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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决定性的十年

列维奥·麦丹

1960年1月1-3日


　　〔说明〕原载《托派第四国际资料第四辑》，商务印书馆，1964年12月出版


　　近几年来，印度的实际情况常常受到歪曲。在麦卡锡式的极端分子看来，印度是一个染上中立主义病毒的国家，因此必须把印度看成是个有“共产党人”进行最阴险的活动的场所。在“开明的”资产阶级看来，情况恰巧相反，印度是个进行先进的“民主的”试验的地方，这个试验的结果是要证明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某些根本原则是错误的，不需要以“中国方式”来解决不发达国家的迫切问题。在工人运动内部，流行的倾向是为之百般辩解：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期间，印度的榜样被用来说明实现社会主义要遵循的道路的特殊性质，尼赫鲁甚至以一个社会主义者或半社会主义者的身分而被授以文凭。[1]即使在最近，关于今日印度的性质和它的统治阶级所追逐的目标，还可以看到至少可以说是令人奇怪的言论。[2]
　　但是，在最近几个月中，一些重要的事件应该使人们对于这种辩护词性质的言论，提高一些警惕。7月底，尼赫鲁通过一个不论其形式和内容都是不民主的法案，宣布解散印度联邦中他的党并不占支配地位的唯一邦政府。一个月以后，加尔各答的饥民示威受到血腥的镇压。在同一时期，还利用边境事件进行了巧妙的宣传运动，其目的显然是要制造民族主义的情绪和在人民群众中加剧反华情绪。这三件事情各无联系，但是正因为如此，却说明了印度的实际情况及其统治阶级的目前倾向。对此所以不能汲取什么教训，那是因为即使在工人运动内部，宣传和辩护的动机——必须证实已经决定的总路线或所谓“新”公式——仍旧占上风，而不愿意对现实情况和构成现实情况的一切因素进行直接的分析。

五年计划中的现实情况和虚妄幻想


　　印度独立后最具有特点的试验，无疑是五年计划的试验。第一个五年计划已在几年前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目前正在进行之中，第三个五年计划则尚在起草阶段。大家都知道，正是由于这些计划——以及与这些计划同时提出的声明[3]——人们就很容易把当代的印度说成是“社会主义的”或者“实质上是社会主义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下文中还要加以论述，不过目前先从实际成就的角度来考察一下这个问题。
　　不用说，由于出发点的水平很低，根本谈不上在五年或甚至十年内达到很高的绝对水平问题。但是，在另一方面，要在百分比上取得很大成绩，应该是比较容易的。但是甚至这第二点也没有做到。
　　在决定这个计划的政策的时候，特别提出的是长期目标。当时谈到要在十五年之内把国民收入增加一倍，在二十年或二十多年之内把按人口计的收入增加一倍。[4]而根据其他方面的估计，消费量到1977年才增加到77%少一点点。
　　马上就可以发现，姑且假定达到了这种目标（这是一点也没有把握的），对于印度和它的人民的迫切问题，在十年或十五年之内是不会有什么解决的。只要想一想按人头计的收入加了一倍之后价值也没有多少这一点就够了，因为在1944-1955年这种收入只有大约二百七十卢比（一卢比等于十分之二美元或一先令五辨士），比落后的锡兰这样国家居民的收入少一半以上。[5]
　　第一个五年计划是要肯定所规定的起码指标。只要举一个例子就够了，投资保持在国民收入的5%与6%之间（去年提高到7%），这就是说还不及英国统治时期的每年平均数。投资中最大的一部分用在水利和农业上，而在总计划中工业只分配到全部投资的5%。[6]
　　最后结果是，国民收入增加了18.4%——每年大约3.6%——而按人头计收入的增加量甚至更加有限（只有10.8%）。[7]农业生产的指数增加了大约20%，要是考虑到同时期的人口的增加，这个数目就不算多了。尤其是，一般认为，即使这一点也是靠了气候特别有利才达到的（而用来作比较的一年的气候却很不利）。[8]
　　工业方面的增加却比较显著，大约40%，即每年8%。但是应该指出，这是在私营工业方面，而不是计划范围内的公营工业方面取得的。此外，虽然在某些方面（即电器工业）增加的百分比较大，但是在其他重要部门中，情况却不是如此：它们基本上停留在战时的水平上，有时甚至还达不到这个水平。[9]
　　第二个五年计划所根据的投资分配标准显然是不同的，指标也高得多（投资率提高到10-12%）。重点放在工业发展的需要上，投资额占总数19%，农业投资额则要减少5%。国民收入的增加要比前一计划高一些，达到每年5%。[10]计划要增加得特别多的是炼钢工业。[11]至于农业产量，增加在18%左右（粮食增加15%），这就是说，一开始就决定比前一计划所取得的成绩要低。
　　第二个五年计划定于1961年结束，因此要得出全面的结论为时略嫌过早，尤其是因为必需的统计数字总是要经过一定时期的耽搁以后才会公布。但是这个计划不可能完全实现这一点是越来越明显了，因为有关当局在经过了两年的实践以后不得不重新估计一下实际的可能性。在实践中，有些指标已经降低，有些指标已经列为据说只能在有条件情况下实现的一类。更糟糕的是，根据—定迹象来看，计划经过这样修改以后是否能够实现还是有些疑问的。
　　在宣布作此修改的官方文件中，虽然指出原因在于通货膨胀的趋向和外汇方面的困难，但是也承认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最后阶段，国民收入每年增加不到4%，而农业产量同1953-1954年所达到的水平相比却开始下跌了。[12]
　　至于新计划的头几年，制成钢在1957年比1956年略有增加之后，在1958年却开始下跌（甚至同1956年相比也是如此）。辗铁和水泥生产也有同样的下降。黄麻和棉花的制品产量在1957年就已有下降，制糖工业也是如此，而前者在印度经济中据有颇为重要的地位。[13]
　　农业中的情况甚至更为严重。不仅自从1953-1954年以来没有取得任何进展，而且指数反而下降了。1956-1957年度同1957-1958年度之间的下降特别显著。[14]
　　这不仅意味着计划的目标并没有达到，而且大概也不会达到，同时也意味着现在已经很严重的农业问题有变得甚至更加严重的倾向。即使是在最有利的时期里，绝对量的增加也刚刚够应付人口的增长，而且还是在低得可怜的满足人民需要的水平上做到这一点的。一旦产量若有降低，那末除了增加进口以外，就没有其他出路，增加进口对全面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是很容易想象的（我们绝不要忘记，外汇困难在这三年中已经造成了什么后果）。但是，要是真的如所说的那样，按目前情况那样发展下去，粮食供应和人民需要之间的差距，到1965年将达到25%，而只有每年粮食生产增加8%以上才能保证维持最低限度生活的需要，那末这个解决办法，如果不作重大修改的话，即使作为治标应急的办法，也是很不充分的。[15]根据战后发展的全面情况来看（包括五年计划时期），是完全有理由采取绝对悲观的看法的。如果不发生新的情况，农业生产基本不足这一点，对于印度整个社会结构在政治上和社会上会发生不可估计的影响。打破局面的第一个迹象可能就是在这一方面出现的。
　　由于采取了计划方法以及这种方法具有“社会主义”意图，可能有人认为，在印度工业经济的总范围内，由国家管理或直接控制的公营经济的作用是很大的。事实上，情况并不是如此。
　　我们姑且承认，在开始的时候，用心是良好的，而且在一独立以后，就马上宣传了国有化的思想，甚至由官方出面来宣传。但是事实上后来却又决定不进行国有化，国家只限于管理和控制新成立的工业企业。[16]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工业投资方面，公营经济就显然处于不利地位。第二个五年计划也只想确立一个平衡的比例，这意味着，私营工业的比重仍占举足轻重的地位。[17]因此，甚至在过去一味捧场的某些人士也看到，在实际上，印度的公营经济比西欧某些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公营部分还要少。[18]

