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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秋天至1944年的回忆
王国龙
1941年秋，我接到欧伯来信，信中有“岁月如驰，贤者不免”之语。鞭策我不要蹉跎岁月，耽误时间，我当即决定去上海。
当时温沪航运，已完全中断。我只能从陆路，经宁海，渡海到沈家门，再乘轮船去上海。但走这样的路径，我没有经验。我打听到温州人跑单帮的都是按上述路径去上海的。经人介绍，我终于找到了这样的旅伴。按照他们的嘱咐：不带行李，穿中式短衫褂，装成跑单帮做小生意的商贩。
我随他们，一天步行六十华里，到达海宁县属的三门湾。那里已无国民党政府。由游击队管辖。游击队的哨兵把我们一行三四个人，押送到设在山上的队部，搜了身后，把我们送到当地人的屋子里。屋主要我们上角楼，但是没有楼梯，他指示我们从大树上爬上去。同行中老于此道的，跟屋主人商量去沈家门的事，他答应了。我们在角楼里住了两天一夜，三餐都在角楼上吃。说好伙食费和船渡介绍费。第三天天未晓，屋主人领我们到海边，乘上一艘小帆船，船上已有三四个人。一共七八个人把船舱都挤满了。船老大嘱咐我们只管睡觉，不管海上有什么动静，都不要惊慌作声，到吃饭时他会叫醒我们等等的话。我没有经验，听了他的话反而不能入睡。想不到花了大笔钱却是把自己的命运付托给老大。同船的倒睡得很香。那天下雨，又是逆风。船必须抗风作“之”字形行驶。一时船向左倾侧，一时向右倾侧。好在我不晕船。中午船老大叫我们坐起来吃饭，下饭的只有一样咸鱼，那顿饭倒吃得很香。饭后同行的安慰我；老大有经验，放心好了。傍晚，终于平安到达沈家门。
当时沈家门已沦陷。同行的领我到一家他们熟悉的小客栈，等候办理领“良民证”的手续，因为买轮船票要凭“良民证”，这事都无须我们出面，一概为小客栈主人代办，我们只要按他们谈好的给钱。第三天客栈主人把“良民证”连同船票交给了我们。我那次带的钱不够，同行的慨然借给我，要我到上海后还给他们。
从沈家门到上海，不过一夜多点时间。我们一上岸，我就要他们跟我去宏华商行。叶正度见我平安到达，非常高兴。当即向同行的表示感谢。当场还了他们借给我的钱，他们看到我这样有信用，非常满意。
宏华商行
1940年冬在我离开上海后，叶正度经李国栋和黄禹石介绍，已见了欧伯。他向欧伯表示，他做生意为赚钱帮助托派，他不是说空话，说到做到。当时“临委”要复印易罗生的《中国革命的悲剧》英文版，他当即拿出五百元。因此欧伯信任他。
由于欧伯的撮合，同情者李华卿、刘中强（新新公司人事科长）、罗瑟希（道亨银号的高级职员）和金源钱庄经理夏杏芳，加上叶正度，合伙开设宏华商行，于北京路中一大楼。这个写字间原是夏杏芳的，投资最多的正度，同时其它诸人知道正度会做生意，就推正度当经理，华卿当副经理，并安排高子良（翠）在该行当职员，他们志同道合，彼此感情极为融洽。
正度当时住在威海卫路《中社》公寓。欧伯在正度住的房间里先后开过两期讲座：《自然辩证法》和《俄国社会思想史》。我到上海时，《自然辩证法》已近尾声。我听了《俄国社会思想史》的全部。参加听讲的除华卿、中强、小罗、和正度和我外，还有高子良和藉云静。
高子良是广东中山人，是中山一所中学的教师。梁定和罗瑟希都是那所中学的学生。欧伯到香港解决“寒君”问题时，把高子良、刘乃光、李永爵、杨玉琼、刘宽德等一批青年带来上海。高子良和刘家良、刘中强原都是朋友。
李华卿原是光华大学毕业的学生，留学过日本。在大学时，他就是神州国光社出版的《读书杂志》的热心读者。他在中国社会史论战过程中曾写信给《读书杂志》（信发表在杂志上）。从信中可以看出他对托派作者的观点，特别是杜畏之的观点表示赞成，后来结识杜畏之，因杜很尊重欧伯，华卿到上海来就找欧伯。
刘中强是刘家良的同乡同学，在北京读大学时，开始受托派思想的影响。他同情托派，愿意帮助托派。他在南京路上四大公司之一的新新公司当人事科长。新新公司店员中的托派分子都是由他的关系进去的。
罗瑟希在中山读书时受刘家良和高子良的影响，也是一个愿意帮助托派的同情者。以后我还要记述他的具体帮助。
那次，我在上海的最初几个月，正度做的生意看来比较顺手，他也显得信心十足，有一次他对欧伯说：要承揽欧伯一家生活，包括子女的入学费用。欧伯只是微笑，摇头说他的热情可感，但不能接受这份好意。据欧伯事后对我说：生意不能保证一帆风顺，虽然他一家生活费用并不很大，但长期承揽，岂是易事，何况他也不能依赖别人的帮助过日子。现在回想起来，这件事表明：一、正度当时的热情固然可嘉，但他没有考虑，他毕竟还没有建立起足以承担这一责任的可靠物质基础。二、欧伯不愿轻易接受别人的物质帮助。这一点不但欧伯，碧兰也是如此。不但对正度，欧伯对李国栋几次提出帮助他，他同样婉言拒绝。但是欧伯却是真的希望宏华商行能赚钱，用以帮助托派组织出版书刊的。
