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威廉·福斯特 -> 《美洲政治史纲》(1951)

第八章 西半球的革命


英国殖民地的革命
革命的过程
革命中的阶级力量
海地的革命


  从十八世纪最后二十五年开始,继续经过了六十年左右,一连串的政治革命席卷着北、中、南美洲。这些殖民地解放的革命在好几个阶段上发生,遍及于英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所有主要的大陆殖民地(圭亚那和疆界不明确的路易西安那除外)。第一次大革命是英国十三个殖民地于一七七六——一七八三年的革命。第二次是法国殖民地海地于一七九〇——一八〇三年的奴隶革命。接着就是一八〇九——一八二五年遍及墨西哥到阿根廷的西班牙属大陆上所有殖民地的革命。同时,革命运动也发生于葡萄牙属的巴西,结果是巴西于一八二二年独立。最后是加拿大殖民地的不满情绪爆发,于一八三七年发生叛变。

  这些国家的政治革命构成了西半球的普遍革命运动,综合起来说,比过去世界历史上任何革命运动都要广泛得多。以时回来说,这些革命延续半个世纪以上;以地区来说,蔓延到整个新大陆。这些革命运动是在很不相同的口号下和在差异很大的经济和政治条件下组织起来的;而各次运动领导者的阶级构成和群众的战斗力量也到处各不相同。这就是说:这些革命各有其民族的特征,因各国特殊环境与民族之不同而不同。例如,英国十三个殖民地反抗工业英国的斗争和海地反抗封建法国的斗争是不相同的。但是,所有这些革命的基础和主要的政治目的是相似的。它们也互相呼应,互相合作。革命中的海地人援助了委内瑞拉的玻利瓦尔,当时他正处在最困难的境地,当时西班牙殖民地革命成功的希望最为黯淡;西班牙分散的各殖民地在长期艰苦的革命斗争中也互相帮助;革命已经成功的美国人民也给予斗争中的拉丁美洲人民以友谊的同情和支援。简而言之,美洲几次革命运动只是一次大革命运动的许多部分而已。这次大革命运动的中心是反抗封建制度的革命。这是广阔的全美洲资产阶级的即资本主义的革命。

  西半球的革命是当时发展中的世界资产阶级大革命的一面。在这时期内,资本主义的力量要从中世纪的经济和政治束缚中解脱出来,对腐朽中的封建主义进行斗争。英国的革命早在一六四二——一六八八年已发生,于一七八九——一七九四年发生的法国大革命与美洲广泛的革命同时展开着。欧洲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也正在进行。在旧大陆和新大陆发生着的这些基本上相同的资产阶级革命,互相有力地响应着,互相增强力量。它们交换革命理论和纲领,而在有限的规模上,革命信徒互相参加彼此的革命队伍作战。因此西半球的一七七六——一八三七年间的一连串革命,是和资产阶级到处为打破封建主义而使自己成为世界主人的广大斗争正相符合的。

  美洲殖民地的革命在和“母”国发生几次破裂时,并不是晴天霹雳一般地爆发的。相反地,这些革命早已在酝酿中。在这些革命发生之前,有无数次的黑奴起义事件、印第安雇农起义事件和各国人民的一般政治斗争;而孕育这些革命的,是人民大众所遭受的不可忍受的殖民地压迫和资本主义制度要求诞生的不可抗拒的力量。自从征服殖民地以来,英国、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国的殖民地统治者就一直使用暴力镇压殖民地人民争取自由与可以活下去的经济条件的斗争,不管这些斗争所用的是怎样的和平手段。这样,殖民地人民除用武力推翻凶恶反动的统治者之外,别无他途可循。这种情形,又显著地说明了马克思的革命理论:历史上从未有过一个统治阶级不用尽他们一切力量来作暴力抵抗而就乖乖地把特权交出来给崛起的革命阶级的。而斯大林也说过:“革命,即一种社会制度之被另一种社会制度所代替,总是斗争,是艰苦残酷的斗争,是生死的斗争。”[1]

  美洲一连串的革命并不单纯是人民反对不可忍受的经济、政治环境的起义事件,虽然这是这个伟大斗争的一个基本部分。这些革命是一个进攻的运动,是一个新兴阶级要求支配权、建立自己所掌握的世界新秩序的巨大的努力。这个新的社会制度一一资本主义——虽然是残暴的、从事战争和野蛮地剥削劳动阶级的,但比起封建主义来,却是前进了一大步。它成为人类从蒙昧时代进到社会主义时代的观苦斗争过程中的次一个上升的阶段。

  但是,遍及美洲的革命并不时“纯粹”的资产阶级革命。它保留了新兴资本主义制度所由而产生的封建制度的许多明显的残迹。西半球各地作为革命发展的基础的经济、政治发展情况都大不相同。这一点影响了那些国家革命的特征。在十三个英属殖民地,因为有工业发展的英国作历史背景,革命就带有明显的资产阶级的特质;在拉丁美洲各国,因为被封建的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国统治,革命就带有封建主义的特征。例如,在巴西和秘鲁,革命不过达到民族的独立而已,根深蒂固的封建地主仍握有完全的控制权,就因为这种各不相同的条件,各殖民地的革命就不仅革命纲领不相同,就是革命结果也大不相同。

