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三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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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新政

　　当罗斯福在一九三三年三月四日就任总统的时候，一度被全世界吹嘘为不怕危机的美国资本主义制度，发生了混乱紧急的状态。这时美国资本主义制度正遭遇着世界各国从来未有过的经济崩溃。全国所有银行都倒闭了，工业也瘫痪了，国内国外贸易降低了百分之五十，大约一千七百万的工人因失业而流浪街头，几十万的农民失去了田地，几百万小的银行存户失掉了存款，多数的中产阶级也被取消了赎取他们的抵押了的房屋的权利。失望和不满的群众开始骚动起来；全国到处充满了失业工人英勇的反饥饿示威、退伍军人争取津贴的游行、农民的罢工等等。各处的群众都在愤怒地、纷乱地谈论着：如果政府不立即想办法救济他们当前不能忍受的饥饿和贫穷，他们就要采取极端的措施。

　　这种紧迫的局面将使美国的资产阶级分子产生从来未有的恐惧。资产阶级的作家以及其他的代言人使报纸和空气整个地充满了悲观、恐惧以及悲哀的预言。财政资本——大银行家、大产业家——认识到：如果他们想维持他们这些有钱人对社会的统治，必须想某种办法支撑起崩溃着的资本主义制度和镇压迅速发展的群众的激进运动。很明显，胡佛将亿万救济金送进银行、铁路的金柜，而让其他的人破产挨饿的那种粗暴野蛮政策是会直接将资本主义制度推到灾患的深渊中去的。新的措施应该采取，并且要快快采取。财政资本为了要挽救他们的资本主义制度而决定的某种“办法”，就是包括在罗斯福的“新政”中了。

　　从以缩写字母为名称的种种新政法案和新政机关看来，我们可以总括地说，在“新政”下，联邦政府的极权化大为增加，按照着以下的主要路线，加强干涉经济生活：（一）把亿万的政府资金送进银行、铁路业去，以挽救它们的危机；（二）用通货膨胀（美圆贬值、发行大量公债等等）、法定物价、有组织地限制农业和工业生产等方法来提高物价水平；（三）对于因把农场和住房典当在银行中而冻结的万亿美元，则延长典当支付期限，而予以解冻；（四）借着政府对公用事业的投资，恢复工业并消除工人的不安；（五）用法律的手段弥补资本主义银行制度和借贷制度中最大的缺陷，包括对股票交易和外国公债发售的管理；（六）加紧竞争世界市场——包括扩大海军、空军、订立新关税条约等等；（七）借着微薄的联合救济和养老金对年老的和失业的饥饿群众施以小惠；（八）给予工人组织工会的权利；（九）给予农业减低生产的津贴。

　　“新政”借了政府花去的很多的钱，对群众施以小惠，在实质上，不过是给经济危机注了一剂强心针，不过是把资本主义制度从深刻的危机中救出来的刺激药。“新政”的目的是在酌量减轻经济和群众的压力借以保持资本主义制度。作为新政中心的《全国复兴法案》（National Recovery Act）是在华尔街制订的，并首先由美国商业部提出的。许多资本主义理论家都在狂叫这是法西斯主义的开始。说“新政”是社会主义式的或共产主义式的，简直就是胡说：它与二者毫无共同之点。

工人群众的奋起

　　“新政”挽救了、至少是暂时挽救了资本主义制度；这是新政派所骄傲的，但也并非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吹嘘。当此一九三六年七月，当我写这段文章的时候，起初衷心拥护新政的财政资本家们却在严厉地攻击“新政”，而支持他们的最高法院也在忙于取消《全国复兴法案》和“农业调整局”等等。事实上目前这些资本家们之所以对“新政”采取这样的敌对态度，完全是因为他们相信自己已度过了危机中最严重的阶段。而“新政”对他们再也没有什么好处了，而性质更为反动的新的政策，已成为必要。他们甚至要求撤回罗斯福对于贫苦的工人群众、农民和下层中产阶级的微小的让步。