不久，日寇占领租界，上海成了沦陷区。这对正度做生意的信心是一个严重打击。他一下子不知所措。他叹息说：“夕阳无限好。”意思是他要做生意“只是近黄昏。”宏华的股东们商量了一下，正度提出把宏华所有资本连同金源钱庄的贷款都拿去购进颜料，设法运到温州出售。因为内地需要颜料,可以赢利，股东们都信任正度的计划。这样，正度一方面采购内地需要的颜料，一方面要我先赶回温州，准备接货。其时，李国栋已回温州，黄禹石也要回去。欧伯劝黄不要走，向金源钱庄推荐，用黄担任钱庄的秘书，夏杏芳同意了，黄也觉得这个职位合适，但他说要先回温州一次，出来再进金源。为此，夏杏芳还设宴为黄饯行。叮嘱黄尽早回来就职。因此，我和黄一起乘轮去沈家门，事前经杨国森的介绍，到沈家门后住宿在温州人开设的一家木行里。木行的老板免费招待我们，有如上宾。黄不愿经三门湾从陆路回温，要求有直放温州的帆船。我们在木行里呆了半个月都没有船，我心急如焚，认为这样遥遥无期等下去，不是办法。我决定一个人回上海。后来黄终于等到一艘帆船，上了船，才知道是条贼船，乘客都是做小生意的温州人，他们决定死里逃生。因为人多，终于战胜贼船上的海盗。乘客中有驾驶帆船本领的，把船驶回温州，黄也是历尽艰险，才得以回家的，但是他一回温州，却不想回上海了。
正度见我回上海，考虑了一下说；“你回来也好，就留在宏华里，让我回温州准备接货。”这样，我便每天到宏华上班。
当时上海既已沦陷，象颜料这样为内地抗战区急需的物资是不许任意运出去的。正度到处奔走，寻找能负责运输的公司。经人介绍，找到一家叫作“通惠”的运输公司。该公司保证把颜料运到瓯江口外的洞头，因为该公司的船不能进瓯江。正度一时大意，没有先请夏杏芳调查“通惠”的底细，便把颜料提单交给“通惠”。正度走后，“通惠”打电话来说，提不到颜料。夏杏芳要我到出提单的仓库交涉，我到了那里，恰巧那家仓库是温州人开发，而老板又是我在“附小”的同班同学，颜料给我提出来了，但他告诉我这些颜料恐怕会有纠葛。我以为颜料既已提到手，也不加细究。不料，“通惠”在背后把宏华托运的颜料盗卖给温州商人黄苗夫，说是船上交货。给了黄船上提货的提单。这样，“通惠”的船一到洞头，正度去提货，黄也派人来提货，当场发生纠纷。正度当时临机应变，向对方说，先把颜料运到城里再说。同时，正度抢先一步，在城内有关机关办妥了提货手续。正度提到颜料后即电告上海。夏杏芳欣赏正度的办事能力，但黄苗夫等不肯罢休。他们和“通惠”勾结，待正度回到上海时，约正度谈判。正度知道在上海对他不利，拒绝谈判。黄等在大报刊登警告正度。说正度利用抗战区的地方势力，抢夺颜料。夏杏芳主张正度先回温州暂避一段时间。免得对方凭借敌伪势力打击正度，但正度没有接受夏的意见，稍后对方终于凭借敌伪势力秘密拘捕正度，结果正度被迫不得不赔偿对方付给“通惠”的钱。宏华因此元气大伤，一蹶不振。正度深自内疚。但合伙的朋友并不责怪正度，因为他们都了解在沦陷区做生意，吃这样的亏是无法避免的。现宏华赚钱帮助托派的愿望却成泡影了。
阿栋和禹石离开上海时，把他们的住的亭子间交给高子良。那房子的二房东是广东人，可能也是中山人，高和二房东商量，换住二房东的前楼。因为刘乃光、杨玉琼、刘宽德宽全两兄弟都要和高同住。正度离开上海后，我也到那个前楼里去。不过，刘宽德当时和刘家良回中山，为的是宽德要回家继承财产，邀刘家良去帮助他。
我既和高子良他们住在一起，很自然成为一个党小组。但宽全因为当时年纪还小，也没有参加组织的要求，所以宽全还不是小组成员，但我们在那间前楼的组织生活，他都是知道的。
其时上海中央组织已成分裂形势。1939年—40年产生的中央委员：欧伯、刘家良、蒋振东、陈其昌、王凡西毛鸿鉴还有一个在南方，可能是寒君或阿今共七人。我们小组目睹组织内部的严峻情况，曾致力挽救分裂，除了和王凡西谈话时口头要求他不要分裂外，还专门讨论，给他们写信，提出有不同意见在党内继续讨论，千万不要分裂。欧伯知道了，赞同我们写信，并说可以把信刊载在《校内生活》上。欧伯也知道中央形势的严峻，王陈毛已明显站在一起，寒君早已反对欧伯，剩下一个将振东，虽还没有公开站在那一边，但实际上也是倾向对方。因此，欧伯认为必须竭力争取到蒋振东站在多数派方面。为此，欧伯约蒋振东到宏华的写字间开会（其时刘家良已去南方）。开会的其实只有他和蒋振东，欧伯要我参加会议，劝蒋说：“现在家良在南方，出席中央会议的，中央只有我们二人，目前的工作中央需要有一个秘书，提议让阿龙为秘书，参加中央的会议。”（大意）。蒋振东同意欧伯的这一提议。那次，我亲眼看到欧伯说服蒋振东时，那样耐心、态度那样诚恳，使我感动。但蒋仍不作明白表示同意欧伯的意见。
但蒋在另一方面却不断约我和凡西谈话，谈话的地点都是蒋住的机关（一个亭子间）。谈话的内容除了由王详述的抗战变质论外，还回答我们小组提出的不要分裂的要求。他说不要怕分裂，他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分裂为例，说明分裂的不可避免。他还说分裂的责任不在他们，而在欧伯容不得不同意见，是欧伯的斯大林主义促成的。愈到后来，他对欧伯由批评到攻击，甚至人身攻击。
当他们出版《国际主义者》油印刊物时，欧伯认为这是公开分裂的标记。他们的刊物之所以称《国际主义者》，因为他们称欧伯和刘家良是“保护主义者”。他们通过毛鸿鉴是印刷机关的负责人，占有了印刷《斗争报》的那点由格拉斯置办好的铅印器材。致使《斗争报》无法再出版。我们小组原本希望挽救组织分裂的努力也以失败告终。
欧伯既要我担任秘书，我就向欧伯提出版《斗争报》。他说没有器材怎么办？我说用油印出版，由我来刻印蜡板，由小组帮助印刷装钉。欧伯问我能行吗？我说我在温州由曾猛教过。这样，那前楼同时成了印刷机关。曾猛的油印工具极其简单：一块钢板，一支针笔和一块玻璃。连钢板的木框子都不用。印刷时只要把油墨涂在玻璃上，把刻好的蜡纸和白纸覆盖在均匀的油墨上，用软毛巾在白纸上均匀抹一下，不但印出来的字迹清楚，而且印数比用油印机印的要多。既然是印刷机关，我们就得有秘密机关的必要措施：平时把钢板和针笔藏在墙洞里，玻璃洗净后照样放在写字台上；平时都把用的毛巾晾在窗外的竹竿上，一出事，就把毛巾收进来，也不致引起特务的怀疑。这样， 我们的人来，一进弄堂只要看见有毛巾就放心进来。否则，及时回头就走。当我们在印刷时，派人在弄堂了望，一有情况便放暗号示警。
