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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革命新的兴起
——第四国际再统一后第三次世界大会（第九次世界大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
（1969年4月）
出版者言
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时代。这是一个空前多变、空前动荡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从来不可能发生的事竟一一发生了；从来不敢想象的事却变成习见的了。
要适应这个时代难，要参加这个时代亦不易。但是，除非不想生存你总得去适应，要想适应你就得去参加。如何适应？如何参加呢？首先你得清楚地认识这个时代，得清楚地了解这个时代。这样，你纔能明白它一切变动的原因，把握它整个发展的方向。
当今世界上的一切思想家──特别是其中的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哲学家与文学家，几乎都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在以各自的方式，来解答这个问题，或至少在表达这个问题。他们想在或大或少的程度上，探索我们这时代的究竟。有时候，他们还各自开出了药方，企图医治我们这个时代的病症哩。
这些探索出来的结果，他们开出来的药方，不用说，并非都是正确，也并不都能对症。但我们有知道这些结果的必要，也有研讨这些药方的责任。
至少，由那些专家们，即以人类社会的生理学与病理学为研究对象，并以管理社会或促进社会为专业的人所拟出来的方案，我们必须加以知道的。
我们就是想把这些方案，特别是我们认为比较重要与有趣的方案，介绍给读者们。
社会思想中最主要的一派，无论就思想体系的完整性或就其在政治实践的重要性说，都要数马克思主义派了。但是大家知道，在“马克思主义”这个名字之下，久矣乎就有了许多不同支派。简单些说，它早已成为改良主义的修正派与列宁主义的正统派。自从列宁死后，这个正统派又分为托洛茨基主义派与史大林主义派；而当第二次大战以后，特别是史氏逝世之后，这个史大林主义又弄得四分五裂了。最初有狄托主义，其后有赫鲁晓夫主义，接着出现了毛泽东主义，又有赫鲁晓夫下台后的勃列日尼夫主义。
同时，那个与整个史大林主义对立的托洛茨基主义，40年来一直存在着，活动着、甚至发展着。
上述种种主义，我们是应该知道其内容的。
只因毛泽东主义与勃列日尼夫主义的文献到处可以找到，比较为人们所熟知，因此，我们只预备介绍那些较罕见的方案，这里我们先介绍托洛茨基派的文件。
收入本册的一篇文字乃是该派国际组织（即第四国际）最新与最近的主张。它是1969年四月召开的托派国际大会上所通过的主要决议案。
希望读者们读了可以同毛派与“苏修”的立场作个比较研究。
1970年1月春燕出版社
在1963年召开的、国际托洛茨基派运动再统一的世界大会上，通过了一个决议：《今日世界革命的动力》。它提出和讨论了目前世界革命三个部门之间相互关系的现状，这三个部门是：殖民地革命，官僚堕落的工人国家中的政治革命，以及帝国主义国家中的无产阶级革命。从那时到现在的五年中，世界革命遭到了严重的挫折，但它也获得了新的胜利，其中最为辉煌的乃是1968年5月间法国革命的高涨。结果，全世界各种力量的对比，继续向着不利于帝国主义的方向转变，在世界革命的3个主要部门中，已产生了更为明显的相互作用；而它们的相互关系上，则已发生了一个重要的改变──帝国主义国家本身的革命斗争在此一世界规模的过程中，今天比诸于过去的20年内，占据了更加重要的地位。
我们一定要估量这些变化的含义，并且从它们出发去决定我们面对的世界革命的大前途。同时，最近事变的发展，使我们对国际革命运动中正在争论着的整整一系列的思想问题，可能作详尽的回答了。
一、帝国主义反攻的失败与世界革命三个部门之间的新关系。
古巴革命胜利之后，殖民地革命无疑地停步不前了。
事实上，从60年代之初开始，殖民地革命就遭受了一系列显着的逆转。在巴西与阿根庭（这两个拉丁美洲的主要国家），军事独裁执政，群众运动暂趋低落；在刚果，鲁蒙巴政府被倾覆；接着又是加纳的恩克鲁玛政府与阿尔及利亚的本．贝拉政府被推翻；印度尼西亚反革命在1965年10月间获得胜利；以及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与叙利亚于1967年在6天战争中受到了军事失败：这些大事，构成了殖民地革命的每一个爆发区──拉丁美洲，黑色非洲，阿拉伯世界与东南亚──中重要的里程碑。
这些挫折，虽然都有其特殊的理由，可是，殖民地革命在60年代初期之所以会遭受压制，却有两个一般的原因。一方面，殖民地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政府曾经在某一时期起过的，对于群众反帝斗争的领导能力，已经完结了──虽然这种能力，为了明显的历史原因，原是非常有限的。
殖民地革命已经发展到这样一个地步：除非将它变成社会主义的革命，那是无法再向前进了；可是要转向社会主义革命，却缺少着主观因素。另一方面，从古巴革命胜利中汲取了教训的美帝国主义，越来越公开地用武力来镇压一切革命运动了，这些运动，在它看来，即使在其初生阶段，都已有触发不断革命过程的危险。因此，美帝国主义便越来越有系统地应用不断反革命的战略去反对这一类的革命运动。
一方面是寻找明确的革命的社会主义解决方法的群众，另一方面是拼命要把每一个这样的倾向在其胚胎状熊中即加以扑灭的帝国主义，苏加诺们，恩克鲁玛们，纳赛尔们以及尼赫鲁们被夹在这二者之间，他们虽然在半殖民地国家的舞台上统治了15年，却已走到了他们时代的终点。
因为新的革命先锋队，即使像卡斯特罗型的先锋队，其形成都落在此一过程之后，所以，在整整一个时期中，主动权便转到了美帝国主义手中，它进行了由中央情报局资助的阴谋，进行了反革命的干涉，进行了越来越大规模的侵略战争。
美国经济增长的加速，刚巧与此一更直接与更公开的反革命行动的阶段同时来到，因而使帝国主义者有了这样的资力，让他们能在五、六年之内去资助这些计划：──从拉丁美洲的“军事使节团”与“反叛乱顾问队”起，一直到越南的战争，其中包括它在全世界兴建与扩建数十个空军基地，耗资达成百亿之巨；可是这样干，它却不曾损害到美国工人的生活标准；这是说，它不曾立即地打乱这个美国堡垒中的政治安定与社会安定。
美帝国主义的力量，其扩张及其傲慢，当它在五十年代在对付殖民地革命上以及和苏联所作的权力斗争中失败之后，此时似乎达到了新的高峰。
越南战争也是美帝国主义此一反攻的高潮，同时也好像是它的顶峯。越南战争成了此一局势的转折点。由于越南群众的不屈不挠的扺抗，殖民地革命能够将自己的力量再度结集，并且在几个重要地区卷土重来。同时，美帝国主义的社会矛盾又大大地尖锐化了。越南革命的深厚影响，达到了全世界最有政治觉悟的劳动群众，而此一事实，又多少激起了官僚堕落的工人国家中群众反对官僚的直接行动的复兴。
美帝国主义将越南侵略战争升级，目的不仅在于堵塞革命，使它不能进向具有明显的经济意义和战略重要性的区域（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不仅在于造成一个“威慑力量”去反对亚洲胜利进行的革命（这革命代表着国际帝国主义制度的一种世界规模的大灾难），它而且要藉此吓倒一切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国家中的（如果不是全世界的）剥削群众。它要用这个恐怖例子，使这些国家里的群众注意，如果他们走上革命道路的话，他们将面对世界上最强大的那架军事机器，他们将要为自己企图从资本枷轭中解放出来而付出血和毁灭的可怕代价。如此，越南抗战的结果，具有决定性的重大意义。
今天，越南群众的战斗的革命热情──它是近代历史上无可匹敌的──已经挡住了帝国主义者，使他们无法完成侵略的主要目标。越南群众虽然从各个工人国家所获得的军事援助是完全不够的（因为苏联乃是最强大的工人国家，对此它应负最大责任）；虽然克里姆林宫及其代理人们曾经不断施加压力，想强迫越南革命对它的侵略者采取一种比较“负责的”态度，让侵略者能“挽回面子”；虽然国际上号召与越南团结的运动也不够规模，以致它未能吸引帝国主义国家工人阶级中具有决定作用的阶层来采取行动，以便实际上阻遏帝国主义的战争机器；可是，不管这一切，越南群众却已取得了这个胜利。
1968年的新春攻势表示出越南革命拥有巨大的后备（在城市群众中都能找到后备的），可以用以进攻；它表示出反革命入侵军队的军事局势是恶化了。侵略的升级，开始在美国帝国主义者面前充分暴露了他们所面临的进退两难。
因为，在越南的革命力量面前作任何战略性的后退，固然只能鼓舞越南诸邻国乃至全世界的革命势力；可是将越战延长，那末在泰国与缅甸也将发生同样的影响（在那两个国家内，游击战运动已有重大发展），同时对印度尼西亚的革命也要发生影响。看来好像是离奇的，在印度尼西亚，越南战争已开始毁坏帝国主义在近年来所获得的那次最大胜利的成果──这个胜利便是1965年10月印度尼西亚革命的失败。
同时，一部分美国资产阶级已经惊惶地认识到，即使他们那庞大的资源，也不足以同时做下述的事情：跟苏联从事核子武器的竞赛，在越南进行“常规”武器的战争，巩固全世界的资本主义，以及在本国内部进行最低限度的改良，藉以缓和社会矛盾的紧张。帝国主义为了继续越南战争而付出的经济上的代价，已经加速了通货膨胀，加深了国际货币制度的危机，并带来了帝国主义相互间矛盾的加重；越南战争又使帝国主义减少了对殖地资产阶级的“援助”；而且又使它减少了款项去进行美国内部的“对贫穷作战”，这项“作战”的用意，原是为了要解消该国非洲裔美国人问题的爆炸性质的。越南民众胜利地抵抗了美国主义的侵略，给了美国黑人与学生以鼓励，使他们组成了先锋队，这是主观方面的；此外，在客观上，越南战争的影响，使反战运动有了空前的生长，以及黑人群众的普遍激烈化，二者结合到一起，便造成了美国自1929──36年危机以来最有爆炸性的国内危机。
这样，美帝国主义之不能阻塞世界革命的浪潮，已属明显。
美国的此一失败，其主要的历史原因，有三个方面。正如决议案《今日世界革命的动力》中所着重指出，帝国主义不能使半殖民的政治局势和经济局势稳定下来，造成了半殖民地国家中群众运动迅速复兴的可能性。印度尼西亚的例子提供了一个典型的说明，它说明帝国主义之不能长期扑灭殖民地革命──印度尼西亚的革命1965年10月遭到了最重大失败，可是跟着来的却是失了控制的通货膨胀，生产力低落、饥荒，以及普遍的贫困。
帝国主义国家自身在社会制度与经济制度中的新旧矛盾，继续周期性地引起紧张与危机，而这些紧张与危机，又可因殖民地革命的前进而受到剌激。最后，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中，其中大多数的人类正在向资本主义制度挑战，那末即使是有史以来最强一个国家的经济资源，都不足以使这个国家扮演世界警察的角色了。再由于图使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军事、外交、经济兴财政方面的政策长期协作的一切尝试，总与帝国主义相互矛盾的固执存在，发生冲突──这使美帝无法成为世界警察一事，更加无可置疑。因为这种长期协作的企图，归根结蒂说来，总会遇到因生产工具私有制的继续存在而生的障碍，总会遇到因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继续存在所发生的障碍。
越南的经验，已指明了苏联官僚那个论据的虚妄，它说：和平共存的战略，能使革命祗因全球势力对比的改变而在全世界和平地进展，至于革命战争与武装起义，则据说是有促发世界核子大战之虞的。
其实，一个革命如果不和帝国主义的军事干预相冲突，那是决计不能进展或胜利的。将革命扩展到整个世界，乃是唯一的道路，藉此可以强迫帝国主义分散其力量，并在世界规模中挫弱它。核战的威胁无疑是存在的──但这不是因为这一或那一革命战争之故，而是因为核武器存在于帝国主义国家中，首先存在于美国之故。要一劳永逸地消灭这个威胁，只有靠推翻美国的资本主义。
最后分析起来，帝国主义这次反攻之所以失败，乃是此一事实的表现：全世界诸般力量的对比已太不利于帝国主义，使它无力去逆转帝国主义边缘地区的趋势。没有疑问，如果曾经有一个国际革命的领导机构，它能够将一切反帝国主义的势力安排成一条联合战线，去对抗帝国主义的全球性的反革命战略，那末国际形势会在远较有利于革命的方式中发展了的。不过，纵使没有一个有效的世界革命的领导机构，帝国主义还是不能逆转那种势力的对比关系。一旦那最被压迫与最受剥削的各个阶级，或至少是其中最有警觉性的部份，开始在国际范围内觉悟到这一个具有决定性的事实，即：在今天的世界上，像小小一个越南那样的英勇战士，都能阻挡住有史以来最大的那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战争机器，那末帝国主义的处境便将开始一个新与严重的恶化过程了。
首先，帝国主义所面临的矛盾与困难，在许多方面都加重与增大了。东南亚洲的殖民地革命已开始复兴。各个帝国主义间的矛盾也加重了。第二，帝国主义在其边缘地区所遭到的失利，业已大大地助成了帝国主义制度心脏地区的革命危机的重来。这连美国本身都是如此的：由于黑人群众的斗争，已重新产生了革命危机。
1968年5月法国的革命高涨，乃是这次革命再起的第一个激动人心的例子。
越南革命抗击侵略的胜利，与中心帝国主义国家中革命斗争的再起，其间关联，无论就主观或客观方面看，都很明显。
主观方面，越南抗战促进了帝国主义国家中一个新的青年先锋队的形成，它非常有助于使这些年青人脱离传统的改良派与史大林派机构的影响，而且帮助他们在和传统政党、和资产阶级以及和资产阶级国家的镇压机关进行不断地升级的冲突中，取得经验，增添勇气。
客观方面，因越南战争而生的经济上与财政上的后果，早已加重了美元危机，增加了国际货币制度的紧张，并使各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越发尖锐，这样，国际资产阶级能用以缓和了1966──67年经济衰退之后果的那笔贮备金，现在却渐趋耗竭了。资产阶级再不能采取让步政策了，在所有这些经济因素的压力之下，几乎在全体帝国主义国家中，资产阶级都不得不触犯现有的生活水准，不得不侵犯被工人们认为是既得权利的某些改良措施（特别是全体就业与边缘利益（Pringe Benefits）二项，译按：指职工们按实际消耗的工资之外所获得的补贴，例如假期津贴之类。）这一来，又推动了某些部门中阶级斗争的复兴（这些部门是最不受工会官僚的控制的），并且震动了前一个时期存在大多数帝国主义国家中的相对的社会安定。
