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伟大的钢铁罢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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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伟大的钢铁罢工

·芝加哥会议
·组织工人的运动
·一九一九年的钢铁罢工
·能够避免失败吗？
·钢铁罢工中的策略
　

　　美国劳联的领袖，抱着所谓“社会和平”（即社会阶级间的休战——译者）的战时政策，对于各主要产业部门中早已成熟了的工人群众，毫未进行组织工作。的确，他们反而还在阻碍这项工作。关于这一点的充足例证，便是竟要以我这样的一个普通工人，去担负发动屠宰业斗争的任务。而在这个斗争中，我们始终遭到劳联的反对。对于组织钢铁工人的工作，劳联领袖们的态度更为冷淡。作为工会低级干部的我，这回又得要去推动极关重要的工作，而克服劳联的破坏作用，又在组织工人的工作中成了主要的问题。劳联对于组织屠宰业和钢铁业工人所取的反动的态度，和它在一切产业部门中所采取的政策是一致的。工会在战争期间的发展，大部是自发性的，是群众中的积极份子自己争取得来的。

　　芝加哥的决议刚刚通过^[1]，劳联就开始破坏钢铁业中的斗争了。我们在决议中要求劳联出来领导组织钢铁工人的工作；但是，冈伯斯却将芝加哥劳联的这个决议，提交即将召开的“铁业、钢业、和马口铁业联合工会”（Amalgamated Association of Iron Steel and Tin Workers）的年会去讨论；他打算这样用个手段，随手把这件事情打消。其实，与其这样，他倒还不如代表这个为公司所控制的工会的负责人，将决议直接交给美国钢铁公司（U. S. Steel）。不用说，联合工会的年会完全逃避讨论这问题。但是我并不是这样容易被他们一脚踢开，因此我再度向芝加哥劳联提出组织钢铁工人的建议。芝加哥劳联又一次通过这样一个决议之后，我就被派为出席一九一八年六月在圣·保罗举行的美国劳联年会的代表，我的任务是要促使年会对此采取行动。

　　年会上表现出美国劳联所采取的典型“组织”的方法。冈伯斯让我们的建议通过了，并且不加一点修改，也不加任何反对；这原因便是：对一般群众说来，这样一个决议，看起来总是很漂亮的。如果他不喜欢某些决议，他并不一定要直截了当地予以拒绝，而可以用别的更巧妙的法子达到取消的目的。由我提出通过的决议案中，主张在年会期间召开钢铁业代表会议，以便发动组织该业工人的工作。因此当我等了几天而不见会议召开时，大为惊异；我去问年会秘书莫理逊（Morrison），他说：“大约六星期以内召开。”我的组织计划中，时间是第一要素，拖延是非常不利的。要使计划成功，就必须利用战时情况；然而战争是可能在短期内结束的。我向莫理逊提出抗议说：决议中明白规定在年会召开期间举行钢铁业会议，拖延下去将非常不利，并且是违反决议的。

　　一天或两天后的样子，事先未曾通知，我就在中午休会之前，突然听见有人在咕噜咕噜地报告道：关于钢铁的会议，将在午饭时间内举行。请想想：一个计划怎样去组织全国五十万钢铁业工人的会议，竟挤到代表们在下午开会前赶着出去吃午饭的时间举行。这无疑是一个有心要扼杀运动的企图。虽然我曾领教过美国劳动联盟的那些官僚们，但这一举动却令我大为惊异。我知道组织钢铁业工人的斗争会在刚开始的时候就一败涂地了。

　　在年会会场的一角，亦即指定召开钢铁会议的地方，一群代表在出去吃饭之前，停下来看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冈伯斯和莫理逊都不在，也没有人在那里照料。我匆忙地宣布“开会”之后，组织干事汤姆·福林（Tom Flynn）就坐在桌子上去开始讲演组织的必要。我知道由于时间的短促，这样搞是很不利的；因此我打断了福林的话，建议只将到会者的名字记下，准备在第二天晚上开会，届时并邀请冈伯斯出席。午饭时间内召开的钢铁会议，就这样停止了。

　　现在的问题是去请冈伯斯来出席我们的会议。当天下午，我将午饭时的情形告诉了他。这位大官僚以感觉无聊的态度听我说话；当他听说要请他出席时，竟勃然大怒，干脆拒绝了。显然，这一不愿被人扼杀的钢铁业运动，早已弄得他颇为头痛了。这时，我将袖内的王牌请出来了。我将午饭时参加钢铁会议的工会负责人（也就是那群好奇者）的名单拿给冈伯斯看，并且告诉他，我是代表他们来邀请他的。这样，他才改变了腔调，满不高兴地说他“也许”要到会。

