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第四国际 -> 中国托派运动文献 -> 赵芳举《夕阳忆语──时代的变迁和我的托派生涯》(2005)

21.八年农村改造忆略



  前往公社的那天,区教育局派人前来陪同(实际是押送)一起上山,午饭后起程,整整攀爬了七个小时的高山小路,终于到达了金灵公社。这时太阳已经落山,四顾黑茫茫一片。来人去了公社办公处,我留在大岩口生产队。生产队长梁正夫、会计员王炳文给我安排了住处,就住在“高屋”(原大地主的住房)的楼上。高屋楼下的社员给我送来了晚饭。他们对我的态度都很温和,我从心里感到极大的安慰。第二天,大队支部书记给我抱来一个很大的南瓜,说:“你的自留地已经划定,一时你还种不出菜来,社员们会给你送菜来的”。这是我才知道,灾荒后的农村已明显好转。他们自留地生产的蔬菜一家人吃不完还可以上市出售;每家分的粮食,也都够吃有余。生产组长亲手给我砌了炉灶,送来了碾好的白米,回头又背来了一捆干柴,带我指看了我的自留地的地点和边界,并嘱咐可以在生产队办的公共养猪圈担粪淋菜,菜秧家家都有,可以随便移裁。就这样,我过起了真正的农民生活。
  几天之后,大队支书又来找我聊天,顺便问起我来农村劳动是什么原因,我回答他:学校教师人浮于事,抽调农村向贫下中农学习嘛。又过了一段时间,公社李书记前来生产队视察生产情况,也像大队书记一样的问话问我,我还是像回答大队支书一样回答了他。我从两个领导人的问话可以断定,我的个人档案并未送来公社,也没有留下具体的下放事由。也许是按照当年西南公安部处理“托派”的精神,“托派”问题不能在社会中随处扩散。按照过去曾经下放锻炼的惯例,我的回答,公社、大队领导人是接受了的。
  在农村的生活,各方面我都受到照顾,分粮照强劳动力的标准,而实际安排的是一般女社员的活儿。就这样很快就过去了三年。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来势汹汹,要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随着城市形势的发展,农村也成立了“造反派”。一次,我同队上的几个社员一起去赶场,巧遇一O三中的一个炊事员,由于我当过伙食团长,彼此很熟,他谈了学校“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情况:学校造反派的头头是一位调来不久的年轻孙老师。孙老师发动学生“造反”,铁面无情。在“文化大革命”以来这几年中,一O三中一共冤死了六个教师,烧掉了一座刚建好的实验大楼和大楼理化实验室的全部设备。最先死的是一为民革的成员张老师,说他资产阶级思想严重,另一位教师同他的关系密切,遂将他俩一起批斗,批斗之后押去西康改造。不久,即得到了他俩已经死亡的消息。另一个是早年上海交大毕业的学生,调来我校担任数学课的李老师,经不起肉体的摧残和精神的折磨,在学校厕所自缢身亡。另外一个就是原先我们的语文教研组长陈老师,是以国民党“兵痞”的罪名(前面已经谈过,是国民党起义部队转来的士兵)被批斗,因殴伤致病,回家不久病故。除此,还有两位都是明划的“右派”,曾经多次捆绑批斗,批斗之后怎么死的,大家都不知道。1979年,我的“暗划右派”平反复职回校之后,有区政府来人找到我了解这六位冤死老师的情况,指着名单上六个名字,一个一个地问我,我说,我早已不在学校,所有情况全不了解。这次来人外调,也证实了确有六个老师死亡。
  “文化大革命”中,我在金录公社没有受到任何冲击,一直过着风平浪静的日子。一天上午,我们正在坡上干活儿的时候,公社李书记来到了生产队,我俩在坡下的路上碰面,我即招呼:“李书记下队来了!”李书记立即回话:“别喊书记,我现在是‘走资派啦’!”情绪显得非常激愤。
  记得是1968年秋来,我突然感到右下腹痛得厉害,不能上坡干活儿,经公社医生确诊为“阑尾炎”,必须手术切除,公社医务所无此手术条件,需至重庆大医院进行手术。公社开给证明,我到重庆第三人民医院动了手术,住院十三天出院回家,在家休养一个月后,我又回到公社生产队。李书记打招呼,让我每天只能干点短时轻微工作。就这样,又在公社呆了将近两年,肚子又发生疼痛,再经公社医生诊断,疑似“肠粘连”,公社又一次开给证明,遂至重医二院治病。说来巧遇,接诊医生是位熟人,我向他说明下放农村已有七年的情况之后,他说,不是肠粘连,而是肠炎,吃点消炎药就会好的。他又说:“像你这种情况,我给你开个‘肠粘连’的证明,你向公社申请因病迁回重庆家中,或许成功”。我当然同意他的建议,医生开了证明,说明“术后肠粘连,不能再次手术,建议不能体力劳动,宜长期休养”。公社林书记见到这个证明之后,情绪有些激动:“这是叫糟蹋知识分子!开给证明,带上户口,让人家回家养病!”经家人与住处派出所联系,说只要原系城市户口,有公社证明和迁移通知书可以入户。就此反复周折,终于将户口迁回重庆家中。此时已是1971年的秋天。八年的农村改造,就此结束。
  回到重庆没有工作,1973年,经友人介绍,我进了较场口街道工业电机组,我带着七、八个年轻学工,边做边学边研究,我成了电工师傅。在这里工作了六年,共修理电机大小700多台,生产电焊机28台,50千伏安变压器16台,100千伏安变压器二台。就在电机业务搞得十分红火的时候,1979年秋,四九七兵工厂派来干部为我的暗划“右派”平反,至此,我才知道我是被“暗划”的“右派”。来人首先问我:“您愿不愿意回到四九七厂?我可为您办理回厂手续”。我说:“我在哪里摔倒,一定要在哪里站起来,我还是回到一O三中学”。离开街道工业返回学校之前,电机组组长和全体职工为我饯行,挥泪干杯的瞬间,我又感到对电机组职工的留恋!似乎又舍不得离开。
  1979年8月底,开学之前,我前往万盛区(原名南桐矿区)教育局报到,局里搞人事工作干部,是原一O三中我的学生,他已经是专科毕业的学生。一番慰问叙旧之后,他便征求我的意见:“可否到新成立的鱼田堡中学任教,协助新来的校长一起工作?鱼田堡煤矿原有自办职工子弟中学,因经费问题现已停办,由医教局新办的鱼田堡中学接纳矿办子弟中学的学生,并新招一期新生。任务很重,您看如何?”我考虑原所在的一O三中,现已改名南桐中学,教师学生都已几易其人,回原校已无多大意义,我即决定前往新办的鱼田堡中学工作。
  开学之后,一切均属初创,我的任务的确很重,除任高一年级两个班的语文课和高一.一班的班主任,还需兼任语文教研组组长,工作压力很大。每晚批改学生作文、作业,一般都是工作到十二点钟之后。1981年5月,我患了“骨质增生──腰三椎骨横突肥大”,下床、上下楼梯,都得靠人搀扶。医生告诉,此病慢性,一时无法治愈,只有休养配合治疗才能康复。自己考虑,时年已满65岁,既已重病缠身无法工作,遂决定退休。但一忆及这些年来荒废的岁月,于心无比痛楚!时耶?命耶!回家之后,经医治疗,半年后复原。面对破碎的家庭,禁不住忧心如焚!愤慨难抑。话,还得回头说起。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