帝国主义对殖民地革命反攻失败，产生了客观的与主观的后果。由于这些后果的剌激，帝国主义社会内部的社会矛盾加剧了，而此一加剧，在最后分析中，正是解释了西欧何以能发生新革命兴起的客观原因。这个新的革命兴起，刚巧配合着中东欧官僚主义堕落工人国家中，或畸形的工人国家中，群众中改良幻想与政治淡漠这一个时期的终结，所以它深刻地改变了世界革命三个主要部门之间的相互关系。此一事实的最初标志，可见于1968年6月间南斯拉夫学生们的行动（其规模甚大，其政治水平甚高），亦可见于1968年8月以来捷克工人们所表现的战斗性及其不断高涨的政治激化之中。
20年来，世界革命的重心移转到了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国家。中国革命的胜利，刚巧与西欧战后革命浪潮的败及美国麦加锡主义同时到来。今天，1968年5月法国革命的高涨，预报了一个历史转折点的来到。大不列颠发生着足以影响社会的、经济的乃至国会民主制的深刻危机；西班牙有了革命前期的局势；西德工人在长期消沈后的激动；意大利群众的兴起及其予社会结构与政治结构的震撼：所有这一切，都不是孤立的或一时的现象。
即使在美国，也出现了一个30年来无可伦比的激进化过程──这都表明出新的革命兴起乃是一个深刻的与普遍的现象。
西欧发生了新的革命涨潮，并不意味着殖民地革命已失去其重要性。相反，此一革命兴起的一个最有戏剧性的结果，极可能是帝国主义将被迫把布置在全世界的财力与军力重新分配，这一来，将替殖民地革命在许多战线上减轻压力，以此剌激起殖民地革命再起及其新胜利的获得。
这次新的革命的兴起，意味着主要属于无产阶级的种种力量以及具有革命马克思主义的与工人民主传统的各个先锋政治流派，将置身于斗争的中心；它意味着他们的干预事变的方法，他们的行动方法，以及他们的组织方法，将更加接近无产阶级革命的列宁主义的标准。这样一来，无产阶级及其最有价值的与最特殊的传统──他们的分量将在世界革命的整个过程中大大地提高和增加。这一点，无论对于殖民地革命或对于官僚变态的工人国家或官僚堕落的工人国家中的政治革命，在其过程与方式上，都将发生深远的影响。这个同一过程将唤起美国的无产阶级，他们之进入政治舞台将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藉以阻止美帝国主义在其统治制度遭遇最后危机时进行核子战争。这将大大有利于第四国际的建立，大大有利于第四国际图谋促进的各个新的群众性的革命党的建立，大大有利于第四国际新支部与各个同情组织的建立。（未完、待续）
二、法国的新的革命兴起及其国际影响
1968年5月发生于法国的革命涨潮，是因学生罢课及5月10日至11日那个夜里的巷战所引发的。这次革命涨潮乃是30年来西欧最广泛的一次革命动员。它甚至把居民中最属边缘的阶层都包括进来了，还吸引了新中等阶级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资产阶级的国家几乎瘫痪了两个礼拜。示威者们的旺盛斗志，使得他们与镇压的力量作了许多次直接冲突。发生了好多个这样的例子：群众自发地行动起来，趋向于建立他们自己的监督，甚至建立自己的权力，以此反对政府机关，反对工厂经理，并反对与资产阶级国家相结合的其它机构。
在几天之内（5月24日至30日），1968年5月动员，客观上已将推翻资产阶级秩序与夺取政权，提出于议事日程。由于没有一个可资选择的、在工人中具有足够威望的领导存在，甚至没有这样一个领导的部分的存在，致使传统的领导者，其中最重要的是“CGT”（法国总工会）与法国共产党──它们拥有最大多数的工人──能够出卖了这个运动，将它转向经济性的目标。在这些罢工中，工人们表演出一种强烈的战斗性，以致在好些情形中他们摆脱了正式工会领袖们的控制。除了规模极大这一点之外，1968年5月的革命高潮还有着下述这些特点，使它有别于1936年乃至1945──47年的两次高潮：
一、这次的导火线不是（人民阵线的）选举胜利，也不是一个工人国家和民主帝国主义国家联盟的军事胜利，而是大学生、中学生、与广大年青工人的一次斗争。这次斗争，无论就其所采取的形式（与国家的镇压暴力相对抗），或就其所表现的政治水平（为社会主义与国际主义而斗争）说，都是革命的。
二、一支革命的先锋队，它在政治上独立于诸传统领导党（其中包括史大林党）之外的，在巴黎的几次示威中具有了群众性的规模。
三、国际上的前后关系。1936年，面对着纳粹主义在欧洲的扩张，面对着史大林主义的最丑恶的诸方面在苏联的发展，西班牙和法国的群众进行了斗争。1968年5月高涨却是跟随越南人民的春节攻势而来的，同时还发生着好几个帝国主义国家中的学生斗争与工人国家中的新的反官僚主义的突击（捷克诺伏特尼倒台）。
四、大、中学生与年青工人起了特殊作用，他们成了运动的“起爆管”与矛头。传统的工人运动陷于政治的改良主义之中，陷于停滞与淡漠之中，工人政党和工会机构，多少都进一步地和资产阶级国家结合到了一起，在这样一个历史环境中，青年人的需要以及他们的愿望实在是被忽略了，它们被既存的社会所弃而不顾。结果，青年们便抛弃了那些传统的领导者，包括史大林派在内。史大林派的威望，又因为在早几年内的解脱史大林化运动，因为中苏冲突，以及因为他们不肯充分保卫越南革命去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而大大损坏了。新资本主义之不能在物质与文化上满足青年人的要求，青年人中失业现象之再度出现，给此一激烈化过程创造了客观基础。这些斗争的新特征之一，乃是有大量很年青的群众的参加。
运动初起之时，虽然规模很大，可是那个政治上独立的先锋队，除了几个小的政治组织（托派，毛派与无政主义派）之外，却没有别的政治组织可以利用。运动在工厂中的基础是不足道的。工厂中原不乏富于斗志的分子，但是工会机关却数十年来都在扼杀一切少数派，将一切有反对法共路线的嫌疑者，都排斥于工会领导之外，甚至不让他们担任最低级的工会职务。再，当运动开始之前，一方面的大、中学生，和另一方面的年青工人之间，并没有接触。只当学生行动之后，在行动过程中，那些在工厂中觉得无可凭以团结的年青工人们，纔愈来愈多地、逐日增加地、去参加学生们的行动。
法国共产党和法国总工会诸领袖所干出来的叛变行为，可归结如下：
他们反对学生的革命斗争，而且做了他们力所能及的一切事，去阻挡学生们在政治和组织上与工人们联合起来。
他们把不同范畴的工人（私有工业的，国营部门的，民用事业的）分裂开来，却不将他们在一个共同纲领上联合起来。
他们以总罢工业已在事实上存在为借口，拒绝宣布总罢工。他们拒绝的真正理由，乃是要避免提出为政权而斗争的那个政治口号。
他们与政府及资方进行谈判，却全不顾及工人们的需要；他们接受了卑鄙的协议，这些协议立即为工人们所拒绝。
他们从未主动地采取过一个步骤去动员罢工者，却只是教他们自闭于工厂之内，或简单教他们回家去，甚么事都不要干。
他们无休无止地攻击与诬蔑“左仔”，这跟过去的情形一样，他们是在隐隐中鼓励政府用暴力来对付“左仔”。“但他们又从不把群众组织起来保护自己，反抗反动队伍与国家的镇压力量”。
他们从来不曾提出过解散“行动队”与“共和公安警察”的口号，这些武力是政府用来镇压学生的。
他们将派系的利益置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利益之上，他们卑鄙地拒绝保卫“外国”战士，不反对政府对这些所颁发的迫害法令（康．本狄事件）。
他们从来不公开谴责米德兰与孟德斯──佛朗士二人的阴诡计，却追随在“左翼民主派与社会主义者联盟”的后面，企图弄出一个“共同政纲”来，而这与政治局势却是毫不相干的。
他们对戴高乐一时决定举行的全民投票问题，采取了模棱两可态度。
他们从来不曾企图去推翻戴高乐，却首先接受了戴高乐关于国会选举这个决定。
他们不愿利用这个趋向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却去寻求一种资产阶级的“新民主主义”方式。
法国领导人的此一叛变，乃是法国资本主义手里的王牌。这个资本主义曾经瘫痪了15天，它的武装镇压力量不能对付此一运动的一个部分呢。因为这个运动不但普及于大小城市，而且把农民中的大部分都卷进去了。
虽然发生了这个叛变，法国工人们却不曾遭到失败。革命运动分裂成为各个经济性的罢工，在罢工中他们却是有所获得的，获得的大小依工业部门的不同而异，但一般说却是可观的。工人中的大多数都没有觉得受了挫折。而且，有一小部分工人却认识到了传统领导机关的叛变。在运动过程中，工人们再度学习了斗争的阶级方法，这些斗争方法，例如上街示威，不顾法律手续而直接号召罢工与示威，等等；那些党和工会领袖们已经不用这些方法有15、20年之久了；可是在运动中，这些方法却表示出比请愿以及其它的合法步骤，比国会动议等等，要优越得多。工人们屡次反对和驳斥了他们的领袖们，有名的则如他们不接受那个“格兰纳尔路”协议；领袖们的权威受到了损害。罢工的继续，显着地表明出许多重要部门中工人们的斗志高昂；而由政府与老板们合搞的一些挑衅阴谋，不管那些领袖是怎样地卑法，却常常引起勇猛的反击（例如在佛林的雷诺工厂中）。
1968年的五月运动有不少极重要的收获。除了出现了一个较法共为左的先锋队伍之外，其中之一便在于它让我们见到了“两重政权”的多种形式。这些表现形式，规模有大小，时间有短长，却总是表示出五月运动远远超出了一次为争取起码的经济要求与社会要求而斗争的界线，它们证明出有一部分的运动参加者已经有意识地提出了更为彻底性质的目标。
在1968年的五月动员中，让我们（虽然还是在不充分的方式中）初次看见了一个过渡纲领实行起来的近似模样。过渡纲领实行在工厂里（那里，在好几个情形中都发生工人管理与工人经营的问题），至于在大的公用事业中那就更不用说了，因为那些事业在当时都是部分或整个为各该事业的职工们所经管了的。在许多职业界中（自由职业者，专家，体育界……），也都有同样的发展，人们反对着那些官方机关。不过在各级教育机关中，过渡形式问题提出得最为深刻。
将这方面的经验做一个总结，定可提供许多要点，藉以起草一个具体的为法国之用的过渡纲领。将工人监督生产问题作为工人管理生产的初步──此事必须成为工厂中先锋战士们中心关注的问题。与此一问有直接联击的，乃是用民主方式选举委员会的问题。这次运动的最大弱点之一，在于这样的事实，即以“罢工委员会”名义出现的组织，差不多都就是当地的工会执行委员会。而这些委员会相互间的联击，则是通过工会官僚的机关来进行的。在大多数情形中，这些“罢工委员会”把法国总工会的政策传达给工人。可是真正的罢工委员会，即不问是否工会会员，由全体工人以民主方式选举出来的罢工委员会，如果有了的话，却可以真正表达普通工人们的意见的。它们可以用一种非官僚主义的联络网，将自己联合起来，而真正革命的领导机关，也可以由此确立了的。
1968年五月革命高涨的另一个重要收获，在于我们见到那些传统工人政党对于大中学校学生影响的衰退。今天，自从史大林主义得势以来第一次，革命力量能够对整一个社会阶层争取到政治上的领导权，甚至争取到组织上的支配权──这个阶层，和产业无产阶级比较起来，虽然在数量上居于少数，在地位上属于边缘，但它能经由各种社会的传达带（职业学校，过去大学生与大学毕业生在工厂中的职位）对工人发生影响，更不必说它特别对工人阶级年青人所能给予的主观的冲击力了。拟订出一个过渡要求的纲领，使法国革命者能巩固其政治领导与对群众的影响（尽管在学生环境中，由于其社会性质使然，这个影响不可避免地会时起时落的），乃是我们目前的一个主要的任务。
1968年五月运动这两个重要的收获，已经造成了在法国建立革命党的大为有利的条件。目前还不可能建立一个群众党；但已可能建立一个比一个宣传组织为大的党了。现在我们能够创建一个组织，它能将比较广泛的力量动员起来，使他们行动，藉以影响工人阶级先锋队中狭小的一个部分。最后分析起来，此一建立革命党条件的改善，乃是五月革命高潮之最重要的结果。它是一个最佳保证，保证那次高潮不致于成为一次孤立的爆炸，不产生重大后果的爆炸，而成为时间上能延续数年的一系列暴力斗争的开始。
法国的革命高涨，复兴了欧洲大陆上的社会义主革命。在这一点上说，法国的革命运动给世界革命的三个部门（帝国主义本国内部的无产阶级革命，殖民地革命与工人国家中的反官僚主义革命），造成了一种新的相互关系。它开始创造了一些条件，可凭以克服那些歪曲和矛盾，这些歪曲和矛盾是我们在过去25年内见之于世界革命中的。
法国的革命运动戏剧性地恢复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而这个主义，过去却只有第四国际纔不断加以保卫的。法国最近的革命运动又在极不同的各个方面，使许多经验的教训丰富了起来。
法国的革命涨潮已经对半殖民地的一些国家发生了影响，其中显着的乃在拉丁美洲的诸大城市中（里约热内卢，布宜诺斯艾里斯，智利的圣底亚哥），以及法国帝国主义至今仍保有重大势力的国土中（如达卡）。这种革命涨潮，给了越南与社会主义古巴以它们从来获得的援助中最大的一宗援助。
法国的革命危机已经在南斯拉夫引起了重大反响。在捷克斯洛伐克，也发生了声援法国学生的示威游行。中国政府则为它自己的目的，曾经组织了许多次大规模示威，声援法国无产阶级的行动。在其它工人国家中，即在苏联与东欧的工人国家中，那些政府之曲解法国的革命运动，却比《人道报》（法共机关报）更为无耻。他们单单强调了工人们的经济要求，毁谤与诬蔑了“左仔”，在最紧急的关头拥护了戴高乐，只当革命运动业已被史大林主义者的领导人出卖之后，他们纔开始去批评戴高乐，批评他的反共声明。
不过，关于法国事件的真相，不久当会大白于那些国家中的，而史大林主义者的谎言，将只能加强那些国家中人们对官僚制度的反抗。近年来苏联当局对知识分子与大学生的镇压，表明出：一旦苏联群众反官僚统治的革命大斗争蓬勃兴起，学生也将发生重大作用。1968年的五月风暴，大大加速了苏联内部政治革命的过程。
法国革命的危机表达了，而且有力地剌激了几乎存在于一切欧洲国家中的那些深藏着的流派。
史大林与民主帝国主义国家签订了雅尔塔、德黑兰与波茨坦协议，阻遏了战后革命浪潮之后，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便被冻结了。将欧洲社会主义革命压下去的，一方面是俄国革命之史大林主义的堕落；另一方面是1933年德国工人阶级的失败。现在，这是首次，一次巨大的革命突击给欧洲工人打开了新的远景。危机所以会首先在法国爆发，那是由于法国的经济局势，这个局势，虽然经过法国资本主义在战后时期的改变，却仍旧是危乎殆哉的；它又由于戴高乐政制所造成的政治局势，这个政制，在“强力国家”的伪装之下，却以其日复一日的举措，消除了国会代表制所提供的种种缓冲器。在所有最重要的方面，都是凭一个人的专横意志，或凭极小一羣人的专横意志来行事的。
