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第四国际
智利政变及其后形势
智利共产主义者同盟决议
约1973年
素侠云雪 译
第四国际的同情支部智利共产主义者同盟（Liga Communiste De Chile）在〔皮诺切特〕政变后召开了一次地下代表大会。下文为那次代表大会中主要观点文件部分内容的翻译。（《国际》，1975年冬春之际）
By James N. Wallace, U.S. News & World Report Magazine/Library of Congress.
1973年3月立法选举后，右翼势力在最终危机爆发前完成了最后的重组。在此期间，武装力量成为关键的政治因素。基督教民主党（Christian Democrat）寄希望于军队，以确保国家在资产阶级合法性框架内延续，并迫使政府作出诸多让步——例如任命军人担任关键部长职位。该党在全国范围内力图尽快将军队拖入政变，以推翻阿连德政府。雇主组织（尤其是智利工业联合会（SOFOFA））也持有相同立场。
政变的初步后果
在人民团结阵线（Popular Unity）内部，立场则不那么明确。选举结束后短短数小时内，由于自第二次代表大会以来持续发酵的深刻危机，智利统一人民行动运动党（MAPU）便发生了分裂。智利共产党召开总会分析选举结果，并确定了新的行动方针。会议最终将1976年选举产生新“民众政府”确立为首要任务！由此推论，智利共产党认为无产阶级的当务之急是加倍努力增加生产，为政府实施财政紧缩计划奠定稳固基础——该计划旨在控制通胀、打击黑市交易并重整国有部门。与此同时，智利共产党提议发起一场反对内战威胁——资产阶级正将此作为勒索手段——的运动，企图借此孤立政变策划者（golpistas），促使与“资产阶级民主派”达成协议并维护法治。当时阿连德及人民团结阵线的主流派系也持相同立场。
另一方面，人民团结阵线中的中派主义者强调必须以更激进的政策应对老板的攻势，既要充分考虑群众力量，又要鼓励持续的群众行动。这些在立场上与革命左翼运动（MIR）虽接近，却又犹豫不决、矛盾重重的力量，在最后阶段确实将争取民众政权作为其政治主张的核心。工人政权的呼声与民众监督机构的建立，在群众中引发了强烈共鸣，并逐渐主导了每场示威活动。
1973年3月大选开启的阶级斗争时期，正处于全球资本主义危机引发的矛盾日益凸显的经济环境。这种僵局无法持久。必须有所突破——要么向社会主义前进，要么向法西斯野蛮状态倒退。这是危机的唯一出路，取决于相互对立的阶级能否将意志强加于对方并击败对方。
6月，政治危机迅速加剧。埃尔滕恩特（El Teniente）矿区的罢工为资产阶级发动新一轮大规模攻势提供了契机；这引发了左翼广泛而强有力的动员，迅速遏制了反对派的攻势并使其陷入混乱。
6月底，正当一切看似平息之际，第二装甲团发动暴动，包围货币宫并袭击国防部。但暴动未能拉拢其他武装部队，很快被镇压。政治局势非但未见好转，反而急剧恶化。反革命势力进入政变准备的最后阶段。面对武装部队的活动（关闭广播电台并对6月29日事件实施严格的新闻审查），政府不得不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将权力移交各省省长和市长。与此同时，军队依据武器管制法对工厂、庄园以及工会和政治组织的办公室展开大规模搜查。在各搜查行动中，民兵人员遭到虐待，办公室和工厂内的物资遭到破坏。在蓬塔阿雷纳斯（Punta Arenas），此类行动致使一名工人死亡。部分广播电台在播放政治节目时遭到军方搜查并被关闭。一批水兵因涉嫌密谋颠覆海军最高指挥部而遭逮捕。武装部队高级军官接连发表明显带有政治色彩的声明。简而言之，不待文官政府发令，武装部队开始便自行其是，其动向明显指向政变。政治基础已被精心铺垫，以确保此次行动不会失败。
为此，他们必须得将政府描绘成“非法”政府，并通过新一轮攻势使国家再次陷入瘫痪。首个目标通过一场精心策划的密集运动来实现——在议会里通过众议院和参议院议长的声明进行协调；当代表立法机构的众议院与最高法院和财政部达成一致，拒绝接受关于国有经济部门的部分宪法改革措施颁布时，这一策略得以强化。最重要的是，反对派通过其掌控的大型媒体，为政变营造心理气氛。与之同时，反对派向陆军总司令卡洛斯·普拉茨（Carlos Prats）将军施压，迫使其辞职。通过瘫痪公路运输，大规模攻势再度展开。随后反对派控制的商业协会、专业协会、部分学生团体等团体相继加入。国民党（NationalParty）开始收集签名“要求阿连德辞职”。摊牌已不可避免。
