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皮埃尔·弗朗克
共产国际的解散及其对它的总结
皮埃尔·弗朗克
1979
摘译自《共产国际史（1919——1943）》法国拉布雷什出版社1979年版。张连仲译，李青宜校。
一、共产国际的解散
1、斯大林先后被希特勒和丘吉尔欺骗
2、共产国际默不作声
3、最后一次政策上的转变
4、共产国际的解散
5、斯大林解散共产国际的理由
二、对共产国际历史的初步总结
1、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工人阶级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的问题
2、关于殖民地革命的问题
3、关于革命的战略与策略的问题
4、关于工人国家的问题
5、关于革命政党和民主集中制的问题
三、关于重建革命国际的问题
1、关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问题
2、关于重建工人运动“重心”的问题
3、昨天的工人阶级，今天的工人阶级
4、一种尝试，一份草图 |
一、共产国际的解散
第二次世界大战很快进行了两年。希特勒取得了节节胜利。斯大林同希特勒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对希特勒来说是非常有利的。斯大林此时想同英国言归于好，他这样做的目的是想寻求在法国投降德国后的欧洲大陆的其他国家的支持，是想建立起一个较为稳定的国际局势来对付希特勒，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希特勒不会让这种局势存在，他必然要打破这种局势，沿着自己的路子走下去。
1、斯大林先后被希特勒和丘吉尔欺骗
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命令其部队进攻苏联。毫无疑问，斯大林被希特勒欺骗了，尽管在希特勒的军队开始进攻苏联之前，斯大林曾收到过来自各个方面的情报，如：收到过为苏联谍报机关效力的原驻日本的一家纳粹德国报纸的特派记者理查德·佐尔格提供的有关希特勒要进攻苏联的情报，收到过“红色乐队”的指挥奥波德·特雷珀的有关纳粹德国的军队要进攻苏联的情报，收到过苏联谍报机关派往各国的秘密间谍搜集到的有关这个问题的情报。最后他收到英美两国驻莫斯科的大使转交的他们两国的谍报机关派往世界各国的间谍搜集到的有关这个问题的情报。但斯大林没有理会德国军队开始大量集结于苏联边境一事，没有理会德国共产党曾派人秘密通知苏联，德国开始准备进攻苏联的情报。斯大林丝毫没有重视这些来自各个方面的可靠情报，反而认为这些情报是出自于那些想促使苏联同德国进行一场战争的人之口，是不可信的，换句话说，斯大林总是重复他在苏共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的调子。因此，斯大林没有积极动员苏军进入战时状态，没有积极部署军队，这样也就导致苏军在战争初期蒙受了巨大的损失。赫鲁晓夫曾在苏共“二十大”上谈到了有关这个问题的部分事实，此外，苏联的一些历史学家在短暂的“非斯大林化”时期曾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比较自由的探讨，对斯大林提出了尖锐的指责。
就是在6月22日这一天，斯大林还在继续被欺骗，不过被欺骗是以愉快方式进行的，是被丘吉尔的讲话所欺骗的。丘吉尔以英国政府的名义声明，英国政府在希特勒对苏联发动的战争中将支持苏联。对于英国来说，它此时在欧洲大陆缺少一个支撑点，而在这时候要想找到这样一个支撑点希望是不大的。美国的尚未实施的对英国的战争援助还不能减轻德国对英国所造成的战争威胁，而希特勒对苏联发动的战争极大地减轻了德国对英国的这种战争威胁。丘吉尔之所以向苏联提供一切战争援助是出自于保卫大英帝国的需要，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不惜看到苏联战斗到最后一个公民。克里姆林宫和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在此之前曾以极大的注意力和极其不安的心情等待丘吉尔的声明，现在丘吉尔的声明果真使他们感到出乎意料的宽慰。
斯大林为什么受希特勒骗呢﹖这可能与斯大林对在1939年9月他与希特勒签订的那个具有深远意义与持久性的条约抱有幻想有关。同时，他还认为，德国对英法的战争将是一场长时期的战争，这场战争将会削弱它们各自的实力，这样就会对苏联有利。在1940年11月德国对法国发动“闪电战”之后，在莫洛托夫访问柏林之际，希特勒曾明目张胆地向苏方提出一些不容讨价还价的要求，这时，斯大林本可以从中看出希特勒的用意，得出不同的结论，但他只是想到通过谈判同希特勒继续保持业已建立起来的条约关系。他没有明白希特勒之所以同苏联签订这个条约，是因为希特勒想吞掉波兰和想在英国领导人的眼里抬高一下他的身价。希特勒对苏联提出的和平倡议根本置之不理，他不愿无限期地等待同苏联进行一场不可避免的战争，他令其部队对苏联发动的突然进攻是不受任何外交形式的限制的，既不下战书，也不正式宣战。这一段军事方面的历史并不是我们所要研究的范围，只要知道一下斯大林在战争年代中的作用并给予恰当地评价，而不要过分夸张也就行了。让我们先后回过头来研究一下共产国际，研究一下它在这段特殊历史时期中的悲剧性结局吧。
2、共产国际默不作声
自1937年大清洗时候起，从共产国际的政治管理作用来看，它已名存实亡了。它失去了许多领导成员，这些人既有执行委员会的，也有基层业务部门的。构成共产国际一个重要部分的波兰、德国、南斯拉夫、匈牙利、保加利亚等国的共产党也在这次清洗中失去了许多共产党人。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内存在着极大的恐惧感，人人互相怀疑。一些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以各种理由纷纷离开苏联。与此相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和初期，斯大林曾命令这些共产党的领导人来到莫斯科，这是因为他们在苏联以外的地方遇到很大的危险。西班牙共产党的领导人在本国革命失败后就来到了莫斯科，多列士、陶里亚蒂、迪亚兹、厄尔纳南通、拉帕西奥纳里亚等人也先后来到苏联，同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领导机关的皮克、乌布利希、马蒂等人会合。
自1939年9月起，共产国际的公开活动明显减少了，好象它只有一个人在领导，尽管此时苏联还没有处于战争状态。共产国际在1941年5月1日甚至没有发表那种惯例性的号召。当德军开始推进到莫斯科附近的时候，驻莫斯科的共产国际的领导机关及其所属的其他组织和机构几乎都撤离和转移到乌拉尔省的乌法去了。各国共产党领导人和共产国际的官员在乌法的主要任务是做苏联政府发号施令的无线电传声筒，虽然他们能通过无线电同处于地下的共产党保持着联系，但对于这些正经历着各种未曾料到的困难的共产党来说，他们几乎没有什么政治工作可做，他们从远处发出的指示和意见不能帮助解决这些党所面临的实际困难。
当德国进攻苏联近一年的时候，共产国际于1942年5月1日发表了一个宣言，该宣言除了习惯性的泛泛之谈外，便是对许多苏联公民的牺牲表示悼念，对战斗在被德军占领下的欧洲其他国家的游击队表示敬意，并对持消极态度的、“谨小慎微的、会打算的人”提出暗示性的批评。“谨小慎微的、会打算的人”这一词是用来影射性的批评那些尽管已同苏联结下了盟约，但迟迟不开辟第二战场以减轻苏联苦难的国家政府。该宣言还包括一封《致德国工人阶级的公开信》，这样便开始了苏联政府同各国共产党在日常政治宣传上的冲突。由于这封信中使用了“Boche”（德国人）这个贬义词，对所有的德国人不加区别的加以贬低和指责，从而开创了苏联对其他国家搞大国沙文主义的先例。宣言要求德国劳动人民恢复镇静，该宣言一处也没有提到全世界劳动人民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问题，也没有提到全世界劳动人民团结一致进行这一斗争的问题。在共产国际解散之前，即1943年5月，其机关刊物的一篇社论中没有重复《致德国工人阶级的公开信》中的话，但却说：“绝大多数德国劳动人民在继续为希特勒效力……坦率地说，希特勒分子的力量就存在于德国劳动人民、首先是德国工人阶级的顺从之中。”从以上可以看出，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不仅丝毫未能帮助德国人民挣脱希特勒法西斯统治的枷锁，反而把1933年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责任以及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所造成的沙文主义的宣传浪潮的责任全都推到德国人民的头上，而德国人民在历史上正是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第一个受害者。
3、最后一次政策上的转变
自德国开始进攻苏联以及同欧洲各流亡政府开始合作的英国政府宣布同苏联结盟之后，各国共产党也随之进行了一次政策上的转变，这也是共产国际内的最后一次政策上的转变。这次政策上的转变同1939年9月的那次政策上的转变不同，是在没有内部危机的情况下顺利完成的。各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在这次政策上的转变中幸慰地重新恢复了在斯大林同希特勒签订条约时所被迫放弃了的政策，而抛弃了那种完全违背了工人阶级、特别是被占领国家工人阶级深厚感情的政策。共产主义的战士们通过这次转变重新恢复了所失去的革命热情，涌现出了大批非常勇敢的游击队员。这样就使得正在进行解放斗争的各国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赢得了威信并扩大了这些共产党所领导的抵抗力量的影响。各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武装抵抗力量后来只限于在一些国家继续扩大，而在“冷战”开始时，其它大部分国家共产党所领导的武装抵抗力量就不复存在了。
