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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
〔美〕威廉·Z·福斯特
1956年7月2日
来源：原文载于1956年7月2日美国纽约《工人日报》。中译文来自《批判斯大林问题文集（第一辑）》，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140-144页。
有必要按照共产党全国委员会关于斯大林问题的声明，以我们手头的材料，对于像对斯大林个人崇拜这样的政治上怪现象如何能够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发展起来的情形，尽我们能力作一番进一步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没有疑问，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者终于会发表更加权威的声明。然而到现在为止，赫鲁晓夫和其他苏联领袖在这个重要的方面还不是很有帮助的。所有这一切大大地妨害了共产党去向群众解释这种不幸的情况。
为了了解令人遗憾的个人崇拜的发展，我们脑筋中要弄明白的第一件事是正确地确定斯大林的不可饶恕的行动属于哪一类。这就是说，我们必须把它们归在革命的过分行动的名目下。所有的资产阶级革命——英国的、美国的、法国的、拉丁美洲的等等——都产生过这种过分行动，特别是恐怖性质的过分行动，而（使我们感到沮丧的是）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在这一方面没有例外。
赫鲁晓夫意味深长地说：所有这一切的悲剧在于，斯大林后期的年月中的不可饶恕的行动是他为了革命而采取的。但是，尽管这些行动目标是为了革命，也并不能因此使斯大林的残忍行为不具有严重不公正、甚至惊人的罪行的性质。
要弄清楚在苏联怎样和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残暴行为和对民主的镇压，我们必须考虑的头一个因素乃是传统因素，那就是在俄国历史上过去没有民主。
旧俄是一个落后国家，许多世纪来生活在沙皇的暴政统治下。它对于民主传统的方式知道得很少；这就使共产党和人民更加容易沦为斯大林得以形成的专制政权的牺牲品。在俄国革命的早期，农民在概括说明沙皇时代的情况的时候，普遍地总是说列宁是他们的“再生父母”，但是列宁并没有让这种奉承冲昏他的头脑。
但是，不能认为民主背景不强这个传统方面的因素是逐渐形成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唯一因素，甚至最重要的因素。（美国）共产党在白劳德这件事上的经验就说明了这一点。尽管美国有两个世纪的强有力的民主传统，白劳德仍然能够相当不费力气在党内建立了他的非常不民主的专制小王朝。同时有些美国工会在培育最反动、最顽固、有时候甚至拿着手枪进行统治的专制领袖方面，是特别有名的。
造成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第二个基本因素是政治性的。那就是苏联从1917年11月诞生的那一天起，就遭到敌对的资本主义的包围，它的生命本身从来没有脱离过险境。在这个总的情况下，由于它在一个在工业上非常落后的国家着手，它必须作出最艰苦、甚至是拼命地努力来使自己工业化到足以抵抗资本主义敌人的攻击的程度，因此，它的困难进一步增加了。
这种非常急迫和困难的情况的一般后果是苏联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必须几乎毫无喘息地进行一个接着一个的运动来动员他们的力量到最大限度。
这些伟大的斗争有1918年到1921年的内战；1924年到1937年间对托洛茨基派和其他反对派分子的长期的激烈斗争；1930年代为反对富农和为实现土地集体化而进行的巨大而持久的运动；从1928年到现在为了实现好几个五年计划而进行的持久而全面的运动；从1941年起把艰苦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坚持到底；1945年后的长期而消耗精力的冷战斗争，等等。
这许多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几乎没有休止，是在党内和人民中执行极高度的纪律的情况下无情地进行到底的。外国共产党，由于一种强有力的国际团结感，一般是不加批判地支持这些运动的。实际上，苏联人民，尤其是党，在实际上没有军事战争的时候也是在很大程度上生活在半军事的条件之下的。所有这一切就造成了这样的情势：命令成为法则，专制就可以而且的确发展起来了。列宁所教导的，党的反对官僚主义的传统斗争，实际上是被丢弃了。斯大林充分利用了这种情势中加强纪律的方面，他建立了他的极端官僚主义的机器，而最后带来了悲剧性的结果。尤其是他利用了资本主义包围，国内还有间谍，和担心反革命等等情况作为建立和利用由不堪一提的贝利亚所领导的巨大的秘密警察网的理由。