　　这样，冈伯斯算是被哄住了。下一步是设法套住那些必不可少的工会领袖。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问冈伯斯：可不可以由他向年会宣布关于召开钢铁会议的事。他差不多像大喊似地对我说：“不！你去宣布！”那天下午，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向年会宣布：由于冈伯斯先生的托付，我奉令邀请一切有关代表参加钢铁会议，冈伯斯本人亦将出席。当我说话的时候，我看见冈伯斯气得发紫了。由于冈伯斯的名字有吸引力，到会的人真不少。于是，我借我们那群“好奇者”的名字套住冈伯斯，又利用冈伯斯的名字拉来许多别的工会负责人的小小策略，就这样成功了。在用这个办法的时候，我实在是在将美国劳联的领袖们骗进这一关系重大的组织工人的运动。在执行了这套计谋以后，我觉得自己好像在同流合污，而工作的前途，也似乎黯淡得很。

　　钢铁会议的主要决议，就是定在六星期后召开正式会议。这样耽误时间是很糟糕的。由于战争即将结束，美国工人从来没有过的组织起来的机会，很快地就要荏苒过去了。从我在四月七日正式提出建议起，到八月召开第一次正式会议，总共罪恶地荒废了四个月时间。这样的耽误，除了蓄意破坏，没有别的解释。但在这次于圣保罗召开的会上，我设法使建议中的会议在芝加哥召开。我这样做，是因为我希望约翰·费茨派屈里克（他当时不在圣保罗）能参加这一工作，担任美国劳联驻芝加哥的组织委员，以便保护这一正在萌芽中的运动，使之不受怀着敌意的官僚们的破坏。

芝加哥会议

　　芝加哥钢铁会议，于一九一八年八月一日至二日在新莫理逊旅馆举行。到会的有十五个国际工会的代表。当会议谈到正题后，担任主席的冈伯斯面向着我说：“好吧，福斯特老弟，你把我们找来了；你有什么建议？”这就是“伟大的”冈伯斯对组织钢铁工人的态度：他在出席会议前没有准备好任何建议。于是我开始提纲说明我的计划，其要点如下。

　　应当立即在所有的重要钢铁中心同时发动一个突如其来的组织运动，由一切自认保有钢铁业管辖权的工会共同进行。为了发动群众，应当运用包括召开群众大会、邀请名人演说、乐队演奏、游行、以及在报纸上登载整版广告等方式。至于经费，我建议由各工会按照每个会员二角五分钱为标准，拿出一笔钱来。为了着手成立组织工作队，由每个工会派出三人以上来充当组织干事。为使工作得以继续，所有工会应当成立一个紧密的联合性组织，成立全国委员会，由美国劳联代表担任主席。同时，各工会应当确定一项数额低微而一致的入会费。据我估计，通过这样一个大规模的运动，我们可以在六个星期内将绝大部分的钢铁工人领导起来，用三个星期筹集经费和召集组织人员，用剩下的三个星期在各城市接连召开三个群众大会。我想这些集会的结果，会使我们紧紧地掌握住工人群众，因此我们将能立即派遣代表和钢铁托拉斯谈判；假如钢铁托拉斯的老板们不接见我们的代表，就等于要遭受全国罢工的威胁，而我们是可以使这一威胁成为事实的。

　　这样一个规模宏大的、迅速而又在所有钢铁中心同时进行的组织运动，是既现实而又可行的。就实际情况和各工会的潜在力量说，这个计划是适当的。对于启发工人们的热情以及取胜于老板们所必然采用来对付我们的战略，这项计划是一个最好的办法。工人们是积极的；假如当时实行这一计划，必然会有决定性数量的群众起而响应。

　　我所提出的为期六个星期的工作日程，也是刚好合乎时宜的。在屠宰业的斗争中，我们只用九个星期就将伟大的群众领导起来了，并且顺利地造成了罢工的威胁。此刻我们既有了更成熟的经验，更高的威信，和更大的人力财力，我们当能在钢铁业中更快地完成任务。由于战争仍在进行，我们这样做会将运动发展到顶点，而在这样大的军火工业中，政府和钢铁托拉斯是绝对不敢面对一次战时罢工的。假如我的建议被采纳了，我们必然会轻而易举地取得胜利，并且会肯定地在钢铁业中建立了工会。

　　联合各工会的计划，同样也是实际的。在当时说来，这是走向产业工会化和建立统一的钢铁工人组织的第二个逻辑步骤。这是因为当时美国劳联中肯定要求产业工会化的情绪不高，要想许多个行业工会将自己保有的管辖权交给那又小、又是半死不活、又是被腐化份子所领导的“铁业、钢业和马口铁业联合工会”，简直是不可能的。产业联合的制度已在各铁路的工人中渐渐成功了，并且刚在屠宰业中取得了伟大的胜利。问题是：或者由各钢铁业中的行业联合发起运动，或者什么斗争也搞不成；至于我自己，当然是想在运动胜利之后，迟早将钢铁业中各行业的工人合在一个工会中去的。

　　我的财政计划也是可行的。各大工会因在战时收了大量的入会费和常费，都很有钱（例如，我所加入的火车造车工会，就储蓄了三百万元）。每个工会从已有的款项中拨出合每个工人二角五分钱的数目，是毫无困难的。由于先后参加这一运动的二十四个工会有两百万会员，我们将取得好几十万元。根据我的估计，我们计划中的为期六个星期的大规模运动，只要有五万元就足够应用。

