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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nie Tate, 1934 –2021

厄尼·泰特：1934-2021

﹝加拿大﹞巴里·韦斯雷德（Barry Weisleder）

2021年2月11日
杨吉姆 译、李明 校




　　我们非常悲痛地得知，厄尼·泰特（Ernie Tate）于2021年2月5日在多伦多的家中去世，享年86岁，此前他一直与癌症抗争。
　　为了纪念他作为革命社会主义者的非凡一生，以下是对他2014年关于加拿大和英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历史的两卷本大作的书评。谨向他的终身伴侣杰西·麦肯齐（Jess Mackenzie）致以最深切的哀悼。
　　厄尼·泰特一直活在我们心中！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革命激进主义-欧内斯特·泰特回忆录》（Revolutionary Activism in the 1950s & 60s – Ernest Tate, A Memoir）抵抗出版社，伦敦。第一卷，加拿大1955-1965，274页；第二卷，英国1965-1970年，402页。书评由巴里·韦斯莱德撰写。

　　我对欧内斯特·泰特在他的终身伴侣杰西·麦肯齐的大力帮助下创作的两卷作品感到非常高兴。我虽然参与激进政治已有45年了，但与厄尼相比算是后来者。

　　1955年，当渴望学习政治知识的厄尼来多伦多找工作时，我才两岁。1965年，当他去伦敦帮助组织第四国际英国支部时，我12岁，思想还集中在学校和曲棍球上。1969年厄尼回到多伦多时，我刚刚开始涉足激进的学生政治和以劳工为基础的新民主党（New Democratic Party）。因此，我似乎不太可能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事件的记述感到兴奋。

　　然而，我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革命激进主义”的热情是真实的，因为我发现这不仅关乎过去，更关乎当下。

　　对于今天加拿大的革命社会主义者来说，这是我们的开场白。它描述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政治方法的应用。社会主义教育同盟（Socialist Education League）和社会主义行动联盟（ League for SocialistAction/Ligue Socialiste Ouvriere）的遗产，正如在这两卷中所叙述的，代表了加拿大社会主义行动党（英语）/社会主义行动同盟（法语）（SocialistAction / Ligue pour l’Action socialiste）的当前纲领与实践的框架和指南。

　　厄尼谦虚地把自己的作品描述成一本回忆录。事实确是这样，但远不止如此。这本书包含丰富的政治经验，适用于今天的情况和问题。在我看来，这是一本革命党建设的教材，特别是在困难时期——近十年和上世纪50年代就都是如此。

　　非常有利的是，本书易于理解，内容朴实。故事节奏快而引人入胜，但在轻松愉快中对世界历史事件和杰出人物进行了叙述。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这本书对当今政治性挑战的实用价值。

　　那么，让我们从头开始讲吧。如果厄尼没有在韦尔斯利以北的Yonge街偶然发现多伦多劳工书店的话，他就不会在多伦多遇到托洛茨基主义者——也就是反斯大林主义的革命社会主义者。在那里，好奇的厄尼遇上了革命政治领袖。商店经理罗斯·道森（Ross Dowson）曾是社会党市长候选人，在20世纪40年代赢得过数万张选票。社会主义者有一家书店是件好事，可以培养批判性思维，吸引新的支持者，并组织他们的队伍。

　　当然，这需要一个组织，它叫做俱乐部（The Club）。这个平淡无奇的名字是对大众媒体煽动的反共狂乱的一种让步。这个小小的托洛茨基主义聚会是在商店的地下室举行的。厄尼从被邀请参加起，就注意到党员会议公事公办，会费例行收取，以及对内部教育的认真关注——俱乐部为新党员提供了一个学习如何在公众面前讲话的机会。