  各地革命的中心要求是民族独立。所有的殖民地都呼着这个口号,而这口号又是其他一切要求的关键。当巴特里克·亨利在弗吉尼亚立法机关疾呼“不自由,勿宁死!”的时候,他不仅是为英属十三个殖民地人民说的,而且是为西半球所有的人民说的。在这些人民,特别是在新兴资产阶级面前的最重大的任务,就是驱除外国的压迫者,驱除吸吮美洲殖民地人民的血液的寄生的欧洲国家的政府和统治阶级。环绕着这个民族独立的要求,一切殖民地的解放和自由的力量都尽量动员了。

  在要求民族独立的总的框架里,西半球的革命又面对着许多有关的基本的和迫切的任务。其中有在新大陆建立民主政治的要求,有肃清对工商业的中世纪限制的要求,有废除奴隶制、雇农制的要求,有比较平均地分配土地的要求,有将教会和政府分开的要求。反抗中的各殖民地对这些基本的资产阶级必需条件与纲领的着重点各有不同,其实现程度也各有差异。

  各社会阶级在革命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因殖民地而有所不同。在北美的英属殖民地,商人、种植场主,农民和初生的工人阶级演着决定性的角色,这是和各殖民地工业较发展的情况相适应着的;另一方面在拉丁美洲殖民地,大地主是充任支配的领导阶级的力量;而在海地,则是奴隶群众自己领导革命达到成功。当然,到处都是劳动阶级为革命贡献战斗部队和人力的。

  美洲革命整个说来的共同特点是由外来的移民及其后裔领导革命。在这方面说来,全美洲殖民地的革命和目前亚洲的革命不同,亚洲的革命是由当地居民发动的。欧洲列强劫掠远东人口稠密的国家时,不能移民到那里;它们只是设置了较少的剥削者在那里从事劫掠当地人民大众的勾当,而现在正在被推翻的就是这批外国剥削者。但是在美洲,情形却不同。因为在很多地方土人人口很稀疏,征服者不得不把大量的移民包括黑奴带到美洲殖民地来作为工人。欧洲统治者感觉到了由此而产生的殖民地新民族的革命危险,就极力歧视他们,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力。可是,这种大量殖民的政策终于对“母”国没有什么用处;因为在全部西半球领导革命的就是这些移民及其后裔。因此,一七七六——一八三七年的全美洲革命,和远东的革命比较起来是自有其特点的。甚至在美洲土著的印度安人占人口很大部分的国度,印第安人也不能领导这个基本上是属于资本主义范畴的革命,因为他们刚脱离原始的部落公社制不久。不过,在那些国家,当代表他们的利益的要求提出的时候,他们就成为革命斗争的重要的参加者。


英国殖民地的革命


  经过很多次初步的斗争之后,产生美国的革命——西半球反封建斗争的第一次——于一七七五年爆发为武装冲突,一直持续到一七八三年在巴黎签订胜利的和约。这次革命是十三个殖民地新生的资本主义力量长期奋斗的结果,这种力量在广大的劳动群众支持之下,要打破英国资本主义的扼制而发展自己。殖民地所遭受的苦难,有些我们已经谈过。从一六〇六年建立第一个殖民地居留地詹姆士顿的时候起,英国的资本家和地主们就专横地认定美洲殖民地及其人民实际上是为着英国统治阶级的特殊利益而产生的,便不遗余力地窒息这些殖民地独立的经济和政治的成长。

  从殖民的初年起,英国统治者就制定了整套的航海法,使英国的船老板垄断殖民地的商业;制定了整套的贸易法,使英国商人得以垄断的价格取得殖民地贸易的精华;制定了整套的工业法,保护英国制造商的利益而损害殖民地制造商的利益;制定了整套的财政法,剥夺殖民地发行纸币的权利,并使殖民地债务人受英国债权人奴役;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在那时候,殖民地有一句很典型的怨言说:“殖民地的人不能制造钮扣、马蹄铁或大头钉,但是英国的满身煤烟的铁商和农冠楚楚的纽扣商却要叫着闹着说他们这些大人阁下受到下流的北美共和派最厉害的苛待、损害和劫夺。”[2]

  南方的种植场主也有很多怨言。他们对英国负着无法偿清的重债,烟草以及他们所卖出或不得不买进的其他商品的价钱都是由伦敦的资本家和政治家独断决定的。殖民地的人,特别是地产投机商,也被一七六三年的不列颠条约激怒起来,那条约规定沿阿巴拉契安山脊划一条线,不准殖民者越过。这条线并不是要来保护印第安人,使其能安居在自己土地上,只是用来限制殖民地的扩张而已。此外,当殖民地人民向国王请愿或集会采取政治行动,要求改变当时显明的经济和政治压迫的时候,他们的要求和决议都被国王、贸易局、总督、法官专横地置若罔闻。这一切都加深了年轻的殖民地资产阶级和一般人民心头的愤怒。

