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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猛其人

王国龙

(1992年2月)



  本文资料来源:一、曾猛当年先后对我讲过的话(文中所记都是我记得准确的);二、我亲身的经历。本文引号里的话并不都是当时所讲的原话,历时已久,只能说是大意,但和原意决无出入。
  本文只记述事实,不加评论。

王国龙
1992年2月



一、家庭


  曾猛在兄弟中排行第二,故字仲略,小名阿沼。生于1904年,温州市人。老家住在麻行僧街。父亲曾丹仙,在福州南台当过一任小官吏,卸任归来,当选过永嘉县议会议员。他不喜欢多发言,他说:任你口才多么了不起,即使口若悬河,但抵不上我的屁股——我不起立表示赞成,你讲得再好也没有用。这话足以说明他父亲的个性。
  曾猛同母兄弟四人。长兄曾亮,字伯明,法政学堂毕业。曾挂牌从事律师业务,但他从未出过庭。因此他人有两句顺口溜:“律师曾伯明,永远不出庭”。他爱好旧文学,有文才,诗及楹联,都写得很好。他讨厌厕身官场,又鄙视市侩;终日以吟咏及杯中物自娱。他曾以“荷锸刘伶”自况。曾丹仙目睹他“不求上进”,极为失望。老三早卒,听说是纨裤子弟。老四季豪,小名新姆,是钱庄职员,曾猛还有后母生的妹妹一人,弟弟二人。
  曾猛在旧浙江省立省第十中学(现温一中的前身)读书,成绩不错。父亲望子成龙心切,而其它的儿子都辜负了他。看见曾猛读书用功,所以对曾猛抱有莫大希望。但当1919年五四运动一起来,曾猛投身反帝、反封建的爱国学生运动,成为十中学生会的领导人,在斗争奸商、缉拿漏海、鼓动罢课罢市、反对道尹黄庆澜等运动中,他都挺身冲在前列。黄庆澜要逮捕他,幸有他父亲的朋友及时通风报信,他逃离温州去上海。十中开除他的学籍,后来他去广州参加革命。
  在1926—1927年年度交接时,曾猛回家过一次。给家里留下一张身穿国民革命军军装的照片。他父亲把它挂在客厅里,指望他从此平步青云,光宗耀祖。但转眼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父亲才知道他是共产党,只好把挂历客厅里照片又收起来,父亲唯一的指望又落了空。
  曾猛在1925年—1927年大革命以前,经家庭的旧式婚约和陈育芳结婚,生过一女一子,女名为巧秋,子名为晓白。1930年,陈育芳到上海找到曾猛的朋友李景芳,要李景芳转告曾猛,要求离婚,并提出:子女归她养育,要曾猛付养育费等条件。当时曾猛还在中共中央秘书处工作,不能出来公开谈判。只好委托李景芳转达:同意离婚,家中用具全部归她,子女由她养育,养育费应该付。但身处于地下,无收入,无力承担这笔养育费,请她谅解。他当时是为付不出这笔养育费,心里正在感到不安,恰在这时,何止争(即何葆贞)译好高尔基的《母亲》由郁达夫介绍,列入西洋大学名著丛书,由中华书局出版。拿到稿费二百银元,何即拿出一百元转交给曾猛离婚的妻子,作养育费。
  曾猛和育芳离婚后,和黄秋君相爱。秋君是育芳的表姐妹。由于他处于地下,又担任秘书技术工作,无法公开结婚。直到1930年被开除出党,才和秋君同居。但开除出党后,社会上还认为他是共产党人,国民党还是要逮捕他。他无法在社会上谋生,生活困难,他当时给我的信中用“牛衣对泣”这个成语说明他们夫妇的贫困。到中国托派统一大会后,陈独秀要他住机关,负责秘密技术工作,才使他的生活有了着落.1932年秋君生下长子,但养育仍有困难,准备把婴儿送给别人.朋友们都不赞成,结果决定由秋君带婴儿回乡下,交外婆养育.秋君从乡下回来,曾猛已同陈独秀一起被捕了.
  约在1933年秋,曾猛从南京国民党狱中出来,回到温州,住在麻行僧街老家.他既没有为老家门楣增添光彩,父亲和他的关系恶化.就可想而知,他无法再在老家住下去.稍后曾家的一个老帮工叫阿潘的,帮他在莲花心山上盖了间茅顶屋子,他夫妇和孩子三口就在茅顶屋子里住了下来.
  阿潘是莲花心农民,王屏周担任中共永嘉县委书记时,执行秋白路线,举行暴动,王指示莲花心的起义农民夜里在山头了望,等候城里的信号,冲下山来,但那次暴动计划失败,莲花心的起义农民因而没有下山,未遭摧残。
  曾猛在茅顶屋子的正门,自撰对联“竹舍茅檐,仅堪遮风避雨;高山远水,未必旷目盗胸”。边门的门联,集诸葛亮句:“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室内书架上摆有《诸葛亮集》,陈素农着《大军统帅学》,陈立夫着《唯生论》,当然,还有一些社会科学译着书籍。
  1937年春节,陈素农上山看望曾猛。曾父非常高兴陪陈上山。曾父看正门对联,对陈说:竹舍茅檐仅堪遮风避雨;高山远水未必旷目盗胸。陈不以为然。陈指边门的联要曾父看。曾父看了,说:“诸葛亮终究出山,鞠躬尽瘁,死而后己。”陈说:“人各有志,不可强求”。
  陈素农的话使曾父消除了对儿子的不满,父子关系有了改善,父亲把收起来的那幅曾猛的照片,又挂在客厅里。
  秋君和曾猛结婚后共生三男四女。

