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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仲山(其昌)致鲁迅的第二封信



鲁迅先生:
  看到了你公开答复我的信。我很怀疑,你是否看了一下我寄你的各种刊物的内容。
  我得向你说明,我寄信寄书给你的本意,是因为看见了你对“联合战线”问题的意见,想供给你一些研究问题的资料,所以我的信中所说到的只是这一点,并非因谁曾指你是什么什么,寄你书的是我个人并非你回信中指明“污蔑”的“中国的拖洛斯基”,其次,革命是大事,明白的有责任心的人都应该虚心的坦诚的研究革命的战术与战略。我平素认为你无论如何总还是明白的有“道德”的人,所以我写信向你谈政治问题,但不幸你的复信全篇是避开政治问题不谈,而却因为从前谁骂过你拿卢布的乘机在我,甚而不止在我的身上发泄积恨。谁骂过你,我不知道,在我看来,如果有这事,如果是简单的骂,这种骂是无意识的,因为倘若是为了革命,则世界工人阶级首先胜利的国家应该供给物质的帮助,而我国革命者也应该接受这种帮助,但这终究是从前的个人小事,在民族危亡之眼前,有“道德”的人不应该弃这小嫌而看远些吗?然竟不然!你拿辱骂与污蔑代替了政治问题的讨论,而这恰是史大林党官僚们的一脉相传的法宝。你的回信的态度是“中国现代文豪”之思想与行为的最最无情的讽刺!
  你似乎深恶痛恨于中国布尔雪维克列宁派对史大林党的“联合战线”政策的攻击。你对这一点尽量展布了你那辱骂污蔑与恐吓的本领。我希望一切明白的人都了解,布列派之所以反对斯大林的联合政策,绝不是对个人,而是由于忠实于中国工人阶级,不忍再见一次“四一二”的屠杀。你可详细知道上次中国大革命是在怎样与谁的政策之下失败的?一九三三年德国无产阶级之不战而溃与一九三四年奥国革命革命运动之被压碎是什么政策造成的世界革命的连续失败把人类的痛苦延长了几多年?你应该从这里来观察问题,来认识革命者的斗争之出于不得已,而非什么“道德”不“道德”了。
  中国史大林党遵奉第三国际的命令,认为一切阶级可在日本压迫之下联合反抗,因而他们打通电、派代表,到宁、粤×,香港向刽子手军阀官僚们去接治,并高喊不分阶级不分党派的联合战线。抗日是中国民族的生死问题,如果如果各阶级各党派真能联合起来挽救了民族的危亡,那自然是当欢迎的。然无奈这是一种幻想,事实上,尤其在目前的中国办不到,即使变相的办到,其中还含有最可怖的前途。中国的主要阶级如个派资产阶级与工农劳动阶级,后者与前着是死敌对于抗日问题,则更本说来,这两阶级是背道而驰的——资产阶级以不抗日为主,而工农劳动阶级以抗日为生。详言之,中国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是与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相依存的,所以更本上他不会抗日。在事变发展中,尤其在受到工农大众的威胁时,他只有降日。他与帝国主义固然有利益冲突,但他们之间的这种冲突比之他们与工农大众的利益冲突,小的不算什么。所以在工农未起来时,资产阶级在口头上甚至在行动上会表示抗日,但当工农起来而威胁到它的生存线时,他与帝国主义间的冲突将降到近于零,他们会联合起来对工农来一次大屠杀。这就是我们亲身经历过的“四一二”。这是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各阶级关系的根本认识。而且中国目前的阶级关系又与别国别时期的不同,现在的通知政权就是在“四一二”的屠杀上建立起来的,因而他更害怕民众起来,更依赖帝国主义:宁坐看华北丧失而不敢放松他对“红军”对抗日民众的压迫。革命政党的战术必须建立在这种对阶级关系的根本认识上,才能应付万化千变的形势。本此,中国布列派指出了“必须打倒资产阶级国民党才能达到抗日胜利”之大道。
