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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主义者用“新路线”叛卖中国的斗争
——上海的学生忘记了1925-1927年的教训，朝着帝国主义的队伍高呼“我们的英国朋友”
李福仁
（1937年11月6日）
杨大本事 翻译 先知在1917 校对
二十年前，当俄国无产阶级在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下，结束了资本家和地主在俄国的统治时，他们不是以在一个占地球表面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建立一个孤立的社会主义社会为先决条件，而是以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作为其出发点和支撑点。十月革命不仅给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者，同时也给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被压迫者——尤其是在中国——提供了一种模范的鼓舞。在那里，年轻的无产阶级在革命道路上奋力拼搏。
十月的传统在1925-1927年的中国大革命中发挥着不小的作用。但是，由于那些由共产国际的斯大林—布哈林派强加给中国共产党的机会主义政策，革命演变成为悲剧性的灾难。现如今，同样的政策在中国再次得到复苏，不过，它们却蜕变成了比之更粗鲁、更残暴的形式。如果那些“共产党人”得逞了，那么就中国工农的利益而言，则将会完全服从于苏联对外政策的要求。
国民党得到了红军
中国共产党的残余部分，几乎就要变成资产阶级国民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中华苏维埃政府”被清算，“红军”事实上已经被解散，并交由南京政府统帅。中国的斯大林主义者以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无耻态度，放弃了被压迫农民的事业，充当起公开破坏罢工并反对工人的角色。[1]
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那所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利益。不过，正如1927年中国革命被以“民族统一战线”的名义所背叛和摧毁一样，斯大林的追随者利用十月革命的所有威望，把中国的工人与农民捆绑在资产阶级的战车上，从而绞杀中国正新兴的革命的又一开端。斯大林在远东需要一个对抗日本的盟友，他希望中国与日本交战，从而使得日本无法进攻苏联。正是出于这一原因，莫斯科下令清算中国的“共产主义”，这也是蒋介石和中国资产阶级与莫斯科达成外交协议和“抵抗”日本所要求的代价。
英国代理人在中国
中国的斯大林主义新路线已经结下了有毒的果实。上周，有三名英国士兵在上海被日军枪杀。在随后的葬礼中，据媒体报道，“数千名中国学生站在公墓墙的两旁，随后手持横幅在上海的街道上游行，横幅上写着：‘我们的英国朋友万岁！’”
人类的记忆是多么短暂啊！1925年5月30日，英国警察在上海向示威的工人和学生开枪，造成九人死亡，数十人受伤[2]。几周后，英国军队在广州沙基向示威的学生开枪，造成五十二人死亡，一百一十七人受伤[3]。次年，英国海军炮轰长江的港口万县，造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4]。1927年，英国军舰与美国、日本和意大利的舰队联合炮轰了南京[5]。但这些全都是十几二十年前的事了。英帝国主义已摇身一变，从此提升而成了象征着“和平与爱”的大国。因此，现在驻扎在上海的英军，虽然他们唯一目的只是“保护英国公民的生命与财产”（即英帝国主义的利益），但是他们却被斯大林主义训练下的中国学生们，高声称颂道“我们的英国朋友”（！）
布尔什维克如何保卫中国
新的斯大林主义者—国民党同盟，非但不能促进和帮助中国的反帝国主义的民族独立斗争，反而是对这场斗争的无耻叛卖。现如今，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有着密切的联系，二者几乎密不可分。任何阻碍和背叛阶级斗争的政策，都是会妨害民族斗争的。在不久以前，斯大林主义者自己就注意到这个事实了。因此，1928年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做出声明：“党必须向群众说明，如果不推翻国民党的军国主义政权，如果不建立起苏维埃的政权，那么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善他们的处境，不可能推翻帝国主义统治。”
过了很久后，在1933年12月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三次全会上，中国代表王明宣称，“推翻卖国辱国的国民党政府，是顺利进行民族革命战争成功的条件。”[6]
到了今天，同一个王明却宣称，“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公开宣布，我们支持国民党和南京政府，我们将与他们并肩作战，共同对抗日本帝国主义。”