  在革命的领导阶级资本家看来,革命的经济中心目标是取得国内市场的控制权。斯大林说:“对于年轻资产阶级,基本问题就是市场问题。它的目的是要销售自己的商品,并打破别族资产阶级方面的竞争。因此它力求保证自己有其‘自家的’、‘本族的'市场。市场是资产阶级学习民族主义的第一个学校。”[3]一七七六年的美国资产阶级革命就表明了这个原则。

  尽管有英国所加的一切限制,资本主义仍然继续在大西洋沿岸的各殖民地发展着。在殖民地时期的后期,工业生长了,商业扩展了,工人数目增加了,人民越来越取得政治的主动性。殖民地初期小农、工人和黑奴的许多次武装反抗和群众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绪和反英情绪,是最后爆发的大革命风暴的重要的前驱。

  在革命前几乎一个世纪内,英国和法国进行着艰苦的战争,这些战争都把殖民地卷了进去。在这些战争之中有一六八九——一六九七年的奥格斯堡同盟之战(威廉王之战);有一七〇二一一—七一三年的西班牙王位继承之战(安尼女王之战);有一七四〇——一七四八年的奥地利王位继承之战;有一七五六一一一七六三年的七年战争(法国和印第安人战争)。殖民地的人利用英国困于战争的情势,大胆地破坏英国专制的贸易法律和积极扩张自己的工业、商业和政治自由;正在从事战争的英国没有多大办法来制止他们。

  然而,殖民地的这种冒犯行为不是英国的统治阶级所能忍受的,这统治阶级主要是由大约一万个大地主和大工业家所构成的。于是英王乔治第三在七年战争中获得在美洲的对法最后胜利之后,就和他的先后两个首相唐森德及诺斯着手镇压反抗的殖民地。他们制定了一整套的压制性的法律,要用来摧残殖民地的生长中的工业和贸易。这些法律中最苛刻的就是一七六四年的食糖法和一七六五年的印花税法。更坏的是,英国统治者于一七六五年通过了“叛乱法”,还派了大批军队到美洲殖民地去镇压殖民地开展着的政治斗争。

  这些挑衅性的和压迫性的法律深深地激起了殖民地的人民并增强了他们的抵抗。群众运动的中心是在波士顿,这运动是由坚决的萨弥尔·亚当士领导的;但伊萨克·薛尔士、约翰·兰姆、巴特里克·亨利这些人物领导的中部和南部殖民地,也深深地不满英国政府。“自由之子”社于一七六五年组成,组织迅速地扩大,进行了广泛的、战斗性的反抗英国压迫的骚乱。“‘自由之子’社这个团体的机构因殖民地而异,而且并不是都有一个形式上的组织,构成分子主要是工匠、机械师、散工,这些人多是由有斗争性的商人和律师领导。这些群众一部分是工人阶级的开端,一部分是小资产阶级。”[4]

  增长着的殖民地反抗最初是反对可恨的印花税法,这法律影响到每一阶层的人。这次反抗的结果是一七六五年十月在纽约举行了反印花税法大会,发动了抵制英国货的运动。此外又向英王请愿修改这法律,但是没有效果。死硬的英国贵族,像其他感觉到自己统治地位受到威胁的统治阶级一样,决意用暴力镇压反抗的殖民地。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说明在革命斗争中,暴力如何最初由反动派开始使用。但是,殖民地强大的群众抵抗运动终于迫使英国政府于一七六六年取消印花税法和其他苛刻的法律。英国议会采取了报复的手段,通过了臭名昭彰的驻军法,驻扎大批军队在殖民地,勒令殖民地供应给养。唐森德又实行一套新的严厉的经济法律,这一切更进一步激怒了殖民地人民。

  一七七〇年三月五日英军在波士顿残酷地向人群开枪的屠杀事件,更加强了殖民地的反抗情绪。在这次事件中,六个北美人被打死,五个人受伤,其中之一是黑人阿塔克士。“自由之子”社发展得很快,变得更强大了,到处都增加了活动。由于亚当士的提议,一个“通信委员会”于一七七二年在波士顿成立。这类委员会迅速地扩展到其他殖民地,最后成为组织革命力量的强有力的工具。

  不了解殖民地日益增长的革命情势的重大意义的英国议会,于一七七三年通过了臭名昭著的茶叶法。这件事把全部殖民地都刺激得怒不可遏。“无代议制就不纳税”的呼声传遍了境内各地。在那一年十二月十六日的有名的“茶党”事件中,波士顿愤怒的市民装扮成印第安人,把东印度公司三艘船只价值一万七千英镑的茶叶投入海港中,以示抗议。英国政府用通过五项新的镇压法令来答覆美洲人民的这次勇敢的行为,其中有封闭波士顿、禁止举行市镇大会、驻扎大量军队在麻萨诸塞等法令。


革命的过程


  这些新的暴虐行为引起了愤激的殖民地人民的强烈反抗。一七七四年九月五日,第一届北美大陆会议在费列德费亚召开,全部殖民地都派有代表参加,只有佐治亚的代表被省总督阻止,不克前往出席。大陆会议虽然并没有达到直接为国家独立而斗争的程度,却支持麻萨诸塞的英勇立场,组织了抵制英国货的运动,并在各殖民地成立“公安委员会”,以执行大陆会议的决定。农民、工匠和工人开始把自己武装起来。英国很快就采取行动来对付这些活动。在波士顿的盖奇将军听到说美洲人在麻萨诸塞的康科特有秘密军火库,便派军队去把它没收。但是银匠李维尔在他那次有名的奔驰中〔和一个没有他那样出名的工人威尔·戴维斯一道〕,鼓动起农民来反抗,这些农民在莱克星屯和手持武器的“红衣军”相遇,而“全世界都听见”的枪声便响起来了。那是一七七五年四月十九日的事。意义重大的美国革命战争便从此开始了。

