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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革命
——巴布洛在第四国际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二十一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吿
1958年11月
〔说明〕原载《托派第四国际资料（第四辑）》（商务印书馆，1964年）
在这个报吿中，我不打算对阿拉伯革命作真正全面而详尽的考察，倒是想就这个问题介绍一些入门的知识，而且主要是想对中东的阿拉伯革命和阿尔及利亚革命作一次初步的探讨。
阿拉伯革命是战后时期的殖民地革命的一部分，并且时常成为殖民地革命的主要方面。这个革命包括了非洲和中东的所有信仰伊斯兰教、保持伊斯兰文明和使用阿拉伯语言的国家，特别是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利比亚，埃及，苏丹，阿拉伯半岛各国，叙利亚，黎巴嫩，约旦和伊拉克。在某种程度上，还必须把伊朗包括进去，虽然它使用着伊斯兰教以前的语言。这场革命总共把六千万阿拉伯人和“阿拉伯化”的人民，席卷在内，占全世界穆斯林居民总数的六分之一左右。
这场革命是一个历史形成的民族单位问题。这个民族的各成分，虽然从纯种族观点来看各有不同的背景[1]，但是，他们都意识到他们首先是阿拉伯人，首先是阿拉伯民族的一部分。
不过，这个阿拉伯的，或者不如说是“阿拉伯化的”，民族共同体在地理上却分布很广，从大西洋一直到波斯湾和里海;而且在这个共同体当中还有许多星罗棋布的少数民族：库尔德人，亚述人，犹太人，希腊人，突厥人，亚美尼亚人，波斯人，柏柏尔人以及属于许多不同的非洲种族的阿拉伯化的黑人等等。
从宗教观点来看，教派和信仰也是多种多样的：伊斯兰教：逊尼派，什叶派，阿拉维派，德鲁斯派，易司马仪派等等。基督教:正教，天主教，新教，雅各派，贵钩利派，马龙派，景教等等。这种宗教信仰错综复杂的现象，举例来说，在利比亚和叙利亚，特别显著。
除了长期与世隔绝的马格勒布没有陷入伊斯兰教教义学的争吵中以外，在穆斯林世界的其他地方都有形形色色的教派（穆罕默德预言会有七十二派之多！）它们在严格遵守《古兰经》的问题上意见完全一致，但是，对于圣训的重要性，却有许多不同的看法;对于先知和他的继承者的使命感，解释就更多了。
因此，在一个确确实实的阿拉伯或阿拉伯化的民族基础上，就形成了多种多样的人种和文化结构。结果，这些国家在过去就全都陷入极其动荡不安的局面中。大多数这些国家都曾经连续不断地遭到埃及人，腓尼基人，波斯人，希腊人，阿拉伯人，蒙古人和突厥人的占领，到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又遭到欧洲帝国主义者的占领。
由于资本主义制度只是到晚近才稍稍侵入这些国家，世世代代的经济、社会、文化和人种结构虽然被颠覆了，在某些地方甚至被抛弃了，可是并没有完全绝迹，直到现在还同阿拉伯各国的复兴交织在一起。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虽然有这样一些因素，我们仍然可以说存在着一个阿拉伯民族。我们的基本论据是，在这些国家的绝大多数居民当中存在着一种由于这些国家人民的历史而形成的共同的民族意识，而他们的历史的特点则是，有共同的语言，有共同的地理位置和共同的社会和文化体系。
要说明这个论据有多么充分的根据，最好对这个问题作一次简要的历史考察。
阿拉伯民族意识的形成
阿拉伯民族意识早在十九世纪就出现了，这就是说早在欧洲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形成的时候就出现了，时间就在西方的封建帝国和奥斯曼东方的封建帝国衰落以后。
在上世纪末尾唤起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正是奥斯曼帝国的灭亡和当时的资本主义大国（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帝国主义目的和活动。
在那个时期的阿拉伯商业和文化中心——贝鲁特，阿勒颇，大马士革，巴格达，亚历山大港，开罗以及君士坦丁堡和波斯各城市，有时还有喀布尔，甚至德里——，受到当时欧洲的自由主义影响的知识界的先驱们，都希望西方能够帮助阿拉伯人摆脱土耳其的专制统治和压迫。
但是，西方的态度很快就使人们感到失望，这些先驱们的自由主义也就变成了更坚决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像萨拉弗运动（向古人求援）的主要倡导者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就是这样。萨拉弗运动是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一个改革运动，又是穆斯林和阿拉伯愿望的摇篮。
“青年土耳其”改革运动一度结束了明确的阿拉伯意识的觉醒，把它吸收到要求给土耳其帝国内一切被压迫民族以独立的更广泛的“奥斯曼自由主义”的框框里去。
但是，到了1910年，“奥斯曼主义”和“奥斯曼阿拉伯大家庭”就寿终正寝了，因为土耳其资产阶级当时正在上升期，它的“青年土耳其”运动思想家不可能，也不愿意真正打破奥斯曼帝国所建立的封建制度和民族压迫。从那时起，阿拉伯人就力求建立自己的独立组织，起初是在文化方面，后来是在政治方面，但是，始终都主要是在知识分子，特别是叙利亚-黎巴嫩知识分子的倡导之下。当时建立的组织有下面几个：文学社（al Muntada al-Arabi），1909年创立于君士坦丁堡。这是一个讨论中心。它的若干成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土耳其人以卖国贼的罪名绞死。这几个人就是黎巴嫩的穆斯林哈里，巴勒贝克的穆斯林海达尔和霍姆斯的基督教徒萨鲁姆•卡赫坦社（传奇式的种族祖先卡赫坦的后裔），这是一个多多少少隶属于文学社的秘密团体。这个团体希望建立一个奥匈帝国式的双重土耳其-阿拉伯帝国。“法特”（青年阿拉伯社），1913-1914年创立于巴黎，在贝鲁特和大马士革设有分社。“分权党”1912年由一些叙利亚人、黎巴嫩人和巴勒斯坦人创立于开罗，在叙利亚和伊拉克都设有委员会，以阿拉伯愿望的代言人的身份出现。青年阿尔及利亚党，也创立于1912年。
1914年的大战前夕，阿拉伯民族运动在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和埃及已经变成一个群众性的运动。大战加速了这一演变，因为英国人认识到，为了对付土耳其人和他们的德国盟友，他们必须得到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支持。1915年春天，《法塔特》（Al-Fatat）和《阿赫德》（Al-Ahd）的成员（前者是从叙利亚境内各国的封建中坚人物和知识界中坚人物中产生的，后者主要代表土耳其军队中的美索不达米亚籍军官）起草了“大马士革议定书”，规定给地中海和红海之间的各阿拉伯国家以独立。这两个团体的成员由于受到土耳其帕夏凯末儿的残暴镇压，很快就损失殆尽。
但是，这一镇压也激起了民族主义的热潮，并且促使阿拉伯半岛的主要首领下决心行动起来。例如，1916年5月6日，麦加的“艾密尔”，侯赛因的儿子，后来的哈什米王朝的奠基者艾密尔•费萨尔在大马士革得悉阿拉伯爱国者被处死的事件以后，就号召发动武装起义来反抗土耳其人，他的口号是：“阿拉伯人呀，死亡已经变成了快乐的事情。”也就是这位费萨尔轻易地相信了英国人和法国人在1914—1918年大战期间提出的慷慨诺言，以下列词句向和会提出“阿拉伯问题及其解决办法”：
我的父亲应英国和法国的请求，领导了阿拉伯人反抗土耳其人的起义。作为我父亲的代表，我到这里来向你们请求：国际联盟应该承认从亚历山大-迪阿布阿克尔一线到南方印度洋的说阿拉伯话的亚洲人民是享有主权的独立人民［……］我是根据威尔逊总统阐述的原则提出这一请求的。我相信，大国将重视说阿拉伯话的人民的肉体和灵魂，胜于重视它们自己的物质利益。［1919年1月29日］
但是，像当初可以料到的那样，后一物质利益毕竟占了上风。按照1916年５月的赛克斯-皮科协定，中东被分为两个势力范围，一个是英国的，一个是法国的，而且还成立了臭名远扬的“委任统治”制度。
对阿拉伯人来说，1920年是灾难之年。当代的一位反动的作家写道[2]：
对所有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来说，国际联盟在圣雷莫的决定似乎是一件可鄙的罪恶。在他们看来，叙利亚、黎巴嫩、外约旦、巴勒斯坦和伊拉克等国的建立是一件违反一切历史、文化和宗教传统的荒唐事情。
中东的阿拉伯国家就这样“像靠了一张益智图一样”被创立起来了。这是殖民主义者的“巴尔干化”阴谋的最好例证。
