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驳侨满日民大会的宣言和议决案
范鸿劼
（1926年2月3日）
前承大连读者某君惠寄日本在奉天所发行之汉字新闻一纸，内载大连新闻：“全满日侨发起之满洲居住民大会”一则，并附有宣言与议决案；某君嘱记者逐条痛驳，将日本人的野心昭示于全国，因此本期发表这篇文章——记者
全满日本侨民所发起的满洲居住民大会，一月十七日在大连开会，出席代表共五十名，由大连市会议长致开会辞，并朗读宣言书与议案，经全场一致通过云。
在日本扶持张作霖获得倒郭的全胜之后，日本在满洲的利权更加巩固，实际上绝对用不着“全满日侨”这样的费神开大会、发宣言、通过议决案等等手续来画蛇添足，但是大连市会议长在大会里卒朗读宣言书与议案，全场终一致通过！这是什么缘故呢？说起来不过很简单的两种作用：第一是日本政府既公然出兵满洲，苦于在法律上、道理上没有根据，特于出兵之前嗾使日侨请愿，出兵之后嗾使日侨开一次赞成政府并且责政府对华政策软弱的大会以资遮隐；第二是日本侨民终感觉得是“侨”居于满洲，虽然事事自由如意，但是终不如在朝鲜、台湾那两属地痛快，所以希望他们的当局更有贤明、强硬的措置。
日本的民性素来褊窄浅陋，加以模仿战前德国的结果，帝国主义的毒已深入人心，她的教育就是本着侵略中国的宗旨定的，她的臣民从孩提时代起就由学校与家庭，教以轻视华人的习惯，少成若天性，凡是旅居中国的日本人无一个不怀着看不起中国人、侵略中国的野心。只有日本国内的被压迫劳苦阶级才肯表同情于中国及其他弱小民族，所以要日本人改变对华方策只有在他们革命之后，现在不是时候。
日本侨满居住民大会的这一纸宣言，完全将他们侵略中国的野心表露出来了。宣言的开端说：“确保极东之和平，开发邻邦之产业，以谋文化之向上者，乃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之根本，是即我日本对全人类至上之使命，亦即我日本之最大责任也。”据《顺天时报》说，加藤在民国四年提出二十一条是为的保持极东和平，并不是怀着侵略中国的野心。我们将此地几句话来同它印证一下，就知道要保持极东和平非日本占领满蒙不可，非日本按照二十一条占领中国不可，我们谢谢日本，不愿她代“谋文化之向上”，代“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之根本”！这种“使命”，这种“责任”，日本人还是少尽的好！侵略就侵略，强占就强占，用不着开口保持和平、闭口保持和平的肉麻一气子！极东的和平的扰乱者，干脆的说罢就是日本自己！日本对于朝鲜、台湾及中国全部，尤其是对于满蒙的帝国主义，第一惹起帝国主义列强间的冲突，第二惹起她与殖民地的朝、台，半殖民地的中国民众革命势力冲突，第三引起她本国内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冲突；为保持帝国主义的存在与发展，日本拼命的扩张军备，列强尤其是美国特别也扩张军备，世界和平都不能保持，还问极东吗？极东的乱子，试问哪一件不是日本惹起来的！？
宣言接着说道：“就中如满蒙者因先帝之宏模而成为与我国特殊关系之地域，然而邻邦中国第一次革命以远，已经十有五年，而国内秩序毫无统制，军阀擅横，动乱相踵，致政权之中心，频有移动，而无从安定，因此结果我国在满蒙之既得权及利益基础，往往为之动摇，甚而竟遭破坏秩序之危。”这一段的头两句话倒是说的顶在行的，谁不知道日本今日在满蒙的横行是日本维新采取帝国主义侵略的结果？说到中国第一次革命以来，国内秩序毫无统制，军阀擅横等等，我们又不得不致谢日本了。国内秩序不好是军阀擅横的结果，但是谁使军阀擅横的呢？日本不得不负十分之八的责任！