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葛兰西 -> 〔意〕朱塞佩·费奥里《葛兰西传》(1970)

第十八章



  在罗马,葛兰西住在一个姓帕萨尔格的德国人家里。那是座别墅式的房子,在与诺门塔纳大街交叉的维萨利奧街上。这家人对葛兰西了解很少,甚至连他是共产党议员都不知道。
  曾经是“新秩序派”成员的费利切·普拉托内回忆说:“他很快就在这个房间里恢复了自己的老习惯:讨论问题,不计其数的拜访。他思想活跃,工作热情。在开始的几天里,我们拼命回忆《新秩序报》那段时间的工作。他重新同老朋友取得联系,他希望大家依然跟自己来往。他打听他们每一个人的情况,迫不急待地要见阿莫雷蒂和蒙塔尼亚纳这两位《新秩序报》的‘老’编辑。我们经常在那里吃饭的小饭馆(靠近中央车站,是杰纳里‘发现’的)很快就成了那些希望或者觉得应该同葛兰两交谈的同志聚会的地方。晚上散步,一般喜欢朝斗兽场方向走,有时也去看看电影,这些就算是我们的消遣了。”
  葛兰西还象在都灵那些年一样,总是那么关心青年。1924年4月6日选举以后,在罗马开始了筹建《新秩序》小组的工作。韦利奥·斯帕诺回忆说:“我们成立的第--个小组有二十来人,其中年龄最大的是二十二岁。我们事先准备了许多讨论题,每次指定一位报告人。我们聚集在威尼斯广场后面的一个旧仓库里,那里只有一张桌子和三四把椅子。我们把最好的那把掎子让给葛兰西坐,另一把好的让给报告人。其余人一般都站着。我们想让葛兰西先讲,但他却要我们先讲。”
  马泰奥蒂危机突然爆发。1924年6月10日,马泰奥蒂失踪了,当时葛兰西返回意大利还不到一个月。这个事件轰动了整个舆论界。三年来恐怖主义对舆论界一直进行徊吓,因此事件发生后的头几天,舆论界的反应是犹豫不决的。然而葛兰西并没有迟疑,他立即决定发起进攻。
  米兰版《团结报》编辑朱塞佩·阿莫雷蒂回忆说:“一个警察来到我们报社,神秘地通知我们这位社会党议员失踪了。他对我们说只公布消息就够了,实际上是要我们对这个事件保持沉默。他的话明显是一种威胁,但使用的却是外交手法。我们反问:如果不这样,我们也会遭到马泰奥蒂的下场吗?警察点点头,似乎是说:“如果你们喜欢这样的话……”然后他就走了。我们不知所措。整个镇压机构加紧对我们进行威胁。在我们的门口总是站着许多穿黑衬衫的人①。报社可能被捣毁,我们大家心烦意乱……正在这时,葛兰西从罗马给我们打电话说,必须进攻,我们应该带头进攻。群众情绪已经沸腾,我们应带领他们前进”。

  ① 即法西斯分子。——译者

  《团结报》使用了“打倒杀人凶手的政府”这样的通栏标题。部分舆论过去曾对法西斯的发展反应迟钝,这实际上是助长了法西斯的嚣张气焰,这部分舆论现在也行动起来了。6月22日,即在马泰奥蒂失踪和被害后不到两个星期,葛兰西给朱莉娅写信说:
  “我已经经历并继续经历着难以忘却的日子。从报纸上是不可能对意大利正在发生的事情得出确切的看法的。我们如同走在一座沸腾的火山上。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特别是出乎那些确信自己掌握了无限权力的法西斯分子的意料之外,火山突然爆发了,火山喷发出的炽热岩浆形成滚滚洪流,涌向全国各地,震撼了整个法西斯体制。事态以前所未闻的速度飞快地向前发展,形势每天每时都在发生变化,现政府受到各方面的攻击,法西斯在全国遭到孤立,它的头目惊惶失措,其党徒们四处逃。工作是热火朝天的,必须不断地对工作作出安排,给予指示,并努力为勇往直前的群众洪流指明方向。今天,危机的尖锐时刻显然已经过去,但法西斯仍在绝望地纠集其力量。这些力量尽管已经被削弱,但在整个国家机器的支持下,并利用群众难以想象的分散和无组织状态,仍在继续其统治。然而,我们的运动已经向前迈出了一大步。报纸(《团结报》)的发行量增加了两倍。在许多地方,我们的同志被群众推上了领导岗位,他们曾试图解除法西斯的武装。我们提出的口号受到了热情欢迎,在各工厂通过的决议中经常加以援引。我认为在这些日子里,我们党确实成为一个真正的群众性的党了。”葛兰西对党的作用所抱的幻想未能持续多久。法西斯在克服了最初的惊惶失措之后,利用群众的分散状态,特别是利用议会反对派的无所作为,重新控制了局势,并开始组织进攻。
  那些坚决反对法西斯的议会党团同那些只是对政府的管理方法持某种保留态度的议会党团之间,仅仅在一点上是一致的,即为表示抗议都拒绝参加议会工作。但是阿文汀①集闭中的各党怀有任何严肃的政治愿望吗?各派之间的差距、相互猜疑,及其意识形态和策略方针的格格不入仍然存在。这个集团既包括实质上的半法西斯派,它倾向于只要墨索里尼保证恢复宪法的合法性就支持政府,又包括旨在通过号召群众来推翻政府的共产党小分队(只有十九名议员),还包括依然相信国王的明智,并期待国王作出救世主般的干预的自由派集团,以及敌视社会主义并不亚于敌视法西斯(有时比敌视法西斯还要厉害得多)的人民党的天主教徒。此外,就合并问题所进行的长期争论,造成了意共同以韦拉和南尼为首的社会党新领导集团之间的深刻隔阂。总之,反对法西斯的并不是由同样坚决和富有战斗力的党派组成的集团,而是由一些松散的、在行动上犹豫不决的、在实践中只会表示口头愤慨的小组暂时组成的联合会。在马泰奥蒂危机的最初几天,街上已看不到有人公开佩带法西斯徽章,这时葛兰西向十六人委员会(阿文汀集团的执行机构)建议举行政治总罢工,但这个建议遭到了拒绝。葛兰西6月22日评论说:“口头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由于非常害怕我们得手,才玩弄阴谋企图迫使我们离开会议。”