实际上，新资本主在所有的欧洲国家中都显示出同样的脆弱性；法国的风暴只是即将出现于欧洲的种种危机的先驱。
客观的条件，迫使欧洲的资本家不得不集中其生产力于共同市场这个狭隘与反动的框框中。同样的客观条件，将不得不使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在欧洲的工人运动中重新找到它的最高表现，复活一个群众性的革命国际。在五月中，革命先锋队的街头示威，极清楚地表示出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这种表示证明出：群众性的革命国际的建立，不久将成为欧洲革命先锋队的主要任务，也将成为全世界革命先锋的主要任务。
三、帝国主义长期经济繁荣的完结
在美国，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开始起，在西欧和日本，则自从战后的经济再改造时期起，各个帝国主义国家都曾经经历了一个经济扩张的长时期，这种扩张，若和过去资本主义的一些最好景时期相比，纵使不曾超过，但也不会逊色。
当然，这次经济扩张发生时的世界环境，与以前的有所不同，这一次，经济扩张并不与资本自由剥削劳动力的地区扩张同时发生，相反，与它相偕而来的乃是这些地区的缩小。这不是一种无间断的好景。在此一时期中，除西德外，帝国主义的经济都曾经经历了许多次的衰退，这一切都让人记起：资本主义是没有能力解决它根本上的经济矛盾的。还有，与帝国主义经济这一次的扩张同时，各个工人国家却以更快的速度发展了经济，而在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国家中，经济却陷于停滞，这两者都强调地指出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危机。
最后，我们还必须记得，帝国主义经济，首先是西欧经济，它的扩张并非自动地由于自然的各个经济力量的作用而发生。相反，它一方面是改良派与史大林派领导者断送了战后欧洲工人阶级的革命时机的结果；另一方面，它又是美帝国主义大量援助的结果──美帝国主义在战争直后的一个时期内，曾经集中全力来巩固并恢复西欧的资本主义。
不过，所有这些保留，都不能使我们对于帝国主义经济这一次长久的扩张时期，低估其规模与意义。我们一定要认识这个事实，即：纵使有14个国家已经脱离了资本主义的剥削，但帝国主义的经济还能有这样的一个繁荣时期；当各个殖民帝国已经瓦解，帝国主义国家经济所能获得的殖民地超额利润正在倾跌之时，可是这些国家的经济却同时能实行非常的扩张。我们还一定要将这个事实解释明白。
否定这样明显的事实，并不意味着对于“工人阶级的革命潜能保持了不动摇的信心”；这种信心的基础原本是严格地对于客观现实的科学性的把捉，如果否定事实来保持信心，那就是将这个科学基础变成了为马克思主义所不齿的一种教条的宗教式的欺人之谈。不过，如果将分析只限于对目前的事实，不指明它们深刻的与长期的趋势，不阐明基本的矛盾并进而揭露其历史的有限性与过渡性，那显然成了庸俗的经验主义的牺性品。这样办的人，将成为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俘虏，这种思想曾经用各式各样的调子，宣称资本主义业已发见了方法，可以“稳定”那继续不断的扩张并保证全民就业。
一般说，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已能避免了这两个孪生的毛病。他们曾提出了有关帝国主义经济长期扩张诸原因的全面分析，这分析符合于马克思的整个学说。
帝国主义国家20年来（在美国则是30年来）继续不断地维持着非常高度的军备生产的支出，此事刺激了技术，使它加速更新，而此种技术更新便产生了资本主义经济的扩张──这个现象是为资本主义历史上前所未见的。它的结果是使大部份的帝国主义国家，在国内完成了一次更彻底的工业化；而在此过程中，在有些国家，例如在法国、意大利、加拿大与西班牙，还发生了社会结构上的一次真正革命呢：农民在人口与经济上的重要性急速下降了。为了要保护这个扩张，使它不致因而一再发生生产过剩的严重的周期危机，人们就有系统地，故意地造成了一种永恒信贷与通货膨胀的制度。这个繁荣好景，是用一笔空前庞大的债款支持着的。生产过剩并不会消除。它只是，一方面被掩盖起来了，它为因通货膨胀而生的购买力所掩盖；另一方面它是被“冻结了”，被这样一种情形的“冻结”，那就是：在许多任务业部门中（煤炭、造船、钢铁、纺织、石油化工以及将来无疑地会在汽车业中），出现了愈来愈大的过剩容量。
此一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达到了三个结论：第一，推动这个长期扩张的一些主要力量，正在逐步地自行耗竭，因此，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竞争，便愈来愈明显地紧张了；第二，故意应用凯恩斯所倡导的反衰退方法，将会增大全世界的通货膨胀，且使各国通货的购买力不断消蚀，终于会使国际货币制度发生很严重的危机；第三，上述这两个因素合在一起，将产生越来越多的有限度衰退，这使经济发展的过程，趋向于帝国主义经济的总衰退。这个总衰退和1929──32年的大不景气比较，当然在规模与持续方面都一定会大不相同。不过，它总会打击所有的帝国主义国家，并大大超过去20年中的历次衰退。前两个结论现在业已实现。第三个结论将实现于七十年代。
1966──67年时期发生于西德的第一次真正衰退，很明显地证实了资本主义经济循环起伏的必然性。那一次衰退，适与英国的战后第五次经济衰退同时来到，几乎影响了欧洲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只有意大利能够避免了它的影响，因为在那里，1964年已经发生了一次严重的周期性的下跌。那一次的衰退，是欧洲从第二次大战以来最严重的一次，使失业人数达到了三百万。只因与此同时，在日本出现了景气，而美国经济又踏入了初步的景气时期（在此之前，美国正经历了一个温和的与短期的经济下跌，即所谓“货单清算的下跌”（Aninventory Lipuid rion Downturn译按：意即指存货销售量的下跌）。这样，才算勉强逃过了一次遍及整个帝国主义的总衰退。
不过，那次衰退虽然只限于欧洲几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却已经严重地加剧了帝国主义之间的敌对。英镑贬值；詹逊政府采取了“保卫美元”的措施，1968年11月法国法朗的暗中贬值；日本的汽车制造商大量侵入欧洲市场；美国托辣斯与欧洲托辣斯在共同市场进行竞争；欧洲资本主义各国自身经济合并而生的危机（表面上它是戴高乐拒绝英国加入共同市场所引起，而其实，它首先是由于几主要国家的资产阶级，面临国际帝国主义经济扩张之普遍放慢，因此发生恐惧与踌躇所引起的）──这些乃是此次帝国主义间相互竞争的主要表现。这个竞争必然使资本集中──在许多场合，还是国际间的资本集中呢──达到新的与更高的阶段，且因此会一般地大大增加过剩的生产能力，会增加债务，会减少垄断托辣斯的利润率。经济生长率第一次放慢所产生的结果，即竞争与愈来愈烈的资本集中，一定会反过来，使经济生长率更进一步地放慢和低落。
因此，所有这些因素，联合到一起，正在腐蚀那个基础，即腐蚀30年来得以建立庞大的债务与通货膨胀的那个金字的基础。美元与英镑，国际资本主义经济称之为“储备货币”的这两种通货，人们对它们的信心已深刻地动摇了；其势已阻抑了国际资本主义贸易的扩张，妨碍了国际支付手段的扩张。至于想回复金本位，那么在衰落的帝国主义世界中，它与强大的反资本主义力量短兵相接，因而是办不到，因为采用金本位制有引起一次经济大恐慌的危险，这个恐慌之大，资本制度将无法忍受。
但是在同时，不断的国际通货膨胀，越来越尖锐地与国际资产阶级中尚在成长的一部分资产阶级的利益发生了冲突。经济成长而缺少对美元的信心，势必越来越减低国际清算制度的扩张，可是此时为了要使好景重来，却迫切地需要这种扩张的。这个矛盾，从下面的事实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新德里国际会议（即1968年初的联合国贸易与开发会议──译注）的失败，帝国主义各国不能增加它们对半殖民地国家的“援助”（这首先是援助它们各自的出口工业），正是与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贸易扩张已出现停顿的初步迹象同时发生的。
美帝国主义无疑还拥有足够的储备与资源，藉以继续一个时期，在美国实行凯恩斯方法而不必直接打击到美国工人阶级的生活标准。但是长期性的支付平衡上的赤字是必须设法终止的。终止赤字的要求产生了一种非常大的压力，以致美帝国主义不得不采取办法，对世界货币制度的膨胀性的扩展，加以重大限制。这个愈来愈普遍的通货紧缩的压力，正在对愈来愈多的帝国主义国家，强行一种共通的货币纪律与财政纪律；这个纪律，在很大范围内，是对各国更迭的政府所选择的经济政策独立的。就这样，这些国家，便一个跟着一个地，给引进到一条共同潮流，而这条潮流则将在不多几年内，把它们统统送到总衰退的目的地。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帝国主义经济的最显着特特征之一，就是：各国的经济衰退并非全世界同时来到的。美国在1949、1953、1957与1960这些年中所发生的衰退，固然曾经在英国经济以及一系列其它较小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中，多少引起了立即的反应，但这几年中西德经济却始终保持着繁荣。日本的经济衰退一直要到1965年才发生，可是正在这一年，法国和意大利的经济却已经由下跌回升了。1966──67年德国与英国发生衰退，同时我们却在意大利和日本看到了繁荣，那时在美国，至少也一部份维持了高度的经济循环。
各次经济衰退在时间与空间上的分散，很明显，曾经有助于和缓经济业务的下跌，使它所影响的规模较小，延长的时间较短。对外输出的增加，每一次都能补偿国内市场上销售量的下跌。这种局势的原因乃在于下一事实中，即经济衰退之所发生，最后分析起来固然由于生产投资的减少，即由于发生了过剩能量或“冻结”了的生产过剩，可是它们的近因却在于政府的措施──信贷限制与通货紧缩政策，其目的或者为了想平衡国际支付，或者为了要“在过热的经济上泼点冷水”，或者同时为了二者。正是普遍的扩张倾向与国际性的通货膨胀这两者的联合作用，使帝国主义世界得能在货币与财政方面实行这种广泛的操纵。
这两种刺激物已开始减弱其力量，那就大大减少了每一个帝国主义政回旋操纵的余地。当国际财政情形终于使英国认识清楚，英镑贬值不足以使英国资产阶级赢回她已失的国际市场之时，威尔逊政府总算在痛苦中学识到了这点真理。因为各国中央银行之时的密切合作，这两个刺激物的逐渐失去效用，其结果势必要强制施行一些愈益严峻的纪律。此事正在促使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的货币政策实行更紧密的协调，而这种协调，又将必然地，使各国经济衰退的同时发生，迟早会到来。
各国经济衰退的同时发生，其根源在于生产过程之中。最后分析起来，它反映出资本的愈益国际化；在不同的帝国主义国家经济之间，各自的生产水平与竞争能力，已变得平等起来。在这样条件中，货币与财政上运用手腕的余地是大大地缩小了。每一种手腕的运用，无论通货紧缩也罢，货币贬值也罢，或采取关税保护主义也罢，都会立即给其它帝国主义国家的济带来不利后果，因此，使这些国家采取同样办法。事实上，各国中央银行之所以要密切合作，此事本身就是在主观意识方面表示出下面这一个客观现实，即：帝国主义国家，纵然是其中最强的一国，都不能同时既逃避帝国主义间内部竞争的强迫性，又避免别国实行货币报复──此种报复是必然会引起的，只要有谁企图藉财政措施之助以增强自己的竞争力量的话。
从历史观点看，国际帝国主义经济自1940年至1965年那次长期扩张之所以会接近终点，除了货币问题，信用制度或资产阶级国家的干涉政策之外，还有更为深刻的原因在。它表示出生产力扩张与私有制的制动作用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虽能以一时的方法将它压住了一个较长时期，它却终于以有力方式再现出来了。这些方法的有效性正在消失。通货不断膨胀的刺激，让通货膨胀在世界贸易上的消极影响给对销了。军火生产的刺激作用，当此种生产达到非常大的比例时，其作用也就在减退了。要想好景再现，必须在军事支出上有新的增加，可是这样的增加，就算美国经济都再不能支持的了。半殖民地国家愈来愈显着的相对穷困，使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业总生产中，不断地减少着为这些国家所能吸收的那个部分。可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贸易──它在长期扩张期间曾大大增加了的──却越来越为帝国主义之间的竞争所限制，且因所有帝国主义国家的技术水平逐渐趋于平等而受到了限制。
总起来说，在这些国家中形成了的庞大的生产能力，越来越和资本体现的需要发生着冲突。只有正在扩张中的工人国家的经济，也许能替它们暂时起安全活塞的作用。不过，各工人国家与帝国主义国家间的贸易虽然不断增加，但数量还是太小，它不足以阻遏资本主义经济总衰退的到来。这项贸易之所以有限，一来由于各工人国家输出潜力很小，二来由于整个的国际环境动荡，长期信贷要冒很大风险，因此，要想在很大程度内克服此种贸易的有限性，不可能是不久将来的事。
四、官僚政制危机的新阶段与“经济改革”的意义
自从匈牙利革命在1956年被粉碎以来，东欧诸工人国家与苏联那几个官僚政制的危机，好像已经给压下去了。开始于1957年的，由“波兰十月革命”所争得的改良，大多被取消了；在苏联，苏共党第廿二次大会以后，解脱史大林化运动停止了；工人阶级处于消极状态；他们在政治上表示冷淡──这冷淡虽然短期间曾被古巴革命的胜利，及其与美帝国主义的冲突所打破，可是在稍后时期，即使中苏的争论都不曾震动他们──所有这些，都是官僚政制危机暂时停止的表现。赫鲁晓夫的经济政策，在劳动群众中显然是不得人心的，但是他的被撤职，一般人对它却无动于衷。即使是美帝国主义反对越南革命的侵略战争，它虽然吸引了帝国主义国家中先进的年青人，使他们提出了如此广泛与强烈的抗议，可是在大多数欧洲工人国家中，反应却很冷淡──虽然，我们必须提到：在东德、捷克、波兰，特别在南斯拉夫，学生们曾经以果敢的独立行动来支持了越南革命的。
