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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国际关于工会工作的决议(草案)

1936年七月29、30、31日在日内瓦召开的第四国际第一次国际会议通过

(1936年7月)



编注


  1936年7月底,在国际共产主义者同盟国际书记处的倡议下,在巴黎召开了第四国际第一次国际大会(出于安全考虑,对外宣称在日内瓦召开),下面刊登的这个决议就是为这次大会而起草的,这是它首次在美国印发。

  国际书记处说,“由于技术原因”,大会未能处理这份草案;大会决定,由国际书记处将其发表在公报上,让整个运动的全体成员踊跃投稿参加讨论,然后再“拟定出最终的工会提纲”。

  然而,这次大会闭幕还不满一个月,斯大林就宣布进行第一次莫斯科审判,诬陷以列昂·托洛茨基为首的第四国际,给他们罗织了耸人听闻的罪名:同法西斯分子勾结,企图颠覆第一个工人国家并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因此,预定的讨论未能举行。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弱小的第四国际运动不得不放下大部分工作,集中精力为自己的生存而战,驳斥莫斯科审判对它的构陷与诽谤。

  这次国际大会的各项决议在1936年用英文和法文发表,但其中并不包括这个工会决议。1937年1月,它单独发表在英国的《斗争》(Fight)上;《斗争》是以C·L·R·詹姆斯[1]为首的“马克思主义派”(Marxist Group)主办的拥护第四国际的刊物。《斗争》在发表这个决议时加上了一个副标题《并未最终采纳的提纲草案》。下文附有《斗争》的译文的影印件。

  为了了解这次国际大会及工会决议的背景,可以参考这次大会的其它文件,收录于《第四国际文件汇编:草创时期(1933—1940)》(Documents of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The Formative Years(1933-40),探路者出版社,1973年),不过,为了方便大家理解,还需要补充说明一些事情。

  这个决议着重指出:只要工会能够代表大多数有组织工人,革命者就要在这种工会里开展工作,哪怕它被改良主义者把持着。从1928年开始,托洛茨基及其支持者就秉持这一立场,同斯大林派提出的所谓“第三时期”政策——同改良主义者领导的群众性工会决裂,并建立自己的小规模“革命”工会——进行了顽强的斗争。“第三时期”政策使改良主义官僚毫无阻碍地控制了群众性工会,导致了革命工人被孤立在“红色”工会之中。纳粹党在1933年轻易战胜了德国工人运动,就是这个政策导致的恶果之一。

  1934年以后,斯大林派抛弃了“第三时期”政策,却又用无原则的机会主义取代了极左的宗派主义。在实行新的“人民阵线”政策的过程中,他们解散了自己的“红色”工会,同改良主义工会官僚握手言和,又竞相向资本家献媚争宠。1936年的工会决议就是要让大家记住这段历史。

  但这个决议还有别的用意:平息第四国际内部的争议。在这个问题上,第四国际内部依然存在着争议。当时,有两个重要的团体依然主张建立独立的工会,反对在工人运动的主要组织内部开展工作;不过,这个决议并未点出它们的名字(原本打算在书面讨论中再点名)。这两个团体,一个是比利时支部内由瓦尔特·多日[2]领导的一部分年纪尚轻、经验不足的新成员;另一个是以亨德里库斯·斯内夫利特[3]为首的荷兰支部的一部分老资格的成员,他们是一个小规模的激进工会联合会的领导人,顽固地拒绝同较大规模的工会运动合并。

  比利时人很快就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接受了1936年决议的路线;这个决议反映了整个第四国际运动的观点,尽管它并未被正式采纳。而荷兰人却死死抱着自己的小工会不放,最后他们在1938年退出了第四国际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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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第四国际认为,自己的任务是率领世界各国的劳动群众走上为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而斗争的道路。因此,它认真地同劳动群众建立最密切的联系,并完全接受布尔什维克的原则:哪里有群众,共产主义者就要到哪里去开展工作。

  按照这个方针,工人阶级目前最强大的群众组织,是改良主义工会。第四国际一切组织、一切成员最迫切、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在这些工会内部开展工作,消除改良主义官僚的影响,引导工会会员群众走上革命的道路。