　　公共论坛定期在其它地方举行，通常是在一个工会大厅，虽然座位数量超过了需要。论坛上有海伦·索贝尔（Helen Sobell，著名罗森博格案件（Rosenberg case）中莫顿·索贝尔（Morton Sobell）的妻子）这样的发言者。在劳工进步党成员的参与下，该论坛促进了保卫索贝尔委员会的成立。劳工进步党是加拿大共产党在《战争措施法案》（War Measures Act）将其定为非法后所采用的名称。

　　为一个小革命党打造一个公共的、专业的存在的努力不应该被视为理所当然。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有许多左派团体在某些或所有这些方面都达不到要求。

　　就社会主义行动党而言，请你来评判我们每年春夏每周的反叛系列电影，我们的公共论坛，我们的教育会议，我们的年度五一节庆祝活动，我们的音乐会和学习小组是否达到了这个标准。几年前社会主义行动联盟有一个公共图书室和会议厅，我们还将再次拥有它们——只要我们能付得起房租，那也就是你加入我们的时候。但我们对待电影和论坛活动的方式与我们的前辈始终如一。我们邀请来自我们队伍之外的嘉宾演讲，比如“海地行动委员会”（Haiti Action Committee）、“黑人学生联合会”（Black Students’ Association）、土著群体、“科学为了和平”（Science forPeace）、“学生反对以色列种族隔离制度”（Students Against israel racism），或者反贫困组织“预算中加入食物”（Put Food in the Budget）。

　　在20世纪50年代，世界核毁灭似乎迫在眉睫，局势非常紧张。帝国主义列强和斯大林主义领导的工人国家之间的冲突不仅无处不在，还似乎注定是永恒的。这一现实对工人阶级政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方面，西方压抑的反共气氛导致一些社会主义者同帝国主义妥协。他们拥护由国家资本主义理论支持的“第三阵营”政治，这个理论教导人们在华盛顿与莫斯科、华盛顿与越南、华盛顿与古巴的冲突中保持中立。换句话说，它宽恕了对殖民地革命和保卫十月革命成果的敌意，或至少是冷漠。

　　另一方面，冷战使一些社会主义团体适应了斯大林主义。这导致他们成为莫斯科、北京或河内统治官僚的辩护者。

　　在第四国际内部，一些国家的支部决定“打入”自己国家的共产党，或者在某些情况下“打入”社会党。“打入”的特殊形式，即自成一格的打入主义（entryism sui generis），意味着消解组织的公众形象。长期而言，这意味着转入地下。这完全不同于在那些政党里做一些工作，同时进行公开的党外活动。一些托派领导人预言，“变态工人国家将会维持几百年”。他们认为，从长远来看，共产党才是保卫国家和工人阶级反对帝国主义的地方。我们花了10到20年的时间才让第四国际各支部放弃这种极端的策略。

　　与此同时，在向斯大林主义让步的问题上的分歧，以及在第四国际领导层对国家各部门制定策略的权威上的分歧——美国托洛茨基派领导人詹姆斯·坎农（James P. Cannon）将其谴责为“共产国际主义”（Cominternism）——导致了第四国际从1953年持续到1964年的分裂。

　　古巴社会主义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弥合了这种分裂。古巴证明，殖民地革命可以通过走向社会主义，通过让工人和农民掌权，通过反抗莫斯科向其卫星党所要求的两阶段变革方案，打破帝国主义的束缚。厄尼和他的同志们站在了解释古巴解放背后的关键概念的最前沿——列夫·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战略。虽然在书中只是顺便提到，但不断革命至今仍然保持着它的核心重要性。社会主义行动党和第四国际，预见了世界革命的新兴起，抓住机遇推进党的建设。

　　我打算用四种方式来研究社会主义行动党是如何实现这一点的，以及今天的社会主义行动党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1.联合阵线；2.劳工运动；3.以劳工为基础的新民主党；4.国际主义。

