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威廉·福斯特 -> 《美洲政治史纲》（1951）
第三十一章 美洲的富裕和贫穷
自从哥伦布在西印度登陆以后四百五十多年间，美洲人民遭受着寄生的地主们、资本家们以及他们的无数依附者的残酷掠夺和压迫。这些无耻地靠人民的劳动生活的集团，到处把西半球的自然财富搜索净尽，一向是完全缺乏良心或任何社会责任感。他们只有一个目标——获得财富：而为了供奉财神，他们冷血地拿数以百方计的男人、女人和小孩作牺牲，使整代整代的人民生命被摧残和早死。
剥削者们以无比的蛮横和无止境的贪鄙，依照战利品属于胜利者的总原则，把他们见到的任何东西都掠夺为他们的私有财产。他们占据了土地、矿藏和工业，虽然他们对于这些的创造和发展没有任何贡献。以他们的无限的贪婪来说，只要他们能够办得到，他们会把空气和水也垄断起来的。
为了剥削劳动者，寄生的土地和工业所有主们运用了所有已知的人类奴役和压迫的制度。奴隶、雇农、工资奴隶——这些都曾经成正在以许多不同的样式使用着。为了维持这些剥削制度，所有主们曾杀死和监禁了无数起来反抗的工人并且他们还建立了一些近代史上最残暴的政治独裁。当这种暴虐政治在起来反抗的人民的打击下垮台时，剥削者们便搞了些假民主政治——这一类型的资本主义秩序是剥削者们控制着政治机器，而人民被给以自由的幻觉。在这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的邪恶制度的全部历史中，剥削者们曾有系统地把宗敎迷信灌进劳动者们的心中，引诱他们接受他们目前的悲惨命运，而寄虚望于死后的乐园。所有这种掠夺和摧残的最大受害者，在西半球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印第安人和黑人。
这四百五十年野蛮的剥削和征服制度引起了毁灭性的后果。马克思在他的最有名的著作中有一处指出，在现今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之下，“随着资本大王的人数的不断减少，而他们又夺取和垄断了这一转变过程的所有利益，贫穷、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规模也增大了。”[1]西半球的一般社会情况，一个极端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那样富裕，另一极端是陷于实际饥饿的深渊的大规模贫穷，给马克思的论述提供了生动的明证。
自由人民的未来世代将难于相信由这个半球的当前生活现实所表现的悲惨图景，它的两极是巨大财富和群众赤贫。这个情况是一种社会状态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在那社会中，一个阶级，一小撮的寄生统治者们，在他们的政府所提供的立法和他们的教会所提供的道德的掩护下，任意掠夺和压迫生产者们。这全部情况中的唯一好事情是，也如马克思的前述著作中所指出的，所有这种剥削和斗争产生了一个后果，一个战斗的和成长着的工人阶级，它最后将成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这个革命的工人阶级正在全美洲迅速地发展着。
拉丁美洲的悲剧
拉丁美洲人口约一亿五千万，约占世界人口百分之六；土地总面积二千万零二万八千方公里*。它的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有七个居民，是此界上这样大地区中密度最小的之一，只有澳洲和非洲有较低的数字[2]。拉丁美洲，如果有科学的农业和完全的工业，并正当地使用它的自然资源（参看第一章），是能够容易地维持好几倍这个相对稀疏的人口于比目前髙得多多的生活水平的。如果它没有做到这样，这是因为整个地区被寄生的地主们和资本家们所蹂躏，他们的全套半殖民地社会制度是趋向于阻滞经济和猛烈地压低群众的生活水平。拉丁美洲所有国家的国民收入合起来才等于工业上更为发达的美国的约十二分之一，这一事实是对这些人民的一种罪行。
*一公里等于〇·六二英里
在前几章，我们已经指出了大地主制度和资本家帝国主义怎样趋向于窒息拉丁美洲的工业和农业。这就是这个庞大的、潜力丰富的地区今天并在这样可怕的大规模营养不良的基本原因。大土地所有主们不仅用他们的单一产品制（只生产单独一种出口农作物）来缩减人民的粮食供给，他们并且有意忽视提高粮产的可能性。拉丁美洲的常见景象是，在大量群众有适当粮食的地区，国内或国外离地地主们所有的整片良好土地却荒着不耕。可能的粮食供给又为古老的耕作方法所阻断，这除产生其他不良影响外，还导致大规模的土壤浸蚀。烟草、糖、棉花、咖啡、香蕉等等的种植主们在这方面干下了不可补偿的害事。伏格特指出，“在南部大陆的大部分，耕种土地的土壤浸蚀是十分普遍的。”[3]杜根说，拉丁美洲的生产土地有百分之三十五已经被损害或毁坏。
塞尔格耶夫谈到古巴时指出，“由于外国托拉斯和它们的古巴助手们统治的结果，这个土地肥沃和气候温和的国家，面积比匈牙利大而人口只有五百万，却不能粮食自给，而必须从美国输入大量面粉、米和其他谷物、食用脂肪、罐头食品，甚至干果。”[4]而这种情形在拉丁美洲是不足为奇的。