  革命的殖民地人民于一七七五年五月在费列德费亚召开第二届大陆会议。这次会议面对着一个最基本的决策。那时还很少人谈论国家独立的问题,只有“自由之子”社的会员中和较急进分子中有人谈论。领导革命的商人和种植场主总以为和英国妥协是可能的。可是现在那基本的问题必须直截了当地解决。潘恩的名著“常识”于一七七六年一月出版的时候,国家独立的要求已成为不可抗拒的了,在几个月之中,殖民地差不多所有的成年人都读过或听别人念过这本书。大会于是决定:委任华盛顿(据说他是殖民地最富有的种植场主)为殖民地军的统领,杰斐逊(也是一个种植场主)则起草独立宣言,这宣言于一七七六年七月四日通过并向北美人民及全世界宣布。起义的殖民地是新罕布什尔、麻萨诸塞、罗得岛、康涅狄克、纽约、新泽西、宾夕法尼亚、特拉华、马里兰、弗吉尼亚、北卡罗来纳、南卡罗来纳、佐治亚。

  这个宣言是从很久以前的英国革命的领袖所创立的原则和法国百科全书派的著作中汲取精神的,它大胆地陈述了人民固有的革命的权利:“我们认为这是不言自明的真理:一切人生而平等;上帝赋予他们某些不可割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与幸福的追求。为了要保障这些权利,人们就成立了政府,政府的合理的权力是被治理的人民所授予的,任何政府一旦损害到这些权利,人民就有权利变更它或废弃它而成立新的政府,把新政府设在最能保障人民的安全与幸福的原则之上,并用符合于这种原则的形式组织它的权力。”在我们这时代,早就将本阶级的革命进行成功并掌握了统治权的资本家,正在长期地把共产党人投入狱中,以剥夺人民这种固有的革命的权利。这是徒劳无功的措施,因为当人民大众通过现政府来解除痛苦的一切手段被剥夺掉而决定采用革命的手段的时候,他们就要行使他们这个固有的权利,不管衰朽的统治阶级用什么样的理论与威胁来对付他们。这是一七七六年革命所教导的伟大真理之一。

  为着要对英国斗争,殖民地人民在战争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有了雏型的政府机器。他们在过去十年斗争中建立了这个机构,却并不充分认识它的真正性质和对革命的重要性。他们在英国政权机关之外组织起来的通信委员会、公安委员会、省议会、大陆会议等,是一七七六年后正式建立的革命政府的核心。事实上,在革命的武装冲突阶段之前的这种双重政府机器,和不同政治环境与不同阶级关系下的现代苏联苏维埃情形很相像:在一九一七年俄国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之间,苏维埃和官方的政府互相争夺政权,最后是苏维埃胜利了。

  美洲殖民地人民和英国进行战争的时候,他们的新生的政府逐渐形成了,而旧的英国的政府机器便在革命打击之下土崩瓦解了。美国一七七六年的资产阶级革命者在他们的特殊环境中学到了基本的革命课程,马克思曾把这革命课程指示给一八七〇年要建立社会主义政制的巴黎公社社员;那就是,革命者不能把现存的国家机器接受过来加以使用,必须把它毁坏而另创立一个新的、适应革命目的的国家机器一一虽然在美国来说:这个新的国家机器仍然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机器。

  英国的统治阶级蔑视美洲殖民地人民用武力争取独立的努力。因为英国当时是世界上最强的国家,而且正在蒸蒸日上。英国在一世纪前已经经过了资产阶级革命,在那次革命中,商人资本家和地主及农民结成联盟,有足够力量约束君主的专制权力而决定地增加议会的权力,于一六四九年将查理第一斩首,于一六八八年最后将斯图亚特王室逐出王位,实现了他们的革命要求。从此以后,英国由于迅速发展的资本主义的有力推动,并从资本主义获得新生的力量,在战争中击败了它所有的主要的敌人一一西班牙,法国、荷兰——并且把葡萄牙置于卫星国的地位。英国已成为海上之王,并且进入它的鼎盛时期,称霸世界达一百余年。因此,在那些拥护昏君乔治第三的顽固地主与资本家看来,要压平美洲殖民地一小撮野蛮的叛徒,是易如反掌的事。

