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国际简介：它是什么组织？它的目的是什么？（密歇尔·巴布洛，1958年8月12日）

The 4th International

What it is

What it aims at

第四国际简介

它是什么组织？它的目的是什么？

密歇尔·巴布洛（Michel Pablo）

　　第四国际是由列昂-托洛茨基及其战友在1938年9月创立的组织。

　　它的历史实际上是和十月革命的命运的历史、苏联的历史以及第三国际的历史分不开的。

　　1917年，俄罗斯工人和农民在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取得政权并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工人国家。

　　但是这一胜利是在非常困难的和对于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繁荣发展不利的情况下取得的：俄国当时是一个在经济和文化上都十分落后的国家，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在1918至1921年间，这个国家深受内战和帝国主义武装干涉之苦；革命处于孤立状态，因为欧洲或世界其他地方并没有别的无产阶级成功地战胜它的阶级敌人从而也取得政权。

　　因此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在很不利的国内外环境中进行的，这种环境从一开始就影响了这个国家的政治制度的性质和演变。

　　那时的落后而孤立的俄国在经济和文化上的种种困难，甚至在列宁在世时就已经使工人国家发生了官僚政治的变形：各级苏维埃、各级工会和布尔什维克党本身都有变为从属于国家政治和经济机构并有为其吞没的趋势，这些国家机构开始逃避群众的直接控制并排除群众参与管理。

　　除了工人阶级的各种组织屈从于国家的影响的这种官僚主义化之外，在列宁治下还有一个不同于无产阶级的社会阶层在萌芽发展，这个阶层和无产阶级的经济水平和社会地位相比是享有特权的，而且越来越有势力：这是一个官僚阶层。

　　列宁在他在世的最后几年，已逐渐注意到这种危险，他是第一个力图和这种现象进行斗争的人。特别从1921年开始，党内和国内的民主问题和反对官僚主义化的斗争使布尔什维克党产生了派别，这些派别归根结底反映了在发展中的苏维埃社会中新的社会力量的冲突。

　　现在所谓的托洛茨基主义的根源就产生在1923年左右那段时期，当时托洛茨基接替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内为争取无产阶级民主、反对初露苗头的官僚主义化和新发生的斯大林主义的斗争。那一时期的文件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特别是托洛茨基的《新方针》^[1]，乃是无产阶级民主和革命政党内民主制度的真正的宪章。

　　早在1923年前即已开始的布尔什维克党内反对官僚主义化的斗争，接着很快就发展到全国，并越出国外发展到整个第三国际，这一斗争在直到1928年为止的一整段时期内都在继续进行，也就是直到托洛茨基在1927年被斯大林开除出党并在1928年被逐出国外，在土耳其的普林基波岛上避难为止。1923至1928年的年代是布尔什维克党内左派反对派形成的时期。

　　历史将使人们回忆起，左派反对派在党内以及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在第三国际内继续进行斗争，对于使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运动存在下去的思想和实践水平是具有根本性的重要意义的。因为这表明，斯大林主义远不是如某些人所认为的，是列宁的布尔什维主义的自然的和好像是有机的延续；斯大林主义为了得到发展和成功，不得不在多少年中继续不断地和布尔什维克党中整个一个派别进行斗争，这一派包括有党的最优秀分子，布尔什维克的精华部分，他们在列宁领导下曾缔造十月革命并且创立和领导了第三国际。

　　斯大林主义只是在实际上毁坏了列宁的布尔什维主义的思想和组织结构才达到强施其统治的目的。

　　从1923至1928年，俄国左派反对派围绕着下列一些思想和政治问题进行斗争并形成为一个派别，这些问题的巨大重要性无论怎样也不会估计过高的：

　　反对党和国家官僚主义化，争取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民主;反对斯大林的“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1924年秋天初次形成），争取世界社会主义革命^[2]；反对新经济政策的难以控制的发展，争取计划经济^[3]；反对第三国际在英国1926年大罢工^[4]和在中国1925—1927年大革命^[5]中的右倾机会主义政策，争取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执行列宁主义的政策。

　　我们可以看到所有这些纲目都在左派反对派的最著名的文件即它的1926年政纲中得到充分阐明，政纲的签署人中有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这是预定提交1927年举行的苏联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

　　流亡使列昂-托洛茨基得以在第三国际和一般的国际革命运动的更大范围内传播俄国左派反对派的思想。

　　于是开始了我们现在可称之为第四国际的史前时期的一个新阶段，国际左派反对派的形成阶段，在各大洲很多国家中建立了许多小组和进行接触。这一阶段从1928年持续到1933年，到希特勒登台为止。