在这一挫折的打击之下，阿拉伯人的革命热情在各处都消沉下去，但是，在别的地方，民族觉醒又以更大力量爆发岀来，例如二十年代在埃及和伊拉克就是这样，后来，在摩洛哥也是这样。[3]土耳其在“凯末儿主义”指导下的逐步发展和伊朗在巴列维王朝奠基者礼萨领导下的逐步发展也刺激了阿拉伯民族主义。在埃及，华夫脱党（独立党）创立起来，并且在反对1922年英国人扶植的埃及国王的斗争中，耗尽了自己的精力。英国人扶植这位国王是想要维持他们对埃及的事实上的指导权。同样的斗争也在伊拉克展开了。在那里，英国人执意要保持一套人为的行政机构，以便遏制为争取国家的真正独立而奋斗的力量。
他们把大部分政权都交给逊尼派（这个逊尼派构成一个封建和商业贵族阶级），答应绐库尔德人和亚述人以自治，并且把某些地区划给什叶派的首领。至于用来掩盖这一政权的本质的议会制度的性质，“英国人”努里·赛义德在下面一段话里有极其机智的说明：
在选举中，候选人预先就安排好了，其中包括所有的前首相，所有两度任职的大臣，还有议会常务委员会的成员，退休的高级官员，各地方的酋长，部族的会长等等。他们占去议院成员总数的近百分之六十；其余的议员大部分还要仰仗政府的鼻息过活。
1921年的反帝暴动那样的激烈斗争和危及伊拉克国家统一的内部变乱就是这一虚伪的制度造成的。
※ ※ ※
两次大战之间，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反对“委任统治”的斗争也刺激了阿拉伯民族主义，并且使得形式上独立的时刻更加接近了。
巴勒斯坦是整个“肥沃新月地区”的最富于阿拉伯特色的国家。因此，巴勒斯坦的情况值得特别注意。1918年的巴尔弗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承认犹太人有权利在委任统治制度下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民族乡土”。由于犹太居民在数量上有所增长——1929年达到十九万人——一个政治上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也就应运而生。阿拉伯人从那时起就竭力反对这个运动。因为，他们认为这个运动更严重地妨碍了他们自己在政治上的发展，危及他们自己的经济独立，并且是一种要犹太人损害阿拉伯人的利益来扩大领土的政策。
不过，我们必须指出，就是在那时候，阿拉伯人本来也会同意把犹太人当做巴勒斯坦国家的公民而同他们进行谈判，准许他们占有土地，尊重他们在文化上的自治，甚至或许还会同意他们实行地方自治。总之，阿拉伯人本来会同意他们取得一种少数民族的地位；他们只不过是不愿意让犹太人继续移入和购买更多土地罢了。这两种活动当时都是犹太复国主义社所拼命进行的活动。
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反犹太运动（这个运动由于环境的原故很快就变成了反英运动）在三十年代就开始了，而且逐渐壮大起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达到了最高潮。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既是帝国主义者的工具，因而也就大大推动了阿拉伯民族主义。在三十年代，巴勒斯坦成为统一阿拉伯世界的思想再一次更有力地光茫四射的中心。一家接受沙基布·阿斯兰和阿布杜·赖哈曼·阿萨姆的精神指导的巴勒斯坦报纸《阿拉伯人报》，在1932年发表了这样一条教义问答。
阿拉伯人理应占有地中海周围的一半地区。他们一边俯瞰着大西洋，一边俯瞰着印度洋。到处都有共同的风俗习惯和同一的文化。因此，阿拉伯统一既是一个现存的现实，也是一个历史现实。
为了加强文化上的统一，当时就制订了计划，准备在耶路撒冷建立一所阿拉伯大学，并创立一所阿拉伯科学院。后者于1933年下半年在埃及创立起来。
1931年，阿拉伯大会在耶路撒冷举行会议。1932年秋天，阿拉伯大会的执行委贝会就着手筹措一次新的大会，来研究在阿拉伯各国撤销海关机构和统一货币制度和邮政的问题。
在1930年到1933年期间（伊拉克的费萨尔国王在这个时期身故），还进行了各种其他的努力，来实现阿拉伯的统一，但是，这一切活动都受到帝国主义及其土著代理人的破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帝国主义在阿拉伯各国的统治已经摇摇欲坠了，但是还远没有消灭。不过，在巴勒斯坦，从1936年起，就在进行一场名副其实的反英战争，法国人在叙利亚维持他们的统治的时候，也遇到了很大的困难。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东国家走向形式上的政治独立的过程达到最高潮。中东各国从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中，从英法势力的衰微中，从两国的矛盾中，得到了好处。
这个时期最突出的事件是：1941年5月伊拉克掀起反对英国人的革命；1943年11月，法国人退出黎巴嫩和叙利亚；1944年9月的亚历山大港会议为阿拉伯联盟（埃及，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外约旦，沙特阿拉伯，也门）奠定了基础。不过，在联盟的诞生中，伦敦的别有用心的赞助及沙特王室和哈什米王室的矛盾也起了作用。
正是由于这个原故，阿拉伯统一的愿望才退避三舍，为的是“尊重阿拉伯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因为这些阿拉伯国家仅仅“想肯定和巩固这些联系”（联盟宪章语）。
从1945年起，近东的阿拉伯国家就取得了形式上的独立，并且成为联合国的会员国。[4]
另一方面，北非的阿拉伯国家还需要等待独立时刻的到来。利比亚在1952年取得独立，接着，在1956年，苏丹以及摩洛哥和突尼斯又先后取得独立。在非洲，只有阿尔及利亚和隶属于法国的撒哈拉地区以及西属撒哈拉还没有解放。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阿拉伯革命的新阶段开始了，这一阶段的目标是要从帝国主义的手中取得真正的独立，它把阿拉伯革命的扩大所带来的根本性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提出来了。
阿拉伯各国的经济和社会结构
阿拉伯社会是由地中海周围一大半贫瘠的国家组成的。它的农业居民，不管是定居的，游牧的，还是中间性的，都束缚在沿海的土地上，或者束缚在大河沿岸、高山、绿洲的土地上，或者束缚在大片内地沙漠中星罗棋布的畜牧“草原”上；在那里，土地所有制一般是由伊斯兰教的法律或土耳其的封建制度决定的，城市里则居住着一个依靠贸易利润和租金过着寄生生活的商业和高利贷资产阶级；这个社会长期以来就分成几个不相往来的部分，与外界隔绝，闭关自守，而且不论是在中东或马格勒布，都保留着家族和部族的统治和隶属关系，保存着奴隶制度的痕迹，有时还十分清晰；除了在小岛上和各国边沿地带以外，这个社会还没有为帝国主义的侵入所垫颠覆。
大体上来说，我们通常关于阿拉伯各国的概念就是这样，而且这一概念基本上是符合今天的实际情况的。但是，在这一概括的概念中，具体的各别的结构就不能不模糊起来，正在进行中的演变的基本轮廓也不能不模糊起来。因此，还需要作更深入的分析。
（一） 土地问题
在阿拉伯各国，工业化已经有了长足进步，特别是在上次大战期间。但是，总的来说，尽管在工业化方面无疑地有了进步，阿拉伯各国的特点仍然是农业经济占压倒优势。在中东，这种农业经济大体上受着封建关系的支配，在马格勒布各国的殖民者经营的大庄园里，这种农业经济受着资本主义关系的支配。
保持国内的现状，对城市的寄生性的和高利贷性的资产阶级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因为正是这种现状使得他们能够占有土地，然后把土地重分分租出去以求得利润。也正是这种现状使得他们仿佛在管理着农民的财务。这些农民经常缺乏金钱，负债累累。只有一小批名副其实的工业资产阶级核心在形成中——不过，尽管有着一切不利条件，他们仍然发展得很快。他们的利益就在于遏制封建分子和高利贷资产阶级的权力，实行某些改革，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从而创造他们自己的发展所不可或缺的国内市场。
在战后时期，在埃及，突尼斯，摩洛哥，叙利亚和伊拉克等国真正领导阿拉伯革命的正是这些工业资产阶级核心以及在思想上同工业资产阶级有联系的知识分子，甚至军人。（阿尔及利亚的革命，情况特殊，我们以后还要加以研究。）
现在我们用一些基本数据来更清楚地说明阿拉伯各国农村地区目前的经济和社会结构。
适于耕种的土地占土地总面积的5%-45%。已经开垦出的土地所占的比重就更少了，占2%—33%，不过，一般来说，不足10%。基本问题是水利和灌溉。这一问题对土地的利用有极大关系。在黎巴嫩，叙利亚（土耳其），外约旦，伊拉克和伊朗六个国家里，得到灌溉的土地在耕地面积中不到八分之一。在伊拉克，可以灌溉的土地有一万九千一百平方英里，得到灌溉的只有二千六百二十平方英里。在叙利亚，八百七十五万英亩中只有一百二十五万英亩得到灌溉。