然而政府并未如此看待事态，而是竭力试图与基督教民主党（Christian Democrats）达成协议。阿连德公开呼吁与该党对话，并表现出愿意让步的姿态。为保证诚意，通过内政部长卡洛斯·布里奥内斯（Carlos Briones）的斡旋，以及阿连德本人的介入，政府开始攻击工人阶级在十月危机期间建立并持续加强的斗争机构。
同时，政府下令将“六月坦克冲击事件”（Tankazo of June）[1]期间被工人占领的大多数工厂归还资方。为维持其“负责任形象”，基督教民主党接受谈判提议，但毫无达成协议之意。他们提出以下条件：武装部队需以监督地位进入内阁；全面颁布议会通过的划分经济不同部门的计划；恢复第九频道电视节目等。
但大局已定，政府的软弱反而助长了政变分子的嚣张气焰。总司令及另外两名高级将领的辞职，生动揭示了最高指挥部门内部的动向。海军部也上演了同样的情景。
另一方面，工人阶级不愿不战而退，他们通过基层示威表达对政府政策的不满。在工会组织智利工人联合中心（CUT，Central Unitaria de Trabajadores de Chile）发起的游行中，军事内阁的主张遭到奚落；贫民窟居民与边境守卫队的游行同样奚落了军事内阁，不过这些游行活动被智利共产党和智利工人联合中心蓄意破坏了。政变于9月11日最终爆发。武装部队成功镇压了军队中应征入伍者和非委任军官（NCO）的反抗，宪兵未作抵抗，左翼电台被查封，随即实施了宵禁。工人阶级被传统政党抛弃，既无法通过自身电台抵消独裁政权的宣传，也无法压制敌对电波，更缺乏统一指挥来组织斗争。尽管众多战士在武装冲突中展现出坚定意志与英勇气概，但他们根本无力有效抵抗政变。
武装部队与人民团结阵线政府
在政变前夕的事件中，在智利无产阶级的失败中，在资产阶级军队如今成为国际大垄断资本统治国家政治经济社会事务主要工具的趋势中，资产阶级军队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使得对其近期行为的深入剖析显得尤为关键。
若不考虑武装力量的阶级属性及其创立的特定目的，我们就无法理解其作用——否则便会陷入以内部冲突（即权宜因素）解释一切的简单化陷阱，这只会误导工人阶级，使其在新任务面前解除武装。
每个资本主义国家武装力量的首要特征，在于它们是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资本主义国家是深刻分裂为对立阶级利益不可调和的社会的体现，也是统治阶级维持其对整个社会霸权的首要工具。历史上，武装力量承担着多重职能：有重大分歧时，与其他国家的统治阶级一起参与清算；殖民征服那些尚未完全纳入资本主义体系的世界人口；平息那些威胁资产阶级稳定的内部（阶级）冲突。
第二个重要观点：武装力量的阶级属性无法改变，因为这是由军队与整个体制的关系所决定的（当然，军官的阶级出身、所受教育类型、主导意识形态等因素确实会影响部队内部的同质化程度）。每支军队都有严格的指挥链，指挥体系理论上独立于外部主要利益集团，指挥层（及其下属）都与维护国家机器的职能紧密相连——所有这些特征都表明，当革命派别在武装力量内部出现时，必然要采取与资产阶级军队彻底决裂的形式。若未能清晰领会这些教训或蓄意掩盖事实，我们便可能混淆两种因素：其一是特定历史条件下阻碍资产阶级军队履行遏制革命力量使命的因素，其二是军队基本性质的转变——这种混淆将阻碍阶级及其先锋队履行应尽的职责。为何在政变前夕，工人阶级政治领导层的大批成员会对高层指挥部的部分成员的立场作出如此错误的判断呢？
在1970年总统大选前的数周，时任陆军总司令雷内·施奈德（Rene Schneider）发表声明，宣称军队将尊重民众的决定，若无候选人获得绝对多数，则尊重国会投票结果。军队不会放弃宪法赋予的职责。这一宪政立场被称为“施奈德主义”。该声明是为了回应“若人民团结阵线候选人胜选可能引发军事干预”的传言。该宪政主义“原则”实质表明：在这一关键时刻，军队最高指挥部倾向于参与改革进程，从而拒绝任何企图利用军队谋取私利的反动立场。
在此局势下，宪政主义立场的重申不过反映出军队高层存在“改良主义者”。举例而言，在弗雷政府执政的最后一年，陆军总参谋部刊物发表系列文章，谴责军队屈从于大资产阶级利益的行为。众所周知，参谋学院的教职员工和行政人员亦是坚定的改良主义支持者。