我刻的蜡纸，即印出来的《斗争报》和《校内生活》当然远不及曾猛刻印出来的那样精美，但欧伯看了却表示满意，我们印的《斗争报》不是一大张，而是订成小册子的。记得我们出版的《斗争报》有一期是追悼陈独秀的专号，内容是欧伯、王凡西、郑超麟写的三篇文章。我们小组在刻印专号的过程中曾讨论这三篇文章，欧伯的文章是放在卷首作为第一篇，但我们认为就文字论，超麟写的最精彩。凡西的文字比欧伯写得生动，我们认为欧伯的文字老化了，没有郑、王的文字有活力，但三篇中，只有欧伯的文章对陈独秀有批评，文章的结论说陈独秀回到民主主义去了。当时我们都同意这一结论。郑文对陈没有批评，凡西的文章中还认为陈独秀会自动纠正错误。我们认为这一说法是对陈独秀的错误作无原则的迁就。还记得在有一期《校内生活》曾发表了欧伯的长文章批评陈独秀、郑超麟与王凡西。但我现在只记得批评陈的一节标题是《民主主义的白痴》，批评郑的一节，标题为《长了胡子的幼稚病》。我们小组致王凡西他们的呼吁不要分裂的信，由我执笔也发表在《校内生活》上，我用的笔名是“萧璜”。
报上刊载苏联撤销红军的政委时。凡西和刘家良都写了文章，凡西认为这表明斯大林进一步背叛布尔什维克主义。刘家良认为：在斯大林统治下，红军中的政委是斯大林统治红军的工具，对红军是枷锁，致使红军在卫国战争的初期不能发挥积极性，认为红军痛恨政委，战争初期的失败迫使斯大林撤销政委制，两种意见针锋相对。我们讨论时，认为刘家良的文章虽然没有充分的证据，但有新意，凡西的文章只是老套，后来我回温州，和金寰枢的岳父戴树棠谈起这篇文章时,还认为刘文在逻辑上是站得住的.
金源钱庄
金源的前身是志裕钱庄,叶先芝(辅居)投资时,改名为金源钱庄.地点在河南路(北京路南边附近的)一条弄堂里.总经理夏杏芳,绍兴人,钱庄学徒出身.金源董事长为叶先芝,叶和杜畏之是朋友,因杜的关系,叶很敬重欧伯。
在金源里工作的托派分子，有楼子春和陈其昌。楼在钱庄里是业务骨干，有权；陈只是教钱庄的练习生文化，楼上有一个小房间，供陈做办公室。
我那次到上海，和欧伯接触多了。从欧伯的口中，知道金源资助出版托洛茨基箸《苏联现状及前途（原名为《被背叛了的革命》）和《俄国革命史》，因为要翻译这两部书，请当时住在会寨乡间的郑超麟来上海。《俄国革命史》是郑和凡西合译。
金源有两个仓库，一个在威海卫路，一个在苏州河边上。籍云龙由欧伯介绍进金源，就是在苏州河边那个仓库工作的。
欧伯是金源经理室的座上客，夏杏芳非常敬重欧伯。对国内外经济方面，特别是金融方面的问题，夏经常请教欧伯，这对要经营钱庄和增加个人修养很有帮助。夏本人不嗜烟酒，生活毫不腐化。钱庄里有一种新风气，例如：每顿开饭，不论经理、职员、学徒、工人、不分上下，都是一样的伙食，学徒和工人不必为老板盛饭。欧伯和我在那里吃饭，也都是自己盛饭；饭后，也用不到学徒、工人打脸水，都自己到洗手间洗脸，吃好就散席，不耽误厨房工人的收拾时间。
宏华和金源近在咫尺，正度也是经理的常客，在那里很随便，不受拘束。处理业务外，也聊天，夏知道，正度能饮酒，就把别人送给他的威士忌拿出来，没有下酒的东西，就到弄堂口买点花生来，给正度一个人下酒。正度常在闲聊时给夏出生意的点子，夏采纳了，效果不错，因此对正度也很器重。
日寇占领租界，发行伪“中储券”，以一元“中储券”换二元法币，勒令立即执行。上海所有银行、钱庄为防止大量提款，都把提款额限制在五百元以下，只有金源不加限制，对存户提款，敞开供应。因此，金源的信誉顿时家传户晓。人们都说夏杏芳有魄力，金源的业务随之兴旺起来；
当时李季生活穷迫，和欧伯商量，要把所藏的全套《四部备要》卖了。经欧伯介绍，卖给了金源。夏老板的经理室里为此装上了书架。书运来装架的那一天，我也在场。李季把书装好架后，夏说：“我替你保管，你要用时就来取书，不要以为书归我，你和心爱的书便分手了（大意）。”他的话是真诚的，李很感动。
从此，李季也成了经理室的常客。我在经理室多次见到过李季，记得有一次他向欧伯谈起，他已译好了的桑戴克着《现代资本主义》。他说到书中引有希腊文的资料，他不懂希腊文，只好辗转请人翻译，付了一大笔稿费。又有一次，他给欧伯一张条子，说是“老头子”（指陈独秀）写给他的。欧伯看后递给我，就我还记得信上内容：“季子学弟……布尔什维主义是法国勃朗基主义和德国军国主义的混合物…有生之年他要为反对布尔什维主义，斗争到底…。”当时李说：“老头子实在走的太远了”。这张条子是欧伯后来常引用来批评陈独秀的根据。
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邹也是经理室的常客。亚东和金源有业务上的来往，金源对亚东的出版事业，热心支持，亚东出的书出也堆存在金源仓库里。记得有一次，汪老板在经理室谈话，他对凡西翻译托洛茨基着《儿子、朋友、战士》的译笔赞赏备至。就我记忆所及，抗战爆发后，在亚东出版的小册子有：欧伯的《抗日战争胜利必须条件》、《奥国革命是怎样失败的》及关于西班牙内战的小册子，陈碧兰《抗战中的妇女运动》。郑超麟译纪德的《从苏联归来》及《为我的从苏联归来答客难》、王凡西的《儿子、朋友、战士》、刘家良译的《大英帝国的两个基石》。此外还有杜威委员会报告，苏联审判真相（书名已记不清），托着《在新的世界大战前夜》（译者不知是谁）。楼子春用“郭和”的笔名译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陈独秀在武汉发表的小册子及为陈独秀辩护的小册子，陈原在《宇宙风》杂志上发表过的两章自传，也由亚东以单行出版题为《实庵自传》…等等。