　　但是，这一整个的现实计划，却在芝加哥会议上被糟蹋掉了。在这群毫不热心的官僚们出席会议完毕之后，只决定了联合发起运动这样一个原则。会议成立了“铁业和钢业工人全国组织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for Organizing Iron and Steel Workers）。先后参加这一组织的，有二十四个行业的工会，包括铁矿工人、煤矿工人、蒸汽铲机工人、水泥工人、采石工人、海运工人、炼钢工人、固定动力机机工、加火工人、小工、机器工人、火车制造工人、铁匠、箍桶匠、电器工人、锅炉制造工人、制模工人、砖匠、建筑用铁工人、翻砂工人、铸造工人、制造薄金属板的工人、汽管配制工人和岔道夫。因此，运动中包括了从制造原来直到将成品运送到铁路上去的一切工人，但是每个工会在整个没有组织起来的大钢铁工业中，只掌握了极少的会员。冈伯斯担任了全国委员会的主席，我被选为书记。（如同我在牲畜业联合工会中的职务一样，这是一个不支薪水的职务，因为我是美国火车造车工人兄弟会的正式组织干事，我的薪水是从该会支取的。）我所提出的在一切有钢铁工业的城市立即发动全国性运动的建议，同时被否决了。当我在提纲说明通过这一运动必然会取得胜利时，到会的美国劳联的高级负责人们，是带着怀疑的眼光和显然轻蔑的态度来听我的讲话。他们中有好几个人发言，他们一面说我的计划全是幻想，一面荒谬地作了相反的建议，即将工作集中于一个地区，甚至一个工厂，以便“向工人表示我们的成绩，从而争取他们的信仰。”当我提出关于向每个工会工人征收两角五分钱的建议时，冈伯斯很不耐烦地听着。他和上述的其他几个人，竟不曾讨论这个建议，简直置若罔闻。关系重大的征费计划，就此成为泡影；决不可少的五万元经费没有着落，十五个工会却投票决定由每个工会向全国委员会缴纳微小得可笑的一笔钱：一百元。我认为一支包括一百人以上的组织工作人员的队伍，是当前急需的，而他们却只派定了六个人担任这项工作。至于美国劳动联盟本身，它连一块钱也不曾捐出或认捐。

　　会议的第二天，即我的各项计划遭到破坏以后，冈伯斯退席，到附近一家旅馆去找他在营造业中那批酒肉朋友去了。约翰·费茨派屈里克，以美国劳动联盟驻芝加哥的高级组织干事的资格，由冈伯斯指定代为主持会议，这一点总算是不错。我让费茨派屈里克参加运动的战略，渐渐成功了。

　　芝加哥会议的结束，我的组织钢铁业的实际计划在会议上所遭受的失败，使我深为失望。显然，美国劳联的领袖们对于组织钢铁业工人是不感兴趣的。要是由全国委员会所给予的财政的帮助来看，便会以为我们所要着手组织的，并不是钢铁业（即美国财政资本实行“开门制度”的主要势力范围中几乎完全没有组织的五十万工人），而简直是一群花生摊贩。正是这类的反动政策，使美国劳联在战争期间丧失了五百万到一千万可能加入工会的工人。钢铁工人在十六个月以后的最后失败，和冈伯斯领导集团在芝加哥会议上拒绝了我的计划，是有直接联系的。

组织工人的运动

　　我敢说，当芝加哥会议结束时，出席会议的劳工官僚们中间很少人以为令他们头痛的钢铁业运动，还会有什么下文。但是我们无论如何还是坚持进行工作。不过这并不是以“全国钢铁工人周”为起始的，包括群众大会和游行等等的，在全国的五十个到七十五个钢铁业城市中同时发动的其势汹汹的大运动；相反地，我们不得不将自己的活动限于芝加哥地区。我们立刻又在给立（Gary）、南芝加哥（South Chicago）、佐力厄特（Joliet）、印第安纳港（Indiana Harbour）等四个地区开始了工作。我们在可能范围内，采用本来预备在全国实施的方法。当然，这些地方性的活动虽然模仿着我们计划中的全国性运动，但是已经逊色得多了。

　　尽管如此，我们仍立即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我们在给立举行的第一次大会，有一万五千人钢铁工人参加；同一星期内在上述其他三个钢铁城市中所举行的集会，也有数目相仿佛的群众出席。钢铁工人成千地加入了我们的工会。假如有这种必要，我们能在一个月内轻而易举地发动芝加哥地区所有大钢铁托拉斯工厂的罢工。

　　对于我的原定计划的正确性，这是一个极好的说明。假如工会领袖们想这样做，我们便能不经过丝毫困难，使芝加哥地区内已经实现的一切在全美国的每一个重要钢铁城市实现。并且经验证明，我们甚至不需要我所预计的那样多时间，就可以取得群众的支持。假如冈伯斯领导集团当时给了我必要的人力财力的帮助（他们在这两方面都是很可以为力的），那么，从芝加哥地区的胜利可以知道，我们满可以在我所预计的六星期内叩盖内法官（Judge Gary）^[2]的大门，并以全国罢工去威胁他。由于战争尚在进行，这种罢工的结果，只能是钢铁工人的胜利。拒绝了我的原定计划，就等于拒绝组织钢铁工人。