二、在广州


  因道尹黄庆翔要逮捕曾猛,他逃离温州到上海后,他父亲为他在温州闯祸,狠狠责备他,但仍希望他老老实实在上海继续升学。上海的旧制中学。除国文外,其它各科都用英文原版的教科书。为了升学,他只好先进英文补习学校。他学不进英文,一心想到广州参加革命。他的十中同学,跟他在反帝爱国运动中结成战斗友谊的,如李圣恩、李超麟及孙道济等都已考进培养革命思想的上海大学。但他要进黄埔军校,其原因,除广州是当时中国的革命摇篮外,还因为那里有非常关怀他的戴立夫在黄埔军校任管理处处长。
  立夫先生是曾猛的父执。他非常敬重立夫先生,一生师事之。他给立夫先生写信,开头总是“立师座右”。1925年五卅斗争不久,他决定到广州去。他想进黄埔军校第二期,但到达广州时,黄埔军校该期的招生工作早已完毕。该期新生已经入学。立夫先生就把他留在身边。稍后,立夫先生认为应该送他到部队中去锻炼。征得他的同意后,立夫先生亲自送他到何应钦部队当兵。过了几个月,立夫先生听到何应钦的部队对士兵常行体罚。立夫先生反对体罚,不放心,又把他要回来,安排他在身边工作。
  立夫先生请周恩来及黄辅军校里其它共产党员教导曾猛。并且随时要他去听萧楚女、张太雷等的演讲,读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他因此结识并追随这些第一代的无产阶级革命活动家,受他们的影响,接受共产主义思想。不久,随同邓中夏在职工中活动。他后来在托派活动中能用通俗语言鼓动工人,组织工人进行斗争,都是从邓中夏那里学来的。他当时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介绍人之一就是邓中夏。(另一介绍人据曾猛的儿子说是“李森”。他说看过曾猛的自传底稿,我担心他的记忆有误。为此向九十老人郑超麟。郑说:“一直认为是周恩来介绍的,想不到是邓中夏介绍,…“李森”(就是李启汉,他是做工人运动的,五卅前后由上海调广州。我知道李启汉在广州改了名。(也是一个字…他和邓二人介绍曾猛入党是可能的(“我把郑超麟的话一并附记于此,以待证实。)他在工人运动中,结识陈延年、苏兆征及刘华,当然也受他们的影响。当时,省港大罢工,就是邓、陈、苏领导的。1926年6月27日省港元罢工委员会在广州创办劳动学院,邓中夏任院长。曾猛没有对我说过进劳动学院学习。这可能是同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曾猛要追随同周恩来,准备出发了。
  关于曾猛入党的确切日期,读过他的自传底稿的家属都记忆不起了(查阅<陈独秀被捕资料汇编>中关于庭审的记录,曾猛自供“在一九二六年加入共产党”但无日月。)
  曾猛自幼练过书法,1926年年尾,他回温州为我家写过“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对联。懂书法的老先生都称赞字有功力,颇具风姿。在职工运动中,他书写大幅游行标语,曾大献身手。后来他看到当时的油印文件,质量不高,他又自告奋勇,毛遂自荐。他心细,善动脑筋,由他刻印出来的文件,清晰悦目,使广州党的领导们大加赞许。这为他调任中共中央秘书处干事准备了条件。
  受曾猛影响去广州参加革命的,先他去的有陈素农(黄辅第三期),后曾猛去的有王屏周、胡长庚等。广州准备北伐,需要大批医务人员。王、胡都是医生,也都是在温州反帝爱国学生运动中和他结成战斗友谊的。除王、胡外,还有艺文中学毕业后学医的王祥龄。北伐军出发,他们都是随军的军医官,屏周和祥龄是卫生队队长。他俩又动员黄琮和朱汉章等在他们的卫生队里当军医。
  立夫先生为曾猛在广州的表现得到领导赞许,深感欣慰。他对因曾猛的影响而来投身革命的青年,象对曾猛一样喜爱。举一个例:据曾猛说,王屏周到广州见立夫先生时,立夫先生平时不吸烟,他老人家亲自搬了几只箱子,从压在下面的箱子里,拿出听头“白金龙”香烟款待屏周,这样殷勤的招待可以说明他老人家对投身革命的家乡青年的欢迎态度。

三、中共中央秘书处干事


  曾猛刻印的文件,在广州得到广东区委陈延年的赞赏。组织要他钻研这项秘密技术工作,中央需要这样的人员。广东区委就把他送去随同周恩来出发北上,在上海第二次和第三次暴动期间,在总工会工作。第三次暴动胜利后,到中央秘书处任干事
  据郑超麟回忆:曾猛在1926年从广州到上海后,在进中央秘书处任干事之前,曾在中央办的印刷所做校对工作。那个印刷所归郑领导(史唐也是那个印刷所时排字工人),后来曾猛调中央秘书处,是在王若飞领导下工作的。王对曾的工作要求相当严格,曾猛都能接王的严格要求,密切配合。郑说有一次有事到秘书处去,那房子是三层,王住二层,三楼就是秘密技术工作的地方,郑到三楼看见曾猛正在刻蜡纸,何止争在油印,工作紧张,没有跟他们谈话。
  刻蜡纸,他能在蜡纸的每一小格里刻四个字。他用笔均匀,字里行间,整齐划一。为增加每张蜡纸印出的份数,他不用胶辊印,而把油墨涂在玻璃板上,然后把刻写好的蜡纸复盖在上面,用软布在蜡纸背面均匀轻抹,这样印出来的文件,字字清晰,加上字体漂亮。看过的人都叹服不止,要刻出这样小的字,他得经常自磨,甚至自制笔尖,要亲自去选购日本产的纹路最细的刻板。
  他担任秘书处工作后,又钻研密写工作,文件的伪装工作。他用米汤把文件写小说的空页上、书页边、上下的空白处、写在字帖的夹层纸上,甚至写在汗衫及白色被罩上,不但没有漏字、错字,而且用碘酒显现后,字字清晰。
  中央秘书处机关伪装成上流社会的公馆派头,人员不仅要穿着讲究,而且派头也要象上流社会中人,为在应付环境、举止谈吐,都得受到严格训练,不能在行止态度方面,露出一丝破绽。长期的机关生活,使曾猛养成坐必端正的习惯。即使在后来,他看见我坐不象样时,就马上纠正。我们认为这是封建社会的一套。他严正说:“不是,这是革命的需要,是秘密机关纪律的需要。我是在长期机关生活中锻炼出来的。”不但谈吐举止,甚至放在箱子里的衣服都要自己折叠得非常整齐,一丝不苟。我问:这干什么?他说:“既然是公馆,当然有佣人干这一行,我们当然不能让伪装佣人的同志真的做佣人工作。”机关搬迁时,马路上可能遇上巡捕“抄靶子”,搜查行李,或者,万一巡捕房来搜查,总之,以防万一,不露马脚。箱子里冬天有皮袍,夏天有罗衫,都各有折法。
  在长期机关生活中,他接触最多的是周恩来,其次是王若飞。他的秘密活动技巧、应变的镇定、平时的警惕,都是他们,特别是周恩来一手教导的,他对周的敬畏,在我们后来的相处中,仍然时有流露。
  1927年2月20日——24日,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周恩来为军委书记,同年3月21日——22日,上海工人第三次起义,领导起义的特委有陈独秀、周恩来、罗亦农、汪寿华等八人。周负责军事。曾猛说:“上海第三次暴动时,我在机关里实在按耐不住,要见识见识暴动的壮丽场面,再三要求出去,才得到批准。随同陈独秀、汪寿华…到闸北去了一趟,但不是激烈战斗的场面,而是毕思澄已被打跨,武装工人暴动后震奋人心的胜利场面”他说:“汪寿华在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还遭到杜月笙诱杀的。”
  以下(一),(二)的事说明他除刻印秘写文件外,还在周恩来手下参与机密工作。

  (一)