工人的工资和生活条件


　　在过去十年中，工人的报酬情况又如何呢？
　　在这一方面，官方统计数字是不完全的，这是很令人遗憾的事，但是即使如此，也有足够的迹象可以得出一个全面的情况。
　　特别是关于工资和利润总数同工业纯产值的比较情况，可以收集到下列的数字：[19]

（单位为千万卢比）
　19501954 1955
纯产值528.6732.6 775.5
　（100）（136） （145）
工资236.4292.3 319.5
　（100）（123） （135）
利润292.2440.3 456.0
　（100）（150） （156）
工资占产值的比例47.7%39.9% 41.1%

　　从这张表可以看出，工资收入的百分比已经下降。在其他方面，即使在这个时期，似乎也出现了相对的增长。
　　关于劳动生产率和实际工资的比较数字，没有1954年以后的官方材料，但是同起始点（1939年为100）来作一番比较却是很有意思的。工资指数在1940年上升到108.6，1943年跌到67.0，1946年是73.2。然后又有了上升，其间只有一次短暂的间断，直到1952年上升到101.8，1953年又跌到99.9，1954年回升到102.7。因此，1954年的指数低于1940年和1941年。甚至生产率的增长似乎也是很轻微的，不过比起工资来要显著得多：1940年104.2；1943年84.5；1946年74.7；1953年105.8，1954年113。[20]
　　关于工资增长的材料从其本身来看不是很完全的，不仅是因为材料来源的关系，而且也因为它们有时仅仅是限于名义工资。不过总的来说，在第一个计划期间所增长的数目，就是不算它们像在1956年和1958年之间那种实际上的下降，也是很有限的。[21]
　　不过，工人报酬的显然冻结，或者说细微的增长（更何况有时还要下降），表面看来是并不十分严重的，除非考虑到绝对水平在过去和现在都是极其低下的。1956年所发的工资全国平均数事实上是1,212.7卢比（最高估计为1,525.9卢比，最低为786.4卢比）。在那一年，纺织工人的平均工资是1,244.5卢比，金属工人1,487.9卢比，石油工人1,686.2卢比。[22]
　　1959年9月，作者有机会会见孟买和马德拉斯的纺织业工会领袖和工人。孟买纺织工人集中，共有好几十万人；马德拉斯则仅仅白金汉·茄那的克工厂就雇有一万五千名工人。根据作者在那里收集的材料，一个工人的月薪，在孟买大约是一百二十卢比，在马德拉斯还要低一些，很少达到一百卢比（在白金汉工厂，高度熟练工人占全体工人10%，他们的工资才能达到二百到二百五十卢比）。
　　一卢比大约只等于美金二角，英币一先令五辨士。因此，虽然我们知道，五个卢比在印度可以买到的东西比一元美金在美国可以买到的东西为多，任何人都可以从这个汇价看出这种工资是多么可怜。根据作者个人的观察，在孟买，最简陋的房屋每月租金在十五到二十卢比之间，一条工作裤或一件工作服要十五到十八卢比，一双便鞋要四到五卢比，一磅大米约半卢比，一磅面包也要这个数目。[23]在工厂里，工人花0.37卢比可以吃上一顿粗饭，在下等馆子里则要半个卢比。
　　但是统计数字和材料只能提供一个关于印度人民群众悲惨处境的粗略概况。仅仅知道一个孟买纺织工人在低得可怜的工资中得拿出15%到20%来付房租，这件事本身是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的；要了解它的充分意义，我们必须知道他得到的是什么样的房子，什么样的环境。
　　在孟买，工人一般都住在贫民窟里，或者郊区小村庄里。其中有一个村庄叫沃利的，住的都是工人和渔民。矮小的屋子挤在一起，其中只有一些脏得要命的小巷。没有卫生设备，结果可想而知。赤身裸体的孩童们同牲畜一起在垃圾堆中找食吃，他们营养不良，百病丛生。房子都是东倒西歪，一到雨季屋顶没有不漏雨的。作者被邀到一个职员的房子里去，一共只有一间小小的厨房和一间六英尺见方的房间。一家六口，两个大人四个小孩都拼在一间。他们在这邻近还算是幸运儿，因为付得起二十卢比的房租。另一个幸运儿是孟买市政府职员，付得起七十二卢比一月。他住在一所五层大营房里，里面还有一个内院。其中的“公寓”都是一个小厨房和一间房间（小的是六英尺宽，九英尺长，大的是九英尺宽，十二英尺长），这个幸运儿的一家十二口人就住在这样的一套公寓里。
　　在贫民窟里，情况还要可怜。房子都很大，像学校和兵营。中间有一个长长的过道，十分黑暗和肮脏。一下雨，水深没踝。所谓“公寓”就是过道两边的单间房间，实际上和窝一样，每一间住上四五家人家。因此就不难了解，一到晩上，你就很可能踩在躺在过道上的人的身上。[24]
　　孟买还是最先进的城市，大家一致公认，加尔各答的住房情况最糟，且不谈印度农村所特有的那种真正半开化的草屋。[25]处在这个人间地狱的最低层的，是群众中间最困苦的人——失业者，他们身无分文，有不少人夜间只能在大城市的人行便道上露宿。

