽然他们的见解不见得是对的。然而这便是“暴民运动”吗？群众运动的目的要逼段祺瑞下野，甚至要杀他，如同杀路易十六、尼哥纳第二一样。这是群众表示直接的革命行动，即使有燕树棠、段祺瑞、曾四爷、各报纸，乃至于《晨报》自己，一齐说这是暴民运动，但群众运动对于敌人的“暴”，亦犹如敌人平时对于群众的“暴”一样，这是很自然的结果。所以在大的一方面，十一月二十八、九两日的北京民众运动，要求推倒段政府、主张建立国民革命政府的呼声；在小的方面，打毁各卖国贼家屋，火烧《晨报》，合起来终于成为历史的事实。我们盼望人人能明白这一点——暴民运动是没有的一回事，那是治者用来咒骂群众、煽惑群众的口调；但是无组织、无中心意义的群众运动是易发生毛病的。我们以后要好组织的群众运动，防止“汉奸”、被收买的流氓、政府的奸细的捣乱。我们不可如一般浅识之徒，见了一种运动发生了一些负的结果，就很感情的出言诅咒。
《晨报》被毁是一件偶然的事实，但其所以被毁不是偶然的。《大同晚报》说：“……吾人又相信《晨报》复活以后，其营业当较以前利市十倍，恐无耻奸人，挑拨群众焚毁《晨报》，以谋夺其销路，祸之实足福之也。”《中美晚报》说：“……况《晨报》者非他，乃国民党唯一之诤友，而亦反对国民党者之喉舌，果诸君真忠于民党者，则方唯恐其不能与诸君言论机关争一日之长，用收他山攻错之效。今乃不能容此一诤友必焚之而后快……”而说“闲话”的陈源君又说：“……《晨报》是带有研究系的色彩的，至少历史上与研究系有过关系的，无论如何，它对于国民党是常常砭斥的……”由此可知，执笔为舆论诸君虽痛恨“暴民”，而对此偶然的事变亦曾作原因的探寻。他们找出的原因是同业的争利与民党报仇。所幸工贼、右派、反革命派之“打《晨报》只为共产党所为”的口号尚未影响到他们，纵然他们都是很感情的，并未将这一口唾沫吐在“红帽子”头上。从结果上看毕竟他们是很明白的。然而我们看了重出版的《晨报》，我们不觉得惊叹不已，在《晨报》记者自己，却真别有会心。
重出版第一天的《晨报》有总编辑陈渊泉先生做了一篇重张的开场白，结论的第一点是：“……吾人相信欲完成国民革命之事业，非先从事思想革命，则社会革命无所附丽。（这两句话所构成的理论，最令人读之失笑）思想革命其道稍迂，然天下事往往有欲速则不达者，况一社会之改革，其事甚烦，其业甚伟，决非一朝一夕之呼号所能成功。不有基础，何能建筑，此吾人之迂回战略所以或为急进者流所不满也。今兹事变，究竟是否出自共产党指使，事无佐证，不敢断定，然吾人所欲忠告该党者，则吾人推翻盘踞现代社会一切恶势力之革命工作，自有一定之阶程，若以强权或暴力压迫吾人改变态度，则吾人唯有坚忍抵抗而已……”我们看了这篇大文的第一个结论，我们真是又惊又爱，惊的是《晨报》编辑诸君偏偏要找着红帽子来一手，爱的是他们毕竟是“抱残守缺”的书生。关于这结论的理论问题，我们可以不说。但是他们何以要将在北京一隅有二百（？）党员的共产党列为第一个嫌疑犯呢？这是应该研究的。以我们的推测，大概《晨报》诸君以为他们曾经不断的攻击过共产党，说它受了俄国金卢布，说它骗了工人，将他们送死于吴佩孚等军阀刀头之下，说它赞成赤色帝国主义占领大中华的殖民地蒙古，说共军占领了广州，说广州国民政府是共产政府，说国民党赤化，所以《晨报》诸君追忆往事，就很容易地得到共产党员趁水摸鱼，很阴谋地将《晨报》捣毁，使他不能出版，少了一个仇敌，收快意一时的结论。哈哈，你们真是充新闻记者书生！我敢正告诸君：不懂共产主义ABC的人，不配批评共产主义；不认识共产党的人，不配颂扬或攻击共产党。