由于耕地面积有限，由于灌溉困难，由于农业人口在不断增加的总人口中占压倒多数，按全国人口计算每人平均所得的可资利用的土地就降低到可以和印度相比的水平，即每人1.48英亩。
耕地面积的极低的比重和非常低的单位面积产量，并不是不可克服的自然障碍造成的，而是陈旧的社会关系造成的。
伊斯兰教禁止按固定地租出租土地；伊斯兰教规定由出租者和耕种者共分作物，并且准许租额达到极高的水平。此外，《古兰经》规定的继承法也促使人们把土地分到极小的限度，每个男孩继承两份，每个女孩继承一份。
而且，奥斯曼帝国时代的土地归国家管理的原则长期以来也给土地带来沉重负担。它首先准许建立附有地租的“封地”。这就促进了受封“领主”的不在主义，造成了耕作不良和停滞现象，结果就使得租佃制度极其多样化。
穆斯林土地耕者（伙种农或土地所有者）的权利，不论在马格勒布或中东，一般是由风俗习惯，传统及家族或部族的首领决定的。这些家族或部族首领负责确定地租，定期地在家族或部族的土地集体范围内重新分配土地。
这就使耕种者对他自己的权利和他那份土地的前途，感到惴惴不安。这种惴惴不安的心情又反映在土地日常耕作不良上面。
如果把问题简单化一点，我们就可以说，在中东，除了同欧洲各国的自耕户相当的“穆尔克”（mulk）土地以外，占优势的是封地和租地。国家的财产（或者不如说是国君的财产）“米里”（miri）土地本来是为酬劳领主的劳绩而以“穆尔克”的方式，或大体上长期租借的方式，分给封建领主的，在两种情况下，又由领主分给农民。“马特鲁基”（matruki）是公用的土地，“华克夫”是永远管业，即捐赠给宗教或慈善组织的土地。
“米里”制度是伊拉克所特有的，“马特鲁基”制度是伊朗所特有的；而在一个很长时期内，“华克夫”土地占了埃及耕地的十分之一。
在马格勒布，建立在最好的土地上的大农业庄园，一般都在资本主义殖民者和少数土著大地主手中。这些大庄园都是利用大量而廉价的土著劳动力，即无地的农民，按照现代化的方法耕种的。至于土著居民的土地，即划分为“穆尔克”土地，即不可分割的家族土地——这是山区的特色（男系家族的每一户都有权利按照面积的比例取得收获物）。这种土地由家族的成员耕种，在土地属于撒哈拉绿洲的半游牧民所有的情况下，在农民公社集体公有土地的情况下，在牧民部族的情况下，在公有“哈博斯”土地（相当于埃及的“华克夫”）的情况下，则由伙种农耕种，按五对一的比例对分收获物（哈麦斯制度）。“哈博斯”土地今天在突尼斯仍然特别盛行。
总的来说，在每一个地方，地主，部族的“贵族”或公社的“贵族”，以及他们在城市中的商业和高利贷资产阶级盟友，都占有优越的社会地位；经济权力，金融权力和民政权力都集中在他们手中；另一方面则是小农户，特别是一切朝不保夕的小农户。这些农户正由于朝不保夕，也就认为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从长远的观点来进行经营。
住在城市的土地占有者常常要求用现金偿付地租。为了生存下去，农民几乎不得不经常地举债——现金垫款或实物赊欠——，办法不一而足，但是都让“商人”或放债的资本主义所有者取得了100%或更多的利息。这些资本主义的土地所有者成了他们的农民“顾客”的管家，替他们纳税，在他们有非常的家庭开支时给予照顾等等。
只有山地的农民，像阿尔及利亚或摩洛哥的农民（在那里，土地是家族和公社的不可分割的财产，因而还很有相互帮助的精神）不受阿拉伯农民状况的这一法则的支配。但是，另一方面，那些地区的人口也在不断增加，土地则贫瘠而有限，而且已经划分得很细，住满了人，发生了人口过剩的现象。因此，那里的居民已经在空前的规模上外移。
在埃及，1952年实行农业改革以前，耕地分为下列几类：私有土地约五百六十万费丹[5]，“华克夫”土地五十九万二千费丹，国家土地或公用土地二百五十万费丹。每户不足五费丹的小块土地占总数的37%；但是，这些小户的数目在土地所有者总数中却占了94%。5-10费丹的中等户土地在私有土地中占31.6%，中等户数目在土地所有者总数中占5.3%。50费丹以上的大庄园则为不足0.5%的土地所有者所掌握，土地面积在私有土地中占31%（华克夫土地还不计算在内）。
据人们估计，依靠不足两费丹土地维持生活是不可能的。可是，在1952年以前，拥有不足两费丹土地的农户却有两百五十多万户，而且从人口增加的情况来看，这一面积还有减少下去的趋势。交给地主的那份作物平均竟占总收入的80%！
在黎巴嫩，面积在1.2到12英亩的小块土地最多，但是，不几年以前，2%的土地所有人还拥有40%的土地。
在叙利亚，在最近的土地改革以前，面积在250英亩以上的大庄园的土地在全部可耕地中占15%以上，而小农户的小块土地的面积却在25英亩以下，悬殊现象或许比在埃及更加严重。在叙利亚北部，大土地所有者占有80%-90%的土地；在大马士革地区，占有60%—75%的土地。[6]
在伊拉克，“土地是最封建化的了，制度很不分明，最突出的特色是大庄园的出现。在土耳其人统治下，城市地区以外的全部土地都是‘米里’土地。”[7]封建主和“贵族”又用各种方式夺取了这种土地。
在最近的土地改革以前，可耕地总数有三千万英亩，一千个左右的地主就占有了二千万英亩土地。某些“贵族”拥有的庄园面积达到十万英亩，由名副其实的农奴替他们耕种。农奴们常常只得到收获物的30%。[8]
在约旦，以不足二十五英亩的小块土地居多。大概有30%到40%的村民没有土地。集中在几百个地主手中的大庄园网仍在增长中。
在伊朗，85％的土地耕作者并非他们所耕种的土地的所有者。这些土地属于国家，或者属于一些数目有限的大土地所有者。
在马格勒布，情况如下：
在突尼斯，在大约二千二百万英亩“肥饶”土地中，实际耕种的约有九百三十万英亩，殖民者在不久以前还拥有一百九十万英亩最好的土地。其余的土地由少数大土著“哈博斯”土地所有者和大量小土著所有者占有。
在阿尔及利亚，在将近三千万英亩可耕地中，实际耕种的有一千万英亩。两万五千名欧洲殖民者拥有或者租借了七百万英亩以上最好的土地。在1950年，欧洲殖民者拥有的土地在已开垦的土地中占38%。另一方面，据估计，穆斯林拥有的农村土地分成了约六十万块，其中70%不足以维持生活（在二十五英亩以下）。
因此，差不多有七十万户的农业居民没有土地（三百到四百万人）。
在摩洛哥，在三千七百万到五千万英亩可耕地（和一千万英亩森林）中，1953年实际耕种的有一千二百二十万英亩（约有一千万英亩种了谷物）。六千名欧洲殖民者拥有二百五十万英亩的可耕地（面积在七百五十英亩以上的农庄有九百个），其中实际耕种的有一百五十万英亩。但是，单位面积产量常常为摩洛哥农民的单位面积产量的三倍。
几千名摩洛哥大封建主占有摩洛哥耕地的四分之一，即四百五十万英亩。一百三十万摩洛哥人耕种将近一千万英亩土地。在1954年，据估计，有五十万农户没有土地。[9]摩洛哥人耕种的土地有四分之一是集体土地。
※ ※ ※
不管是在中东，还是在马格勒布，除了大批贫困不堪的农民和游牧民以外[10]，还有大量的农村无产阶级。这是过剩的人口。他们无法找到真正的生产性的工作。
这些人的生活状况在世界上是最悲惨不过的了：每人每年的平均收入——有时甚至是全家的收入，如像在埃及——不足二十五美元；完全不识字；由于营养不良或工作和气候条件，还染上各种疾病（肺结核，虐疾，沙眼——连一位伊本·沙特也难逃此灾——血吸虫病，钩虫病等等）。所有这些病都损害了他们已经很弱的身体。
而且，在趋势是朝着集中的和现代化的大庄园的方向发展的时候，由于卫生状况的改进，由于游牧民的定居化和土地产量的提高（土地并没有成比例地扩大），过剩的农民人口增加了。这些人由于没有受雇从事经济事业，因此，对土地的耕种也不能发挥经济效用。
因此，这就清楚地说明，和摆脱帝国主义、争取真正独立的民族斗争一样，这些国家的土地问题也具有头等重要性。而且，只有在一个给农民以充分土地和提高土地生产力的全盘革命政策的范围内，彻底实行土地改革，才能圆满地解决这个问题。要想通过各种水力工程开垦新的土地，要想消灭疾病和文盲，要想提高土地的生产力，要想在农业方面取得长足的进展，以支持阿拉伯各国不可缺少的平行的工业化事业，也不是单靠土地改革所能奏效，还需要有一个全盘的国家政策。
阿拉伯各国的土地改革的目标应该是给实际耕种的人以土地，这也就是说给小农，伙种农和农业工人以土地；消除一切使小块土地的耕作者对前途惶恐不安的制度，无偿地剥夺一切土著的和外来的大土地所有者的土地，以及“华克夫”土地和“哈博斯”土地，在可能和必要的地方通过水力和其他工程，扩大现有的土地。
至于这种土地改革所采取的形式，必须考虑到阿拉伯家族和部族社会仍然拥有的公社习惯（虽然由于资本主义的侵入，这种社会已经在衰落中）以及公社基础上的灌溉耕作方法的需要。
这就是说，在这些国家，可以实行一种大规模的农业改革，这种改革从一开始就要建立公社的或部族的集体（这些集体以后还要并入更大的集体中），并且把土著封建主和殖民者的最好的大农业庄园变成国营的事业，由在这些农庄上工作的农业工人或伙种农集体加以管理。
事实上，阿拉伯伙种农或农业工人的生活水平是如此低下（或许使用“可怕”一词要更好些），以致任何显著的经济改善——举例来说，其中包括工资的提高——都可以鼓励这些群众在他们成为管理人的集体农庄上提高生产力。