因叶先芝和内地的经济关系，金源在战时的首都重庆设立了分庄。夏老板派他的徒弟何明林任重庆分庄经理。何不是托派，但和刘家良及张乐山私人感情不错。重庆分庄设立不久，张乐山即去重庆活动，张在那里立定了足跟后，上海托派组织即派王焕宇（王振华）也去重庆，他们在那里发展了四川的托派组织。
王独清的忌辰，欧伯通知了许多人去殡仪馆。记得那天到的人有李季夫妇，华卿、刘中强、罗瑟希、梁定（刘家良在南方）。陈碧兰、我、藉云龙、高子良、刘乃光、杨玉琼、小弟弟宽金、李永蔚，还有金源的一个女职员张小姐。但凡西他们都没有去，可能是黄璧瑶没有通知，他们不知道。当时组织已分裂，欧伯是不会通知他们的，大家也举行了简单的纪念仪式。欧伯有一次告诉我：王独清死时开追悼会，到的人很多，李国栋代表王独清的学生在纪悼会上作长篇悼念的演说。没有发言稿，是即时发言，但讲得很好，李国栋有讲话的才能，凭这一点，对我们就很有用。
宏华关门后，正度仍留在上海，到处奔走，企图再创一个局面。有人正在集资创办《中国投资公司》，不知通过什么关系，正度和那个人搭上了，对方口头许诺：公司成立，请正度当副经理。为此，正度除自己投资外，还处去拉股，这事被夏老板知道了，他告诫正度不可轻信。并一直在经理室里当着正度的面，打电话调查对方的底细。但所得的回答都是其人没有家底。夏老板劝正度及早退出，并建议如果他要当一个企业的副经理，明年金源开股东大会，他提议聘请正度为经理，但正度没有接受这一番好意。结果，果然不出夏老板所料。投资公司开业时，对方不但没有给正度副经理的职位，甚至连营业主任也捞不到。但正度的投资陷进去，抽不回，这对正度的打击很大。因为没有接受夏老板的忠告，又感到对不起欧伯的关心，精神上极为痛苦。
此外，夏老板考虑到刘家良生活团难，特请梁定作他孩子的家庭教师。月给的报酬，可以维持一家生活。
黄禹石回温州没有再出来到金源任职。但金源需要秘书，又是欧伯推荐，请胡山源当秘书，胡很敬重欧伯。（自此陈其昌被捕，欧伯就没有住自己租住的家，1944年，我去上海时，胡山源请欧伯全家住在他的家里。）欧伯对我说，独清十死后，我就设法再找一个文学界的朋友，现在我找到了胡山源。
托派中央分裂后，楼子春对欧伯非常反感。因此，在如何对待欧伯的态度这件事上。他和夏老板发生了分岐。我听夏老板说过“子春这个人不正派（指楼在背后说欧伯的坏话）。”华卿也有同样的话，后来又由此发展到和夏老板彼此闹翻。楼依靠金源的另一大股东，要挤掉夏老板，但这一着没有成功，楼才不得不离开金源，据谢公墨说，楼子春脱离金源后，在南京路香园赌场门口开设当铺。（按：那些当铺专设在赌场，输了钱，拿手表手饰及其它衣物的去典当的生意，典当期短，利息高。）
欧伯考虑到我为恢复温州组织，需要经常在温沪之间往返，他要求夏老板由金源贷给我一万元“中储券”作为我在温沪之间跑单帮的资本，我在金源办好了手续。此外，欧伯又和华卿商量，华卿夫人又贷给我三千元“中储券”。住在后楼的某医生有一千元“中储券”准备汇给连江家里的，经陈碧兰说定，也交给我做一趟资本，说明到温州后把一千元转交福建银行汇给他家里好了。这样我一共有了一万四千元“中储券”资本，王会中在上海失业，要回温州。他要求把贷款中的一部分在上海购置他家帽店需要的原料。说可以有一倍的赢利。我同意了，这样，一万四千元的资本，除购进一百支法国的《大键璜》药片外，其余都买帽店的原料。正度托一个同乡木匠做了一对镜框，把一百只《大键璜》装在镜框的后面。会中把帽店原料铺平，分装在两条棉被里。一切就绪，我们就动身回家。路上倒都顺利，货物平安到达温州。我们到乐清时，就有人要收购《大键璜》，价钱不错。但我们想，乐清和温州近在咫尺，乐清人头不熟，恐有意外，为安全计，不如到温州再出售。不料一到温州，价钱不如乐清，人家说还会看好，我自己没有主张，听信人言，越等价钱越铁，我只好忍痛出售，几乎没有什么利润。但倒霉的还不止于此，会中把帽店的原料交给他父亲，他父亲非常高兴，但就是不付货款。我不知道会中有否和乃翁交涉，李国栋和黄禹石知道这件事后，出面和会中父亲交涉才答应付还本钱，而且要分期付清，李黄对我说，看来他家目前确实困难，只好自认晦气。我说，我怎样向上海朋友解释，阿栋说：“他们总会谅解的，我见到欧伯时，替你证明。”我除了把会中骂个狗血喷头外，也别无办法，那年秋天（1943），阿栋要我同去上海。并建议我把一万三千元交给他作为他要设立运输公司的投资。（我到温州，先把某医生的一千元交福建银行汇给他连江的家里）。后来，投资在阿栋公司的本钱拿到三千元法币的赢利。我把金源的一万元和华卿夫人的三千元还了，而把三千元赢利汇给欧伯。我这样做是出于一种想当然的思想，自认为我做生意是为帮助组织。但欧伯却把三千元交给了金源，这件事说明：欧伯不但自己不随便接受别人的帮助，即使是组织的钱，他也是不随便接受的。但这场经历，使我始终感到内疚，感到有负欧伯的嘱托。
陈其昌被捕