要解释为何有此一长期的政治淡漠，要解释各个工人国家在经历了自1952──1957年那个激烈震动时期之后，为甚么会有将近十年之久的明显的再度稳定，我们得指出几个因素的相互作用。一般说，在五十年代初期与六十年代后期，群众的生活程度显然是不断上升的。最显着的是在苏联，东德与南斯拉夫，它们比其它国家，例如比波兰与捷克斯拉伐克，生活标准提高得更快。不过这个现象，也正解释了为甚么那里会出现一个滋长改良主义幻想的气候。匈牙利革命被扑灭，也助长了这种气候。由上而下渐进地实行“民主化”这一座海市蜃楼，又因文“自由化”运动的突起，以及人们对南斯拉夫工厂自管的发生兴趣，得到了刺激，这就造成了条件，使改良主义幻想的气候，得以稳定下来。
不过，在此种政治冷淡下面，还有一个更为根本的因素，在史大林统治时代，所有这些国家里的工人阶级，部分地除了南斯拉夫之外，都是政治上被剥夺了一切权利，组织上是被个别分散了的。各国的正式教条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自命为信徒的曲解，而事实上则是政治的压迫与社会的不平等，这二者之间的十分触目的矛盾，使工人阶级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发生了深刻的不信与怀疑。在经济的有力扩张时期，这种不信任心理上又加上了一种乐观主义──关于“个人成功”的可能性的乐观主义；在半停滞时期，这个不信任则与普遍的悲观主义结合了起来。不过对于那被官僚所污损了的共产主义理想失去信心，乃是工人们对于政治不感兴趣的根本原因。无论是“自由化”时期，亦无论是知识分子为增加社会主义民主而作的斗争，都不曾克服了这种冷淡，只因工人们认为──那是并非没有理由的──这些知识分子原是特权官僚中的一部份，并且觉得他们的“自由”政纲不怎么可爱，对工人们没有立即的好处。
不过，有一系列的因素，在好几年中，已开始在基础上掘毁官僚政制于1957年后重新获得的相对稳定了。这些政制的危机，再次使南斯拉夫人，波兰人与捷克人与捷克斯拉伐克人中间好些不同的阶层行动起来，苏联官僚为了此类行动亦有在苏联复活的可能，因而表示出狼狈。从这几个起作用的因素中，有四个须得着重地指出来：经济生长速度的放慢，加上近年来“经济改革”给群众带来的有害结果；世界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危机，即各工人国家之间与各共产党之间的关系上的危机；官僚们没有能力形成一个一贯的思想路线，去代替史大林主义的学说；美帝国主义侵略升级，越南劳动群众的胜利抗战，以及西欧革命鼓动与革命斗争的复兴，──这三者所给予各个工人国家的冲击。
各官僚堕落的或畸形的工人国家，在六十年代中经济生长率的稳步下降，乃是官僚制经济管理发生深刻危机的表现。当时代业已超过了工业化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上，所费代价几何是在所不计的），当经济的首先需要是要发展一个更为现代化的部门（电子工业，石油化学工业，自动化机械制度）与耐用的消费工业之时，过度集中的官僚计划是不能胜任的──这是一个公认的事实。但因官僚们不能用民主集中的工人自行管制来代替这个制度，它想寻找出一些“自动”调节机构来代替那矛盾的、混乱的、与愈来愈失效的自上而下的命令。因此，他们一般地都选择了这样的“经济改革”：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复活转来。在官僚们越来越求助于市场机器这件事情下面，潜伏着官僚们内部的一种抗争，它的一边主要是主管技术的一派，而另一边则是政治机构中的保守派，这一派源出史大林主义。
此一冲突之属于官僚内部性质，最明显地表现于那个对工人阶级所定下的政纲上，这个政纲是“自由派”的技术官僚们逐渐定下来的。他们没有一个地方为工人自管制度辩护，甚至在原则上都不曾表示过赞成。他们只是到处主张增加工厂经理们的权力，主张让工厂更加自主。所谓增加经理权力，其用意不仅是对中央计划处的官方而言，又是对工人而言的。这些技术官僚们主张实行严峻管理与经济合理化，益使工人们对他们发生了怀疑，因为实行这些办法的结果，一定要使大规模的失业再出现，要取消免费的与廉价的社会服务（例如廉价房屋），同时却又要增加社会的不平等，要增加官僚们的薪给与红利。
不过不管这一切，“自由改革”总是开辟了一种风气，有利于工人们创意力与政治活动的复兴──这是应该注意的一件事。但这并不是说，根据这一点，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要拥护自由派技术政客去反对保守派的政治官僚。无疑，此种官僚们的内部冲突，以及像捷克那样对作家，记者与学生作出自由化的让步，会使得工人们有更多的机会再度起来活动。而工人们的活动又会转移方向，进而反对那有害于工人阶级的经济“改革”的结果。但企图将这些国家中初生的新的先锋队限于这样一种“选择”，即只让他们在“较小祸害”（自由派的、技术专家官僚）与“回到史大林主义”二者之间选择，那便将使这个新的先锋队陷进到无法解决的进退两难的境地。只有提出一个勇敢的政纲，要求全面恢复以工人委员会行使职权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的民主，即是说，要恢复那种以政治革命的政纲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的民主──只有这样，纔能使工人们蜂涌地回到政治舞台上来。工人阶级对于整个官僚制度太敌视了，以致它不愿在统治阶级层的两派斗争中被人利用为简单的辅助力量。
在官僚堕落的畸形的工人国家中，知识分子与青年是首先起来的一个阶层。这个事实，不仅仅由于工人们仍然普遍地对政治冷淡之故。它又反映出官僚独裁在知识分子与青年中所引起的远较迫切的不满。工人们，在最好的情形中，已暂时满足于生活标准的改善；在工厂中，他们的工会权利也有了些许扩大。对于知识分子与青年人来说，艺术与文学上的创作自由，学术辩论，以及其中包含的政治辩论的自由，乃是一个最最重大的要求，没有这个自由，他们便有窒息之虞。官僚们取消了史大林主义的最极端的几个方面，却不重开真正社会主义民主的风气，官僚们只是给知识分子与青年取消了压制他们要求的那些最极端手段，却不去满足他们的要求。这就不得不引起日益怨毒的危机，这危机必然要爆发出来的。
因为官僚们在思想方面的失败，比之经济方面的失败（这方面的失败是局部的）远较明显，所以上述的发展这程就变得更加不可避免。为了代替史大林主义，官僚们至今都无法提出一种学说，即使是有最少一点连贯性的学说。他们甚至连重写一部自己的历史都无法做到。他们在这方面的破产，最最清楚地表现于他们年复一年地拼命重写关于哲学，政治经济与共党史的“手册”，这些书是改了又改，终于还是收回，不许销售流通。这方面的破产，如果我们拿来和苏联在自然科学与技术科学方面的显赫成就相比，那就更加明显了。
官僚们在思想方面的破产，又表明于“社会主义阵营”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继续增高的危机中。这个危机最后分析起来，决定于“民族主义”的各国官僚在利益上的冲突，它又反映出这些官僚对于帝国主义所保持的不同门系。不过官僚们，首先是苏联官僚们，不能形成一个表面象样的学说，关于各国对帝国主义的关系，或关于各国建设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的道路，使所有各个工人国家都能接受──这个事实，无疑也促进了该阵营内部的离心倾向。
从这个观点看，柯西金──勃列日尼夫时代，比赫鲁晓夫时代给苏联官僚制度带来了更多的灾难。14个工人国家中，现在已有八个脱离了克里姆林宫的控制（依时间先后为序：南斯拉夫，中国人民共和国，朝鲜民主共和国，越南民主共和国，阿尔巴尼亚、古巴、罗马尼亚、捷克斯拉找克）。自从捷克越来越自行其是以来，波兰与匈牙利也日益为自治所诱惑了。如果这个现象还不曾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中见到，那是因为这个国家里的官僚统治是直接依赖于苏联军事支持之故。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克里姆林宫的“和平共存”与“经济竞争”政策，已经使它失去了对南部亚洲与东南亚洲多数共产党的控制，并使拉丁美洲仍然忠于它的各个共党，变成为日趋弱小的少数。在帝国主义国家中，大多数共产党完全赞成这个政策，这使它们对于各该国蓬勃生长的青年运动，处于无法应付的困境，它们只能在非常有限的程度内，得以接近这个新的先锋队。
官僚制度的政治危机，它的辩证法并不曾依循了直线的与直接的途径而发挥其作用。在官僚化堕落的工人国家中的各个共产党中，在这些国家的青年造反派中，毛派的影响，即使卡斯特罗派的影响，都还很不足道，或者还是无力的。它们之所以会软弱无力，主要因为这些派别对于这些国家的问题，提不出具体的纲领或建议，以致不能鼓起他们的热情。毛派继续对史大林进行崇拜，使他们丧失了影响东欧国家中知识分子与学生的任何可能性。
但是官僚制度的国际性的政治危机，已经间接地影响了，并且继续影响着东欧工人国家中重趋活跃的那些活动的发展。各国“正式”议案的多样性，鼓励了批评思想的复活，增加了人们对于任何“正统”的普遍的怀疑态度。结果：官僚制度中派别与支派的数目就增大了。每一个国际上的对抗都成了进行辩论的机会，这些辩论使那因苏联脱史大林化运动之停顿而暂时中断了的论争，又复活转来。为社会主义的民主而作的斗争，纵然只获得了极其微小的胜利，都能产生国际反响，促成一个连锁反应。捷克学生们出来保卫受压迫的波兰学生，而波兰人与捷克人则一致同情那在苏联受到迫害的非正统的知识分子。
再则，北京反对莫斯科的宣传运动，无疑有助于毁坏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领袖的威望，也有助于毁坏苏联共产党领袖们的威望。由于论争上的必要，毛派曾经说出了能予“修正主义派”以毁灭性打击的，有关“修派”的真相，他们还提供了牵涉到各个亲莫科共党的一些重要事例，作为他们反修言论的左证。这个宣传在苏联，在东欧等地之所以不曾获得多少反应，主要因为毛泽东崇拜的发展以及与此有关的对史大林的颂赞，但虽如此，这种宣传对于资本主义国家中青年先锋队活动及其形成，曾经起了有贡献的作用，同时资本主义国家中的青年活动，又有助于在堕落的与畸形的诸工人国家中促成青年与知识分子中一些反对派思潮的兴起。从这个观点看，毛派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宣传，不管它是怎样的伪善，却仍有其特殊的重要重义，因为它在表面上是反对官僚制度的，并号召青年人必须起来“夺权”。此事的终极结果是有助于在全世界范围内掘毁史大林主义官僚制度稳定的基础的。
越南群众的抗美斗争及对帝国主义侵略者所取得的胜利，已经发挥了积极影响，使工人国家中的政治先锋队得以复兴。那里的造反的知识分子与学生，原本有一部分同情资产阶级“民主”的，如今这同情却因此而冷下去了，越南的抗战胜利还在他们的眼中打掉了美帝国主义的信誉。它像是一道电流，刺激起一股积极的团结的友谊，而此一友谊，又因为许多殖民地国家学生之来到工人国家中而增强了。今天，在工人国家中，一似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越南问题成为一种试金石，凭它可以分别出一方面的反动派与右翼，另一方面的进步派别。前一种人老是抱怨“为”了越南人与古巴人的利益而强迫东欧人民作出牺牲，他们宣称越南战争只是“大国之间的一种争吵”，他们对于越南人民的英勇抗战采取中立的或淡漠的态度；后一种人则举行自发的示威，要求对越南人给予更直接与更大量的援助，不应以纯粹口头的官样文章的声明一下“团结”为限。各个工人国家的各个不同派别对法国革命兴起所采取的不同态度，更是一个标准，让我们凭以观察它们的为右为左。右派惋惜戴高乐主义的削弱（因为戴高乐主义是有利于“国际关系的缓和”的）因而从右边去批评法共。真正的左派则对青年人的起义表示了赞同与支持，他们从左边去批评法共。
捷克斯拉伐克之走向一次政治革命，那是以最明显的方式，揭露了官僚堕落的工人国家中存在着的各个深刻的流派，同时也揭露了群众战斗性不断增加中的内部矛盾。在整整一段长时期内，大多数工人对于官僚中两派的斗争采取了旁观态度。直到1968年春末，他们纔开始行动，特别是提出了他们自己的要求来行动。群众之加速动员，起初因为捷克共党内部二派较量之时克里姆林宫及其卫星们公然进行干涉，后来又因为苏联的官僚们开始对捷克政府施加了政治与军事的压力。等到那为克里姆林宫服务的军事力量侵入捷克之后，群众的动员便立即达到了最高点。这是自从匈牙利的十月──十一月革命以来东欧所爆发的最大的革命群众行动。
在进向政治革命的路上，工人阶级群众开始提出越来越清楚的工人自管的口号──那口号的意思是要选出工人代表，直接参加对工厂与整个经济的管理。由于史大林主义的历史与杜勃契克领导的机会主义性质，当时在先进工人与学生中存在着意识形态上的混乱，但不管这一切，在共产党中，在群众组织与工人阶级中，却还是开始形成了一个第三倾向。这个倾向采取了革命方针，它既抛弃克里姆林宫在捷克的新史大林主义的保守的盟友，又排斥那主张“自由经济改造”的右翼人士。
克里姆林宫拼命想对那开始滑出它掌握的，那些最重要的社会领域重建其控制，这个企图最初是得到杜勃契克集团支持的。杜勃契克们后来和克里姆林宫稍有矛盾，而终于还是投降了，这投降，给先进工人与学生们的战斗性和自信，施加了沉重的压力。克里姆林宫的主要目的是要将捷克群众从动员状态中解脱出来。做到了这一步，将比较听话的奴仆来替代杜勃克集团就容易办到了。捷克群众的值得赞美的战斗性延阻这个目的使之不能实现，延阻了六个月之久。不过归根来说，这种战斗性是不能长此维持的，除非革命运动扩展到诸邻国，首先要扩展到苏联本身。