自然，各国的具体情况是互不相同的，有时甚至这个或那个地区的具体情况也是互不相同的。
（二）资产阶级、无产阶极和工业化
不久以前，阿拉伯资产阶级还基本上是由商人和高利贷者组成的。农业生产的大部分利润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落入他们手中。这些阶层把土地产品加以消费，重新分配，或者输出国外，把他们的所得用黄金储存起来，或者投入地产中或大庄园中，这些大庄园又按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分租给伙种农，或由农业工人耕种。[11]
这些阶层还对农民进行髙利贷剥削，利用“复杂的债务制度，商业关系制度，或者把农民当做主顾”，使农民依附于他们。在贸易（纺织品，谷物）或运输中起着重要作用的商人也是马格勒布各城市的阿拉伯资产阶级基本构成的一个特色。
阿拉伯资产阶级的这一构成至今仍占有优势。他们基本上是寄生性的。
但是，由于帝国主义侵入阿拉伯各国家引起了经济的变化，由于新油田的开辟以及由于缓慢但不间断的工业化过程，除了这些阶层以外，已经有一个名副其实的工业资产阶级核心兴起了，因此，这就是说有一个现代无产阶级兴起了。
在中东，除了苏伊士运河一类的贸易基地和事业以外，对中东各国的经济和社会变化影响最大的是油田。今天，在中东一共有六百个油井，其供应量占西方世界生产总量的四分之一，而这个地区的石油蕴藏量据估计则占“大西洋”蕴藏量总数的三分之二。[12]中东的总产量每年价值在十亿美元以上。生产石油的阿拉伯各国的预算即令不是全部依靠从石油中取得的收入，大部分也是依靠这种收入。但是，现在，这笔收入中只有很小一部分被用于国民经济。
尽管如此，开采石油的技术需要和这种开采的利润，仍然——举例来说——使阿拉伯半岛这样一个地方与“波斯”接壤的整个边沿池区的传统生活，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在那里，不久以前，还盛行奴隶制度，现在却发生这样的现象：非游牧化，无产阶级化，道路建设，都市化。
此外，中东各国还在不同的程度上出现了现代化的工业，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尤其是这样：各种开采工业（石油开采业除外，因为石油开采业完全在帝国主义者的手中）或各种加工工业。
纺织工业是最最主要的工业，特别是在埃及（埃及的纺织业除了对棉花进行加工外，还对亚麻，人造丝和天然丝进行加工，设有非常庞大的工厂，还有大量的手工业工场）。其次是黎巴嫩和叙利亚。在伊拉克，纺织工业还处在初期阶段，只对棉花和人造丝进行加工。
其次是食品工业，金属工业，化学工业和建筑工业。这些工业全都是最近发展起来的，主要集中在埃及，但是，在黎巴嫩和叙利亚也有少数企业。一般来说，这些工业，包括纺织工业，尽管在不断发展，现在甚至还不能满足国内的需要，因此，如果有剰余可供出口的话，那是非常特殊的现象。
不过，这些工业的发展就其社会影响而论，却是很重要的，因为它加强了真正的工业资产阶级和现代无产阶级的形成。
现代无产阶级现在在数量上还很薄弱，但是，他们常常是集中的，而且控制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命脉，因此，他们的力量正在不断地增长：在伊朗，在波斯湾各被保护国，在沙特阿拉伯，在伊拉克，在叙利亚和在撒哈拉，有一支约二十万人的石油工人先锋队；在开罗，大马士革和巴格达，有纺织业和建筑业工人；在从亚历山大港到拉塔基亚的各港口中，有运输工人，码头工人。
现在，单单在埃及——阿拉伯各国中最最工业化的国家——就有一百三十万工人，不过他们大部分（90%）是不熟练的工人，分散在几千个小工场中；雇用五百名以上工人的工厂只有六十五个。
在马格勒布，以出口为目的的殖民地农业在经济中仍然占有优势。然而，
在城市里已经建立起加工工业，最初的目的是要满足国内市场的需要，特别是欧洲人的需要：有面粉厂，随处可见的溢养品工厂，现代油类加工厂，还有少数罐头工厂。但是，至少在1945年以前，它们的产品几乎完全不供岀口。土壤和下层土壤的大多数其他产品也很少加工。
[13]
但是，在上次大战以前，任何北非国家
除炼铁厂和修理厂以外，［都没有］金属工业。（也没有纺织工业，虽然棉纺品是最重要的进口品之一。只有少数工场对羊毛进行加工，在摩洛哥尤其是如此。整个来说，化学工业只限于生产硫酸和过磷酸盐，这两种产品几乎只有欧洲移民使用。建筑工业不能满足这些正在从事建设的国家的需要。例如，阿尔及利亚所用的水泥有三分之二是进口的，石灰有一半是进口的，甚至砖瓦也有很大一部分是进口的。
[14]
自上次大战以来，这一情况已经有了很大变化。大战期间，工业化似乎是进行战争所必需的。从1943年起，有三个北非国家同宗主国断绝联系，在那里，最必需的制造品很快就发生匮乏。因此，不能不匆匆地建立整整一系列新工业:食品工业，冶金工业，家庭用品工业，化学工业和玻璃工业，建筑工业等等。
其中有些工业，在战争结束以后，由于无法应付宗主国的设备更好的工业的竞争，马上就垮台了。但是，在法国资本或国际资本进行新投资的情况下，工业化的动力保持下来。他们所以要进行新投资则是因为马格勒布各国在战略上很重要，利于建立大规模企业和支出大量开支。工业从这些公私投资中得到很大好处。
除了投在食品和纺织企业中的一些当地资本以外，
宗主国法国的大公司也建立了分支机构，如穆松桥梁公司，液体空气化学托辣斯，索尔韦公司，佩希奈托辣斯，圣戈班化学公司，拉法格公司，尼德威勒公司，布萨克公司，阿米欧公司等，以及一些英美联合企业（热里加的北非铅公司及突尼斯的港湾石油公司和壳牌石油公司）
[15]。
这样，各种工厂就如雨后春笋一样建立起来了：冶金厂，纺织厂，化学厂等等。其中有些工厂（食品工业）建立在产地，但是，大多数工厂都建立在港口附近，结果，庞大的工业区也就兴起了（著名的“比东维尔斯”也在其中）。
不论是在中东或马格勒布，现在正在进行的工业化过程都还没有使这些不发达国家的以农业和贸易为主的传统经济桔构发生任何质的变化。
从技术上来说，工业的大规模发展由于没有重工业而受到阻碍。如果有重工业的话，就可以有效率地生产廉价机器来装备轻工业，从而降低国内工业产品的高额成本。现在，却不得不用同样高额的关税来保护这些国内工业，以便使它们能够存在下去。
从经济上来说，农村地区的封建结构和城市商业资产阶级的高利贷作用也有碍于开辟巨大的国内市场来推进工业的发展。
从资金上来说，工业的发展由于缺乏原始资本累积所必需的充分财力，而受到阻碍。本国资本都宁愿投入商业和贷款业务中，为的是迅速取得大量利润，外国资本只愿小心翼翼地进行投资，也希望迅速取得利润。掌握在封建-资本家或帝国主义手中的国家又反来促进了这种投机活动，并且消耗了本来可以用于发展国民经济的很大一部分财力。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在这些国家有一种人所熟知的现象：官僚集团不但颟顸无能，过着寄生生活，而且过分臃肿。[16]
此外，由于它们是不发达国家，居民的劳动潜力所提供的巨大生产力量大部分也还没有用在生产事业上:在埃及，一千八百万农民中有三分之二没有受雇从事生产事业，在阿尔及利亚，当地居民每九个人就有七个人没有从事生产事业等等。
因此，在这些经济仍然受着帝国主义控制（很少有例外〕的国家里，封建-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和经济条件就成为妨碍这些国家工业化的主要障碍，并且使得它们毫无希望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赶上工业国家。
不过，自然条件对阿拉伯国家的迅速工业化，却绝不是不利的。
虽然一般来说，送些国家中的任何国家都难于解决水力电或燃煤热力电问题，但是，另一方面，大多数这些国家除了明天的太阳能以外还有极其丰富的石油可资利用。这种资源如果汇合在一个泛阿拉伯联营机构内，可以充分满足它们的工业化的全部需要。
矿产资源虽然没有切实的勘査，很少为人所知，但看来是很充分的：
在中东，叙利亚的叶尔茂克山谷中有含沥青的石灰石，在整个叙利亚沙漠中，在死海里[17]里，在红海沿岸等地，有大量盐类蕴藏；在埃及的阿斯旺东面和黎巴嫩有铁矿苗；在也门有煤，铜和铅；在沙特阿拉伯的马哈德·德哈卜有黄金；在埃及和利比亚沙漠中有磷酸盐等等。
在北非：在突尼斯，特别是在摩洛哥有磷酸盐，摩洛哥的产量几占世界产量的三分之一；特别是在阿尔及利亚有铁矿苗，如波尼（欧恩萨的中心）的铁矿苗，现在正在计划开采这些铁矿苗，预计的铁产量达到每年四十到五十万吨；在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摩洛哥有铅和锌矿藏；在摩洛哥有锰、钴和其他稀有矿藏；在撒哈拉有大量各种各样的矿藏；在加腊·杰比列特和古罗堡有石油，天然气，科隆-贝沙尔煤田，铁矿，在阿基韦特有铜矿，在霍格尔有各种矿藏等等。
除了中东和北非的这些矿产资源以外，还要加上农业和畜牧业出产的原料：棉花，甘蔗和甜菜，各种油类，羊毛等等。
