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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其昌之死

(回忆录片段)
陈道同




  在叙说我父亲牺牲一事之前,先说说他在世时我家的最后居住之地。那里不仅是父亲被捕遇难之处,母亲谢世之所,而且是我一家三代风雨经历之见证。那里有着我家的血和泪,至今忆及仍不免唏嘘。

  我家有二个与平常人家不同的特点:一是父亲长期与家人分开居住;二是勤搬家。后来我明白,二者的原因是相同的,都是为了父亲从事地下工作的方便与安全。关于第一点,抗战之前,母亲带领子女长期住在江湾农村,而父亲一人却在租界借住亭他间。那时他曾多次碰上特务的盯梢,每次都靠着单身轻装之便,与之周旋,最终得以摆脱尾巴。只有在1939年底至1941年间的一年多时间里,由于经济窘迫不得不与家人住在一起外,其它时间内独居在外。他每周回家一次。所以每逢他回来,全家就有一种喜悦的团聚气氛。每次回家都在晚上,我的名字就是他的叫门声。

  至于勤搬家这个特点就更突出了。不说抗战前,单说抗战开始后至1939年底搬到他遇难之地为止,二年内,共计搬家五次,(计天平路、常熟路、常德路上二处,第五次是搬到西康路。)1939年秋,一辆老虎车就把我家全部家杂,包括两只装书刊的木条箱和当年王实味离开上海时送给我家的铁床架,一张圆桌及一张书桌,从常德路拉到新居。这时我家正处于经济上最最困难的时期,也正是上面说的父亲例外地与母亲及五个子女住在一起的时期。关于困难的真实情况这里就不说了,我只说一事,搬来第二天,全家正在吃午饭时,来了一个地痞流氓。他先是在楼下嚷着「恭禧」,索要「乔迁费和保护费」,接着冲上楼来,看了看家中有的,以及我们碗中吃的。最后自动转身,嘟嘟嚷嚷地下楼走了。我家实在没有一点油水可供他榨取。先在此说明,两只木条箱中书刊,有的是公开出版物;如当年几乎每期都有他写社论的《青年界》,和不定期写稿的《时事编纂》《东方杂志》等。这些公开出版物当年都寄到江湾中山小学门房间,由我取回家。此外就是「违禁」刊物了,如《斗争》、《火花》等牛皮纸作封面的油印小册子。1942年发生的案中案悲剧,正是由于这些「违禁」出版物的被发现才暴露出来的。我曾想,假如掌年不把这些非常显眼的油印小册子放在家中就好了。父亲的真实身份就不会暴露,就有了与敌伪周旋及营救的余地,悲剧也就不会发生。把这么多的,表示自己信仰、思想、修养和身份的油印品放在人口众多的斗室之中,这显然不符地下工作者最起码的安全要求。父亲难道不知道吗?如果从1926年他参加中国共产党之时算起,他从事地下工作已16年了。是大意麻痹吗?他在他的同志中是素以小心慬慎出名的。他不得不与家人合居,这正是他暴露身份的一个重要原因。它从侧面反映了一个实情:他和他的同志们当时都处于经济窘迫之中,他们无力营造一个安全的存储仓室。这种情况与某些责难之词相去十万八千里。所以我觉得悲剧的发生既有其偶然性,也有其必然性。

  西唐路617弄213号新居是间阁楼,约12平米。屋檐最低处1.4米,屋脊最高处2.2米。屋面构造是木梁上搁椽子,椽子上就是直铺的网砖和瓦片。一点不保温。屋内确实是夏日如火烤,冬日水结冰。还记得那张木桌就是把四条桌腿先锯掉15公分方始搬进屋里来的。最糟糕的还是无电无水。电是直到2年后父亲有了固定收入,方始申请接通。还同时将211号二小间也租了下来。水是要到80、90米外房东院子里去提;先是我和兄妹这一代提,我儿子长大后接着提,直到70年代末,我家装上自来水后,方始结束了两代人提水的劳作。

  可是母亲后来告诉我,当年父亲选择此处作住家的原因除了贫穷外,还看中了此处二个优点。一个优点是此地偏僻,人口较少,与周围邻居相隔较远。另一个优点是地处要点,进退方便。