　　在这一阶段中，国际左派反对派为苏联共产党和第三国际的民主改革而进行斗争。它希望许多事件的压力和广大群众对官僚机构的压力将足以促使共产党产生“回到列宁”的运动。

　　在德国，从1928至1933年，无产阶级——组成社会党与共产党两个大党——与法西斯主义之间展开了决定性的斗争。

　　国际左派反对派意识到这一斗争苗历史重要性，号召两党自下而上的统一战线采取战斗的政策，目的在夺取政权。可是共产党却正相反，它听从克里姆林的指挥，采取了宗派主义的政策，坚持分裂工人运动，并使有关希特勒所代表的危险和与之斗争的最好办法的看法更加混乱。我们在这著名的“第三阶段”中是不偏不倚的。^[6]

　　国际左派反对派，在一系列至今仍不失其正确性的重要文件中，阐明了法西斯的性质、社会民主党的阶级性质和统一战线等问题。它竭尽全力在德国共产党内和第三国际内唤起和激发良好的反应，以避免造成希特勒获胜的灾祸。然而，德国共产党连同第三国际与克里姆林宫，对于这些呼吁仍完全置若罔闻。

　　希特勒在1933年的胜利不仅决定了德国共产党的命运（它一直没有从这次遭难中恢复过来），并且也决定了整个第三国际的命运。鉴于在历史紧要关头的经验，这些组织已无能力作出良好的反应，说明它们本身已无可救药地官僚主义化了。国际左派反对派得出结论，从此以后需要为建立新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和一个新的共产国际而努力。

　　于是，开始了第四国际史前时期的另一个新阶段，时间是从1933年至1938年;在这一阶段中发动了组成一个新的国际即第四国际的运动。

　　的确，那个阶段是不利于把广大群众团结在一个新的国际所提出的思想、政纲和组织的周围的。德国法西斯的胜利的后果波及整个工人运动，一项新的世界大战的远景正出现在地平线上。

　　而且，凡是群众转向革命攻势以堵塞或打倒法西斯主义的地方，如1934至1939年的西班牙，1936至1938年的法国，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的领袖们都在“人民阵线”中与资产阶级政党合作，使运动遭到失败或受挫折。总的来讲，1933至1938年期间突出显示了国际革命运动的普遍衰落和接二连三的失败。

　　那么国际左派反对派为什么还要坚持宣传和组织一个新的国际呢？

　　在某种意义上恰恰是因为国际工人运动的这种演变证明：传统的领导的不可挽回的全面破产，从而迫切需要一个新型的领导。而为了这一目的，一旦其必要性得到历史的证明，就必须着手发动。现在需要开始认真地为未来作好准备，把所有确信国际左派反对派纲领正确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组织在单一的世界政党内，这一纲领不是人为的，而是国际左派反对派敢于在苏联和全世界的阶级斗争烈火中锻造出来的。

　　我们是在这样的时刻开始组成一个新的国际的：由于历史事件一再证明而使我们确信旧的领导的破产，并且我们自己已精心制定出一个不同于工人运动中任何国际流派的完整的纲领。

　　而且，我们还确信，把我们团结在一个国际组织中的这一纲领的确是当代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纲领，与社会党的和听命于克里姆林宫的各国共产党的政治行径是根本不同的。

　　至于说到广大群众尚没有跟随我们这一点，我们不认为这足以推延宣布一个既成的事实：即我们作为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国际组织的存在。

　　为了使群众拥护我们，我们必须向他们举起十分鲜明的旗帜，必须为他们提出范例，而不是去等待那种好像是自发产生的新领导。

　　当然，只要我们的群众基础仍这样有限，我们并不妄想能够指导阶级的行动。我们今天仍然只是明天的群众性共产国际的胚胎。当初在1938年9月通过决议不顾一切地宣告第四国际诞生时我们也是这样想的，当时正处于帝国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反动的高潮时刻，并且已经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夕。

　　第四国际成立大会所提出的主要政治文件称为《过渡纲领》，主要是由列昂-托洛茨基亲自起草的。

　　这一纲领清楚地说明一个事实，即第四国际作为一个组织是从当今的国际工人运动内部产生的，它全心希望使自身进一步与整个运动合成一体，而不是要成为一个宗派或是一般的宣传小组。《过渡纲领》的目的实际是要坚决领导群众的革命行动走上夺取政权的道路。

　　《过渡纲领》是打算在对于社会主义来说资本主义客观条件已经成熟，和受了传统的社会党和共产党领导人影响的群众的落后政治觉悟之间架起一座桥梁。

　　《过渡纲领》包括有整整一系列辩证地互相联系的口号，这些口号从群众的最迫切的经济和政治要求出发，但目的在于把斗争提高到夺取政权、争取建立工农政府（无产阶级专政之前的最后一个阶段）的水平。