日寇占领租界后不久，陈其昌被捕。事后知道：陈是在重庆农民银行设在上海的秘密电台里被捕的。开始，日寇宪兵司令部只知道陈是重庆分子，但到陈家搜查时，发现托派文件，才发现他是托派。日寇宪兵司令部刑牢逼陈供出同党，特别要陈讲出彭述之的住处。陈至死坚贞不屈，陈确是一位为革命献身的烈士。正是这位烈士，曾用“陈冲山”的名字写信寄《斗争报》给鲁迅看的，却招来一封由冯雪峰执笔，用鲁迅名义发表的公开信。人们当时及以后一段很长时间，都以此信去印证所谓“托派汉奸”的污蔑。鲁迅如果泉下有知，知道陈是死在敌人的屠刀下，不知作何感想！
欧伯知道陈其昌被捕的消息后，立即要我紧急应变。他提出：一、立即设法安顿碧兰和孩子的住处，把家中用具须速撤出。二、设法安放他的全部俄文书籍。他给了我一个金源的存折，要用钱时，可到金源提取。
我考虑先把碧兰和孩子们安顿在旅馆里，以后再另找房子。当时上海，开旅馆房间，必须持有所谓“良民证”，想不到在沈家门花钱买的“良民证”，却派上了用场。我凭那份“良民证”在南京路东亚旅馆开了一个小房间，可以说是房钱最便宜的房间。然后赶到欧伯家，碧兰已经把一切都准备好，专等我来。我一到，问家俱都整理好了吗？她说，家具用不到我搬，已托后楼医生了。我当即和碧兰提着随身要用的衣物领了三个孩子，到东亚旅馆。她不嫌房间小，通风不好，就和孩子住下了。我嘱她不要上街去买吃的，就在旅馆开饭，我会随时来看她们的。我吩咐旅馆楼面堂口（即那层楼面的管理处），每餐给他们开饭，我先付了一笔钱给堂口，给茶房小费。他们都非常殷勤，答应一定照办。事实上也确实照办，因为我的“良民证”是沈家门的，茶房只知道我们是从沈家门来的客人。
我在现在的黄河路附近新闸路上一个小菜场租了一间小店面，要刘乃光和李永爵把店面伪装为旧书摊兼售杂货，他们二人就轮流看店。店后的小房间，藏放着欧伯的全部俄文书刊。正度帮我从同乡那里批了一些杂货，如温州的草纸等摆在小店内出售，刘乃光和李永爵也会动脑筋，去找些小人书连环画之类，供街坊儿童租看。
正度自己掏钱，通过刘中强在新新公司的旅馆开了一个大房间招待欧伯，欧伯在那里倒不寂寞。那几位同情分子包括夏杏芳在内都来相聚，欧伯利用这个房间又开起讲座来了。
我安顿好欧伯交待的事以后，正要去安顿刘家良一家。欧伯说：家良那边已由小罗（瑟希）负责办理。要我去金源银庄的威海卫路仓库，把藏在那里的《俄国革命史》和《苏联现状及前途》两书的纸版搬出来，以免日寇抄查仓库，牵连金源。我跑到威海卫路仓库，看见楼子春正在指点郑超麟和王凡西择取在那里的托派文件。这是我第一次认识郑超麟。我问楼子春：“纸版如何处置？”他说他们不准备搬走，也没有地方藏放。我说：让我搬走藏放吧，他无异议。我对凡西说，让我也参加择取，让我每样捡一份来保存。郑、王点头表示赞同。于是我们三人蹲在地上，在一大堆油印文件中择取，他们择了每样一份，我也同样择了一份。择好后，我把我择的一份捆好，连同几箱纸版，叫了辆板车，我跟着板车，送到事先约好的一个仓库。到了目的地，罗瑟希已在那里等我。
关于两书的纸版问题，欧伯告诉我，金源方面捐出了一大笔钱，是很难得的，他认为出版《俄国革命史》是“我们组织的一件大事。”“老托这部著作是无价之宝”。“把纸版抢救出来，以后再版，就无需那么多资金了”。“再说，纸版留在金源仓库，如果被日寇查抄出来，势必牵连金源。”他说：“我们在道义上也不能那样不负责任。”关于这一点，我后来问起郑超麟，为什么你们当时决定对纸版不予处置？他的回答是：“没有纸版，可以影印再版。”“事实上抗战结束后，我们就是用影印再版的。”
后来有一次，我和郑超麟谈起这次应变，为欧伯搬家的事。郑说：“我们就没有搬家，因为我们相信陈大可（即陈其昌）。”意思显然是指欧伯不相信陈其昌。我觉得这样说也不中肯，应变是组织的需要，事实上，欧伯也从来没有流露过任何不相信陈其昌的迹象。
现在回忆起来，欧伯当时对陈其昌的被捕，确实说过如下的话：“大可是在国民党的秘密电台里被捕的，这件事暴露了他参加国民党的经济情报工作。”当然农民银行是重庆国民党政府的银行，但不能因此就简单说成是为国民党工作。农民银行需要沦陷区的经济情报，陈参加电台的编经济情报的工作，不等于就是国民党特务。而且当时托派既然主张与国民党联合抗日，那么对为抗日编沦陷区的经济情报的事，就没有理由有所非议，何况陈其昌参加这项工作，是因为他的兄弟（在重庆农民银行工作）要他为抗日做些工作，大前提既是抗日，而他在编经济情报工作过程中，没有做过任何损害托派组织的事，凭心而论，欧伯的话，不能说是实事求是的。
欧伯夫妇住旅馆，是应变的临时措施。他既然没有自己的住家，只好夫妻分开，碧兰和孩子们承叶先芝的热情相邀，后来借住在叶家，欧伯一个人住在金源钱庄里。
一直到1943年，道亨银号购下愚国路一个外国医生的住宅。这是道亨的地产，准备转手出售，因此房子空着，罗瑟希以房子需要看守为理由，要求老板（是罗的姐夫）让欧伯夫妇暂住。他们夫妇才一同住进那座房子。房子确是花园的小洋房，少数派的人对人说：“老共产住花园洋房去了。”他们哪里知道，欧伯夫妇是替道亨看守房子的。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领导人穷得无力自己租往房子，不得不依l人篱下，甚至以看管房子换得暂时的栖身。而克里姆林宫的奴才却叫嚣他受日寇津贴，颠倒黑白有如此者。
一九四四年夏至同年九月在上海
一九四四年夏，我的妹夫贾楣生要去上海办货。我也正要去上海，他邀我同行，去上海的路费和在上海的生活，都由他承担。