袁世凯是军阀，民二讨袁之役是日本人同其他列强借二万五千万元给他充军费的；民四袁世凯要做皇帝是日本以廿一条要求与他交换的；袁世凯死了以后，黎元洪不过是一个傀儡，中央大权尽落于段祺瑞的手里，试问安福派是谁在后面帮忙？参战借款以及其他几万万元的借款，是谁供给段祺瑞打西南的？盘踞东三省廿年的张作霖，常常跑到关内来蹂躏，是谁资助他的！“政权中心，频有移动”吗？宰制北方政局的到现在还是北洋系哩！其间一度曹锟、吴佩孚得美帝国主义之助在北京掌权一年的光景，余剩的十几年都是受日本卵翼的军阀当权。试问这个罪过是谁的责任？是的，去年因张作霖受郭松龄的攻击，一时满洲的原有政治及经济之秩序几乎不能保存，日本的特殊权当然几乎是“竟遭破坏秩序之危”了。当然你们要捏一把冷汗呵！但是接着就说：“在若斯险恶形势之下，我帝国政府固应自定所当采之方针，乃历代政府皆无为无策，将贻误我国家民生之将来，与增进全人类共同福祉之大使命，此断非吾人所能忍者也。设今尚不树百年之大计，则将遗后日以噬脐之悔也明矣！”这真是肉麻可笑之极。郭松龄的血未干，你们助张的军队还在满洲哩！张作霖又以许多森林、矿产、渔场、土地送给你们了，他更是你们的忠仆了，你们还不满足吗？到现在还咬着牙说这样昧心的话，不是你们成心替你们政府鼓吹，就是干脆要将满洲完全变成你们的领土！我们很佩服你们的深谋远虑：一旦中国革命势力侵入满洲，你们的特权可不是要根本推翻，所以要在“今日树百年之大计”，不“遗后日以噬脐之悔”，是也不是？
“百年的大计”是这样的。议决文说道：
“一，期防止满蒙之动乱”，这就是说日本应该多多驻兵于东三省、内蒙，使两地的中国军民长官完全成为他的忠仆，所以张作霖与吴佩孚订的和约，有要求吴佩孚同意三特别区都统必任李景林、张宗昌、张景惠一条，这样一来，日本永远不怕中国民众势力侵入满洲了，可以增进全人类（？）共同福祉（？）之大使命了，岂不快哉！
“二，期满蒙之交通机关完备”，所以激动中东路风潮，与交通系订吉敦铁路条约，满蒙交通愈便利，日本人增进全人类的福利之使命更加重了！
“三，期满蒙之金融机关及通货之整备”，日本希望除去奉币，因为此币常呈暴涨暴落之象。除去奉币当然好，可不是日币统一满洲了？但是要提到奉币的暴涨暴落我们又得谢谢日本帝国主义的栽培！张作霖几乎拼命的扩充军备，供给硕大无比的兵工厂以不可担负的财力，结果奉票怎能不滥发，又怎能不暴落？新近日本又使张作霖大举入关，军费何出？除了日本借款外当然又是滥发奉票了。日本人应不应该自省？或者因为奉票愈跌，日本人愈好行使日钞，这倒也是一个办法。
“四，期满蒙产业之开发”，这一段的说明是这样的：“满蒙尚未开垦之森林、矿、土地等天然富源颇多，开而发之以增进满蒙住民与人类共同之福利”，这就是说，凡居满蒙未经日本侵夺的天然富源，现在要一律送给日本人开发，以便增进人类共同之福利。人类共同之福利吗？日本人在抚顺、本溪各矿及其他各处待遇中国工人比牛马还不如哩！
“五，期满蒙日本既得权之遂行”。说明道：“在满蒙之我国特殊权利及利益之具体化者，已有商租、杂居、借款、铁路、矿山以及森林之开发，业经中日两国政府结有正规之条约，然中国政府或东三省官宪往往阻害其实行，而我政府历来亦软弱无为，我国民亦未介意”，这可不是笑话！东三省官宪敢阻害日本既得权之实行，日本政府历来亦软弱无为，而日本国民绝未介意！算了罢，别使人作呕了！记得有一次在京绥道上，同车的有几个日本人，朋友某君同他们谈话，质问日本政府为什么要出兵东省。他们的答复是：张作霖的军队纪律不好，怕败下来了会伤害日本居留民。要是张作霖的军队像国民军一样，日本人是不会害怕的。朋友接着问道：“果然国民军进了东三省，日本还出不出兵呢？”日本人迟疑了半晌，才吞吞吐吐地答道：“那可不一定！”空话都不肯放松半句的，这是日本人的国民性！
（《政治生活》第67期，1926年2月3日）
感谢 先知在1917 收集、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