　　这些口号远不是武断和“知识分子式”的，而是实际上对那无产阶级连续不断地进行斗争的资本主义客观条件作了透彻分析的结果。而且，这些口号还考虑到当代的国际工人运动的经验，甚至（在方式上）工人的心理状态。

　　《过渡纲领》的概念是彻底革命的和辩证的，根本不同于社会党与共产党的纲领。

　　这些党有一个最高总纲领，设想要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和社会主义社会，还有一个最低纲领，坚持基本的经济和政治要求，以及在资本主义制度结构内进行改革。但是在这两个纲领之间没有桥梁，缺乏以一连串辩证地相互联系的过渡性要求来连接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中间环节。

　　其实社会党和共产党在实际行动中已经把他们的最高纲领搁到希腊历卡伦兹日了^[7]，只是在“重大场合”，为了把群众煽动吸引到他们这边来，才重新提一下。他们在实践中只采用在资本主义制度的结构内行动的最低纲领。而我们知道这是什么缘故。

　　因为事实上，社会党尽管还拥有一个工人阶级的基层，却是由服务于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机构领导的；而共产党则是由听命于克里姆林宫的官僚机构领导的，即政治上听命于苏联的居于统治地位的社会阶层——苏维埃官僚阶层——的领导。由于这个原因，各国共产党所关注的，不是首先促进本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而是把他们的砝码加在本国民族资产阶级一边，使后者能采取一种有利于克里姆林宫的外交政策的对外政策。

　　《过渡纲领》则正相反，它反映了一个真正的革命运动的思想和经验，虽然是从工人阶级的最基本的要求出发，但真正的目的却在于促进工人阶级去进行最大可能的革命活动。

　　我必须说，《过渡纲领》中有些口号，诸如与通货膨胀作斗争的活的工资计算法、与失业作斗争的活的工时计算法、工人监督、工厂委员会、工人监督下的国有化、工人民兵队等等，在1938年看来似乎与群众的想法离得很远。但是因为这些口号无论如何是符合资本主义客观情况的，一向通过亲身的经历接受教育的群众，也善于时时刻刻在他们的斗争中把这些口号变成他们自己的口号。二十年后，过渡性纲领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具有惊人的适合时宜的特点和富有青春活力。这对于那激发起纲领的概念的精神来说特别真切，因为它是唯一的一个纲领，能指引一个先锋队真正下决心去动员群众进行斗争，不是为了改良，而是为了进行反对资本主义政权和制度的革命。

　　必须采取一个过渡纲领，和1938年的过渡纲领一样，目的在于有效地促进这样一个斗争。

　　在第四国际成立约一年之后，如我们所预见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

　　从思想观点来说第四国际对于这样一个事件比之任何其他工人组织有较好的准备。特别是自从希特勒登台后，我们的运动曾数次强调指出这一走向战争的必然趋势。我们说过，那一次战争基本上是又一次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凡尔赛条约的胜利者和失败者之间要求重新瓜分世界。这一次，假定说与战争是怎样开始的无关的话，也会在一定时刻把苏联卷入战争。但是这并不会把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变成一次“正义”战争，也就是说，这不应导使革命运动去支持帝国主义最后的同盟国苏联。

　　根据1934年我们的组织的国际书记处拟出的“战争与苏联”提纲，革命者的责任是在一切帝国主义国家内坚持“革命的失败主义”，不管这个国家是苏联的敌人还是盟友，只有苏联自己进行的战争应认为是“正义的”战争。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从根本上指导我们的路线。

　　列昂-托洛茨基曾比任何人都先预见到有签定德苏协定的可能性，这一协定事实上是在1939年8月签定了。但是，不管我们怎样指责这一协定，因为以当时签定协定的外界状况来说，它使无产阶级迷失方向，虽然如此，我们并不改变对苏联这个变了质的工人国家的基本态度:它对帝国主义的或本国的反动无条件防守，也就是说，这是与克里姆林宫的政治领导人的这一个或那一个政策无关的。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们严格地采取这一态度。

　　1940年8月，在群众支持方面很薄弱的我们年轻的国际，受到了一个比处于孤立状态（这是预见到的）更可怕得多的打击：列昂・托洛茨基在墨西哥（几年前他逃亡到那里）被一个苏联共产党的人员刺杀了。我们从此丧失了革命的最强有力的智者和革命斗争中最坚强最值得视为模范的人物。

　　战争日益激烈，并且因苏联的加入而变得更加复杂，这对我们组织产生了强大的压力。我们必须同时在两方面战斗，既要反对民主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中被爱国热潮引起的群众的错误想法，又要反对帝国主义的镇压和克里姆林宫的政策和镇压。