  第四国际的各个组织要到什么时候、要怎么做才能在工人阶级当中牢牢扎根,在群众当中获得广泛的影响,并最终使自己成为群众性的组织?这个问题,首先取决于它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赢得工会会员群众的信任,并在会员群众当中扎下根来。

  改良主义工会内的革命工作,与工厂内的革命工作密不可分。不在工会内系统地、耐心地开展工作,就不可能在工厂工人当中赢得或维持影响。

  第四国际必须从参加改良主义工会的群众当中,发展自己的新一批生力军。忽视这个任务,就会使第四国际及其所有支部陷入停滞不前、孤立无援的境地,最终陷入无能为力的处境。

  2、第四国际接受列宁领导下的共产国际(即头四次世界代表大会)的各项原则与决议,赞同共产主义者对于改良主义工会的态度与做法。列宁本人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总结了共产主义者的工会工作的各项原则[4]

  列宁领导下的共产国际通过的各种有关工会问题的决议,当然需要加以修改和补充,但是,只有在实际问题和策略问题上,才需要修改和补充;然而,历史的进程,至少是(被斯大林派把持的)共产国际本身的演变过程,完全证明了这些决议在原则上的重要意义。

  共产国际对待改良主义工会的态度,以及它对待参加改良主义工会的劳动群众的态度,淋漓尽致地暴露了它的蜕变与堕落,它已经彻底地、公开地倒向社会爱国主义阵营。被斯大林派把持的共产国际在工会政策问题上,在向改良主义官僚屈服和极左宗派主义(即建立独立的“红色”工会,而这种政策早就遭到了列宁的严厉批判)之间来回摇摆,最后,它现在已经向改良主义官僚(比如茹奥[5])公开投降。

  “第三时期”政策致使各国共产党遭到了有组织的劳动群众的彻底孤立,导致工人阶级连遭失败(比如德国的惨败);同样地,共产国际现在的工会政策,会给工人群众套上枷锁,驱使他们遭受进一步的失败(比方说,在从布雷斯特和土伦开始,延续自上一次罢工大潮的法国大罢工中,斯大林派向改良主义屈服,支持改良主义官僚)。

  斯大林派已经公开抛弃了列宁主义关于改良主义群众工会的各项原则与策略,放弃了在改良主义群众工会中开展具体工作——它先是采取了极左的“红色”工会政策,导致德国无产阶级困于法西斯集中营里;现在又向世界各国的茹奥之流屈服,使工人阶级重蹈德国的覆辙——有鉴于此,第四国际及其旗下所有组织断然宣布(并已得到各种重大历史事件的证实):它们将会落实列宁主义关于改良主义工会及千百万工会会员的各项原则与策略。

  3、建立独立的“红色”工会(比如红色工会国际)的政策,已经彻底破产。独立的“红色”工会并没有打击到改良主义官僚,反而使共产主义者迅速遭到了工会会员群众的孤立,迅速失去了工厂中的影响力。结果导致共产主义者无法影响工人阶级,无法推动群众激进化,无法给群众提供方向和目标。

  第四国际的各个组织的目标,就是要让现存的小型独立工会摆脱自我孤立的局面,引导它们重新加入改良主义群众组织。只有这样做,才能让目前仍参加独立工会组织的革命工人在广大工人群众当中牢牢扎根,并在群众当中赢得革命的影响力。

  第四国际的各个组织不能把“工会团结”同“与改良主义官僚团结”混为一谈。无论在哪里,都要同“与官僚团结”的倾向进行无情的斗争。只有在这样的斗争中才能实现真正的工会团结——工人阶级在反对资本主义剥削、反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斗争中的团结一致。工会官僚——无论他们属于改良主义政党还是斯大林党——的利益在于维系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因此,工会官僚的目标就是阻止群众的革命化、阻挠群众为斗争而作的准备工作、消解群众的斗争,所以,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首先要从反对叛卖成性的工会官僚开始。工会官僚要求群众维持“秩序与纪律”,只不过是为了帮助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维护“秩序与纪律”。最近在法国发生的罢工与占领工厂的浪潮,已经反复证明了这一点。

