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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中“有趣的”因素

葛兰西



  需要澄清,一般地说,艺术中“有趣的”因素是指什么,具体到散文创作和戏剧,又是指什么。
  一般说来,“有趣的”因素随着个性、人群和社会集团的不同而改变。因而,它是文化因素,而不是艺术因素。但由此能够断定它是同艺术毫不相干和截然分离的东西吗?艺术满足生活的需要,所以它激发人们的兴趣,也就是说它本身是有趣的。除了艺术这个内在的特征,即它本身是有趣的而外,一部艺术作品,例如一部小说、一首长诗或一部戏剧作品,还可能具有哪些其它“有趣的”因素?从理论上说,这样的因素是无穷尽的。但那些“激发人们兴趣”的成分却不是无穷尽的,它们只能是那些据认为直接或间接促使小说,长诗或戏剧或早或迟取得“成功”的成分。一个语言学家可能对皮兰德娄的戏剧作品产生兴趣,因为他想了解,皮兰德娄把西西里方言的哪些词汇、词态和句法因素注入了意大利文学语言;这种“有趣的”因素对剧本的流传当然不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卡尔杜齐的“野蛮韵律”[1] 对极其广泛的阶层,对职业文学家和有志成为职业文学家的人来说,却是“有趣的”因素;也就是说,它是使作品立即“声名鹊起”的因素,促使成百上千用野蛮韵律写就的诗集广为流传。这些“有趣的”因素随着时间、文化条件和个人的气质而异。
  激发“兴趣”的最持久的因素,自然是对“道德”的兴趣,肯定的或否定的,即表示赞同或表示反对。所谓“持久的”,是就某种意义即“道德范畴”的意义而言,而不是就具体的道德内容来说。与此密切相关的是某种特殊意义上的“技术”因素,即以最直接和最富有戏剧性的方式使人领悟小说、长诗和戏剧的道德内容、道德冲突;由此便有戏剧中的“剧场效果”,小说中的主要“情节纠葛”。所有这些因素不必一定是“艺术的”,但也不见得一定就不是“艺术的”。从艺术观点来看,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无足重轻”,超越于艺术之外;但它们受文化史的制约,因为这个缘故,它们应该受到重视。
  所谓的商业文学证实,这样的情况确实存在和不时发生。“商业文学”是人民-民族文学的一个分支,其“商业性”根源于这样的事实:它的“有趣的”成分不是“真挚的”、“内在的”,无法同艺术观和谐地融合,它是呆板地从外界搜寻得来,作为保证“一鸣惊人”的成分,用巧妙的方法炮制而成。然而,这至少意味着,在任何情况下,即便是商业文学,在文化史上也不应该被忽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它甚至具有极大的价值,因为一部商业性小说的成就,表明了(有时是唯一的标志)“时代哲学”是怎样的哲学,即在“沉默的”群众中间什么样的感情和世界观现在占据主导地位。商业文学是不胫而走的“麻醉剂”,是“鸦片”。从这样的观点出发,可以对或许堪称通俗小说当中最具有“鸦片”毒的作品,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作一番剖析:那些普通公众展卷阅读的时候,谁会不认为自己有着遭受强暴者欺凌的际遇,因而幻想对他们复仇呢?邓蒂斯[2] 为他们树立了楷模,他用自己的发迹使他们“陶醉”,打掉了他们对超然存在的教义的虔诚信仰。
  里纳蒂[3] 发表于《今日图书》(1929年2月)的文章值得一读。里纳蒂问道,作品借以激发人们兴趣的那个quid[4] 在哪里,但他最终寻找不到答案。自然,正确的答案是无法获得的,至少说在里纳蒂理解的意义上是如此。里纳蒂寻找这个quid旨在使自己或他人能够写出饶有趣味的作品。里纳蒂说,最近以来,这个问题已经具有“异常的迫切性”。这是切合实际而合情合理的看法。民族主义情绪有了某种程度的活跃,人们理所当然地要提出责问:为什么意大利作品遭到冷遇,为什么视它们为“令人厌烦”之物,而把外国作品吹捧为“饶有趣味”的作品。
  民族主义情绪的活跃使人意识到,意大利文学不是“民族的”文学;就是说,它不是人民的文学,它如同人民一样接受外国的统治。形形色色的纲领、争论和探索由此应运而生,但毫无成效可言。看来必须对传统进行毫不留情的批判,进行文化-道德的革新,这将导致新文学的诞生。然而,这又恰恰是无法实现的,因为存在这样的矛盾:民族主义情绪的活跃正蕴育着崇尚过去的倾向。马利涅蒂掀起了反对Pastasciutta[5] 传统的斗争,竟然成为科学院院士。



译注:

[1] 卡尔杜齐着有《野蛮颂歌》(1882)、《野蛮颂歌新集》(1883),名噪一时;此处系指诗人在这些诗集中采用的韵律。
[2] 《基督山伯爵》的主人公
[3] 卡尔洛?里纳蒂(Carlo Linati, 1878-1949),意大利小说家、批评家、翻译家。
[4] 拉丁语:什么。
[5] 意大利日常食用的用干酪和牛油拌和的通心粉;此处喻指意大利民族传统。

  《文学与民族生活》,都灵,埃依纳乌迪出版社,1954,85-87页。
  《葛兰西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34-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