  曾猛了解当时温州地下活动的情况,这是因为温州各县的县委,大多数都是他在“五卅运动”中结成过战斗友谊的至交,如王屏周、林平海(王是永嘉县委书记),平阳县委书记游侠(公任)及屏周的前任书记郑馨…等。1928年6——7月间游侠所领导平阳夺城起义失败后,到上海。一直和曾猛有来往,随时把温州地区的斗争情况告知他。
  约在1929年夏,中共中央为对温州地区的土地革命及武装斗争作新部署,特召郑馨(这时郑已是中共浙江省委成员)、王国桢及雷高声(即施德彰)到上海。我从郑馨口里知道,他们在上海的住宿、开会、联络都是“阿猛参与安排的”。而且王、雷因意见相左有矛盾。双方都是曾猛的朋友,所以“阿猛从中调解”。

  (二)

  王屏周是在1928年3月间和林平海一起,受中共省委指派回温州的。8月间担任永嘉县委书记。同年12月15日清晨在永宁巷底家里被捕。温州驻备司令甘清池即派兵将王押解杭州。当时是乘轮船去的。按该轮航线中途,原都是在海门停靠,因此,温州中共组织闻知消息后,策划在海门劫救屏周。但甘清池因王是“要犯”,命令轮船直放上海。劫救计划落空。屏周在船上对押解官兵做工作,要求船到十六辅时,允许他打电话给朋友,押解的军官同意。船到埠时,他打电话给商务印书馆西书部职员李景芳(李是王和曾猛的朋友)。屏周知道李平时和曾猛有联系,希望通过李通知曾猛。李接电话,立即赶到十六铺,在附近的饭馆请屏周及押解的官,共进餐。屏周在席间无法明言,只能暗示。但李糊涂,没有立即通知曾猛,只送了一些钱给押解的官。只要他们在途中照顾屏周,到第二天才把这事告诉曾猛。曾猛听了禁不住拍台子大骂李糊涂,误了大事。曾猛后来对我说:“中央知道了海门劫救计划落空后,周恩来指示他无论如何要设法在上海营救,李的糊涂使中央的营救也落了空。他还说李虽是我的好友,但毕竟是党外人,我不能向他泄露秘密,只能委托他,如有押解屏周的船只到上海的消息,立即通知。而李只知道尽友情,一接电话,只知急于见屏周,不马上通知我。如果当时李能稳住押解官兵,立即打电话通知我,也还来得及营救。但他到第二天才通知我,李还怨我不明言…曾猛告诉我这件事时,还越说越生气,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没有完成周恩来交给他的任务。
  屏周押解到杭州后,关在陆军监狱。经王祥龄的疏通,监狱医官,放屏周出牢房,给犯人治病。屏周利用到各治病的有利条件,在政治犯之间进行联络。察看狱内防卫情况及地形,为越狱作准备。
  1930年8月间的一天,我在上海《新闻报》看到浙江陆军监狱枪决越狱犯人的消息。当时,曾猛拿报纸赶来说:“屏周牺牲了。”他要屏周的朋友立即设法派一个人去杭州领取遗物,办理安葬。曾猛对我说:“屏周在广州时就已受到周恩来的器重。”

  1929年8月3日李立三在《红旗》上发表《反对托洛茨基主义和中国机会主义大纲》。李立三不但完全执行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指示,而且在苏联党争问题也完全拥护斯大林。
  1930年秋,莫斯科送来在中山大学参加反对派的中国留学生名单。其中有曾猛,为什么到1930年才发现曾猛是托派?这是因为他在中山大学参加反对派时用的是假名:“徐慧英”。周恩来知道曾猛是反对派后,曾跟曾猛谈话,告诫他必须承认错误,脱离托派,把问题交代清楚,党可以从宽处理,否则,后果是不言而明的。(这是曾猛告诉我的话的大意)。但曾猛坚持不肯认错,说他是为了中国革命的前途参加反对派的。并且反对李立三执行斯大林的盲动主义路线,说这条路线使党的力量受到本来可以避免的摧残和损失等。那次谈话后不久,他就被开除出党,迁出机关,生活陷于困境。
  (附记:这二节题为《中共中央秘书处干事》。但周恩来曾负责组织部,曾猛从莫斯科回国后参加的工作机关可能是中共中央组织部,因此,曾猛也可能是组织部干事。此外,王文元(凡西)在他的《双山回忆录》中说自己是组织部干事,而曾猛在加入反对派前就已认识王文元。总之,到现在为此,我还没有找到材料,证明他有否担任过以及什么时间担任过组织部干事,对此,只能存疑,待后证实。)


四、在莫斯科中山大学


  1927年“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派一批干部去莫斯科学习。在那批留苏的中共党员中,曾猛是其中的一员。温州籍的还有戴宾(英若,是立夫先生的女儿)何止争,胡识因(她的十余岁的儿子育才,因为是烈士郑恻尘的遗孤,也由她带往莫斯科。)等等。据国民党最高法院庭审记录,曾猛自供是“一九二七处十月被派去莫斯科的,”“同行有二十余人。”
  据汪原放的回忆,陈独秀是在同年9月10日由汪陪同化装从武汉秘密回上海。曾猛去苏联的时间,估计当在陈回上海以后。曾猛说他只带了一条鸭绒被动身,足见天气已凉。他是经海参威,乘西伯利亚铁道的长途列车到莫斯科的。
  他进中山大学学习时,斯大林已派米夫到中山大学,米夫的任务是清除前校长拉迭克在中大传播的托派思想。
  中共中央派去莫斯科学习的干部,绝大部分都带着中国革命为什么失败这样一个问题去的。在拉狄克任中大校长时,他们谈到反对派,特别是托洛茨基有关中国革命的主张及第三国际争论中国革命问题的文件,不少中大的学生认为托洛茨基的主张是对的,中国革命失败的原因是第三国际,也即斯大林的错误指导造成的。曾猛在中大学习时,校内已有反对派组织。他通过校中的反对派同学,也读到了托洛茨基的文章,他当时认为已找到中国革命问题的钥匙,不久他加入校内的反对派组织。
  当时,米夫虽然是中山大学的当权派,但校内的陈绍禹(即王明)为首的所谓“布尔什维克”为一方,以接收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观点的同学为另一方,争论非常激烈。曾猛在争论中,除理论斗争外,他还揭露王明从国内带出来的新制大衣上的缎里子剪下送给米夫作礼品(因为俄国人有用中国绸缎作壁饰的爱好)。
  这里应当说明:据曾猛说,当时的情况和后来的情况不一样,托洛茨基还没有被彻底打倒,中共领导在苏共党内斗争问题上还没有公开站在斯大林一边,因此,当时中共旅莫支部书记王若飞对中山大学里两派中国同学的斗争,没有偏袒王明一派。王若飞对王文元和曾猛在校内的活动,没有加以干涉。他们都曾在王若飞领导下工作而且得到过他的器重。
  温州籍的留苏同学逢星期天都到附近树林中聚会。有一次聚会,曾猛和胡识因的谈话,可以说明曾猛当时的思想和态度。胡识因不同意反对派的意见,但她也不是王明派,她跟曾猛的私人感情不错,平时无所不谈。她劝曾猛不要参加反对派(她不知道曾猛已经秘密加入反对派),不要反对陈绍禹等“布尔什维克”,并且责备曾猛不去听党课,而躲在寝室里看《红楼梦》曾猛则反唇相讥说:“斯大林的错误害得中国革命还不够吗?如果不执行斯大林的指示,早作防备,我们数不清的同志会人头落地吗?你的丈夫会牺牲吗?如果听斯大林的话,会有上海工人第三次暴动的胜利吗?陈绍禹会把新大衣的缎子剪下来作礼品,奉承米夫,这是为中国革命战争吗?米二夫会接受这样的礼物,是关心中国革命,还是关心他房间里的装饰?…”据曾猛说,当时胡识因赶紧用温州家乡话说:“童子痨!童子痨!”(意即短命鬼),暗示曾猛不要再说下去了,谨防“隔墙有耳”。

