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以外，我们更要审查素来反对共产党的人们及以爱国自期的团体，他们在此惨案发生的前后做了些什么？这是真的！国家主义者，右派等团体，他们的美德早为北京一般青年所拜倒，此次在此重大问题之下表示不与群众合作，遍贴广告定于天安门举行开会之前一小时在北大三院开会，一方面分散群众，一方面召集党羽三四十人在三院举行会议并派周刚、傅启学等六人向贾德耀请愿，声明与天安门并非一事，博得列名段祺瑞等通电之中，形成段祺瑞诬陷天安门数千市民为乱党，为暴徒，为共产党员而据以枪杀的证人。当然我们雅不欲说他们诸位果然有此存心，但因为他们有了这种乖离行动，便在事实上发生了欲辩不能的困苦！何况他们向来就三番四次与民众不合作，向政府送春风哩！十目所视，谁也逃不过民众锐敏的视察！
综观以上各节，我们知道此次惨杀的预谋，还有站在我们队里的青年！我们更知道他们的目的是在伙同政府杀戮革命的民众，以偿他们宁愿欢迎张作霖杀绝共产党及国民党左派的宿愿。这个认识是再重要不过的，我们有了这样的认识才不会为敌人宣传所惑，才能立足坚固，不致为马后奸细扰乱了我们的阵线！并且要立即指出他们的阴谋与宣传的谬误使全国民众通晓此中详细而努力奋起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反革命派的决死战。”
（一）为“三·一八”惨案敬告国人并质大通
中国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代表周刚
北京孙文主义学会代表傅启学
三月十八日惨案，为段贼祺瑞之蓄意屠杀群众，此乃全国公认之铁案，任何人决不能为之曲解。我革命战士经此次帝国主义走狗之大屠杀，又处在此黑暗势力之重重包围中，应当如何集中革命势力，努力杀贼，以替我死者报仇！不意所谓共产党之机关报，竟妄造谣言，诬陷革命战线上之战士，使民众之队伍互相猜疑，同时并替段贼祺瑞卸责，减轻其屠杀徒手群众之罪恶，我们真不知其是何居心！
该报记者大通说：“……他们……在北大三院开会，一方面分散群众，一方面召集党羽三四十人在三院举行会议，并派周刚、傅启学等六人向贾德耀请愿声明与天安门并非一事，博得列名段祺瑞通电之中，形成段祺瑞诬陷天安门数千市民为乱党，为暴徒，为共产党员而据以枪杀的证人。”大通又说：“我们知道此次惨杀的预谋，还有站在我们队里的青年！我们要知道他们的目的在伙同政府杀戮革命的民众，以偿他们宁愿欢迎张作霖杀绝共产党的宿愿。”
我们看了上面两段话，我们除惊异外，只感觉着大通等诬蔑异党手段之卑劣而已。当八国通牒提出之时，凡有血气，无不痛心。故当日（三月十八日）各团体代表在北大三院集合，向卖国段政府提出严重警告，此与天安门各团体召集之国民大会，实属于一体，互相为助。北大三院之会为各团体代表会，而天安门之会，则为国民大会。因恐国民大会召集较难，时间上赶不及十八日正午前到院，所以上午派代表警告实在是很必要的。可见这两会虽同时召集，而性质不同，何得谓之为分散群众？在三院代表之到场者，皆为信仰不同之各团体代表，有当日之签名簿可查，有第二日之报纸可查，何得谓之为召集党羽三四十人开会？至我们之到国务院，是代表北京民众向贾德耀、曾宗鉴提出三大警告（详见十九日各报），绝没有那些闲情来声明什么与天安门并非一事；所以我们的同志赴天安门大会的非常众多，在国务院被难及受伤者亦复不少，事实俱在，大通何能任意诬陷，含血喷人！刚与启学等六人乃赴国务院百余代表中所推出之发言代表，又何能谓为三院开会时所派之代表！可见大通急于造谣，连事实都没有调查清楚。竟将莫须有之罪名，加之于我中国国民党及北京孙文主义学会，一方面达到其排挤异党，诬陷异党之阴谋，一方面移动民众仇视卖国政府之目标，无异替段贼祺瑞减轻罪名，我们真不知大通等是何心肝也！
我中国国民党素以反抗恶势力，打倒恶势力为使命，天下周知，无容我们解释；本党虽已开除共产党员在本党之党籍，然在实际工作上，仍本总理仁爱的遗教，促起他们国民的觉悟，和他们提携，使他们归于国民革命之正途；大通所谓“他们宁愿欢迎张作霖杀绝共产党之宿愿”，真是信口瞎说，无的放矢！
卖国政府国务院通令，以接见各团体代表之事实，诬请愿之徒手群众为赤化，为暴徒，以掩饰其屠杀群众之大恶，此与诬陷我李石曾、易培基诸同志，而加以通缉，一样的滑稽可笑，明眼人一见而知为卖国政府之奸猾伎俩；乃大通竟根据此滑稽之通令，加我们莫须有之罪名。不料大通的见解，竟与卖国政府一般高低；要是不然，也不过证明大通等诬陷异党之手段无所不用其极耳！
三月十八日死难诸烈士已经长逝矣！我们幸而没有被卖国政府枪杀，我们幸而还有生命，我们誓下决心，为我死者报仇！我们对于革命战士，只有提携，决无诬陷！我们对于卖国政府，只有恶斗，决不妥协！我们誓杀段贼、章贼等之头，为死者昭雪！革命的战士们！来！我们共同结合在青天白日的旗帜下面，杀上前去！
革命的向前进啊！
四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