　　要和“民主的”或是法西斯的帝国主义对抗，就必须坚持“革命的失败主义”的路线，也就是不论这个国家的军事效果如何，必须坚持反对战争和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宣传的路线。

　　为对抗克里姆林宫（反法西斯的“民主国家”的新盟友）而政策，必须把两种政策结合起来，既要保卫作为一个工人国家的苏联，又要无情地批判克里姆林宫向那些同罗斯福，丘吉尔和戴高乐结盟的所谓“民主”国家的共产党宣传的机会主义的，沙文主义的阶级合作的政策，还要进行革命宣传，争取在首次出现的适当时机推翻苏联的苏维埃官僚阶层的政治制度。第四国际所执行的这样一种政策并未有助于将群众团结在它的旗帜周围的工作或从双方的镇压下救出群众。但是我们认为，这一政策是忠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而且在类比的范围内，它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具体条件下的相当于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所执行的政策的。

　　第四国际为执行这一政策，付出了重大的代价，特别是在被纳粹占领的一些欧洲大陆国家和受蒋介石独裁政权统治的中国。我们被纳粹枪杀或在集中营中消灭的牺牲者数以百计，特别是在法国、德国、波兰、希腊、荷兰，奥地利、比利时和其他一些地方。

　　我们在战时丧失了我们运动中的大批领导干部和在本国享有声誉的具有悠久历史的革命战士，如我们的法国组织的总书记马瑟尔·希克同志死于德国集中营，比利时的勒索瓦勒同志和雷昂同志也遭到同样的命运，意大利的布拉斯哥同志在“解放”的时候牺牲于斯大林的镇压下，希腊的鲍利奥博洛斯同志于1943年在希腊遭法西斯枪决，牺牲的还有德国魏德林同志和其他许多同志。

　　纳粹在欧洲大陆所敢于举行的唯一的一些公开审判是在荷兰和奥地利举行的，审判的是托洛茨基主义者和亲托洛茨基主义的战士。由于这些审判的结果，有几个人被枪决了。在美国、英国、锡兰和印度这些站在“民主”一边的国家，只有托洛茨基主义的领袖们被监禁，因为他们始终一贯地进行反对战争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

　　在人类最黑暗的这一段时期中，几位托洛茨基主义战士的态度是真正英雄主义的态度，据最客观的观察者的报道，他们在各方面都和他们的俄国同志们（斯大林镇压的牺牲者）一样可敬。

　　我要举出几个例子来。

　　德国同志魏德林是在欧洲沦陷时期中唯一出版的一份定期刊物的主编，这份刊物鼓吹一种与德国工人一视同仁地实行国际友爱团结的政策。这份刊物的名称是《工人和士兵》，在法国、比利时等地的德国士兵中发行。有一天，巴黎的盖世太保逮捕了一个法国女同志，接着又拘捕了另外三个同志，其中之一即魏德林同志，他当时正秘密地住在巴黎。这四个同志的遭遇属于当时最离奇的遭遇之一。

　　这些同志之一被拘后解送巴黎盖世太保中央总部，他跳越三层楼的窗户逃跑了。另两位女同志送往德国的集中营。其中之一侥幸活下来，现在住在英国，和一位英国同志结了婚。还有一位，在1944年冬在德国有过一次不祥之兆的逃跑后，又被捕获，受刑后发疯了;在流放中死去。至于第四位同志，即魏德林同志，在他的伙伴逃跑后的第二天，被（押）解到巴黎的波瓦·德·文森枪毙了。

　　但是他并没有死。他被当作死人留在森林里，有人发现他还活着，就把他送到了巴黎的罗斯柴尔德医院。我们接到他从那里寄来的信，就决定并安排了试图营救他出来。但在那最后关头，医院里的一个人员预先通知了盖世太保，盖世太保得以在我们可能干预之前就把他迁送到自己的总部去。于是它们第二次杀死了魏德林同志，这一次是最后一次。

　　我再举一个前希腊共产党书记、希腊同志鲍利奥博洛斯的例子。他在1943年被法西斯匪徒枪毙之前，对执行死刑的士兵用他们的语言发表了讲话，在士兵之中引起了一场真正的兵变。士兵们拒绝对他和他的同伴们开枪，于是军官们不得不用自己的手枪来枪毙他们。

　　最后，我要举另一个例子，我想这几乎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例子，这就是数周前才死去的比利时工人同志、以矿工为职业的加洛阿同志的例子。这个同志被送到著名的布痕瓦尔德死亡集中营。有一天，党卫军士兵一边笑一边带来一大群人到集合起来的犯人们面前，这群人是犹太人，他们是行走着的骷髅，奄奄一息，污秽不堪，身上长满虱子。