　　这本书报道了多伦多湖滨大道上的皇家宫（Palais Royale）前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其目的是声援美国和加拿大的餐馆静坐抗议，并支持美国南方腹地由“自由骑士”（Freedom Riders）领导的黑人选民登记运动。厄尼描述了禁止轰炸运动，以及北美和欧洲的早期反越战运动。这些宝贵的教训清晰而简洁地概括了要怎样提出既受欢迎又有原则的要求，以及怎样处理宣传、筹款和安全问题。厄尼对国际战争罪法庭的描述，以及他如何与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和伊萨克·多伊彻（Isaac Deutscher）等杰出人物合作，显示了他的高瞻远瞩，也显示出以非宗派方式与不同人物合作的重要性。

　　这些运动以及其它许多运动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们把不同观点的人聚集在一起，在一个问题上（比如反战）达成一致。这些运动也实行不排除原则。这意味着运动对所有团体和个人开放，参加运动的团体将享有在运动的重大活动中发言的平等权利。

　　托洛茨基主义者提倡合法的、和平的群众行动。他们不反对向资产阶级政客写信和游说。但是他们积极提倡无产阶级的斗争方法：示威、静坐、演讲、群众纠察和罢工。

　　这一切方法的目的是鼓励广泛参与，并使参与者有能力创建一个能够赢得多数人支持的运动，并实现多数人的要求。在摧毁公开的种族歧视、帮助结束越南战争、赢得妇女堕胎权、将同性恋解放提上政治议程、盯紧工业污染者要他们清理垃圾等方面，他们非常成功。

　　我们从事社会主义运动的人努力以他们为榜样。

　　仅过去一年，我们就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工作。我们与多伦多LGBT群体的民主力量密切合作，在俄罗斯索契冬奥会开幕当天组织了一场街头抗议，反对普京的反同性恋法律。

　　社会主义行动党发起了捍卫加拿大邮政服务的联合战线。我们召集了大量的工会和社区团体，首先是开展2月份的室内集会，然后是3月份的约80人的示威游行，然后是9月20日在保守党财政大臣乔·奥利弗（Joe Oliver）的办公室外的近400人的大规模集会。由于媒体的广泛报道和工会的大力支持，全国各地都听到了我们维持家庭邮件递送和反对邮费上涨的要求。

　　社会主义行动党，作为加拿大和平联盟（Canadian Peace Alliance）的一部分，抗议奥巴马的无人机战争。我们游行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者对加沙的围攻。我们领导了占领多伦多丹福思新民主党议员克雷格·斯科特（Craig Scott）办公室的运动，要求新民主党无条件支持巴勒斯坦人和他们的自决权。我们在登达斯广场与海地团结运动人士一道，呼吁结束十年来外国军事占领海地的行为。社会主义行动党推动反战联盟举行集会，抗议加拿大加入美国轰炸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决定。在国际劳动节和世界骄傲日，我们与各种各样的团体一起游行，以推进自由事业。我们不只是在那些场合游行，拿着我们的横幅和标语，卖我们的报纸和散发传单。几周以来，我们在我们所有的活动领域推动和建立了这些行动。

　　和我们的政治前辈一样，我们是联合战线的坚定支持者。

　　如你所知，劳工运动被许多问题所困扰，这些问题阻碍了劳动人民捍卫我们过去成就的努力，更不用说建立一个公正的社会了。问题是：我们如何努力消除前进的障碍？

　　当然，声援邮政工人和其它为捍卫自己工作而斗争的工人的运动是重要的，参加每小时14美元最低工资运动也很重要，但这还不够。数十年的劳工让步，以及事业工会主义（business unionism）支持者对工人阶级的错误教育，已经为变革设置了官僚主义障碍，助长了工人的消极情绪。自下而上的激进行动，自下而上组织的队伍，都是必要的。这正是社会主义教育联盟和社会主义行动联盟的激进分子所做的。