　　但是在我们的工作开展之后，发展的前途又是不同了。虽然我们还没有引起美国劳联领导集团的兴趣，但我们在芝加哥的巨大胜利，已使钢铁托拉斯的头目们十分吃惊，而在开始的时候，这些人并不比冈伯斯更将我们看得了不起。于是他们向我们开始了毫不退让的斗争。

　　以后的几个月中，我们在缺乏人员和组织工作者的条件下，艰苦地将运动扩大到了别的地区。我们遭遇到钢铁业老板们的最为机巧和凶恶的抵抗。他们为了改变我们的方向，先在全国范围内增加了四次工资，最后规定了原则上的八小时工作制。我们在芝加哥取得胜利后几个月，战争结束了，工业就开始衰落。整个的局势将我们的攻势削弱了，使我们失去了乘敌不备的有利条件，而老板们对我们的反攻，也因而大大地加强。这时，当我们从一个钢铁业的堡垒攻入另一个钢铁业的堡垒时，我们在钢铁业城市中遭到对于集会自由的根本压制，我们的组织工作人员被殴打和逮捕了，其中一个名叫方尼·赛林斯（Fannie Sellings）的，还被谋杀了。敌人又发动许多公司工会来阻挠我们；这些工会取消了参加我们的工会的三万工人的会员资格。三K党的活动被扶持起来了，又用严密的奸细网来对付我们；总之，我们面临着大钢铁托拉斯的全套武器。

　　当然，若是实现了我的原定计划，这一切困难的重压是可以避免的。我们的工作现在是困难了许多倍。但是在我们日益增加的困难中，最为严重的困难是来自我们自己的队伍中的，即参加全国委员会的各工会领袖的顽固破坏活动。他们有计划地和无耻地将钢铁工人出卖给钢铁托拉斯。虽然组织钢铁业的运动激起了资本家的猛烈抵抗，但这一运动对（录入者注：原文如此，“对”字疑多出）被工人阶级看得如此重要，是使美国劳动联盟的领导集团颇不高兴的。

　　美国劳联的破坏活动所采取的最为严重的形式之一，是劳联的最高级负责人（少数例外）经常不出席全国委员会的会议，而由没有权力的地方交涉委员代为出席。这样，他们就可以一面避免支持运动，一面装出和运动并进的样子。结果，我们经常因缺乏财力和行动上的统一而遭受失败。

　　在这方面，以冈伯斯本人的罪最大。他实际上是全国委员会的主席，但在整个运动中，他没有在任何一个钢铁工人的集会上讲过一次话，没有帮助我们募得一块钱的捐款，也没有建立起一支组织工作队。如果我要使他出席我们的会议，差不多唯一的方法，就是偶然在他眼前，在华盛顿的美国劳动联盟执行委员会的办公室里召开会议。即使如此，他有时也会避开。他老是推说没有时间。但是他却有足够的时间，去欧洲住上几个月，帮忙赶造那不名誉的凡尔赛和约；他也有时间到墨西哥京城去旅行，去建立作为美帝国主义爪牙的泛美劳动联盟；至于正在奋力为建立工会而斗争的钢铁工人，他却没有时间管他们的事。

　　我记得，由于缺乏经费与组织工作人员，由于各工会间不能在行动上更好地配合而一度造成了特殊的困难，我草拟了一封措词强硬的信，其中敦促参加全国委员会的各工会负责人出席下一次的会议。于是我们的总组织干事勃朗（J. G. Brown）到华盛顿去，要求冈伯斯在信上签名（我已经签名了）。冈伯斯勉强地签了名。许多钢铁业工会的领袖，在接到我和冈伯斯共同签名的这封信以后，就打电话给他，问他这封信是怎么一回事，事情是否真的这样紧急。冈伯斯告诉他们说，这不过是一个“例行会议”。结果，会议还是老样子，有决定作用的领袖几乎一个也没有出席，连冈伯斯本人也没有来。有了冈伯斯做榜样，各工会负责人对于他们自己经常忽视和出卖钢铁业运动的罪恶行为，就感到十分妥当了。

　　冈伯斯一直担任着全国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但通常都是派费茨派屈里克代理。终于，在我们的大罢工的前夜，他因要推脱责任而辞职了，并正式任命费茨派屈里克为主席。

　　我的总结报告中的财政数字，清楚地绝无矛盾地暴露了参加全国委员会的二十四个工会的高级领袖们如何破坏钢铁业运动。全国委员会所属的二十四个工会缴来的款项，前后一共有十万一千零四十七元。这个低微数目，是我们费了好几个月才从这些工会挤出来的，这样一个数目的款子，还要用来支持一个全国性的组织运动至十四个月之久，并且要在三个半月的罢工期间，养活和支持三十六万零五千钢铁工人。实际上，如我在《伟大的钢铁罢工及其教训》（The Great Steel Strike and Its Lessons）一书中所说，从各方面的情形来说，钢铁工人是以缴纳入会费和会费来支持他们的运动的。并且这笔十万零一千零四十七元的数目，加上二十四个工会所自行开支的平均三个组织干事的薪金，不但为我们交给他们的五十万元数目所抵偿，而且远为我们的这项数目所越过，而这笔数目，是由他们向钢铁工人以庞大的入会费和会费的名义征收的。这些工会当时很有钱；假如它们热心于运动时，几乎任何一个工会所能为钢铁业运动捐出的款项，都会较这些工会全部拿出来的为多。事实上三个和钢铁业毫不发生关系的缝纫工会，即成衣业联合工会（Amalgamated Clothing Workers）、妇女服装工会（Ladies Garment Workers）和皮毛业工会（Furriers），一共捐出了十八万元，作为我们的罢工救济金；这笔数目，几乎是参加运动的二十四个工会在十六个月中所捐出的两倍。