五、《我们的话》派


  曾猛在莫斯科的时间只有一年多,(据国民党最高法院的庭审记录:曾猛自供是“一九二九年一月回上海。”)即由中共中央提前调回国,他一方面仍在中共中央干秘密技术工作,另一方面是中国托派之一的《我们的话》派的重要成员。为什么定名为《我们的话》?因为他们的机关刊物名《我们的话》。1905年俄国革命失败,托洛茨基流亡欧洲期间,办过名为《我们的话》的刊物。
  《我们的话》派领导机关称“干事会”。就我所知,当时的干事有陈亦谋、欧方、史唐(施云)、梁干乔、张特、曾猛等。
  《我们的话》派很穷,平时的活动经费都无着落,靠卖译稿接济,例如把英文小说《七重天》拆开,分由该派分子翻译。
  曾猛动脑筋,企图为《我们的话》派筹集比较可靠的经费来源。王屏周在温州被捕,王的好友韩敏家二,是王隐蔽活动的一个地方,因此韩在王被捕的当夜逃离温州到上海。曾猛撮合韩敏、李景芳及其它好友出资,在上海东宝兴路开设江东书店。以销售大学用的英文教科书为主,同时兼售新文艺社会科学书籍。《我们的话》派干事会成员同福州路上的新文艺及社会科学著作的出版社都有关系,不需要先付书款,代为经销。原文教科书则由李景芳向商务印书馆西书部记帐供应。曾猛的目的是希望江东书店有盈利,可以资助《我们的话》派。他自己被中共中央开除后,生活无着落,就是靠江东书店,才有栖身之所,为了安顿他的生活,江东书店在福州路的一条弄堂里租了一间房间作为书店业务的联络处,曾猛就住在联络处,同时也成为《我们的话》派干事会的活动地点。
  何止争到1937年才从苏联回国,他完全因曾猛的影响,加入《我们的话》派,他住在江东书店翻译高尔基的《母亲》。《小小十年》的作者叶永蓁是江东书店内常客。他看到译稿后,即自告奋勇说:“我去要求郁达夫介绍出版。”想不到马到成功,第二天就送来郁达夫给中华书局总编辑舒新城的信,嘱何止争立即送译稿去,可以当场领取稿费。何止争译《母亲》一书的署名是“何妨”。
  《我们的话》派和国外通信的地点之一是曾猛设置的。他在“五、四”运动中结识的好友李钟英,当时是上海四川路桥边德商礼和洋行营业部高级职员。他要李帮忙,李每月花点钱给营业部的练习生,嘱附她收到给××信件及书报都交给李,而后每次由曾猛到李处去取。这个通信联络点,从未出过差错,何止争译的《母亲》俄文原书也是寄到礼和洋行的。
  据曾猛说,刘仁静原是《我们的话》派的创始人,刘去过土耳其普林基普岛,见过托洛茨基,在托面前自夸回国后,一定能发展反对派运动。但托知道这一运动的发展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托认为刘过于自负。刘在《我们的话》派为时不久,就离去另搞了一个派别《十月社》。不久,又搞了个《明天》。又不久,被国民党政府逮捕,进江苏反省院,还当了反省人的所谓“自治会”的主席。
  《我们的话》派要求其成员到工人中去,代表绝大部分基层分子都去做工,象何止争去当修理下水道工人。但他们在上海工人群众中没有打开局面,只有欧方在香港太古船坞领导过反对英帝国主义的斗争。因为欧方原是省港罢工斗争中的骨干,有群众基础。
  《我们的话》派斗争干事会成员都上马路散发传单,象史唐就因散发传单被当时的公共租界巡捕房捉住,因为他当时的职业是印刷工人,被捕时没有暴露真实身份。所以只在提篮桥监狱关了半年。欧方和陈亦谋也是先后在群众中活动被捕,死在牢里的。
  《我们的话》派存在不过几年,在那几年中,他们忙的是参加中国社会史论战及中国四个托派之间的争论,当然也出版过几本书。如刘仁静译的《托洛茨基自传》。刘用的笔名是刘镜园,神州国光社出版;陈亦谋等几个人译编的《苏联党争文献》,新生命书店出版。
  陈独秀派的尹宽最早从《我们的话》派中看到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文章,然后交给陈独秀、彭述之。陈独秀完全接受了托洛茨基对中国革命的论点。
  1931年春,在托洛茨基极力促成下,中国的四个托派:无产者社、我们的话、十月社、及战斗社协商统一。同年5月1日,中国托派大会在上海召开,陈独秀当选为总书记。《我们的话》派中,只有陈逸谋当选。该派的梁干乔在统一大会不久,投奔他的黄埔军校老同学胡宗南;张特则去广西投奔桂系。
  1930秋,曾猛所赖以生活的江东书店,因生意清淡,只好关门大吉。曾猛的生活陷入绝境。他同何止争商量:在上海即无法谋生,只好冒险回温州避居偏僻的乡间。统一大会后,有一天,他在马路上遇见彭述之的妻子陈碧兰。她问起他的近况,他说在上海已无法生活。明知回温州有被捕的危险,也只能回去。她制止他回温州,嘱咐他等候她的回音。她当即转告陈独秀,陈没有忘记曾猛的秘密技术工作,当场决定留住曾猛,住机关,负责秘密技术工作。他因而同何止争一起住进机关,当时出版的《火花》、《校内生活》以及秘密文件都是他干的。
  1932年10月15日,因托派叛徒告密,陈独秀、彭述之、曾猛、何止争被捕。第二天由公共租界引渡到上海警察局。19日国民党中央命令上海市政府将陈等全案人犯押解南京,26日由军法处转移到江宁地方法院看守所关押。
  曾猛被捕后,秋君到南京去找戴立夫先生。要求设法营救。当时立夫先生任国民党立法委员,和张冲住同一幢房子。张住楼下,他老人家住楼上。秋君在立夫先生家住了八个月,立夫先生最后不得不托张冲。但张提出的条件是释放后必须在“留俄同学会”过一段时间。曾猛从狱中出来,住留俄同学会招待所。几个月后,他才和秋君回温州。