至于阿拉伯国家工业化的资金条件，由于有石油资源，再加上这些国家的现在闲置未用的大量剩余劳动力，这方面的需要也可以充分满足。从理论上来说，从石油生产中取得的巨额利润[18]应当足以提供充分资金，来满足一个联合阿拉伯联邦共和国工业化的需要。但是，现在，这些利润大部分都落入外国帝国主义公司和当政的寡头集团（政府，国王，酋长）之手。[19]
科威特酋长和沙特阿拉伯王室国库的惊人收入是大家都知道的：每年分别竟达五亿美元和三亿美元之多！科威特酋长把三分之一的收入用于他的家庭（七十人），还有三分之一“由这位酋长在伦敦设立的一个投资委员会”，即著名的科威特投资委员会投入“头等的国际股票中”！只有三分之一用于所谓“公共福利”方面。
至于沙特阿拉伯的石油收入，有五千万美元用来供养王室的三百名成员和维持二十四个“一千零一夜”宫（而在1952年到1954年之间，只有一千三百万美元用于农业，在1955年只有一千万美元用于社会福利工作和八千万美元用于军队）。
另一方面，在伊拉克，70%的石油收入都由一个“发展局”用来改进国民经济，特别是农业，主要是靠了修建水利工程，以便利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河水进行灌溉。
帝国主义对石油的控制也妨碍了国内的消费，一方面是因为在帝国主义的控制下，要在当地对任何数量的原油进行加工都有种种困难，但主要是因为帝国主义者根据美国石油价格来计算石油价格，使石油价格大大超过了中东的生产价格。
总之，要想使非常庞大的阿拉伯石油资源对这些国家的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作出有力的贡献，一个根本条件就是要无偿地剥夺帝国主义分子和封建主义分子。
在这些国家，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资源，它本身至少能部分地解决迅速大规模开始工业化所必需的原始资本累积这一困难问题；这一资源就在于把千百万现在部分失业或完全失业的男女劳动力动员起来投入生产。在一个由国家加以控制和计划的经济的范围内，把这支力量投入灌溉工程，造林事业和各种民用建设以及地方工业中，就可非常迅速地提供巨大的生产力，首先是大大增加农业生产。怎样有效地动员这支力量，也是一个社会制度的问题。
怎样评价目前资产阶级对阿拉伯革命的领导
在判断战后时期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对阿拉伯革命的领导所起的作用时，必须把这些材料考虑在内，才能对这种领导作出试验性的评价和估计它的前景。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开始的新阶段中，中东和阿拉伯革命的突出事件是：摩萨台在伊朗的试验；1952年埃及的政治革命和纳赛尔主义的登台；突尼斯和摩洛哥的解放；1954年11月的阿尔及利亚革命；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成立；1958年黎巴嫩和伊拉克的革命。
在所有这些事件中，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革命领导都树立了自己的权威，领导了民族反帝斗争。在有些情况下，资产阶级政党和人物——他们自己就有资产阶级的社会出身，或者在思想上明确地依附于资产阶级——所起的政治领导作用是极其明显的：伊朗的摩萨台；摩洛哥的独立党；突尼斯的新宪政党和布尔吉巴；黎巴嫩和叙利亚的各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组织。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如像在埃及和伊拉克，革命的领导责任由一个波拿巴主义的军官集团担负起来。他们的社会本质和立场应该更容易理解。一般来说，纳赛尔主义的情况更是这样。
在我看来，事变已经完全证明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关于我们时代的殖民地革命的发展和本国资产阶级的作用的基本论点的正确性。事变已经证实资产阶级有可能在一定限度内起来反对帝国主义，而这又反过来证明，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里有必要建立一个团结一切阶级的民族反帝统一战线。
但是，事变也同样证明了本国资产阶级在一切基本领域中的局限性：摆脱帝国主义，实现真正的独立；民族统一；土地改革；工业化；妇女解放。在所有这些国家里，本国资产阶级，包括工业资产阶级核心，在经济上都是薄弱的，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分子和本国其他剥削阶层（商业和高利贷资产阶级）都有太密切的经济联系，而且还不敢坚决地依靠农民和工人群众。由于这个原因，事变已经证明，这个资产阶级不可能实现和完成上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20]
摩萨台在伊朗石油国有化方面的失败；摩洛哥的独立党政权和突尼斯的新宪政党政权的记录；今天伊拉克革命的初步记录——这一切经验都清楚地说明了一个归根结蒂属于资产阶级的革命领导的局限性。（目前的阿尔及利亚革命的情况，我们将另外论述）
由于战后的国际局势在实际上给予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以千载难逢的可能性和机会，由于东西方的对立，由于有了从苏联和其他工人国家获得外交、军事、财政、商业和技术援助的全新的可能性，这种局限性就更加暴露出来了。[21]
由于这些新情况，民族资产阶级就有可能把它不依赖于帝国主义的相对独立性推进到比过去更远的地步，同时还有可能胜利地抵抗帝国主义的可能的侵略。1956年英法侵入苏伊士运河时，情况就是这样，1958年伊拉克革命后的情况也是这样。
但是，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本性使它无法利用这种千载难逢的局势，来根本摆脱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分子造成的经济后果，即妨碍扩大国内市场和迅速大规模工业化的主要障碍。在阿拉伯各国，包括在埃及，帝国主义的经济阵地在任何地方都还没有完全消灭——远没有消灭。
在群众的压力下和迫切的政治和经济需要的压力下，的确他们的确采取过某些剥夺措施和国有化措施——如苏伊士运河和埃及其他企业的国有化——但是，帝国主义者也得到了不折不扣的补偿。这就给国民经济带来了负担，在完全相应的程度上减少了本来可以用于工业化的可能的资源。
对于阿拉伯国家的经济前途和工业化具有决定意义的石油问题可以说明，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面前一般来说是软弱无力的。两者之间的新的力量对比也许可以促使资产阶级去同石油公司谈判合同，而取得对自己有利的条件。事实上，这一过程现在已经开始了。[22]
但是，如果没有阿拉伯群众的革命运动，如果没有一个远远超出资产阶级范围的领导，就不可能进入对这些公司不加赔偿的国有化阶段，而这却是保证在阿拉伯国家大规模开始工业化所必需的原始累积的根本先决条件。
阿拉伯民族统一的事业在目前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领导阿拉伯革命的情况下，也同样受到损害。阿拉伯统一是一个太进步的任务，决不能说，实现这一任务的政权具有什么性质，它也就具有什么性质。
阿拉伯民族统一将成为阿拉伯革命在经济方面，社会方面和政治方面欣欣向荣的最适合的基础。从这一观点来看，实现这一过程的政治形式就不如内容本身重要。举例来说，如果阿拉伯统一可以在一个由纳赛尔管理的单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范围内实现，那么，不管这个国家多么不民主，人们都不能够反对这种统一。人们只能满足于继续在这样一个国家内部为争取民主自由和社会主义而斗争。
但是，在实践中，由纳赛尔主义在一个中央集权的泛阿拉伯国家的形式下，或甚至在一个阿拉伯共和国邦联的形式下实现阿拉伯民族统一，是办不到的。阿拉伯国家的一切联合形式，作为走向在一个单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或一个有效的联邦共和国[23]内实现统一的过渡形式，都必须看做是进步的，如果有实现的可能，都必须加以支持。
目前在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内，在埃及和叙利亚之间发生了纠纷；阿联和伊拉克双方在把统一扩大到伊拉克的问题上，都采取保留态度；布尔吉巴对阿联采取了敌对态度；甚至在马格勒布内部也发生不和。有许多重要迹象都说明，任何阿拉伯资产阶级——即令是其中相对来说最有力的资产阶极——不仅从组织上来说，而且从结构上来说，都没有能力成为整个阿拉伯国家的同化和统一的因素。