　　从经费方面破坏运动的丑事，以极端反动的“铁业、钢业和马口铁业联合工会”最为出色。这个工会是钢铁业中的基本工会；它实际上在运动中赚得了一大笔盈余。虽然全国委员会以十五万元的入会费交给了这个工会，而且这个工会已经向钢铁工人征收了大约两倍于此数的入会费和会费，但是它给予全国委员会的款项，包括罢工救济费在内，只有一万一千八百十一元八角一分。这个工会的财务部门竟得到了二十万零六千元的“利润”。在罢工结束以后，以台夫（Tighe）为代表的那群领袖，在匹兹堡买了一所大厦，作为该工会的总会办公处。

　　美国劳联本身，则没有为运动筹募过一个钱。当罢工开始时，实际上我们曾强迫它发出筹款的总号召的。通过这个号召，我们筹得了四十一万八千一百四十一元零一角四分钱，但这笔款子大部是由我们的钢铁业组织工作人员所募集的，美国劳联的负责人并未出力。而这几笔钱就是我们从美国劳联所得到的唯一的款子，当这笔钱到手的时候，运动已经开始了十四个月，并且三十六万五千工人已经步出工厂，罢工六个星期了。

　　但是，尽管有这一切阻挠（包括钢铁托拉斯的奸细制度、解雇全体工人、资方在工资上的让步、公司工会的组织、恐怖行动、压制人权，以及工会高级领袖的凶恶的破坏活动），我们终于经过十四个月的艰苦斗争，得以在主要的钢铁业地区的钢铁托拉斯的主要工厂内，稳固地建立了工会。根据我财政收支的总结报告，组织起来的工人最少有二十五万人。实际的数目大概还要多些。我们的地方工作者，满可以有理由夸耀一番，说我们已经办到了“不可能”办到的事情，即将钢铁业中的广大工人群众组织起来了。美国劳联在过去二十五年间所不曾办到的事情，我们已经办到了。工人已经开始在征服实行“开门制度”的产业的最大堡垒。

一九一九年的钢铁罢工

　　于是，伟大的钢铁罢工，就在一九一九年九月二十二日开始了。我们的代表曾去见盖内法官，准备向他提出要求，但他拒绝接见。同时，在整个产业内，开始了以粉碎我们的工会为目标的巨大攻势；因参加工会活动而被开除，以致流落厂外的工人，已经有三万。在这样的情形下，不是斗争，就是死亡。我们选择了斗争。

　　在我们的罢工号召之下，三十六万五千工人，同时在十个州的五十个城市罢工了^[3]。“美国钢铁公司”（U. S. Steel）和其他大规模独立的钢铁公司的主要工厂，几乎全部入于瘫痪状态。钢铁工人对他们的巨型敌人，来了一个迎头痛击。钢铁业这次罢工在规模上和伟大的效力上是空前绝后的；连与之稍可比拟的罢工也没有。

　　钢铁业工人是为着以下的要求而斗争的：一、工人与资方集体谈判的权利。二、将由于参加工会活动而被开革的工人复职，并补发工资。三、八小时工作制。四、每七天有一天休息。五、取消二十四小时连续轮班制度。六、将工资增加到足以保证维持美国生活水准的数目。七、在所有行业和各种工人中，实行统一的工资标准。八、八小时以外的工作、假期工作、和星期日工作，均须付给双倍工资。九、工会所征收的会费和其他费用，实行由工资内代扣的办法。十、在维持、裁减或增加工人时，以工人的年资为取舍的原则。十一、取消公司工会。十二、取消申请受雇者的体格检查。

　　用不着我重复，各钢铁公司是拼死命和罢工斗争的。勇敢的罢工工人们，须要面对由成群的工贼、打手、郡长的差役、警察和军队所造成的恐怖统治。在许多重要的钢铁业地区里，人权全部被消灭了；在全国范围内，对我们的罢工展开了残酷的宣传攻势。但最坏的是来自我们内部的破坏活动。最高统治阶层的一贯的出卖，这时常常到了干脆破坏罢工的程度。这一点的具体表现，就是联合工会单独与资方妥协而出卖整个运动的企图；固定动力机工工会使该行业工人不参加罢工的企图；而最阴狠的一着，是铁路工人兄弟会拒绝号召会员罢工，而这些会员，是在钢铁工厂和铁路干线相联接的那些具有高度战略价值的短距离铁路线上工作的（他们虽然已经组织起来，他们的工会没有为资方所承认）；最后，美国劳联全国总部，没有将整个劳工运动团结起来去支持钢铁业的罢工工人。