  那么是否可以就因此而认为资产阶级各派绝无抗日作用了呢?只有蠢材会这样想。资产阶级可以因时因势而长向“左”摇摆,在他们真有抗日行动时,无产政党应该和他们共同行动但即在这样作时,我们在战略上绝不应该离开我们的基本认识在策略上也不能离开太远。我们必须设立堡垒以预防“四一二”之猝然到来;这即是说,无产政党必须时刻揭明自己的旗帜不使与资产阶级的混淆,时刻指示给工人资产阶级的动摇性与叛变性,使他们时刻提防同路人,时时团结并扩大本身的力量。这样,仓促遇到“四一二”屠杀时他们才不至于措手不及,致认识不清敌人和自己人这就是中国布尔雪维克列宁派的抗日运动的道路之大略,而中国史大林档的联合战争政策恰和他相反:他们认为在日本压迫下国内阶级冲突会消灭:其实则不但不会消灭反而更尖锐:他们离开阶级的立场,放弃自己的旗帜而使工农大众相信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如使相信北伐前的蒋介石与汪精卫是革命的一样,他们完全重走使上次革命的“四个阶级的联盟”的道路。其结果必使工农再遭一次“四一二”的屠杀,而抗日运动也不能胜利对于这样危险的毒害工农亦毒害名族的联合政策革命者怎样坐视而不反对呢?有“道德”的人怎能盲目瞎叫而不研究呢?
  鲁迅先生,你看,这两条中国名族抗日的路线:布列派的是脚踏实地地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分析的结论,是本于阶级对立的实际:史大林党的不分阶级不分党派的联合主张,是根据于幻想,绝不能实现(或在工农被屠杀之结果下能变向的实现)——着两条路线到底哪个是在天上?那个是在地下?假如布列派的主张打到帝国主义代理人国民党来进行抗日是日本人所欢迎的,那么,你们派代表向南京的帝国主义代理人即汉奸交涉合作,不更受日本人欢迎吗?你躲躲藏藏的造谣,说日本人拿钱叫我们办报等等。真亏你会污蔑的这样曲折周到!布列派的《斗争》与《火花》是同志们节衣缩食并闷在亭子间阁楼上挥汗劳动的产品,正因财力不给,《斗争》已从周刊变为半月刊听说又快要降为月刊了。假如布列派能从日本人拿钱办报,那他一定要向你们那样,公开的一本本一种种的出书出杂志,并公开摆在四马路出卖,即不然也仍可以交给日本人书店在玻璃窗内张广告出卖而决不须这样自印自散了。
  你说“你们的行动有背于中国人现在为人的道德”,这确有点使我“糊涂”起来。中国人中有阶级,各阶级中有汉奸,有小资产阶级势利之徒,有被压迫的工农大众,你所谓中国人的道德,是殷汝耕的道德?是国民党的道德?是鲁迅的道德?还是这几种人混合的即所谓不分阶级不分党派的道德?如果你指的是后者,那就要请你再来一篇《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的神话给我说明它到底是一种怎样奇怪的东西;如果你指的是资产阶级……的道德,那大概是关于“新生活”“劳资合作”的吧?这是革命者时刻要推翻的;如果是劳苦民众的道德,那我们革命者始终是切切实实为这阶级的利益而斗争的,此外,我们不知什么叫道德。布列派的理论“将不受中国大众所欢迎”吗?你这里所谓大众,不知是中国那个阶级的大众。如果是国民党的大众,那当然不欢迎;如果是鲁迅手下的大众,那或许不欢迎,但如果是工农劳动大众,那他们因遭受屠杀遭受压迫的记忆比你的要亲切而新鲜的多,是天然的会深恶痛绝于阶级混合的背叛政策而欢迎布列派的政策的。