“南美洲的大富豪”的财富和奢华是世界闻名的，他们靠掠夺工人而致富。这一小撮无用的人们，控制了全拉丁美洲的实物资源的三分之二。他们在世界各处时髦人物游乐的地方跑来跑去，无节制地浪费着从他们国内的工人和农民的血汗中压榨出来的财富。他们或是生活在他们的大种植场和大地产的粗俗的豪华中。就是这批人占有拉丁美洲和操纵它的各个政府。二十五个家庭占有秘鲁的未被外国帝国主义者夺走的财富的大部分。邦贝，一个最近死去的阿根廷资本家，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物之一；而巴西的马达拉佐，号称拉丁美洲最大的工业家，在他的贪婪的魔掌中握有许多巴西的最重要工业。
五十个阿根廷家庭占有富饶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土地六分之一的一千二百多万英亩，那里最好的地每英亩值四百美元。这些地产有许多是年代久远的。革命以后约有二亿五千万亩土地移交给一千八百个家庭。外国公司也拥有大片的阿根廷土地，其中典型的如林业公司（英美合办）有地三百万英亩，华尔特隆木材公司（英国的）在巴塔哥尼亚、火地岛和智利南部有地六百万英亩。阿根廷土地的价格比一百年前许多大地主取得他们的地产时已涨了许多倍。大土地所有者的家族——安佐雷那们、希尔舍们、麦伦德兹一比希尔第们、多德罗们、米兰达们、阿尔孔加们、翁泽们、林齐们、杜根们*，等等——也拥有在银行、航业和各种工业中的亿万比索的投资。比姆伯格们据说有家庭财产至少十亿比索。资本家——地主们占有和管理着这个国家[5]。类似的少数剥削者富有集团支配着拉丁美洲所有共他国家的生活。
*爱尔兰人在阿根廷、智利和拉丁美洲其他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
靠无数工人的鲜血和死亡致富的资本家典型人物是著名的西蒙·帕提诺，所谓玻利维亚的锡大王。这个人，号称至少拥有五亿美元，占有玻利维亚的著名锡矿的大部分，以及马来亚的重要锡产权[6]。帕提诺的工人真正是拿不够温饱的工资从事奴隶劳动，他自己却在玻利维亚拥有巨大的和神奇的宫殿，其中有些他甚至未去看过。他的工人数以百计在罢工中被射杀，成千成万人在他的矿场中劳动终生。帕提诺成为欧洲和美国资本家圈子中一个有势力的人物，在他不久前死亡时已有二十多年没有回到过玻利维亚。在别的地方我们谈到过一些关于这个剥削者的矿场中对工人罢工的野蛮镇压。这些斗争常常是真正的内战，一切国家权力都被用来对付占人口多数的印第安人的矿工。
拉丁美洲国家是劳动剥削的富饶场所，从下面一些一般事实可以得到说明。“对圣保罗州（巴西）二百五十六家公司发表的资产负债表的分析指出，投入资本的纯利率的中位数是百分之三十四·四。“这些公司有二十五家赚得百分之百的利润，而马达罗佐大公司一九四六至一九四七年度的利润为已缴资本的百分之九十[7]。“意大利—智利保险公司的利润达到它的投入费本的百分之六十八（一九四八年）：智利铁公司的利润是百分之五十·二……智利银行一九四八年的纯利达到四千九百五十万比索，即投入资本的百分之五十。[8]在这些年间，乌拉圭的纺车公司赚得利润七百二十七万七千五百三十三美元，虽然它的资本总数只有六百八十七万五千美元[9]。在阿根廷，“最大的纺织厂所公布的百分之十九的利润就有四亿比索（一个阿根廷比索当时约值四分之一美元）。五个包装公司获利一亿六千万比索。”此外，仅在一九四八年，阿根廷政府就为由于英阿贸易协定的想象的可能损失而给肉类包装商、大牲口公司和运输公司支付四亿比索[10]。“联合果品公司昨天报吿一九四九年净赚五千八百八十五万二千三百六十四美元，这是它五十年历史中第二次的最大利润”，一九五〇年二月的“纽约时报”说。“古巴糖业公司在一九四九年赚回……每一股份的百分之三十·八。”[11]整个拉丁美洲的劳动群众以及他们所居住的国家，就是这样被大地主和资本家的公司吸干血液。
贫穷、饥饿和患病的群众
在拉丁美洲，工人和农民受到这样强度的剥削，以致他们大群地被赶到健康生存的最低标准以下很远。一般的后果是，贫穷威胁着全体人民的生命本身。乔治·苏尔和他的合作者们的惊人调查宣布，“拉丁美洲的人口有三分之二，如果不是更多，是体质上营养不足的，在有些地区到了实际飢饿点。”[12]昆达尼拉喊出了“赤裸裸的真实是，在一亿二千六百万拉丁美洲人中，确定有不少于八千五百万人是实际上饥饿的。”[13]
在田地上工作的农民和工人的情况最坏，而人们正以为那种地方是最容易至少可以吃饱的。这些土地劳动者主要是印第安人和黑人以及他们的后裔，欧印混合种和黑白混合种。不过工业工人也并没有好出多少。他们的工资只及美国和加拿大的工人的十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一个拉丁美洲工人每天工资半美元到一美元，而在美国每天却有三美元到十美元。”[14]自从战争以后，由于整个拉丁美洲通货膨胀盛行而引起生活费用急剧上升，实际工资连同一般的生活水平已经剧烈地恶化了。
一个保守的经济学者韦斯说，阿根廷的工资标准“比委内瑞拉以外南美洲的任何其他国家都高……一九三八年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产业工人每月平均收入是，日薪工人一百零九比索（约三十六美元），月薪工人二百四十比索（约八十美元）。[15]一九四三年阿根廷国家劳动部规定了一个五口家庭每月最低预算一百四十七比索，但是一个城市劳动者的每月平均工资只有七十八比索，一个建业工人收入约五十此索[16]。自从那时以后，工资有了相当的增加，但是生活费用上升得远为更多。一九五〇年七月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经济新闻”谈到阿根廷的实际工资下降时说，一个金属工人在一九五〇年要工作三百一十九小时，才能买到他一九四三年工作二百三十小时就可以买到的同样东西。韦斯在一九四五年写到巴西的工资情况时说：“工资一般是低的。