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卢卡奇 -> 民主化的进程（1971）
第一部分 以资产阶级民主替代社会主义改革是错误选择
第一章 民主及其各种经济形态
［第71页］有些人认为，自亚里士多德以来，那些重要的政治思想家们没有能够说明民主形式多样性的问题，这将会是一种带有误导性的简单化。但是，这些政治思想家的观察以及他们的分类，尤其最重要的是他们的价值判断，并不是从对经济基础与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民主之间关系的分析开始的，而仅仅是根据自然条件（比如国家的大小），或是法律的考虑（诸如公民的地位）来进行判断的。这种方法只能产生非常宽泛的范畴或评价；但是，他们却不会充分地理解产生于主流社会经济发展的民主的各种形式的具体存在。对于这些在政治理论方面举足轻重的思想家们而言，比民主起源问题更难掌握的是那些建立在某种特定经济形式类型上的民主兴衰的知识。关于某种特定类型的民主，这些以往的政治理论家们的所有思考依然是抽象的归纳，这种归纳进程不可能作为反映“物自身”（thing-in-itself），以及某一特定社会整体的“自我运动”（self-movement）。
马克思是从社会生活的基本事实出发对这一问题进行思考的第一人。即使他提及数个世纪之前的作为民主起源与典范形式的最具有意识形态方面影响的范式的城邦民主时，经济依然是他的首要前提。公社“作为国家……一方面是由平等财产拥有者的相互关系协同抵御外敌，并且同时又是他们的保护神。该社区是由土地拥有者的劳动人民和配给制农民组成。配给制农民的独立性起源于作为公社社员的结合，老龄公众需求之保障以及该社区之声誉。只有该社区的成员能够获得土地产生的财产，但是作为社区的成员，他是私有财产拥有者。［第72页］因此，作为私有财产主的个体地位与该社区的社会存在密切相连：个体的自我保护同时就意味着社区的自我保护。”[1]从这种经济系统演变而来的民主类型不仅仅以人类存在及实践的普遍形式——它适用于每个社会群体——为基础，而且与个体积极参与的社会存在具体形式相联系。要成为城邦的公民，城邦民主的积极参与者，这不仅仅是一个政治上层建筑的特定范畴，而且该城邦的每位公民都与社会存在的经济基础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上述结论对处于这种类型的社会结构中人们的整个一生有着重要的影响。最重要的是，社会存在高于个体的私人生活，所有公民的真实存在，他们在民主生活中的合作都最终依赖于特定的经济结构。随着这种经济基础的瓦解——生产力必然发展的结果，城邦民主存在及发生作用的能力就被毁坏掉了。政治腐败的力量迫使这种受到高度尊重的、光辉的民主模式，尤其是雅典和罗马的古典模式，陷人了自我瓦解。马克思清楚地认识到这些使民主衰败的经济力量：作为这一社会基础的奴隶制。为民主而进行的斗争在一些拥有特权的少数人那里展开，而大多数积极生产的群体原则上正如被排除在社会生活中其它所有的积极参与之外一样，也被排除在民主斗争之外。
如果这种城邦的最初经济基础被超越，个体分配的相对平等被破坏，根据西斯蒙第的分析，无产阶级在出现时依靠社会生存。然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依靠无产阶级存续。劳动、财产与政治社区内的成员权利、政治民主的原理之间的关系仍处于其起源时的社会组织的原始形式之中。根据马克思的理论，早期人类生活于氏族之中，部落成员资格是财产拥有的条件。随着马克思称之为“天然壁垒消退”现象的出现，氏族成员资格和财产的关联也消失了。这种民主的希腊形式的消失，完全是经济发展的结果，是典型的人类品质文明化的结果。个体在这个历史发展阶段还没有获得一种现代的“唯一”身份。拥有配给制，属于部落的公民——上述是城邦公民存在的社会经济条件，因此也是他身份的必要特征。城邦公民私人生活的次要性是由于以下事实：人类存在和发展是与个人政治职责的实现同步的，是与其在这种民主形式中作为政治主体的功能一致的。［第73页］
就政治意识而论，伟大的法国大革命代表了现代资产阶级民主的经典形式，它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希腊理念的影响。然而，从社会经济方面讲，它完全背道而驰。通过强调这种矛盾，马克思同时着重指出，自由与平等，作为现代民主表现的核心的意识形态模式，可以有各种各样的陈述。自由平等受到社会经济条件的限制，他们并非理想化的构造，“不仅交换中受到尊敬取决于交换价值，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所有平等自由的有成效的真正基础。”[2]
尽管存在这些内在矛盾，在法国大革命期间，自由民主的真实实现象征着人类社会历史的巨大进步。真正的人类社会性，人的类存在的客观的真实基础随着自由平等的实现而出现。被认为是社会存在的天然壁垒的政治范畴被否定了。通过这场社会斗争而发生的革命是以反对把法国社会分为产生并存在于封建社会的不同阶层为导向的。这种被青年马克思称作“不自由的民主”的封建制度赋予社会矛盾“直接的政治性质”，其中“市民生活的要素，如财产、家庭、劳动方式……以领主权、等级、或同业公会的形式升为国家生活的要素。它们以这种形式确定了个人与国家整体的关系，即：其政治关系”。[3]