  但是现实使这些权贵们的幻觉破灭了。美洲的革命者并不是那样容易击败的,虽然他们的军队在数量上远不及英国军队。他们所进行的是新型的战争,英勇的人民的战争。地形对于他们是有利的,而他们军队所使用的战术大部分是从印第安人那里学来的,非常适合于野战。美洲的革命事业又从资产阶级革命人物——拉法叶特、蒲拉斯基、柯修斯古、斯条本、卡尔伯及其他——那里获得了力量,这些人从欧洲各地集合到美洲革命的旗帜之下来。法国为一七六三年被英国夺去加拿大的事正在伤心,此时便利用这次殖民地革命的机会,派军队和军舰去对它的传统的敌人英国作战。西班牙、荷兰和俄国也给予财政和外交上的帮助。列宁在论及美洲殖民地领袖熟练的革命外交时这样说:“美国人民利用了法国人、西班牙人和英国人之间的纠纷,有时甚至和法国人及西班牙人这些压迫者的军队并肩作战去反对英国压迫者。”[5]

  当时英国的工业资产阶级与大地主贵族之间仍在进行的尖锐斗争,也有利于北美殖民地,英国许多自由主义者公开同情北美殖地的革命。如驻殖民地英军司令何威勋爵,他本身就是一个辉格党人,他极端显著迟缓地调度他的军队,特别是在革命战争的重要关头。后来,只是凭他的强有力的政治关系才使他不因在美洲的行径而受到英国的行事控告。

  这些敌方的力量联合起来,英国的统治阶级就对抗不住了。因此,看到没有胜利之望,诺斯勋爵就于一七七八年对北美殖民地作了很多让步,只是不肯让它独立。但这时让步已经太迟了;事情已到非彻底解决不可的地步。经过六年多的猛烈战争(这个战争的经过在这里已无庸重述了),英军遭受了很多次耻辱的和重大的失败,康华理士勋爵最后于一七八一年十月十九日在约克城投降了。一七八三年九月三日,英国在巴黎悻悻地签了和约,承认北美合众国的独立。这是殖民地人民的胜利。被认为不可能的事竟发生了;“新大陆的衣衫褴褛的人们”竟打败了英国的军队,使世界上最强的政府屈服了。一个新的国家诞生了。但是这个年轻的共和国后来还要和英国进行第二次战争(一八一二年的战争)而取得胜利,才使得英国最后承认它的旧日的十三个殖民地的真正独立。


革命中的阶级力量


  让我引用摩里逊和康马格的一段话:“殖民地上层阶级包含着商人、地主縉绅、国定教会教士、律师、官吏……他们控制着各殖民地的议会,在某些殖民地拥有大部分土地,占据着郡法庭,以个人贷款的方式掌握着信用贷款业〔因为那时还没有银行〕,还树立社会的和文化的标准。”[6]

  革命的领袖们主要是从这些剥削阶级中来的。革命是由北方的商人与工业家和南方的种植场主所联合领导的,而以前一种人的领导力最强。独立宣言签字者的成分说明了这个联盟。在这五十六个签字的人中,二十八个是律师,十三个是商人,八个是种植场主,七个是其他各种职业的人。可以说,很多律师同时是商人或种植场主,或者是他们的直接代表者。在这些签名的人物中,没有小农、工人、妇女、黑人或印第安人,而这些人是构成殖民地人口最大部分的。

  但是,商人资本家阶级和种植场主阶级并不是团结一致来支持革命的。当革命性的决裂到来的时候,很多大商人、地主、高级牧师、官吏等人物对革命采取确定的反对立场,他们从开始就抵抗革命的进展。他们自称为“勤王派”;人民称他们做“卖国贼”。在战争整个时期中,他们妨害革命,而在革命结束的时候,他们约有十万人逃往加拿大、巴哈马群岛和英国。在战争期间,爱国分子严厉地对付这些卖国贼,把那些倔强顽固的用鞭鞭打、用煤脂涂满全身、黏上羽毛,以示侮辱。战争结束后,人民又没收了很多这类人的财产。哈代说,这样的措施“对于打破土地的垄断和英国政策所扶植的地主贵族政治,大有成效”[7]。这些反动集团在纽约、新泽西和佐治亚最强大,而在弗吉尼亚、麻萨诸塞和马里兰最微弱。据估计,勤王派约获得殖民地居民三分之一人口的拥护。

  参加革命到底的商人资本家和种植场主一般说来是构成了革命的右翼。他们是典型的资产阶级自私自利者。他们有很多人无耻地从事军队供给品的投机买卖,把劣等的军需品卖给军队。他们是那些在内战中把古老枪支卖给政府、在美西(西班牙)战争中将腐臭的牛肉供给士兵、并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接受大批军火订单而发了数十亿美元之财的资本家的老祖宗,他们是同一种类的人。“到处的革命拥护者都是分为保守派和急进派的,前一派由商人和有资产的人构成,后一派由工匠和农民构成。”[8]保守的商人和种植场主在政治上由华盛顿、汉密尔顿、伦道夫、狄金生、鲁特列治、哲伊、盖娄威这些人领导,而为民主革命在大陆会议中做主要代言人的种植场主和商人的自由主义者的代表则有杰斐逊、亚当士、富兰克林、潘恩、薛尔斯、亨利·盖兹登、兰姆等人。普通一般的群众领袖们因为缺少一定的阶级组织和纲领,不能进入大陆会议,而他们也不能成为全国闻名者。但是,他们的影响却是很大的。