1941年6月22日以后，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由于被迫屈服于苏联极端政策的压力，几乎毫无保留地为同苏联结盟的各自的资产阶级国家政府服务，而根本谈不上为社会主义而奋斗，在共产国际的那个最后宣言中也没有提到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问题。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在要求开辟第二战场的政治运动中才开始出名。合法的英国共产党在本国地区性的选举中强烈抨击了反对丘吉尔的反对派的政治候选人。法国共产党在本国的抵抗运动中也处于戴高乐的领导之下。意大利共产党在本国为取代了墨索里尼的国王服务。美国共产党要求黑人群众不要再继续反对种族隔离的政策，这种政策并没有因为美国的参战而消失。服从于同苏联结盟的各帝国主义国家政府的政策同样是苏联和第三国际对被各帝国主义国家殖民地化了的民族的说教。
在这方面印度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印度是英国国王陛下王冠上的最漂亮的饰物。印度资产阶级懂得，它的英帝国主义老爷们遇到种种困难的时刻便是它获得让步、甚至获得本国独立的绝好时机。印度人民群众的反帝革命斗争促使了本国资产阶级毫不迟疑地起带头作用。1942年秋，印度全国爆发了大规模的人民起义。英国工党政府派兵镇压了印度的人民起义并逮捕了印度国大党的领导人。英国共产党在6月22日之后便公开反对印度国大党领导人甘地、尼赫鲁等人的“狭隘的”、“不现实的”思想。英国共产党这样做便充当了第三国际的调停人，以便迫使印度共产党不参加本国人民的反帝斗争。于是，印度共产党在1942年便公开采取反对人民起义的态度。法国共产党在戴高乐的指挥棒下，在阿尔及利亚和其它法属殖民地的问题上也采取了类似印度共产党的这种态度。直到战后最初几年中法国共产党还一直坚持这种态度，在戴高乐政府中担任部长职务的几位法共领导人就曾参与了1945年镇压阿尔及利亚人民群众的示威活动。
在波兰，克里姆林宫帮助该国的无产阶级重建了一个取名为“工人党”而不是叫共产党的政党。但该党没有同本国的资产阶级搞合作，流亡于伦敦的那些波兰资产者丝毫没有放弃对苏联的敌视态度。对于斯大林来说，他希望在苏联境外有一个与苏联“友好”的波兰政府。众所周知，斯大林最终还是获得了满意的结果，波兰在战后不但更改了国界，而且还属于了苏联的势力范围。南斯拉夫共产党为了抵抗德国法西斯，没有等到6月22日这一天就开始行动。南斯拉夫共产党同其他国家的共产党有些不同，它没有接受本国君王和本国资产阶级领导过。它拒绝服从类似中国的蒋介石、主张宁愿与共产党斗争而不愿同占领者斗争的米科拉日希克的命令。在铁托的领导下，南斯拉夫的抵抗力量武装了广大人民群众并解放了本国的大部分国土，战后，又能够清除资产阶级势力。这样，南斯拉夫才能够不理睬1944年斯大林与丘吉尔在莫斯科签署的关于把南斯拉夫的百分之五十的地区划为苏、英两国的势力范围的协定。正是在战争时期出现了南斯拉夫共产党人与斯大林之间的最初的分岐，例如，当斯大林曾批评他们在游击队中建立“无产者旅”（Brigades Prolétariennes）。在这个时期中，南斯拉夫共产党人认为他们同斯大林的分岐主要在于对特殊形势所做的估计不一样。但当斯大林决定断绝同他们的关系（所有这些事端都是斯大林为反对他们而一手挑起来的）时，他们才发现他们与斯大林之间存在着两条不同的路线。
总之，1941年6月22日之后，各国共产党开始充分发挥本身的积极性，而共产国际却越来越沉默了，甚至听不到它的声音了。
4、共产国际的解散
1943年5月15日，一份发自莫斯科的急电宣布：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向各国共产党建议解散共产国际。在苏联的并不是主席团成员的一些共产党领导人以及共产国际领导机关的工作人员最先从报纸上或从电台里得到了这一消息。如果回忆一下，斯大林在第十次全会之后的“维道夫事件”（I'affaire Wittorf）中如何对待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以及如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报告中所说的，斯大林在战争中领导国家时竟然没有召集过一次中央委员会的会议，就可以毫无疑问地肯定，是斯大林自己决定解散共产国际的，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只是被迫批准他的这个决定而已。南斯拉夫共产党的维拉奥维奇曾参加了这次主席团会议，他曾谈到在这次主席团会议上解散共产国际的建议被通过后，科拉罗夫、拉科西曾对这个建议提出了反对意见，维拉奥维奇没有详谈科拉罗夫和拉科西所提出的反对意见的性质。总之，这次主席团会议没能阻止住解散共产国际的建议，十一名为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选出的主席团成员在该建议上签了名，其中首先在这一建议上签名的是日丹诺夫，很可能他是被指定代替斯大林签名的，尽管斯大林是第七次代表大会选出的主席团成员，但他并没有参加签字。6月9日，主席团宣布解散共产国际的建议得到二十六个共产党和青年共产国际的同意，因此，共产国际以及它的领导机构被解散了；同时还宣布，由季米特洛夫、曼努伊斯基、陶里亚蒂和皮克组成的一个委员会负责处理共产国际解散后的有关事务、机构和资产等；并宣布在5月15日的解散共产国际的建议上签名的有：季米特洛夫、陶里亚蒂、弗洛林、哥德瓦尔德、曼努伊斯基、日丹诺夫、拉科罗夫、柯勃莱尼格、库西宁、马尔迪、多列士等。同意解散共产国际的共产党有：德国共产党、阿根廷共产党、澳大利亚共产党、奥地利共产党、比利时共产党、保加利亚共产党、加拿大共产党、哥伦比亚共产党、古巴共产党、智利共产党、西班牙共产党、卡塔卢尼亚统一社会党、芬兰共产党、法国共产党、英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匈牙利共产党、爱尔兰共产党、意大利共产党、墨西哥共产党、哥斯达黎加共产党、波兰工人党、罗马尼亚共产党、叙利亚共产党、瑞典共产党、瑞士共产党、南非联邦共产党、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苏联共产党，以及青年共产国际（它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正式支部）。
对5月15日的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很值得评论一下。当这个决议宣称当初创立共产国际的理由是使马克思主义免遭机会主义的危害，集合先进工人的先锋队以便“保卫人民群众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反对法西斯主义和战争”、“支持苏联”等，就已经开始篡改共产国际的历史了。之所以说它篡改了共产国际的历史，是因为创立共产国际的目的是组织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保证社会主义的胜利，支持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斗争。由于斯大林长期持否定态度，这些共产国际的根本目标也就被忽视了。在这个决议中只提到反对欧洲法西斯主义的问题，而没有提到当时正在进行着的日本在中国以及在太平洋地区进行着的战争。遗漏这个问题不是偶然的，这可能与当时苏联和日本之间还没有进行一方反对另一方的战争有关。该决议对今后的任务提出了如下的看法：
“在希特勒匪帮集团的国家中，工人阶级、劳动者及一切忠诚的人民的基本任务是用一切能想得出的办法从内部颠覆希特勒匪帮的战争机构，协助推翻担负战争祸首责任的政府，这样来打击希特勒匪帮集团。在反对希特勒的同盟国中，为着要最迅速地摧毁希特勒匪帮集团和建立在各民族平等基础上的友谊合作，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是先进工人们的神圣责任，是用一切方法支持这些国家政府的作战措施……。”
[1]
该决议明确提出的解散共产国际的主要理由是：
“早在战争前就可以日益清楚地看到：既然各个国家的内部情况和国际形势已经变得更加复杂，那么，要由某个国际中心来解决每个个别国家的工人运动的各种问题是会遇到不可克服的障碍的。世界各国历史发展道路各有不同，它们的社会制度有着不同性质和矛盾，它们的社会和政治的发展水平和速度也不同，以及工人们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也各不一样，这样就决定了每个个别国家工人阶级面临的问题不同。……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所采用的团结工人的组织形式是符合于新兴的工人运动初期需要的，……这个组织形式甚至已经变成了进一步加强各国工人政党的障碍……。”
[2]
“解散共产国际所以正确，因为：
（一）揭穿了希特勒分子的谎话，说什么莫斯科‘企图干预别国的生活，并使他们布尔什维克化’。从此以后，这种谎话就彻底破产了。……我认为，解散共产国际是完全适时的，因为正是现在，当法西斯野兽作最后挣扎的时候，必须组织爱好自由国家的共同进攻，以便打死这只野兽，使各国人民摆脱法西斯的压迫。”
[3]
在分析研究斯大林答英国路透社首席记者提问中所提出的解散共产国际的其他理由之前先看一看解散共产国际后即刻所提出的问题。当时许多人在想：解散共产国际确实吗﹖斯大林会不会采取解散共产国际这个表面性的措施来欺骗其盟国呢﹖他会不会通过一个伪装物，例如，由共产国际的苏共中央这个支部来负责保持同其他共产党的联系这个办法来秘密地维持共产国际呢﹖解散共产国际是不是意味着也要解散各国共产党﹖之所以提出这后一个问题，是因为共产国际已成为一个官僚主义的机构了，有些国家的共产党在不同的程度上也官僚主义化了。但它们在各自国家的工人运动中还是有一定的地位，因为它们是由本国工人运动中的那些具有丰富斗争经验和光荣革命斗争传统的战士所组成的。任何人，当然也包括斯大林，都不能靠一项决议来取消各国共产党。斯大林当然也不愿这样做，他也不愿看到因解散共产国际而消除他与自己多年培养出来的他和苏联的那些拥护者之间长期所保持着的联系。苏共中央支部负责与其他共产党的联系早已是事实了，但这并不能证明解散共产国际是欺骗全世界的一大假象，所有重要一些的共产党也都设有同其他共产党保持联系的类似机构，这是因为就国际范围而言，共产党处于秘密团体时期早已成为过去。在解散共产国际四年后——1947年，由九个国家的共产党组成的共产党情报局并不是所谓苏共支部秘密维持的共产国际的复出，而是证明，在“冷战”时期，斯大林想利用共产党情报局这一组织重新紧缩他与其他共产党的业已松散的关系，但在这个组织可悲的经历中所遇到的、在共产国际时代就已提出的棘手的问题应该引起斯大林的深思。搞好同其他各共产党的友好关系并不是单单靠一个国际性的领导机构就能解决的，这里面还有一层外交上的关系。当然，在解散共产国际的时候，有些共产党的领导人还存有一些怀旧的感情，这是可能的，但人数并不多；对于大多数共产党领导人来说，解散共产国际使他们松了一口气。只要看一看现在所有的共产党都不赞成成立一个国际性的组织来限制他们就足够了，因为他们不愿再看到斯大林任意指挥他们的那样一个时期的重新出现。