使克宫领导者中的当权派决定对捷克实行军事干涉的，大概较少地为了害怕“捷克的实验”会在她其它的邻国中重演，较多地由于害怕这个实验会有力地影响到苏联本身。捷克群众在1968年1月至8月间所取得的某些进步的成功，特别在苏联的少数民族（乌克兰人，乔治亚人，克里米半岛的鞑靼人，波罗的海人等）中间，大大刺激起进一步的政治分化与一些反对派的形成。在捷克人当时所争取到的而又能起刺激作用的诸胜利中，具有最大意义的，乃是检查制度的取消，建立真正联邦式国家机构的诺言，以及在党内生活中部分地重树起民主的准则，包括党内可以有派这个权利在内。克里姆林宫对此进行了极其残暴的反击，甚至甘愿付出加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危机的代价来实行反击，这正透露了它自己对苏联群众的害怕。由于入侵捷克，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了30年来第一次公开的政治反对派──虽然它只是胆怯的反对派──这件事表示出克里姆林宫的惧怕不是没有根据的。在苏联，乃至在捷克、波兰、东德、南斯拉夫与匈牙利，一个新的年青的革命先锋队正在慢慢积聚成功。虽然，这个先锋队将会遭遇到上千种困难，会遭遇到越来越坏的镇压，但它总是要去寻找自己的路，以便在理论上与实践上，再度发现革命的马克思主义。1969年4月，苏联不惜应用步步增强的压力，甚至不惜应用军事力量，这在一方面固然是对于捷克群众战斗情绪的答复，另方面也是对于苏联内部逐渐增涨的反对势力的答复。克里姆林宫在捷克取得了“胜利”，远不曾使官僚制度的力量稳定下来，它只加深了史大林主义在东欧工人国家中的危机吧了。
工人国家中先锋队所面对的关键问题，在于如何使学生与知识分子和工人们联合起来，前二者如今已经开始了为社会主义民主而作直接斗争，后者则能够而且必须要争取过来参加这个斗争的。要将他们联合成功，那就非考虑到工人阶级的目前情况，他们的物质利益以及他们的历史目的不可。准备此一联合的方法，在于努力促使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组织在这些国家中复活，支持政治革命的全部纲领。
东欧有几个工人国家实行了“经济改革”，由此产生的经济的与社会的后果，曾经在国际革命运动中促成了一些流派，他们认为这些国家已处于资本主义复辟的前夕了。大规模散播的毛派的宣传，已经产生了无可置疑的影响。这些国家的有几个政府，有如罗马尼亚，特别是南斯拉夫，它们所采取的外交政策，已经在客观上加强了那种恐惧，而这种恐惧，正是苏联官僚们利用来为他们强加于此等国家的严厉控制方式作辩护的。此次捷克的情形也是这样的，克里姆林宫给保守的、新史大林主义的诺伏特尼派以一切援助，其所用以辩护的理由，就是说捷克那时显然有回到资产阶级民主制去的危险。
革命马克思主义者要驳斥这些人士的理论，保卫马克里主义分析方法的正确应用。这点之所以重要，不仅因为保卫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是世界革命斗争整体的一个部分；这也是为了能够干涉工人国家中正在发展着的危机所必要的先决条件；为了促进政治革命，，这样的干涉必须正确地衡量现存的各种社会力量，它们之间的比重，以及它们的发展规律。因为南斯拉夫被人们拿来当作典型，又因为在该国利有财产成份已经那样扩展，所以我们要根据该国的实际情况来考查资本主义复辟这个论题。
从方法上来看，资本主义已经在南斯拉夫复辟论者，说到底，是把改良主义的观念倒转来运用。既然很明显地在该国并没有发生过社会反革命，现在当权的那个党虽然有种种右倾堕落的表现，但仍然是在1945年把从的有产阶级的全部财产没收而且摧毁他们的国家的那个党，那么，关于资本主义已经复辟的假设，就意味着有可能逐渐而且不知不觉地从工人国家变成资产阶级国家，从非资本主义经济变成资本主义经济，就像改良主义者认为能够逐渐而且不知不觉地从资产阶级国家变成工人国家，从资本主义经济变成非资本主义经济一様。
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如果不是在经济意义上由资产阶级当权，就不可能有资本主义。如果不是私人占有生产资料和社会剩余产品，就不可能有资产阶级。根据这个观点，要证明南斯拉夫官僚层已经采取甚么重大的步骤走向把主要的生产资料归私人所有，那是不可能的。相反，企业自管制度的作用是在政治上和心理上给私人占有制增加障碍物。在工人直接参加管理的工厂里，工人更加不愿意把工厂交给私人厂主。原始私人资本积累过程在农业、商业、手工业生产以及服务行业中已达到重大程度。可是，造个过程是发生在富农、私高等等之类的阶级或阶层中，而非在官僚层中的。至于官僚层之占有一部分社会剩余产品，人们并不能证明这种现象在数量上比在史大林时代的苏联更为重大。
不错，腐化的官僚层同正在迅速致富的农民和手工匠与商人阶级的共栖，给社会化的经济造成重大的社会的和经济的紧张状态，并且引起严重的矛盾，然而，这些矛盾不过是像苏联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同样的矛盾。它们的确威胁到经济的计划性及其社会化的基础，它们又的确由于南共决定加强经济分散化和逐渐取消对外贸易的垄断而更为严重了──这是无可怀疑的。不过，唯一能够由此得出的结论，只是尖锐的社会斗争和政治斗争行将在南斯拉夫爆发，这是下列事件所预示的：1966年以来的政治危机，1966和67年的罢工潮，还有，最重要的，1968年6月的学生示威运动和工会代表大会。1969年3月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同盟代表大会，只是注意到引起这些斗争的那些问题以及统治层所面临的那些问题，而并未能把它们解决。如果资本主义已经复辟，就一定是南斯拉夫的工人阶级（这是1917年之后在欧洲唯一实行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工人阶级）已经被打败了，而代表把主要生产资料重归私人占有的社会势力一定已经胜利了。要是说资本主义已经复辟，而并没有受到工人群众的抵抗，就等于在战斗之前预先宣布失败；这是一种失败主义，最近的种种事变已经证明它完全不正确。
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不同意那种认为一种经济或者社会的性质可以由于改变意识因素或者政治观念来根本地加以改变的见解。他们尤其决不同意毛派的那种说法，说如果资本主义意识的残余不消灭，资本主义复辟就会“自动”发生。这真正是把历史唯物论按照唯心论和意志中心论来加以修正。资本主义想在一个已经被推翻的国家复辟，只有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它的存在要明明白白地表现在经济和社会的现实情况中）占有了主要的生产资料，并且推翻官僚化的工人国家而代之以资产阶级国家，才有可能。这种事情并没有在南斯拉夫发生。
南斯拉夫并不比苏联或中国更有资格成为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典型的或者“理想”的社会和经济。在所有这些国家里，都发生了许多严重的变态，那是理论图式所未能预见的新现象。但这点不足以成为理由让我们去抛弃马克思主义判断一个国家的社会性质的标准，只去考虑那些变态而忽视那些基本的东西。在南斯拉夫来说，过份的经济分散化，失业现象的重新出现，以及在服务行业中原始的私人资本积累的加速进行，都是严重的变态。可是这些变态和下列的现象是属于同一等级的：史大林时代苏联完全取消了工厂里的工人管理和一切权力，赫鲁晓夫对匈牙利工人委员会施行血腥的镇压，在诺伏提尼统治下捷克经济发展停滞，五十年代在苏联广泛发生黑市场和平价市场。在所有这些情形之下，都并没有招致工人国家的基础被废除，那基础就是：消灭大资产阶级，主要生产资料的国有制，有计划地控制主要的投资计划，银行以及大工业。只要这些基础仍然保存着，而且工人还没有被新的资产阶级打败，就不可能是资本主义已经复辟。
五、殖民地革命复兴中的问题
在殖民地革命的每一个主要中心地带──东南亚，拉丁美洲，阿拉伯国家，以及非洲──造反行动的复兴或扩大的征兆都日益明显。同时，西孟加拉国国的革命前夜形势，预告一个新的极端重要的殖民地革命中心行将发展起来，那就是印度革命。因此，必须详细说明正在复兴中的殖民地革命在每一个中心地带所遭遇的问题，同时也说明在甚么条件之下新的革命领导才能够成功地解决这些问题。
越南革命抵抗侵略的成功，创造了有利条件使东南亚革命扩展到主要的邻近国家：老挝、泰国、缅甸、印度尼西亚。其至在马来西亚这个本地区中比较最稳定的国家，群众斗争也开始复兴了。同时，菲律宾也一面在城市里发生更有力的反对派活动，一面有游击战开始恢复。
到现在为止，越南革命在东南亚的国际性扩展都不是群众自发的现象，那主要地一方面是北越和南越革命力量活动的结果（尤其在老挝），另方面是中共对东南亚共产党的影响占优势的结果。经过艾地政策在印度尼西亚造成的灾难之后，同时也和“文化大革命”有关，毛派领导对亚洲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策略性地向左转了。差不多到处都提倡按照从游击战转变为人民战争的典范，由共产党领导发动武装争斗争。一个显着的例外是巴基斯坦，在那里受毛派影响的共产党力量被指导对现存政权保持温和的观望态度。北京为了外交上的理由要圆滑地对待这个政权，然而这个政权正在被日益加深的危机震撼着。
这些国家大多数基本上是农业社会，工业只有很少或者没有，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比1949年的中国低得多，甚至比1954年越南也低。这些国家的人民要不是很少斗争经验（如泰国），就是只经历过长期的以民族问题为中心斗争，而城市群众在这些斗争中所起作用很少。这就表示：这些国家的环境特别适宜发挥游击战策略，游击战可以得到胜利的结果，只要能保证一些最低限度的有利条件，尤其是它的领导要能够对北京和莫斯科两方面都保持独立。
缅甸的军官集团在拼命寻求最低限度的政治和社会安定的努力当中，费了不少气力来反对这个地区的帝国主义势力。差不多所有帝国主义财产以及缅甸“民族”资产阶级在城市中的财产都被收归国有了。然而这证明了在缅甸，和一切同类的国家一样，社会的前途决定在乡村。不经过真正的土地革命，就不能把人民大众真正的发动起来。尤其是，不经过土地革命，就不可能建立一个基础来克服（那怕是逐渐地克服）发展落后的真正原因。在这方面，缅甸的军事统治是失败的。这种失败促成了游击战的再起，因而迫使仰光要向帝国主义乞求军事和经济的援助。
这个地区大多数共产党的转向游击战和转向发动土地革命，无疑是有利于选择出一个新的革命先锋队，它反对“和平共处”以及渐进的幻想，而且愿意发动“不断革命”。到现在为止，他们与北京的联系助长他们采取更革命的方向。然而，这个发展不是一往不复的。像昨天的印度尼西亚和今天的巴基斯坦的情形，北京的当权官僚可能再次利用东南亚某些国家的革命运动当作外交手段上的零钱。所以，为了造成最有利的条件来利用一切机会推进革命，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必须完全摆脱对目前任何工人国家的当权官僚集团的从属关系。
美帝国主义认识到越南革命向国际扩展是如何威胁到它的利益。正因为这个缘故，它在泰国这个名符其实的亚洲反革命运输基地建立庞大的军事基地，使它能够在从马尼拉到卡拉奇这整个地带的任何地点必要时施以有力的打击。
印度尼西亚显然是整个地带起决定作用的国家。就在这里，帝国主义在东南亚的反革命干涉行动产生了最有害的效果，使一群印度尼西亚将军得到必要的信心来摧毁共产主义运动。但也是在这里，最明显地暴露了“民族”资产阶级连最起码的政治的和社会的安定都无法取得。不管1965年10月的大流血是多么悲惨，也不管帝国主义的政治胜利是多么巨大，在土著统治阶级腐化无能的情况下，帝国主义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加以苏联官僚小心翼翼的支持）也未能阻止经济崩溃，或者阻止民众生活水平重新悲惨地下降，而在苏加诺时代末期那水平已经够低了。如此的客观发展已成为斗争复兴的推动力，使它采取武装斗争的形式。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被斩了首，丧失了大部份领导干部。可是它的中级干部的数量已经多到无法斩尽杀绝。现在这些干部正在经历着一个淘汰和加强重新团结的过程，虽然有一派从艾地政策的失败得出失败主义和保守主义结论的份子，是倾向于新赫鲁晓夫主义，但多数保存下来的干部都在向左转，承认武装斗争的必要，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干部必须最密切地参加这个转变，并尽一切力量加以支持。他们必须发动对艾地路线的全部错误作检讨，包括莫斯科和***两方所促成的错误。他们必须形成自己核心，借以帮助形成印度尼西亚革命的新领导。
以拉丁美洲团结组织会议为标志，在拉丁美洲建立革命领导的事业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另一个文件专门讨论自从古巴革命胜后，十年来拉丁美洲革命斗争的一切经教训。因此在这里只需指出一点：传统群众运动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的领导，统统悲惨地破产了（委内瑞拉的民主行动党，秘鲁的美洲革命人民同盟，玻利维亚的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党，阿根庭的贝隆党，哥伦比亚的“自由党”）。巴西古拉特政府的崩溃和阿根庭凡多尔集团与军事独裁政权的结合，无疑是两个最典型的例子。这些势力处于古巴革命烈火和帝国主义压力的夹缝中，它们到处都与亲帝倾向联合起来，虽然不免不继发生内部分裂，而且遭受群众基础的萎缩。
拉丁美洲的共产党没有根本改变它们在古巴革命胜利以前的政策。它们仍旧追求着这样的海市蜃楼：“联合民族资产阶级”，走“宪法道路”去解脱帝国主义的控制。即使当下层压力迫使他们转向武装斗争的时候，像在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和危地马拉那样，这个转变也只是插曲性的、部份的、实用主义的；而且他们往往倒退回到“和平共处”为原则的全面战略上去。这些共产党同古巴领导及其革命路线的当地支持者之间发生越来越多的冲突，这证明这个矛盾是多么深刻。
卡斯特罗领导曾有一个时期，在三大洲代表会议以前，企图通过传统的各国共产党来进行工作，这是为了吸引最广泛的力量来支持它的同时在各国发动武装斗争，又在全拉丁美洲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路线。现在，它已经对拉丁美洲各国共产党先天地不可能重新加入前进中的革命运动这一点作出了结论。这就是他们不理会传统共产党，自行召开拉丁美洲团结组织会议的原因。也是因为这个理由，所以他们努力在各国和全拉丁美洲把一切革命力量重新团结起来，而不排斥任何方面，只要它愿意参加革命斗争，并且既承认拉丁美洲革命的社会主义性和全洲性，又承认武装斗争在这革命中的主要作用。