五、发疯之谜


  曾猛返温,住在麻行僧老家。父亲和他的关系虽有所改善,但靠父亲吃饭,总不是办法。从南京回来时,张冲交给他陈立夫写的一封“八行书”,说凭这封信,可以到任何文职机关求职。为了他一家人的生活,他确实需要有一个职业。但他明白,凭这封“八行书”求得一个职位,等于承认自己是陈立夫的手下,他不愿干。他一直都没有利用过这封“八行书”。
  史唐从广西南宁来信,告诉他在师范学院教书,并且要他也去那里。说教书,他很愿意,但考虑到这是投奔桂系的张特出的主意,决定回绝。
  1936年夏,我到上海去。曾猛托我带一封信给立夫先生。当时戴家往霞飞路(即现淮海路霞飞坊),立夫先生的房间在三楼。我进去一看,现在还记得很清楚:一张单人床,两张小沙发椅和一只茶几,一张靠墙角斜摆着写字台,台上放一部日文的《资本论》,写字台前入一藤椅,室内别无装饰。立夫先生看了曾猛的信,就说:“我不写回信,你回去告诉阿治,余汉谋是我的学生,我可以介绍阿治到那里求职。谅必余也会答应。但余是反共的。即使安排阿治去教书,也一定有条件的,所以阿治要仔细考虑。”我回温州把这些话转告曾猛,他听了感动地说:“真是君子爱人以德。”他接受了立夫先生的告诫,打消了在余处谋职的念头。
  这时曾猛认识了陈又东、余嘉、王济通等几个青年。他在老家的客厅里给他们讲苏联拉皮多斯着的《政治经济学》及用王纯一笔名译的《西洋史要》。这两本书原都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讲义,由反对派带回中国出版的。
  曾猛住在老家,觉得终非久计,他同秋君商定,要她回娘家取些钱。由老家的帮工阿潘在莲花心山上找块朝南的地,搭三间茅顶的屋。在本文第一节中说过阿潘在王屏周的领导下,和莲花心农民一起响应过县委夺城起义的号召。曾猛认为那里的群众关系好,可以久居。从此,莲花心山上的茅屋就成了他向那些青年传播托派思想的地方。
  1937年初,曾猛接到张冲从南京发来的电报,要他立即到南京去有事待商,他无法拒绝。他说:“淮南的电召,无法拒绝,必须随传随到。”他没有路费,要我向亲戚借一百元,即充路费,又留作家用。并且要我跟他同去,因为我的哥哥当时在南京德士古大煤油公司当职员。我父亲也在那里,而且我还没有见过新婚的嫂子,我同意了。
  我们到南京后,第一天,他要我同去付后岗三号张冲住处。但没有见到张,只见到杜桐荪。我记得杜在客厅里对曾猛说:“淮南这次非常高兴和你合作。”至于“合作”什么,杜没有说。我们从付后岗三号出来后,我问他“张冲究竟要你干什么?”他没有回答。以后他每来我哥哥处,只讨酒喝,说自己晚上失眠,又说已写信要秋君出来,要我陪他去找房子。又过了几天,他对我说:“神经太紧张,要到无锡陈素农处玩几天。”陈当时是无锡警备司令。曾猛还从无锡来信,告诉我陈素农如何用他的包车(黄包车)到车站迎接。陈自己则乘自行车跟在后面等等。以后就没有音信,快到这年的七月时,突接到秋君来信说,他因发疯在上海医治。
  为什么会发疯?有人因为他的疯病好得快,认为他为摆脱张冲,不得不装疯。但不少人,包括他的家属都说他是真发疯。我也认为发疯是真的,因为他事前有过连续的神经紧张和严重失眠。发疯毕竟是有原因的,从本节上面记述的事实,可以证明。一、他不愿眼看张冲跟国民党其它派走,否则,他不会发疯;二、他仍坚持托派观点,否则,他也不会发疯。我几年后才知道,张冲要他去南京市,所谓“合作”,原来是要他去西安到张冲新成立的一个办事处工作。那个办事处是代表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协商联合抗日的联络机构。张冲要他去,可能是因为他曾在周恩来领导下工作过。他当时得知“合作”的内容后,就神经紧张,连夜失眠。因为他没有忘记当年周告诫他时,他振振有词说过“为中国革命前途”的话,如果去西安,见到周,不要说周的严词谴责,就是含笑问问:“为中国革命的前途,怎么跑到国民党机关里去了?”他就会无地自容。而且,尽管当年他拒不接受周的告诫,被中央开除。但由于在周的领导下工作,受过周的教导,周在他心上的精神威慑,一直没有消失。他既不敢见周,又不能公然拒绝张冲的“合作”,思想上没有出路,所以神经紧张,严重失眠,才促成他的发疯。