一种新的“国家安全”概念正在兴起，这种观念认为国内动荡的根源不仅在于“赤色分子”和国际共产主义，更在于统治阶级对工人阶级的残酷剥削，以及其未能解决广大民众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些因素必然导致内部矛盾激化。
鉴于存在大批倾向改良主义模式的将军，显然，政变者必须先完成内部政变，才能推翻阿连德政权，并在国内建立残暴的法西斯主义军事独裁统治。
但改良主义现象主要影响最高级别的将领，并未在参谋部中广泛蔓延。阶级斗争的发展和工人日益高涨的斗争，使革命局势越发可能，这并非绝大多数军官所乐见。当群众开始超越人民团结阵线各党的官僚领导层，推行一系列远超改良主义纲领范围的措施时，一部分军官便开始转向与国内最反动势力相呼应的立场——这些势力自阿连德胜选后便认定，军事政变才是最符合资产阶级利益的解决方案。
由此，政治力量的两极分化催生出这样一种局面：多数军官日益向右倾斜。然而当时反动派将军们并未掌握有利的实力平衡，他们对此心知肚明。于是他们开始制定一项兼顾多重困境的战略：
a．有将军们站在阿连德一边
b．工人阶级展现了其强大的力量
c．大量应征入伍者和非委任军官（NCO）被争取到社会主义立场
d．资产阶级两大派系之间存在分裂
这种矛盾在武装部队内部显而易见。有部分军官希望继续忠于政府，另一些团体正策划政变。
究竟是什么因素彻底断送了宪政派的胜利呢？为何把工人阶级的命运交给这些矛盾的解决，是乌托邦式的幻想，更是犯罪行为？首先，阶级斗争的尖锐化使历史议程明确指向两种选择：要么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要么是反动势力得逞。所谓“宪政主义”这类中间立场已无立足之地。当无产阶级革命问题最终摆上台面时，显然唯有无产阶级自己及其政治军事上组织起来的先锋队才能领导这场革命，承担起夺取政权的重任。
这项伟大事业的成败，最终取决于无产阶级能否将某些武装组织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以对抗反动势力的进攻。资产阶级军队中相当一部分人，在受到革命社会主义思想的积极影响后（通过鼓动解散资产阶级军队并建立民众民兵的宣传），可能站在工人阶级一边，但这意味着这些部队已脱离资产阶级军队的行列，不再属于其中。革命者必须努力确保在所有决定性时刻，都能大规模发生这种情况。
然而，将对抗责任全权托付给那些虽受军官团内部冲突影响，却绝不代表无产阶级利益，反而反对解散资产阶级军队的人，则是完全不同的问题。这等于否定无产阶级通过打破等级结构来影响职业军队部分武装的所有可能性。
在军官、士兵同工人阶级斗争隔绝的情况下，由于工人武装尚未形成，他们无法在关键时刻与工人武装联合；面对小资产阶级分子和受过反革命任务训练的军官时，他们无法确定自己的命运；严苛的军纪束缚着他们——在此情况下，除了对工人阶级实施血腥镇压，不会有别的结果。
在此背景下，军队中最反动的派别开始：
（1）暴力清洗已被争取到无产阶级阵营的军方人员（尤其非委任军官）。政变数月前已有大量士兵和水兵遭受酷刑、监禁并被逐出军队。政变前数周，工人已知悉的水兵事件，仅是当时局势的冰山一角。
（2）召开将军和军官会议，联名请愿要求政府采取措施遏制工人阶级的战斗性。
（3）大规模动用人民团结阵线政府提交的，国会通过的武器管制法。该法赋予政变策划者（golpistas）在全国范围内搜查扣押武器的绝对权力，他们借此没收所有可能阻碍其计划的武器装备。
（4）驱逐高层指挥部中的亲政府势力。为此采取了多种施压手段。最显著的是支持政变的军官家属在时任陆军总司令卡洛斯·普拉茨（Carlos Prats）将军府邸外示威，由于政府未予干预，最终迫使普拉茨辞职。
这些准备工作绝非秘密。人民团结阵线政府完全清楚正在酝酿的阴谋。但主要工人阶级政党对武装部队采取的立场注定导向失败。
改良主义者中的领导部分，基于武装力量未立即采取干预行动的事实，始终否认军队具有任何阶级属性。在他们看来，武装力量并非资产阶级机构，而是本质上“无意识”的团体，效忠于行政机构，具有“专业精神和爱国情怀”。显然，若想说服工人阶级放弃建立自己的政治军事权力机构，就必须否认武装力量的阶级本质。盲目与怯懦盛行到如此地步：一群揭露政变阴谋的水兵，本意是捍卫政府的宪政立场并剥夺阴谋者的合法外衣，却反被政府依据《内部安全法》提起公诉。这种对待武装部队的态度，清晰地揭示了改良主义犯罪性误导政策的本质。