  最后,说一说你对苏联那种赞羡的态度。工人国家受到中国小资产阶级之赞美,以保护苏联为责任的我们是很欢喜的,但革命者向来是眼看实际口说实话的,绝不为别人对苏联的空赞羡所眩惑。你称赞“史大林先生们的苏联在世界上任何方面的成功”,我不知你指的是哪几方面。事实表示,苏联十余年来的成功是经济建设,此外,无论在国内国外都着着失败。中国上次大革命失败后几十万青年之被残酷的监禁与枪杀,这是史大林先生的苏联的成功?放弃了世界革命的领导把头缩进一国社会主义的壳子里而与帝国主义联盟,这是史大林先生的苏联的成功?各国共产党已无不拿爱国主义代替共产主义,这是史大林先生的成功?鲁迅先生对这些世界大事何以太茫茫然!假如十余年来苏联是处在列林和托洛斯基的领导下,那它在国内的成功要比现在高几倍,而中国与德国革命的胜利或早已把世界资本主义摧毁大半了。假如这样,现在中国小资产阶级势利之徒必然只会赞颂,绝不会污蔑托洛斯基同志了。说到苏联工业建设的成功,我介绍你知道这几点史实:一九二七年联共左派反对派最先提出了工业建设计划,当时被史大林斥作“超工业计划”不加采行;同年第一个年计划实行后,行不通,于是一九二八年放弃了原来计划而采用了反对派的计划数字,这才有了后来的成就;然当反对派的计划被采用而获得了部分成功时,创造计划与为这计划的实行而奋斗者,却被史大林流放到西伯利亚或驱逐到国外。再,你知道苏联五年计划成功的基础是什么吗?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生产国有。而创造这种国有制度的,是十月当时的革命者。但这些革命者凡生存的全遭史大林的迫害。举例说,那时的七个政治局委员中除列林已死外,有五个都被史大林流放监禁驱逐或加以别的处分了,剩下的一个就是史大林。知道这些史实,你就知道五年计划之成功之中渗透着被放逐者的血和汗,你就懂得只有小资产阶级势利之徒才会认为这成功,使托洛斯基的被逐晚境成为“可怜的”对比;这样,你或者就不会盲目的跟着别人,对毕生献身革命的伟大的老革命托洛斯基那样的污蔑了吧。鲁迅先生,告诉你,像你那样的污蔑辱骂,国际布列派听得多,受的多了。什么勾结帝国主义图谋倾覆苏联,什么阴谋暗杀谁谁,等等。史大林官僚及其徒子徒孙们,政治上破了产,不敢面对政治的攻战,而却在私人生活造谣污蔑,而这武器现在被鲁迅先生拾了起来。托洛斯基在欧洲贫病交加,靠版税维持生活,因出版他的著作的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书店,造谣者就指着说他“用敌人的金钱”。鲁迅先生,你拿版税稿费的地方,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假如有人向我说,鲁迅先生躲在上海租界里,借日本人的庇护,并拿日本人的杂志的稿费来宣传名族文学,是受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指使,那你可放心,我必定要为你痛骂这个造谣者的不“道德”与无耻!
  你不得到我的同意就把我的信与你的答复故意以那样的标题公开发表,并且还不仅发表在一个杂志上。而你那公开回信的内容,又不谈我向你诚恳提出的政治问题,而只是由我而侮辱到中国布尔雪维克列宁派,并污蔑到托洛斯基,你是讲“道德”的人,你既然这样作了,我就不得不再诚恳的请求你把我这封信公布在曾登过你的回信的杂志上。标题用《托洛斯基一分子对鲁迅先生的答复》,这里,我在热烈的企待着鲁迅先生的雅量,革命者向来不回避堂堂正正的论战,你如愿意再答,就请摆开明显的阵势,不要再躲躲藏藏的造谣污蔑。你的话在中国人中是有吸引力的,如出言不慎,那必将贻害青年,必损伤你的盛名,并有害革命。
  顺祝
进步

  陈仲山
(一九三六年)七月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