六、温州托派组织


  卢沟桥事变引发了全面抗日战争。曾猛认为托洛茨基主义者应当积极抗日。当时,陈独秀(八月间)在武汉,托洛茨基在国际上都主张抗日。彭述之从南京监狱出来后,到上海领导中国共产主义同盟(托派)临时委员会。写了《抗战胜利的必须条件》小册子,在上海亚东书局出版。
  在温州一方面,曾猛影响了身边的一些青年。另一方面,在上海参加过《我们的话》派的何树芬、朱钤及受王独清影响的李国栋也影响了一些人。双方都要成立托派组织,但彼此没有沟通。恰在这时,一个《我们的话》派分子贺希,从国民党反动派的牢里放出来。因为身体很弱,加以生活无着落。上海的老朋友要他到温州来找何树芬和朱钤。贺到温州后,由李国栋和朱铃出钱租房子。供给他生活费用。并托当时同受两方面影响的钱川给贺打针服药,进行护理。
  于是,贺撮合双方合并成立温州托派组织,他的领导机关也称干事会。第一沓届干事有曾猛(书记)、何树芬(宣传)、朱钤(组织)、何止争及李国栋。
  温州托派组织成立后,贺希身体已经有所恢复。曾猛提出应向在上海的“临时委员会”报告,要求承认。干事会决定委托贺去上海报告。
  曾猛提出经干事会通过:为了抗日,必须同中国共产党联合行动。决定派李蔡志代表“温托”和中共浙南纵队驻城内办事处主任吴育商谈。李和吴是欧海公学同学,又是同乡,原有私人感情。但李向吴正式提出联合抗日的建议时,吴断然拒绝。李问吴:中共和国民党合作,为什么不能和托派联合?吴回答说:“托洛茨基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敌人,是法西斯的奸细,陈独秀是汉奸。”
  中共领导的永嘉战时青年服务团在抗战开始时成立,同时,永嘉国民党县党部成立救国御侮团。“温托”干事会认为:尽管吴育拒绝“温托”的建议,但托派应参加战青团。因为它是真正抗日的群众组织,决不能加入御侮团。曾猛提议经干事会通过。“温托”成员(除二三人外)及受影响的外围分子全部加入战青团。
  贺希从上海回来,带来“临委”承认温州托派组织为支部的信件。但“临委”同时交给贺希一个任务:教育温州的青年托派分子不要信赖曾猛。于是贺在钱川家中分别跟每个他要教育的对象进行谈话。贺的这一活动,不但没有达到目的,反而引起每个教育对象对“临委”的不满。因为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都是受曾猛影响参加托派的。曾猛当然立即知道贺的背后活动,但装作不知,只是领导青年托派分子积极进行群众运动。他用实际行动使青年托派分子更加信任他,使贺希在青年托派分子中陷于孤立。
  “温托”组织成立后不久,青年托派分子提出李国栋的跨党问题。因为李当时还是国民党县党部的监察委员。他们认为李由国民党的监察委员成为托派是一进步。但既当选为托派干事会的干事,应该退出国民党。何树芬和朱钤认为:如果李退出国民党,县党支部势必追究原因。就有暴露阿栋托派身份的危险。目前还是要阿栋辞去监察委员,另找工作,脱离县党部。曾猛同意这一措施,并由他说服青年托派分子。当时温州成立蛋类运销处,李设法谋得该处驻泸办事处的职位,于是李辞去监察委员,这个所谓“跨党”问题,就这样解决,干事会决定李在上海代表“温托”组织和“临委”就近联络。
  1938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步步加紧要解散战青团,与此同时,从武汉开始大规模的反托运动,说陈独秀、彭述之是领取日寇津贴的汉奸。温州城内街头也出现反托海报。生活书店书摊上摆满反托书刊。“温托”组织自己没有刊物,只能用油印方式编发“临委”机关报《斗争报》上的文章,但这不能公开散发。曾猛指示中华书局职员托派分子王济通联络店里的师兄弟把亚东书局出版的陈独秀、彭述之、高语罕、李秀等的著作摆在显着的台子上,任读者翻阅。其中还有意因译的纪德着的《从苏联归来》、《为我的从苏联归来答客难》以及王凡西译托洛茨基悼念儿子西道夫的小册子《儿子、朋友、战士》(西道夫是在法国被格别乌谋杀的),杜威委员会对莫斯科审判案的调查报告(五十年后,苏联才为莫斯科审判案平反。)同时,曾猛还指示陈独秀在战青团的刊物上发表《敌乎!友乎!》一文,受到战青团中中共党员的围攻。
  战青团江北五区宝台支部因为是托派朱钤、潘泰运及吴昭松领导,战青团总团下令解散整顿。但支部解散后还没有整顿好,总团终于被国民党反动派“勒令取缔”。
  1939年春节,“温托”在莲花心曾猛的茅屋里召开第二届代表大会。为了防备国民党反动派的镇压,曾猛布置两个托派分子在莲花心山顶上的小庙前了望。如发现山下大路上有可疑的动静,立即放鞭炮示警,以便及时疏散。代表会上曾猛当选为主席,率领全体代表首先为抗日阵亡战士及牺牲的托派分子默哀。李国栋受上海“临委”委托传达“临委”指示,那次代表会选出第二届干事会。选举前,曾猛指出“温托”当时已有工人支部,新的干事会中,应该有工人的席位,才能表明是工人的政党。因此,选举结果,第二届干事会中有针织业工会理事长叶学廉,而且叶还是代表会主席团成员。新选的干事会共七人:曾猛(书记兼组织)、陈又东(宣传)、李国栋(温托驻沪代表)、何止争、王国龙、钱川、叶学廉。那次代表会还决定成立工人运动委员会,其成员为:曾猛、叶学廉、陈又东、王国龙、钱川五人。
  那次代表会决定筹备温州救亡大同盟,把原来参加战青团的托派外围分子作为基础,分别先成立工人、学生、店员、小学教师、农民等“同盟”支部,待“同盟”发展到可以召开代表大会时,产生救亡大同盟自身的领导机关。
  1939年5月间,“温托”干事会派我去上海向“临委”报告工作。临行,曾猛托我探听彭述之对他在南京出狱时事的态度。我见彭时,按曾猛的嘱托问彭,彭说:“我们既被捕,只有利用他们的法庭作为我们宣传的讲坛。我们在狱里,只能进行斗争,包括当时正进行的绝食斗争,决不能去想什么出狱问题。国民党放你,总是有条件的。他说没有条件,但我不信,我怎能批准有条件的出狱?当然,他在温州影响了你们,并且成立了组织。对此,我们已表示肯定,但我不能不向你提出警告:不能无条件信赖他,而应督促他,使他不致重蹈覆辙。因为斗争还很艰巨,国民党反动派不会放过我们。”(这些话是我今天还记得的大意。)我回到温州后,把彭的话,如实转告。曾猛听了知道彭不原谅他,他以前对彭一向很敬重,但从此他对彭的评价变了,甚至骂起来了。

