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埃里希·弗洛姆 -> 精神分析的危机——论弗洛伊德、马克思和社会心理学（1932-1969） 后 记 本书探讨的是精神分析的危机。然而，为了不丧失洞察力，必须这样说，如果我们不知道它是一个更大的危机的一部分，就不可能讨论这个危机。这是当代社会的危机吗？这是人的危机吗？ 是的，正是这样，当今的真正危机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过的危机；它是生命本身的危机。我们无需重复那些认识到并关心这一点的人们正尽其所能而清楚地表达的东西。我们面临着这样的可能性：50年之内，也许在更短的时间内，这个地球上的生命将要停止存在；不仅是因为核战争、化学和生物战争（技术进步一年年地制造出破坏性更大的武器），而且还因为技术“进步”使地球上的土壤、水和空气不适合生命的维持。 精神分析与这场生命危机有关联吗？ 或许没有关联。或许骰子已经由事实掷过了：领导者和被领导者被他们的抱负、贪婪、盲目和低智所驱使，都如此坚定不移地走向灾难，以致那些明白即将到来的是什么的少数人只能象古希腊戏剧中的合唱队一样袖手旁观，他们能够评论悲剧的进程，但他们缺乏改变它的力量。 然而，只要存在着生命，谁能够放弃希望呢？只要存在着亿万个生活着、呼吸着、欢笑着、哭泣着和希望着的人，谁又能够缄默无语呢？ 生物学家、化学家、生理学家、遗传学家、经济学家、医学家、神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已经谈过并仍在谈论这些危险；不是他们的大多数，而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在这样做；每个人都从他特定的领域或观察点来谈论。精神分析学家也必须从他的观察点说起，象其他人一样，精神分析学家知道时间短暂，他必须把重点放在主要问题上。 在这一点上，我只能按自己的思维方式强调主要问题；在这些论文中我已尽力简要地说明了这些问题。但在重读论文之后，我感到仍有必要作一总结性的陈述。首先，精神分析论述了批判的觉悟问题，揭露了致命的幻觉和麻痹行动力量的文饰作用。除此之外，我相信精神分析能够为之做出贡献的最中心的问题是对生活本身的态度问题。然而，精神分析必须在这里与弗洛伊德分道扬镳，弗洛伊德在其生命第二阶段深信渴望死亡和毁灭正如求生存那样，是人的基本的、根深蒂固的一部分。其他人，如康拉德·洛伦茨虽然出自不同的理论立场，但也声称人的侵犯性是天生的、几乎不能控制的。 在这种探索毁灭性的天生性格的热情中（顺便提一句，毁灭性在文饰战争危险的惰性方面是颇为方便的），几乎没有试图区别完全不同种类的侵犯性：反作用的侵犯性服务于生活，是对根本利益的真实的或所谓威胁的一种防卫；性虐待狂希望无所不能并完全控制人类；毁灭性是对生命本身的刻骨仇恨，是想毁坏生命的愿望。既然一个人没有充分地区分形形色色的侵犯性的完全不同的类型之间的差异，当然他就不可能去尝试研究对各种侵犯性形式的存在和强度负有责任的条件，更不会去研究减轻侵犯性强度的手段。我认为，最基本的问题是热爱生命（恋生癖）和热爱死亡（恋死癖）之间的对立；不是作为两个并行的生物学倾向，而是作为选择：恋生癖是生物学上正常的热爱生命，恋死癖是其病理学上的爱的变态和对死的亲近。［注：与弗洛伊德的肛门性格的恶生形式密切相关］恋生和恋死常常一起出现在同一个人身上；无论它们混合与否，要紧的是这两种基本的激情各自的强度。大多数人不是死亡的热爱者。［注：迈克尔·麦科比的初步研究表明，在美国和墨西哥，恋死癖的极端形式在百分之十左右的各类人口中均可发现，这种推测是合情合理的，参看迈克尔·麦科比《与政治选择有关的情感态度的抽样调查》］但是他们能够被绝望的恋死者影响，特别是在危机的时代，而死亡的热爱者总是绝望的。人们可能会受到他们的口号及意识形态的影响，当然，这些口号和意识形态隐藏并文饰了其真正的毁灭的目的。死亡热爱者们以荣誉、秩序、财产、过去的名义说话，但有时也以未来、自由和正义的名义说话。精神分析教导人怀疑一个人所说的，因为他的话通常充其量也不过暴露他的意识；精神分析教导人要从字里行间去读，要听“弦外之音”，要察言观色，要以他的投手举足以及身体的每一个表现中发现东西。 精神分析能够帮助人们识别那些躲藏在高贵的意识形态面具背后的死亡热爱者，看他们是什么，而不是看他们说什么；另一方面，精神分析还能帮助人们发现生命热爱者，这同样不是凭他们的言语，而是根据他们的存在。最重要的是，精神分析能有助于发现自身的恋死的和恋生的成份，有助于正视这场斗争。并用意志力促成自身对生命的热爱，战胜生命的敌人。以人的名义、和平的名义、或上帝的名义说话仍然是模棱两可的，这些话除非陪伴着与之共始终的一个词：“以生命的名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