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第三个基本因素是属于意识形态性质的，这一点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斯大林在他的全盛时代为他自己建立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袖的巨大声望，特别是由于他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期在一国内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同托洛茨基斗争的结果。因此，斯大林由于有了极大的声望，由于他的无情的精神，而且又由于巨大的权力集中在他一人手中，于是便能够使共产党和苏联大多数人民相信他的方针大体上是正确的而加以遵循。这也是他在全世界的共产党人中间具有的深刻影响的决定性基础。
当然，正像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人的情形一样，共产党人和一般的苏联人民根本没有看到斯大林的过火行动究竟达到什么程度了。在美国，我们至少也从白劳德的事件中略微看出这种意识形态的因素的力量，白劳德虽然没有什么组织力量，但是他却能够利用他的油嘴滑舌在党内建立他的冷酷无情的独裁。
那些也许把苏联共产党人描绘成好像处在或多或少一个被压制下的反斯大林叛乱之中——只等待信号动手——的人们，对于总的情势，作了一个十分歪曲的图画。绝大多数的苏联人民（而且我敢说包括苏联共产党和在苏联的大多数党的领导机关在内），感到斯大林的政策是一般地正确的。对于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人，情况也是如此。例如，在南斯拉夫案件——一个典型的个人崇拜的运用上，毫无疑义，在整个世界共产党人中，实际上一致的情绪是，斯大林是对的，铁托是错的。
上述三个基本因素——俄国一向缺乏民主、资本主义包围的政治形势、苏联国内没有完的运动和半军事性纪律，以及斯大林在理论上的巨大威望——所有这一切加起来，提供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的发展基础。这就是发展到了极点的官僚主义。
当然，斯大林本人的个性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列宁在逝世之前指出了斯大林的粗暴和官僚主义倾向。在最初几十年中，斯大林本人曾警告“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但是，显然，他自己正犯了他警告过不要去犯的弊病。
无疑，像列宁这样一个稳健的领袖一定能够度过苏联在过去一代中的非常紧张的时期以及这个时期的高度纪律和运动，而不会造成有害的官僚主义，但是当初要防止官僚主义也一定要有真正的了解，和进行真正的斗争。而且，在斯大林方面，像赫鲁晓夫所表明的那样，还有一种病理因素的可能性需要考虑。现在非常清楚，在斯大林活着的时候，苏联几乎没有作什么有组织的努力来防止个人崇拜的发展，或者甚至减轻一些对斯大林进行令人作呕的甜言蜜语的奉承。党本身的纯洁无瑕遭到了破坏，它的领袖对所发生的事情都普遍负有责任。由于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已经牢牢生根，要把它根除的可能性越来越困难了。
在这种情况的后期，随着斯大林的机器的逐渐建立，要发展一种有效的反对力量显然面临了十分严重的障碍。一方面，如同赫鲁晓夫所说，这样做一旦不成功会招来死亡，而如果这种行动具备了一定的规模，那末我认为，在斯大林的巨大威望和组织的面前，其可能的后果会是党的分裂，这种分裂如果在1917年以后的任何时候，在长期的危险的政治情况下发生，对苏联会有为害极大的影响。
在一旦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变得根深蒂固的时候要同斯大林进行成功的斗争是极其困难的，铁托事件就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这个事件基本上是一个个人崇拜的问题。现在已经证明，铁托反对斯大林的专政态度的立场是正确的；但是后者却能够轻易地使他在政治上名誉扫地，不仅是在苏联，而且是在整个社会主义世界。
事实上，铁托只有在苏联和欧洲人民民主国家之间造成害处极大的分裂，他才能坚持下来。全世界的资产阶级对这一点知道得很清楚，他们希望铁托主义成为破坏社会主义世界的手段。当然，在最后阶段同对斯大林的崇拜进行斗争的严重困难不能作为容忍这种崇拜的借口。尽管如此，事情的结果表露，自然的进程规定了基本问题，个人崇拜的其他方面也是如此。
在进一步分析斯大林问题的时候，至少应该特别强调下面这些起码的措施：充分地解释在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情况下究竟发生了什么，并且为共产党和工人运动从中吸取一切民主的教训，以使这种事情不可能再发生，特别要说明对斯大林的崇拜在社会主义之下绝不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在资本主义对苏联长期包围的特殊情况下滋长起来的，而这个时期现在已经肯定地过去了；同时在讨论斯大林问题的时候要弄得十分明确，我们必须有效地推动苏联社会主义的巨大进展，以及全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普遍迅速前进，以便抵制老板们所煽动的反苏情绪。
感谢 希哲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