同样的事实是，革命左翼运动（MIR）及其他中派主义力量始终未能正确界定武装力量的性质，也未能就此问题制定真正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立场。在选举期间及阿连德政府执政的头几个月，革命左翼运动等革命左翼组织犯下了典型的极左错误（这种错误导致他们陷入一种悖论式理论立场，与改良主义者极为接近）：他们正确地将武装力量定性为资产阶级机构、统治阶级的镇压工具，但在阿连德当选这样重大的政治变局中，却期待军队会作出自动机械式的反应。
（所谓“自动政变”的概念）。他们无法理解这样一个事实：尽管军事机构确实会响应统治阶级的战略需要，但并不意味着军队在任何时刻、任何情况下都能完全自由地按照其创建时的阶级利益行事——在特定形势下，次要因素（如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理念）可能发挥决定性作用，而这种因素丝毫不会改变军事机构的阶级性质。
这种错误导致改良主义立场获得大量支持：既然政变未能立即发生，便“证明”革命左翼是错误的，“和平道路”才是正确的。由于长期未澄清这些立场，6月29日的坦克冲击（Tankazo）事件再次引发对武装力量性质的质疑。革命左翼运动（MIR）及其他中派主义团体（包括社会党与统一人民行动运动（MAPU）的部分成员）提出折衷主义的解释：武装力量的最终命运将取决于政变分子与改良主义者、反动势力与左翼士官之间正在进行的内部斗争的结果。
在阶级斗争如此关键的时刻，对武装力量的立场本应基于一个显而易见的需求：无产阶级必须为即将到来的武装冲突创造有利的兵力对比。中派主义者将解决武装部队内部斗争作为实现有利兵力对比的前提，却错失了问题的核心：军队内部斗争的结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无产阶级组织自己能调动多少此刻已坚定不移地走上起义之路的力量对抗反动势力和资产阶级核心部分。
在武装部队内部进行鼓动工作，通过纲领性呼吁来争取士兵加入人民阵营，分化军队，使其在关键时刻无法形成均质的集团——这些无疑是重要事项；而压迫机构内部矛盾的激化，则是革命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但军队内部的鼓动工作，唯有作为无产阶级力量自己的民兵组织的准备与建设为补充，并与之紧密结合时，方有意义。因为归根结蒂，真正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将是这支力量。当决战时刻来临，若无产阶级无法组建自己的战斗组织并凝聚这些力量，那么军队中任何已被争取到社会主义革命阵营的力量都将流失。
当前时期与无产阶级的任务
军事政变标志着持续近六年的群众斗争高涨时期的终结；这场斗争在激烈的革命危机中告终，由此开启了一个新的反革命时期，其特征是工人运动遭受挫败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突然重新洗牌。正是在此框架下，我们必须仔细分析构成无产阶级的各种力量，才能制定正确的斗争策略。
震撼全国的革命前危机导致对立力量急剧两极分化；而这种分化又通过一系列内部变动和重组，改变了双方的构成。例如，在工人运动内部，群众的巨大革命浪潮揭示了改良主义日益深化的危机；这种浪潮影响到了各种中派主义派别，这些派别采取了坚决反对人民团结阵线和政府基本方针的立场。
另一方面，统治阶级内部也发生了同样重要的变化，若要正确界定专政的性质及其目标，我们必须理解这些变化。主要变化——虽然政变后才明显显现，但其实在此前就已开始——是各老板协会在政治领域开始发挥决定性作用。传统上，这些组织仅通过报刊媒体或持续向历届资产阶级政府施压等方式间接参与国家政治。然而归根结蒂，它们始终依赖资产阶级政党来维系资本主义制度的运转并捍卫其核心利益。在人民团结阵线政府统治期间，这些组织意识到，亟需找到符合其阶级利益的领导危机解决方案，因而日益展现出政治独立性，将其机构转变为真正的反革命控制中心，并以“法团主义运动”（Corporatist Movement）之名组织起广大小资产阶级群体。这些老板的辛迪加——尤其是在智利工业联合会（SOFOFA）组织下的制造业领域——从“巴西奇迹”（Brazilian Miracle）中汲取灵感，勾勒出解决危机的资产阶级方案主线。该方案主要包括：