革命者当然必须要支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但是民族战争中的进步性并不是去给蒋介石政治支持的借口。任何类似的支持都是一种背叛。[7]
因此，斯大林派就成为了民族资产阶级妓女式的代理人，按照这一标准，它们也成为了从属帝国主义的一个妓女式的机构[8]。中国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其他地方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样，有责任将十月革命的标准和布尔什维主义的伟大传统从这些叛徒的手中夺回来，并带领着工人阶级和被压迫民众走向无产阶级革命的光明大道。
校者注：
[1] 在抗战时期，中共鼓吹劳资合作（仿佛中国老板会比日本老板更爱护工人！），对于工人胆敢罢工者（或即自身具有阶级斗争意识的），一律诬为收日元的托匪汉奸。温州针织工人由于老板们（“爱国”的中国老板们！）的挑衅而举行罢工，这场罢工由温州托派（即所谓“收了日本三百块大洋的托匪”）领导，而中共则不光彩地充当了国民党镇压罢工的帮凶。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请工人先生们安心被剥削压迫吧！哪怕工作量成倍翻番！哪怕工钱下减食物愈少……！而以彭述之为首的所谓“托派”，在纸面上对帝国主义们、老板们宣战，一幅与资本主义不共戴天的模样，本质上还是企图利用工人（美其名曰“政治领导”）以壮大他那可怜的派别，从而“再造共和”（此“托派”非彼托派）。
[2] 指五卅惨案。1925年5月间，上海、青岛的日本纱厂先后发生工人罢工的斗争，遭到日本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镇压。5月15日，日本资本家枪杀工人顾正红，伤工人十余人。5月29日，青岛工人被反动政府屠杀八人。5月30日，上海二千余学生分头在公共租界各马路进行宣传讲演，一百余名遭巡捕逮捕，拘押在南京路老间巡捕房内，上海学生和市民近万人聚集在巡捕房门口，要求释放被捕学生。英国巡捕向群众开枪，打死打伤群众多人。是为五卅惨案。
[3] 指沙基惨案。1925年6月23日，广州的工人、市民及其他群众约十万余人，举行五卅惨案追悼大会，会后举行反英游行大示威。当游行队伍路过沙基时，遭到英国租界军警的齐射，同时英、法军舰也开炮向游行队伍轰击，造成示威群众惨重伤亡。据不完全统计，在这次事件中共有五十余人死亡，一百七十余人受重伤，轻伤不计其数，是为沙基惨案。
[4] 指万县惨案。1926年8月30日，英国太古公司轮船由重庆驶抵万县，被当地军阀杨森扣留。9月4日，英国领事向杨森发出通牒，限二十四小时内将被扣轮船放行。9月5日，英国舰队强行劫夺被扣轮船，开枪打死杨部士兵，杨部予以回击。英舰遂开炮轰击万县长达三个小时，发射炮弹和燃烧弹三百余发，造成千余家民房店铺被毁，死伤五千余人，是为万县惨案。
[5] 指南京“三·二四”惨案。1927年3月24日，停泊在下关江面的英、美、日、法、意等国的军舰借口保护侨民和领事馆，下令停泊在江面的英、美舰队向南京进行猛烈炮击，时间长达一小时之久，造成二千多人伤亡，毁坏房屋，是为南京“三·二四”惨案。
[6] 原刊载于《共产国际》（中文）第一期第58页。英文版译为：“推翻国民党政权，是把抵抗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成功进行下去的一个条件”。王明的这篇文章共89页，多达六七万字演讲，可算是现如今在某国通行的“废话艺术”之典型代表。
作为斯大林、米夫之流的得传弟子，王明很好的为我们证明出“我曾预言过”与“我没有说过”之间的“辩证”关系。（例如《某选集》的多次大规模“整容”。上世纪40-50年代某人曾专门从苏联请来专家，检查、增加自己作品中的“马列主义”元素；于是乎，高呼 委员长万岁的文字不见了，宣扬爱国资本家、善良地主的文字不见了……甚至就连“鲜花插牛粪”这一有损伟人形象的俗语亦通篇删去，剩下的只是充满着浓厚苏味的“马列主义”的“英明预言”，以供后世的愚人们磕头崇拜罢了）。
[7] 延安系领导人彭真声称：托匪反对国民党的理由是“‘国民党本身已变成了代表资产阶级压迫无产阶级的反动政党’，对于今天的整个国民党来说，这显然是一种狠毒的污蔑中伤和破坏。谁都知道，在蒋委员长的领导下 ，今天国民政府及其领导的政权已开始走向民主化，自身亦在顽固分子的阻挠中日趋进步……这是全世界有目共睹的事实。”（彭真《晋察冀边区汉奸托派的卖国罪状》，1937年11月7日）
当苏联大使面对蒋政府代表的请求，“贵使方面有关托派活动之消息，亦祈见告，随时注意予以取缔”。苏方大使表示，赞扬蒋政府肃托行为（让陈独秀闭嘴），但言语中带着一丝意犹未尽（应该“彻底”闭嘴），并教导蒋政府如何高效肃托，“须彻底对付他们……此种分子非严密侦察，不易发觉……应请委员长注意”。
[8] 当时中共和托派曾有过一场“敌乎？友乎？”的论战（主要在温州），关于英美等国是我们的敌人还是朋友的问题。中共主张目前的英美等国是善良的民主国家，是我们（苏联的！）的忠诚盟友；托派主张英美等国仍是帝国主义国家，世界大战仍是帝国主义大混战，但可以利用帝国主义间的矛盾，接受英美等国的军事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