法国革命剧烈地摧毁了整个封建制度，并且在其发展过程中有史以来第一次以精辟的社会学术语揭示了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实际关系。马克思正确地指出：法国革命的历史使命就是在封建制度分崩离析的废墟上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政治生活，不考虑其中的任何资产阶级范畴，成为广泛公开有趣的主题。有史以来首次，在对社会存在的规划中，人类理性成了最可靠的设计师，终结了对“理性王国”恰当目的的百年争论。
然而，诚如恩格斯后来正确指出的：该理性王国本身证明是理想化的资产阶级王国。理性化不是被理解为政治的意识形态批判，而是对一个真实发展中的社会结构的客观科学的评价。在上述文章中，马克思本人在关于整个社会形态的转变的理论探讨中，也说到理想的国家的产生是通过推翻封建主义，进而在政治生活与“资产阶级社会的彻底物质化”[4]之间建立一个根本性结构。［第74页］他表示这种国家与资产阶级社会之间，社会生活与每个个人生活中理想性与物质性之间的对立统一是理解法国革命的宪法文本的变革性宣言的关键。
这些文本产生于相互关联的两极——资产阶级“人”（Homme）与“公民”（citoyen）地位。公民地位代表公民的理想化、公民解除了与社会经济存在相连的一切物质联系，而人是资产阶级社会成员。马克思还强调说，在这种不可分离的统一中（就每位公民也是一个成员而言），革命性的宪法通过使之依赖于所谓的人权而降低了公民权利的地位。在实践过程中，这些完法不容置疑地认识到物质的、生产性的、个体的人优于理想化公民的真实的社会至上性。
同时，这些文本清晰地描述了这一资产阶级民主形式在伟大的人类发展历程中，在人的类存在、人类起源学的产生中的地位。带着对由资产阶级社会造成的具体个体的社会地位的见解，马克思说：他的“个人自由不是被加强了，而是其他个体形成了他自己自由的障碍”。[5]那是资本主义根本的社会现实——利己主义，并且由于这个原因，仅仅是部分的人作为社会的真正实践主体而出现。同时，作为这个发展阶段的必要组成部分，和资本主义制度下产生的劳动社会化的表现，相对于早期较小的社会化结构而言，人的类特性也达到了客观上更高的社会水平。其结果是：这种类特性，人类真正的合作式生活——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在合作劳动的工厂中——“作为他的物质生活的参照”而出现。[6]
理所当然，在伟大的法国革命这场暴风雨般的大变动中，这一切比后来文学作品的平淡叙述表达得更加丰富、哀婉动人。自文艺复兴以来，这种反复论及的城邦民主的古代理想是这种革命性热情的典型。这并非文学或学术上的标新立异。马克思说法国革命很有必要把英雄主义作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场革命中的伟大演员们需要理想，甚至“为了隐蔽他们在斗争中存在的有限的资产阶级内容，并把他们的激情提升至伟大的历史悲剧的高度"[7]而自欺欺人。这种历史性热情常常会由于无意地无视其社会矛盾而导致对希和资产阶级民主化形式的历史性的错误认同。然而，这场革命赢得了胜利并开启了一个将现有的资产阶级民主范畴变成资本主义国家和文化的统治形式的真实过程。城邦的光明象征性被社会现实所战胜。甚至在这场革命胜利之后，［第75页］这些古老的梦想被用作合法的工具，它们变成了有意的欺骗。希腊城邦民主中生活和行动的配给制所有者的社会经济现实永远不能被复活。它的社会存在及商品交换与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毫无共同之处。资产阶级生活的社会存在，商品交换的世界，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上层建筑中发现了其政治表现方式。
［第76页］
[1] Marx,Grunrisse der Kristi der poliomyelitis economize(The Foundation of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Berlin 1953.S.379
[2] Marx,Grunrisse der Kristi der poliomyelitis economize(The Foundation of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Berlin 1953.S.156
[3] Marx,Bur Underage(On the Jewish Question)in MEW Ad.1,S.368
[4] Bed,S.369
[5] Marx,Bur Underage(On the Jewish Question)in MEW Ad.1,S.365
[6] Bed,S.354
[7] Marx,Der attachment Brummie debs Louis Bonaparte(The 18th Brummie of Louis Bonaparte),S.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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