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的普通工人每月平均收入约十五·五美元，机械工人是二十八·七五美元。在巴西的机关里，每月五十美元到六十美元对于一个文书或英文一葡萄牙文速记员便是很不错的新金了。”关于墨西哥，韦斯说，“根据一九四〇年工业调查发表的材料，制造业或其他机械工业（采矿、冶炼、油井和提炼、铁路及公用事业）的工人一九三九年每一工作日的平均工资约有一美元[17]。恩西那在墨西哥共产党的一九五〇年会议上说，自从一九四一年以后，比索的价值已经跌了百分之三十，但是付给工人们的货币工资总数仍然是一样的，或甚至略有减少。玻利维亚的锡矿工人每天被付给二角五分到五角，危地马拉的农场工人也大约是这个数目。至于美国和加拿大的公司，以及英国的、法国的和意大利的公司，充分利用了拉丁美洲这种饥饿工资的条件，并运用它们的权力甚至来把它压得更低。
拉丁美洲劳工联盟一九五〇年三月在蒙得维的亚举行的区域会议，提供了出席这次会议的七个国家每月工资和生活费用表的材料。这在拉丁美洲是富于代表性的一般情况
| 国家 | 工人工资 | 家庭生活费用 |
| 巴拉圭 | 150瓜拉利 | 290瓜拉利 |
| 玻利维亚 | 2000波利维阿诺 | 4000波利维阿诺 |
| 巴西 | 1000克鲁赛罗 | 4000克鲁赛罗 |
| 智利 | 2400比索 | 4000比索 |
| 阿根廷 | 500比索* | 1150比索 |
| 乌拉圭 | 100比索 | 300比索 |
| 厄瓜多尔 | 750苏克雷 | 1200苏克雷 |
*后来关于阿根廷的这个一般媒约平均数又被更正（一九五〇年七月五日“拉丁美洲高工联盟新闻”），认为太高，典型的工资（以比索算）是：金属工人四三三，码头工人四四〇，纺织工人三六四，食品工人四二五，肉类包装三〇〇，糖业种植工人一三二。
波多黎各提供了美国帝国主义剥削和造成贫穷化的生动例子。在这个国家里，经过半个世纪的英国统治，制造业中每小时的平均工资只有四角五分，少于在美国所付给的三分之一，而百分之七十的波多黎各家庭只得到这个岛的全部收入百分之三十[18]。糖业工人为每过五元五角每年苦干四个月[19]，而烟草工人在一九四七年每小时工薪一角二分。纽约先驱报警告说，波多黎各工资的任何匆促改善都会给这个国家的工业化计划以致命的打击。难怪伏格特称波多黎各是“世界上最悲惨的地区之一”。
当我们了解到拉丁美洲各国的生活费用常常和美国的一样高甚至更高的时候，工人们的这种工资标准的极端不合理便更加明显了。例如，像加拉尔扎所说的，一个玻利维亚矿工要工作五百天才能买到一套普通的衣服。其他的商品也按比例地高。由于战后物价高涨而工资差不多停留不动，生活条件到处都严重地恶化了。下面的例子对于全拉丁美洲多少都是适用的。田宁鲍姆谈到墨西哥时说，“按实际工资，工人们……在一九四五年五月只得到他们一九三九年的收入百分之八十三·六。农村的收入，以实际工资来说（以一九二九年为基数），从一九三四年的百分之一百一十九降到一九四四年的百分之六十二。”[20]现在的情况就更坏了。加拉尔扎说，在全拉丁美洲“即使有最好组织的工人在一九四七年年底是否赚到他们一九三八年所得的实际工资的一半，是有疑问的。”[21]
拿这样可怜的收入，田地上和城市里的大群工人实际上是吃不饱的。一九三九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第三次国际营养会议宣称：“由于营养不良无例外地流行于所有的拉丁美洲国家，美洲正经历着一种真正的悲剧。美洲世界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没有能够吃到为维持生命和为人类劳动的正当产景所需要的最低粮食。”[22]巴西的社会学家佩霍达曾说：“我们没有做什么好事，因为我们的人民是生活在经常的营养不良的状态中。”加斯特罗伊博士（也是谈到巴西时）说：“我们的工人们的膳食是品质最劣的，各方面都不合适。可以想到的唯一更坏的膳食是不吃任何东西。”[23]
在古巴，根据对一千一百个工资收入家庭的硏究，平均每人的所用食物只有九百一十五卡路里热量，“这是远低于国联尺度的‘极端营养不良’点的……乡村的委内瑞拉人平均只吃到一个正常的欧洲移民所需要的粮食总量的约四分之一左右……波多黎各可以说是加勒比区受营养不良影响最深的。[24]拉丁美洲每一个国家都呈现相似的情景，广大部分的劳动人口正在饥饿中挣扎和依靠不足以维持健康和活力的卡路里及维生素来过活。
拉丁美洲劳动者们的低工资除了使工人们不得不忍受半饥饿的膳食外，还迫使他们在可怕的居住条件下过活。拉丁美洲大部分乡村是污秽的和凄惨的，而大城市也满布着一些世界上最坏的贫民窟。旅行者们对里约热内卢、布宜诺斯艾利斯、莫斯歌城、圣地亚哥、利马、圣约翰和其他地方的可怕的工人住宅区感到震惊。根据苏尔和他的合作者们的调查，圣地亚哥（智利）的工人住宅平均一个房间住五个人；布宜诺斯艾利斯有一半工人住单间的住所，而蒙得维的亚的数目竟到达三分之二；“卫生设备的极端不良以及随之而来的所有种类的传染病，可以在墨西哥找到。”[25]
苏尔和他的团体还举出农业工人们的凄惨的居住条件的一个例子——在拉丁美洲生活最好的国家之一的阿根廷——如下：“那些住屋是这样原始，它们仅够藏身，完全不适宜于人类的居住。只有四根棍子的架子，草和泥盖成屋顶，用树枝排起来作墙。工人和他的家庭就在这种‘房屋’里藏身过夜，任凭雨打霜侵，睡在草席或旧麻袋上。他们缺乏最基本的卫生设备。他们所饮的水是污秽的死水，是来自牲畜用的贮水池或用大桶从邻近铁路车站运来。”[26]