  小农对革命发生了根本的影响。他们构成了人口的大部分。甚至在种植场主占优势的州如弗吉尼亚,小农也还占偏僻乡间人口的三分之二。小农又是革命战斗部队的主要构成分子。他们是革命的力量,不仅为着脱离英国、完全独立而斗争,并且为反对殖民地的土地垄断而斗争。

  工人在革命中也担任重要的任务。虽然当时还没有确定地形成工人阶级,也没洧明确的工人的纲领和组织,但是,那时已经有值得注意的工资劳动者的团体——海员、码头工人、面包工人、酿酒工人、铁匠、制帽匠、成衣匠、苦力等工人的团体——他们是争取国家完全独立的革命的推动力。他们和农民密切地合作。商人和工匠的有力的武器是“自由之子”社,这个组织推动犹豫不决的资产阶级去采取较急进的行动。派林顿说:“有阶级自觉的商人这样发动起来的抵抗运动最后脱离了他们的控制而落入‘自由之子’社的手中,这个组织前进得既快且远,不是保守的生意人所愿意追随的了。”[9]

  在三百五十万的殖民地总人口中,黑人约占五十万。他们十分之九是奴隶。他们了解政治的机会已经到来,便尖锐地提出解放的问题。大部分都是工人的黑人自由人积极地支持这次革命。从南方逃出的黑奴阿塔克士在波士顿的屠杀中被杀死。很多黑人在崩克山作战,在华盛顿指挥下渡过特拉华河的军队之中有黑人士兵,而黑人又在海军和很多陆军部队中服役。在革命军队中唯一当兵打仗的妇女是一个黑人,名德波拉·甘涅特。比尔德夫妇这样写:“在一七七八年,据官方估计,在华盛顿的部队中,平均每营有五十四个黑人。”[10]南方的黑人也沸腾了起来,他们组织了好几个反奴隶制的秘密团体。

  英国人宣称,黑人若逃入英军战线内的都可以得到自由;这样更加强了黑人日益增长的反抗。黑人逃往英方的数以万计,大批黑人在路上劳苦致死。黑人的大骚乱使南方的奴隶主害怕了。阿普蒂克写道:“杰斐逊曾宣称,在一七七八年一年内,单是在弗吉尼亚就有三万黑奴逃脱奴隶枷锁。”别的州也同样丧失了黑奴。阿普蒂克继续写道:“看来这还是保守的估计:从一七七五年到一七八三年,约十万黑奴(即五个黑奴中便有一个)能够逃脱奴隶羁绊,虽然他们得到的常常是死亡的命运或农奴的命运而不是自甶。”[11]马廸逊曾建议征调黑奴去当兵而给他们自由[12],但是拥有奴隶的种植场主太过于贪婪和害怕,不肯采取这个大胆的步骤。

  在革命的时候,印第安人约七十万人。但是他们分散在大陆上,在这次斗争中作用很小。在边境的主要种族是易洛魁人或“六民族”,他们很少有理由支持或信任任何一方。英国人在结束七年战争的一七六三年条约里无耻地出卖了他们的印第安盟友,而美洲殖民者无情地把印第安人逐出他们的土地。“六民族”于一七七五年宣布中立,但大多数和英国人联盟——摩和克人、塞奈卡人、揆尤加人、温嫩多加人和很多塔斯卡罗拉人。奥奈达人则站在殖民者一边[13]。印第安人在革命战争中的大战,英国军队和勤王派也参加的,就是一七七八年七月三日在宾夕法尼亚的威尔克斯巴尔附近的四十炮台的“怀俄明大屠杀”*,当时四百名居民中约有三分之二遭到了杀害。为着报复这件事,北美大陆上的军队在苏立文将军指挥之下毁灭了塞奈卡人的四十四个村庄。印第安人所参加的另一个战役是纽约樱桃谷的“大屠杀”,在这次战役中有十五个士兵和三十二个老百姓被杀死。参加这些战役的印第安人据说都是摩和克人。

*美国资产阶级的历史书中常常把印第安人在战争中的胜利称为“大屠杀”。


  英属殖民地的革命是资产阶级的革命,有很强烈的民主的内容。列宁说这个革命是“一次伟大的、真正解放的、真正革命的战争……这种战争……是很稀少的……”[14]。雅罗斯拉夫斯基指出,“要判断革命的性质,就要看这个革命的动力是什么。我们把那个在革命运动中担任积极的任务而领导这个运动的阶级称为革命的动力。”[15]在这个标准上说,一七七六年的革命有着很多的民主成分,因为工人和农民在这次革命中担任着重大的任务。这次革命在民主方面最大的弱点是它没有能废除奴隶制。

  英属殖民地一七七六年发生革命比西半球任何其他殖民地都早,这主要是因为这些英属殖民地在美洲殖民地中经济是发展得最高的。它们的迅速成长的资本主义再不能束缚在英国所加给它的桎梏之中,因此它把这桎梏爆裂得粉碎了。这次革命是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大里程碑。它奠定了新生的北美合众国资本主义制度迅速成长的基础。很有象征意味的是,美国的第一任大总统华盛顿是在华尔街的联邦大厅举行就职典礼的。这次革命动摇了全欧洲的封建主义;它使很多国家的长成中的资本主义革命获得了力量,它又加强了西半球其他国家趋于成熟的革命力量。