八、温州针织业工会


  温州针织业工会在1925—27年大革命是一个很活跃的工会。大革命失败,落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黄色工会手里以后,工会只知收会费,毫不顾工人利益。工人极为不满,抗战军兴,温州成为东南沿海唯一的转运口岸。针织业突然兴旺起来,针织女工人数激增。正在这时,原在上海做工的针织机修理工叶学廉、叶树芳等回到温州。他们在上海有过斗争经历,眼看工会腐败,女工受尽剥削和压迫,而工会却充当资方的帮凶。因此,他们就想重整工会。在民众教育馆主办的时事形势报告会上,他们遇上了陈又东(陈是该馆的图书馆馆员。)王国龙和钱川。他们要我们帮助他重整工会。我们当时都没有职工运动的经验。于是曾猛亲自出马。他掌握了当时温州针织业兴旺的有利时机,他要叶等动员女工提出增加工资的要求。那次争取增加工资的斗争取得胜利,使女工信任叶等。她们都说工人如由叶等领导就好了。曾猛因而要叶等推动各厂女工要求工会改选,否则,不缴会费。这时,曾猛要我们帮助叶等在女工中成立救亡大同盟工人支部,以此为核心去组织各厂女工进行改选工会的活动;并派钱川和叶等生活在一起,为他(她)们办理改选工会的准备事项,为工人护理小病。不久,工会终于改选,择定曾宅花园的一个小楼作为会址。叶学廉等几个救亡大同盟工人支部的成员都当选为工会理事,叶学廉为理事长,工会正式聘钱川为工会文书,陈办会务外,加紧组织女工,办文化班,讲抗战形势,组织女工分批接受军训和救护技术的培训等等。
  工会改选中,曾猛看到叶学廉等三人公正无私、能团结工友、肯吃苦、有活动能力,就向干事会提出吸收他们入党,并由他们三人成立工人支部。
  工会改选后,向资方提出改善女工工作条件的要求,针织业资方害怕大革命时期那样的针织业会重新出现。他们要求国民党县党部取缔针织业工会,并决定对策:关厂开店,从上海运进成品,解雇工人,企图借此从根本上扼杀工会。工会经过调查,得知资方运进的成品都是日商出产的。曾猛对叶等说:“这正是结合抗日和保护工人利益斗争的典型例子。”他问叶等:“运进的成品并无日本牌号,你们用什么办法证明是敌货?”他们说:“我们有办法。“
  于是,针织业工会要求县抗敌后援会召开各界联席会议秉公处理针织业资方解雇工人,贩卖敌货事件。叶等在会上当场对资方运来的敌货和国产成品进行拉力及染料作对比试验。试验的结果证明资方运进的袜子是敌货。叶等还提出证据说明资方运进的袜子上贴的厂家招牌,不是上海无此厂家,就是早已关门的厂家。与会的各界代表都认为叶等的证明很有说服力。叶等向各界代表呼吁说:“资方此举,不但陷三千多任务人生计于绝境;而且贩运敌货,替敌寇为虎作伥,是奸商行径。”各界代表会议决定查封敌货,并要资方继续开工,不得解雇工人。这一斗争的胜利,不但针织业女工更加信赖工会的理事会,而且其它工会出纷纷要求进行整顿。
  国民党县党部出于阶级本能,决定摧残针织业工会,拘捕叶学廉,关在警察局看守所里,进行威胁利诱。女工们愤不可遏,除到看守所探望外,还到县党部质问书记长吴子屏。翌日,《浙瓯日报》发表吴的谈话,说针织业工人工潮受少数阴谋分子操纵,必须取缔。这使女工和县党部的矛盾更加激化,以致一群女工未经理事会同意,拥进县党部捣毁办公室,曾猛知道后,马上到工会的理事中去,指出不可这样蛮干,他建议理事会召集全体三千名女工到防守司令部请愿,并请求其它工会支持。
  当夜,曾猛去见防守司令参谋长陈适。陈是平阳人,是他与当年在广州时的朋友。他向陈说明针织业工会斗争的实际情况,指出县党部无视女工们为本身生计及抗日救亡的合理要求,而为奸商张目,拘捕工会理事长叶学廉,这样倒行逆施,能坐视无睹吗?第二天,针织业女工(包括男工)由工会理事们领头,列队到防守司令部(即现在的市委所在地)门前请愿,三千多女工加上其它工会支持的工人队伍,西起道前桥东至旧县府(即现在的人民广场)门口,站满了人,当时街道狭窄,因此挤得水泄不通,陈适出来站在桌子上,向请愿工人讲话,表示防守司令部一定秉公处理,女工们要求立即释放她们的理事长。陈说:释放要同县党部商量后处理,工友们如不放心,我派人请叶理事长来同大家见面,让他亲自跟大家讲话。陈当场写条子派一副官到看守所提叶。叶到场时,陈请叶登上桌子,叶情绪激昂,话简单明了,而又坚决:“我们的要求合理,我们要抗日。大家在理事会领导下继续斗争,不胜利不停止,即使不放我,我关在里面也很高兴。”陈当时对叶的表现非常钦佩。但无权当场放叶,过几天,敌机对城区滥肆轰炸,陈乘机着令释放叶学廉。