  617弄是条四通八达的大弄堂,T字形,有三个大出口,每个大出口又各有几个小出口。我家213号正处在T形的交点上。从阁楼仅有的一个小窗望出去,可以一直望到200公尺开外的小沙渡路。行人进出弄堂,坐在窗口,就可以一览无余。于是母亲除了家务外,另有一个特殊任务,就是一有空就坐在窗口替父亲望梢。一旦发现可疑人物,如果此时父亲在家,他就可立时躲出去。如果此时不在家,母亲就会在窗铁栅上挂起表示危险信号的物品,父亲见了就不进门了。我记不起在西康路时是用什么物品代表危险信号的,可能是块抹布;但我记得过去在江湾时是一只玻璃瓶。抹布也罢,玻璃瓶也罢,其形象确实不如《红灯记》中那盏红灯鲜明漂亮,但它们的作用我却看不出有什么不同。

  我家于1939年末搬来此地,1942年父亲于此地被日帝逮捕杀害,此后我也在此成家养育后代,风风雨雨地过了半个多世纪。此阁楼于80年代中期,经「落实政策」,产权归还房东。之后即遭房东逼迁。母亲去世后我于1991底搬离。后不多几年,此地整片改造,617弄已不复存在,现在已是一片高楼群。父亲牺牲之地,已无可凭吊了。但每次途经那里仍不免联想翩翩。


  抗战前,我家全靠父亲卖文为生。上海沦陷后,出版事业一片肃条。几家固定的受稿刊物,如北新书局的《青年界》,《社会日报》,以及不定期投稿的《时事编篡》,《东方杂志》等,此时已不是停刊就是改变了方向。所以,当薄薄的一、二百元积蓄花完后,我家在1938底或1939年初进入了经济上的困难时期。父亲望着母亲及五个子女嗷嗷待哺的嘴,他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

  不仅经济上的困苦压迫着他,同时,他政治上也进入了最苦闷时期。现在细想起来,这个苦闷所反映的正是理想和实际的矛盾;具体地说,矛盾的内容是一个革命者如何去认识时代以及如何去响应时代的呼唤。当时每一个革命者在抗日战争这个新形势下,都有一个如何认识抗日,以及如何对待抗日的问题。

  此时父亲已追随陈独秀成为托洛茨基主义者了。他是如何认识抗日又如何准备付诸行动的呢?现在我只能由以下几段文字作个说明:

  陈独秀在1937年11月曾有一封信,对上海托派中人逐个给予评说。他对父亲的评语是:「我对昌俊(即陈其昌)还有点幻想,并不是他们关于最近局势的见解和我接近,而是因为他俩的工作精神比较积极。如果能在群众中积极工作的话,终会抓住现实。」(见《给陈其昌等的信》)

  父亲的同学、好友、同志王凡西曾这样说:抗战开始。在「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办,这个问题,他显然受到陈独秀的影响,深深觉得我们认为在「孤岛」上办报写文章,决非抗日与未来革命的好办法,更不是唯一的办法。他要求真正置身于战争中……他希望我们的领导机关能逐渐迁移到抗日的后方去。」(见《从鲁迅的一封信谈到陈其昌这个人)。

  1985年8月出版的《新文学史料》第三期上有史明写的《陈其昌其人其事》,称:「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在抗日的热潮中,上海出现了各界抗日救国的民众组织,其中之一是「上海著作者抗日协会」,陈其昌和赵济都参加了这个协会,进行过抗日特务工作」。又说:「一九三七年八.一三以后到九、十月间,日本强盗侵占了上海大部份地区,『英、法租界』也岌岌可危,许多人纷纷离开上海。陈其昌当时住在沪西,一家数口,无力离开,只好继续住下去。」

  母亲还曾行动诉我一件事:「你爸从四川回来后曾说:『我们也有军队了,说不定那一天我要打仗去。」他终于不曾拿起枪走向战场,并不是只是说说而已,而是另有原故,下面还要谈到。

  根据以上所述,父亲是个崇尚实干的人。他并非轻视理论,一个在北大读书五年,且是学哲学的人不可能不知道理论对实践的重要性。他反对只说不做,清谈无为和陈独秀所批评的「一个关门主义的极左派小集团的风气。」1948年间,我发现家中还有一本当年敌特抄家时漏抄了的油印小册子,忘了刊物名称,内中父亲的一篇文章却给了我很深印象,其文风至今在目。他批评内部的不良学风,脱离实际,无聊清谈。这篇文章明显反映了他当时渴望投入行动的苦闷心情。此种心情的由来应与他走上革命道路的具体经历有关。