  ① 古罗马七座山丘之一,当时的平民反对贵族曾退守此地。1922年意共等反对党在次聚会,与墨索里尼法西斯议会分庭抗礼。——译者

  在此后的几个月里,阿文汀集团的活动仍然只是限于确立某些抽象的原则,或是在报纸上发表一些文章,实际上只不过发表一些单调而无害的怨言而已。
  然而,还应该指出的是,共产党从成立那天起就不断表现出极端主义,这也使得某些派别对葛兰西提出的建立各反对派积极的统一战线的建议持怀疑态度。葛兰西要建立一个不是只会发表一些“令人讨厌的空话”(这是墨索里尼一计见血地评论阿文汀集团现行纲领时的说法)的战线。葛兰西的政治行动受到了下述严重局限性的制约:他领导着一个年轻的、没有很好组织起来的党,更糟糕的是,这个党由于宗派主义的流毒而软弱无力,这即是说,想入非非的左翼的阻碍作用使得党的立场寸步难行。这样,葛兰西就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这些条件的限制。他并不是没有看到法西斯反动浪潮重新把意大利工人阶级驱赶到更难发动革命的地步。由此,葛兰西毫不迟疑地得出了两点合乎逻辑的结论:第一,在发起推翻资产阶级秩序的决定性冲锋之前,必须重新获得失去的阵地;第二,如果不同反法西斯力量乃至资产阶级力量结成广泛的联盟,就不可能重新获得丧失的阵地。波尔迪加不愿组织联盟,这很简单,因为他不同意把恢复资产阶级民主作为这一联盟的目标;他的唯一目标就是超越过渡阶段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葛兰西同样也把无产阶级革命作为最终目标,但他与波尔迪加不同,他没有拋弃对中间道路的向往。由于他具有另一种文化素养,他不想把自己禁锢在任何历史时期都一成不变的奇妙的公式里,所以他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最新方针,认为这些方针是最适合新形势的。这些方针的实质是:首先顶住反动的风暴,然后在资产阶级的自由制度下准备进攻,以便夺取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然而,葛兰西在政治活动中是力图把抵抗法西斯和传播革命这两个内容融为一体的。这也许是由于下述情况决定的,即他虽然是党的名义领袖,但这个党实质上仍是波尔迪加的党。科莫五月会议就明显地表明了这一点。在会议期间,他一方面向特雷维斯、阿·拉布里奥拉和阿门多拉派所领导的小组边议反法西斯力量的团结,这种团结同共产国际的计划和他自己为了恢复资产阶级自由而寻找同盟军的计划是一致的;另一方面,他又同特雷维斯、阿·拉布见奧拉及阿门多拉派进行激烈的争论,把他们说成是应打倒的资本主义秩序的代理人。这样,要进行一场严肃的对话是非常困难的。由于种种不信任因素,对话一开始就夭折了。这就是阿文汀集团当时面临的全部情况:各资产阶级民主党派同工人阶级政党之间未能协调一致;严重的分歧使改良党(屠拉梯,特雷维斯)远离了社会党(韦拉,南尼),并使两个社会党远离了共产党。各党内部的分裂也日益加剧。这样,波尔迪加派的宗派活动使共产党丧失了力量。这个党由于不仅是意识形态方而的争吵(因为这时广泛进行人身诽谤)而四分五裂,这种情况又恰恰是发生在需要团结起来对付法西斯的垂死挣扎的时候。
