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第四国际 -> 中国托派运动文献

致美国《第四国际》杂志编辑部的信

(1947年10月20日)


说明〕刊载于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少数派)机关刊物《建立》第5期,1948年3月8日出版。


亲爱的同志们:

  最近我们接到七、八二月合刊的《第四国际》杂志,读到了一篇由中国“斗争派”同志写给你们的报告。这报告是关于中国托洛斯基主义运动,尤其是关于最近十年来中国托派内部的思想分歧。

  这报告在我们中间引起了甚大的愤慨。因为它乃是诬蔑、歪曲、谎骗与胡吹的混合品。这样的报告竟会由中国二派托洛斯基主义者之一的领导机关写出来,又竟会发表在你们的刊物——目前第四国际中最有权威的一个刊物上,这使我们既惊异而又愤怒的。

  为使国际同志能够明了中国托洛斯基运动真相起见,也为了中国的,其实是全世界的托洛斯基主义运动的利益起见,我们一方面要向“斗争派”的领导机关提出抗议,为了他们写出如此虚伪的报告;另方面,我们要写这一封信,指出那篇报告中主要的虚伪与诬陷之处。

从“与陈独秀的斗争”讲起


  那报告开始叙述了中国的托派组织和陈独秀的斗争,同时又叙述了陈独秀和中国托派中一九二五——二七年一辈的老革命者的关系。对陈独秀,那报告只说:“他差不多一出监狱便立即背弃了同盟,……”“他在一封致上海一位老同志的信上说,他决心要反对那该死的布尔雪维克主义至最后一次呼吸。”

  这样的描写是过分简单,因之是不正确的。陈独秀,这位“中国共产主义之父”、中国共产党从开始起一直到一九二七年八月为止的总书记,中国一九二五——二七年革命的第一个领导者,革命失败后转入托派,成为中国托派主要的奠基人与领袖,曾经在国民党的监狱里,以托洛斯基主义者的资格渡过了四个年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思想上确实与布尔雪维克主义决裂了。但这决裂不是“立即的”,也不是最后的。在抗战既兴,第二次大战不曾起来的时候,他对抗战采取着绝对拥护的立场。他认为:中国托洛斯基主义者在当时,除了无条件拥护抗战之外,不能奢谈别的,根本谈不上在抗战中引起革命,或将抗战转变为革命的前途。这立场自然是错的,但陈独秀这次和他往常一样,并非原则地提出这立场,而只是经验地或策略地提出它。他表示这立场时含有这样的意思:在现在必须拥护抗战,至于革命则将来再说,过些时再看。因之,陈独秀这个立场虽是错的,却不是固定的与系统的。

  一九三九年,抗日战争发生后一年余,托洛斯基为要认清这位中国“老人”的意见,曾托李福仁同志转询他,结果陈独秀写下了他的意见,由李福仁转去,托洛斯基读了他的书面说明后,写道:

  “我非常欢喜,我们的老朋友在政治上仍旧是我们的朋友,虽然含有若干可能的歧见,但现在我不能以必需的精确程度来判断他这些可能的歧见……然而他表示的意见,我以为在本质上是正确的。……”(见托洛斯基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一日致李福仁信)

  待到德苏协定签成,欧洲大战发生之后,陈独秀的政治立场离开托派更远了,他主张拥护民主帝国主义,反对法西斯的与俄国的“帝国主义”,他认为为要促成民主帝国主义的胜利,连印度的民族运动都是反动的。

  这个立场毋须我们介绍,它乃是上次战争中普列哈诺夫、格德等人的立场,第二次大战中整个第二国际以及德苏战争后整个第三国际的立场,这自然是彻底背叛了托洛斯基主义。

  不过我们说过,正如托洛斯基正确地评估过,陈独秀不是一个普列哈诺夫型的理论家,而是一个拉萨尔型的革命家。他的理论修养不大深,他的行动时常受印象的指使,因之他的意见能够转变,他易犯错误,但也容易勇敢地改正错误。在他一生三十余年的革命进化史上,充满了这样的矛盾和错误。一个人的弱点往往就是优点。陈独秀之所以能在七八年内(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七年)由民主主义者变成共产主义者,复由一般的共产主义者变成托洛斯基主义者,部分也由于他这“弱点”。

  在一九四二年五月临死之前不久,陈独秀写下了一个关于世界局势的提纲,他在本质上虽然仍是错的,但他对人类的得救,已不再寄希望于民主帝国主义的胜利了,而重新寄希望于世界革命了。

  如果不死,陈独秀是否还能以其余年为第四国际斗争?对这个问题我们只能给一个不肯定的答复,因此我们说,他之与托洛斯基主义相决裂不曾是“最后的”。

  对于陈独秀的错误意见,我们,这些一九二五——二七年一辈的老同志采取了什么态度呢?请你们查阅一下一九四二年八月份《第四国际》上李福仁同志的证言吧。他在关于陈独秀的一篇文章中,正确地说道:

  “一方面在四川乡村中的陈独秀,另方面在上海的中央委员,用书面进行争论,结果陈独秀居于单独一人的少数!”

  又说:

  “陈独秀后期的政治思想,在中国组织内找不到一个拥护者。”(见那期《第四国际》二四一页)

  李同志是中国托派长期的朋友,他从一九三五年起一直到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为止,最大部分的时间住在中国,他参加组织,并且担任过“临时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他熟习于托派内部的思想分源,他的证言是可以相信的。

  可是那个《报告》上说了恰好相反的话:“差不多所有处于一九二五——二七年一辈的老同志,都围绕在他周围,受他的决定影响。”多么赤裸裸的谎言!

  我们,被报告所称为“老辈”的人,非但不曾拥护陈独秀的主张,而且与他进行了最不含糊的争辨,以致最后,这位“老人”发了脾气,和我们绝交了。

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国际主义派)
1947年10月20日 上海




感谢 先知在1917 收集、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