　　如厄尼所述，他们反抗工会的压迫。他们开展运动，反对钢铁工人工会（SEL）将社会主义教育联盟领导人帕迪·斯坦顿（Paddy Stanton）排除在之外。他们提出了阶级斗争政策。他们为显著改善工资和工作条件而斗争，为工会成员设定谈判要求和对临时协议投票的权利而斗争。

　　他们在卡车司机工会发起了“民主前进”（Forward With Democracy）核心小组。他们努力争取每周44小时工作时间。他们建立了“无报复防御基金”。他们以阶级斗争纲领为竞选纲领，让候选人参加工会选举。

　　那么，现在工会里的社会主义行动党活动者都做些什么呢？我们设法组织起无组织的人。泰勒·麦金农（Tyler Mackinnon）可以和你讲讲他在零售商店领域所做的努力。朱利叶斯·阿斯科特（Julius Arscott）可以和你讲讲我们如何积极反对安大略公务人员工会（OPSEU）糟糕的谈判协议，以及我们在让OPSEU回到安大略劳工联合会（Ontario Federation of Labour）的基层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伊丽莎白·拜斯（Elizabeth Byce）会和你讲讲为防止加拿大邮政工人工会（CUPW）脱离战斗性和民主而做出的努力。而我可以和你讲讲一场正在进行的反对侵害代课教师工作保障的斗争以及反对可怕的不民主做法，包括反对安大略中学教师联合会（OSSTF）高层官僚主义排挤的斗争。我还领导一个普通党员核心小组，负责安排候选人竞选公职。

　　但这还不够。我们面临的问题并不局限于一个工会或工人运动的某一部分。解决办法必须在跨工会、跨国家的基础上找到。因此，社会主义行动党提出了在整个劳工运动中建立阶级斗争左翼的想法。带着这一想法，我们支持了“收回加拿大劳工大会（CLC）”运动，该运动与UNIFOR工会[1]激进分子哈桑·侯赛尼（Hassan Husseini）发起加拿大劳工大会主席竞选有关。带着这个目的，我们去了渥太华的人民社会论坛（People’s Social Forum in Ottawa），并在8月23日举行的劳工积极分子大会上成功地为这一观点辩护。社会主义行动党的活动者现在是全国指导委员会的一部分，该委员会试图发起一个跨工会激进核心小组。

　　这就说到了工人阶级独立政治行动的问题。有阶级意识的工人的首要任务，是使我们大多数的工人不再支持老板的政党。这需要建立一个以工会运动为基础的政党，社会主义者在其中为工人的民主、防御性和过渡性要求而斗争。北美唯一以工会为基础的大众政党是加拿大英语区的新民主党。

　　这与加拿大进步劳工党（LPP）的“反垄断联盟”路线——也就是间接支持自由党——相反。社会主义教育联盟的同志们让当时由斯大林主义者领导的联合电力工人工会（United Electrical Workers’ Union）支持平民合作联盟（Cooperative Commonwealth Federation），而不是“进步的”自由主义者。

　　当然，如今统治新民主党的官僚们，实际上也就是统治工会的官僚们，希望阻碍社会主义者，甚至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将我们排除在外。新民主党的前身平民合作联盟的领导人在20世纪50年代驱逐了托洛茨基主义者，新民主党的高层在60年代也做了同样的事。但这并没有改变社会主义教育联盟或社会主义行动党的派别建立劳工党的方向。他们继续建立激进组织。他们成立了左翼党团，然后是社会主义党团。他们成功争取了资源部门的公有化、公共医疗保健的扩展、要求新民主党反对越南战争，以及争取加拿大停止参与北约。

　　托洛茨基主义者敦促平民合作联盟和新民主党参加市政竞选，以消除市政选举是非阶级和无党派事务的神话。当劳工及其政党不参与城市选举时，托洛茨基主义者就会随时参与。

　　你可以很容易地看到，社会主义行动党的行动是如何高度复制社会主义教育联盟和社会主义行动同盟的活动的。我们建立并领导了新民主党的社会主义核心小组。社会主义核心小组的工作有很多值得称道的地方。与许多盟友一起，它促使新民主党采取了“加拿大离开阿富汗”的政策。它为新民主党章程中能提到社会主义而辩护，并将党的许多政策推向左边。它是党内最持久的民主力量。