九、在军法处看守所


  “温托”组织既成了国民党县党部的眼中钉,1937年7月间,他们终于动手了。曾猛、王国龙、陈又东、谢循欢、董国荣相继被捕,逮捕的机关是旧浙江省第八区专员公署。何止争,钱川逃走,李国栋险些被捕。因为他机警,连夜从旱路逃往上海,我不知道曾猛被捕时待遇如何。我一被捕就被钉上死镣。那天古历七月十五日,即俗称“鬼节”的深夜,突然提我上来,才看到曾猛,他可能事先已得到我通知,所以他身边带有一个包袱,我身上只穿一件汗背身和短裤,拖一双破鞋,我们两人共戴一副手铐。由一个军官和六个荷枪士兵押送到西门外的码头。上了舴艋船,押解的军官才告诉我们要解往省保安司令部。当时该部设在金华。到金华之后又把我们押送到该部设在郊区罗店的看守所。
  这时有一批汽车司机,因为不服当地机关的敲诈勒索,也被关在该看守所里,罗店看守所是临时设立的,监房不多,所以把我们两人也关在司机们关的大笼子里,那些司机都爱国,关心时局,痛恨国民党的腐败。他们问我们对时局的看法,曾猛第一夜对他们讲的话就吸引了他们。于是他们要求他每天给他们讲形势,讲抗日的胜利条件,讲工人的责任。他讲了国民党说要抗战,却实行法西斯统治;国共虽合作,却秘密逮捕共产党的基层干部。讲我们主张并且积极投身抗战,主张抗日必须依靠工农兵,维护他们的利益,因此,把我们关起来,还钉上死镣等等。我们同司机们一起共过了半个多月,曾猛还对他们讲《共产党宣言》的内容,讲十月革命的意义和苏联党争等。后来司机们在外边的朋友向国民党行了贿,才得到释放,他们临行时把他们在金华的住址留给我们。说:如果放出来,希望能出去看他们。
  我们后来又调了一个看守所,那里防备严密。在那里关押了两个多月,一直没有提审。古历快十月时,省保安司令部的一个军法官来通知我们说:“已电温州保安司令部的人把你们押解回去,由防守司令部军法处审判。”
  押解我们回温州的是押解我们出来的原班人马,所以他们打开我们的镣铐。曾猛看他们这次态度比前次好说话,就要求去看司机们。他社会经验丰富,怕他们不答应,就说:“到那里他们会招待你们,对你们的辛苦,会有表示。”他们答应了。司机一见我们就围上来,要他讲形势。有个司机说:在席上边吃边谈吧。他们摆了两桌酒席。酒宴完毕,他们还用卡车送了我们一程,然后上船,在码头,一个司机给押解人员一笔钱,要他们在途中照顾我们。回到温州,保安司令部把我们转送到设在太平寺的温台防守司令部。为什么把我们解回温州?因为朱钤叛变,告发了“温托”组织的全部活动。防守司令部没有看守所,临时把太平寺的三间腌咸菜的矮屋装上铁门和铁栅,把我们关进去,和咸菜为伍。
  曾猛和我说定:我们开审时,矢口否认,军事法庭一定提出朱钤的证词,我们就要求朱到庭对质。他若来,我们就借此把他痛骂一顿;他若不来,就说朱不敢来,证明他的证词纯系捏造。反正是死,也落得个痛快。结果,军法处的军法官说朱钤避免对质。
  曾猛和我商量;我们还是要设法托朋友营救。他经过妻子给陈素农和杜桐荪写信。杜当时是重庆军事委员会外事局局长。陈素农接到信后,立即打电报给温台防守司令部黄权,说明曾猛是他的朋友。黄和陈是陆军大学同学。黄接到电报即来咸菜间看曾猛,当场要曾猛搬出咸菜间,另外安排房间给他住,我仍留在咸菜间。杜桐荪没有回信,张冲却来信了(当然是杜告诉张)。说浙江情况复杂,重庆鞭长莫及,除非他亲自来浙江等等。这话是否推诿,不得而知。
  曾猛搬出咸菜间不到半个月又回来。他认为我们的终审判决近了,他准备自杀。我说:“自杀是弱者的行为。”他摇摇头说:“不,枪毙并不比自杀更痛苦,但自杀是把死亡操纵在自己手里,越飞不是在列宁像前自杀吗?”但是,军法处毫无动静。这时来了一个新难友—曾定,我在平阳山门见过曾定。我说:“想不到我们在这里又相逢。”曾猛的幽默劲上来了,说:“宗兄,你是共产党员,我过去也是共产党员,现在是托派,托派坐牢是当然的,但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你却跟我们坐在一个牢房里,真是幸会幸会。”
  吴育到防守司令部来交涉,也来咸菜间栅栏口探望曾定。他们讲平阳蛮话,我们都听不懂。他们谈话结束,吴育要走时,曾猛喊住吴,说:“我们经李蔡志向你建议:我们两党联合抗日,但你执行斯大林的命令,这是服从纪律,我不怪你。今天我们和你的同志曾定关在一处,客观事实证明:凡是真正抗日的必然成为蒋介石的死敌,我看,你来交涉,不但不会有结果,而且,不久恐怕蒋介石把你也抓起来。我说的意思是应当记取中山舰事件、马日事变及四•一二等血的教训…”吴育不待曾猛说完,就表示歉意,不作答复走了。我们和曾定相处的日子里,曾定从不跟我们争论,但他对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从未流露过丝毫怀疑和动摇;只表示承认我们是抗日的;对我们是托派表示婉惜。这一方面证明曾定立场坚定,另一方面也说明他是实事求是的。所以,我们相处得不错,特别当我每天发高烧达39-41度时,他极为关怀,非常亲切的护理。
  温台防守司令部军法处通知:我们的案子已呈送军事委员会,要我们听候发落,曾猛要妻子立即写信告诉陈素农。
  1940年5月间,我因恶性疟疾,连续发高烧二十一天,每天大半时间处于昏迷状态。军法处的医官,是我十中附小的同学,他大哥李圣恩是曾猛的朋友。他不忘旧情一直给我服药,但毫无效果。曾猛要求他请胡长庚到看守所来为我诊治。第二天李医官带胡进来。胡诊断后对李说;希望准予保外就医。否则,必死无疑。李医官如实报告军法处,终于得到批准,但条件是必须在瓯海医院由胡医治。当时胡是瓯海医院的内科主任。
  陈素农知道我们的案子移送军事委员会后,即要求他在军委会的同学设法营救。据曾猛说,后来陈的同学要求军委会参谋长(?)黄菊裳先生帮忙。下由于黄的出力,最后,军委会指令温台防守司令部准我们交保释放。在我因病保外就医后约两个月,曾猛也交保出狱,但我们仍须随传随到。
  “温托”组织因为主要人员被捕、逃亡而瓦解。曾猛从此脱离托派组织。

十、尾声


  1942年秋,我从上海回温州,企图恢复“温托”组织,几次约曾猛商谈。他虽没有拒绝,但因为对彭述之的不予原谅,耿耿于怀,始终不愿作出恢复组织的行动。由于他持这种态度,受他影响的托派分子,也都没有行动。因此,我恢复组织的企图没有成功。
  1943年秋,有一天我偶然在路上遇见了他。他对我说要去碧湖浙江省行政人员训练团工作。我问他:“你怎么可以到那样的地方去工作?”他说张冲嘱该团教务长陈希豪到温州来请他。他说:“这等于服兵役,不能拒绝应征。”
  抗战胜利后,温州中学迁回温州。原托派分子金宸枢多年随同校长金嵘轩先生工作。金宸枢向金校长建议,聘任曾猛和何止争任教。曾猛进温州中学,名义是“公民”教员,但他上课讲的不是“公民”课,都在讲时事、讲国内外形势。
  约在1947年,陈素农调任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军官训练班主任。1948年10月要曾猛到那里工作,负责文书课课长(军衔中校)。约在同时,陈在温州竞选伪“国大代表”。曾猛又替他策划竞选。但陈那次竞选失败。曾猛因为自己帮陈竞选没有成功,感到对不起陈。但陈并不在意,陈知道选票为地方势力所把持,而陈一向在外做官,没有地方势力,失败是当然的,因此陈仍带曾猛去武汉。
  (1948年下半年,曾猛从武汉回来。路过上海时,由余嘉领他到中陆小学,原拟经由蒋振东去见郑超麟,但到了那里,郑正在该校。郑当时因曾猛社会关系复杂,避免和他谈托派问题,只谈大革命时期的往事)。曾猛回到温州后,我在一个朋友家里见到他,我问他对解放战争的看法,他说:“在武汉知道长江布防情况,长江天堑,共产党要渡江,不那么容易,蒋介石手里有钱,有装备,谁抵抗共产党,就给谁钱和装备…。”这些看法跟他以往的见解完全不同,而且和托洛茨基说的红军有一天会进大城市的话,也不符合。
  温州解放初,曾猛仍住瑞安的仙岩,温州解放第二天,他被捕,,不多久,准予保外。他在家里写了一份自传作为交代。镇反时又被捕。后来转解杭州,关押在杭州监狱。
  1957年夏。政府集中各地关押的托派分子在上海、北京、沈阳、鞍山、抚顺、武汉等地参观,我又见到了曾猛。有一天他心情沉重地对我说:“我的家累太重,我对不起秋君。但她也没有为我着想。”这话在不知情况的人听来,可能觉得含糊。但我完全知道这话的含义,这他对我讲的最后的话,应该说是他的心声。参观总结写好后,曾猛被送回杭州。三年自然灾害中,在1960年,他患水肿病后去世。去世的确实月日迄今未查明。他的家属是在1961年才接到杭州监狱的通知,说曾猛已死,嘱领遗物。
  从1950年到1960年,他被关了十年,至死没有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