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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局发展的新趋势
范鸿劼
（1926年7月15日）
反赤战争到了现在，正如张吴的关系一样，到了“日之方中”的时候。然而继此后者就是“日中则昃”了！
于现时政局有异常重要的北京会议，在现在说起来可以算是一点成绩没有。不独一点成绩没有，而且展开了张吴关系的真相。张作霖认为必须与吴当面解决的四大问题——魏益三部军械问题，唐之道部队问题，保大地盘问题，李景林部队问题——竟无一个有完满解决。所以张作霖突然肚痛，使吴佩孚独演传心殿，真是露骨的表示。
吴佩孚既不能解决奉张所认为必须解决的实际问题，只好利用奉张所用的缓语“军事合作”为脱身之计，所以忽然出京，进行所谓之西北军事。这在奉张一方面也实无法可以反对。所以奉张虽返天津而不能不进兵南口，期“军事合作”之言行相符。但在事实上，张作霖去津未久，张学良、张宗昌等即改编吴佩孚所勾引之李景林部队，与吴佩孚以事实上的难堪。同时张宗昌坐索军饷自五千万至一千五百万之多，张学良扶助京绥局长与吴之所事抗争，与吴反对关税会议停会而张默不一言均不可不知为张吴间之露骨的表示。
张吴关系既然如此，战争情形又怎样呢？
当张吴赫然进京之时，国民军事实已停止进攻太原军事，原集兵力于南口一带为联军进攻之万一准备。根据各方消息，我们可以知道，现在吴佩孚主力田维勤部队已经一旅反戈，余众又不出力死战。根据《顺天时报》吴之所派视察员报告，田部与国民军前线相距不过五六里之途，并无所谓战争，只有“一日曝之，十日寒之”的互相枪炮射击而已。其所以联军告捷，克服险要方者，不过是借以骗取饷械罢了！
南口正面的战事，以奉直联军为主力，褚玉璞为指挥，进行亦颇为不利。两军现尚相持于南口昌平之间，似未逼近南口而所有进取。因此之故，吴佩孚曾派张其锽前往谒张，就商良好办法。但因两方咸认战之不利为战之不力的结果，故决定□□□战大员，期成猛战而思有所成；所以近日以来，京城之中得闻炮声隆隆，可以见战争之猛烈。现在战争尚未告一段落，张作霖忽然离京，张宗昌亦将出京，而南口战事将为吴佩孚与褚玉璞之专有责任！
至于山西方面，军事并未停止，任指挥之任者为方振武，战斗主力军亦为方氏部下。阎氏疲敝之师，似难负战斗之任！若如河南军事，其情形更为与吴不利。樊钟秀占有南阳、南召、方城、内乡、淅川、邓县、鲁山、宝丰等县，领有能战之兵共合四旅，加上受其号召之红枪会三万人，其势颇为不弱。现虽三面被围，势均力敌，但以来攻之众，多为二军与樊本人旧部，不独不出力攻击，而且有反戈的可能。寇英杰对此盘据多县的樊钟秀几乎没有办法。如果吴佩孚不能得志于此，北伐进取，寇英杰之失败为不可幸免之事实，其与吴佩孚之打击亦必甚巨而速其败亡！
除了北方形势构成了吴佩孚的失败地位外，长江形势的变迁，其影响所及不仅截断吴之归路已也。现在北伐军已经攻下长沙，直逼湘阴，而有会师武汉之势；江西方本仁旧部忽然突变，吉安以南，几乎为广州势力所弥漫。如此一来，不独秀才的“讨伐南赤”成了鬼话，即于现时一筹莫展的讨伐北赤，将来失败之后，连一条归路都没有了！吴佩孚现时的地位穷蹙，真是日暮之时逢鬼叫。而其部下之靳田魏等又正虎视眈眈哩！
新直系的联合，虽因靳之被黜而受一打击，但其活动之未尝停，决为智者所深信。靳云鹗、田维勤、孙传芳等为了自身势力的巩固与扩大，又何所谓而不乘机突起，建立一种新兴势力以角逐中原呢？所以将来苏鲁津保之交实难免一片风云突起也。