在整个拉丁美洲，与这种可怕的经济条件并行的是大量的文盲。国家、敎教会僱主们都没有兴趣教育人民。至少在十一个拉丁美洲国家，有百分之五十或更多的人口是不识字的。智利的文盲比率是百分之二十四，墨西哥百分之四十，洪都拉斯百分之八十二，玻利维亚百分之八十五，海地百分之九十[27]。阿根廷的比率较低，百分之十五，这主要是由于从欧洲来的大量移民。数年前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个调查指出，有三万儿童由于营养不足而没有进学校，并且有五千儿童实际上完全没有粮食。拉丁美洲有七千万文盲，另外五千万人只受过两三年学校敎育[28]。与美国和加拿大的百分之四·五的比率相此，拉丁美洲文盲的数字是惊人的。
拉丁美洲的低工资水平的最可怕的方面是它对于人民健康的灾难影响。著名的巴西利·学家倍雷拉有一次说，“巴西就是一个广大的病院。”[29]他这个说法可以应用于拉丁美洲的其余部分。劳动群众真正充满了疾病、穷苦、文盲和各种不健康的条件——肺结核、疟疾、梅毒、淋病、赤痢、沙眼、蟠尾线虫、伤寒、肠寄生虫、脑膜炎、印度痘、十二指肠虫、脚气、平他病、丛林热以及许多其他种病。所有这些疾病在营养不良的人民当中特别猖獗。苏尔和他的合作者们说“拉丁美洲有一半人口为传染病的或缺乏维生素的疾病所苦。”他们进一步指出：“秘鲁十七岁到二十岁的人民中有百分之九十五染了肺结核病。”在智利的某一城市，百分之百的工人染了肺结核病，而在波多黎各，肺结核的染病率十倍于美国的北卡罗来纳州。疟疾，这个全拉丁美洲的屠杀者，在巴西每年夺去了八万人的生命，在厄瓜多尔使一半人口害病，而在巴拉圭是一个“民族的灾难”。“梅毒在许多拉丁美洲的城市和乡村地区蔓延。”伤寒在许多地区一种威胁，而黄热病仍然在亚马孙盆地流行。在玻利维亚，百分之九十八的人民为肠寄生虫所苦。佝楼病和蛀牙病十分普遍[30]。
对付这种像汪洋大海般的疾病的医疗和医院服务是十分不够的。以人口平均来说，拉丁美洲国家的医生只有美国的十分之一到四分之一。从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六年，在墨西哥的“一万人口以下的城镇，有百分之八十六·三二的死亡者是未经任何医疗诊断的……而整个共和国在这一时期有百分之六十·八的死亡者未经医生诊断，只有百分之三十九·二有诊断书。[31]在巴拉圭，一个约有一百五十万人口的国家，几年前只有一百零九个医生，而其中九十三个是在首都亚松森。许多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笔小钱购买奎宁来对疟疾进行最起码的治疗，而政府虽然在军事开支上乱花金钱，却不肯供给每人一角钱来根绝黄热病。
与他们目前的惊人的疾病情况相对照，拉丁美洲的印第安人，像其他地方的一样，在白种人到来之前是很少为疾病所缠的，黑人在被运出非洲前也是一样。弗莱尔谈到巴西的印第安人时说，“勒里强调土人的巨大体力，能砍倒大树并赤身背着它们带到船上。索雷斯把他们描写为‘身材好看和结实’的人；卡尔第安看重他们徒步远行时的快捷和持久，而葡萄牙人在亚尔瓦雷兹所发现的海岸上第一次看见天真和裸体的印第安人时，羡慕地谈到他们的强壮，健康和美观”[32]但是封建—资本主义不久便结束了印第安人和黑人的这种健康和有力的状态。
所有这种贫穷、饥饿和疾病在拉丁美洲最后归结为一个极高的死亡率。美国的每年死亡率是千分之十一，而拉丁美洲却是千分之二十三。婴儿的死亡——在美国是千分之四十八——在哥伦比亚髙达千分之一百六十三[33]。在美国，一般人的平均寿命约为六十三岁，但在拉丁美洲，像秘鲁却低到三十二岁。“在里约热内卢，有一半以上到达工作年龄的人不到二十九岁便死亡了。”[34]拉丁美洲其他国家的情况也同样恶劣。
这就是半殖民地的拉丁美洲的劳动群众生活条件的可怕情景。而这些条件正在变得更坏。实际工资在低落，而贫穷在增加。一般性的社会保险法律在许多国家制订出来了，但是它们甚至没有轻微地解决这广泛的需要。近年来在防止烈性蔓延的疾病如天花、黑死病和黄热病方面有了相当进步（因为不这样财富就随之丧失），但是许多与贫穷直接有关的疾病继续猖獗。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降低，由于生活费用近来大大提高而加剧，现在已达到这样的危险点：另一次世界经济危机很可能引起他们发生一个世界性的大灾难。
美国财富的集中
依照资本主义的掠夺你所能掠夺的一切的贪鄙原则，美国财富的大部分已落入相对少的人手中。美国是世界上少见的一个富裕的国土。可是，要知道个别的资本家富豪们的确实财产是不容易的。在从前，他们在报纸上公开夸耀他们的无比财富和宣扬他们的放荡行为。但是现在这种事情已变成绝对保密的材料——以避免公众的仇恨和逃避所得税及遗产税。因此，有多少超级资本家属于一亿至十亿美元阶级，大多是推测之词。不过，第七十六届国会的临时国民经济委员会曾挑选出控制着不少于五百亿美元的各种类财产的十三个家族——福特、杜邦、洛克菲勒、梅隆、麦考米克、哈特福特、哈克纳斯、底犹克、普氏、毕特凯因、克拉克、雷诺和克雷斯[35]。在一九四〇年，二十家大商业银行拥有三百九十亿美元。这些就是美国的真正统治者。
财富集中的过程以甚至更大的速度继续着。“二百个最大的非金融公司现在拥有全部非金融公司财产的百分之六十五，而一九二九年只有百分之五十。”[36]大鱼继续在吞没小鱼。“吞并活动，联邦贸易委员会说，在大战结束后‘来得更锐猛’，而在一九四七年最后一季，据报比一九三〇年以后任何时期（只一九四五年除外），都有更多的吞并和取得。”[37]这种垄断化包括银行、报纸、广播电台以及其他重要的经济部门。美国的工业系统，以及跟它一起的政府，现在是紧密地控制在大垄断资本的手中。