海地的革命


  西半球革命的第二个大阶段是一七九〇——一八〇三年的海地革命。这个特殊的斗争,由奴隶来进行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美洲历次革命中战斗得最艰苦而又影响最深的一次。虽然它所牵涉到的人数不多,但它对世界发生了重大的影响。

  热带的圣多明各岛在古巴的东南,是西印度群岛中的第二大岛,和北卡罗来纳州差不多大。占这个岛三分之二的东部是现在的多米尼加共和国,其余便是海地。这个岛很多山。它是哥伦布于一四九二年发现的,他给它命名为西班诺拉,即我们所知道的西班尼奥拉。全岛原是西班牙殖民地,是新大陆所有西属殖民地的“母亲”。大授地制在这里第一次传进了美洲,而美洲的种植场也是在这里第一次使用黑奴做工。十七世纪中叶,法国的海盗在这个岛上建立了一个根据地;他们逐渐把这个根据地扩大,一六九七年订立的立兹维克条约使法国获得了这个岛的西部——海地。

  由于欧洲对糖的需求很大,海地迅速地变成财源丰盛的殖民地,被认为世界上最有价值的地方。全部的种植场制度都由奴隶劳动来维持。单是一七八八年一年内,就从非洲购进了二万九千五百名黑奴。两年后发生革命的时候,黑奴的数目已远超过白人,至少是十五对一,而总人口是五十三万六千人左右。

  海地是法国掠夺者的天堂。杜波依斯说,“数以千计的黑奴在垦植地边沿做工和睡觉。许多奴隶主过着几乎是野蛮的奢侈生活,拥有宫殿、镀金的大马车、数十匹马、训练良好的仆役和无边的权利。在十八世纪,大概美洲没有一个地方的白人比圣多明各的白人生活得更舒适了。一万平方英里的地方,生产着比西印度群岛全部其余地方生产得还要多的糖、咖啡、巧克力、蓝靛、染料木和香料。”[16]

  搅扰着种植场主的乐园的是黑奴的危险的骚动。这个岛的历史充满着黑奴起义的事件,而在革命前最著名的起义事件发生于一六七一年、一六九一年和一七一八年。山上也有大量的逃亡黑奴;这些人在海地、古巴和其他岛屿被称做“逃奴”。他们是他们旧日主人无穷的烦恼。种植场主也像其他奴隶制经济中的奴隶主一样,经常在奴隶反抗的恐惧中过日子。

  海地的革命是在英属十三个殖民地革命的影响下发展的(那次革命在人们的心中记忆犹新),但是它受到最有决定性的影响的是刚刚开始的法国革命。走向革命的第一个重要步骤是一七八九年提出的一个要求,即根据巴黎的革命的国民议会所宣布的一般原则,为着数约二万八千的黑白混合种人和自由黑人要求完全的公民权。为着这个目的,一七九〇年发生了第一次的自由黑人的武装反抗,但它被残酷地压平了。经过很多次的欺骗以后,当局最后才在一七九一年五月十五日把公民权让给黑白混合种人和自由黑人。但是,直到这时候,黑奴广大群众的悲惨境遇还没有改善,这些黑奴群众対法国大革命的解放的影响也发生强有力的反应。杜波依斯这样写:

  “〔一七九一年〕八月二十二日,海地五十万黑奴的代表突然在半夜发难起事,这次流血的事变震动了现代世界。〔照梯亥尔说〕,‘顷刻之间,一千二百个咖啡场和二百个蔗糖场都给燃烧起来了;建筑物和农舍化为灰烬了;不幸的场主给愤怒的黑人迫捕、杀死或者投入火中烧死。奴隶战争的恐怖到处都发生着’。”[17]这次事变大约是山中的逃亡奴隶所发动的,领导人是赫赫有名的黑人杜桑·卢维杜尔,他的声名迅速地传遍全世界。

  海地的群众在这次一七九一年的起义发生之后,接着就经历着十二年复杂而艰苦的成争。最初黑奴们要求每周在自己的园地上做工三天,而以另三天替主人做工;但是后来不久他们便改为要求十足的自由。法国种植场主试图用血来淹没黑奴的反抗,对反抗分子进行军事征讨。一七九三年,与英国一起对法国作战的西班牙便以允许黑奴解放来笼络海地黑奴,企图由此而恢复在圣多明各的控制权。于是杜桑在西班牙军队中担任将军,对法国人作战。但是到了一七九四年年初,控制在中产阶级左派领袖手中的法国国民议会宣布圣多明各和其他法属岛屿的奴隶一律自甶解放。杜桑获悉西班牙人的真正计划在于征服黑人,便脱离他们而重新効忠法国,率领他的革命军队,把西班牙人几乎全部逐出圣多明各岛。

  这时候,英国人认为这是攫取圣多明各富饶殖民地的好机会,便接受处于困境中的海地种植场主的邀请,也参与这件事,派一支远征军在这个岛上登陆。但是他们的命运并不比西班牙人和法国人好些。疾病和英勇的黑人反抗者把他们的军队击败了。在司令官梅特兰于一七九八年十月一日向革命军投降之时,英国所派去执行接收这个岛屿的一万五千军队,只剩下一千人还活着。这个昔日的军事暴君,此时驯服地和杜桑签订条约,承认了海地独立。杜桑的军队此时实际上控制了整个岛屿。