阿拉伯封建-资本主义统治阶级的各不同的部分从经济和社会结构观点来看，是太庞杂了，同帝国主义的各式各样的联系也太密切了，也太富于地方主义观念了，因此不可能凭着自己的意志和运动，在一个单一的民族体制内，团结在一个单一的轴心周围。只有一个拥有巨大经济力量的强有力的政权才能够打破地方主义的离心倾向，实现统一。这种统一是阿拉伯群众的最大的共同革命愿望。[24]
纳赛尔主义并没有这种气魄。纳赛尔主义是一个突出的波拿巴主义的政权。它利用埃及和阿拉伯国家的群众运动的声势以及东西方的矛盾，使民族工业资产阶级这一社会阶层（这一阶层仍然很有限，但正在不断地加强中）最后得到好处。这一资产阶级具有突出的资本主义的本色，目前没有充分力量通过一个议会民主党和议会民主政府来进行统治。为了实行统治，它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以便既能应付帝国主义，又能应付经济上落后的本国封建-资产阶级阶层，同时，又不致在左方为群众的独立革命运动所包围。
“反帝国主义的”“民族”军官大多是城乡中等资产阶级的产物。他们都是在社会理想方面朦胧地希望国家“现代化”，“赶上西方”等等的中型大土地所有者，企业家或职员的子女。他们建立的军事政权，对资产阶级的这一阶层来说，是一个理想的政治工具。
从根本上来说，纳赛尔式的波拿巴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是有利的。这是因为一部分国家行政机构由于职权的缘故，富裕起来，变成了资本家，即资金占有者；另一方面，这也是因为国家的行动整个来说，力求促进原始资本主义累积，并且正在协助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25]，打破了过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全限权力给这一发展带来的种种限制。
纳赛尔主义的泛阿拉伯政策是力求至少部分地消除帝国主义和封建的障碍，以开辟更为广大的泛阿拉伯市场，并力求在这种基础上吸引阿拉伯资产阶级的其他阶层参加到这个事业中来。这个政策就其经济本质而论，也是纯资本主义性质的。
※ ※ ※
我们已经研究了民族资产阶级反帝斗争的局限性，也硏究了民族资产阶级争取民族统一和工业化的斗争的局限性。现在，我们再来看看民族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分子的斗争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清楚地反映在民族资产阶级战后推行土地改革时所表现出的极端怯懦的态度上。
在埃及，到现在为止，在广大农民群众中，受到土地改革的实惠的还不到10%左右，“被剥夺”的所有人还得到了不折不扣的补偿。[26]
土地改革现在正在扩大到叙利亚，在那里，封建主的私有土地的最高限额为：灌溉土地二百英亩，有子女者增加一百英亩，外加非灌溉土地七百五十亩。其余的土地由国家接收，按相当于每年平均地租十倍的地价付给所有人以补偿（每年平均地租通常为欧洲同一土地面积的四倍，例如在埃及就是这样）。
至于分配给农民的土地，那将由二十英亩的小块灌溉土地或七十五英亩的小块非灌溉土地构成，地价在四十年内偿清，利率为1.5%。土地改革预定在五年内完成。到五年期间的末尾，在叙利亚的三百多万无地农民当中，受到土地改革实惠的将只有极小的一部分。
至于伊拉克的土地改革（在某种意义上，促使土地改革扩大到叙利亚的就是伊拉克的土地改革），那是更加温和了。据一位为这种土地改革辩护的阿拉伯人自相矛盾地论断说，那是“因为伊拉克拥有的可耕地相当于叙利亚可耕地的三倍多！”（参看旅英阿拉伯学生联合国出版的《阿拉伯评论》1958年10月号）
伊拉克的土地改革也预定在五年内完成。它规定，私有土地的最高限额应降低为灌溉土地六百一十八英亩和非灌溉土地一千二百三十英亩。在所有这些国家里，以前的大地主阶级都将由一个富农阶层来接替。他们由于没有财务上的困难（单单有了国家的补偿金就够了），将可以毫无困难地以各种方式在经济上支配成为小块土地的所有人的小农。因为这些小农丝毫得不到国家的适当的物质和技术援助，而且气候又非常恶劣。
※ ※ ※
至于马格勒布的解放了的国家——突尼斯和摩洛哥，除了有偿地剥夺少数殖民者庄园的有限措施以外，它们还没有认真地着手实行土地改革。
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毫不夸张地断言，在阿拉伯各国，关键性的问题，即土地问题，基本上依然原封未动；希望阿拉伯革命目前的领导者来根本解决这个问题，那是幻想。
至于妇女解放问题，由于伊斯兰教的规定和封建传统，阿拉伯各国妇女的境况要算是世界上最不合时代潮流和最痛苦的了。这一任务的解决也是同这些国家的根本的经济和社会变革密切联系起来的，在目前的封建-资本主义制度下根本办不到。[27]
为阿拉伯的新的、革命性的马克思主义的领导而奋斗
为了完成和彻底实现阿拉伯革命的真正资产阶级民主性的任务，为了实行阿拉伯民族的社会主义改造，都有必要促成一个能够代表阿拉伯各国无产阶级和贫农群众的新的革命领导的兴起。换句话说，也就是促成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领导的兴起。
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同历史的时间表相比，这一任务是大大地落后了，而且，在阿拉伯各国，正像在别处一样，这个任务已经由于苏联官僚集团的外交政策不断改变而大大复杂化。共产党在阿拉伯各国，也像在别处一样，都是顺从的工具。通过它们的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和阶级合作政策，它们到现在为止实际上已经破坏了能够推动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独立组织和行动的独立阶级政党的建立。
当然，这样一种必要的阶级政策并不意味着要丝毫缩小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分子的有效斗争中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的联盟。这种联盟也是同等必要的。但是，这种联盟必须采取这样的形式：在独立的阶级组织中间建立统一战线，以便采取有效的行动，为明确的目标而奋斗，战线的每一参加者都能充分保存自己的政治面貌和充分保持批评组织上的盟友的充分权利。这是列宁主义的统一战线政策。在殖民地和附属国，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双重作用，这一政策也就要求在意识形态上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展开无情的批评，并且对它进行同等不可避免的阶级斗争，以便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解决真正的社会主义任务。
阿拉伯各国共产党不是采取这种路线，而是在克里姆林宫的逼迫下，时而支持宗主国资产阶级的立场，时而支持民族资产阶级的立场，从而既出卖了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又出卖了争取社会解放的斗争。
每当克里姆林宫孤注一掷地同宗主国资产阶级结成联盟或者要中立宗主国资产阶级的时候，它就为了这个目标而无耻地牺牲了隶属于这一宗主国的那些国家的反帝斗争的利益和社会革命的利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同英国和法国保持同盟关系，克里姆林宫逼迫阿拉伯各国共产党放松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甚至不折不扣地破坏这一斗争，只是为了避免妨碍它的帝国主义盟友。战后，在另一个阶段，当民族独立运动冲破重重障碍变得势不可挡的时候，为了在自己反对大西洋列强的斗争中争取民族资产阶级的好感，克里姆林宫又逼迫各处共产党完全支持民族资产阶级的立场，放松在这些国家争取社会解放的独立的阶级斗争，甚至公然破坏这一斗争。
难道还有必要追述一下叙利亚，伊拉克，埃及和其他国家共产党在大战期间是怎样破坏反帝斗争，是怎样为了克里姆林宫和英法美的同盟的利益而牺牲反帝斗争的吗？难道还有必要追述一下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的共产党由于“充分了解到”据说在这些国家和法国之间存在的“历史联系”，是怎样在事实上长期破坏这些国家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以致做了民族主义领导的尾巴，让他们在这种斗争中掌握了主动权的吗？难道还有必要追述一下埃及和叙利亚的共产党在埃及和捷克斯洛伐克订立巨大的武器协定之后，从1955年起是怎样几乎无条件地支持纳赛尔，甚至不惜取消自己并且在这些国家公然破坏任何阶级政策的吗？