　　11月14日至16日在安大略省举行的新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展示了社会主义者在新民主党中所能做的一个很好的例子。（见2014年12月《社会主义行动报》的文章。）

　　让我们看看最近的多伦多市政选举。我们不支持以奥利维亚·周（Olivia Chow）为首的所谓的“进步的”自由主义多阶层政党。我们为工党/新民主党的市政厅政治观点而奋斗。这是社会主义行动党第一次在选举中提名候选人。社会主义行动党青年活动人士埃文·英格林（Evan Engering）在米西索加竞选校董事会成员，赢得了1300多张选票。正如我们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革命活动者那里学到的那样，在寻求工人阶级团结和独立于老板政党的框架下进行的竞选活动，有助于将社会主义者置于政治版图上。

　　最后，我想谈谈国际革命党的建设。资本主义是全球性的，工人阶级抵制和克服资本主义剥削和压迫制度的努力也必须是这样。工人需要一个国际团体来告知、协调和推进我们的努力，以在世界范围内创建一个合作的联邦。在第一国际解体、第二国际屈服于帝国主义战争、第三国际被斯大林主义摧毁之后，加拿大社会主义工人于1938年帮助建立了第四国际。社会主义行动党的前辈们在20世纪五十到七十年代致力于建立第四国际。这包括参加重要的辩论，有时在倾向和派别上进行联合。这也意味着在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于20世纪80年代告别托洛茨基主义之前，我们曾与之密切合作。

　　1955年，社会主义教育联盟在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帮助下，完成了从《劳工挑战》（Labour Challenge）到《工人先锋报》（Workers’ Vanguard）的转变。社会主义教育联盟和社会主义行动同盟的领导人经常参加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在纽约州北部的干部学校。

　　今天的加拿大社会主义行动党与美国社会主义行动党（SA-USA）紧密合作，后者继承了社会主义工人党最好的传统。我们为同一份月报撰稿，也销售同一份月报。我们在彼此的教育会议和大会上发言。我们在吸收组织成员方面互相帮助，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参与共同的运动，例如反对帝国主义干涉战争，为古巴五人争取自由，以及参与气候正义运动。

　　美加托洛茨基主义者在1959年一同奋起保卫古巴革命，我们现在还在继续这方面的工作。虽然我们正在与哈瓦那由菲德尔和劳尔·卡斯特罗领导的革命领导层合作，但这并不意味着道路上不会有曲折。这本书描述了20世纪60年代初古巴共产党内部矛盾所带来的挑战。古巴前斯大林主义政党——人民社会党（Popular Socialist party）的成员积极破坏由社会主义行动同盟领导的团结巡游和亲古巴运动。请记住，古巴斯大林主义者将菲德尔和切格瓦拉领导的七二六运动描述为革命胜利之前的恐怖组织。尽管如此，社会主义行动同盟和广泛联盟“争取公平对待古巴委员会”（Fair Play for Cuba Committee）毫无畏惧地解决了这些问题。

　　当前，全年与古巴团结一致的社会主义行动党被阻止加入加拿大古巴问题网络（Canadian Network on Cuba），一个由加拿大共产党主导的联盟。但是，由于我们在古巴团结运动方面的良好记录，我们在加拿大古巴问题网络中有强大的盟友，包括加拿大邮政工人工会（Canadian Union of Postal Workers），加拿大古巴问题网络的下次会议上会讨论我们被排斥的问题。

　　甚至我们与第四国际的关系也因为魁北克的一个小组的否决而变得复杂起来，魁北克是第四国际当前的加拿大官方支部。该小组实际上不活跃，已经融入魁北克团结党。它在加拿大英语区的前合作伙伴改组为新社会主义小组（New Socialist Group），该小组又融入社会主义方案（Socialist Project），后者又融入大多伦多工人大会（GreaterToronto Workers ' Assembly）。