  根据北京大学的原始资料,父亲于1922年8月进入文预料,1924年转入哲学系本科,原定1928年暑假毕业。至于入党日期,《战斗在北大的共产党人》一书所载,「约为1926年」,据一些回忆文章,则为1925年,并担任过支部干事、市东城区委委员等职。《北大日刊》1927年1月13日公告中有他担任校第四届学生会特务股副主任的记载。上述情况与母亲所说的相一致:「开头几年,全靠你祖父每年寄200元维持生活。他知道来之不易,所以读书很用功。可是到了离毕业只剩一年的时候,完全变了,书不念了,整天跑东跑西干革命了。」于是我知道他是在大革命高潮时期,在三.一八运动前后走上革命道路的。中国第一代革命家就他们参加革命过程的差异,也许可分为两个类型,一类是先接受革命理论然后走上革命的实践,一类是先走上了革命的实践,然后再补充革命的理论。父亲属于后一类型,他是在革命形势的推动下,出于响往建立一个没有压迫的新世界这样的愿望,溶入革命大军。母亲曾劝他好好念书,他是这样回答的:「等打倒军阀,革命成功之后,再念书不迟。」母亲问他:「军阀什么时候能打倒?」他说:「快了,快了。」大概这是大革命高潮时普遍的心理状态。后来白色恐怖笼罩南北大地,他不得不抛下学业,携带妻子,抱着刚出生的我,躲进北京西部山区,并于1928年南下上海,开始了另一样的生活。母亲曾问他:「革命怎会失败了呢?」他回答:「路走错了,得从头来,现在先要打倒蒋介石。」说这话的时候,他大概已是左派反对派成员了。综观他的一生,他之参加革命是忽忽上阵的,没有经过理论准备的阶段;此后,也没有机会补充理论。所以王凡西文中说他有「一种略偏于经验主义的思考方法」。这句话切中要害。因而「他最讨厌那些徒事空谈的革命者。实干是他的一切。陈独秀赏识这方面的陈其昌。」又说,他「当年因无法实际参加抗日行动而苦闷。当时他经常叹息:『我们有目标,但没有走向目标的道路。』为要寻找道路,他去了香港。他和一位名陈仲禧的朋友住在一起,认真地想走上「奔向目标的路线」。……如果他继续这个『觅路企图』,他大有可能与陈仲禧一起牺牲在中山的游击战中,」这就是上面说到的「我们也有军队」和他终究没有去打仗的真实情况。他来自实干,却又无奈地脱离实干,苦闷由此而产生。

  正当他处于苦闷境地的时候,我的伯父,即父亲的亲哥哥,自天津来到上海。由此改变了父亲的一生。

  伯大名陈其伦,字伯常,长我父亲二、三岁。幼时自学会计成材,终生从事金融业。抗战前,在天津河北省银行工作多年。1935或36年,我第一次见到他。那时我家住在江湾乡间。我记得他只身来沪,随身只带了一只藤条箱。

  第二次见到他时,已是1940年前后了。他在现襄阳南路(当时名拉都路)一条石库门弄堂里租下一间前楼和一间亭子间。不久,伯母带着三子二女,还有我的五叔,来到上海。此后二年间,他穿着入时,常出没于交际场所。后来我才知道这是掩盖政治活动的一种方法。他所从事的政治活动的情况是抗战胜利后,他告诉我的。大致情况如下:

  1935、36年间,敌伪势力侵入华北,伯父与河北省银行的几个同事开始从事抗日活动。被发现,为逃避敌伪追捕,遂来上海,风声过后,他返回天津,继续抗日活动。七.七芦沟桥事变后,敌伪强化统治,抗日活动日益难以开展,他们一伙人遂分散。有的去了重庆,他和几个人来到上海。他们在上海的活动就是收集敌伪经济情报,交给一个秘密电台,以密电方式拍往重庆。他告诉我,当年此类电台在上海很多,属商业性质,只要付钱,不问内容都给收发。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他说的话:「说是情报,实际上是胡乱搞点消息,不分真假,只是为了换点钱,维持八口之家的生活而已。」他没有说起当年他在天津从事的抗日活动有否组织系统,也没有说起在上海搞此类经济情报是拍往重庆的那一个机关以及它的政治背景。但当时就使我感到非常意外的一件事是,他说他从未参加国民党,一生没有参加过任何政治党派。(这里先把他最后的结局交待明白吧:他于1941年底只身自上海赴重庆,1942年底任中国农民银行稽核之职。1946年随银行迁来南京。1948年,随银行迁福州。福州解放前,拒绝去台湾。解放后,在芜湖中国人民银行接受政审,结论是:「政历复杂,不予录用。」最后在天津一公私合营单位工作。1957年病逝。解放后,经历了镇反、肃反等运动,均未牵涉安全过关。最了解他情况的,无疑当属芜湖中国人民银行。)

  1946年,他对我说了当年去重庆的原因:当时此类情报工作越来越危险,不能长久以此糊口,所以到重庆去另谋生路。去前必须解决一个首要问题,即离去后,他的家庭生活问题。他找我父亲,要父亲暂时代理他的工作。

  待我成年后,母亲告诉我:开始时,父亲坚决不同意。两个人在伯父家的阳台上连着讨论了几个晚上,最后,父亲还是同意了,但只答应代理三个月。后伯父在重庆因没有找到工作,要求再代理三个月,后又要求延长三月。正是在第二次延长期内,电台被日帝破获,台长叛变,交代出父亲,暴露了父亲的真实政治身份,于是轻案牵涉出重案,加之重庆方面拒绝营救,最后是父亲以鲜血荐轩辕,最大限度地完成一位中华儿女在当时情况下所能做的一切。


  1942年6月30日,这是一个学期的最后一天。白天拿到成绩报告单,名次不错,等着向父亲汇报。晚上十时左右,弟弟们睡着了,我也睡着了。父亲按惯例的一声「道同」叫门声将我从睡梦中喊醒。我突然产生恐慌,因为门外传来的不是父亲一人的平稳的声音,而是一群人的嘈杂声;不是普通人的嘈杂声,而是一群凶人的嘈杂声。我怀着不安的心情下楼开了门。一下子拥进来一群敌特,短着打扮,态度凶狠,吵吵嚷嚷,父亲被他们推搡着走了进来。这时我看到父亲双手被铐在后面。敌特中还有一个日本宪兵,穿着军装,握着手鎗。在他的指挥下,一部份汉奸押着父亲上了213号阁楼,而这个日本宪兵则带着二个汉奸押着我上了211号阁楼。日本宪兵把鎗往桌上一放,开始了对我的审问。那时我刚满15周岁。在这伙敌特面前我已镇定下来,不在乎他们装腔作势的恫吓了。由此我得到一个终生有益的体验:人的慌张都有一个限度,过了这个限度,就会镇定下来。对敌特的提问,除了户口删上写明的以外,我都推说不知道。这大概是出于天生的父子之情和保护的本能吧。少时的体验是宝贵的。

  敌特们见问我不出什么来,而且室内不过二张小床及一张小桌,一目了然,无可搜查,最后翻了一下我的书包,撇下我,都到213号阁楼去了。我也到我下面,来到扶梯脚旁,听着对面阁楼上的地板,在众人的踩踏下发出吱吱嚘嚘的声音以及敌特们的喧哗声。上面正在紧张地搜查。我听到一个汉奸说:「这么多书?」显然已搜查到床下的书箱了。

  突然,一声咆哮声传到我耳朵里:「你是共产党?」显然,书箱里的违禁书刊被他们发现了。接着是父亲的平静的回答声:「你们自己看吧!」这是父亲在整个搜查过程中说的唯一的一句话。楼上的气氛变得凝重起来。

  从一个案子中就这样发现了另一个案子。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从一个普通的并不致命的案子中发现了另一个重大的必定致命的案子。二者之间的区别是如此的明显,后世的史学家们不会分不清楚;但正如任何事物除正常之外必有例外一样,在对这个案子的分析判断上也是如此。这是令人遗憾的。

  父亲以镇静的口吻来回答敌特们的咆哮,这是对他们的蔑视,代表着中华儿女不畏强暴的英雄气概。从这句话中我已知道他已不作生的打算了。这些,较诸《红灯记》中的李玉和有何逊色呢?