  这时候反动势力在法国再度得势。声势煊赫不可一世的拿破仑决心制服杜桑而把这个岛再度置于法国种植场主稳固的控制之下。他又需要海地作为发展他所想的把路易西安那扩张为美洲法兰西大帝国的远大计划的重要基地。拿破仑为着种植场主的利益,下令在附近的法属岛屿马丁尼克和瓜德鲁普恢复奴隶制度。这件事使战斗中的海地黑人下了破釜沉舟的决心。黎克勒将军奉拿破仑之命去征服海地,他在一八〇—年率领五十四艘战舰和二万九千精兵抵达这个岛屿,执行这个任务。为着达到他的目的而进行了—次徒劳无功的军事行动之后,他干了一件美洲全部历史上最不法不义的事。他假装要和平,邀请杜桑去出席会议,便把杜桑抓起来加上镣铐,用船运往法国。伟大的爱国志士和战士杜桑就在一八〇三年死在法国狱中。海地人民光辉的领袖,全美洲革命运动中所产生的最杰出的人物,就是这样故去了。

  杜桑之被拘留对于海地革命是一个重大的打击,但是不屈不挠的海地人民继续英勇地战斗着,由两位能干的将军克里斯多佛和德萨林纳领导。拿破仑增兵到这个岛来,但是没有用。黎克勒屡战屡败,在海地军队及某“盟军”黄热病袭击之下,法国损失惨重。这个法国将领对拿破仑诉苦说:“让你对我军的损失得到一个概念,你知道第七部队初到这里的时候是一千三百九十五个强健的人;现在只有八十六个半病的人尚在军中,一百零七人在医院里,其余的都死去了。第十一轻装步兵队在这里登陆时是一千九百个强健的人;现在只有一百六十三人还能服役,有二百人在医院里。第七十一部队原有一千个强健的人,现在只有十七个人在军中,有—百零七人在医院里。……这样,请你想象一下我在这个国度里的处境吧,在这个国度里,内战进行已达十年,而那些叛军又认定我们是要把他们置于奴隶的地位。”[18]黎克勒后来也死于黄热病。一八〇三年十月,法军投降。拿破仑派去重新征服这个岛屿的四万三千人的军队,死亡了三万五千人。法国舰队载着八千老弱残兵离开这个岛之后,途中全部被英国海军俘去,法军于是全军覆没。

  拥有军队从未超过二万人的海地人民,就这样挫败了西班牙、英国和法国要奴役他们的最大努力。甚至在军事荣誉达最高峰时的拿破仑,也不能够征服他们。海地革命是拉丁美洲的第一次革命;又是第一次废除奴隶制度的革命;这是唯一完全成功的奴隶反抗;这又是美洲一个海岛人民凭自己的努力赢得自由的唯一的例子,而殖民地岛屿通常都遭受到暴露于殖民强国海军攻击之下的困难,并且殖民强国又能够充分动员。全世界奴隶主听到可爱的海地所发生的事便战慄起来,是不足为奇的。

  一八〇三年最后击败法军之后,海地人民再度宣布国家独立。这是拉丁美洲第一个宣布独立的国家,一八〇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签署的独立宣言骄傲地说:“圣多明各宣布独立了。我们恢复了我们原有的尊严,维护了我们的权利;我们宣誓,永远不把我们的权利委弃给任何强国。偏见的丑恶的面纱给撕成碎片了。让它永远是这样吧!谁要是敢于把它的血腥的碎片拼凑起来,谁就要遭受祸害。”




[1] 斯大林著:“与英国作家威尔斯的谈话”,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一五页。

[2] 见“波士顿报”,一七六五年四月二十九日。

[3] 斯大林著:“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二三页。

[4] 麦吉尔著:“争夺美洲之战”,纽约一九四三年版,第六页。

[5] 列宁著:“给美国工人的信”,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一九五三年版,第一一页。

[6] 摩里逊及康马格合著:“美利坚共和国的成长”,第一卷,第一六三页。

[7] 哈代著:“美国第一次革命”,纽约一九三七年版,第一二三页。

[8] 比尔德夫妇合著:“美洲文明的兴起”,第一卷,第一九二页。

[9] 派林顿著:“美国思想的主流”,第一卷,第一八三页。

[10] 比尔德夫妇合著:“美洲文明的兴起”,第一卷,第二七四页。

[11] 阿普蒂克著:“美洲黑人史论文集”,第八八页。

[12] 见道夫曼著:“美洲文明中的经济思想家”,第一卷,第二一〇页上的引文。

[13] 纽约历史学会编:“纽约州史”,纽约一九三三年版,第四卷,第三五四页,

[14] 列宁著:“给美国工人的信”,第三页。

[15] 雅罗斯拉夫斯基撰文,载一九四〇年一月号“共产党人”杂志,纽约出版。

[16] 杜波伊斯著:“黑人的过去与现在”,第一五六页。

[17] 同上书,第一六二页。

[18] 见台维斯著:“黑人的民主政治”,第七八页上的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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