　　与此同时，加拿大社会主义行动党还活得好好的。我们参加了最近的两次第四国际青年营，通过美国社会主义行动党，我们完全知晓第四国际中的辩论。

　　我之前提到过，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第四国际经历了关于如何与斯大林主义政党打交道的激烈辩论。在六七十年代，辩论集中在城市和农村游击战是否真的有优点上，我们党在阿根廷的悲惨结果[2]让人想起玻利维亚的切·格瓦拉（Che Guevara）所遭遇的悲剧。今天，在革命党建问题上，也就是在列宁主义的组织观念上，第四国际内部存在着尖锐的分歧。这类纠纷有先例，这凸显了该书的另一个教益。

　　在20世纪60年代，肯·科茨（Ken Coates）作为工党左翼领袖和第四国际英国支部——国际马克思主义组织的成员，更多地是把它当作在现有工党中构建“广泛性左翼”（broad left）的工具，而不是追求在工党主要工作之外建一个革命党。后者是加拿大社会主义行动党的做法，即建立一个开放、独立的革命党，也是60年代末厄尼和他的同志们在英国的道路。

　　这场辩论的必然结果今天正在第四国际中发生。它在欧洲创建所谓广泛性左翼、无定形、反资本主义政党。这些组织包括法国的新反资本主义党（Nouveau Parti Anti-capitaliste ），以及丹麦、意大利和葡萄牙的类似组织。不幸的是，这些广泛的左翼政党的当选公职人员投票支持战争开支和资本主义紧缩预算。在这一过程中，他们疏远了激进的工人阶级基础，并显示出蜕变的迹象。加拿大社会主义行动党和美国社会主义行动党正同法国新反资本主义党中反对这一方针的一个派别直接接触。该派别名为反资本主义与革命派（Anti-capitaliste et Revolution），包括数百名年轻工人，以及激进邮政工人的地区领导人。其中一位是泽维尔同志（Xavier），曾于2015年5月多伦多的“社会主义2015大会”上发表演讲。

　　所以，也许现在你们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喜欢这本书了。我很欣赏它所提供的见解和教训。我认为社会主义行动党与社会主义教育联盟、社会主义行动同盟具有革命的连续性，而且这种连续性值得保存到未来。

　　他们犯错误了吗？是的。我们犯过错误吗？是的。什么都不做的人才不犯错误。

　　这本书并不完美。它几乎没有提到民族问题，还有一些年代和印刷上的小错误。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本书忠实地展示了一种政治道路，被证明可以让世界变得更好。

　　因此，我鼓励每个人都去购买和阅读这两卷书。读这本书，不仅因为它是一个讲得很好的故事，一段你在其它地方找不到的历史，更主要是因为你想改变今天的世界。

　　我们站在伟大的妇女和男子的肩膀上，他们无私地促进工人阶级的利益，建设确保地球上的文明和生活能存续的必不可少的革命党。

　　我们非常感谢厄尼和杰西所做的出色的工作。我要对所有读过这本书的人说：如果你同意这本伟大的书所传达的信息，你就应该参加社会主义行动党。我们将一起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而这宜早不宜迟。

2021年2月11日


原文链接：https://socialistaction.ca/2021/02/11/ernie-tate-1934-2021/



[1] Unifor工会是加拿大一个全国性工会组织，主要由“加拿大汽车工人”（CAW）、“通讯、能源与文书工人”（CEP）等联合组成，主要覆盖制造业、媒体、林业、渔业等行业的私营企业工人。该工会于2008年从加拿大劳工大会中分裂出来。——译注

[2] 第四国际阿根廷支部革命工人党组建了人民革命军进行城乡游击战，最终以失败告终。——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