能够避免失败吗？

　　钢铁工人的英勇，在这种敌对力量的面前，仍是无效的。他们之中有二十二人被杀害了，有数百人遭到殴打或受了枪伤，有数千人被逮捕；有一百五十万以上的男人、妇女和小孩在斗争着，在忍着饥饿。这次伟大罢工结束后，虽然终于废除了十二小时工作制，并得到了许多别的改善，但没有达到组织工会这一主要目标。一九二零年一月八日，我们无条件地停止了罢工。当时约有十万工人仍在坚持着，但罢工已经失去了它的效力。三个半月的艰苦的罢工失败了；钢铁工人在这种无穷的困难下建立起来的新钢铁工会也被粉碎了。

　　在一九二二年四月四日的纽约《世界报》上，冈伯斯以这样的话，将一九一九年钢铁罢工失败的责任放在我的头上：

　　“正是这位福斯特先生，当他明知美国钢铁公司在一九一九年对罢工有准备并希望罢工发生，又当美国总统要求至少将罢工延期举行的时候，坚持要进行这一结局悲惨的斗争。”

　　以冈伯斯这样一个破坏钢铁业斗争的人，竟要骂我破坏了这一运动，他的面皮一定是很厚的。离开这点来说，首先让我声明一句：虽然钢铁罢工失败了，但我愿很骄傲地承认我自己对罢工应负的一部分责任。任何一次罢工，都不及这次罢工具有必要性，具有历史的正确性。要是接受了冈伯斯所说的“延期”罢工的建议，就等于最卑鄙地出卖了钢铁工人。冈伯斯所说的“延期”，和他在我们的斗争一开始时就进行着的破坏政策，是属于同一个东西的。当时的情形是这样的：

　　九月十一日，即在我们预定的开始罢工日期前十一天，威尔逊总统向报界发布消息，说他要求将罢工延到行将于十月六日召开的全国工业会议之后；这一会议，拟在美国的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建立和平。冈伯斯未经征求我们的意见，就公开发表声明，赞成威尔逊关于将罢工延期的要求。接着，事实证明了美国劳联的最上层领袖，彼此是一致行动的，于是我们的办公处就从大多数参加全国委员会的各工会主席连续接到电报；他们都支持冈伯斯和威尔逊的态度。从以下的几份电报，就可以看出他们的倾向：

　　“我赞成接受总统的要求，谨此希望备案。

国际机器工人联合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chinists）主席约翰斯顿（W. H. Johnstone）”

　　“本会工人将遵守总统关于将我们的行动延至华盛顿劳工会议以后的建议。

蒸汽机工和蒸汽机管理工人工会（Steam and Operating Engineers）主席斯乃林（M. Snellings）”

　　“砖匠、石匠和泥水匠国际工会执行局（Executive Board of the Bricklayers, Masons, and Plasters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希望将钢铁罢工的行动延到华盛顿工业会议以后。

主席威廉·勃朗（William Brown）”

　　“我们的意见是：在十月会议以前不应当发出罢工的号召。

铅管工人和气管装配工人工会（Plumbers and Steamfiteers）主席艾尔滨（G.. R. Alpine）”

　　“这时候罢工是很不适当的。

火车造车工人兄弟会主席拉恩（M. F. Ryan）”

　　“罢工的号召，还是以延迟到十月六日威尔逊总统召开会议后发出为宜。

锅炉制造工会（Boilermakers）代理主席威廉·艾肯生（Wm. Atkinson）”

　　“我们反对在威尔逊总统所召集的工业会议开会之前举行钢铁业罢工。

造型工会（Patternmakers）主席威尔逊”

　　其他各工会的领袖，打了类似的电报给我们。“铁业、钢业和马口铁业联合工会”，则支吾其词，不敢公开地主张延期。坚决反对延期罢工的工会主席，只有铁匠与铁矿工会（Blacksmiths and Mine）与溶铁和炼铁工会（Mill and Smeltermen）的两个主席。

　　这一切给我们造成了真正的危机。钢铁托拉斯在向我们猛烈地进攻；我们面临着政府和美国劳联双方的首领所提出的取消罢工的要求，全国委员会中的大多数份子，又都支持这一要求。更坏的是：这个要求是经过阴险的策划的，从表面上看，他们不过是要我们将罢工延迟一个短时期，以便“工人之友”威尔逊总统圆满地解决一切问题。

　　至于我自己，则深信只要将罢工延期，便会对我们极端不利。我决不相信威尔逊总统或他所主张的工人、资本家和社会各界三方面的商谈会对钢铁工人有什么好处。延期罢工必然毁坏工人们对我们的运动所抱的信心，把工会置于恶毒的钢铁托拉斯任意摆弄的地位，并使整个组织在大混乱和盲目的罢工中土崩瓦解。这样就远不如以我们二十五万以上有组织的钢铁工人，在斗争中去找出路。不管怎样，为要使工业会议考虑我们的要求，最好是将大罢工摆在它的面前。