　　党卫军士兵已准备好要用毒气熏死这些人，他们说，除非这些犯人中（他们自己已极度虚弱）有人有这种耐心和勇气来替这些悲惨的人们一个个地洗净，才能免这些犹太人一死。犯人中各种宗教信仰和各种政治观点的人都有。但是没有人愿干这件工作。

　　等了一会，好，有一个人。加洛阿同志，这位卑微的矿工，他在日常生活中从没有因任何功绩而使自己与众不同，走出了行列，平静地向党卫军要求，如果他把他们身上洗净就免这些长满虱子的犹太人一死。这正是他日日夜夜所干的活，极其简单，但又需极大的顽强和克己精神。

　　我没有机会在加洛阿同志逝世之前向他致敬，但我要在这里代表我们的全体国际组织向他表示崇敬的悼念。

　　斯大林为了要抚慰“民主”阵营中他的帝国主义同盟国而在1943年解散了第三国际。第四国际于是在1944年2月大战高潮时，在被占领的法国举行了一次国际会议，聚集了欧洲几方面的代表，在当时极其违法的情况下，会议好（不）容易才进行了六天。

　　第四国际成功地经受了战时意视形态和组织方面的考验，并因之表现得更坚强了。

　　1946年，它召集了一次新的国际会议，会议除了有欧洲大陆的各个党派以外，英国和美国的同志们也参加了。

　　1948年举行第四国际第二次世界大会，所有各大洲的代表都出席了。大会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各种发展所造成的国际关系拟了一张对照表，并采纳了新的规章，重申该组织的特点为受民主集中制原则所支配的一个世界党。

　　从此，第四国际每三年定期举行世界大会一次:第三次大会在1951年；第四次大会在1954年；第五次大会在1957年。这几次大会之所以重要不但是因为与会人数一次比一次多，反映了第四国际组织上的进展，而且还因为由这几次大会拟定的文件所表明的第四国际的理论和政治工作的日益深化。

　　1951年举行的第三次世界大会，在第四国际战后历史上是占重要的地位的。在对国际形势重新做出估计时，大会肯定:在帝国主义和所有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工人国家、殖民地革命、资本主义国家中的革命运动等——全球力量的对比关系几乎是不可抗拒和不可变更地朝着有利于革命的方向变化。从在美帝国主义的势力仍然表现是起决定性作用的时候所作的这个估计来看，其中就充满了整整一系列革命的内容，包括苏联官僚阶层突发的危机在内。第三次世界大会，基于坚定的理论和政治考虑，更进一步在大型的群众组织——社会民主党的组织或是斯大林主义的组织内部开始了所谓打进去的政策。

　　1954年举行的第四次世界大会拟定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文件，论及曾经决定斯大林主义兴起的条件和从那时起开始改变的将招致斯大林主义衰落和垮台的条件;并且还论及打进去的政策。

　　最后，第五次世界大会就共产国际对国际形势的估价和瞻望，苏联和斯大林主义的发展以及建立新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政党的策略等方面已达到的认识，进行了综合，并加深了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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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第四国际在组织上和政治上的主张是什么呢！这是个什么样的组织呢？目的何在呢？

　　首要的是我们是一个国际组织，一个唯一的世界党，它是以民主集中的方法和各大洲的约三十个国家中的民族的党进行工作的。

　　国际的总的政策是先由其在所有各国中的党彻底的民主讨论后，再由世界大会多数表决决定的。我们的组织按照形势和政治急迫性把最广泛的民主讨论和坚决的行动一致，辩证地结合在一起。

　　以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和以列宁关于革命无产阶级组织的思想为基础的国际组织的概念，后来由于第二国际和以后的第三国际的痛苦经验而不为人所信了。有些人就此制造一种假理论：认为建立一种民族至上的只和其他民族组织保持“兄弟般联系”的组织是再好不过的。在最好的情况下，这种主张是把国际具体地看成一些个别国家组织的算术上的集合体，它们只在这方面或那方面合作。因之，他们说，他们要避免受到官僚主义机构的控制，而要多多考虑民族的特点了。

　　而如果说第二国际的收场不好的话，那并不是因为它作为一个国际，即作为一个以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为基础和以民主集中制来管理的唯一的世界党在起作用；而是因为实际上它已堕落成为一些个别的民族组织的集合体了，这些民族组织都受它们自己的官僚机构所统治。