卡斯特罗领导，关于武装斗争的策略所怀有的根本观念并非一成不变的。根据辛苦得来的痛苦经验，他们作过一系列的修正。其中最重要的几点是：起初希望很快就在好几个国家内取得胜利，这是太乐观了；必须设想武装斗争是长期性的斗争；帝国主义已经取得了教训，这增加了游击战争的困难。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卡斯特罗领导已经注意到一般的革命形势和适宜起义的革命形势两者之间的区别。
古巴革命者本来的战略观念是从一个“游击中心”来发动推翻反动政府和资产阶级国家，现在发展成为更复杂的战略观念。修改后的观念包括必须争取广大农民群众的支持，并且要扩大武装斗争来把城市广大居民包括在内。这些都是重要的进步。仍然欠缺的，是根据革命马克思主义估计到需要向城市群众提出过渡纲领，经过他们本身固有的要求来把他们爆炸性的力量发动起来。同样仍然欠缺的是一种革命马克思主义的体会，他们体会不到：为了尽早取得革命斗争的胜利结局，一个具有像布尔雪维克那样才智器识的政党是可以起甚么作用的。
阿拉伯国家的革命，当阿尔及利亚革命在本贝拉被推翻之前开始退缩的时候，受到了严重的挫折。新进展的可能性，1966年至67年间叙利亚在这场侵略战争中所遭受的失败，暂时增加了反动的阿拉伯政府的力量。不过，这同时也提高了群众的反帝意识，这使得埃及群众十年来第一次独立行动起来。
阿拉伯世界里最有希望的革命复兴发生在巴勒斯坦。亚丁和南也门的城乡群众，靠他们的革命斗争，能够把帝国主义者，半封建的酋长，以及大部份新殖民主义的工具驱逐出去了。巴勒斯坦群众在以色列占领区所发动的游击战，在整个阿拉伯世界里重新燃起了革命的希望和热情。为了巩固这些收获，一方面必须培养一批比1956年至66年代的干部更老练也更自觉的革命干部，同时要把这斗争一步步扩大到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各部份而且集中起来。
事实上，那受本质上是“民族”资产阶级性的纳赛尔主义和小资产阶级性的阿拉伯复兴主义支配的那一代阿拉伯革命者，已在没落中了。条件正在成熟到可以形成真正的阿拉伯革命党，这个革命党以革命马克思主义为基础，把坚决的反帝方向和真正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结合起来，而这种国际主义将使得以色列和苦特人的问题容易解决。这个党的成分将不仅来自巴勒斯坦和南也门的战士，也来自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西亚、埃及、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学生和工人先锋分子，这些先锋分子正在把传统的共产党、纳赛尔主义、和阿拉伯复兴党的经验和失败作出一个总结。
在黑色非洲，主动权也在整个时期内落到帝国主义及其新殖民主义的代理人手里去了，大体上，那些军事政变都维持或者加强了新殖民主义的统治机构。恩克鲁玛在加纳被推翻，奥丁加．奥丁加在怯尼亚被排斥，马里和刚果（布）政权的变动，是这些国家的政府严重地向右转的标志。津巴布韦（南罗得西亚）白种殖民片面宣布独立，南非加紧实行种族隔离和半法西斯式的镇压制度，也是近年非洲革命进展迟滞的一些征候。非洲团经组织日益陷于瘫痪，或者简直越来越变成新殖民主义的工具，表示这个暂时挫折的完成。
不过，同时，也有一些在今天对于非洲革命复兴有决定作用的力量正在集合起来。在所谓葡属畿内亚和厄立特里亚的游击队的巩固，安哥拉和莫三鼻给游击战的再起，津巴布韦游击战的发生，以及南非的反种族隔离运动日益倾向于游击战，这些都是最明显的表现。
非洲社会的特点与部族制的残余以及资产阶级的不发达性质有关，这些特点使得新殖民主义患上地区病而陷于衰弱，但同时也给真正反资本主义革命添了额外的困难。在新殖民主义的保护之下，差不多所有黑色非洲国家里私人资本积累都在继加速进行。这个过程促成了现代社会阶级从旧的部族……
这种情况只有提高南非革命的重要性，因为南非革命是唯一够依靠大批的，已经无产阶级化并且在资本主义的剥削和种族隔离的压迫的洪炉中解脱掉部族联击的工人和农民的。目前非洲大陆上所有正在进行并逐渐向南方发展的武装斗争的历史作用，是从游击战开始来准备、促进、和刺激起南非的革命。
印度革命要在七十年代的殖民地革命发展中起决定性作用。国大党在1967年选举中的失败，揭露出这个自从反英独立斗争一开始就建立起来的印度群众的传统领导是破产了。印度资产阶级枉费心机地想利用对中国和对巴基斯坦的两次军事冒险来阻止他们权势的崩溃，他们企图借此在国内造成“国民联合”的沙文主义气氛。它又枉费心机地预备了可作替换之用的资产阶级领导──在“右”边是自由党和人民同盟，在“左”边是国大党反对派（它企图和机会主义工人政党联合执政）。事实正“国民联合”的沙文主义气氛。它又枉费心机地预备了可作替换之用的资产阶级领导──在“右”边是自由党和人民同盟，在“左”边是国大党反对派（它企图和机会主义工人政党联合执政）。事实正在证明社会危机比政治谋略更有力。在印度这个锅炉中的种种巨大社会势力已在沸腾中，无可挽回地接近爆炸点了。
尽管印度的工业衰退已经继续了两年多，它的工业化运动也并不能算是完全失败。工业生产力是发展了。无产阶级的数量和技术都提高了。城市继续惊人地扩大。不过把这个工业化运动吹嘘为“社会主义”或“非资本主义”性，却是骗人和滑稽的。实际上，我们看见的是典型的有利于印度资产阶级的大规模原始积累过程。在今天世界的条件下，这个原始资本积累比十八、十九世纪在欧洲的同类过程造成更大规模的下列现象：小农的破产，千百万农村家庭丧失农业的或手工业的生产资料，农村人口加速地外流，人民大众陷于日益加重的负债中，低工资，城市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更多的失业和普遍的贫困，居住在肮脏的贫民窟中（如果不是在露天的话），并且周期地遭受饥荒。
今天印度最有爆炸性的问题是土地问题，就是三天之中只有一天工作的农业工人，丧失土地的农民，被地租、捐税和高利贷压坏的佃农和自耕农──这些人的问题。只要这个社会问题没有解决，灌溉的技术问题（生活必需品的生产要依靠灌溉）就不能解决。若没有印度乡村里千百万的工人和贫农起来参加，就谈不到革命胜利。
可是单独农民起义是不够的。必须做到推翻资产阶级政权而创立苏维埃式的政府。只有这样的政府才能够在这个广大的次大陆上实行没收地主资产阶级的的土地，废除债务，分配土地给贫农，而且倡导建立农业工人的生产合作社。历史经验证明：任何与“自由”或“左派”资产阶级联盟，任何采取选举或议会的道路，任何对革命政府和新国家的性质认识不清，都要妨碍这些紧急任务的解决。
丹吉所领导的印共早已陷入和印度资产阶级合作的泥坑。他们这样做，只是追随那需要和新德里保持联盟的克里姆林宫的指导，他们唠唠叨叨地谈论国大党“领导层”所采取的“非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
所谓“左”派共产党（群众曾把希望转移到它身上，它在孟加拉国国和喀拉拉这两个重要省份里领导着群众），也跟着丹吉走那同资产阶级联合的道路了。这派不惜参加资产阶级国家范围内的联合政府，协助维护那受到饥饿群众挑战的资产阶级“秩序”，甚至不惜用镇压手段对付这些群众。近几年的政治、社会、和经济上的危机，造成了一个新的革命先锋队，来自左派共产党的左翼的干部，可以对此有重大贡献。社会主义工人党，即第四国际的印度支部，也要通过澄清纲领，挑选干部，以及树立新方式斗争的榜样，而促成这个先锋队的生长。
虽然这个新的先锋队可以通过纲领的澄清而得到发展，但主要还是要在群众当前的斗争中生长起来，群众斗争在1966年的反饥饿大斗争中已经达到半武装起义的阶段了。
1967年，第一个农民起义的火花在纳克萨尔巴里爆发。这个斗争必须好好准备，把它扩大，加深，并且由革命者来领导，一直做到建立两重政权的机关，即武装的工农委员会。
在印度这样广大的国土上，这种两重政权毫无疑问也要成为地域上的划分。全国各部分的不平衡发展在初期简直不可避免要破坏各省区的联合。而且，反动势力正在努力把地方主义当作抵抗革命的最后堡垒，尤其是在饥荒不那么严重的地区，例如孟买。可是，在今天的世界上，印度革命会比中国革命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得到较强的盟友。由于力量对比已经变为大大有利于革命而且继续这样转变着，有产阶级的抵抗也会相应地较弱了。
巴基斯坦革命将是印度革命最可靠的同盟者。印度资产阶级过去为了保持对很大部分劳苦群众的控制，所用的主要手段之一，就是利用反革命和反巴的沙文主义思想感情。阿尤布汗的政权虽然和*京眉目传情，在客观上却促进这种转移视线的手段。自从1968年11月以来，巴基斯坦学生运动的高涨使情况有了深刻的改变。学生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已经取得重大收获。1969年2月，他们触发了一连串的工人罢工，这使斗争性质根本改变，终于使阿尤布汗下台。这是学生和工人联盟推翻了政府的第一次。这个成功之后所生的军事政变，不能长久把群众运动压制住。当工人阶级的先锋部分（尤其是铁路工人）加入行动的时候，公开反资本主义的口号在巴基斯坦出现了。巴基斯坦这种革命的倾向，配合着1969年初印度国大党在选举中新的失败，对孟加拉国国革命危机的发展不能不起促进的作用。
六、帝国主义国家中传统工人运动的危机和新青年先锋队的出现
早在资本主义经济的长期增长结束之前，西欧国家的社会矛盾已经逐渐尖锐起来了。经济好景本身，由于长期的充分就业，使较高工资的要求可以达到。这样的增加工资，加以前面已经说过的其它因素，降低了平均利润率。资本家用两种办法来对付这个：一、施行一种“所得政策”，用自愿或立法的方法限制“双方同意”的增加工资，借此加紧限制工会的行动自由；二、加紧自动化，并在决定关头施行信用紧缩，借此重新造成产业后备军，削弱工人的反抗力，并由于造成大批临时解雇的恐慌而在工人队伍中散播混乱的不安。
如果有一个生气勃勃而且当于进取心的工人运动，它具备一套恰恰是为了应付目前这样的形势而制定的过渡性要求的纲领，如果工人运动曾用坚决的反资本主义精神教育过了工人，保持了他们起来反抗和作战斗总动员的能力，那么，工人运动就会因为西欧的充分就业时期的终结而得到好处，趁此给资本主义制度很厉害的打击。因为这个制度竟不得不自行消除它自己所制造出来的种种神话和幻想，所以引起工人越来越鄙视它，这样工人本来可以拒绝接受失业和冻结工资，本来可以发动强有力的罢工和示威，占领工厂，迫使政府让步，而且开创一个客观的革命前夜局势，甚至是革命局势的。
有几个西欧国家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预期着如此的客观形势转变，多年来一直集中努力来准备采用这种对策去应付大资本的全面进攻。他们明白，要采取这样的反攻，不但要有一套正确的政纲，有一批干部，和一个不断在尽力去创造新的革命领导的革命组织，而且还要在群众运动中有充分的根基，要有适当的组织性的传统皮带，去把广大群众带进坚决的、互相配合的对抗资本家攻势的全面反攻。
改良派官僚越来越明确地与资本主义制度合为一体；一部分改良派的机构，由于放弃了工人运动中的群众支柱，越来越变得完全依靠资产阶级国家机构本身的支持；赫鲁晓夫主义的共产党向右转变而越来越社会民主党化；还有左翼工会官僚方面在政治上颟顸无能，中派主义式的犹豫寡断──所有这些因素合起来，在1963至67年期间又一次把西欧工人运动复兴的机会大部分破坏了。结困是很明显的。差不多在所有这些国家里，资本家的攻势都成功地重新强迫造成失业现象，而并没有引起工人方面甚么猛烈的反应。资本家的这种胜利，除了种种直接的结果之外，还经过失业现象产生一些间接的客观后果，打击了无产阶级的某些层次使他们丧失斗志。这种混乱情况削弱了多数国家的工会和工人党派的选举地位，造成政局的右倾趋向，并助长了那种部分地依靠工人阶级的边缘层的士气败坏来生长的极右派，种族主义，或者沙文主义的派别。
意大利总工会和法国总工会无能去进行任何贯彻的斗争以反对1964年法意两国的经济衰退，这件事已经是意义重大的。两年之后，英国和西德的工人运动又面临同类但更大规模的考验。威尔逊的阻止增加工资和重新造成产业后备军的政策，只引起了分散而零星的反抗。西德鲁尔区的严重危机并未引起工人运动方面些微的反响。更有甚者，德国社会民主党竟然正在这个时候参加“大联合”去支持资本主义了，而这正是资本主义经过了20年的经济胜利大大地影响了工人群众之后刚刚开始重新暴露出历史性的破产征兆的时候。
不过，正当传统工人运动由于改良主义派和赫鲁晓夫派官僚机关的出卖而遭受挫折的时候，新的一代战士在西欧政治舞台上冒出来了，他们完全免除了上一代的屡次失败所造成的怀疑失望的心理负担。
多数西欧国家的青年学生，但也有青年工人，给斗争带来更富于战斗性而且更不妥协的色彩，不但西德在谋杜赤克事情以后的反对新闻事业垄断者斯普林格康拜因的示威运动是如此，在最近的罢工中，如法国的比桑松、勒芒、克昂等城市的罢工，和意大利快意厂和皮列利厂的罢工，也是一样。这新的一代因为大致避免了受传统组织的控制，所以更容易发挥主动性和行动性得多。法国1966年5月的高潮就是一个生动刺激的例子。
第四国际的其它文件已经分析过产生这个新的青年先锋队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上的根源，这是世界性的现象。这在西欧有各种不同的源泉：一个是反对资产阶级大学的运动──在这个大学爆炸和现代技术革命的时代，大学制度面临日益恶化的危机，因而引起这个运动；另一个是主要受越南革命对美帝侵略的胜利抵抗和受古巴革命所感召起来的反帝运动；还有对那自满而伪善的极端驯服的一代（他们安坐在这“消费者社会”的新资本主义上面）所起的反感；等等。这一切运动，不管它们的社会成份怎样，不管它们包含多少政治上和理论上的矛盾，毕竟已经大规模地产生了反资资本主义的革命意识。革命马克思主义的责任，是加入直接行动的前列（这些直接行动对于这个先锋队的形成，起着重大的作用），同时把行动所得的经验内容弄清楚，并且提出一个全面的远景，争取无产阶级更多的阶层来参加这个夺取政权的革命斗争。