这一次，我们从陆路经宁波，乘轮船去上海。这条路，我上次和李国栋走过，已经熟悉。临行我的姊夫高绍英给我一封介绍信，嘱我们到宁波去找一家颜料行，就住在该行，他们不但会招待我们而且会为我办去上海的手续。所以，一路都很顺利。
我们到上海后，住东方饭店，那里还有其它温州同乡住在同一楼面。李国栋当时也在上海，他住南京饭店。我们以前住的小沙渡路的房子，因为刘宽德把弟弟宽全带走，和我回温州以后，刘乃光和杨玉琼由欧伯另外安排住处，剩下高子良，当时住在李棠的商行里。事前高已来信，告诉我地点。因为我还不知道欧伯住在什么地方，所以先去李棠的商行里找高子良。他见到我，首先向我道歉说：“你走后，宏华关门，我们的生活毫无办法，只能把你的手提英文打字机和大衣都卖了，维持生活。”我说：“不要向我，应该向叶正度和李国栋道歉，打字机是叶正度的，他留给我是为了让我学习打字，大衣是李国栋的，留下来是以备我冬季御寒的。”所谓“道歉”是因为事前没有征得我的同意。老高告诉我：道享的那座在愚园路的小花园已经出售。欧伯全家没有地方住。胡山源教欧伯全家住到他家里，不但住而且和他们一锅子用饭。我要立刻见到欧伯，高子良当即领我到胡山源家。胡家并不宽敞，腾出一间房间，安顿欧伯一家，当时，陈晓霞（莉莉）已在摩尔堂女中读书，玲玲也已读小学，回回也要进小学，孩子大了，一家子五口，挤在一个房间，拥挤的情况，可想而知，摩尔堂女中是教会学校，学生大都是阔小姐，独有俐俐是穷孩子，只能穿一件灰布短旗袍，还是碧兰自己裁剪，用缝衣机缝制的，缝衣机是夏杏芳买给碧兰的，买时欧伯一家还住在那座花园小洋房里，那里房间大。夏杏芳买机的目的，是让她在家代工缝制枕头套，赚取工资。此时，到了胡家，却用不上了，因为缝衣机的噪声吵扰胡家。因此连那点微薄的工钱，也无法再赚。那时学校将近开学，但俐俐的学费还没有着落。李国栋也在上海，但欧伯不愿开口要李帮助。开学前的一天早晨，俐俐一个人跑到东方旅店来找我，我惊问：“出了什么事吗？”她吞吞吐吐说：“学校明天开学，我们还没有钱缴学费，妈妈要我来问龙叔叔有什么办法。”我一边对她说：“你妈妈为什么不早说，要多少钱？”一边要楣生到同乡房间里去取现款。楣生去把钱给了她，她一数，说：“用不到这么多。”楣生说：“还要买书和其它要用的东西。”他笑逐颜开，转身就走。这里要说明为什么到同乡处拿钱。绍英介绍给我的宁波那家颜料行，老板来上海，给我介绍和他有关系的颜料行。说如要办颜料，可拿他的名片去，不会吃亏，并说他已和他们联系好。这是绍英托他的，他说绍英帮过他的忙，他一定要有所报答，这话是真诚的。当时温州同乡要办颜料，不但购办困难而且价钱吓人。我知道了，就为他们去找宁波老板介绍的颜料行。果然不错，价钱比温州同乡要出的价钱低百分之十，温州同乡给我百分之二的佣金，作为报答。这就是我所以能要媚生去取现款的原因。
我那次去上海，主要是向上海组织报告，我在温州恢复组织的活动情况。我向欧伯作的口头报告，话很多，现在当然无法回忆。但以下几点内容，我还记得清楚：一、全面恢复温州组织面临的困难；曾猛口头虽不反对恢复组织，而且也和我谈了几次，但是没有行动。陈又东，钱川， 余嘉他们总还是唯曾猛马首而瞻的；二，上海组织分裂后，他们更有籍口：在“那派领导下恢复组织”？因此，先要弄清楚究竟那一派正确。目前先研究两派的意见；三、但是也应当看到：尽管整个组织还没有恢复，但除个别人叛离外，绝大多数的人都还在，而且都还坚持托洛茨基主义。四、少数派派毛鸿鉴来温州活动，找过他能找的人，李国栋、黄禹石、何树芬不会听他的。此外，李绰坚（即李培）时常来李国栋处，毛鸿鉴以李为少数派代表留在温州活动，但李不能起作用。除了常到李国栋处叫草饭，饭后一同出游泳外，没有别的收获。五、以前在高中是“救亡大同盟”的学生此时都已入大学。政治上更成熟了，他们在中学时，除了受温托组织的影响外，还受安明波的影响。（安当时是“温中”的教师。）不但原有的人都还在，而且还增加了人，其中，特别是周仁生。他的活动能力强，正如黄禹石说的“仁生为人热情。”六 、原来的工人小组，除树芬死于霍乱，学廉和阿晚还在，尤其是学廉，他除了仍领导针织业工会以外，在他周围还有几个小工会。针织业工会成为托派工会，在温州是出名的。我和学廉一直保持关系。七、温托组织虽没有恢复，但我们的影响仍有发展。如在小学教师中，叶正度影响了邵岳轩，陈博影响了项上川，潘也可影响了他的女婿陈久稹。我把他们组成了一个小组，而且定期开会。八、在老人中，陈又东、王济通、钱川、任侠中聚在一起，我和他们有经常的联系。黄禹石、李国栋、李蔡志聚在一起，当然和我的关系更加密切。此外，还有谢循欢，董国雄、陈国光等都和我有经常的联系。这一情况表明：温托组织虽然遭遇到严重破坏，原有组织虽然瓦解，但托洛茨基派并没有死亡。
欧伯听了我的报告，说：“我们当然希望你能尽快把温州组织恢复起来，但根据实际，即使一时不能恢复原貌，至少应该正式成立一个领导机关。曾猛不愿恢复组织，就让他去。那些受到猛影响较多的人，也也可暂时让他们在组织外考虑，等条件成熟时再说。”最后，有一点必须清楚，成立起来的领导机关，必须是受我们（指多数派）领导。我们不要模棱两可的组织。“（当然不是原话，只是大意。）
楣生早在宏华商行里，已经认识欧伯、家良、高子良和蒋震东。所以除家良当时正在医院动腰子切除手术，蒋震东也参加少数派外，我要欧伯夫妇和高子良常到东方饭店我们住的房间里坐坐。一方面是谈话方便，另一方面由楣生招待他们吃饭，改善他们的生活。常到我们那里的还有李国栋，杨玉琼。