　　工人们相信罗斯福的诺言，并且，正如杰克·斯达其尔（Jack Stachel）所说的，“他们非常重视罗斯福所发表关于他们有权利加入他们所愿意加入的工会的声明。”因此，“新政”开始之后，从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四年，他们发动了一个组织群众和罢工的高潮，直到一九三五年，运动依然在推进，虽已不如原先猛烈；这是美国工人阶级全部历史上最轰轰烈烈的运动。这是一个巨大的自发性的爆发，一个无产阶级对于飞涨的生活费用，多年来过于低下的工资、失业、残无人道的高速化，以及工业中的[专利]（录入者注：原文如此，疑为“专制”之误）统治的愤怒的爆发。这也表明了人们对于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一天一天地失去了信心。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二年的大罢工是有组织的工人们在厂主攻击下的自卫行动，但是一九三三到一九三五年工人的激变基本上是无组织的工人们对资本家的积极、有力的反攻。整个运动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就是失业工人和罢工工人之间的团结，以及前者拒绝在罢工的期间去替资本家作工。过去十几年来，因看到工人阶级的斗争性日渐衰落而大为得意的资本家们，这时又惊异又沮丧地看着广大的劳动群众奋发激励，发动了这次历史性的罢工运动。工人们对于这一期间的罗斯福“新政”的感觉十分憎恶。

　　当全国复兴法案在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三日制定的时候，一个逐渐高涨的罢工浪潮已经开始了。全国复兴法案的初步效果就是把这个浪潮延缓了一下，而且把正要爆发的罢工运动转变成为争取建立工会的一般运动；当时工人们信赖了政府和劳联的领导阶层关于解除工人痛苦的诺言。但是这个运动不久就越过了这个抱着天真的希望的阶段。资本家们订立了足以使工人饿死的最低工资标准，严厉地制止工会的发展，而且到处建立公司工会；同时政府和劳联的政策也不过是向工人们作些好听而不兑现的保证。群众们正确地了解当时的情势，知道非进行斗争不可，于是在一九三三年下半年就展开了广泛的罢工运动；按照工人们当时普遍所说的话，就是“帮助罗斯福实行全国复兴法案”，来反对资本家。罢工怒潮立即在煤业、钢铁业、铜矿业、汽车业、纺织、缝纫以及许多其他产业中爆发出来^[1]。根据美国劳工局（U. S. Bureau of Labor）的不完全的统计，一九三三年共有八十一万二千人参加罢工，而一九三二年仅有二十四万二千八百二十六人罢工。

　　到一九三四年初，罢工运动的范围更扩大了。这一年罢工者的人数达到了一百三十五万三千六百零八人。更重要的是逐日高涨的罢工运动在斗争性和政治意义上也大大地加强了。这是因为在实行新政的初期，财政资本就公开宣称要继续它的一贯政策，反对在实行“开门制度”的基本产业中建立工会；不久政府也表示不愿坚持组织这种工会，虽然它表面上还是对工会组织表示同情的。这就是为什么政府在工人们酝酿罢工的产业中所建立几个和解委员会一致向公司工会让步，而拉新工会的后腿。对于“新政”时期公司工会会员发展的数目估计，是一百万到三百万^[2]。

　　正当“新政”各方案发展着的时候，事情变得愈来愈明显了，即尽管政府说些开明的话，它的政策，尤其在无组织的重要工业中，还是趋向公司工会主义的，仍是要把工人的工资压到无以为生的程度，仍是要求工人作很长时间的工。广大的工人群众，这时虽然没有充分地了解当前的局势，但是开始意识到一条基本真理，就是如果他们要想在“新政”之下获得组织和解除痛苦的权利，他们一定要照工会团结同盟的指示，制定自己所要求的工资标准，并将它写在罢工队伍所举起的旗帜上。因此一九三四年的几次大罢工[日更]（录入者注：原文如此，疑为“日渐”之误）具有这样的性质：向全国复兴法案斗争，向每周十二块钱至十五块钱的最低工资标准作斗争，为争取组织权向公司工会斗争，反对害人的因循政策，反对伪选举，以及反对罗斯福政府在劳联领袖帮助之下所建立的全国复兴法案的机关所说的滑头话。

　　一九三四年到一九三六年的罢工是美国历史上最有重大政治意义的罢工。在劳联领袖们粗暴的对抗面前，一向作为共产党鼓励政策中心的政治性的群众罢工肯定地成了美国工人阶级的武器。工人们以光荣的英勇精神和团结精神，在政府面前，狡猾的工会领袖面前，以及在从来没有用过的军队、警察、打手面前斗争着。托利多、密尔沃基、明尼亚波利斯、旧金山、德勒贺德（一九三五年）、伯京（一九三六年）的大斗争；一九三四年全国纺织业的大罢工；一九三五年全国煤矿业的大罢工，以及这一时期的其他斗争，形成了我们工人运动史上光辉的一页。