（1）武装力量全面控制国家
（2）强力推动私有资本的集中化
（3）在国家管控下刺激外国投资
（4）增加对劳动力的剥削率。该计划现已成为独裁统治的纲领，其主要推动者已接受军政府召唤，以顾问或其他重要身份接管各部委及机构的政府事务。
正是在制定国家目标和治理国家中老板协会的存在，决定了独裁统治的性质以及动摇资产阶级政治阵营的矛盾本质。军事独裁本质上不过是垄断资本的直接工具，它为维护垄断资本的利益，以血腥手段对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实施了最残酷的镇压。其核心政治目标始终如一：以暴力手段粉碎所有阻碍资本主义制度重组计划的抵抗力量。他们对工人阶级和群众发动的内战手段，使部分同志称这种独裁统治为“法西斯主义”。
然而，这种定性并不完全恰当，它仅仅揭示了该政权及其手段的反动本质。法西斯主义的经典形态——正如在20世纪前半叶两次震撼欧洲的帝国主义战争中间在意大利和德国所展现的那样——与统治智利的军事独裁政权有着本质差异。例如在智利，军政府并非代表着一个成熟的民族资产阶级——这类资产阶级通常会推行以牺牲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为代价的扩张政策来捍卫自身利益。相反，它代表着一个软弱依附的资产阶级，这个阶级已彻底放弃自主发展的希望，如今只企图在最有利条件下成为帝国主义垄断资本的附庸。在当前历史发展阶段，智利这类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不过是幻觉或蓄意欺诈。
更重要的是，法西斯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平民政治运动，能够调动群众力量并拥有庞大的宣传机器。它在夺取政权后才控制国家机器（包括武装力量）并为己所用。值得注意的是，在真正的法西斯主义政权下，镇压手段掌握在秘密警察而非军队手中。尽管智利局势在诸多方面确实类似法西斯主义独裁或任何其他非国家法形态，但必须指出这是军事独裁——即武装力量接管国家所有政治与行政职能的政权。
然而称其为军事独裁并不能解决问题，因为军事独裁存在不同类型。（例如玻利维亚胡安·何塞·托雷斯（Juan Jose Torres）政府虽具军政府性质，却与巴西“军政府”存在显著差异。）由于尚无更恰当的定义，综合考量军政府的目标与手段，我们认为将其定性为军事法西斯主义独裁政权最为妥当。
该独裁政权的建立，使某些此前在统治阶级中占据特权地位的资产阶级部分遭到排挤，其利益受到严重损害，生存基础更受到威胁。显然，资产阶级阵营两大派系之间的矛盾会很快公之于众，并持续激化，直至最终爆发决定性对抗，其中一方将确立其霸权地位。换言之，军事法西斯主义独裁要实现稳定，不仅必须镇压无产阶级，还必须打压一切政治反对派的表现形式——无论是源于小资产阶级的派系还是资产阶级内部派系。统治阶级内部的这些矛盾尚未解决，在武装部队内部也有所体现，这客观上不仅使绝大多数智利人能够团结起来反对军政府的镇压政策，也使组织广泛而激进的群众动员以反对反动派的每项举措成为可能。
革命者必须在策略上足够灵活，才能将敌人阵营内部的矛盾转化为己方优势。然而归根结蒂，一切都取决于广大工农的斗争能力、组织水平和领导层的素质。若这些条件不足，无产阶级非但无法利用资产阶级内部矛盾，反而会使资产阶级民主派利用工人阶级的战斗性谋取私利。为此，从革命左翼的角度看，关键问题始终是群众——尤其是无产阶级——运动的政治组织状态，且未来仍将如此。倘若我们未能充分关注工人阶级和农民阶层中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思潮本质、群众的斗争水平及其实际组织程度，那么我们就完全无法正确确定每个历史阶段的革命的核心战略目标。
军事法西斯主义独裁政权已部分瓦解了工人的工会组织，消灭了政变前领导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主力，并彻底剥夺了工人过去赢得的所有权利。迄今为止，工人只能接连承受这些打击，未能组织起大规模反击。