农业的印度


　　不论工业发展所遇到的障碍是多么严重，不论城市群众所面临的问题是多么困难，我们在农村中才是接触到了这个次大陆上最迫切的问题。这个次大陆在今天来说，肯定还是农民占多数。[26]尽管有五年计划，生产停滞最显著的是在农业方面。使大多数感到过去历史所造成的瘫痪影响的，也是在农村地区。在农村地区里，社会隔离现象最为顽固，贫困的根子最深，也是在农村地区里，有千百万人失业或半失业，他们成了印度的无数疮疤之中最碰不得的一个。[27]
　　印度农业的一些最基本的特点是很容易概括的。土地仍只有很少一部分得到利用，全部耕地只占其中19%，而全部耕地中又只有15%得到灌溉之利。[28]生产主要仍是为了一家人的消费，生产率非常之低，按人口计的产量也是如此。[29]土地分割的现象很普遍，有时甚至很悲惨。[30]这种情况所造成的结果是不难了解的。我们不用详述农村地区的一般生活情况：有很清楚的迹象表明这种情况要比城市里糟糕得多。[31]我们只来简单地谈一谈农业工人的处境。
　　这类工人在印度经过了长期的发展后目前已达到五千万人的可观数字，占整个农业人口20%。[32]他们的悲剧——这样说一点也不错——是得不到充分就业机会。约有85%的农业工人只有部分时间的工作。一年之中，平均工作日只有二百天多些，其中还包括一些非农业的活。而另外15%这类工人是长年失业的。[33]即使他们运气好找到了一天的活，所挣的工资最多也不过一个半卢比，妇女和儿童还不到半卢比。因此，在全国按人口计平均收入在二百六十四卢比的那一年，这些不幸的人们中间最不幸的人们只得一百零四卢比。[34]
　　印度农业和印度农民的这幅图景是极其阴暗悲惨的，因此人人都从社会经济结构中去寻找祸害的根源。统治阶级也不得不提出土地改革问题。因此，我们就来谈谈独立后印度历史上这重要的一章。
　　印度农村的结构，其特点是存在着一个不事劳动的地主阶级，他们收取大量的地租。[35]而且，正如前资本主义时期的重要残余仍旧存在的落后国家中一样，劳动农民的负担由于中间人、高利贷者和各种各样寄生虫的盘剥，而更加加重了。[36]种姓偏见也是一个障碍，这种偏见虽然在表面上受到反对，但是实际上却根深柢固。不难看到，在这种情况下，生产力不可能会有很大的发展。靠地租收入获利的人——他们已经拥有各种各样的特权——是一点也不想改进耕作的，因为他们反正可以收到高额地租。中间人也是如此。至于农民，他们耕种的土地并不属于他们，处境朝不保夕，也没有兴趣作什么改进，而且即使有心想改进也没有条件这么做。此外，由于地租高，就有不少资金投在购置土地上，使得工业投资受到了影响。[37]我们在这里只举一些简单的统计数字和分类材料。
　　首先，关于土地分配的材料——这些材料有多少可靠性毋需我们提醒读者——表明，约有20%的农户没有土地。其次，是拥有五英亩以下的土地的农户，据估计，这一类农户占四分之三，一共占有六分之一的耕地面积。另一方面，拥有二十五英亩以上的土地的农户只有5%，一共占有三分之一以上的耕地面积。再具体分析一下，把只占有二十五英亩多一些的人同占有一百多英亩甚至二百五十英亩的人分开来看，那么就可以看到一些更有意义的情况。[38]
　　印度有三种土地关系，历史由来已久，还是英国统治的第一阶段就开始的。
　　（一）所谓利育特瓦里（ryotwari）制度，根据这个制度，土地属于耕种这块地的农民，他必须向国家直接缴税，而不经地主或其他中间人之手。实行这一制度的土地面积据估计占全部耕地面积的36%。[39]
　　（二）所谓柴明达里（zemindari）制度，根据这一制度，土地属于地主，地主负责向政府缴税（有两种柴明达里制度，一种是固定的柴明达里制度，一种是临时的柴明达里制度，区别是前者税额固定，后者可作修改）。地主本人并不直接耕种，而租给佃户耕种。实行固定的柴明达里制度的耕地据估计占35%。[40]
　　（三）所谓马哈尔瓦里（mahalwari）制度，土地属于村社，由村社负责直接向国家缴税。
　　受到批评的显然是柴明达里制度，尤其是因为地主远在外地，往往有各种不同的中间人介在地主与农民之间，使得情况更加恶化，这种中间人有的采取转佃的形式。从经济观点来看，所以有可能产生这种层层剥削的现象，是由于土地价值越来越高，地主向国家缴纳的赋税本来已有稳定趋向，而由于地价越来越高，却又对这一趋向起了对销的作用。[41]
　　但是，正如桑纳（Thorner）在上引的著作中所正确地着重指出的那样，转佃土地最后成了一种基本上合法的事情。在不少的情况下，甚至在实行利育特瓦里制度的地方，占有土地的人也不直接从事劳动，而把土地出租给人。因此，从社会的角度来看，这种人往往与柴明达里制度下的地主是一样的。此外，我们也不要忘记，高利贷者常常很活跃，正如桑纳所指出的，一个高利贷者“本人虽不是地主，结果却同地主一起，不必从事任何农业劳动而坐享一份农业收入。”[42]最后分析起来，一个比较普遍存在，而且其成员在起因和法律地位方面显然各有不同的社会阶层——他们的共同之点是：它在农业中不直接从事生产却享有利润和特权——的存在，就是印度农业“问题”的一个基本特点。
　　我们可以这样来作一种比较具体的分类：上层是由马立克（maliks）即地主所组成的，他们在农业方面的收入直接来自土地所有权。这些人大多数都是把土地出租，而自己坐享其成；但是在很多情况下，他们也雇用长工或短工来从事耕作。也有地主同时采用两种方式，把一部分土地出租，留下来的由自己经营。
　　第二个阶层是所谓基森（Kisans），这种人根据目前流行的说法可以称之为直接耕作者。他们是小土地所有者，或者是伙种农，他们从直接农业劳动中取得一份足够的收入(这完全是一种假定）来养家活口。他们常常不得不从事额外的劳动——不论是农业的劳动还是非农业的劳动——才能使一家人免于饥饿。基森也有雇短工的，然而这只是少数例外的情况，而且只是在极短的时期以内。
　　最后一个阶层是马兹杜尔（mazdur），即农业雇工和短工，他们在别人的土地上劳动，即便自己有一块薄田，也主要不能靠它来得到收入。