  我们并不盲目崇拜“工会团结”,我们也不把“工会团结”当作是维护官僚机器的利益的手段;我们认为,“工会团结”就是要把无产阶级群众团结起来,共同进行斗争和抵抗,挫败改良主义官僚的破坏企图。

  4[6]、在革命形势高涨的时候,会有大批群众涌进工会。这些新加入的群众,大大加强了工会在工人阶级斗争中的重要性。德国在战后时期的演变,以及最近的法国事态,为此提供了充足的例证。然而,尽管涌入工会的群众已经完全做好了斗争的准备,深信自己能够准备和进行推翻资本主义社会的决定性斗争,工会官僚却竭力阻挠群众,不让他们进行决定性的斗争,并用官僚—资产阶级的纪律来束缚他们。这种矛盾——一边是革命群众的希望与意志,另一边是工会官僚的利益——是无法调和的。于是就只剩下了两种出路:要么在群众的压力下,官僚的阴谋与官僚本身被一扫而空;要么就是工会官僚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联手破坏群众的革命力量。

  在这种形势下,第四国际所有组织的任务,就是最积极、最及时地同革命群众站在一起,同他们团结起来,帮助他们反击官僚的破坏与叛卖。第四国际在工会中的党团(fraction)的任务,就是把会员组织起来,反抗改良主义官僚,给群众指出革命的出路,领导群众走上革命斗争的道路。

  在目前形势下,改良主义官僚和斯大林派官僚双双深陷于社会爱国主义与阶级合作的泥潭(“人民阵线”),第四国际各组织就要肩负起推翻资本主义统治秩序的准备工作。无论劳动群众是能够开始走上革命的道路,还是会继续被改良主义官僚束缚住,这个任务能否完成,都取决于第四国际各组织现在和将来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第四国际不把全部力量集中用在改良主义工会内部(同时也是在工厂内部)的工作上,它就会失去力量,变得无足轻重。因此,必须同任何忽视工会内部的工作的倾向进行最坚决的斗争。共产国际与红色工会国际的工会政策,导致了它们自身的破产,这种政策带来的教训,要求第四国际的所有组织必须系统地、顽强地在改良主义工会内开展工作,并将其作为各种任务的中心。

  5、要想在工会内开展革命工作,就必须具体考虑劳动群众的需求与要求。光是一味重复抽象的革命口号,是远远不够的。开展工会工作,就等于打一场维护工人利益、反对官僚的利益与阴谋的艰苦的游击战。这种斗争,不能由各个第四国际工会党团孤立地进行;一切工作都要从工会运动的广大群众的利益出发,尽力赢得会员群众的合作。广大会员群众只有通过自己的亲身体验,才会承认第四国际是无产阶级的日常利益的最好的、最坚决的代表,才会承认第四国际最好、最坚决地维护了无产阶级的日常利益。这是赢得工人群众的信任的唯一方法,它也能打下基础,使工人群众接受我们的口号,为重大的、关键的斗争做好准备。

  第四国际的各个组织必须做到:在最广大的群众面前进行工会斗争;让大量的工会会员参加工会的组织生活。为此必须在工厂与工会之间建立紧密的联系。必须使有关工会的各种议题成为工厂内的公共议题,也就是要使其成为整个工人阶级的公共议题,反之亦然。只有通过这个方法,才能让工会官僚不断受到无产阶级的监督,并揭露工会官僚的阴谋诡计。

  6、坚决地在在业工人与失业工人之间建立密切的联系,是第四国际的各个组织的任务。必须积极反对改良主义官僚孤立失业工人、不让失业工人参加工会的积极生活的企图。把在业工人同失业工人分隔的做法,只会有利于资产阶级——也有利于改良主义官僚,他们不停地挑拨失业者去对付在业工人,特别是在需要破坏和扼杀罢工及类似行动的时候。无产阶级对付失业问题的方法,就是避免把在业工人和失业工人分隔开来,并使双方最紧密地联合起来,共同进行斗争。