如其有一类似是而非，并不能影响什么的一家报馆，更不值得共产党的注意。在共产党引导与影响之下，有不可数计的工农群众与一切被压迫群众，共产党只有从宣传上与组织上对反革命派攻击，与之周旋，以期战胜。这种零碎的暴力攻击在理论上与事实上俱无必要，这是非常明显的事。至于你们说它得了金卢布，只不过一时的宣传术而无关于事实；你们说它害卖工人，只有由千百万有组织的工人群众从行动上表明拥护它以为反证；你们说国民党赤化，只能博右派的喝采，又逼左派的形成；你们说共军占领广州，只博得陈炯明的同情；你们说赤色帝国主义占领蒙古，但事实上只看见独立的蒙古的存在。总之，这一切的宣传骗术，都妨害不了共产党的工作。我们只知道有了共产党的存在，中国国民革命的高潮，日高千丈，革命的工农兵学群众成千成万来归到共产党旗帜之下，使帝国主义与反革命派发抖。共产党只知道向前努力，完成它历史的使命，有何余暇来介意这小小的一张“盲目社会”的报纸，所以我们盼望你们在这些事实上着想，不要反思太过，以为共产党必然报仇。至于共产党革命的政策与策略，自然非此处所能细说的了。
末了，我们仍对于《晨报》致以希望：该报应该实践其宣言，继续其“推翻盘踞现代社会一切恶势力（当然军阀与帝国主义不能除外）之革命工作”，“完成国民革命之事业”（这句话在《晨报》上是初见的，以前他们并不曾这样说过），在革命的理论与行动上，与国民推诚，并不必闲无事“把笔尖儿深深的往毒液里浸透了再来写”。若果如此，我们可以断言将来任何群众运动发生，决不会有“少数感情过甚的青年”，或“同业收买的流氓”，加害于《晨报》。
大通同志这篇文字，主要意义在说明：（一）《晨报》被毁的原因并不是偶然的；（二）有人因毁《晨报》而咒骂群众为暴民是极错误的。读者明了这两点以后便可知我们对于《晨报》被毁的意见。我们认为对于《晨报》反革命的论调与宣传，此时只应从宣传上战斗，勿须打毁或用暴力制裁。但是群众行动既然有此表现，只能认为组织上的缺点，应当善为引导，使群众运动更为组织化与纪律化。至于《晨报》已然被毁的一件事实，至少亦使社会上的民众，必须思索《晨报》何以被毁的原因，且亦令《晨报》自己反省。该报重出版后亦谈国民革命了，民众此后应该更加监督该报，才可以使这次事件更有意义。本刊于上期记载中曾据实写出当日事件的经过，其中提到曾服务于《晨报》的某君，与某同志会首领某君，只为说明：（一）曾与《晨报》合作的人亦痛恨《晨报》之反革命；（二）某同志会的人既于事前主张打《晨报》而事后又从宣传上“嫁祸”（此二字姑借用）于共产党，与自己用五毛钱雇人而反说共产党花钱雇人，同是可耻的行为。但是，毕竟我们对于此两人及所有当事者此次代表社会群众的意识，对于晨报的表示，仍然表示充分的同情！这是我们的结论。我们于此结论外，没有别的，尤其我们不愿洗刷或辩驳；打《晨报》不是共产党员做的。共产主义者只是不隐避自己的意见，对于群众的革命行动，只有赞助；对于敌人的诡计陷害，只有从行动上来答复。共产主义者只怕革命的损失，此外没有毁誉的损失可怕。近来又有些反动派以“国民反对过激大会”及所谓“京师公民团”名义发出的印刷品，用“赤化共产党”恐吓市民，那不是与张作霖及奉系军阀，在一年来反对过激党，而结果使民众愈认识且相信共产党，有同样功效吗？——记者
（《政治生活》第60期，1925年12月10日）
感谢 先知在1917 收集、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