如果认为解散共产国际掩盖着一大假象的看法是可笑的，那么认为采取解散这个措施（不管当事者的动机和目的如何）对各国共产党的政策、它们之间的关系、它们同苏联的关系方面不可能产生重要的影响和结果的看法同样是可笑的。一种建立在各自具体利益不同的基础上的组织之间的有机联系的消失，不会是一种徒劳无益的行动。自斯大林主义危机开始以后，这些结果就表现了出来。当然，这个问题并不是我们在这里所要研究的问题。
5、斯大林解散共产国际的理由
斯大林在1943年5月28日与英国路透社首席记者谈话中表示，解散共产国际是为了加强反希特勒的联盟。斯大林的朋友和敌人的多次声明也表明：解散共产国际纯粹是为了巩固苏联同英、美之间的联盟以及为了英、美盟国能开辟第二战场所作的一项保证。换句话说，斯大林很爽快地用解散共产国际的方法向资本主义列强献媚，就象他曾经把犹太人共产党员交给了希特勒一样。能这样解释吗﹖丝毫不用怀疑！斯大林当时所面临的迫切的问题迫使他作出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例如，苏联几乎单独抵抗德国及其仆从国所发动的战争，英、美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对苏联又是至关重要的。同时，斯大林也知道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的领袖们对苏联是怀有很大戒心的，他总是担心资本主义强国英、美的翻脸并同希特勒缔结一项对苏联不利的条约。从以上这些对斯大林解散共产国际的原因的分析固然不认为这些分析能足以解释斯大林解散共产国际的全部原因。而在我们看来，还有其它一些并非纯粹从战争考虑的原因促使他采取解散共产国际这项措施。
众所周知，斯大林早在他掌握苏联的绝对权力之前就已经对共产国际不怀好感，他曾蔑视地把共产国际称为“店铺”，并认为共产国际是那些早九十年就不干革命的人所组成的一个“乞丐团伙”。他曾迫使共产国际接受了“第三时期”的那种几乎是自杀性的政策。他后来之所以维持共产国际，是想利用它几年以利于苏联外交利益，但后来这种作用越来越小了。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问题早在大战即将爆发的时候就已在苏联最高领导层中进行过讨论。在V·戴迪杰写的《铁托所说的》（《Tito Parle》）一书中曾引用了原南斯拉夫政府驻苏联代表团成员兰科维奇在共产国际解散三年后，即1946年5月，与斯大林会见后所做的报告中的一段话：“当斯大林几乎用恶毒的语言评论第三国际时，他辛辣的话使我极为震惊。”[4]
兰科维奇的这份报告是在斯大林与南斯拉夫共产党人的关系破裂之前写的。
虽然斯大林对重大的国际问题和国内问题缺少政治远见，但他却具有一种政治上的特殊敏感，这可能是先天就有的，他先抱着政治上的怀疑感来观察事物，而后再对事物进行辨别，他好象预先就能估计出在与他接近的周围的人中或组织中可能会发生的危险。虽然共产国际逐渐成为被他所轻视的组织，但这个组织对斯大林来说毕竟有潜在的危险。中国党对他来说就是一个教训，由于走武装斗争的道路取得了成功，中国党最后终于从政治上清除了顺从于他的人，他也无可奈何。虽然斯大林熟知“战争是革命之母”这个道理，但他却没有预料到这场波及全世界的大战能唤起各种抵抗力量的成长壮大。前面已说过，南斯拉夫游击队没有理会斯大林的旨意便先带头干了起来。在共产国际被解散的前两个月，意大利北部工业地区也爆发了震撼其整个地区的大罢工，这预示了墨索里尼离死已为期不远了，这也预示着一次新的革命浪潮的来临。由于斯大林患有政治上的近视病，他也就不能够从新出现的形势中立刻作出历史性的判断。他只知道共产国际存在一天他就得维持一天，他不想巩固和加强由列宁、托洛茨基等人所创立的共产国际，也不想在共产国际原有的基础上重建一个新的革命国际，他只想到力量的对比，只想在国际中组织起自己的那部分力量。斯大林对解散共产国际所做的种种解释是站不住脚的，他的那种解释完全是对共产国际所抱成见的必然结果。这一切可以从一些典型档案材料中找到根据，这些档案材料是有人从他对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开始抱有成见的时候起就收集起来的。那时，欧洲没有一个国家在抵抗着大大强于自己的德国武装力量的进攻，只有南斯拉夫共产党人这样做了。斯大林在着手解散共产国际的时候或多或少地把这个消息向其盟国透露过，他解散共产国际就象淘汰一件刚出现损坏但还可以勉强使用的工具一样把还可以发挥作用的共产国际令人痛心地解散了，他是不会为将来考虑的。他尤其善于避开一切外来因素而分别同各国党商讨双边关系问题。就斯大林的全部历史来看，他同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有相似的地方，如：对一些重大政治问题的考虑随心所欲。
共产国际就这样衰亡了。自1933年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失败之后，它就开始成了为苏联政权服务的工具而并没有成为世界革命的工具，它开始变得愈来愈软弱无力了。它所取得的成绩首先被1936——1938年的那次骇人听闻的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大清洗毁掉了，接着被斯大林与希特勒所签署的那个条约彻底毁掉了。斯大林宣布解散共产国际就好象给临终前作垂死挣扎的人慈悲的一击。共产国际只存在了近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它经历了非常复杂曲折的历史道路，它高高屹立在革命的天地间，只是最后被那种屈辱性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历史。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决定了它的创立，它衰亡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所产生出来的以墨索里尼的垮台为重要标志的新的革命历史时期中。从1923年开始的那种革命长期失败的时期已经结束，而随之而来的便是一个虽然经历了艰难曲折的革命历程，但直到现在还在继续高涨的革命时期。
二、对共产国际历史的初步总结
在共产国际走过了相当艰难曲折的历程之后，我们试图对它进行初步总结而不是对它进行正式总结，要想对它进行正式总结那将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要看到，共产国际是为了帮助和指导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才创立起来的，而它在某些方面却没有起到这种作用。由它帮助创建的政党几乎都成了改良主义的党；业已形成的东欧或中欧式的集体化生产关系除少数情况外，大都是通过苏维埃政权的军事官僚主义手段实现的。另外一些国家（如：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中国、古巴、越南、北朝鲜）的革命胜利都是这些国家的共产党撇开共产国际、撇开克里姆林宫的指挥和控制才得以获得的；许许多多的革命战士被政治上的动荡搞得晕头转向甚至被毁掉。因此有许多人似乎这样认为：共产国际的历史总结是被否定的总结。
但这样想问题的方法就多少有点简单化、片面化了，这样想问题的方法或类似的推想都会轻易地把工人运动及其组织机构的整个历史做出接近于零的总结。因为在工人运动及其组织的历史上既存在着种种失败和挫折又取得过胜利和成绩，而胜利和成绩往往从表面上看不出来。工人运动始终没有停滞过而且愈来愈向全世界的各个地区扩展、向社会的纵深发展，尽管它在大部分时期里都是受那些能力有限、政治方向不明的领导人控制着。因此，只对工人运动中的某一组织、某一时期进行总结是不负责任的态度，因为人类的历史并不是直线发展的历史；不仅要看到工人运动所产生出来的直接成果，而且也要看到那些不易让人一下子就能看得出来的在明天或后天以至在更远的时期所产生出来的成果。
斯大林主义时期的共产国际的领导机构确实不能与在这以前的工人运动中的其他领导机构相比，它所犯的错误超过了社会民主党所犯的错误。但共产国际并不是斯大林主义的产物，而只是斯大林主义的牺牲品，对共产国际的总结并不是对斯大林主义的总结。共产国际在近四分之一世纪的工人运动中毕竟占据了重要地位，它在这段时期中曾亲自领导过一些重大的革命斗争，它曾大力支援过一些国家的重要的革命斗争。千千万万在它的旗帜下战斗过、在斯大林的错误达到严重地步时期牺牲了的人，他们当时所想到的只是为社会主义事业献身。因此，应该肯定共产国际在工人运动的历史中所起的积极作用和光荣的一面，但这绝不是斯大林的功劳，也不会因为这种肯定就提高了斯大林的声誉。
总结共产国际的历史对于工人运动的今天和明天以及对于社会主义的斗争都是有益的。总结共产国际的历史就要对它的创立、它的基本任务、它的战略与策略、它的蜕化起因等问题都要进行简明扼要的概述，而要这样做，就需要借鉴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借鉴马克思所使用过的方法。
1、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工人阶级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的问题
马克思给工人阶级确定的斗争的主要政治目标是用革命夺取政权，随后作为领导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建设社会主义。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曾进一步阐述了马克思的这个教导；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性文件也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并指出了资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议会制的局限性，确定了苏维埃（即选民委员会）就是劳动群众的政权机构，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机构。在有些地方有没有已经抛弃了这些主张呢﹖苏联和其他一些已推翻了资本主义的国家在社会主义民主所产生的教训是什么呢﹖在这些国家群众运动受到严格限制又说明了什么呢﹖