这个新的青年先锋队的出现恰巧是传统工人组织衰落的时候，这个情形毫无疑问增加了这些热心青年表示消极见解的危险性，例如：对西方无产阶级的革命能力表示怀疑；第三世界主义；无政府冒险主义；不愿考虑到把更广大的群众吸引到反帝反资行动中去的需要。凡农（Frantz Fanon,1925-1961），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1898-1979），和史维齐（Paul Sweezy,1910-2004）的思想不过是适应这种心理的思想，而这种心理，即使是出于最诚恳的革命动机，在客观上也是属于小资产阶级的。连一部分青年先锋对“中国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思想的一时迷恋，说到底也不过是反映同样的西方无产阶级革命能力的怀疑心理。
可是生活本身和阶级斗争的无情逻辑已经很快给了青年一代必要的经验，证明如果他们继续保持着“优秀分子决定论”的观念，就会陷入死巷。无论在那里，在西德、在意大利、在比利时、在英国、在荷兰、在丹麦，经过纯粹政治性或关于大学改革的初期抗议行动和反抗之后，学生先锋分子都重新发现了面向工厂和工人的必要性。他们体会到需要首先向中学和职业学校的先进学生建立起巩固的联繋，然后再同青年工人稳固联繋起来，这些青年工人是把学生起义和工人起义重新联合起来的桥梁。面对着如何把学生先锋和工人先锋联结起来这个决定性问题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不是采取一种无效果的家长式的争论态度──不要提出最后通牒──而是坚定而创造性地保卫马克思主义，尤其是要鼓励具体的主动精神，并且寻求到工厂去的新的行动方式。
经济发展速度的减低，大批失业尤其是青年人失业的重新出现，社会民主党的衰落，资产阶级民主制的破旧和更显着的危机，共产党在法国和意大利对青年工人控制力的削弱──这一切凑合起来在全西欧造成一种更大为不稳定的局势。1968年5月法国的革命高潮是这个局势最早而最明显的表现。这个革命高潮究竟会怎样地扩展到西欧其它国家去，要看法国危机的起伏和结果怎样，要看它产生多大的客观影响（那些阻挡经济复兴和加深国际货币危机的因素）和主观影响（有力地鼓励欧洲其余国家新的青年先锋活跃起来，加深传统工人政党的危机）；还要看每个国家里先锋队的尖兵究竟怎样去进行那种能够把工人阶级广大层次吸引来参加反资本主义斗争的行动。
在这方面，要注意到欧洲主要的资本主义各国在发展上相当显着不同的情况。意大利自1968年以来，不但有广大工人阶级斗争的高涨，而且工人阶级一个相当大的先锋队甚至已经表现出明显的激进化，这表现为采取比较先进的斗争形式，战斗性的示威浪潮，以及在若干主要的事例中，工人摆脱了共产党的控制而自己行动起来。从这方面看起来，意大利今日的形势甚至比法国在1968年5月的前夕更进步。这个高涨的主要矛盾是：虽然工人的战斗性日益增长，却没有一个比共产党更左的政治吸力中心，能够统一领导这种种主动精神的表现，引导它们走向确切的反资本主义的过渡性的目标。
在英国工人中，对威尔逊政府那种恬不知耻的反工人阶级和反工会的政策，有普遍的不满。但工人的战斗性最近才超过个别工厂内的零星战斗的阶段。1969年2月27日和5月1日反政府政策的政治性的罢工，是这方面一个重要的进步。不过，工人阶级的激进化进行得很缓慢，令“左”派工会领袖能够限于纯粹在口头上反对威尔逊，这同时又加强了青年人（包括工人阶级的青年）企图在工人运动的传统结构之外，找寻反对现政权的新的斗争形式的倾向，这点说明了1968年10月的反越战示威为甚么得到那样非常的成功──那次示威的无产阶级成份，比六十年代初期的解除核武装运动的示威要高许多。由于工人运动内部欠缺其它有力的工人阶级领导，英国工人阶级越来越对传统的改良主义和议会主义的组织不满所引起的政治危机，初期的受益者最可能是保守党。但在另一方面，劳资斗争的高涨，虽然目前还有限，却可能造成机会来开始建立新领导的工作。
西德仍然是西欧所有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比较最稳定的一个，这一方面是由于它的工业力量和财政力量超过欧洲所有和它竞争的国家，同时也由于西德劳动人民的阶级觉悟和战斗性比其它欧洲资本主义大国都低──这是过去40年来德国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整个悲惨历史所造成的后果。因此，新兴的青年先锋队和年长的工人群众之间的差距，在西德比在欧洲其它部份都更大。不过，即使是在西德，1966至67年的经济衰退和学生先锋队的活动这两个因素联合起来，也对工人阶级青年发生了影响，使1968年秋季以来的工会代表大会带有更多的纷扰不安的性质，其种度为德国长期以来所未见。西德政府在这个时刻决定准许共产党合法活动，显然不是因为受到群众强大压力的结果，而是由于盘算着共产党可以起分化新的先锋队并把他们带上歧途的作用。
每一个国家里，包括西德在内，转变了的社会和政治的气氛，都引起传统政党的领导危机，不论资产阶级党还是工人阶级政党都一样。这个危机，连稳定了60年的英国政党制度都受到震撼的，在若干年内还不会得到解决。目前阶级斗争的力量关系，不容许资产阶级采联极端反工人阶级的解决手段。法国1968年五月革命高潮的直接影响，以及资本主义经济国际性扩张的减缓，也都起同样性质的作用。
但正在震撼着资本主义欧洲的政治危机（资本主义欧洲“统一”问题的危机不过是它的一个方面），终归要达到一个顶点，尤其是如果经济情况发生新的恶化的话。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记住：如果工人阶级屡次向前冲刺都得不到决定性的革命成果，工人就会疲倦并且气馁，那时资产阶级在各国实行政变，藉以建立、巩固、或维持“强有力的国家”，就不仅是可能，简直是不可避免的了。
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是欧洲资本主义中的特例。虽然它们也分别在“朝鲜战争景气”之后的长期资本主义繁荣中得到好处，并在不同程度上经历了“工业化过程”（不过只有西班牙达到了经济结构的深刻改变），但这三个国家统统包含着和其它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不同性质的爆炸性的矛盾。在葡萄牙，过去10年这些矛盾一直还没有显露出来。不过，葡萄牙的殖民战争的负担会慢慢使这些矛盾露面。在希腊，已经在向上发展了好几年的群众运动，到了1965年国王罢免帕潘德里欧政府的时候爆发到街头上去了。在那里已经形成了革命前夜形势，可以领导群众运动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和赫鲁晓夫派设法把它压熄了。不过事后所造成的根本不稳定的局势，使得资产阶级的一派（银行和海运业）要建立起军事独裁。这个军事独裁建立了起来而并没有引起群众方面甚么猛烈的反应，也是欧洲工人阶级的一次失败。可是这只是一次部分的暂时失败，而不是像1933年纳粹胜利或1936至39年西班牙革命失败那样的决定性的失败。这个独裁政权由一次典型的军事政变建立起来，而且是配合着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普洛米修士演习”来执行的，它根本欠缺任何可与法西斯政权相比的群众基础。这只是采用某些法西斯手段的拿破仑主义的军事独裁。如果能慢慢而坚持地进行一种抵抗运动，起初以武装斗争为目标，然后不但朝向反帝制而且坚决地朝向反资本主义道路，那么无论如何一定会成为对东南欧资本主义统治的永久威胁，而且这运动将从欧洲其它地区的革命高涨得到鼓励。
可是西班牙才是南欧革命条件最成熟的地方。已经开始了10年以上的弗朗哥统治的逐渐解体，并没有能够产生“宪法式”或者“欧洲式”的解决方法。这主要并不是因为长枪会残余机构的阻挠，而是由于西班牙社会矛盾太富于爆炸性，以致在西班牙资本家的眼中，连市政选举、新闻自由、和工会组织都是现制度生存的大威胁。所以，我们并没有看见甚么逐渐的“自由化”和“反对派”的“合法化”，有如不仅是自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基督教民主党，以及社会民主党，而且是共产党所希望的那样。相反，我们倒看见了工人和学生运动的力量一直在增长，而政府使用比向来更严厉的镇压手段来对付，终于在1969年宣布了紧急状态。基督教民主党，改良派和共产党企图把群众反抗的爆炸性消除，把它转移到纯工会的半合法的道路上去，可是徒劳无功。群众使用了唯一有效的方法去向政府变本加厉的镇压反攻，他们一面扩大行动范围，同时提高行动方式的激烈性。所以，在西班牙也和别国一样，一个在大学斗争中受过锻练的青年先锋队已能在工人委员会中起重要作用，并将继续起重要作用，以促成一个潮流，它将坚决地越出工会的严格局限，朝向以革命行动推翻弗朗哥主义和资本主义。
新的青年先锋队之出现，和工人运动逐潮摆脱老改良主义和赫鲁晓夫主义机关的麻痹性的掌握，这两种现象之间的交互作用，在日本和美国也是一样地明显。加拿大和澳洲也在开始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在日本，那里的形势是资本主义异乎寻常地迅速发展，而且这个发展一定会和西欧及美国的长期经济扩展同时终结，工人运动陷于一方面是最高要求的宣传，另方面是严格限于直接要求的行动这两者的矛盾中。这情况酿成日渐严重的危机，不但使社会党和共产党都发生分化，而且也影响到产联内部。经构结本身的发展，使用世界新技术的极端现代化的工业所占比重的日益提高，显然都要求工会工作整个方式也跟着改变。
主要从反帝斗争中（首先是在1960年，后来在反越战斗争中）冒出来的学生先锋队，已经克服了全学联分裂所造成的恶果，这些恶果会使它衰弱了几年，学生用越来越富于战斗性的行动争取大学改革，反对美军基地，要求冲绳岛归还日本，这些行动已经吸引了青年工人参加，甚至也影响了农民。日本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是参加这些斗争并推动它们前进，努力使它们带上鲜明的反资本主义性质──这任务就是建立一个革命党，其目标为领导日本无产阶级走革命道路去夺取政权。
但世界革命的进展可能受到最深刻的影响，还是来自美国的三股潮流的交互作用，即黑人解放斗争，新的青年先锋队的出现，和工人阶级的重新觉醒。二十多年来，美国资本主义经过战时的极度繁荣后，享受到高度的经济安定。这一点，加以麦卡锡主义年代的影响，以及工会官僚顺从大资本的外交政策和民主党的党机关政治需要的罪恶行为，造成美国阶斗争的衰退。整个来说，美国工人阶级在经济战线上仍然比较消极，而且尚未了解与两党制度断绝关系的客观需要。
第一个开始向美国的政治和社会的安定性挑战的社会层，是黑人集团。这个挑战最初发动的时候，是合法及议会性的行动，集中于反对教育上的歧视和社会上的隔离制度。后来这种方法的无效果越来越明显了，于是黑人转过来采取种种形式的直接行动，包括抵制，纠察行动，抗议示威，游行，等等。究竟“非暴力”行动和更富于战斗性的行动两相比较价值如何，引起了一场热烈的争论，由两位黑人烈士，即马丁．路德．金和麦可姆．爱克斯（Malcolm X,1925-1965）作为两派的代表人物。黑人区的暴动，第一次在瓦茨大规模爆发，给这争论添加了新的因素。于是，黑人解放斗争开始了新的一章，带来了整个黑人区一致的斗争。现在摆在议事日程上的问题是：对美国社会里这种已经显出如此富爆炸力的自发力量，如何在全国的规摸上使它们组织并且互相配合起来。
黑人解放斗争已经对美国的阶级斗争发生巨大影响。然而，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不过刚刚开始而已，因为黑人解于斗争还没有成为政治舞台上一个独立的力量。这点在下一阶段很可能实现；“黑人权力”口号那么迅速地被人们接受，这是极其明显的征兆。
这种发展中有两个推动力量特别值得注意。第一是美国工业中急剧的转变──自动化的推广，和大批工业迁离旧工业地区。这转变对美国工人阶级的最贫苦层打击得最厉害，造成黑人区广泛而持久的失业。第二是非洲和古巴革命的影响，以及越南人民抵抗美帝国主义侵略的影响，这些影响使黑人群众对种族隔离和在本国政府中无发言权的情况更加感觉是不可忍受的屈辱。
黑人解放斗争引起美国学校中反叛青年的注意，这些青年开始积极参加这个斗争了。因此，黑人解放斗争起了促进学生激进化的主要作用。古巴革命进一步推进这个过程，它吸引了那些对下列一类问题最敏感，并最富于批评精神的青年：例如美帝国主义在今日世界上的作用，殖民地世界的革命倾向，资本主义的野蛮状态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制度两条历史道路之间的抉择，“和平共处”还是扩大革命，走和平的议会道路去实现社会主义还是走武装斗争的道路，等等。最后，美国对越南内战干涉行动的升级，激起学校中广泛的反对行动，正在形成为一个反战运动，这运动一直在扩大加深，它所动员群众的规模之大，为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这些动员行动发生了国际性的影响，刺激其它国家的阶级斗争，尤其是影响到大学的青年，促成国团结精神和行动的复活。
一方面是强有力的黑人解放斗争，另一方面是年轻一代越来越倾向于反对资本主义的思想、制度和政治（虽然反对的方式仍混乱），这两方面结合，在美国造成了一个深刻的激进化的进程。战争和通货膨胀引起种种经济后果，技术的进步对工人造成压力，社会保险费用遭受削减，人民反对战争，而且害怕战争可能引起的后果──在这种种情况的基础上，上述的激进化进程正在使美国白种工人的消极态度动摇起来。这已经有许多征兆：例如下层工人在谈判集体合同的时候对工会官僚施以压力，随时准备罢工，一部分会官僚开始参加反战运动，以及由乔治．敏尼和瓦尔特．路德领导的两派工会官僚发生分裂。由于各国之间互相竞争的加剧，货币制度不稳，政治上互相敌对，以及革命的发展，结果国际资本主义制度必将遭遇越来越多的困难，这只能加速这激进化的进程。
势将动摇美国社会稳定性的这些转移，这些改变，以及新势力的兴起，已经以前所未有的程度促成了美国统治阶级内部分歧的出现，尤其是关于它所发动的越南战争的策略方面。但直到目前，这分歧仍限于设法把那些不稳的人们约束在传统的两党制度的范围内。某些共和党和民主党候选人在选举中宣传“和平”，以及那种把多一些的政府职位给予有力量影响若干选民的黑人的政策，意义便是如此。
这种煽惑性姿态可能暂时有转移目标的效果，但对那些引起美国群众新的激进化的种尖锐问题一个也不能解决。要作相当重大的让步才能在一段长时期之内平息这种不断增长的不满。但这种让步似乎是绝无可能的，因为这需要美国在国际舞台上作猛烈的撤退。尤其是，这等于在许多地区放弃世界警察的任务，把许多现在五角大厦和国务院在世界各地所维护着的老朽反动的政权牺性掉，容许起义的人民获得新的革命进展。