一九三三年罢工中的工会团结同盟

　　工会团结同盟不曾将自己的工作限于发表宣言、号召工人罢工。相反地，从开始起，即从一九三三年起，它就将它所领导的工会、同盟，以及工会中少数群众小组，动员到这次轰轰烈烈的战斗中去了。它的斗争纲领在富有战斗精神的、不满的工人群众中得到了响应。因此，工会团结同盟虽然力量比较的薄弱，却能在刺激巨大的斗争，以及引导战斗的群众走向胜利中起相当大的作用。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被选为工会团结同盟副书记的杰克·斯达其尔在这整个多变的时期中，能干地领导着同盟。一九三二年竞选运动开始，我是共产党的总统候选人，但在作五个月的旅行演讲的中间，严重的心脏病发作起来，于是九月八日在伊利诺斯州的么林病倒了。许多年来，我是工作过度了。除去进行罢工以及其他紧张的活动外，我还作了十几次的短途旅行。这几次旅行中，我数次到了全国的每一个州和每一个重要的城市。但是在一九三二年竞选运动的时候，终因劳碌过度而体力不支。结果身体垮下来，得了狭心症，随后是严重的神经衰弱症。这场病使我在床上躺了五个月，使我两年中日夜的生活，成了真正的磨难。直到现在，我才渐渐恢复健康，能够慢慢地工作了。我最善作的工作是大罢工以及其他斗争运动中担任组织工作，但是这真是双重的不幸，我在“新政”时期整个艰苦奋战的群众罢工中，病倒床上，无能为力。

工会团结同盟的成就和缺点

　　工会团结同盟领导的各工会、在成立以来六年的过程中对于资本家的减低工资的攻势和饥饿攻势发动了有力的抵抗。在胡佛当政的时期，即困难的危机初期，劳联毫不抵抗地向减低工资让步，让失业工人陷入极端贫困状态中，工会团结同盟在共产党的英勇支援之下，高举着斗争的旗帜。领导无组织的工人进入斗争是取得对于失业饥饿工人的救济措施的决定因素，他们的英勇斗争不仅大大地阻止了提倡工资减低的人们的活动，而且对于不久就在“新政”下发生了的巨大劳工战斗成为一种新的刺激。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四年的大罢工斗争发展起来的时候，工会团结同盟对于加强工人组织和战斗精神是一个真正的力量。

　　然而，工会团结同盟所领导的工会并没有能够建立许多有力量的组织。这大半是因为他们的工作条件非常困难，包括黑名单、警察的袭击、法庭的警告、领导人被放逐等等。就好些情况说来，组织工作薄弱也是一个原因。工会会员组织非常松弛，会员数目时多时少，因此，很难估计工会的数目。然而，他们的群众影响却远远地扩展到他们的组织的范围之外。一九三四年中期，工会团结同盟的工会组织发展到了最高峰，会员几达十二万五千人。这里没有包括一九三三年工会团结同盟书记赫伯特·班雅明（Herbert Benjamin）所报告的全国失业工人联合会（National Unemployed Council）的约略十五万会员。

　　在较早的阶段，工会团结同盟在工作上犯了许多宗派主义的毛病，影响了它的一般工作效率。第一个错误就是当它的许多敌人正在凶猛地进攻时，它有一种在一个要求过高的斗争性的基础上发展其他工会纲领的倾向。并且有将它所领导的组织搞得太一律的倾向。这一点自然使它自己很难和比较保守的工人取得联系，同时也缩小了工会团结同盟和进步分子结成统一战线的范围，结果阻碍了组织的发展。这已经离开了关于独立工会的原定计划；这个计划中所主张的纲领并没有这样尖锐的斗争性，而是更具有比较广泛的统一战线性质。

　　这一时期工会团结同盟第二个严重弱点，是开始走向双重工会主义的趋向，这是美国左翼的传统的缺点。造成这个缺点的基本原因是劳联的可叹的局面，它在面临资本家攻击时的消极态度，以及它在力量上和影响上的迅速衰落。这就使得工会团结同盟忽略了在旧工会里的工作，而只把力量集中在新工会方面，而当它在内部可以起更为实际的作用时，它却去建立新工会。

　　从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二年，劳联的确处于一个非常危急的处境，而且显出了许多瓦解的迹象。它正收获着它的反动领导早就为它所种下的苦果。在战争时期，这些领导人愚蠢地抛弃了从来未有的能够组织成百万工人的好机会。此后在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二年，在老板们对工人的战线攻势中，他们通过其行业工会的“工贼”政策和“退却政策”，使得劳工遭受了其整个事业中的最严重的失败。他们在柯立芝繁荣期利用可耻的巴俄方案的阶级合作诡计，继续了上述的政策，结果使整个工人运动的活力消失，呈现了瘫痪的现象，而实际上这个时期可以成功地组织工人。最后，当危机临到他们头上时，他们立即实行了胡佛的削减工资、饿死失业工人的杀人政策。总的结果是：劳联的活动整个地陷入停滞的局面；会员人数由一九二〇年的四百零七万八千七百四十名，减少到一九三三年的二百一十二万六千七百九十六人，而人们日益普遍地相信劳联确实是日趋没落了^[3]。