斯大林主义把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概念歪曲得面目全非，因为它把无产阶级专政同苏联及其类似国家的严厉惩罚的制度相等同。为了充分估量斯大林主义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歪曲程度，只需回忆一下勃鲁姆在1920年12月27日为拥护共产国际的法国共产党图尔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就够了，他说：“无产阶级专政，我们是赞成的。在这个问题上毫无原则分歧。既然我们赞成无产阶级专政，因此我们把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和理论写进一项纲领即选举纲领中去了……。”[5]
没有必要对勃鲁姆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赞成产生某种错觉；而要看到所处的形势的区别。仅仅过了半个世纪，不少贝林格分子、马歇分子和卡里略分子都坚持同“苏维埃模式”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当然，他们在抛弃无产阶级专政概念的同时还抛弃了更多的东西；如果按照列宁的观点，那他们等于抛弃了马克思主义。
我们认为，没有任何理由放弃由马克思提出的、列宁予以重新肯定了的工人阶级成为领导阶级并建设社会主义以及国家将自行消亡的这一制度的概念。过去数十年的斗争经验表明，各国工人阶级革命斗争的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组织以及巩固和发展这一组织的问题。在1918——1920年间，一些国家的工人阶级相继自发地建立了苏维埃组织，一些社会民主党也承认或赞成这些组织，但它们只愿看到这种苏维埃组织成为工人阶级的战斗组织，而不愿看到这种苏维埃组织成为政权组织。在当前，一些社会主义的或共产主义的政党的领导人反对在工人群众的重大斗争中建立起选民委员会（Comitésélus）。当然，尽管他们反对，但还是可以看到在过去各个时期内一些重大斗争中，工人群众要求建立选民委员会的倾向。这种倾向在二十年代中是强烈的，但现在已不那么强烈了，此外，工人群众也没有把已建立起来的委员会或工会发展成为双重权力组织的倾向。在现在条件下，他们并不希望有象苏维埃俄国那样一个政权机构存在。这就说明，在现在条件下要想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的初期组织是很难的，但这绝不是对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这个问题的结论的有效性产生怀疑。
“苏维埃模式”把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社会主义的和工人的民主这一最重要的问题给歪曲了。按照列宁的说法，无产阶级专政应是“绝大多数人享受民主，对那些剥削和压迫人民的分子实行强力镇压，……。”[6]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由于种种原因（如国内战争、外来战争等）采取了某些限制民主自由的措施。由于官僚主义，苏联的这些限制民主自由的措施持续数十年之久，这就给人们造成了无产阶级专政本身必须采取这些措施的印象。尽管采取了这些限制措施，但各种危机还是在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化”时期、在与苏联毗邻的一些国家中爆发出来。这些危机说明，这些国家的人民群众想要保持的并不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是想引进民主自由，而且还说明这些国家的人民群众想要建立或重建选民委员会。他们所遇到主要障碍是除了“唯一的党”外，在政治上没有建立起全国性的组织。公民们处于被国家集权机器所分化的状态。他们在当初提出了政治上的基本要求，但没有建立必要的政治工具来维护这些要求。这就直接提出了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前提下建立多党制的问题。马克思和列宁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的基础上提出过反对官僚主义倾向的基本措施：“对一切公职人员毫无例外地实行全面选举制并可以随时撤换他们，把他们的薪金减低到普通“工人工资”的水平，……。”[7]他们当时没有把多党制的问题考虑进去，而唯一的党的概念当时对他们也是很难理解的和陌生的。因此，关于多党制的问题是对共产国际关于工人民主问题的论述的一个重要的补充。
2、关于殖民地革命的问题
我们已经指出过，虽然共产国际首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殖民地人民斗争（包括支持抵制宗主国的工人阶级，单独组织殖民地国家的共产主义者参加即使是由资产阶级或当地小资产阶级领导的反帝斗争）的文件，但文件没有指出殖民地国家反帝斗争的性质和目标。当时的一个重要的未知数是：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会沿着欧洲资产阶级的路走、会建立起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吗﹖我们可以看到，从1925年的中国革命开始，共产国际便引用了一种“阶段革命”论，即殖民地国家的革命是一种介于以前的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者之间的革命，是一种新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从那时起，一些共产党放弃了原来自己遵循的革命路线，而开始遵循一种他们所提出的“人民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民族民主主义”等介于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者之间的革命概念。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从中也可以吸取一些历史教训，因为这个革命涉及到一些大国，如：中国、巴西、越南、古巴以及印度尼西亚、阿尔及利亚等国，那里的人口占人类的大多数。
经验表明，任何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都不曾建立同在掌权之前的几个世纪中发财致富的老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相似的民主制度，也不曾建立过一种既不是资产阶级的也不是社会主义的、即介于这两者之间的民主制度。已掌权的和获得独立的民族资产阶级所建立的制度只能是一种经济上可悲的、政治上不稳定的、没有民主的资本主义的制度。绝大多数人口是农民的那些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尤其没能很好地解决土地这个特定的问题。经验还表明，那些殖民地国家的人民群众斗争所解决的问题只是把资产阶级赶下了台，其他的根本问题还没有解决。在这种情况下，通过人民群众的斗争而掌权的民族资产阶级往往受这些斗争的必然规律的引导而进行了一些超越资产阶级革命任务之外的斗争以及采取了类似于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些措施（如：采取了集体化生产方式、计划经济、对外贸易的垄断等措施）。过去五十年的殖民地人民斗争胜利和失败的全部经验表明：这些斗争的最直接的要求首先是建立起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这些斗争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并不是一个进步阶级以及这些国家唯一有效的革命策略是不断革命的策略。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要从掌权的资产阶级的民主要求出发，依靠贫苦的农民阶层，把本国的革命发展到不断革命或持久革命的阶段中去。
现在在一些革命在继续进行的国家出现了很严重的官僚主义，这些国家的领导人虽然已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但还没有准备消除它。毫无疑问，这些国家的具有本身特点的官僚主义一方面是来自于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在其成长过程中所受到的斯大林主义的影响，另一方面，这也同帝国主义强加给这些国家的经济上和文化上的落后有关系。我们将在关于工人国家问题中进一步指出官僚主义这一问题。
3、关于革命的战略与策略的问题
我们将简要地谈这个问题，我们在这里不准备触及当前政治形势对该问题提出的一些新看法，因为现在的条件同共产国际时期的那种条件已很不一样了。我们要谈到的重点就是前面所提到的共产国际在这个问题上的成功与失败的经验。
首先谈谈“过渡时期的要求、过渡时期的纲领”问题。考虑到人民群众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和理论还没有充分认识清楚，为此，共产国际便在第三和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提出：各支部应该提出一些包括基本要求和领导群众反对资本主义制度及其国家政权的纲领性口号。这些口号的根本目的是动员工人阶级实行从资本主义向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过渡。共产国际曾解释说，抛弃这些口号就等于脱离革命道路。
过渡时期的纲领性口号要求建立工人政府（或工农政府）或劳动者政府，通过劳动群众的普遍斗争，这个政府是能够夺取政权的。一些共产党后来抛弃了这些口号，这同他们为了掌权而放弃革命斗争有关系。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把建立劳动者政府的口号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看成是一致的，这是对第三和第四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口号的更正，这两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建立劳动政府这个口号同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是有区别的，认为，严格地说只有共产党的政府才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据我们看，共产党的政府这一概念包含着导致由“唯一的党”领导的危险。劳动者政府是劳动群众对资本主义制度及其机构进行普遍斗争的产物，是过渡阶段的产物。如果它能成功的话，是能够体现出无产阶级专政的特点来的，这就是说，建立劳动者政府是以一些由选民选举出的委员会为基础的，而不是以一党制为基础的；只有通过全都接受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党联盟才能组成这样的政府。