资本家仍从他们的垄断性所有权上得到丰富的收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五十五个月中，公司在纳税后“赚了”五百二十亿美元的利润[38]。一九〇九年到一九四四年这三十五年期间的平均利润率，我们曾算出是百分之十一而不是呈报的百分之七[39]。在一九四八年和一九四九年，纳税后的利润总数各为二百一十亿美元和一百七十亿美元，后一数字超过战时的最高峯六十亿美元，而为繁荣年的一九二九年所获利润的一倍多[40]。在一九五〇年笫三季，在朝鲜战争的刺激下，纳税后的利润达到每年二百四十亿美元的水平，并且还在爬髙。当前的平均利润是，由资产一千美元至二十四万九千美元的公司的平均百分之八·四，到资产一亿美元或一亿美元以上的公司的平均百分之十三·六[41]。
在一九四八年，资产一千一百六十亿美元[42]的美国全部公司获得纯利二百一十亿美元。大垄断资本家们取得了大部分这种从工人的生产中压榨出来的巨额膏血。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卡佛尔曾写道，工人们在收买着美国公司的多数股份[43]。资本主义的发言人们仍然喜欢贩卖这种无意义的鬼话。事实上，只有数目很小的人们占有这些公司和收取它们的巨额利润。“即使我们把大部分的‘其余的企业主、经理和职员’（一九四〇年国情调查）以及一些批发和零售商人、农场主等都计算在资本家阶级之内，我们会发现（资本家的）总数可能只占所有职业部门中全部人员的百分之五以下，而确定地是百分之十以下。”[44]美国只有一百万个家庭每年收入一万美元或以上[45]，大约一万个人占有这个国家的全部公司股份的一半。“联邦储备公报（一九四九年十月）表现出，‘少得可笑的美国人以对于美国工业的财产所有权表现出他们对美国制度的信仰’”[46]就是说，“全部有收入的人们中只有百分之八拥有任何种类的股份，而这些人当中，保有股份值一千美元以下的占一半以上（百分之五十三），只有百分之一的人有股份十万美元或以上。”[47]这一小群股东们经常取得全部股息的百分之五十左右。这一小撮富有的垄断资本家们还获得通过各种各样的牟利和借贷的诡计从人民中压榨出来的许多其他亿万美元的大部分。
剥削和工人们的贫穷
美国虽有巨量的工业生产，广大的人民群众却缺乏基本的生活必需品。全国公认的赫勒尔委员会关于“一般合适的生活标准”的预算需要每年最低的收入是按照一九四九年九月物价计算的四千美元。可是，“纽约时报”说，“在一九四八年，这个国家历史上最繁荣的一年，近一千万个家庭全年只有现金收入二千美元或更少”[48]。根据联邦贮备局，一九四七年有百分之七十三的人民收入少于赫勒尔的预算。事实上百分之九十四的非熟练工人所得少于这个预算，百分之五十九的农民收入在它之下。这就意味着普遍的穷困。“美国制造工业受僱工人的实际工资一九四九年比五年前的一九四四年降低了约百分之十二。”[49]美国劳工研究会说，“我们必须修正罗斯福所说的约有‘全国三分之一的人缺乏适当的住屋、衣着和营养’，改读为至少‘全国三分之二的人’。”[50]
美国的工人们得到他们所生产的财富的百分比正愈来愈小。以公认的政府统计为基础，并考虑了这个时期的生产、工资、物价和其他因素，美国劳工研究会指出了下面的发展；在一般的制造工业中，以一八九九年的工人状况为一百，在一九四六年便跌到七十五。有代表性的是，通用汽车公司在每小时减少工资二分之后，宣布一九四九年的纯利为六亿五千六百四十三万四千二百三十二美元，一个打破纪录的数字，比一九四八年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九。在一九五〇年的选举活动中，华尔街的权威喉舌史塔生说（十一月五日“纽约时报”），在过去五年中美元的购买力已降低了百分之四十四，而工人的工资一般只提高百分之三十。
美国情况的一个最坏的方面是政府对工人们所提供的保护的微薄。失业是美国工业的一个灾祸。“在两次战争之间的二十二年中，共有十年是萧条的年份……最多有六年景况较好。”[51]不幸事故和职业疾病在美国工业中也有名的高。在一九四八年，有一万六千个工人致死和一百九十六万工人受伤；这当中有约百分之九十是可以预防的。可是防止这种可怕的危险的联邦社会保险法律以它们的非常吝啬的条文来说，对于工人阶级是一种侮辱。苏联和许多欧洲国家在为它们的工人们提供关于疾病、失业、不幸事故和年老的保障方面，是赶过美国很远的。
像通常在资本主义国家里一样，妇女在美国工业中受到很大的歧视。在一九四八年，国情调查指出，全部“有报酬的雇用人员”中有一千七百二十七万二千人或百分之二十九是妇女。制造工业中男人的工资一九四八年平均为五十四·五四美元，而妇女的工资平均只有四十二·一三美元。保护工业中的妇女的立法是简略的和不足的。一九四八年十月的国情调查报告指出，有二百三十万一千个十四岁到十七岁的男孩和女孩被雇用，其中十五岁或以下的有七十一万七千人。
在战争中，农业也像美国的一般工业一样，曾脱出多年来的灾难性危机而走向繁荣。由于参战国家对粮食的急迫需要，价格上升了，农场收入也随之增加。农场的抵押债务从一九四一年的六十五亿美元降到一九四四年的五十六亿美元；而农场的出佃从一九三五年的百分之四十二降到一九四五年的约百分之三十八。但是价格的提高以及政府对价格的各种支持，好处大部分落入少数富农的手中。在一九四四年，五千个大农场主全年收入多到十万美元以上，而约四百万中小农只有现金收入六百美元或更少。大农场主们是拥有全部百分之七十的农民银行存款的百分之十农民的核心，也是获得全部农场收入的百分之六十五·四的农民百分之三十的核心的[52]。小农们没有从繁荣得到多少好处，可由他们有百分之五十承认没有战时公债这一事实明显地表现出来。至于三百万农业工人，他们受到繁荣的好处更少；他们的工资依旧只及工业工人的工资水平的约百分之五十，而他们的工作时间约长百分之二十五。