　　至于第三国际，它的变质只是由于它受一个单一的政党——苏联共产党的官僚机构的控制。

　　实际上关于民族独立的争论经常涉及民族的官僚机构的存在问题，这种机构是很不喜欢有一种国际的民主的控制加之于它的。至于说到民族独立有利于保存民族特点的话，那就必须强调指出：在我们这一帝国主义时代中，如果不把一个特定的民族情况拿来和正确分析过的背景参照来看，同时又对国际形势不了解，就不可能彻底了解一个特定的民族情况的特点。特殊只是和一般比较来说才有的。

　　每一个国家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在成为一个民主国际组织的主要部分之后，由于这样一些倾向在国际的（主要就其世界观、政策及其组织结构来说是国际的）组织内部保持着一种互不偏袒的态度，可以依靠真正从国际范围考虑问题和制定政策方针的办法，以及依靠纠正可能发生的民族、甚至民族主义的性质的偏差的办法，来得到好处。

　　国际的思想和组织在政策、组织和斗争中表现了革命无产阶级的团结——最难达到的团结，它是在各国的民族范围内和民族歧视和压迫进行斗争而达到的。但是，我们相信这种思想和组织仍要保持最高水平，以达到消灭资本主义和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政权的目的。因此，我们是一个民主国际组织，其目的在于通过宣传其思想和在真正的群众运动中生根的战斗者的行动为手段来促进建立一个拥有各国的革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群众性国际。

　　而面对着资本主义以及在苏联和其他工人国家在建设中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现时的政策是什么呢？

　　我们认为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兴起的资本主义大大地受了震动;资本主义和工人国家，殖民地革命、大城市革命运动等所有各种形式的无产阶级革命之间的全球力量对比，还没有停止向资本主义不利的方向发展；从理论上来讲，在这样的力量对比之下，资本主义只有在第三次世界大战或不经一战就投降二者之间作出抉择;鉴于美帝国主义的力量虽已削弱但仍远不可忽视，不经一战就降实际上仍然是不可能的；革命无产阶级更进一步削弱帝国主义以及必要时更迅速地缴他们的械以遏制一场原子战争不可避免的毁灭，其最好的办法是去推动革命斗争，在各地攫取政权，特别是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

　　美国和欧洲资本主义特别是在近年来所经历的确实的经济繁荣，从长时期来看，并不能抵销失去的殖民地，殖民地革命不可抗拒的潮流使殖民地一个接一个地获得了自由；这种经济繁荣也不能抵销苏联和其他工人国家经济力量的逐渐加强。更重要的是，这种繁荣远不能意味着资本主义有机发展的一个新阶段，而只是一种机遇的巧合并且即将告终了。

　　资本主义还决没有摆脱它的周期性危机。如果危机在目前只不过是采取了“衰退”的形式，还不像1929-1933年的真正的危机那样，那是因为受垄断资本家和国防经济大幅度的扩张所控制的国家插手其间起了较大的作用，美国尤其是如此。但是，在资本主义和工人国家二者之间的经济竞争中，后者已获得不可抗拒和不会倒退的有规律的进展。资本主义开始有比以前还要大得多的经济困难，资本主义的安乐阶段已属于过去了。

　　特别是在战后头十年，最使资本主义削弱的是接着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而来的殖民地革命的惊人的胜利。这种稳步的，不可抗拒的和不会倒退的使资本主义殖民统治瓦解的趋势，从长时期来看，是在一条灾难性的道路上动摇了资本主义的趋势，并且在这种意义上讲，已经决定了它的历史命运了。殖民地革命实际上只是标志着我们这个世纪的更为普遍的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方面。以在我们运动中使用这个名词的意义来说，它实际上有不断革命的意思。

　　即使殖民地革命目前是由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领导的，它们力图限制革命的范围，将其局限于资产阶级民主要求和改革的范围内——即摆脱帝国主义而独立、国家统一、土地改革；而就连这些任务也证明是那些领导不能有效地解决的，并且，在一定的阶段，它们不可避免地会和他们国内的群众起冲突，群众要求的是更深刻的社会革命。

　　从这个观点看来，这些领导在历史上讲是过渡的，并将为真正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先锋所代替；只有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才是唯一能完成民主任务和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任务的。

　　我们的运动无条件地支持殖民地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那就是不管它的政治领导的阶级本质如何。因此，譬如我们无条件地支持纳赛尔反对帝国主义，尽管纳赛尔代表的不是无产阶级，而是新兴的工业民族资产阶级的核心，并且还在国内镇压工人运动。同时，很自然，埃及的托洛茨基分子远还没有放弃反对纳赛尔的革命宣传，事实上正在努力创造一个和纳赛尔主义无关的独立的革命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个政党将为在埃及建立一个工农政府而斗争，并成为将来的阿拉伯社会主义联合共和国的先锋。