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夺权的斗争首先需要工人阶级的统一行动，工人阶级要紧紧地把其他一些劳动人民阶层，其中包括把那部分重要的中产阶级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对它们实行“统一战线”的政策。我们看到在共产国际较长时期的历史中，由于机会主义和极左政策的干扰，“统一战线”的政策没有得到很好的实施，出现了很严重的教训。因此，不应该怀疑“统一战线”政策的有效作用，应该制定出适合于当前各种不同条件的策略。当前，一些国家的工人运动的状况表明，我们面临着两种政党的统一战线，一种是改良主义政党的统一战线，一种是革命政党的统一战线。这样，用过去的说法就不能解释现实存在的问题了，例如，象奥地利工人运动的情况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几乎把本国十分之九的工人群众都拉过去了，相比之下，奥地利共产党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这样就提出了关于统一战线要设法适合于每个国家工人运动的情况的问题。
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之所以迟迟没有爆发，当然还有其他许多问题决定的，例如人的问题、人的生活方式问题、人的关系问题等，共产国际和过去的整个工人运动几乎没有探讨过这些问题，但这并不说明这些问题在当时不存在，而是由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危机根深蒂固，过去斗争的首要问题是经济生活上的最基本要求，与之相比，这些问题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这样也就把这些问题放到次要位置上去了。
4、关于工人国家的问题
由于世界上第一个工人国家的诞生才促使共产国际的创立并在最初几年内就发展壮大起来。而共产国际从未讨论过由于这个世界上第一个工人国家的诞生所提出的一些理论上和政策上的问题，它最初所考虑的只是自己生存的问题。可是，当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开始诋毁布尔什维克党的形象时，共产国际只是随着苏联领导的官僚主义的指挥棒转。第一个工人国家建立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只是由一些反对派分子先是在共产国际范围内，接着在共产国际之外和各国共产党之外进行过热烈地讨论。今后，任何国家的工人运动都不能避开本国的实际问题。工人运动不仅应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畸形发展、蜕化、恐怖、犯罪等问题进行分析研究，而且还应对工人国家在各个方面（如：官僚主义、民主、计划经济、文化、教育、民族、对外政策等问题）所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并吸取教训。在这些问题上，一些工人国家以理论讨论的方式或以群众运动的形式开始注意到这些问题，这必将进一步促进这些国家的思想理论的进步。
这些国家出现的所有重大问题归结便是“政治革命”这个最重要的问题。“政治革命”的问题曾长期是托洛茨基的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现在，这个问题开始充实进一些新的具体的内容，尽管这些内容还只是有限的。斯大林官僚主义的蜕化并不只是“一国”的现象，要求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反对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也不只是苏联一国的现象，在波兰、在捷克斯洛伐克也出现了这种现象。这些国家的政治革命也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今后的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不仅仅包括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包括殖民地国家反对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革命，而且还应包括工人国家中反对官僚主义的政治革命。
5、关于革命政党和民主集中制的问题
现在某些人对工人阶级革命政党的必要性的怀疑早在共产国际创立之前就已出现过。大部分社会主义的政党早在十九世纪中期就已成立，为了号召工人阶级起来战斗，革命的先锋队也就随着工人阶级的革命浪潮正式地组织起来了。早在共产国际创立之前，工人运动的历史就已记载下革命者与改良主义分子之间的多次分裂。当共产国际成立时，它号召各国工人阶级建立起没有改良主义分子参加的革命政党所提出的要求与以前并没有什么两样，至多可以说，共产国际想建成一个组织机构严密的国际性组织，而这个想法早在1914年8月就提出了。
对工人阶级从政治上进行划分，强调工人阶级的各阶层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并非是同质的和平等的，这种政治上的划分同费.阿德勒所宣扬的统一政党的概念的老方法是一致的，这种政治上的划分会有意无意地给苏维埃官僚主义添加了口实：既然在掌权之前可以有一个工人阶级的唯一政党，那么掌权之后为什么不可以有呢﹖第二国际在上升时期中曾得到最大限度的“统一”（撇开无政府主义者、革命工团主义者不谈），之所以出现这种形势，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缓和了日常实践中存在着的大量矛盾。但是，随着资本主义进入全面危机，社会关系也随之极度恶化起来，这样，第二国际的大分裂也就不可避免了。
在共产国际创立之际，整个欧洲大陆上革命浪潮汹涌澎湃，在殖民地大陆上革命浪潮也开始爆发出来。工人运动中各种大的思潮都想建立革命的政党。当时提出的问题并不在于是否同改良主义分子在政治上决裂，而是在于把决裂的界线划在哪里。共产国际没有武断地提出工人运动分裂的问题，不创立共产国际就意味着抛弃千千万万的人民和革命力量，共产国际和共产党的创立是历史的必然。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所有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的二十一个条件，据克劳丁认为，这“二十一条”是“工人阶级运动历史中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方法和模式的用意所在”。[8]这样说就完全不对了。我们认为，所有政治组织的形成都要有理论上、政策上和组织上的规定，而且这些规定是有一定界线的。“二十一条”所规定的政党概念同被斯大林主义改造了的那些政党没有什么共同之处。当列宁拟订这二十一个条件时，他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写到：“革命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最近似革命无产阶级为了取得胜利所必需的那种政党”。[9]可以严肃地指出，造成共产国际蜕化和衰亡的不是这二十一个条件。相反，当共产国际为了满足克里姆林宫某些政治上的需要而抛弃二十一个条件中的某些条件（如反对军国主义，支持殖民地人民的革命斗争等）时，它就开始日趋衰弱了下来。
不可否认，在斯大林主义时期各共产党内的政治生活是不正常的。在这之前，共产国际也曾给各革命组织规定了必须遵守的纪律，但它却不排除各革命组织自己可以讨论问题，其中包括公开地讨论问题，可以制定政策以及民主选举各级负责人。有关这些方面的问题，可以在德国共产党的《国际》杂志等一些刊物上看到。“二十一条”中还曾提到关于“民主集中制”的问题，今天的一些共产党领导人以及社会民主党和资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人都以“民主集中制”的名义在其党内大搞与“民主集中制”毫无共同之处的官僚主义的集中制。斯大林及其追随者利用了布尔什维克党第十次代表大会所制定的一项临时性的关于集中制的特殊决议，而在这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并不赞成在所有的共产党内采用类似于苏联为应付国内形势所采取的这一措施。该决议后来被滥用，涉及到苏共、中共、南共和意共等几乎所有的共产党。应该指出的是，现在的大部分共产党都抛弃了被列宁认为是主要原则的无产阶级专政原则，列宁曾对这个问题作了大量的论述，而却把列宁认为是一种权宜之计的集中制当作一种教条而予以充分保存。并且也没有从理论上提出充分的论证。官僚主义的集中制和唯一的党是互为补充的两个因素，因为这种倾向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产生出一种具有新的性质的政党。那种认为党内各种倾向和派别的斗争必然会造成革命政党的瘫痪、软弱无力和分裂的说法是不太正确的。布尔什维克党内的派别斗争一直持续到决定性的1917年的十月革命。在政策的制定中，党内民主同行动纪律一样是必要的，民主集中制是把民主与纪律溶合在一起的化合物。
总之，在我们所谈到的那些问题中，共产国际所采取的处理方法是得当的，这与当前工人运动的一些重要组织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优柔寡断、毫无朝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尤其在无产阶级专政和民主集中制这两个遭到斯大林主义分子极大歪曲的问题上，共产国际是做出了自己的贡献的。当然，共产国际所做的贡献并不只是在这两个问题上，正如我们所指出的，尽管共产国际蜕化成斯大林主义的牺牲品，但它的存在对于国际工人运动的前途曾做出了宝贵的贡献。