  第四国际的各个组织要在现有的失业工人组织当中开展工作,或积极参加创建此类组织。在失业工人组织当中,必须推行让失业工人组织同群众性工会建立紧密联系的政策。必须让失业工人参加工人阶级的一切行动(比如罢工纠察队等)。

  7、第四国际的一切组织必须推动自己的全部成员参加工会。

  工会内的第四国际支持者必须组成专门的工会党团,各个工会党团要在地区层面和全国层面上相互协调,集中开展工作。这些党团应当划分为仅由工会内的第四国际支持者组成的核心小组,以及较为广泛的、吸收所有同情者参加的党团。

  工会党团必须与工会的日常活动保持密切联系,在有关工会运动的所有问题上,都要做到立场坚定。工会党团还要与工厂、工厂委员会、工厂代表会等建立活跃的联系。

  必须坚决地同改良主义官僚作斗争,同时也要注意,不要让改良主义官僚把革命力量赶出工会。第四国际成员与劳动群众之间的联系越是紧密,官僚就越是难以把第四国际成员赶出工会。万一第四国际的成员和组织被开除出工会,仍然要与工会党团和工厂保持联系。必须在工厂与工会的群众中间开展系统的、顽强的运动,争取让工会重新接纳他们。

  8、第四国际的各个组织要成立一个国际工会专项委员会,它的任务是:让各国的工会党团进行国际合作,进一步发展它们的斗争,并在斗争中为第四国际培养一支合格的干部队伍,这些干部能够把革命国际主义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思想传授给广大的工会会员群众。

  为了完成这个任务,第四国际国际工会专项委员会要定期出版讨论工会事务的国际公报。

原载于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期刊《党务组织者》(Party Organizer),第2卷,第5期,1978年7月,第24—26页。





[1] 西里尔·莱昂内尔·罗伯特·詹姆斯(Cyril Lionel Robert James,1901年1月4日——1989年5月31日),历史学家、作家。生于特立尼达与多巴哥。三十年代中期参加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六十年代初退出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中译者注

[2] 瓦尔特·德西雷·多日(Walter Désiré Dauge,1907年10月24日——1944年7月30日),生于比利时南部的弗雷尼(Flénu)一个矿工家庭。1927年进入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学习法律,在求学期间参加社会主义学生运动。1932年开始接近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并于1933年在比利时工人党(Parti Ouvrier Belge,POB)内成立了左翼派系“社会主义行动”(Action Socialiste)。1935年,社会主义行动与打入比利时工人党的托派合并为“革命社会主义行动”(Action Socialiste Révolutionnaire,ASR),并宣布拥护第四国际。1936年,多日与革命社会主义行动被比利时工人党开除后,于同年10月11日与费雷肯集团合并为革命社会主义党(Parti Socialiste Revolutionnaire,PSR),正式成为第四国际比利时支部。1938年,革命社会主义党在弗雷尼地方议会选举中获胜,但比利时国王拒绝任命多日为市长。1939年9月,多日被比利时政府逮捕。二战爆发后,多日退出了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并开始同极右组织合作。1944年7月30日被暗杀。——中译者注

[3] 亨德里库斯·斯内夫利特(Hendricus Sneevliet,1883年5月14日——1942年4月12日),化名马林(Maring),荷兰工会活动家,荷兰社会民主工党党员,后参加荷兰共产党。曾帮助成立印尼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1927年因反对斯大林主义路线,成立革命社会主义党。1935年革命社会主义党与独立社会党合并为革命社会主义工人党(Revolutionair Socialistische Arbeiderspartij)。纳粹德国入侵荷兰后,斯内夫利特组织地下抵抗运动,1942年4月被德国秘密警察逮捕,4月12日英勇就义。 ——中译者注

[4] 请参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第六节《革命家应当不应当在反动工会里做工作?》,《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9卷,第26—35页。
  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192004/marxist.org-chinese-lenin-192004-6.htm ——中译者注

[5] 列昂·茹奥(Léon Jouhaux,1879年7月1日——1954年4月28日),法国工会活动家。曾长期担任法国总工会领导。——中译者注

[6] 原文为“5”,可能是笔误。——中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