　　但是我怎样才能使罢工如期举行呢？如果单是召开全国委员会，无异于自杀，因为委员会中的大多数人是反对罢工的。由于时间匆促，也不可能让一般工人投票决定罢工，或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来决定。在这种情形下，我就自己作主，向我们在各地的组织工作人员（他们中百分之九十五是忠实的，是真正希望将钢铁工人组织起来的）用电报和电话征询他们所在地的钢铁业联合工会的意见。回电立刻似雪片飞来；从电报中可以看出，绝大多数群众是要求如期罢工的。以下是这些电报的一小部分：

　　“要是你们不在星期五早晨以前下令罢工，我们将被迫自己作主。

给立、南芝加哥两地钢铁业联合工会联席会议”

　　“贝斯灵（Bethlehem）公司所有的工会的联合委员会，一致票决：要求你们委员会下令罢工。

组织干事戴伏·威廉士（Dave Williams）”

　　“假如将罢工延期，我们将无法和盛怒的、认我们为叛徒的工人们见面。

杨斯敦（Youngstown）地区组织干事”

　　“为了不致解除我方力量的精神武装和造成绝对危险的情势，千万不要将罢工延期。

杨斯敦、兰肯（Rankin）、布剌多克（Braddock）、和谟斯忒德、巴特勒（Butler）、匹兹堡、约翰敦（Johnstown）、灰令（Wheeling）、斯修本威尔（Steubenville）、布法罗（Buffalo）等地区的组织书记。”

　　费茨派屈里克虽然一般说来对罢工缺乏信心，但他这一次和我以及各地区组织工作者的意见是一致的，即延期罢工是十分不利的。于是我们打电报给冈伯斯（“铁业、钢业和马口铁业联合工会”的反动领袖台夫，是除我和费茨派屈里克以外的第三个委员，他也不敢不在电报上签字），其中说“延期等于彻底解除我们运动的精神武装，使之遭受完全的破坏”，所以要求如期举行罢工。

　　这样，我们就面对着战斗的钢铁工人群众，和美国总统所支持的工会中反动的最高领导阶层之间的正面冲突。冲突的结果，冈伯斯之流反而赞成罢工，因为他们根本不敢担负公开破坏运动和剥夺工人唯一取胜机会的责任。因此罢工就在九月二十二日如期开始了。但是罢工胜利的可能，无疑地已因威尔逊和冈伯斯主张“延期”的阴谋受到损害，而减少了外界对我们的同情。

　　威尔逊的工业会议的结果，证明我们没有将钢铁工人的命运交给会议去处置，是十分正确的。当时大老板们正在发动美国劳工史上最大的实行“开门制度”的攻势；他们在战后对工人发动这一凶恶的攻势，目的在于剥夺工人的较高工资、较短的工作时间，以及在战争期中所建立起来的工会组织。由于威尔逊所召开的会议^[4]是被最大的资本家利益集团所控制的，它反映了上述发展着的攻势。它的极端的反动性，使得出席会议的人立即因工人方面所提出的允许工人有组织自己的基本权利这一建议而分裂。连冈伯斯之类的反动领袖，也不得不退出会议。

　　我们在如期罢工的行动中，保护了工人们从斗争中找出路的机会；假如美国劳联的领袖们不曾破坏罢工，罢工是会胜利的。如果我们采行了威尔逊和冈伯斯关于“延期”的建议，结果必然是惨败，并且会在美国工人史上写了空前无耻的破坏罢工的一页。

　　假如劳联的领袖们想要追究钢铁业罢工失败的责任，这个责任应当由他们自己的总部来担负。失败的真正原因，应当归之于他们自始至终在钢铁业斗争所采取的漠视、阻碍和破坏罢工的态度。如果他们在芝加哥会议上采纳了我的原定计划，我们至多只需要举行短期的战时罢工，就会顺利地取得胜利。但是他们拒绝以必要的经费和组织工作人员来支持运动的政策，使得整个运动失去了战斗力，而使罢工不能延迟到战争已经结束，对军火的迫切需要已经成为过去、工业即将萎缩、政府已经改变了它的妥协态度、和老板们的庞大攻势已经开始的时候。钢铁业工人在艰苦的组织工会的运动中的斗争性和牺牲，他们的英勇的罢工运动，也未能克服这些主要由于劳联反动领袖的破坏政策所造成的阻碍。

钢铁罢工中的策略

　　当然，钢铁业罢工如果胜利了，就会大大鼓舞所有各产业部门的工人，促使他们组织起来。由于我认识到工会运动的重要，我对这样一个胜利所能开辟的种种可能性，是相当了解的，而我的总战略，就是以这些可能性为根据的。当我们在屠宰业中取得胜利后，我便迅速地利用这一胜利所产生的刺激作用，将运动扩大到钢铁业中去。假如当时钢铁业的斗争胜利了，我准备重复同样的步骤，以转入更远大的计划上去。