三、关于重建革命国际的问题
光有各国的革命政党是不够的，对于这些革命政党来说，最为重要的、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是要有一个革命国际的存在。罗莎·卢森堡认为，工人运动的“重心”是国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她就提出过这个问题，因为她看到工人组织中存在着一股巨大的离心力，这种离心力对工人阶级和全人类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她懂得，一个强大的国际对于各工人组织能起到保证平衡、稳定和加强力量的作用，她所指的那个国际当然是个真正强大的革命的国际。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以后出现的形势更加证实了罗莎·卢森堡的这种看法的正确性。历来的工人运动在人数上都没有今天这样强大和广泛，但它却不断地表现出令人不安的软弱无力。今天出现这种状况的一个基本原因是：在第一国际创立一百一十年之后的今天，在十月革命胜利六十多年之后的今天，没有一个名副其实的工人国际存在。今天之所以没有建立起这样一个真正工人阶级的国际，是因为某些人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本概念极大地歪曲了。斯大林主义分子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本概念同屈服于克里姆林宫的政策混为一谈。今天的一些“欧洲共产主义者”也在否认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本概念，这比他们抛弃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原则更加随便，他们很喜欢用“国际团结”的提法来代替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提法。我们将会看到，从长远来看这种改变将意味着什么。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重新论述一下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本原则，因为对于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国际来说，使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这个概念都有其客观的根源，有其具体的内容。当然，正如对工人运动的新问题需要重新认识一样，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这个概念也不是一个在时间上静止不变的、互不关联的概念。
1、关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问题
资产阶级革命中所表现出来的“国际主义”是很狭隘的，这是因为在这个时期，资产阶级发展的理想目标只局限在建立民族国家上，对其他国家资产阶级斗争的同情是以各个资产阶级的本身的民族利益为界线的。
恰恰相反，当无产阶级刚刚意识到它是以先锋战士组成的阶级时，就懂得它的自身的利益就是一个“国际阶级”的利益。由于无产阶级除了它自身的劳动力外，没有任何生产资料，所以它的利益也就不局限在某个国家的国境线内。英国、法国、德国的先进工人很早就互相往来，以便协调一致地为改善他们的劳动条件而斗争，劳动者的国际主义崇高愿望从此便隐隐约约地表现出来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先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阐述了这个问题。他们指出：
“……有许许多的人
仅仅依靠自己劳动为生，有大量劳动力与资本隔绝或者甚至连有限地满足自己的需要的可能性都被剥夺，因而它们已经不仅暂时失去作为有保障的生活来源的工作本身，而且一概处于完全不稳定的地位，——所有这一切，都由于竞争的关系而以
世界市场的存在为前提。所以无产阶级只有在
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象它的事业——共产主义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
[10]
“同‘共产党宣言’和先前的一切社会主义相反，拉萨尔以最狭隘的民族观点来对待工人运动。……为了能够进行斗争，工人阶级必须在国内组成为
一个阶级，而且它的直接的斗争舞台就是本国，这是不言而喻的。所以，它的阶级斗争不是就内容来说，而是象‘共产党宣言’所指出‘就形式来说’是本国范围内的斗争。但是，‘现代民族国家的范围’，例如德意志帝国，本身在经济上又处在‘世界市场的范围内’，……而德国工人党把自己的国际主义归结为什么呢﹖就是意识到它的意图所导致的结果将是
‘各民族的国际的兄弟联合’。这句话是从资产阶级的和平和自由同盟那里抄来的，它应当被当做各国工人阶级在反对各国统治阶级及其政府的共同斗争的国际兄弟联合的等价物。这样，关于德国工人阶级的国际职责连一个字也没有提到！……实际上，这个纲领的国际主义，比那个自由贸易派的国际主义
还差得难以估量。自由贸易派也说，它的意图所导致的结果是‘各民族的国际的兄弟联合’。但是它还做一些事使贸易成为国际性的，而决不满足于一切民族各自在本国的从事贸易的意识。”
[11]
共产国际在其创立过程中曾采用了马克思的国际主义的概念。共产国际希望自己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群众的“行动机关”;它曾发动了一次毫不妥协的反对“民族社会主义”概念的论战。我们曾在本书的第七部分第二章中指出过第二国际的“国际主义”同马克思的国际主义的那些不同之处。第二国际的“国际主义”和马克思的国际主义的不同之处是各自所赞成的“社会主义”的概念不一样。第二国际的“国际主义”实质上是斯大林主义的“一国社会主义”。第二国际的“国际主义”中的民族社会主义的概念破坏了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工人阶级组织上的国际团结；民族社会主义的概念不能把各自不同的民族斗争统一到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普遍斗争上来；属于各民族范围内的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斗争难免会造成这种斗争的失败以及最后会导致工人之间的相互斗争。罗莎·卢森堡曾用辛辣的字眼揭露了这个问题的实质：
“《共产党宣言》的世界历史性的号召忍受了一个重大的补充，现在按照考茨基的更正说：全世界无产者，在和平时期联合起来，而在战争时期互相掐断脖子！”
[13]
在共产国际为世界革命而奋斗的时期，斯大林曾对“一国社会主义”理论提出了有点与众不同的解释。1925年5月，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美国问题委员会会议上做了关于美国共产党内政治形势问题的演说，他在演说中就他的国际主义的概念作了如下的说明：
“不考虑美国资本主义的特殊点，那是不对的。共产党在自己的工作中必须考虑到这些特殊点。但是，把共产党的活动建立在这些特殊点上，那就更不对了，因为包括美国共产党在内的任何一个共产党的活动基础（任何共产党都必须立足于这种基础之上），必须是对所有的国家来说都是一样的资本主义的共同点，而不是某一国家的特殊点。共产党的国际主义正是建立在这一点上的。特殊点只不过是共同点的补充”。
[14]
“……斯大林借口为国际主义提供经济上的理论根据，实际上是为民族社会主义提供理论根据。说世界经济只不过是同一类型的民族部分的总和，那是荒谬的。说特殊点‘只不过是共同点的补充’，象脸上的痰子一样，也是荒谬的。实际上，民族特点所代表的是世界进程基本特点的一种原始的结合。这种原始性在许多年中对于革命战略可以具有决定性意义。只要回顾这一点就够了：一个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比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取得政权早许多年。单单这个历史教训就表明，不管斯大林怎么说，把共产党的活动建立在一些‘共同点’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建立在一种抽象的民族资本主义类型的基础上，那是绝对错误的。坚持‘共产党的国际主义正是建立在这一点上’，那是完全错误的。实际上，它是建立在民族国家的无能为力上，这种民族国家早已过时了，它已经变成生产力发展的障碍。……民族经济的具体特点不管有多么大，都是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成为最高级的现实的组成部分，这种现实就叫做经济，归根到底，共产党的国际主义正是建立在这种经济上的。”
[15]
“……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没有‘上级’党和‘下级’党，正象在社会主义阵营内没有‘霸权国’和‘卫星国’一样。一切社会主义国家都完全独立地解决自己国内问题，而在解决社会主义阵营的共同问题时每个国家都有平等的权利。同样地，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都是完全独立和完全平等的；它们对本国劳动人民和整个国际工人运动负责，而不是对某一个国家负责，……。”
[16]
如果根据苏联领导人的说法：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其他国家中追逐霸权是种谣言，苏联不承认“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平等权利是种诽谤，那么，捷克斯洛伐克所拥有的“平等权利”毫无疑问只是国家被入侵以及政府和党的中央委员会被替换了。列宁曾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范围内拒绝了这种平等以及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压迫民族即大民族要以对待自己的不平等来抵偿生活上实际形成的不平等”。[17]列宁之所以讲出这番话，是因为他从马克思那里学到了形式上的平等实际上“象一切权利一样是一种不平等”[18]的概念。