美国农业基本上不健康的情况在朝鲜战争前夕便再度表现出来，当时农业也像工业一样，正迅速地堕入一次危机中。小麦、棉花、马铃薯、鸡蛋以及其他重要产品的大量过剩品或被毁坏或堆积起来，并威胁着全部价格结构。农场收入再度下降，同时出佃和农场的抵押在增加。长期来说——从一八八〇年到一九三六年——出佃从百分之二十五·六增加到百分之四十二·一；而在一九一〇年超过一千英亩的农场只占总数百分之十九，在一九三六年它们便占百分之二十九·四了。虽然世界的许多部分有千百万人在挨饿，杜鲁门的政府却在推行一种毁坏粮食和限制种植的政策。美国的资本主义产业，像它的同胞兄弟资本主义工业一样，没有可怕的、人为的战争刺激便不再能“繁荣”。
受到双重剥削的黑人
美国资本主义对一千五百万黑人的掠夺、剥削和压迫最为深重。黑人是在工业中最后被雇用和最先被牺牲的。最显著的是，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年期间许多城市的失业对黑人工人的打击比对白人加重一倍——例如，在底特律，黑人失业的达百分之六十，白人是百分之三十二；在豪斯顿，黑人百分之三十五，白人百分之十八[53]。在朝鲜战争之前，随着失业的迅速增加，在工业中资历权利较少的黑人有着远超过他们的比例的失业者。
黑人的工资率比白人工人低很多。弗拉齐尔概述战后的情形如下：“一九四六年，在这整个国家的城市和乡村的非农业区，非白人家庭的中等收入是一千八百三十四美元，而白人家庭是三千零九十四美元。在北中部各州，非白人和白人家庭的中等收入各为二千二百七十三美元和三千零二十三美元，而在西部各为二千六百五十九美元和三千一百五十二美元。另一方面，南部非白人家庭的中等收入是一千五百二十七美元，而白人家庭是二千七百零九美元。”[54]这些数字说明为什么黑人生活在这样深重的贫困中，和为什么他们的死亡率比白人高半倍。这些数字也暴露了雇主们对黑人实行他们的歧视和迫害的野蛮制度的基本经济利益的原因。
黑人是被政府、雇主们、社团和一些工会有计划对地排斥于报酬最好的工作和职业之外的。他们的命运是要做最艰苦的和报酬最坏的工作。世界工会联合会从约翰·毕特曼称之为“歧视黑人的世界首府”[55]的华盛顿举出了一些典型的例子。在这个首都的熟练作业中白人工人的百分比是：锅炉制造者百分之百，电报报务员百分之九十九·四，金属工人百分之九十七·六，印刷作业百分之九十六·六，速记员百分之九十九。另一方面，在非熟练的工作中情况便相反，黑人提供了苦力工人的百分之九十一·九，家庭佣工的百分之七十四。在一九四三年的美国全部工人中，熟练工人只有百分之三是黑人，虽然黑人构成人口的百分之十。”[56]黑人在专门职业中的百分比甚至比在熟练作业中更低。例如在一九四八年的四十三万名专科学院和大学毕业生中，只有八千五百一十三名是黑人[57]。在一九四九年美国的七万五千名牙科医师中，只有一千六百五十名是黑人；而医生中只有四千个，即二十万零一千个医生中的百分之二是黑人[58]。
黑人的住居条件是所有人中最坏的。他们被歧视黑人的制度迫令住在污秽的、残破的住宅区，全国不分南北都是一样。下面的叙述是悲惨的过度拥挤的典型：“……在芝加哥的黑人地带，每平方英里住着九万黑人，而在一个邻近地区每平方英里只住二万白人；在一九四〇至一九四一年，黑人的肺病死亡率比白人高五倍以上。”[59]全国来说，男性黑人的平均寿命只有五十六·〇六岁，而男性白人是六十四·四四岁[60]。
在一九四九年，美国全国都被参议院关于华盛顿的著名黑人贫民窟的调查所震惊。在国会大厦所能看到的地方，只有几个地段的距离，“院子里和街巷里排满了快要倒塌的厕所，有些条板已断而门开着，在堆满垃圾的后院中，散发着可怕的恶臭。这个贫民窟的住屋大多由黑人居住，没有水汀也没有自来水。火油灯和蜡烛供给光亮；煤炉供给热——就那些能买得起煤的人来说。在院子里，六家人共享一架抽水机。”[61]在这些不堪言状的窝棚里，一个房间住着多到十个或十二个人。
农村的黑人也和那些在城市的一样过得很坏，如果不是更坏的话。“在农业人口中，黑人农民居于社会阶层的最低一级。在南部（有三分之二的黑人住在那里），黑人佃农对全体农民的比例从一九四〇年的百分之三十五增加到一九四五年的百分之四十，而互分制的比例在这期间从百分之五十五增加到百分之六十二。”[62]这些佃户占了每年收入少于六百美元这个挨饿数字的四百万农民的大部分。在封建性的债务制度束缚和武装的白人黑帮恐怖之下，他们过着一种半农奴的生活。
黑人也一贯地缺乏受教育的机会，特别在学校隔离十分普遍的南部。这种歧视由下面的事实清楚地表现出来；“在一九三九至一九四〇年度每名通学小学生平均杂费的项目下，南部各州化在每个白人儿童身上的是五十八·六九美元，而化在每个黑人儿童身上的是十八·八二美元。”[63]说到高等教育，歧视便更加明显了。“在一九三五至一九三六年度，南部十七个州的三十四所地方补助的白人和黑人学院从各种来源收到五千五百万美元。在这个总数中，十七个黑人学院只得到约四百四十万美元（百分之八）。就是说，平均每个白人学院得到近三百万美元，而平均每个黑人学院得到的只比二十六万美元多一点。”[64]
穷困的少数民族集团