　　工会如果夺取了钢铁业这一实行“开门制度”的主要堡垒，就能更顺利地组织其他工业部门的工人。我当时的目的，是要利用这种情况，使劳联在一切没有组织起来的主要产业部门中，同时发动一个庞大的组织工会的运动。具体地说，我打算建议仿照钢铁业工人全国委员会的样子，设立一个庞大的全国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将经由该会所属的若干委员会，监督每一工业部门中的组织工作。按照我的估计，如果设法击败了钢铁托拉斯，我们就能把劳联拖进这一巨大的组织的运动，而且工会领导阶层尽管破坏，我们也能胜利地坚持这个运动。这样，我们将能真正地把成百万工人组织起来，并实实在在地进展到将整个工人阶级组织到工会中去的目标。假如美国劳联肯让钢铁业的斗争获得胜利，这个大胆的计划是可以实现的。

　　我曾明确地估计到：工会会员这样大量增加之后，工会的性质将发生深刻的变化。其所必然发生的基本变化，将有以下各点：（一）发展重点将由技术工人转到比较没有专门技术的工人；（二）打破行业工会的旧制度，而奠定产业工会的基础；（三）使工会的政策，更带上阶级斗争的性质，并使它们具有更远大的社会观点；（四）发展比较忠实和进步的领导集团。总之，我估计这样一个伟大的运动，将大有助于实现我们多年来所怀抱的希望，亦即将美国劳联变成一个进步的组织。

　　这些趋向，在屠宰业和钢铁业的斗争中，已经明显地表现出来了。这两个运动，都是主要以非技术工人群众为基础的，都是明显地代表产业工会的，都具有战斗性的政策，并且都产生了新的、反冈伯斯的领导集团。

　　上面所说的钢铁业斗争胜利将会产生的主要结果，亦即将成百万的其他工人组织起来和使得劳联转变，是不需要很敏锐的眼光，就可以看到的。盖内的狡黠的顾问们，他在银行巨头中的朋友们，必定觉察到产生这些结果的可能。他们无疑地已经认识到：假如我们的钢铁罢工胜利了，他们将面临着一个具有新生力量的、更强大的工人运动；在钢铁业被击败以后，还有哪一个部门能够抵抗组织工会的运动呢？这就说明他们为什么始终疯狂地和罢工斗争。

　　冈伯斯是个机灵的老狐狸。他也知道钢铁斗争的胜利，对他不利，因此他也对我们的罢工加以破坏。他能清楚地看到，在屠宰业和钢铁业的斗争中，已经发展着产业工会的趋势，并且不能不感到这种趋向在日益威胁到他的整个统治。至于反冈伯斯的新领导集团问题，则已尖锐地公开出来了，并且成了一个活生生的现实问题。

　　有一天，著名的新闻记者乔治·威斯特（George P.West）到我们的匹兹堡办公处来。我们一向处得相当好，这次我大意地向他暗示了钢铁业斗争对于美国劳联有着什么更广泛的意义。威斯特没有向我透露他的计划，就在一九一九年四月九日的《民族周刊》上突然发表了一篇“独家新闻报道”。他生动地描写了正在兴起的费茨派屈里克和福斯特的联合派，在衰落的冈伯斯和莫里逊（Morrison）集团面前所造成的威胁，以及劳联转变的问题。冈伯斯勃然大怒，要求费茨派屈里克解释这件事。于是费茨派屈里克从芝加哥打长途电话来问我^[5]。当时我们正在进行组织工人的运动，如果公开和冈伯斯等斗争，将会破坏了这个运动。我和费茨派屈里克乃决定不理睬威斯特那篇文章，就此了结这件事情。但几天以后，费茨派屈里克将他写给冈伯斯的一封信的副本寄给我，其中热烈地称赞他在屠宰业和钢铁业两次斗争中所做的“工作”；这是使我大吃一惊，而且感觉不快的。

　　但是约翰·费茨派屈里克的道歉信，还不能使冈伯斯和劳联其他的领袖放心。直到在激进的领导下的、并且具有种种令他们骇怕的可能性的罢工被击败以后他们才放心。除去他们中的少数人以外，这些领袖自始至终破坏罢工，是因为他们和盖内的既得利益都受到了威胁。所有这一切说明：将钢铁业和其他基本工业的工人组织起来，是工人运动中进步派的任务，不管反动的工会领袖怎样反对，都必须将它实现。这在一九三六年产业组织委员会进步工会的钢铁业斗争中，和一九一九年的钢铁业斗争中，都是一样的。

　　组织钢铁业工人，使美国工会运动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工会已深入了实行“开门制度”的最大工业部门。在美国历史上，一九一九年的钢铁罢工是最为关系重大的一次罢工。工会领导阶层当时在斗争中可能达到的胜利，会将整个工会运动在力量上和发展上都提到更高的水平上去。同样，它的失败也在即将到来的老板们的猛烈攻势中，在以后几年工会反动倾向的加深中，成了一个巨大的因素。

一九三六年

^[1] 见第二章末尾所述。

^[2] 盖内法官是美国钢铁公司的主席。

^[3] 根据劳工部的统计数字，是三十六万七千人。

^[4] 见本书第三章第六节。

^[5] 在钢铁业斗争期间，费茨派屈里克是芝加哥劳动联盟主席，住芝加哥；我在匹兹堡领导全国的组织工作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