苏共“二十大”后，曾短时期地出现过一种新概念，即“多中心”（polycentrisme）的概念。陶里亚蒂在这个时候曾注意到了在斯大林主义的掩盖下出现的实际情况，即“多中心”论已发展到了将要代替国际的地步，不过，他没有把这个问题谈清楚。确实可以从内部把一些国家集中成集团，那么，这些被集中成集团的国家比起没有被集中成集团的其他国家来，其阶级斗争的相互影响产生出更直接的和更大的效果来，能够更好地协调这些被集中成集团的那些国家的革命政党之间的行动。但这种极其重要的特点代替不了世界市场存在的这个特点。“多中心”的形式是可以考虑的，但这不是说要重新考虑“一国社会主义”的概念。对于拉丁美洲来说，“拉丁美洲团结组织”已不存在了。对于欧洲来说，也不能认为现在的“欧洲共产主义”就是“多中心”。由于西欧某些共产党所处的地位很相近，因此、它们在政治上的变化也是很相似的。但是，这些相似并不表示这些革命政党之间行动的一致性。关于这方面的事例是不少的，例如，现在对西班牙加入欧洲共同体一事，它们之间就有不同的看法。有朝一日，这些党的领导人成为资产阶级政府的部长，那将又会怎样呢﹖因此，由马克思发展和丰富了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概念与“一国社会主义”的概念之间不存在着任何的折衷和调和。
马克思曾多次指出，无产阶级的国际任务及其国际作用自第一国际创立后不断地增加了。无产阶级的国际任务包括：支持那些活动范围很小的工会国际经济上的斗争，发动反对镇压活动的斗争，支持各大洲的革命运动，帮助那些还没有建立工人组织的国家建立起工人组织，尽管这些工人组织会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和错误甚至在国内是非法的，等等。反对战争危险的斗争和反对殖民性质的讨伐式的战争的斗争一直是无产阶级国际任务中的现实问题，现在由于核武器的大量存在使得这个问题变得更加尖锐了。有许多问题是无法在一国范围内得到解决的，如：反对饥饿，保护自然界的生态平衡，改变生活方式和饮食结构，开发和利用新能源等。在进行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中，今天无产阶级的国际任务中还要加进一些解决工人国家中存在的涉及到全世界工人阶级的问题（如：反对官僚主义、加强计划性等），就象斯大林主义所表现出来的那些不幸的问题那样。
民族问题已越来越突出了。这个问题只有通过国际间的合作、国际间教育的交流和国际间理论研究的协调，并通过革命斗争的统一和配合才能得以解决。这样，我们便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理论和政策问题重新又转到组织革命国际的问题上来，即工人阶级行动的中央机关问题上来。
2、关于重建工人运动“重心”的问题
日益增多的国际任务并不只是按照某一国家的工人组织的特点加以制定和确定的，国家性的工人组织应该为此做出自己的贡献，但是，对世界革命的形势做出总的分析，制定世界革命的政策，确定国际工人组织的纲领，只能是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先锋队的国际工人组织所能完成的任务。经验表明，唯有一个通过它的各国支部，把全世界劳动群众的斗争普遍地联系起来的、完全独立于任何一个国家政权的国际工人组织才能完成这项任务。过去的惨痛的经验教训和现在的客观形势表明，要想建立这样一个国际性的工人组织是有很大困难的，但这并不证明，要建立这样一种组织的客观上的必然性已消失。
创立革命国际并让它发挥其作用是很大困难的，这是因为在工人运动中还存在着一股极大的离心力，这种离心力在工人群众以及在工人组织中还在产生着影响。资本主义不择手段地在剥削着它所能剥削得到的劳动者的体力和智力，并以此来限制劳动者视野和思考他们最基本的需求以外的东西。当工人组织一发展到初具规模的时候，不管其纲领如何，主要精力都被大量的日常性的任务所耗费，把其大部分的时间用于解决国际工人组织的问题，而无法顾及和完成非常困难和复杂的任务。目前，在重要一些的工人组织的领导人中仍然保持着这种离心力。德特斯凯（Deutscher）曾经指出：“国际主义的概念……比起发展、壮大、衰弱和消失的国际组织来显得更加重要、更加富有生命力。虽然国际消亡了，但国际主义依然是新世界的基本原理”。国际衰亡之后，国际主义当然还继续存在，这同许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组织在衰亡之后，社会主义的概念依然存在一样，工人阶级为了进行斗争继续建立组织必要性没有被废除掉。一些人在历史处于最低潮时期内仍然成为共产主义者或成为国际主义者，但如果不加入一个人数众多的工人组织而单靠个人的力量是不能进行有效斗争的。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是靠其革命国际这个组织体现出来的。曾有人不止一次地写过，马克思在他的一生中把大部分时间用于理论和政策的研究和制定上，而很少顾及建立革命组织的任务。这种说法是忘记了马克思在一些年里所进行的理论工作是服从于创立国际这一任务的。列宁在1914——1922年这几年间，非常重视创立革命国际的问题。他早在1914年8月就对创立第三国际的问题表示过意见，而那时对这个问题的支持者并不多，他那时也还不能预见到第三国际到底在什么时候以及究竟怎样才能成为一种现实。
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现代世界与上个世纪的世界相比其不同特点之一就是多国公司的存在，即一些国家为了满足自己在各个方面的需要而在各个领域里建立了各种国际性的组织。那种认为这种国际性的组织是为了解决人类所提出的最重要问题的说法是非常荒谬的。这种说法会低估和降低工人阶级为创立一个革命国际所做的数十年努力的意义。
目前，在创立革命国际的道路上还存在着许多障碍。这些障碍首先是来自于全世界资产阶级对革命国际的仇视，另外，工人阶级的官僚主义对革命国际的创立也是一个不小的障碍。工人阶级的官僚主义、尤其是共产国际失败的经验对创立革命国际产生了和正在产生着很消极的影响，同时，今天的革命极左派也对它的创立产生很消极的影响。单靠理论上的论证是不能改变这种状况的，即使这些论证在理论上是可以站得住脚的；为了要达到创立革命国际这一目的，工人运动内部本身首先需要进行重大改组。
有人常把第二国际和共产国际的蜕化解释成是由于一党从中搞优势、搞霸权造成的。在这个问题上有这方面的因素，这是不容置疑的，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就是一些政党屈服于一党的霸权主义，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在由德国社会民主党占主导地位的第二国际失败之后，罗莎·卢森堡所担心的也是由一些布尔什维克提议创立的新的国际中也会发生与第二国际相类似的情况。列宁没有领会到卢森堡的这种不同意见的实质性意义，因为他没有预料到象苏联这样的国家在近半个世纪的时期内会被孤立、会蜕化。不能认为这种危险在将来不会存在，而只能认为这种危险在将来可能会减少。苏族从此失去了它在以前的那种国际威信。中国之所以在世界上受到普遍的好评，是因为中国党从来不对那些在工人运动中有些影响的派别组织施加绝对权威。现在的革命潮流不能接受一国霸权主义和官僚主义。工人群众组织内的反官僚主义的派别目前已成为很有实力的派别。
在创立革命国际的过程中所遇到的大量客观上的困难，是由于在最近六十年中社会主义所经历的历程中出现的很难预料的情况造成的。从马克思时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只考虑到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应在欧洲国家获得胜利，甚至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后，他们还是认为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应该向西方发展。他们的推论从理论上看基本没有错，但事实上革命之风已经吹向了东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所发生的社会变革已涉及到除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以外的那些经济上不发达的工人国家。这些国家首先所要完成的任务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的任务（如：完成土地革命，完成国家的统一和独立）以及还要完成“社会主义的原始积累”的任务，也就是说，要完成建立保障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经济基础的任务。这些国家的文化和技术水平的不高对于完成这些任务是个很大的不足，这也就在客观上助长了这些国家的官僚主义的产生，这种状况同时也在客观上帮助了苏联官僚主义在这些国家扩大影响。同样，这也助长了这些国家的民族主义的发展，当然，这种民族主义与那些大国的民族主义是不能相比的。因为，这些在经济上不发达的国家不能依靠那些经济上很发达国家的可观的、无私的援助来完成这些任务。这就在客观上助长了民族主义的过分发展，从而也就损害了重建革命国际的这一概念。
欧洲的工人运动同时还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政治上冷漠的时期，现在的欧洲工人阶级的革命之所以没有取得多大的进展，主要是由于这个问题的存在。但是，在欧洲，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必要性在客观上是有很大影响的，不过却遇到了极大的障碍，这些障碍主要是来自于本世纪初、两次世界大战所形成的国界和在发展生产力问题上所出现的障碍。六十年代中期在欧洲出现的革命复兴并没有忽略重提关于重建革命国际这个现实问题。
3、昨天的工人阶级，今天的工人阶级