土地改革的限度


　　印度农村的矛盾现在和过去一样仍旧是那么严重，寄生的负担仍旧是那么沉重，广大农民群众的生活条件仍旧是那么恶劣，因此印度一独立以后就必须立即进行土地改革。当时几乎各方面都一致承认，必须按照下述总方针采取行动：消灭中间剥削，保证劳动农民得到安定，限制土地所有量，把土地分配给无地农民。正是按着这个方向，当时曾经尝试采取行动，在联邦的各邦里[43]进行了或者计划了各种改革，并且通过像山姆巴蒂丹（Sampattidan）运动和布丹（Bhoodan）运动那样的典型印度式的运动。
　　一开始就普遍规定的第一个目标是废除柴明达里制度。印度所有各邦都早已通过了这样的法律。[44]
　　但是受到直接威胁的寄生阶级却并不因此而胆怯气馁了。他们玩弄各种各样法律上的和程序上的诡计，始则企图推迟对这种打击他们的法律进行表决，继则企图推迟这种法律的实施。虽然他们要想阻挠改革运动的企图并没有完全得逞，但是他们几乎都达到了目的，使得制订出来的法律有空子可钻，或者可以在经济和社会角度方面维持现状，如果不是在法律角度方面维持现状的话。
　　桑纳在上述文章中对各邦的土地改革作了一番具体的分析。有一个例子特别有意思，那就是印度人口最多而土地改革也收到了一些效果的北方邦（据桑纳说，在其他大多数邦里，效果是很微小的）。
　　在北方邦，废除柴明达里制度的法律是在1946年就决定要通过的，但是直到1951年才由议会进行了最后表决（在比哈尔邦，全部程序历时不下八年之久！）寄生阶级就巧妙地利用了这段时间来施展各种诡计。不过法律本身也为柴明达里地主们留下了保全自己的余地。事实上，他们有一部分土地——列为未出租的西尔（Sir）和库特哈什特（Khudhasht）一类，这种土地的佃户的地位极不稳定——可以免于改革。[45]不错，免于改革要有一个条件，那就是，他们必须自己是劳动农民才可以保有这些土地，但是所谓“劳动农民”（working farmer）的定义非常之广，因此地主很容易做到这一点。[46]结果很多柴明达里地主能够享受到这种豁免权利，而成了一种新的特权阶层，即所谓布米达尔（Bhumidar）。换汤不换药，原来的地主仍旧继续占有土地，而且常常是占有出息最厚的土地。而对绝大多数农民来说，并没有实际的变化，情况一切如旧——包括地租在内，而唯一不同的是，现在是向国家交税，而不是给以前的柴明达里交租子了。[47]最后必须补充一句，土地只要不是被没收的，总是有充分补偿的。
　　至于实行利育特瓦里制度的地区（例如在孟买邦），改革的目的主要是保证佃户地位的安定，实行“公平的地租”。结果，实行的改革比这个要求还要低，因为，即使从形式上来看，古老的教士阶级仍旧存在，因此他们用了种种办法来回避。在这一方面，孟买的例子是很有意义的。其后果之一恰好正是法律所要实现的事情的反面：在比较有利的安定条件下保留给佃农的土地逐渐减少，甚至往往连佃农都给消灭了。[48]
　　限制土地所有权的法律措施甚至处在更加落后的阶段：只有在一部分邦里通过了这方面的法律。凡是在宣布了这一法律的地方，这一法律所涉及的往往是将来的产业而不问现在的情况。如果法律也限制现在的所有权，特权阶级总能设法找到空子，基本上保持了原有的地位。甚至南布德里巴德政府在被解散前不久在喀拉拉邦所通过的法律也包含了显然有利于地主的条款。[49]
　　重新分配土地的措施也采取了另外一种对印度来说是相当特别的形式。甘地的一个弟子维诺巴·巴维在1951年发起了一个运动，其目的是使大地主把一部分土地赠送给无地农民。据这个改良者的估计，如果每个地主平均献出土地六分之一的话，所有无地农民平均就能有一英亩土地。当局决定支持这个运动，这个运动的根本思想在一定意义上来说是印度资产阶级的传统思想。
　　一个依靠占有阶级的“慷慨”而不是依靠无产者的斗争意志的人道主义性质的运动显然是有限量的，喋喋不休来谈论这个运动有些什么样的限制，实在毫无必要。[50]我们只要谈谈一件事情就够了，在1958年6月，“捐献”的土地不到四百五十万英亩，而其中有一半是在一个邦里（也是维诺巴亲自进行活动的地方）。而且，在许多情况下，这是一种“事先布置好的善举”：慈善家们乘机把石头太多的或者实际上不能耕种的土地处理掉。此外，在分配这些土地时，还发生了严重的困难，以致在1958年6月只分配掉七十八万二千英亩。[51]
　　1952年官方开始实行的所谓乡村发展计划（Community Development Programme）甚至没有以改变农村结构为目标，而是要创立一些上层结构，使得农村有比较过得去的生活条件。由于计划完全不够充分，甚至在这方面的结果也很微小。在一个农民社会里，最反动的分子今天仍然能起控制的作用，在遭到这样一个社会的大规模抵抗的时候，连有些政府人员也不再热心了。
　　因此，古老的，甚至是远古的势力继续阻挠印度农村的革新。根本结构最多是稍为有了一些动摇，但是在最主要的方面都是碰也没有碰一下。不错，前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残余势力肯定受到了打击，在外大地主的地位也肯定遭到了削弱。但是广大的农民群众并没有从中得到什么好处，仍旧处在不稳定的和从属于人的地位，仍旧不能实现基本改革，而没有这种改革，要使产量有显著的增长是不可能的。
　　在实际上，土地改革的真正目的是要创立一个资本主义类型或者资本主义倾向的经营农业的地主阶层和富农。这是像印度社会那样的一个社会要实现资本主义发展——不论如何迟缓——的必要条件。这在过去和现在仍然是统治阶级在政治上的一个必要条件，只要这种阶层的形成能够起相对稳定的作用，而又能够避免由于历史上已经过时的而且无法确保群众生活条件有丝毫改善的社会形式的长期存在而带来的危险。[52]但是由于寄生的地主在印度社会中继续发生影响而且由于他们和资本主义成分有着联系，这一目标没有全部达到。这种情况对于生产水平的影响，上文已经指出。因此，这又一次以实际例子证明了这个可以供其他国家和大陆参考的教训：在一个落后的国家里，在我们身历其境的历史阶段，资产阶级是没有能力彻底完成土地改革的，虽然在理论上来说，土地改革并不超出资产阶级民主的范围。俄国，中国和南斯拉夫的经验都已经说明，由于资产阶级长期不能彻底完成土地改革会产生怎么样的一触即发的局势。没有理由怀疑，这个规律对印度也同样是有效的。