　　我们的运动承认殖民地群众一般地起着先锋队作用，并且号召城市无产阶级积极支援殖民地革命，以便消除存在于殖民地群众革命自发性的程度和城市无产阶级相对的漠不关心的态度两者之间的危险的距离，特别是在有关殖民地革命的问题方面。

　　在这个问题上，把全部错误都归诸于社会党和共产党的领导是不够的——虽然事实上，它们应对此负主要责任;也有必要向城市无产阶级直接呼吁:要它注意自己是落后于殖民地群众，并提醒它别忘了自身对殖民地的兄弟的责任。

　　我们时代的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发展已采取了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和不同于列宁的路线。现在很清楚：在俄罗斯这样一个相当落后的国家所开始的革命，就好像是从周围向中心发展的。革命在到达资本主义的欧洲之前，首先要把一切殖民地和附属国卷进去，并且将会以赢得对世界资本主义中最大和最重要、也是看来很可能是最后垮台的美国资本主义的胜利而吿完成。

　　另一个削弱资本主义的因素是苏联和其他工人国家逐渐和日益加速增强的经济和文化上的力量。这种加强也反映在军事实力和潜在力量方面。

　　这些国家的经济经常是以比资本主义国家较高的比率进展（几乎是一倍），并且是稳步前进——没有经历过由于“衰退”或危机所造成暴跌——这一事实，具有历史重要性:在形成政治上的发展方面，它将越来越加重要。这一事实还进一步证明:作为这些国家的社会和经济结构特点的统计和计划经济具有历史的优越性。

　　从真正的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标准的观点来判断，不论它们的政治制度可能是如何地变质或不像话，还是可以证明我们称呼这些国家为工人国家是正确的。因为统计和计划经济决不是资本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种有机发展的结果，而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遭到革命性毁灭的结果。

　　更重要的是历史在下述方面还没有提供任何证明，即向着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的国家——特别是在附属国和殖民地国家无须统计和计划经济。那就是说在我们当代的革命具体现实中，统计和计划经济既表现为革命的结果，又表现出在建设社会主义制度的初期就远比资本主义更能发展社会生产力。

　　就是这个原因，我们的运动对历史性地战胜帝国主义和当地反动派而得以实行统计和计划经济是无条件地加以保卫的。与此同时，我们的运动革命地反对苏联和其他工人国家的政治制度，这些政治制度并没有被民主地组织在苏维埃、工会和政党中的无产阶级所掌握，而是掌握在社会特权阶层、官僚机构的手中。

　　我们的运动反对这种官僚警察制度，争取如列宁在世时企图建立的真正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我们的运动反对当权的官僚阶层，从事于宣传由苏联和其他工人国家的群众进行革命来推翻官僚制度。我们认为:如果资本主义、殖民地和附属国等国家的客观条件对推翻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社会制度有决定性作用，那么，在苏联和其他工人国家现存的客观条件，对政治上的革命斗争高潮也有决定性作用，这种政治上的革命不是以在这些国家内推翻社会制度为目的，而是以推翻政治制度为目的。

　　这就是1956年波兰和匈牙利事件的意义，它意味着这些国家的政治革命的开端，其目的不在于恢复资本主义，而在于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我们认为显然将从苏联（苏维埃官僚制度的堡垒）开始，在所有这些国家内以各种形式和道路进行政治革命。

　　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民主的概念包括的并不只是民主苏维埃、甚至和工人国家无关的自由工会以及承认在其内部有权形成思想派别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而且还包括有权组织一些党派，只要它们尊重工人国家宪法上的义务。这最后提到的权力，对我们说来是社会主义民主大厦的柱石，因为，实际上，它决定苏维埃、工会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民主本质。

　　我们的运动认为使得斯大林主义得以产生和巩固的历史条件目前已大大地改变了，并且事实上，目前正在发生导致斯大林主义垮台的无可挽回的危机。从这种观点看来，譬如尽管赫鲁晓夫改变论调、后退、甚至再加上他犯的罪过，他都不能成为第二个斯大林。但是，斯大林主义不可避免的垮台，（将是我们当代革命进程完成的表现），不会以简单的“进化”“改良”的道路出现，而是要在一定的时期由群众不可避免地掀起革命浪潮才行。

　　一般说来，我们对发展的看法仍然有深刻的革命性，并且是乐观的。我们的运动，对于和解、“和平共处”的“新道路”以及和平演变很不相信，我们认为阶级斗争将会发生，但是，在力量对比方面，越来越有利于反对资本主义和苏维埃官僚机构的革命。所有的问题都将通过斗争——包括斗争的最高形式：战争和革命——来解决。