为了紧紧扣住重建革命国际这个现实问题，需要了解一下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这两个定义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发生的重大变化。先简要概述一下原来三个国际的发展过程并以此来说明重建革命国际这个现实问题的重要性。第一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日内瓦，1866年）只有三个国家（英国、法国、瑞士）的代表出席；最后一次代表大会（海牙，1872年）有十三个国家的代表出席，只有美国不是欧洲国家。第二国际的成立大会有二十一个国家的代表出席，除美国和阿根廷之外，其余都是属于欧洲国家；1914年8月在维也纳举行了第二国际的代表大会，有三十个国家的代表出席，其中大多数是欧洲国家的代表，其余国家的代表中，有的甚至没有本地人的代表（如南部非洲），有的是刚处于萌芽状态的无产阶级组织的代表（如：日本、伊朗、中国等）。在它整个存在期间，第二国际实际上只是十多个国家的较大工人组织的联盟，它的外国的其他国家的工人组织正处于萌芽状态。由于第二国际各支部所在国家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发展情况几乎都很相似，因此，在资本主义处于上升时期内这些主要组织所制定的方针、政策也都是很相似的。正是由于在第二国际时期内，各国工人运动的结构和各支部所制定的方针、政策的相对一致，从而也就对工人运动中的离心力的产生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但在此时期内，各组织领导人的机会主义的思想在不断发展。只要一爆发世界大战就足以能够使这个从来就没有被马克思和罗莎·卢森堡称之为工人运动“行动的中央机关”和“重心”的国际解体。
共产国际时期的形势就完全不一样了。共产国际自创立时候起，其影响就已深入到世界各大洲。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时，所有的欧洲国家、许多的亚洲国家（如：日本、中国、印度、伊朗、朝鲜、蒙古、巴勒斯坦等），以及美国、加拿大和一些拉丁美洲国家（阿根廷、智利、巴西、乌拉圭等）、非洲国家（南非、埃及等）和澳大利亚等国的代表都出席了这次代表大会。后几次代表大会又增加了许多国家，其中包括：古巴、秘鲁、委内瑞拉、巴拉圭、厄瓜多尔、叙利亚、菲律宾、新西兰、印度尼西亚等。在共产国际以民主方式讨论问题的几次代表大会时期内，多数国家的组织规模是很小的，但这些支部所在国的工人运动在其本国的政治舞台上已形成了一支相当重要的力量。然而，共产国际作为工人运动的“重心”，其基础是不稳固的。共产国际在最初几年中，由于苏联领导人的政治才能所产生的权威对工人运动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当共产国际屈服于斯大林主义的官僚主义的指挥时，这种现象便向相反的方向转化了。
当前，国际工人运动的状况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矛盾达到顶点的状况。工人阶级是一个在人数上大大增加了的和正在增加着的阶级，在工会组织方面，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组织得好。工人阶级对社会主义的向往尽管有时不明显和不稳定，但总的来说，是很强烈的、很普遍的，甚至在地球的最边远的地方也是这样。与此相反，一些工人群众组织的领导人不仅与机会主义或与极左时期的共产国际相比，就是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社会民主党相比，在政治上都大大地倒退了。另外，过去在政治上是先锋队，在人数上占绝对优势的美、苏两国的工人阶级在国际问题上并没有发挥其积极作用，把重建革命国际的问题抛到脑后去了。解决重建革命国际的问题并不只是涉及到几亿、至多是十几亿工人的事，如果把十几亿工人的家庭成员也包括进去，那就要涉及到几十亿人的事了；而现在的工人阶级在政治上所起的作用同它拥有十几亿工人这种状况相比，显得极不相称。且不谈现在的一些工人群众组织的领导人所起的不幸的作用，单就现在工人阶级的状况来说，要完成重建工人运动“重心”的任务要比过去来完成这项任务要困难得多、复杂得多，因此，对现在还没有完成这项任务不要感到奇怪。
4、一种尝试，一份草图
困难和复杂并不意味着做不到和空想。首先要看到，从1914年到现在，资本主义从来就没有安定过，它经历了一个动荡不安的历史时期；所有的大陆都爆发了单靠镇压活动是阻止不住的革命群众运动。不相信历史的必然性决定着形势这一道理，也就认识不到历史的必然性能够产生解决人类所提出的问题的合适土壤的道理，也就会陷入到主观主义中去。我们并不可能一帆风顺地度过一个革命的历史时期，一定会遇到种种困难和曲折，工人阶级在人数上的增长以及在政治上的成长并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做得到的。需要有为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而奋斗的人、组织和国际领导来保障的。
共产国际的失败并不意味着否认国际存在的必要性。一种理论概念的提出，一个组织的建立以及科学与技术的发明、创造都是经历了艰难曲折的发展过程的，有时还伴随着后退，甚至会迷失方向。距今天的飞机很久之前的飞行器，在第一次成功试飞之前也是经过不少人的努力和克服了各种飞行事故才得以成功的，这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复杂的任务。这项任务一定能实现的。鉴于过去失败的经验而出现的怀疑和恐惧都是错误的，因为，历史并不会从头开始。共产国际的经验并不是没有用了。将来的国际既不是共产国际的简单延续，也不是它的简单再现。将来的国际将会继承共产国际对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积极的贡献，继承过去国际的成功经验并把这些经验同当今的阶级斗争的新情况、新问题联系起来，使其上升到新的水平。将来国际的组织形式和制度将会适应新形势的，同时，还会重视过去国际的经验教训，从现在开始的日益增多的迹象表明，这是历史的必由之路。总之，不要忘记历史本身的教训，即它有时并不是沿着循序渐进的道路发展的，它是一个极为狡猾的人：在世界趋于统一的时期中，新的国际就可能在这个时期的某一意想不到的时刻突然诞生于世。
总之，在世界上第一个工人国家诞生后不久创立的共产国际，一直依附于这个国家的胜败兴衰，而自己却不能支配自己的命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革命浪潮中诞生的共产国际，在不能继续发挥革命作用后就被解散了。与此同时，在全世界便开始爆发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的、现在正继续进行着的新的一次革命浪潮。共产国际曾力图避免重蹈第二国际的一遇世界大战就垮台的老路，但第二国际失败的命运还是轮到它的头上。尽管共产国际的创始人们不想把共产国际建成“孤立的工人国家的国际”，但事实上，共产国际确实是这样一个国际；由于世界上第一个工人国家的蜕化，促使了共产国际的衰亡。共产国际的创立就象罗莎·卢森堡所说的，是那些最先喊出“我敢！”这句话的革命者所做的一种尝试，是敢于率领俄国无产阶级从旧沙皇帝国手中夺取国家权力以及在历史上为无产阶级试图创立一个行动的中央机关的那些革命者所做的一种尝试。尽管这种尝试失败了，但却给我们描绘出一份草图，虽然这份草图还不十分完善，但对于革命的新一代，为重建一个在政治上比以往的国际更富有革命斗争经验的新国际来说，是有益的。从本世纪初开始的这个革命历史时期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爆发十月革命并取得胜利的时期，是社会主义的胜利充满极大希望的时期，是法西斯主义的出现并走向灭亡的时期，是斯大林主义的出现并走向危机的时期，是革命不断爆发、被失败所打断的但始终进行的时期。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只能采取象创立共产国际这样的措施。共产国际集中代表了亿万革命群众的意志，它始终是革命浪潮的一个产物。这个时期是人类历史上的最活跃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爆发出来的革命并不是什么政治上的偶然事件，而是提供了革命思想必须紧密联系革命行动的宝贵经验的革命，是体现人民的巨大潜在力量的重要标志的革命。
共产国际所表现出的勇敢行为和献身精神得到了艺术和技术领域里的许多创始人的极大注意。虽然建筑设计大师塔特利纳（Tatline）所设计的伟大宏伟的建筑模型还只是草图性的，但对现代建筑学却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昨天的共产国际对于明天的国际来说同样也是一份草图。明天的国际创建者们不仅要讴歌人民的苦难和希望，而且还要讴歌由于这个国际的领导，人民所得的胜利。
[1]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资料汇编之九》;《第三国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1958年，第374页。
[2]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资料汇编之九》;《第三国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1958年，第373页。
[3] 《斯大林文选》（1934——1952）第347——348页。
[4] V·戴迪杰：《铁托所说的》,法国加利马出版社版，第288页。
[5] 《法国共产党的诞生》第126页。
[6] 《列宁全集》第25卷第448页。
[7] 《列宁全集》第25卷第408页。
[8] 费·克劳丁：《共产主义运动——从共产国际到共产党情报局》第一卷《共产国际的危机》,第112页。
[9] 《列宁全集》第31卷第15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40—41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5—26页。
[12] 同上书，第26页。
[13] 《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8辑，人民出版社版，第140页。
[14] 《斯大林全集》中没有收入这篇演说。见列·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第100页。
[15] 列：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第100—101页。
[16] 《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第756页。
[17] 《列宁全集》第36卷第631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2页。
感谢 希哲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