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季的声明（1950年11月3日）

李季的声明

（1950年11月3日）

　　中国自一九二五至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一九二九年出现一个托陈派。我也是参加者之一，不过于一九三四年即行退出。我在一九四七年大学月刊六卷一期批评胡适的一篇论文中，顺便提及“十二、三年来，我不属于任何党派，”就是指这事说的。

　　直至去年五月底为止，我在上海度过十五年孤独的译著生活，解放后，我公开了。现在对于过去这段历史，应该有所声明。

　　先就公的方面讲，中国是一个三千多年传统的专制国家，至近百年又逐渐变成半殖民地。因此，中国人民是受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两重压迫。在农村是地主严重的剥削，农民得不到土地，不能解决最低限度的生活问题；在城市是官僚资本家勾结国际帝国主义，操纵我们的经济命脉，扼杀我们的民族工业。要解放中国，本只有反封建反帝国主义的一条革命大道；而农民战争尤应为主力军，一则针对了卖国政府武力不及广大农村的弱点，比较容易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二则在农村中所培养的基本队伍，一经壮大，即能走向城市，推翻卖国政府，廓清帝国主义的势力。

　　陈独秀派看不清这种局势，更分不出缓急轻重，一味以所谓“国民会议”为标榜，盲目反对中共的武装革命，甚至诬为“土匪”“流寇”的行动。这的确是取消革命，变成完全反革命的了。

　　这一派既不能把握现实，提出为一般人民所能接受的策略，便走入绝境。它的分子于是开始堕落，投入蒋匪帮底下，为其爪牙。直至日本投降，这一派的主要分子之一彭述之还在上海创办两种公开的杂志，用尽“革命”的空话，攻击中共的每一行动，希图混淆是非，蛊惑青年。

　　至于我个人，因长期秘密生活的关系，养成了一种偏于读书译著而绝少行动的习惯。我的知识大都是从书本上而不是从实践中得来的。我之所以加入托陈派，原希望中国的工人运动能和西方民主国家的一样，于每次革命失败之后，重新起来争取基本权利，参加以至领导民主运动，借以迎接将来的革命高潮。但我忽视了中国传统的专制政治，和农民斗争的巨大力量，以致取了一条相反的反动的道路。旋因事实的教训，和学说的印证，我才逐渐明了这种情形。同时，我深深感到托陈派局促城市中，自己不行动，专门攻击中共坚决艰苦的行动——这样去帮助敌人，无论如何，是不应该的。于是因一次最后的冲突，我于十六年前宣布退出。但我未能早就认识托陈派的反动性，在退出以后也未能公开宣布与之决裂，是错误的。迨彭述之在一九四六年的“求真”创刊号化名鼓吹老子的学说，并准备将此学说和托洛茨基主义结合（他这样对人扬言）时，我便起来迎头痛击，至再至三，直到他压下我的反攻文字不登为止。

　　其次，当二十多年前中国社会史论战时，我曾认周代是封建社会，自秦汉至清是半封建社会。此后虽没有工夫再去研究中国历史，但直至三年前为止，也没有改变自己的意见。因为文献通考的封建考明明说过：“立国曰封，分土曰建。”秦废封建为郡县，自汉至清，大都是分封而不建国的局面，故我称它为半封建。然两年前读西洋史，发现西方国家也常有有无封建之争，我开始注意到封建问题不能单凭字面，甚至也不能单凭一种政治制度去判断，应以社会结构中的实质为衡量。近半年来，我初次看到报纸上所暴露的许许多多农村、矿山、城市的压迫和剥削，还全是封建的，而非资本主义的（把头制度即是一例）。推而上之，秦汉至清自不能称为半封建社会。否则其余的一半是什么？从前总以为是商业资本主义。其实在这个长时期中，外患频仍，一治一乱，一切的一切，大都趋于停顿，商业并不普遍发达，尤其在农村中是如此。何况商业并不能单独构成资本主义，在封建社会，商业上所袭用的压迫和剥削手段，仍然是封建的，而不是什么资本主义的。故自秦汉至清仍然是封建社会。

　　举凡有关现实的大问题，常是极端复杂，需要正确的理论和实践配合，经过慎重和长期的考虑，才能决定的。我在二十多年前，凭着青年人的一股勇气，和书本上的片面材料，即贸然加入托陈派，判断中国社会的性质，这是错误的。可是看到了事实的证明，我愿意虚心承认并改正我的错误。

　　托派认中国现阶段的革命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的（由无产阶级专政），这种主张是荒谬的。我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所草“现阶段的民主主义”（登在翌年出版的“求真”创刊号）一文中，承认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之前，应经过一个民主主义的阶段（即“现阶段”），在此时期中，农民应分配土地，工人应参加生产的管理等等。总之，我“所要求的民主，不仅是政治的，而且是经济的，社会的。”我完全拥护毛主席所提出的先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然后转入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

　　现在全国解放将近完成，新民主主义的建设正在开始，我愿诚恳地在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站在自己的岗位上，以最大的热忱，为祖国工作。

一九五○年十一月三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