　　确实，我们对这两种辩证的统一的形式——革命-战争的互相贯通有清楚的认识。在这种辩证的统一形式中，革命的每一次重要进展都是通过反对帝国主义反革命战争的斗争而取得。而政治革命则仍然是反对苏维埃官僚机构和由其支配的警察和军队等机器的斗争的起决定作用的方式。

　　为了大胆的面向我们时代的特点——高涨中的斗争，即在反动和保守力量同社会主义革命力量之间的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必须要建立常设的、国际性的、适当的组织；这一组织将最高度地综合国际工人运动的智慧、特点和战斗力、它的传统、它的经验:具有符合我们这一世纪中叶的要求的高水准布尔什维克品质的真正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和在所有人类历史中最珍奇的动力。这就是我们运动的目的。

　　为了要更快地达到目的，我们决定不但是依靠我们独立的活动机关这唯一的办法进行工作;还要在广大群众的组织之中，不管按国家来说这些组织是社会主义的还是共产主义的，进行耐心的和长期的工作。我们对这些组织没有存幻想，我们也不是去在那里改造它们。我们只认为这些组织是工作的范畴，因为工人阶级真正积极的一部分是组织在这些组织之中的。

　　我们这一时代的工人阶级并不是像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时代的没有任何经验和容易接受革命宣传的工人阶级。它在一定的工会和政治团体中有自己的机构。我们忠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为共产党人所规定的任务，我们决定分享这个阶级的具体经验，从运用这经验开始工作。在阶级的政治上的成熟方面，不幸的是无法跳过几个阶段来创立一个群众性政党：只有当这一阶级凭着它本身现有的组织经验和重要的、一再出现的历史事件的经验，而他自身摆脱了旧的精神状态，它才能试图进行一次思想上和组织上的重新编队。

　　我们的运动相信：通过它目前在每一个国家的真正群众运动中公开地出现并参与其事的策略，它对阶级的自发革命的重新编队，提供了积极的贡献。因此，我们感觉到:我们现在在做所有客观条件允许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先锋去做的事，因之，是在尽我们最大的力量，为人类社会主义的未来做好准备。

1958年8月12日

译文原载《托派第四国际资料第一辑》，商务印书馆1963年11月出版

^[1] 1923年12月在《真理报》连续发表的一组文章。

^[2] 托洛茨基及其战友忠于马克思和列宁的教导，认为社会主义只有在国际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取得完全胜利。
　　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其生产按人口计算将比最发达的资本主义更多、更好和更便宜的制度，在一国范围内建成难以设想的，不论它有多么富足。资本主义只有在国际劳动分工的基础上才取得了发展。社会主义是一种生产力远比最发达的资本主义为高的制度，就更要求有一个国际的，实际是世界规模的基础。
　　托洛茨基主义者并不否认社会主义革命在单独一国内取得胜利和在单独一国内开始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他们所不同意的是社会主义在一国之内能够取得完全的胜利的理论，他们并且反对一种“民族社会主义”的自给自足经济的方针。
　　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不仅限于术语方面。实际上它决定了革命无产阶级的整个策略。斯大林主义使国际无产阶级的行动从属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第四国际却正相反，认为保卫苏联和完成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最好的方法，是通过争取其他国家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和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胜利来不断扩大社会主义经济基础。

^[3] 管斯大林神話怎么说，历史的事实是，计划经济的概念是托洛茨基早在1923年就已提出来的。从1925年开始，俄国左派反对派就有条不紊地为草拟一个加速国家有系统的工业化的计划而战斗，来反对斯大林—布哈林的以在当时鼓励富农发财为基础的路线。

^[4] 在这次大罢工中，斯大林从上面与英国工会的改良主义官僚组成一条统一战线，这使这些官僚得以背叛——没有进行有组织的抵抗，并对英国共产党也没有带来任何好处——英国无产阶级的英勇斗争。

^[5] 当时斯大林支持蒋介石并命令共产党屈从于国民党——一个由蒋领导的中国资产阶级政党。

^[6] 在这一阶段，斯大林曾提出“社会法西斯主义”的理论，把社会民主党视同法西斯主义，还提出了“来自下层的统一成线”的政策。这二者就使得实际上不可能与社会民主党人组成任何统一战线，同时还在工人思想认视中缩小了法西斯主义的危险。
　　在这种“过左政策”造成不幸之后，斯大林接着又在1934年转向“人民阵线”这一相反的政策，即从上面与改良主义的官僚和所谓“自由”资产阶级，如法国和西班牙的急进派建立联盟。

^[7] 这是一种幽默的说法，原文为the Greek Kalends, Kalends为古罗马历的初一，古代希腊历中没有Kalends这个名称，所以说“希腊历卡伦茲日”意恩就是“永远不会有的那天”。——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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