根据以上的分析，吴佩孚在现在的地位，不独不能大有所为，而且无办法。但是张作霖怎样呢？难道说将来的政局于他一点影响都没有吗？我们如果要解答这两个问题，我们要先研究在反赤战争中张作霖的策略是怎样？
在反赤战争中，奉张的态度固不免多所变更，但其策略始终是保守的进攻，并且尽量的牺牲非嫡系的军队。数月来与国民军死战以至占领北京的并非奉军，即近被改编之李景林所部之直鲁联军。由此，我们若果认褚玉璞督师南口，吴俊陞远征多伦，就是奉系作战，那就错了！
最近《顺天时报》议论与日文报纸宣传一方面讥评吴佩孚之夸大狂及行将破落，一方面暗示“武力统一”的迷梦只有穷酸无识的秀才做，奉张决不如此，所以此次推让吴氏为政治的独裁者。现在他们虽然共用出兵攻打西北，但是与图谋和为奉系所必然而必须采取的策略。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奉张对于此后西北用兵的态度及将来政局对于他的影响是怎样？
因为奉系策略根本就是保守的进攻，所以奉系嫡派军队，集中津榆一带，形成进可以战、退可以守的形势。在先日本帝国主义者深知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是他们穷途日暮的厄运。如果不能将北方的国民军和南方的国民党及其政府打倒，他们的根本就要动摇。故此撮合水火不相容的张吴联合向国民军作战并以种种方法消除他们间的必然冲突而永延其关系至于如今。但是在他们的联合过程中，张作霖在政治上不能说未有上了吴秀才的当。所以自颜惠庆登台以后，奉张虽未与吴佩孚决裂，后无时不作退一步的准备，而保守的进攻策略恰与此述用适合。如此，奉系的保守的进攻策略实可保障安全而又无失败疏虞的。所以将来政局的变化，其影响于奉系者，充其量亦不过扫除奉系关内势力而已。此又必须孙传芳进攻山东，靳田等进攻天津与张褚失败之后方能实现。否则尚可驻守京津，以政治的责任地位与国民军谋和。
以上是我们对于军阀、帝国主义、结合民众的武力所有的认识，我们也应该估量民众自身的力量。我们可以说自三一八以后，反动势力的抬头日高一日，革命潮流在形势上，已经算是低落了！所以民众运动几乎不能看见，甚至于纪念国耻的集会都被禁止了！唯其如此，民众的认识才深进一层。此次反赤联军第一最大功德就是宣传赤化。从此以后，一般民众知道赤化就是“不扰民，真爱民”，反赤就是烧杀奸掳军用票，所以他们日思赤之再来，并深信唯赤可以使他们自救。其次民众深知只有他们自身组织的力量才可靠，才可以自救，所以流离无告的农民和失业者组织成武装自卫的形式：河南的红枪会、白枪会；陕西的硬肚团；山东的黑枪会，他们的势力均不可侮。由此，我们更可知民众并未因此反动局面停止活动，而且秘密的尽量滋长。将来一有机会，当如春笋之暴发！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说张吴关系到了现在已经不成一个重要的问題；河南、江西、湖南的突变，田维勤部的反戈与南口进攻的不利使吴佩孚大受打击而势将失败，其在新政局完成之时，必被牺牲；将来政局于奉张的影响不独不致根本破坏他的势力，也许尚有机会可以维持现有状况；民众根本从反赤的事实明了赤化之为物而思以之自救；民众武装自卫的组织日多，在在可以反抗贪官污吏，恶绅土豪以保护自身利益。然则最近将来的政局较现时为进步可以断言。
（《政治生活》第78期，1926年7月15日）
感谢 先知在1917 收集、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