在如此广阔的逆转背景下，先锋队正围绕当下任务提出诸多疑问。尽管当前的反革命时期从本质上讲具有过渡性，但能持续多久，基本取决于革命运动能否使劳动群众重整战斗序列，同时避免滋生机会主义幻想或陷入极左偏离的危险。当前尤其重要的是去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因为有若干因素似乎预示着群众运动低潮期将迎来相对有利的转机：
（1）当前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所处的关键历史阶段所形成的国际形势
（2）帝国主义国家工人阶级斗争的非凡高涨
（3）智利工人运动的本质特征：其高度的阶级意识以及丰富的斗争和自我组织传统。
但这仅是可能性。当前时期的核心战略任务，是通过斗争将可能性转化为客观现实。为此，我们必须在秘密基础上重组所有工人斗争机构；必须在每个工厂、车间或工地，组织全体或至少绝大多数工人来保卫其基本要求。
革命运动的群众路线必须牢牢立足于一系列经协商达成的、具有民主性质的过渡性鼓动式要求，这使我们能够孤立独裁统治，吸引所有对当下政权的经济政策、镇压及其专横行径不满的阶层加入推翻该政权的斗争。通过利用一切不满领域——无论多么有限——我们能够也必须团结绝大多数民众围绕工人阶级，建立广泛而坚实的反法西斯联合战线。充分理解这种战略取向内涵与局限的革命战士，有责任加强对无产阶级先锋力量的影响力——既要警示他们临时性权宜盟友的不稳定本质，更要阐明：每当对抗态势允许时，就必须保进并深化斗争目标。
联合战线策略绝不意味着放弃同改良主义或其他反革命思潮的意识形态斗争；相反，这是该策略成功的先决条件。我们需要的是重组异质的先锋力量，以创造更有利的阶级力量对比来实现我们的目标；绝不能掩盖这些力量之间存在的分歧。我们不能仅在反对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独裁的斗争层面推进联合战线策略，必须将其拓展为所有革命的阶级斗争派别之间更实质性的永久性协议，通过制定连贯的联盟政策，以强化革命阵地，提升无产阶级的觉悟与战斗力。为此，建立革命者联合战线至关重要。此类联合战线发起的所有具体斗争，当然都应源于该时期的核心战略目标。军事行动亦应遵循此原则。
一再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在我们所阐述的战略框架内，此类武装行动能发挥什么作用？武装活动既是瓦解敌军士气的因素，又是支持工人运动重组这一核心任务的支撑力量。与任何其他战术一样，此类行动应根据现存力量对比来评估，尤其要考虑特定历史阶段里阶级斗争的主要趋势。因此，当敌方阵营持续瓦解而群众斗争高涨时，武装行动客观上能推动这些趋势发展，同时创造向革命内战过渡条件，无论其后续形态如何。然而，当敌人占据特别有利的强势地位时——正如当前（即1974年6月）所处境况——此类行动无异于将革命运动引向悬崖边缘。
巴西革命左翼的经历可充分说明此主题——他们的失败不能单纯归咎于技术性失误，而是源于对政治斗争的错误认识。正如列宁在回顾布尔什维克经验时所言：“毫无疑问，没有这一特征，没有革命暴力，无产阶级就不能胜利。但同样毫无疑问，只有在革命发展的一定时期，只有在一定的特殊的条件下，革命暴力才是必要的和合理的革命手段。而组织无产阶级群众，组织劳动人民却始终是这个革命无比深刻的、久恒的特点，始终是革命胜利的条件。”[2]正是成百上千万劳动人民的组织中，蕴藏着革命最美好的希望，也是革命成功的最深厚源泉。
革命力量必须清醒认识这一问题，全身心投入群众中的政治宣传鼓动工作，组织群众，并以战斗姿态引领他们投入行动。这正是我们当前唯一能够在无产阶级革命道路上取得实质性突破的途径——在这场革命中，劳动群众将在革命党的领导下发挥唯一不可替代的领导作用。
原文链接：https://anticapitalistresistance.org/the-chile-coup-and-after/
[1] 译注：1973年6月29日，智利陆军第二装甲团团长罗伯托·索珀上校在没有得到上级指令的情况下，发动的一场军事政变，后被智利空军和部分陆军平息。此事件是此后九一一政变的预演。
[2] 译按：列宁：《悼念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紧急委员会上的讲话》，《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