在美国行将到来的时期将是一个暴风雨的时期，有不少机会把黑人群众，学校里千百万不满现状的青年，和最强大的势力──工人阶级联结成坚固的同盟。
七、建立新的革命领导
最近几年来，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坚持不懈地进行建立新的革命领导的工作条件，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这种改善可以说已经到了质变的程度。虽然还谈不到新的革命领导已经脱颖而出，但一个在数量上增长同时干部恢复青春的重要阶段已经结束了，这使得下一阶段里可能发生跃进，只要能避免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犯错误。
具体说来，这种根本改善是下列几个因素共同作的结果：越南战争，古巴革命领袖朝向在拉丁美洲建立新的革命力量，以及新的青年先锋几乎在全世界的普遍出现。在历史意义上，这些因素反映出一种更根本的变化──那些广阔而不继地向着社会主义革命前进的社会层，得到了巨大的补充。这是自从1945至48年的时期以来的第一次（如果不是自从创立以来的第一次），国际托洛茨基主义运动能够大大摆脱相对孤立的状态。在许多国家里，已经再不需要逆流前进，而是顺着群众的潮流义运动能够大大摆脱相对孤立的状态。在许多国家里，已经再不需要逆流前进，而是顺着群众的潮流并且受它们推送着前进了，这些群众潮流虽然在社会上还是不大的少数派，但比起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组织本身却已经广大得多了。
阻止乌果．布朗哥死刑的世界性运动的成功（注），是形势转变的先兆，可以说这个运动挽救了这位秘鲁革命领袖的生命。各国社会党、共产党以及工会机关对帝国主义侵犯越南革命采取罪恶的消极态度，加上赫鲁晓夫派那种要求“越南和平”或“谈判”的软弱的运动，表现出极端机会主义的性质，令前进青年厌恶，结果使激烈反对这场肮脏战争和积极支持越南革命的运动完全欠缺了所需要的组织。这个组织上的真空，在许多国家里由一些特设的团体或青年团体来填补，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在其中起了重大的作用，有些地方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例如美国、加拿大和澳洲的反战运动；日本的全学联；法国的全国越南委员会和革命共产主义青年团（革共青）；西德的德国社会主义学生同盟；英国的越南团结运动；比利时和丹麦的越南委员会，等等）。
（译注）：乌果．布朗哥（HUGO BLANCO）是秘鲁的托派农民领袖，生于1935年。五十年代末期，乌果．布朗哥和同志在库斯科地区组织农会，不久便展开收回地主所侵占土地的运动，并成立农民武装自卫队以应付军警和地主富豪的暴力队伍。1963年5月，布朗哥被捕。反动政府因害怕引起群众反响，一直等到1966年8月才把他和28位同志交付军事法庭审判。布朗哥被判25年徒刑。控方在上诉中要求判死刑。世界各国进步人士（包括罗素，萨特等）纷纷提出抗议，终于维持原判。1970年底，因秘鲁政局转变，布朗哥获得提前释放，但不久被驱逐出国。
1968年5月法国的革命高潮，一方面证实了新的先锋队和各传统组织之间的关系已经发生了质的改变，同时也证明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在这新的先锋队之中进行工作的机会显着扩大了。我们的运动自创始以来，从未有过好像革共青在1968年5月那样好的机会，能够对任何帝国主义国家的革命事件发生那样大的影响。
古巴领导集在三大洲代表会议和拉丁美洲团结组织之间的向左转，使所有那些同意拉美团结组织的总路线的拉丁美洲革命运动的派别可能结成一个统一战线。革命马克思主义力量利用这个可能性，在阿根庭、玻利维亚、秘鲁、智利、危地马拉等国扩大了他们的活动范围。格瓦拉的最后音信，和第四国际的论纲两者之间的不谋而合，确实给许多国家的革命战士很深的印象。所以这位古巴领袖被害后，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战士和组织站在最前列参加发动国际性的表示与“戚”（注）和拉美团结组织一致的运动，这并非偶然的。在许多国家中，他们简直是唯一这样做的派别。
（译注）：“戚”（CHE）本来不是格瓦拉的名字，而是他的绰号。格瓦拉生于阿根庭。阿根庭人常用“戚”作为亲昵的招呼用语。瓦格拉和卡斯特罗共同发动古巴革命游击战争后不久，就被游击战士们取了“戚”的绰号。
“解除史大林化”在苏联的发动，苏共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绕夫的报告，以及中苏的冲突──这一切已经足以打破国际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反托洛茨基主义的陈旧偏见。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在保卫阿尔及利亚和古巴的革命中所起的作用，他们站在最前列参加保卫越南革命以及争取扩大拉丁美洲革命，更造成那样的情况，使那些陈旧偏见在瓦解和消灭中了。
不过这些旧有的反托派成见的消失，只表示出建立新的革命领导的路上除去了一个障碍。要成功地建立这个领导，却有赖于积极的品德──有頼于将那来自不同背景的种种力量加以集合与统一；有赖于我们之参加行动。这些品德首先得在实践中表现出来，还得当国际工人运动中间与革命运动中间的力量对比，关始确定地转面有利于革命马克思主义之前，在许多国家中证明出它们是能够取得胜利，能够实现突破的。
新的年青的先锋队的出现，固然给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派以重大的机会，让他们去扩大活动范围，去联合新的社会阶层，增加他们的人数，并且训练许多新的干部；但与此同时，他们又遇到了新的成见与新的反对，这些成见与反对，他们却是不惯于应付的。从现在起，他们将要遇见的不是旧的诬蔑与历史的伪造，而是更多地遇见这样的情形：人们对1923年到1948年这一时期中的种种问题表示出某种程度的淡漠；对于传统的工人运动与传统的共产主义运动（在许多年青革命者眼中，托派亦包括在内）作一视同仁的谴责；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基本观念，例如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们在世界革命过程中必须起决定作用，或革命政党乃革命胜利之保证──发生了疑问。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学会谦逊与耐性地接受这些挑战，他们必须通过高级的理论争辩，经常丰富马克思主义，而最为首要的，他们必须以革命者资格，且以派别及阶层的领袖资格，从事于坚决的反帝与反资本主义的行动，藉以表示他们的品德。
在这方面，有两个问题值得特别注意：再度肯定无产阶级的革命作用；在反资与反帝斗争中正确地应用联合战线的策略。
无产阶级完成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归根结蒂，乃发源于无产阶级在生产过程中所占有的地位，由于旧国家的官僚机关的桎梏一朝为自发的阶级行动的再起所打破之时，他们能以最大规模表现出坚决行动、创意与组织性，去瘫痪全部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1968年5月的法国经验，戏剧化地证实了这一点，并且驳斥史维齐，马尔库塞以及其它一些人的悲观主义的分析。这个经验表示出，生活程度的相对改善，无产阶级的内部分化，无产阶级中一部分人之进入“技术员”与“专业人员”阶层，大规模新闻媒介的影响力──简单说，即所有为这些理论家用以解释彷佛工人们越来越溶合到新资本主义社会中去的种种因素──其实并非真实的障碍，它们倒是能够成为这样的因素，即能突然间加强无产阶级的打击力的。这些因素之所以会在一时间促成了战斗性的低落，那是由于传统的工人组织有系统地对无产阶级实行“复员”，又因为在群众中没有将资产阶级思想作任何一贯的揭露。但是一旦客观环境更有利于战斗性的复兴，甚至发生了革命性的爆发，现实便将在表像的后面汹涌而出了。而那个现实乃是西欧无产阶级保持着它的革命的潜力，这是从资产阶级社会无法解决的基本矛盾中产生出来的。
30年来，联合行动──此事切不可与各个羣众组织的联合战线混为一谈的问题，对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说来，始终主要是一个宣传性的与文字上的问题，在最期内，特别在保卫越南革命的斗争中与在新生的青年先锋队内部，这个问题却越来越成为实际行动的问题了。当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运用此一策略时，必须避免两个错误观念，我们将此二者指出来是必要的。
有一种路线，将联合行动的策略简单地视作一种手段，藉此以“揭穿”其它派别的“假面具”并在群众前面斥责它们的错误与罪恶，这是一种宗派主义的偏差。联合行动委员会不能降低到一种手段，不能仅仅用以斥责那些机会主义的，中派主义的与极左的派别，这正犹之乎罢工委员会一样，不能简单将它归结为一个用以建立革命的手段而不去争取罢工的胜利──即不去争取阶级斗争中某些特殊的插话性的胜利。在保卫越南革命，在保卫学生造反，以及在复兴工人阶级斗争的联合行动委员会中，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派一定要采取负责的态度，绝不可将整个广泛的阶级运动及其胜利从属于狭隘的派别利益。
另一方面，借口忠于联合行动，放弃了建立新党的任务，那是机会主义的偏差。要取得阶级斗争中那些插话的胜利，联合行动自必须进行得成功。但是我们的历史任务却不仅仅要取得各个片断的插话性的胜利；而在于领导工人阶级去胜利地推翻国际资本制度与每一国家中的资本主义。如果我们将自己只限于联合行动，那我们有在插话性的与短暂的胜利之后即受到全面失败的危险。这将越来越耗竭我们凭以取得更多胜利的潜力，因为要取得进一步的胜利，最最需要的是能在理论上与实践上把握现实，而要做到这一步，没有革命党这一个无与伦比的工具，是决不可能的。
要建党，必须不断累积起能使革命进行至胜利的种种力量。联合行动由于其性质使然，总是不连续的与局部的；只有通过了联合行动，革命干部能学会如何以最忠诚与最能干的战士资格去保卫他们本阶级的广泛利益，这样，这些行动才能有助于党的建立。在这意义上，联合行动的策略只要运用得正确，那就是说，只要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和自己联合的一切派别都保持着批评权利（虽然，要想此种批评生效，批评时候必须顾及联合行动的目标），那末这个策略就根本与建立革命党的任务不相矛盾。相反，这二者倒是相辅相成的。
新的青年先锋队突然间发展成为一种群众运动，此事再度产生了一种对于自发性的崇拜。这是革命马克思主义派向前突进路上的另一个新的障碍。这种观念，正和联合行动策略的机会主义运用一样，它们无论暗含也好或明言也好，都是以下面这个幻想作为基础的，那就是认为成千上万的学生或年青工人肩并肩地为反对越战斗争，和资产阶级的大学发生“对抗”，或甚至于和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发生“对抗”，已经达到了和革命马克思主义派同样的思想水平，因此，认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与国际已不再是必需的了。
真实的过程完全不是这样的。在某一个时机，在新的群众的先锋队与革命马克思主义派之间，为了某几个特殊的战斗目标，能够发生一种表面上充分无间的合流。但是无论在甚么地方，我们都不曾看见过有这样一派青年群众出现，他们是整个儿采取了革命马克思主义派的政纲，或者在那些为世界革命的胜利而必须解决的主要的战略与策略问题上，同意了革命马克思主义派的。借口先进的青年群众业已被争取到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方面来，因而放弃了建党任务，那就等于将插话性的与表面的一致──这种一致当运动有了转变或遭遇到第一批困难之时，必然会破坏的──代替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政纲与理论严肃。就是为了这个缘故，所以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于不带有任何宗派主义的气味，主张与其它派别及无组织的战士们为了特殊的目的──有时也包括革命的目的──作尽可能广泛的联合行动同时，却比从来更甚地，坚持要训练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派的干部，且将毫不松懈地去追求这个目标。
全球规模的国主义的反扑，曾经因为美国大资本所布置的力量非常集中，又因为国际反帝与反资的力量却处于可悲的分散、分裂与迷惘之中，所以得到了甜头。从来没有像越南战争时期那样痛彻与尖锐地感觉到全球反资本主义战略的需要了──格瓦拉与北越人是表示了这种迫切需要的。10年前，国际工人运动中曾经有不少派别迷恋于“多中心论”，那时甚至有许多先锋流派都排斥了国际这个思想。今天，面对着帝国主义的环球战略，成立一个世界中心来拟订政策，拟订战略方向，并统一各地的行动，这样的需要已自动地让人痛感到了。
世界革命三部门之间所形成的新关系，保证了那个国际组织问题将不会再是以苏联为中心的归极化了──而自1917年10月以来，这个过程却一直是这样进行了的。当苏联由列宁和托洛茨基领导之时，此种归极化曾经是有益于革命的，可是，当克里姆林宫的政策与世界革命的扩张直接冲突以后很久，这种以苏联为中心的归极化运动仍旧在进行，那是发生了毒害后果的。
第四国际的经验已经表示出：即使以还很薄弱的力量，在国际组织的建设方面也能获致重大的成果。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派觉得，不折不挠地继续建设自己的党与建设自己的国际，同时也正是对群众性的革命马克思派国际的创建提供出最有效的贡献。巨大的革命潜力现在已经露了端倪，要想它们实现出来并且得到胜利，那末这样一个群众性的革命的马克思派的国际，是决不可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