　　当工会团结同盟在克利夫兰召开大会，规定独立工会的政策时，它建议：第一，新工会在保证实行斗争性政策和领导的条件下，是可以参加劳联的；第二，在劳联所属工会内部的工作应该继续并加紧进行。但在斗争的压力下，鉴于劳联的反动和垮台的状态，它的不罢工政策，它的日渐瓦解的、顽固愚蠢的工会，以及它的意志消沉的会员，工会团结同盟发生了这样的倾向，即在组织政策的这两个重要关键上离开了它本来的正确路线。它开始过分强调独立工会主义。一方面，它放弃了新工会有条件地参加劳联的政策，而倾向于将工会团结同盟发展成一个竞争性的全国工会中心，另一方它又决然地放松了它在劳联各工会内部的工作，尽管工会团结同盟在有关其一般政策的每次宣言中，强调着这种工作的必要性。

　　关于第二点，工会团结同盟在这一时期在旧工会中所作的最重要的工作，是通过劳联的“失业保险委员会”（Committee for Unemployment Insurance）而进行的。这一组织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了。除此以外，也不过在铁路业、缝纫业、矿业、营造业、印刷业、金属业、制鞋业等行业工会中，作了一些零星的工作。结果大大削减了工会团结同盟在劳联所属工会中的影响。关于这一点的表现，就是一向由左派所领导的劳联中的产业工会运动的领导权，当约翰·路易士开始对于产业工会主义运动作宣传鼓动的时候，立即就自然而然地落到他手中。工会团结同盟忽视在劳联各工会内部进行工作的另一结果，就是刺激了“进步劳工行动大会”（Conference for Progressive Labor Action）的成长。这一组织主要是由工会的下级职员和业余参加工作的知识份子组成的，其领袖为布鲁克武德劳动大学的默斯德（A. J. Muste），它曾经企图取得旧时的工会教育同盟一度在行业工会中所占的地位。但是这一投机的组织并未成功，而终于和托派的工人党（Workers Party）合并^[4]。然而我们曾经看到，由于新的局面出现，工会团结同盟贯彻着真正的团结路线，全面地在劳联内部重新开始工作。

　　工会团结同盟的历史说明：它的独立工会政策基本上是正确的，而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也是应当采取的。尽管如前所述，在某种情况下，曾有过按着双重工会主义的方向去曲解这一政策的倾向，上面的话仍然是[真确]（录入者注：原文如此，疑为“正确”之误）的。工会团结同盟关于阶级斗争、产业工会主义、组织无组织工人、工会民主、失业保险、给予黑人平等权利、反对法西斯、反对战争的纲领，基本上都是正确的，而且适合工人阶级的真实利益。胡佛在任期间工会团结同盟所属的工会及其失业救济机构，是阶级斗争中的一个真正力量，而在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五年的大罢工激变中成为英勇有力的角色。然而以上所述工会团结同盟的宗派主义的缺点起了这样的作用，使它在工会中以及独立工会运动中的潜在力量大为削弱。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罗斯福的“新政”下，罢工时期中的工人斗争尖锐化了，使得工会团结同盟在政策方面发生了一个剧烈的变化，因此它再度把工作重点放到改良主义工会内部去。总起来说，工会团结同盟代表着美国工人运动中的一个必要和正确的阶段。

一九三六年

^[1]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罢工浪潮在过了时的劳联行业工会制度根深蒂固的产业中最为薄弱。这些产业包括：铁路、金属工业、食品制造业、印刷业、娱乐业等等。这次工人的激变的主要力量是在无组织的工人中和在左派势力最大的近似产业工会形式的一些工会中。

^[2] 据一九三五年十月份《劳工月刊》（美国劳动部所出），在公司工会主义研究中称在调查过的产业中，公司工会中有百分之六十四是在全国复兴法案时期建立的。

^[3] 此处一九三三年统计数字是过高的。在危机时期劳联所属工会会员虽已大量减少，但这些工会却仍为了大会选举的目的，经常向劳联缴纳每人会费。

^[4] 在我所写的一本《大劳工骗子中的小兄弟》（一九三一年）小册子中，我曾分析了默斯德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