的确，由于叙利亚、埃及和伊拉克的共产党再一次一百八十度地改变态度，他们对纳赛尔主义的无条件支持似乎又部分地撤销了。现在，他们正在批评纳赛尔，采取了反对把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扩大到伊拉克的态度，并且歌颂起每个阿拉伯国家——现在首先是伊拉克——的独立自主来。
不管初看起来多么令人不解，这一政策的主要罪人自然又是克里姆林宫。克里姆林宫大概认为，再进一步加强纳赛尔是危险的，因为它担心纳赛尔很快不要克里姆林宫的支持也能活下去，而且会投到西方去。这种曲曲折折的彻头彻尾机会主义的政策是由克里姆林宫的外交政策的不断变化的目标决定的，并不是在充分了解到殖民地和附属国反帝革命和社会革命的迫切需要以后决定的。而且，克里姆林宫是通过各国共产党内少数重要人物来贯彻这一政策的，因为各国共产党的大多数党员，甚至还有他们的干部，并不知道他们的党只是克里姆林宫外交政策棋盘上的小卒子。如果有一个非常强大的群众革命运动，他们很可能会把这些党中的某些党推到克里姆林宫规定的行动界限以外——阿尔及利亚共产党的情况就是这样。它已经不顾法国共产党的路线勉强参加了民族解放阵线领导的阿尔及利亚革命；伊拉克共产党明天的情况也可能是这样。
不过，总的来说，除了伊拉克的共产党，现在还有叙利亚的共产党以外，这些党目前大部分都已经威信扫地，在广大阿拉伯群众当中陷于孤立。这就提出了在阿拉伯各国建立新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领导的问题。这种新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可能不是基本上在共产党内进行工作，而是用符合每一个国家的具体情况的其他方式进行工作。
在所有的阿拉伯国家，目前的根本任务就在于根据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完整纲领，即第四国际的纲领，把一个阿拉伯干部的核心团结在一起，这些干部同时又处在各该国的真正的群众运动当中，并且开始制订一个把本国特点考虑在内的纲领，一个过渡性的纲领。这个具体的过渡纲领必须把反帝的、民族民主要求同真正的社会主义口号结合起来，从而在每一个国家指出从现状走向在阿拉伯体制内实现根本的社会主义解决的具体明确的道路。在制订这样一个纲领的同时，还必须阐明和宣传需要有怎样一个过渡性的党来为这个纲领奋斗。
争取社会主义解决的斗争同争取成立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群众性政党的斗争，是密不可分的，因为这样一个党是争取社会主义胜利所不可缺少的工具。但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群众性政党的建立在每个国家都必须通过具体的过渡性的道路进行。
这样，像摩洛哥或突尼斯等国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可能会得出结论，认为在建立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时，应该走在工会基础上建立一个劳工党的道路[28]，因为工会运动很强大，而且过去已经有自发地政治化的趋势（突尼斯），目前还有这种趋势（摩洛哥）。而且，这条道路还可能证明具有更普遍的意义，因为工会运动在整个一类国家中也需要起这样的作用，也就是政治上的开路先锋的作用。
这样亠个党必须制订一个尽可能进步的一般纲领，特别是一个过渡性的行动纲领，具体地回答真正摆脱帝国主义的独立，阿拉伯统一，土地改革，经济和工业发展和妇女解放等未解决的问题。
就比较特殊的阿尔及利亚的情况而言，很明显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流派和明天的一个群众性的劳工党的基本力量将从目前民族解放阵线内部的不可避免的社会和政治分化中涌现出来。民族解放阵线在开始时是一个反帝的民族统一战线。由于革命的深入，经验，甚至困难，这个阵线正在不断地分化中。它的基础基本上是下层阶级，它的组成成分包括大殖民庄园的农业工人，山区和绿洲的贫苦农民，“哈麦斯”农民[29]，撒哈拉沙漠的游牧民，阿尔及利亚各城市中和法籍无产阶级移民当中的手工业者，小商人和工人。领导这个阵线的是从这些环境中涌现出来的人物，加上知识分子和中等资产阶级阶层的少数稀有的代表。
下层阶级分子的人数和小资产阶级分子，尤其是资产阶级分子的人数在这里比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加悬殊，使前者在数量上和社会地位上都占有优势，这就使阿尔及利亚的革命比突尼斯的革命，甚至比摩洛哥的革命，都更加深刻得多，都更加难以“资产阶级化”，“布尔吉巴化”。
然而，我们对另一事实也决不能低估：由于缺乏明确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就连最好心的和最亲下层阶级的小资产阶级分子都难免落入归根结蒂属于资产阶级性质的政策轨道中。
这个危险始终在等待着民族解放阵线的领导机构：我所指的当然不是公开亲资产阶级的分子（即令他们本身并不是资产阶级分子），像费尔哈特·阿巴斯那样的人，而是指民族解放阵线的左派分子和农民出身的军事领袖。情况所以是这样，还因为阿尔及利亚革命现在背上了沉重的负担：戴高乐政权及其“关于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的建议”，它对阿尔及利亚问题的暧昧态度，以及它加紧进行的镇压；一心一意希望同帝国主义共同开发撒哈拉富源的突尼斯和摩洛哥资产阶级所施加的压力；法国工人运动的屈膝；必须说还有阿尔及利亚革命的政治纲领和一般领导的无力。
问题并不是要怀疑民族解放阵线所取得的巨大积极成就。民族解放阵线是革命的发起者，而且到现在为止还组织了顽强的惊天动地的抵抗运动，来反抗一个老羞成怒的野蛮帝国主义的异常强大的战争努力。相反地，问题在于要了解：革命在新条件下的深入要求它的社会纲领更加明确，要求民族解放阵线的结构和管理更加民主，这样才能使革命的下层阶级基础可以同它有更为密切的联系，并且觉得他们长期以来为它战斗，为它作出巨大牺牲是完全值得的，也是有前途的。
※ ※ ※
每一个阿拉伯国家在真正的群众运动当中建立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的时候，还必须同时在各国核心之间建立泛阿拉伯联系，以便在事实上形成阿拉伯明天的群众性革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创始核心。第四国际愿意并且下定坚定的决心，要在各个方面大力协助这一任务的完成。它的战士们丝毫不想用官僚主义的方式强迫别人接受白己的意见，他们正在同一切的确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阿拉伯同志，以及一切并不完全同意第四国际的全部立场但却独立地转向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阿拉伯同志，进行密切的兄弟般的合作，以便帮助他们在每个国家和在泛阿拉伯的水平上组织起来，制订泛阿拉伯和各国的纲领，并出版一份泛阿拉伯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刊物。
这是一个伟大而迫切的任务。阿拉伯革命的前途即系于此。从阿拉伯革命的浪潮里已经涌现出一些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他们正在寻找它的社会主义前途，它的唯一的前途，但是大体上还没有找到明确的方向。
在埃及的穆斯塔法·哈米斯[30]那样一位无产者或阿尔及利亚革命的最早的一位光荣圣战者拉尔比·本·姆希迪[31]的队伍里，阿拉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将知道怎样把农民和无产者遭受那么多牺牲的革命引导到它的胜利的目标：阿拉伯社会主义共和国。
[1] 按照现代的科学定义，严格来说，即使在阿拉伯半岛，也没有一个阿拉伯种族；相反地，倒存在着三种主要种族类型的混合现象，按照伯特勒姆·托马斯的分法，这三种主要种族类型是：闪族型，地中海型，阿美尼亚型。在伊拉克，基本居民是“奈伯特人”，即“迦勒底人”，在叙利亚-黎巴嫩，基本居民是“亚美拉人”，即“叙利亚人”。从人种学上说，埃及居民是科卜特人。从利比亚到摩洛哥的马格勒布的居民是柏柏尔人。柏柏尔人本身并不是一个种族，而是一个“种族复合体”。
[2] R.富隆：《近东》，巴黎巴约出版社。
[3] 二十年代在阿尔及利亚也有一个由艾密尔·哈立德领导的运动，提出了各种要求；1923年，在巴黎创立了北非之星社。