  楼上引起一片慌乱。几个人在殴打父亲,父亲沉默以对。我听见那个鬼子叽叽喳喳说了些什么;接着,除了留下二人继续搜查外,鬼子、汉奸们押着父亲走下楼来。他见我站在扶梯脚下,弯下腰,对我说:「以后跟着妈妈好好地过吧。」我一面「噢」地应着,一面禁不住哭了起来。这是我一生中很少几次哭泣中的一次。此时父亲无疑已下了牺牲的决心。他是勇敢地向死亡走去,为自己的信念,为民族的苦难,大无畏地向日本帝国主义的屠刀下走去。父亲就这样地与我告别了。他为自己崇尚实干的一生划上了句号。

  敌伪押着父亲离开不久,来了一个新汉奸。此人外表比较斯文,身体显然不怎么健康。我后来从另二个汉奸的交谈中得知,此人原是个教员,共产党员,被捕后经不住酷刑而叛变,保住了个人生命而成为「反共专家」。凡是有共产党的案子都要他参与。此时因发生了案中案,就急召他来搜查书刊、文件。从汉奸们的交谈中我还得知此人受刑不轻,胃部受伤。我见他一面翻阅书刊文件,一面用手捂住胃部。

  搜查到第二天傍晚才结束。特务们带走了几麻袋书刊。留下二个人在我家继续看守监视;又把211号阁楼上的木窗钉死,以防我逃走。我家每个人的行动都受到监视,即使是8岁的弟弟到水站去提水或是倒垃圾,都有特务跟着。这又是《红灯记》中的一个场景。

  大约过了二十多天,一天下午,一辆人拉包车来到我家门口,走下一位身穿白大褂,戴墨镜和草帽的瘦长个子。后面一个保镖,是跟着包车一路跑来的,腰眼里鼓鼓,显然是手鎗。瘦长个子一进门,留守我家的两个特务就肃然起立,口喊「毛队长」,垂手侍立两旁。他说要找我母亲谈谈。母亲下楼,安然地坐在这五个汉奸面前。「毛队长」开口了,大意是:

  「你男人的案子本来倒不怎么严重,我们都是中国人嘛,中国人应该帮助中国人。可是现在发现你男人原来是共产党中一个派的领导人。所以这案子就严重了。他是个有本事的人,我们很需要他。可是只有他先说出他的同党的名字和地址,我们才能救他的性命。他到现在什么都不肯说,叫我们也没有法子救他。他不肯说只要你肯说出来也是一样的。要不你就跟着我们去当面劝劝你男人。」

  对于这位「毛队长」的威逼、利诱、恐吓,母亲的回答只有三个字:「不知道」。至于要她「当面去劝说」更是一口回绝。母亲跟随父亲此时已十八年了,见过了风风雨雨的大场面。看来她已同样不抱父亲生还的希望。「毛队长」见诱骗不成,一行三人不得不悻悻然离去。过了几天,留下监视我们的二个特务也撤走了。

  母亲没有文化,是裹着小脚跟当时是北京大学哲学系学生的父亲结婚。她生性刚烈、崛强,深受亲属和邻居们称道。十八、九年的与父亲风雨同舟,经过考验,所以危急关头能够镇定自如。我深深记得在文革中她教导我的一句话:「一个人只要把命豁出去就什么都不怕了。」她忠于丈夫的事业和信仰,不计自己的生命安危,在敌特面前充分表现了中华儿女不畏强暴的优良品德。她认识父亲的许多朋友,即使不知地址,但姓名总是知道的,但她没有透露一人。此后,每逢我看或听《红灯记》时,总不免想到:李奶奶的形象正是以我母亲为原型塑造出来的。

  特务们我家看守监视了将近一个月,看看无人闯进来,估计风声早泄,再不会有人来,就全部撤走了。根据特务们的交谈,我们知道父亲被关押在北四川路桥渡下的日本宪兵司令部里,我跟随母亲曾到那里送过衣服,但站岗的鬼子不理我们。母亲又打听到这帮汉奸特务的部队设在南市区顺昌路一个石库门里。母亲和我又把衣服送到那里。特务收下后只是往墙角一扔。谁知父亲收到没有?