尼赫鲁的“改良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


　　本文一直把印度统治阶级作为一个不可争辩的资产阶级来谈的。的确，我们认为这一点是不用证明的，因为在几十年来的印度全部历史中就已经表明了。我们并没有把我们在这篇文章开头时所谈到的一些虚幻的看法等闲视之。但是我们要坦率地说，空谈印度正在进入“社会主义世界”或者正在在目前领导集团的指引下沿着自己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在我们看来是极其荒唐的，因此倒是要这样说的人来提出他们的证据。我们甘愿冒被称为“机械主义者”的危险，但是我们相信，任何人不论如何善于玩弄骗术，都无法证明印度的领导集团不再是个资本主义的领导集团，也无法证明在这样一个领导集团的领导下印度能够走向社会主义。
　　但是，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有必要来讨论一下，为什么尼赫鲁的印度采取这样一条特殊的方针，实行五年计划，规划土地改革，采取中立政策，谈论“社会主义式样”。只要稍许考虑一下印度的情况，这个问题是不难解答的。
　　印度是靠可以说（如果你一定要这么说）“和平的道路”实现政治独立的，特别是因为英国当时相信，它的经济利益可以得到保障，而且在印度已经形成了一个当地的资产阶级，其力量足以防止在独立后马上发生社会革命。英国的估计证明并没有错，不过印度资产阶级得千方百计用一切办法来保持一遇风吹雨打就岌岌可危的平衡。
　　上文已经提到，这个统治阶级，在一个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来说，是比较强大的。如果我们没有弄错的话，我们可以说世界上还没有这种国家的其他例子。甘地运动和国大党能够创立一个完整的领导阶层，它同资本主义国家比较起来虽然还十分软弱，可是在它的具体条件下却是很有力量的。不用说，根本条件是相对的工业发展所创造的。同欧洲文化的接触，英国所起的统一全国的作用等等也创造了其他的条件。印度的报纸水平甚至比西欧有些国家还高，提到这一点无疑也是有益的，即使这是一个细节问题。一个统治阶级是否成熟，也可以从它知道如何建立它的喉舌，它为了教育和启迪它的干部采取什么方式这一点来利断。
　　在印度实现独立的时候，统治阶级的政治工具国大党享有群众的非常广泛的支持。对于这些群众来说，独立不仅意味着政治形式的变化，而且也意味着经济和社会的变化。不论尼赫鲁或者他的合作者都无法忽视这一点，尤其是因为，在英国放弃印度的时候，中国正发生了伟大的革命，对所有亚洲的人民群众都要发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因此，尼赫鲁的印度的道路就不可能是蒋介石的道路：这条道路必须是谨慎的“改良主义”的道路，即使它更多地表现在计划上而不是表现在实际成就上。鉴于反帝斗争记忆犹新，鉴于印度所处的地理位置，鉴于它的经济利益，[53]中立的外交政策就必然比大西洋政策可取了。事实上正是由于这种地位——苏联领导人也对这种地位也不是没有出力支持——尼赫鲁的党，尤其是尼赫鲁本人才继续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
　　这就是印度的“道路”的实质。关于“社会主义式样”的言论为这种道路作了宣传上的伴奏，而我们完全可以假定，这种伴奏是很合群众的胃口的。关于这一点，也许有些人对之抱有幻想，但是也有些人却感到担心。其实这种担心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因为，正如一个印度高级领导人在显要的资本家们的一个集会上所说的：“这是一个道义上的愿望的问题，这种愿望迄今为止还没有具体的内容。”[54]它在将来也不会有更多的内容。
　　很难否认：最迫切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印度和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距离只有越来越大了。此外，同中国的对比现在已明显到十分普遍的程度。可能有人对于中国人玩弄统计数字抱有怀疑，但是没有人怀疑这个事实：中国已经在质量上占了优势。
　　如果说要把印度的政治结构，即它的议会民主制度列为它在政治上的优点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不错，在印度联邦里仍旧存在着一些形式上的民主权利，统治阶级特别——如果不是说只有他们——赞赏这一点。比如说在印度可以组织政党和工会，举行群众集会，出版报章杂志，议员是通过自由选举产生的。但是由于国内的具体情况——这是历史发展所决定而在独立时期所具体化的——议会制度和随之而来的民主保证都不可避免地有利于统治阶层，而这个阶层却是最反动的阶层。印度问题最著名的专家中，有一个人最近写道：