五十万的印第安人，被夺去了大陆上的土地之后，便被赶到狭小的、荒无的保留地区，他们在那里生活在贫穷、无知和疾病中，成为国家的一个耻辱。一九四九年四月在亚利桑那州费匿克斯城举行的十九个西南部落的会议透露了典型的情况：“亚利桑那的巴巴哥印第安人四个小孩中有一个在一岁内便死亡了。平均寿命是十七岁。那瓦约保留地的伤寒病比全纽约州还多。那瓦约的儿童百分之七十五受不到正式教育。那瓦约的五口家庭靠每年二百五十美元来维持。六万四千那瓦约人中只有百分之二有资格做熟练工作。”[65]其他部落的情形也是一样；在奥克拉荷马州的“五个开化部落”中，每一家庭的每年收入低到五十四美元。
这种骇人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又伴随以恶毒的种族歧视。“真的，在美国的许多城镇，一个印第安人在大部分餐馆和商店都不受招待，不能住上等的旅店，在城里的一些地区租不到房子……在这些同样的地区，印第安人通常不受教堂欢迎，他们的孩子不能进公立学校。他们在允许他们从事的职业种类上也受到歧视，而当就业不景气时他们便首先被解雇。”[66]在许多州，印第安人和白人之间的通婚是被禁止的。在爱达荷，几个月以前，“四个印第安少年因偷羊而每人被判处十四年刑罚。”[67]而政府盗贼汤玛斯，著名的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前任首领，曾偷窃了好多千块美元，坐了不到九个月的监牢便被释放了。
美国人口中还有另一个相当大的部分过着一种可以同黑人和印第安人相比拟的受虐待的生活。这就是西南部的三百多万墨西哥少数民族，他们的景况在第十二章已有叙述。在二百三十多万的波多黎各人中也有许多黑人（参看第二十八章），他们的苦难的经济情况是整个西半球的耻导。此外，这里还有其他重要的少数集团，包括在美国本土的六十万菲律宾人、中国人、日本人和马来人，以及构成夏威夷人口三分之二的四十万日本人、夏威夷人、朝鲜人和菲律宾人。所有这些集团的一般经济情况是和黑人差不多同等的。美国对待它的近二千万非白种公民是非常不合正义并且野蛮的。
加拿大的两个极端
加拿大国民财富和收入的分配是依据和美国同样的资本主义原则进行——一小撮人夺得很多，而许多人所有很少。蒂姆·布克列举了“控制我国经济的一半以上”的十六个大银行家和工业家——威尔逊、安古斯、斯特华尔特、史密斯、克罗撕、西塞、科勒曼、麦克马斯特斯、戈登、莫林、道威斯、邓肯、麦克米偷、爱德华兹、莫尔多齐和塞尔拉斯。这些剥削者们占有或控制加拿大的最重要的银行、铁路、制造厂和矿场，因而也控制政府。他们在一九四七年的总利润是一九三八年的三倍。不到百分之二的加拿大人获得了国民收入的百分之十四。“投资得回的收入在一九四七年共有二十三亿一千八百万美元。”布克进一步指出。“这数目不少于加拿大人民所得到的全部金钱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一。把它在这个国家的二百五十二万五千二百九十九个家庭中加以平分，就会使每个家庭的工资收入增加九百一十七美元。”[68]
自然，加拿大的工人们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是为着最勉强的或更不如的生活而工作着。在一九四八年十月，“加拿大的所有工业的平均薪水和工资是每周四十二·七七美元，单单制造业的平均工资是四十·六八美元，而当时美国劳工统计局对于城市工人家庭预算的审慎的独立估计指出，就加拿大的相当典型的城市多伦多来说，它的费用是每周七十二·九八美元”[69]。在法兰西族加拿大（魁北克），工资比全国的总平均约少百分之十五。妇女在加拿大工业中也受到严重歧视，像在西半球的其他地方一样。在一九四〇年，加拿大男工的平均每周工资是二十四·七八美元，而女工只有十三·四九美元。[70]这个比例以后基本上没有变动。加拿大这样低的工资率，像在美国一样，使工人们陷于贫穷、无知和不健康的惨境。
明显地，加拿大和美国的劳动群众的境况没有全拉丁美洲的那样坏。这是因为资本主义在这两个国家（它们两个形成一个经济集团）是比在拉丁美洲国家远为有利的条件下发展了起来。加拿大和美国都已在自然资源丰富和封建残余减到最少限度的广大国土上建立了它们的工业体系。两个国家都逃脱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破坏，而实际上借这些毁灭性的冲突富有起来。它们寄生性地以世界其他人民为牺牲来建立它们自己的经济。资本主义在加拿大和美国的这种较有利地位使工人们能够从剥削者手中挤出比在发展较差的拉丁美洲国家的情况下较多的让步。
但是在资本主义的美国和加拿大，工人的这种所谓顺境只是暂时的现象，是早晚要破灭的。这两个国家都服从于资本主义的一般规律，它们不能长久逃脱这一世界秩序的崩溃（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全部压力。在过去十年中，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大大地依靠军火定货、医治战争创伤和填补战争所引|起的商品缺乏来维持运行，但在朝鲜战争前夕，虽然有战争准备的巨大开支，一次生产过剩的危机（同时群众却在挨饿）已经在加拿大和美国两国发展着。杜鲁门总统关于在资本主义之下消灭贫穷的说法，也像二十多年前胡佛的类似胡说一样，全然是一种政治奸计。除非工人们和他们的同盟者们废止了这一过时的制度，否则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年的可怕日子还不过是资本主义总危机发生时这些国家以及其他国家将成为什么样子的一个微小的征象而已。
[1] 马克思著：“资本论”，英文版，第一卷，第七八七页。
[2] 据联合国统计，“一九四八年拉丁美洲经济概况”，纽约一九四九年版，第一四〇页。