欧伯虽很穷，但他无论穿西装或长袍都衣冠整齐，仪表堂堂，毫无寒酸相。我的朋友刘烈夫妇见了欧伯，事后对我说：“你的这位教授朋友，风度感人”。我向他们夫妇和楼面的同乡都临时应付，介绍说“这位是陈教授”。不知底细的人看见欧伯衣着不错，认为他生活宽裕，但他们哪里知道，他穿的西装还是在中共党内担任宣传部长和北方局书记时，党组织给他置备的，他长袍是和陈独秀一起被捕时，关在牢里，陈独秀的学生和朋友探牢时，同时分送给他的以御寒冷的，欧伯自己哪 有钱置备这些衣着。
上面提到为了临时应付，我随口介绍说的“陈教授”。不久，就在那个学期，经胡山源介绍进一所私立某某文学院（校名已忘），真的当起教授来了。据说：欧伯在那所学校影响了几个学生。1948年为建党大会准备会场的严雁宾就是其中之一。当上教授，一家生活总算有了着落，但当时教授的生活都是非常清苦的。
那次在上海，时常上胡山源家，看望欧伯夫妇。有时我去得很早，碧兰告诉我欧伯上兆丰公园（即现在的中山公园）去了。她要我上公园找他，并告诉我到公园的哪个角落去找，一定找到。那个角落的篱笆外面就是圣约翰大学。我找到那里看见夏杏芳也在，大约一共有十来个老头子，他们都席地而坐，有茶，有烟。他们没有谈笑风生，而相互交流各自听到的国内外消息。欧伯告诉我：他们家里有性能极佳的收音机。有几个是遗老，他们的子女在大陆报和泰晤士报工作，所以消息灵通，有几个当过外交官，有几个是银行家。他们都关心国内抗战形势和欧洲战场和太平洋战争的消息。未到兆丰公园时，我原想，夏杏芳上公园是他的一大爱好，欧伯为什么总上公园？我听了那些老头子交换消息和各自的见解以后，才发现欧伯上公园的用意。欧伯也许怕我不理解，从公园出来，明白对我说：“我们观察国内外的形势，只凭几份报纸，而现在的报纸又都控制在敌伪手中，我们能有多少有价值的材料？无线电没有为我们服务，现在公园里却可以听到报纸上没有的 消息。这些人见过世面。他们的观点，我们不能完全同意，但他们提供的消息，对我们了解形势却很有用。而且他们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对德意法西斯，反对斯大林独裁，和承认托洛茨基是十月革命领袖，都是真诚的。这些人当然不可能成为托洛茨基主义者。但他们有正义感。凭这一点，也值得我们去争取他们作为我们的朋友。”（大意）事实上，夏杏芳因为了解那些老头子的为人，才邀欧伯上公园的。而且经过几次聚会以后，他们对欧伯都很敬重。这是在日寇统治下逼出来的一项活动。
杨玉琼不时来找我，当时她已参加“工委会”。她告诉我“工委会”成员共三人，阿亨及云龙和她。开起会来，每次都争论不休。她希望我留在上海参加“工委会”。我说争论没有什么不好，至于争论不休，有欧伯和家良在，不会解决不了的，但你应该尊重他们二人的意见，认真分析，作出判断，谁对谁不对，而后决定支持谁的意见。二对一，不是就可以有结论了吗？我知道她个性很强，平时就不尊重何亨和云龙，特别是憎云龙。但她总算没有与我争吵起来。
到那次我在上海，家良正在医院做切除腰子的手术。阿扬领我到医院看望他。手术已做，经过良好。但还没有拆线，事前是赫斯诊断，证明是肾结核。家良身体不好，但他没有注意结核病始于何时，他一家四口，长期没有正常收入，贫穷使他没有条件就医，而且那时国内也没有结核病的特效药，即使有，也无力购买。贫穷总是和结核病相联结。到了赫斯诊断确定时，已经严重到唯切除腰子不可了。如果不是欧伯的催促，家良不会主动上赫斯诊所的，如果不是赫斯诊断，他根本不会想到他的肾部已遭到结核菌的严重侵入，如果没有赫斯，他根本无法进行治疗。可以说，是赫斯抢救了他的生命。赫斯知道中国托派人员的贫穷，但不知道家良一家四口只住半间中堂，平时营养不良，梁定的同学李琼，没有工作，但亲眼看家良和孩子身体都不好。常把家里的鸡蛋拿来给家良及孩子，目的是要他们有些营养。
记得我和阿栋决定回温州的前一天，杨玉琼跑到东方饭店里来，约我出去谈话。神色有点紧张。我和她到跑马厅（现在是上海市图书馆）的看台上，没有跑马，那里很清静。她告诉我，容秋厂罢工已经一个多星期了。容秋是罢工的领头人，厂方把她扣在厂里，目的是迫使她复工。杨说他自己跑到厂里去看容秋，容秋很坚定。我听了当即告诫她千万不要再到厂里去找容秋。因为容秋是厂里的工人，而且不知道容秋的政治关系。你是厂外人，又戴了一付眼镜，一望而知是一个知识分子。厂方发现了你，就会断定罢工有外人插手。厂方为了早日复工，会不惜去报告敌寇宪兵队。这样，非但罢工不能胜利，连容秋都有被逮捕的危险。你可以通过容秋家里的人（指容秋的母亲）到厂里传口信给容秋，厂方就不会怀疑。我问她是“工委会”决定要你到厂里去找容秋吗？她说不是，是她自己决定去的。我问：“为什么这样决定？”她说：“容秋出事，我能坐视吗？”而且 容秋是我联系的。我有点火了，说：“你至少要得到阿亨和云龙的同意”。她截然反问：“他们会同意吗？想不到你也会反对。”最后我说：“我明天回温州。希望你听我的劝告，不要再到厂里去，要在“工委会”里决定和容少秋联系的妥善办法，或者立刻去找欧伯和碧兰商量办法。”她终于点头，但显然很勉强。
但她既不在“工委会”里研究办法，也没有去听取欧伯夫妇的意见，仍然到厂里去找容秋，终于被厂方发现，不出所料，厂方报告了日寇宪兵队，把她逮捕了。以下事实是事后欧伯告诉我的。
杨玉琼被捕后，经不住拷打，供出高子良和刘乃光的住处。日寇宪兵队来逮捕高子良时，欧伯正在楼上和李棠谈话。高故意提高噪门和宪兵争吵，好让欧伯听见。李也很机警，马上引欧伯到三楼，从角楼的窗口爬出去。他并嘱欧伯在邻居的屋顶的隐蔽处躲藏。他自己下楼应付宪兵队。当他曾先考虑的是欧伯的安全。因此，只能眼看日寇打高子良的耳光，恶狠狠把高扣上手铐带走。李棠看看门外无人监视，才上楼唤欧伯下来。