  几个月过去了,父亲音讯全无。伯母一家也去了西安与伯父团聚去了。我们一家又恢复了日常生活。我们兄弟继续上学,母亲更是加倍地卖力为人做衣裳。凄凄楚楚地过着没有目标,不见光明的日子。顺便说说,一年后,当我满了十六周岁,就不得不弃学从商,到父亲原来工作过的钱庄里去做学徒。此后家中生活才稍稍稳定下来。

  一个深秋初的晚上,吃罢晚饭,我和母亲正在楼下灶间里。突然,临弄堂的门被轻轻推开,进来一个中年人。问清了我们是陈其昌的家属后,告诉我们:他刚从日本宪兵司令部里放出来,过去曾与父亲关押在一起。父亲托他出来后转告家属:有一本封面被老鼠咬坏了的硬簿子要好好保存,千万不能丢失。还告诉我们:父亲已于九月某一天被叫出去后不曾回来,此时他身上的伤口已基本好了。此人还说以后有机会的话会再来看我们。我们曾问他住在里,做什么工作。他说他做皮货生意,跑来跑去没有固定的地点。数十年后,当我在《智取威虎山》中看到杨子茶也是以皮货商的身份打入威虎山时,心中不免一震。但愿这位「皮货商」仍活在人间,因为他是我父亲生命最后时刻的见证人。

  当时我和母亲都不曾理解「被叫出去后不曾回来」这句话的含意,所以不曾记住那一天的确切日期。我们全家还企盼着父亲能够生还。直到日寇投降后很久,我们才明白九月「被叫出去后不曾回来」的那一天,就是父亲被杀害的日期。

  确有一本封面被老鼠咬去一半的本子不曾被敌特搜去。这是一本会计账册,父亲拾来作记事本。里面记载着他经香港及湖南赴重庆的所见所闻。这本记事本的重要性并不在这些日志,而在于里面记载着亲友们在全国各地的地址。父亲不仅以自己的生命保护了上海至友们的安全,临刑之际,还关怀着全国各地亲友们的安全。历史证明:陈其昌一案只牺牲了陈其昌一个人。后来父亲的一位朋友告诉我,陈其昌被捕消息传来的时候,他们原定的一个会照样在原定的时间和原定的地点举行,因为他们确信父亲不会叛变。还有,「父亲与亚东图书馆主人汪孟邹先生有相当深的交情,陈出事后,有些人便要汪老先生做点准备,以便应付日本宪兵的到来。汪老先生却处之坦然,说:「我相信大哥一定不会连累别人。决无问题、决无问题。」这就是父亲的品德,不用再说其它了。

  抗战胜利后,伯父一家迁到南京,以后我见过他多次。谈到父亲之死,他说,父亲被捕的消息传到重庆后,他曾急电上海:「不惜代价,全力营救。」上海给他的回电却是:「案情复杂,无从营救。」这封回电的真实意思很明白,就是拒绝营救。伯父还告诉我,同时被捕的几个人,除父亲外,都营救出来了。

  我想,敌伪的档案犹在,公正的史学家们为何不去调查一番呢?


  我怀着沉痛的心情写下了上面一段家史。我之所以多次提到《红灯记》,实在是由于直到今天,每当看到感听到《红灯记》时,仍不禁会流下泪来。因为它太像我的家史了。当然,类似我家遭遇的家庭在全国一定很多,报刊上偶而也会有这方面的报道。真是民族恨,家庭仇。每当我参观烈士陵园或抗日将士纪念馆时,我崇拜那些为革命,为民族献身的英雄们;同时却又不免想到我父亲的所作所为有哪一点较他们逊色?

  这个家史片断早就该写了。亲友们多有催促者。我迟迟不愿动笔者,是希望有了山明水清的环境条件再来写比较好。可是一,我跨进「高龄老人」的行列已有多年,自感余日不多,不能再等;二是近年听到一些令人心寒的说法,迫得我说出实情让公正的史学家们去评说。我相信「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这句名言将来一定会落到实处。

  数十年来,我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与不同的人谈论过,也写过我父亲。由于大家知道的原因,所说所写或是语焉不详,或是言不由衷。我愿在此声明:向巴金学习,过去的让它过去吧,唯今日之言,方可作信。

2000.12.11.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