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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国际(波萨达斯派)英国支部革命工人党(托洛茨基主义者)政治局向亲华派呼吁

1964年12月20月


  〔说明〕原载《托派第四国际资料第五辑》,商务印书馆,1966年4月出版


  我们现在再次向一切亲华的势力和小组呼吁,吁请他们在建立革命潮流的任务中同我们一致行动,共同执行革命的反资本主义的纲领,打倒帝国主义,在英国成立工人政权。
  今天世界上发生的每一个事件都这样或那样地反映着帝国主义的崩溃和世界群众向社会主义的前进。这种向社会主义的前进并不限于殖民地革命。西班牙、意大利和法兰西等国的罢工,这些国家的极度的政治不稳定,反映着欧洲无产阶级已经作好准备,开始夺取政权的斗争。在英国,工党的胜利——不管威尔逊的亲资本主义的领导——标志着高度集中的英国无产阶级正在为社会主义而斗争。如果认为我们还得等待几十年,群众才能作好准备,去推翻欧洲或英国的资本主义,那就是完全丧失了任何前景,根本不了解殖民地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和工人国家内政治革命的能动的过程和相互作用。
  中国的最近几个文件反映,对赫鲁晓夫之流为什么能够提出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政策、实行同帝国主义合作的路线的分析,已经更加深刻了。这些文件说,在工人国家里有一个很大的特权阶层,其社会利益是保守的、反革命的。虽然这些文件把这个阶层笼统地叫做“新资产阶级”,这个分析是同托洛茨基多年前在《被出卖的革命》一书里所作的分析相一致的。这一分析反映,中国同志正在向着托洛茨基主义的立场不断成熟起来,同时对于想把斯大林作为“列宁主义的保卫者”保留下来的企图,却清楚地打了个大大的问号。这个阶层是怎样发展起来的?是什么政策鼓励并反映这个政策的?显然,这个阶层是在苏维埃工人国家的发展时期成长起来的。列宁和托洛茨基对这个阶层采取什么立场呢?他们是用什么手段同它斗争的?由于中国同志的最近的立场,这些问题都产生了。怪不得苏联官僚集团的“理论家”苏斯洛夫要指责中国同志实行托洛茨基主义路线。从最近的报道看来,中国同志对“和平共处”正作出更加激烈的批评,他们说,同帝国主义国家是不可能实行和平共处的——这又是同第四国际的立场近似的。
  我们所关心的,不但是要澄清世界革命过程发展的一般前景,而且要跟寻求革命纲领的一切力量共同工作。例如,必须提出配合群众行动的口号——以为在大量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话的基础上可以把革命政党和工人阶级结合起来,那是没有什么用处的。英国工人的活动是有力的、进攻性的。在工会领导的消极被动的态度面前,工人们通过自己的非官方的委员会,经常举行罢工,强迫资产阶级作出让步。革命形势的一切条件正在成熟中——被剥削阶级的信心、统治阶级缺乏权威和信心、小资产阶级倾向于撤回对资产阶级的战斗的支持。为了加速这个斗争,为了集中这个斗争,有必要建立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领导,把它的政策和纲领同群众关心的日常事务联系起来,如住房问题、工厂中受雇和解雇问题、生活费用问题等等。
  必须围绕着由许多要求组成的纲领把工人委员会组织起来,纲领内容先包括诸如最低基本工资、每周三十五小时工作等等经济要求,然后发展为工人管理工作节奏和工厂条件等要求,直到成立工人民兵、建立工人政权的最后前景。要这样做,需要有最大限度的灵活性,而抱有宗派主义的成见则将一事无成。
  亲华派拒绝提出总罢工的具体前景,又不能提出明确的反资本主义纲领,这就在工人中造成混乱。他们一方面自称是革命者,另一方面又只限于说些一般化的话——如必须粉碎国家机器,这句话是完全正确的,而且是必须提出的,但是,除非工人们知道已经有了一个明确具体的纲领,它仍然不过是一个纯学院式的命题。事实上,有些亲华分子倾向于争论说,我们还得做许多年准备工作!这句话本身就表明,他们低估了在英帝国主义软弱无能,不能满足群众要求的时候,革命力量面前所展开的巨大前景。
  在吁请那些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同志们进行讨论和组成统一战线的同时,我们并不隐瞒对中国人的批评,他们没有能够给予刚果革命以充分的援助,还一味同戴高乐之流打交道,却不去呼吁世界群众,组织具有革命纲领的真正革命政党。在意大利问题上,他们执意低估欧洲无产阶级的强大能动性。
  拒绝同我们讨论是极端宗派主义和反无产阶级的。群众投工党的票,就是实行统一战线。工人之间可以有不同意见,但是在阶级敌人面前,他们却联合起来。
  我们坚信,真正的革命战士会同我们结成统一战线,就象在秘鲁和别处那样。整个历史过程是不断革命的过程。尽管有些中国文件谴责了托洛茨基主义者,这也改变不了什么。行政措施取消不了全世界群众和革命势力结成统一战线以打倒帝国主义和苏联反革命官僚集团的客观必要性。
  我们特别呼吁就赫鲁晓夫下台的意义和在英国组织革命的马克思主义领导的必要具体步骤这两点进行讨论。

1964年12月20月

(译自第四国际英国支部机关刊《红旗》第16期,1965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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