欧伯当时首先想到的是刘家良还在医院，万一杨玉琼供出刘在医院怎么办，必须尽快通知。刘家良接到紧急通知，马上率全家老小和刘宽德、宽全两兄弟仓皇出走，这么一大伙人，住到哪里去？欧伯想到贾楣生，决定立即到东方饭店找楣生，设法弄条帆船，把家良全家老小都送往温州再说。住在东方饭店那个楼面的温州同乡中有好几个做帆船运输生意的，和楣生都有交情。楣生一打听，刚巧有一艘帆船开往温州洞头岛。楣生当场和船老大说妥，并亲自送家良一伙人上船。嘱咐他们到洞头住那一家商行，给了他们介绍条子。因为当时温州恰恰第三次沦陷。他料想我和李国栋一定避居乡间去了，要他们在洞头等待，勿冒然进城。
家良一行六人总算平安到达洞头。以下是我知道而还记得的情况。
他们住在楣生介绍的商行里，商行老板对家良说，城里刚沦陷，城里人都逃光了，你好朋友肯定也避居乡间去了。现在冒然进城也无济于事，先住下来，再打听，等联系妥当后，再雇船进城，他们住了好几天，城里都没有人来洞头。还是家良自己想到黄禹石是乌牛人，可能黄在家里，至少，乌牛黄家里总有人。他托商行老板设法弄条小船，把他送到乌牛。家良虽不知道黄的住处，但到乌牛一问，那个不知黄禹石。很顺利就到了黄家，禹石正在家里。他见到家务良，惊喜交集之余，就考虑如何为家良一行安排在温州住一段较长时间的问题。他对家良说：“目前阿龙避居何处，还不知道。但我可以和阿栋联系，我知道阿栋的避居处。他要家良先住在他那里等待消息。但家良因为梁定他们还在洞头他如不回去，他们又要担心，不如先回洞头等待。家良回到洞头。事有凑巧，绍英行里的一个职员叫“道胜”的去洞头，也住在那家商行。在吃饭时，商行老板向道胜介绍说：“这几位是楣生介绍来的。”道胜就问他们到温州找谁？家良说：“找一个叫王国龙的朋友。”道胜说：“找二舅！”（我们英行里的职员都叫我“二舅”。当即就对他们说：“明天我就雇船送你们进城，先到我们行里，他们会把你们送到二舅家的，放心好了。”
事前，我和何栋不约而同回到城里。他当时已买下他的舅父吴兆瑛律师事务所所在他的那座大房子的一半。原准备在那里开设运输行的。黄禹石来城告诉刘家良一行正在洞头。阿栋当即要我去洞头迎接家良一行人，并表示：他们来就住在那座房子楼下正屋的两间大间。他说，城里沦陷，反正运输行也开不成了，他们要住多久就住多久。我正准备去洞头，绍英行里人来告诉我：上海客人已到，要我即去，我赶到绍英行里，绍英正在招待家良一行用午餐。我告诉他们阿栋已为你们准备好房子，就在阿栋家里，吃过饭，马上就可以去住。
这样家良一行就在阿栋的正屋里住下，而且有独用的厨房间。阿栋自己住在厢房里。住在那里有许多方便，不但阿栋在身边，还有林天标可以随时照应。
生活算是安顿下来了，但家良仓促离开上海时。手术后本来没有复原，经过这样一场波折，又发了烧了。我只能请胡长庚诊断。但是没有效果，胡长庚主张送董若望医院住院，由他托该院内科主任王德明照顾。于是家良住进了一人一室的病房。就当时说，条件算是不错的，王德明医师非但相当负责，而且有空就到病房和家良聊天。董若望医院的法国神父也来看望家良，用英文和家良谈话，谈日寇占领上海的情况，谈国内外形势。神父认为家良有学问。
这里还需要补记，上面提到欧伯事后告诉我关于杨玉琼供出高子良和刘乃光的事。当时，我回想到自己那次和阿杨的谈话。我感到自己对此事有责任。因此，我在据实转告欧伯那次谈话的内容之时。对欧伯说：“事后回想起来，当时我见她已经点头，认为她即使不同阿亨和云龙讨论，总会去听取你意见，想不到她竟然如此独断专行。但是如果当时我立即把阿杨到容秋厂里去的事，在我临行前及时告诉你，你又能还得及阻止。使她不致被捕，因而可以避免组织这次的损失。欧伯听了后说：“这是你的疏忽，象这样紧急的情况，你本应该及时报告的。当然，我们事先没有想到阿杨会经不起考验。”欧伯这话绝无婉惜之意。他对经不起考验出卖同志的行为是深恶痛绝的。因此，对高子良和刘乃光被捕后的表现极为赞许，从此对他们二人信任有加。
欧伯还说：“当时我们无法知道她究竟供出多少人。凡是她知道的住处的人都进行应变。因此，应变的范围比陈大可被捕时大得多。”不过，实际上被捕的只有容秋、高子良和刘乃光。抗战胜利时，他们才出狱。至于杨玉琼，欧伯说，她在宪兵队看守所里发疯。胜利后，有人看见她死在马路上。
杨玉琼的下场咎由自取。我自问事先对她已尽到责任。但没有及时报告组织。想到老高和乃光由于她出卖而致使他们和容秋在日寇牢里受苦，使我更感到当时相信她的点头是严重的失误。她在牢里发疯，说明她供出老师高子良和好友阿芒即乃光的住处后，精神上受到的鞭挞在出卖行为为人所不齿之类的思想折磨下，可能是促使她终于发疯的内在原因。可能正是因为发了疯，才阻止她继续供出别人。
杨是广东中山人，父母是香港华侨，在中学里受托派主义思想影响，是个排球手。在香港时还参加排球赛。贺希在1938年从上海回温时时，谈香港有一批新人，其中有一个女排球手，即指杨玉琼。杨在香港受寒君领导，常受寒君影响不浅。欧伯到香港解决寒君问题后，杨随欧伯来到上海。还不时难忘寒君，正如陈又东余嘉难忘曾猛一样。估计她死时年龄约二十五岁左右。客观说，她毕竟也是日寇铁蹄下的受害者。
写作时间约于2000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