　　由于大多数议员都是大地主、高利贷者或者他们的代表，议会制度必然是不利于土地改革的障碍物。[55]

　　关于尼赫鲁的民主的真正阶级本质，没有比这更一针见血的概括了。因此印度农民认为中国的公社是一种更加有效的民主形式，尽管它遭到种种官僚主义和极权主义的摧残而致变形，我们也不应该认为他们的看法是错误的。
　　另外一方面，我们常常很容易过高估计印度政治条件的一个方面。虽然上述相对的保证是存在的，但是一当出现群众运动的时候，即使是工会性质的群众运动，镇压也是迅速而无情的。这不仅是指普遍进行逮捕，而且是指经常使用武力造成惨重的伤亡。在去年9月加尔各答粮食示威中，死亡者数以百计，伤者数以千计，被捕者也数以万计。整个城市仿佛一个被敌军占领的地区。[56]
　　但是，无论如何，最严重的问题仍是发展的前景问题。印度是否有可能长期保持目前的结构，继续是一个议会民主的国家，而且我们是否会看到，即使是通过必要的演变，经由“民主的”和“和平的”道路转向社会主义？
　　最近的一些迹象——我们指的不仅是某些极为粗暴的镇压措施和在喀拉拉邦所采取的专横行动，而且也指统治阶级内部危机的一些表现——可能是一条新路线的出现的预兆，虽然这可能仍旧是很遥远的事。一切须视今后几年中局势的发展而定，首先是经济局势，自然也视群众运动的开展而定。如果经济继续保持停滞的状态，如果群众的一些基本要求得不到满足，那么尼赫鲁和国大党所占的优势可能减弱，在这样的情况下，印度资产阶级就不能再维持议会民主了。在这个问题上，喀拉拉邦的事件已经表明，当民主力量有可能趋向——即使是一部分——不利于资产阶级时，资产阶级会采取什么行动来对付它。
　　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已经有人在预测它应该是什么样子，而且这种计划的目标似乎是野心极大。[57]毫无疑问，印度的前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在目前这个计划的最后几年中和在以后的五年中能够取得什么成就。根据过去的经验，预测只能是悲观的。不过也不能排斥会出现一个比较有利的，或者说不那么不利的情况的可能性，这种情况至少可能继续推迟决定性时刻的到来，如果美国在长期和缓的气氛中提供规模宏大的援助的话。[58]很可能，尼赫鲁会朝这个方向想办法，无论如何，我们在过去几个月中已经看到了他的政策在向比较“亲西方”的方向转了。

向着决定性的时刻发展


　　这里不可能讨论印度群众运动和它最近的发展问题，虽然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只要指出一点就够了，存在着非常巨大的障碍，妨碍着它发挥潜力，这种障碍过去和现在都是一种不利的因素。印度的广大幅员，多种的语言、宗教以及其他的分歧，即使在较近时期还存在着不同的历史背景等等，都使得群众运动极难以全国规模有效地统一起来。因此，即使是最重要的政党，包括共产党在内，它们的力量的分布也是不平衡的，而各地又有地方的政党和组织，它们在某一个地方或邦内力量很强大而在其他地方却简直是没人知道。归根结底分析起来，这种情况造成了群众运动的一个最重要的弱点：农民缺乏组织。而且更奇怪的是，正是在农业雇工中间，这个缺陷特别显著。[59]
　　除了国大党仍旧发生很大的影响以外（尼赫鲁的个人威望是个决定性的因素），迄今为止，没有一个工人组织能够对群众运动中的大多数人发生决定性的影响。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到了一个使印度不同于——举个例来说——印度尼西亚的根本因素。
　　在独立后不久的一个时期里，我们可以提出这样一个论点：由于种种因素，群众运动可能引导到社会党方面去。但是这个论点没有证实，社会党历经几次分裂，现在又遭到其他一些类似政党的竞争，这种竞争在有些地方有时是很剧烈的，因此它的影响比较有限，主要是在小资产阶级中间，而不是在工人或者农民中间。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采取了保守的政策，以致在有些情况下，它竟从右的方面来攻击尼赫鲁。
　　共产党无疑要强大一些，虽然它的二十七个议员中有半数以上是从两个邦里选出来的，[60]这清楚地说明它的发展很不平衡。今年由于喀拉拉邦事件和加尔各答事件引起广泛的议论，打开了它加强和发展的可能性。在加尔各答，人们都认为粮食运动是它发动的，虽然这个运动在实际上的领导要广泛得多，而且有许多自发的特征。[61]喀拉拉邦是全国最小的邦之一，共产党在那里占优势。有些人认为，长远的来说，镇压他们会加强他们的力量，而左派中间也有些人认为，南布迪里巴德执行的政策十分软弱和没有履行有些诺言，已对群众基础发生了不利的影响，在客观上帮助了反动派的动员。[62]关于这一点，现在还很难得出一定的看法。不过虽然几乎没有人认为共产党在短期内不会有强有力的发展，还是有不少人相信，它的势力正在抬头。根本的一点显然要看它的领导采取什么立场而定，特别是在根本性的问题上。[63]
　　无论如何，群众运动内部情况还毫没有澄清，在发展的过程中，可能会有新的分化和新的结合。只有在那个时候，印度革命才能说它已找到了自己的领导。
　　如果考虑到所有这些在发挥作用的和一定会加剧的因素，事实上也就可以从最具体的意义上来说印度革命是存在的了。在这个有四亿居民的次大陆上，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规模巨大的爆炸性因素。新资本主义的道路、渐进改良的道路、减轻贫富不均的程度的道路是永远走不通了。在目前情况下，印度群众的在短期内的前途仍旧是贫困和被压迫的前途。
　　但是，种种矛盾虽然能够维持一个时候，却是朝着在一定时期后爆炸的方向发展。如果考虑到农业生产停滞所形成的严重问题——我们看到，这是在不久以前出现的——，如果考虑到统治阶级力量所依靠的群众的恐惧和偏见正在无可挽回地逐渐消失，如果考虑到印度群众是不断沸腾中的殖民地世界的一部分，而且特别是中国的榜样对他们越来越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如果考虑到国家（从广义上来说）和“文明社会”在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印度的根子比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根子要浅，那么就有理由认为，有历史意义的时刻是不会太远了。将会出现的社会改革——它可能在1960年在印度出现——一定会在我们这一世纪的历史上留下一个可以同俄国和中国的两个革命所留下的痕迹相比的痕迹，但是要是认为这种社会改革能够不打破现有结构而在某种“民主的”和“合乎宪法的”方式下发展，那就太荒谬了。