[4] 阿拉伯半岛的亚丁、海盗海岸，巴林和科威特除外。这些地方仍然是受英国控制或保护的属地。
[5] 一费丹合四百七十八平方码。［一费丹应为6.3亩，约4200平方米。——录入者注］
[6] 这些土地是按照对分收获物的方式耕种的。“租给佃农的土地在17.5到150英亩之间，实行干燥地耕作法，完全仰仗土壤的质量和气候的干燥，因此他们自己留下的一份收货物也同样有所不同，大致在一半到五分之四之间。合同期限按年计算，或者按作物轮种期计算，不能保证佃户的生活。佃户除了负债的时候，并不依附于土地所有者。”（比罗和让·布雷希：《地中海和中东》，巴黎法兰西大学出版社）。
[7] 同上。
[8] 1933年的一项法律规定，土地所有者有权不让伙种农离开土地，直到他偿清债务为止。
[9] 在四十五年中，有一百万农民为悲惨的境况所逼，涌往城市，形成了“比东维尔斯”（贫民区）的半无产阶级。
[10] 游牧民大都为牧民。他们虽然肯定地和不可避免地在减少，但是在阿拉伯人口总数中仍然占很大比重，或许占10%左右。在叙利亚有三十万人，在沙特阿拉伯的六百万居民中占大多数，在伊朗有两百万，在撒哈拉大沙漠中占居民的半数以上（那里约有一百七十万居民）。
游牧民转入定居生活的过程现在正在中东和马格勒布进行中。这是建立了各个独立国家，把沙漠分割开来，切断了游牧地区的通路的结果，也是输入资本主义时代的贸易和自动化运输设备的结果。资本主义时代的贸易和自动化运输设备的输入使得沙漠的流浪生活变得既困难又不时兴了。
“定居化带来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深刻的经济和社会状况的变化。部族酋长正在通过各种方法变成大地主：可耕地的专断分配，水源的出售和信贷。”其他人则变成普通的农民，或者甚至丧失他们的牲畜，迁往绿洲，扩大了“哈麦斯”农民的队伍，或者涌往城市或油田——如阿拉伯半岛的油田或现在撒哈拉的油田——，变成了无产阶级。
[11] “在叙利亚，约旦，伊拉克，甚至在黎巴嫩，除了在高山中以外，有很大一部分大庄园在资产阶级家庭的手中。他们在实行定期重新分配土地的农业公社中，购买了‘穆尔克’土地，在对分的原则下取得‘米里’土地的收益权（这些土地在伊拉克由于可以利用水利，所以很有价值）。他们要么是扩大灌溉工程，购买工具，种植工业作物以便进行投机，要么是把这些土地交给管理人，分租给佃农去耕种［……］。”（Ｐ．比罗和让·布雷希：《地中海和中东》）
[12] 据估计，这一蕴藏量为一百六十一亿吨。单单沙特阿拉伯一国的石油蕴藏量就超过了美国（这是由于海底蕴藏量特别丰富的缘故）。
[13] 见上引的《地中海和中东》。
[14] 同上。
[15] 见上引的《地中海和中东》。
[16] 在不发达的国家里，大多数居民都陷入贫困的境地里，做官（和做点卑鄙的交易）是逃避这种贫困境遇的手段。1951年，在埃及，有五十五万官吏，其中二十万人没有具体的工作。
[17] 有四百亿吨矿盐，还有取用不尽的钾碱蕴藏。
[18] 这一石油产量在1954年达到一亿五千万吨，占世界产量（苏联不计在内）的20%以上。此外，据估计，世界消费量今后十年中将提高一倍，那时，中东石油将必须至少满足世界消费量的一半，这也就是说，须要把中东的产量提高到八亿吨。
[19] 目前，中东出产的每吨石油都给有关的政府带来平均相等于5.5美元的一份利润。
[20] 这就是同资产阶级社会革命有关的任务。过去在欧洲国家，由于实现这一革命，才推翻了封建主义，建立了现代资本主义。
[21] 埃及：在1953年到1957年之间，埃及和苏联的贸易额增加到十一倍多。有整整一系列货物，苏联现在都是埃及的主要供应者。例如，1957年，在埃及的进口中，苏联货占：小麦43%；油类，37%；锯好的木材，37%；木板，50%；拖拉机，27%。此外，苏联现在还购买了埃及的30%以上的棉花和大米。
叙利亚：在1957年，叙利亚从苏联进口的货物在进口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为：
机器和设备………………………47%
石油产品…………………………24%
钢铁………………………………13%
锯好的木材……………………… 9% |
苏联从叙利亚进口的货物主要是棉花（70%以上）。
不论在叙利亚和埃及，销售苏联货物所得的款项都全部用于购买这些国家的农产品。
苏联给予阿联的信贷到现在为止，合计已达四亿五千万美元（其中约有二亿美元用于兴建阿斯旺水坝）。
[22] 所采取的方式是成立“合营”公司。在某些情况下已经用日本和意大利资本建立了这种公司。利润是按比传统的对半平分办法更有利的方式对分的，而且不但有权对分由生产中得来的利润，而且有权对分由石油的加工、运输和销售中得来的利润。沙特阿拉伯最近正是希望按照这些条件来同印地安纳美孚油公司订立一个合同。
[23] 例如，由马格勒布联合共和国和中东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来建立一个联邦共和国。
[24] 阿拉伯民族统一还必须给某些国家里存在的不同的人种集团，如伊拉克的库尔德人，以真正的自治，甚至自决权。此外，在中东，它还必须解决以色列国家和阿拉伯难民问题。这些难民总共有八十万，至今仍住在营地里，一般是帐篷里，过着不安定的生活，没有工作。解决他们的痛苦和爆炸性的问题的唯一公正办法，是把他们重新安置在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很明显是一个阿拉伯国家），并把目前的以色列国家当做一个少数民族吸收在内，让它在一个中东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内享有自治权和充分的自由。
[25] 纳赛尔主义根据经验发现，它的使命就在于作为一个政权来促进工业资产阶级的发展。从1952年以来，埃及就在加紧推行工业化，虽然实际结果仍然很有限（在1956年只有两亿埃及镑工业资本）。
纳赛尔主义国家的政策愈来愈致力于推行工业化：在国家的大力参加下成立了一些联营企业；还成立了一个“生产委员会”来加速工业的发展；在1958年成立了“计划委员会”；现在又拟定了一个五年计划，定于1959年开始实行。
这个计划的资金达到二亿五千六百万英镑——为数毕竟不大。其中三千六百万由苏联提供，四千四百万由西德提供，8百万由东德提供，一千万由日本提供。
然而，动员当地资本（其中包括在土地改革中以土地赎金形式付给土地所有者的资金）投入工业的努力，到现在为止，一直是不成功的。
[26] 1952年的法律规定，私有耕地不得超过二百费丹，如有子女，头两人每人可额外增加五十费丹，总共不得超过三百费丹（三百费丹合三百三十一英亩）。未经开垦的土地不在土地改革的范围以内。因此，有六十六万六千费丹未经耕种的土地还可开垦，此外还有属于皇室的十八万费丹的土地。在1956年7月，有六万五千户的五十万人从没收的二十六万费丹土地中分得了土地。在一千八百多万农民中，受到整个土地改革之惠的总共将有一百五十万人。付给前所有人的补偿金相当于地租价值的十倍，外加设备、机器和树木的代价。这笔补偿金是用利率为3%的国库债券支付的，三十年后偿清。在1956年7月，在这些债券中，有五十亿法郎的债券及利息已经偿清。
售给农民的土地的地价在三十年内偿清，价格相当于税额的三十倍，外加3%的利息及15%的开垦费，每年收获时一并偿还。在理论上，农民所分的小块土地不能再分割下去，甚至不能在继承的基础上继续分割。
农民所有人在一个集体体制——强制性的合作社——内耕种土地，按面积比例均分收收获物。土地改革的最重要的特色是用权威主义的方式降低了过去的高额地租，从土地改革前的每费丹四十到五十埃及镑，降低到十八到二十一埃及镑。
[27] 在摩洛哥，突尼斯，埃及，现在在阿尔及利亚，妇女都参加了阿拉伯革命，但是，这只是部分地缓和了而不能打破仍然压在她们身上的中世纪的枷锁。
只有高山地区的穆斯林妇女，或游牧部族的穆斯林妇女还在各方面保持着某种自由，有时还保存着古代母系制度的继承权（卡比利亚的妇女，尤其是奥雷斯山中保有乔维亚·柏柏尔文化的妇女，沙漠中的土瓦勒格妇女等等）。
[28] 就其意识形态制榊韵来说，是工人的、无产阶签的覚，通祢工农党
[29] 按一对五对分收获物的伙种农。
[30] 他是亚历山大港近郊巨大的道瓦尔村纺织厂工会工人的领袖。这些工人于1952年8月12日聚集在经理部办公室门前，“以穆罕默德·纳吉布和革命的名义”，要求提高工资和开除公司秘书处的一位人员和劳工局的首脑。军事法庭把穆斯塔法·哈米斯判处死刑并加以处决。他一直拒绝谴责“那些教唆他的人”，临刑之前还高呼“革命万岁！”的口号，并低语说：“我永远不死”。
[31] 本·姆希迪从阿尔及利亚革命的一开始就是一位英雄的战土。在受过几周酷刑之后，他还有力量对帝国主义的大队刽子手啐唾，以表示自己的轻蔑，而且还有勇气在施刑人面前高喊：“我们一定要胜利，因为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因为我们相信阿尔及利亚的独立必将实现，你们的酷刑摧毁不了我们的信念。”
感谢 鲍晓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