[3] 伏格特著：“生存的道路”，纽约一九四八版，第一五四页。
[4] 塞尔格耶夫著文，载一九五〇年二月八日“新时代”。
[5] 柯都维亚，未发表的手稿。
[6] 约翰·根室著：“拉丁美洲内幕”，第二二二页。
[7] 韦斯、韦特和米特基夫合著：“发展中的巴西经济”，第一七六——一七七页。
[8] 康特雷拉斯著文，载一九四九年二月十五日“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
[9] 托尔坎诺夫著文，载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
[10] 塞维洛夫著文，载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九日“新时代”。
[11] 塞尔格耶夫著文，载一九五〇年二月八日“新时代”。
[12] 苏尔、埃佛朗和内斯合著：“未来世界中的拉丁美洲”，第四页。
[13] 昆达尼拉著：“一个拉丁美洲人的意见”，第八一页。
[14] 哈里斯编：“拉丁美洲的经济问题”，纽约一九四二年版，第六页。
[15] 参看韦斯著：“拉丁美洲的工业”，第九一页。
[16] 达尼著：“阿根廷共和国”，第三一页上之引证。
[17] 韦斯著：“拉丁美洲的工业”，第二八八页。
[18] 参看一九五〇年七月二十七日“工人日报”。
[19] 参看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日“新时代”。
[20] 田宁鲍姆著：“为争取和平与面包而斗争的墨西哥”，第二二一页。
[21] 参看加拉尔扎著：“拉丁美洲的生活费用”，一九四八年版。
[22] 杜根著：“南北美洲”，第二六页上的引证。
[23] 苏尔、埃佛朗和内斯合著：“未来世界中的拉丁美洲”，第二一、二四页。
[24] 同上书，第二二、二四页。
[25] 同上书，第三三页。
[26] 同上书，第三〇——三四页。
[27] 杜根著：“南北美洲”，第三四页。
[28] 参看一九五〇年三月“南北美洲”月刊。
[29] 巴尔克莱著：“更大的基业政策”，第一八八页上之引证。
[30] 苏尔、埃佛朗和内斯合著：“未来世界中的拉丁美洲”，第四、四二、四九、四六页。
[31] 昆达尼拉著：“一个拉丁美洲人的意见”，第七四页上所引泛美术生局的数字。
[32] 弗莱尔著：“主人与奴隶”，第一七九页。
[33] 一九四四年在哥伦比亚加利城举行的拉丁美洲劳工联盟大会的报告。
[34] 苏尔、埃佛朗和内斯合著：“未来世界中的拉丁美洲”，第三九页。
[35] 宝德斯著：“一千个美国人”，第二五一页上之引证。
[36] 杰斐逊社会科学学院编：“经济危机与冷战”，第四〇页。
[37] 美国劳工研究会编：“劳工实况”，第九辑，第二〇页。
[38] 艾伦著：“谁占有美国？”纽约一九四六年版。
[39] 美国劳工研究会编：“美国资本主义的趋势”，纽约一九四八年版，第四五页。
[40] 参看美国劳工研究会编：“经济简报”，一九五〇年三月。
[41] 同上书，一九五〇年二月。
[42] 美国证券和交易委员会。
[43] 参看卡佛尔著：“现阶段的美国经济革命”。
[44] 美国劳工研究会编：“美国资本主义的趋势”，第一页。
[45] 美国国情调查局，华盛顿一九四九年版。
[46] 美国劳工研究会编：“经济简报”，一九五〇年一月。
[47] 同上。
[48] 一九五〇年三月五日“纽约时报”。
[49] 参看美国劳工研究会编：“经济简报”，一九五〇年五月。
[50] 参看美国劳工研究会编：“美国资本主义的趋势”，第九三页。
[51] 一九五〇年三月五日“纽约时报”。
[52] 美国劳工研究会编：“劳工实况”，第七辑，第一八一页；“劳工实况”，第八辑，第一七五——一七六页。
[53] 弗拉齐尔著：“美国的黑人”，纽约一九四九年版，第五九九页。
[54] 同上书，第六二〇、五八三页。
[55] 约翰·毕特曼著文，载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四日美国“工人日报”。
[56] 世界工会联合会一九四九年十二月致联合国的报告。
[57] 美国教育部的报告，一九四九年；参看一九四九年八至九月号“危机”。
[58] 罗宾逊博士，“联合新闻”，一九五〇年九月十日。
[59] 同上。
[60] 都会人寿保险公司一九四五年出版的小册子。
[61] 一九五〇年一月二十三日“纽约先驱论报”上“妇女家庭良友”杂志的广告。
[62] 西斯金著文，载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六日“新时代”。
[63] 弗拉齐尔著：“美国的黑人”，第四三七页。
[64] 韦尔克逊著：“黑人教育的特殊问题”，华盛顿一九三九年版，第七二页。
[65] 格拉翰著文，载一九四九年六月五日的“工人”。
[66] 内务部部长助理华尔内著：“美国印第安人的境况”（小册子）。
[67]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七日“民族”杂志。
[68] 蒂姆·布克著：“共产党人对加拿大的看法”，第七五、二四九页。
[69] 美国劳工研究会编：“劳工实况”，第九辑，第一七二页。
[70] 赖尔逊著：“法兰西族加拿大”，第一四八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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