1960年1月1-3日




[1] 陶里亚蒂在1955年3月向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出的报告中，认为应该注意下面的事实：“印度国大党是个政府党，但是它宣布打算根据社会主义的原则来改造国家的经济，”而在另外一个显然是提到印度和喀拉拉邦试验的地方，他说这是：“……共产主义运动不经暴力而接近取得政权的不发达国家的榜样。”（参看《再生》月刊，1957年5月5日，第248页。）

[2] 我们特别指1959年10月29日（《前进报》）米兰版《社会主义世界》栏上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不顾最基本的材料，硬说“印度，总的来说，虽然它的统治者并没有每隔二十四小时就声称一次它在意识形态上所作的具体选择，却证明它已经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学说，我们认为，我们这么说是不错的：印度采取了它自己的走向社会主义的民族道路。”

[3] 当时有“社会主义式样的社会”的官方提法。

[4] 根据比较悲观的计算，在1977年才可能把按人口计的收入增加一倍。（参看《印度年鉴1959》［《India：A Reference Annual 1959》］，第200页。）

[5] 在同一时期中，美国的按人头计收入是九千四百十卢比，英国是四千三百五十一卢比，日本是九百七十八卢比（参看达斯和查特吉合著：〔《印度经济的发展和问题》〕，1957年，第1页）。在后来的几年中，印度个人收入增加极微（1955-1956年之间是二百七十三卢比，1956-1957年是二百八十四卢比〔暂估〕。）

[6] 运输投资得到同样的待遇。

[7] 按人头计的消费量增加的还要少，只有8%左右。

[8] 参看上引达斯和查特吉一书第534-535页。并参看不仅在这个问题上——杰尔曼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印度经济》一文，刊《第四国际》1955年10月号。

[9]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钢产量大约一百零七十万吨，1940年初达到一百二十五万吨。关于制成钢，1941年到1956年约增加20%，而1956年钢材所达到的水平却低于1939年（参看《印度年鉴1959》，第323页）。必须记住当时的总的经济情况在某些方面是有利的（由于朝鲜战争后所造成的景气，通货膨胀趋势的消失等等）。

[10] 参看上引达斯和查特吉一书第399页以下。

[11] 从一百三十万吨增加到四百三十万吨；参看上引书第545页。

[12] 参看官方出版物《对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估价和前景》第3页。关于实现计划可能性的比较悲观的看法，参看上书第19页和《印度时报》1959年9月1日所刊《计划》一文。

[13] 参看《印度年鉴1959》，第320-323页。

[14] 1952-1953年度至1957-1958年度之间的五年中，总指数如下（以1949-1950年度为100）：102.0，114.3，117.9，123.8，113.4。同期粮食指数如下：101.4，120.1，114.5，114.9，119.9，108.3。

[15] 福特基金会所提出的关于印度粮食情况的报告中提出了这些论点，它还具体地说：“想象不出有一个进口和配给计划能够应付这样大规模的危机。”（从1959年7月11日法国［《世界报》］重译过来）。却尔斯·贝特尔海姆则说，“1966年，收获不足将达三千万吨粮食。”（参看1959年8月1日的《瞬息》周刊。）

[16] 关于官方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发展以及公营和私营经济要发展的不同类别的企业，参看上引达斯和查特吉一书，第237-242页。

[17] 工业新投资情况的材料如下：

　公营部分 私营部分
　预计实际结果预计实际结果
第一个计划9460233233
第二个计划524-535-
（单位为千万卢比）

　　 此外，从总数来说公营部分与私营部分投资比例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是50对50，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应该是61对39。

[18] 参看意大利《团结报》，1959年12月12日。

[19] 参看全印工会大会（共产党控制的工会联合会）总书记S.A.丹吉的《在厄尔纳库兰姆的总报告》。

[20] 参看《印度年鉴1959》，第389页。

[21] 同1947年（最低限度工资法通过以前）比较，1954年的指数是131。1955年145，1956年138（实际工资）。（参看《印度年鉴1959》第391页。）名义工资统计（1951年为100）到1954年为止是107，1955年113，1956年115.9。（参看《1956年工厂工人的收入》，刊《印度劳动公报》1958年3月号第22页。）但是如果考虑到物价的变化（1949年为100，1954年101；1955年96；1956年105——参看《印度年鉴》第302页），1956年与1955年相比就有了下降。关于1958年的情况，参看S.A.丹吉：《危机和工人》，1959年版第68页。丹吉并在上引报告中着重指出，在1954年，工资水平大体上停留在1939年的水平上（第24页）。

[22] 参看上引《工厂工人的收入》，第13-15页。

[23] 这些显然是约略的估计，特别是考虑到度量衡极不一致。

[24] 公共住房建筑是极其不足的。而且，工人和职员常常没有能力缴纳相对来说比较高的房租，虽然这种房租实际上并不太高（例如，在孟买，在沃利区，有供中产阶级居住的房子，一间房，一间厨房，一个阳台，附有卫生设备，租金在五十到七十卢比之间）。

[25] 从孟买到苏联人建筑的钢铁厂所在地加尔各答比莱的路上，有一个现代生活的绿洲，最先进的技术成就是那里的特点。但是四周却是一大堆旧草屋，甚至帐篷，使人看到了一个像印度那样的国家里的互相矛盾的图景。更糟糕的是大多数钢铁工人的居住条件据最近一个社会党的“调查”报告说是令人作呕的。二万名工人住在草屋里，没有水源和卫生设备。去年由于霍乱就死了一千人。（参看《领导者报》，1959年9月7日。）

[26] 据1951年人口调查，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82.7%（参看《印度年鉴1959》，第45页）。在1956-1957年间，国民收入约有50%仍来自农业（同上书，第169页。）

[27] 当时曾任美国驻新德里大使的却斯脱·鲍尔斯谈到大约有五千万全失业或半失业者，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估计在七千万人。据贝特尔海姆说：“……印度农村人口约有40%不参加生产，或者只参加极为有限的工作。”至于城市失业，有些地方十分严重（加尔各答约有三十五万人），参看《印度年鉴1959》，第192-193页（其中数字可能大大低于实际情况）。

[28] 耕地占地理面积38%，占可用面积61%（参看《印度年鉴1959》，第195和251页；并参看《印度经济》，第76页）。

[29] 参看达斯和查特吉著《印度经济》，第57-59页。估计1950-1951年按人头计产值，农业方面是五百卢比，工业是一千七百卢比，运输是一千六百卢比，小企业是八百卢比（参看《印度年鉴1959》，第19页）。

[30] 参看上引达斯和查特吉一书第65页中举出的两个有意义的例子和《印度年鉴1959》第196页上的统计数字。

[31] 按1951年8月到11月进行的一次调查，每个人的平均每月开支在农村需24.22卢比，城市需31.55卢比（四个大城市需54.82卢比）。（参看《印度年鉴1959》，第197页）。

[32] 在1882年，农业工人有七百五十万，1931年增加到三千三百万，1951年增加到四千九百万（参看《印度经济》，第110页，《印度年鉴1959》，第265页）。在有些邦中，达45%（参看《土地问题的某些方面》，1958年版，第8页）。

[33] 参看《印度年鉴1959》，第265-266页；《印度经济》，第111页。

[34] 分别参看上引书第215页和第111页。

[35] 根据专门研究这一问题的兰格尼迦，以各种形式出现的地租高低不等，从全部收获的40-50%，到60%，最高达80%（参看《贫穷与印度的资本发展》，牛津1958年版，第55-59 页）。

[36] 参看《印度经济》，第124-125页，桑纳（Daniel Thorner）：《印度农业展望》，1956年，第10页。

[37] 参看上引桑纳书第11-13页，《印度经济》，第125-127页。

[38] 参看《印度年鉴1959》，第195-196页。

[39] 参看《印度革命工人党纲领》，第15页。

[40] 不幸，在引证的材料来源中，实行临时柴明达里制度的面积是算在第三种制度（马哈尔瓦里制度）的耕地面积之内的（全部百分比为39%）。

[41] 参看上引桑纳书第8页。

[42] 参看上引桑纳书第10页，从法文转译。

[43] 根据印度宪法，土地改革是各州自己的事情，与联邦无干。

[44] 甚至国大党也赞成改革，尤其是因为柴明达里制度是英国统治的最有力支柱之一。

[45] 在实行改革法之前，北方邦的未出租的西尔和库特哈什特共有六百万英亩，而其他种类的土地则只有一百万英亩多一些（参看上引桑纳书第20页）。

[46] 四项基本标准不仅涉及实际的体力劳动，也涉及到工资，劳动的使用，农业经营的指导和管理以及遭受损失的风险。另一方面，有些法律规定禁止出租土地，但是却没有禁止把土地交给伙种农使用。（参看上引桑纳书第20页和第22页。）

[47] 参看上引桑纳书第20页和第25页。

[48] 在孟买，减少的数量达到50%，在海德拉巴邦甚至更多。在安得拉邦，大多数佃农好像都被逐走（参看《土地问题的某些方面》，1958年版，第67-68页）

[49] 参看1959年土地关系法案。所有权限制在十五到二十五英亩之间，视具体情况而定。

[50] 在沙在沙（O.G.Shah）著的小册子《山姆巴蒂丹运动和布丹运动》（《Sampattidan and The Bhoodan Movement》）（1958年）中，可以找到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提出的批判。这个批判基本上是正确的，不过有点机械。

[51] 参看《印度年鉴1959》第278页和《印度农业展望》第74-75页。格拉姆丹是同布丹运动相仿的一个运动，内容为捐献整个乡村。而山姆巴蒂丹则是捐献金钱或其他东西。

[52] 关于这一估计，工人运动中的两个派别虽然在其他问题上有基本分歧，在这个问题上却是一致的。这就是印度共产党和 非常接近第四国际的印度革命工人党（参看上述《农民问题的某些方面》和《印度革命工人党纲领》）。像桑纳这样的专家的估计（见上引文）也是相同的。

[53] 中立政策使印度能够同时得到资本主义国家和苏联的经济援助。在这一方面，印度所处的地位就比中国的地位有利得多。

[54] 参看1959年10月18日的英文《日本时报》（《远东经济问题》栏）。

[55] 这是孟德（Tibor Meudo）的话，从法文转译。span>

[56] 作者是这次事件的目击者。

[57] 杜德在印共月刊《新世纪》1959年8月号上提出了这样的批评。

[58] 杜德在上述文章中说，“美国不仅可能而且能够轻而易举地资助整个计划”，这个计划总数为一千亿卢比，即二百亿美金，或七亿一千四百二十八万五千英镑。要是考虑到美国在1959年的支付差额借方的总数达七十五亿美元，这个说法肯定是夸张了。

[59] 土地改革也受到限制，因为农村没有广大的群众运动。在安得拉邦，由于农民组织比较强大，改革就比其他地方彻底和有效得多。

[60] 社会党有二十名议员，国大党三百六十六名。

[61] 这次鼓动工作是由一个委员会领导的，组成委员会的有十个左翼政党，其中许多政党都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不过没有疑问，共产党在委员会中最有力量；尽管如此，它还是不可能独力决定形势的。

[62] 有人特别着重指出过，南布迪里巴德政府尽管作了正式的诺言，却动员警察来镇压工人。1958年7月在基隆还有工人被杀。

[63] 印度印度共产党在战后的时期中政策迭有变化，不过现在是趋向于有批判地支持尼赫鲁的政策。所以支持尼赫鲁，显然是由于向民族主义浪潮让步，甚至在同中国发生边境冲突的问题上也向民族主义浪潮让步。印度共产党也强调苏共二十大所提出的通过民主和议会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的论点。

感谢 鲍晓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