  马泰奥蒂危机带来的唯一明显结果是使镇压制度放慢了步伐。葛兰西可以在城里活动而不致引起任何麻烦,“因为警察局失灵了,就象法西斯的所有国家机构由于官员们的怠工而不起作用一样,我不知道这种状况能够持续多久。党在经过三年非法和保全组织的斗争之后,事态的发展迫使它进行极其艰苦的工作。必须行动起来,必须进行鼓动,必须进行公开的斗争:那些对这种急剧变化没有准备的同志显得有些不知所措。”他每星期召开三四次会议,有的是党的领导机构的会议,有的是地方同志的会议。“会议非常有意思,”他说,“特别是同工人群众一起开的那些会议。会上有交谈、讨论、介绍情况,还提出要解决的问题,以及有待处理的原则问题和组织问题等。”在党的范围之外,他没有接触任何人。他父亲有个哥哥,叫切萨雷,住在罗马,是财政部的官员,他也没去看过他。他给妈妈写信(此信未发表过)说:
  “我从未见过伯父切萨雷,也不知道他住在什么地方。即使我将来知道了他的地址,我也不会去他的办公室或他家找他,我还清楚记得,我在1917年作为政治案件的证人来到罗马看他时,他那副害怕的样子。他怕我连累他,所以对我说了一大堆谎话,好让我相信警察曾到他家搜查过我。这完全是他由于害怕才编造出来的。他现在知道我在罗马,他也可以到议会来找我,如果他没有这样做,他应该有自己足够的理由,不过对这些理由我既不想讨论也不想证实。”
  他孑然一身。
  7月7日他给朱莉娅写信说:“亲爱的尤尔卡,每当我回忆起你的温柔时,一股暖流就涌上心头,这时我就更加感到郁闷和孤独。我毫无兴致欣赏罗马的美丽风光,我是多么想和你一起漫步街头,观赏美景并回忆往事啊!我现在整天关在屋里,就像洞穴中的熊一样。”他再次为失眠和虚弱所折磨:
  “思考使我疲惫,工作使我的神经过度紧张。我有多少事情要做,但我却不能做。我想你,每当我想到我爱你时,我感到多么甜蜜,尽管你远在天涯,我却感到你近在咫尺。亲爱的尤尔卡,尽管相距遥远,想到你也会使我更加坚强。然而,只要我们分居两地,我的生活就不可能重新恢复正常,因为对你的爱占据了我的人格的绝大部分。没有你在,我怎么可能正常呢?”
  他埋头从事的工作使他受到很大的震动,他写道:
  “现在需要重新组织党,因为它没有力量,总起来看工作得也很不好。我是政治中心的成员,我是总书记,又是(《团结报》)社长。但我力不从心,还不能工作得太多,然而我却应该照顾一切,过问一切……我们缺少能负责任的工作人员,在罗马尤其是这样。在我所参加的会议上,同志们的良好愿望和热忱使我感到欣慰,但他们缺乏起码的素养又使我感到悲观。形势对我们是很好的……法西斯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反对,正在分崩离析。它好象发了疯一样,不知道如何找到有效的政治措施。但事态的进展相对慢了一些,这是因为我们的人数还太少,组织得也太差。”这是他1924年8月18日写的信,在这八天以前他已经当上爸爸了,但朱莉娅通知他这个消息的信还未到。
  三天之前,也就是8月15日,他曾给妈妈写信说:“我的孩子可能就在这几天出世,但由于我同妻子相距遥远,到现在还没有得到消息。我知道,医生预计的产期是8月8日到15日之间。我想一切都会顺利的,希望下星期能得到消息。”18日他给朱莉娅写信时说:
  “就在我写信的时候,我们的孩子可能已出生了。为生他你吃了不少苦头,现在他在你身边,你可以抚摸他。而我为此而产生的喜悦却带有些惆怅的味道。有多少东西我想知道但又不可能知道啊。但是,如果我不能分担你的痛苦,我知道与否又有什么意义呢?我的幸福夹杂着不悦之感,并且有些忧伤……我已写信告诉我妈妈,说不久我们就会有一个孩子。她正期待着消息。如果你能给我寄几张照片来,请给我寄两套,这肯定会使我母亲高兴的。她象所有撒丁人那样,极其重视家族关系。”第二天,也就是8月19日,他出发去都灵和米兰。
  他离开罗马十五天,9月3日回来时,他看到了朱莉娅的两封信。他给朱莉娅回信说:
  “我读了你的信后不知道给你写什么。写些严肃而动人的事吗?那连我自己都感到可笑。我不知道……这样吧,或许温柔的爱抚能比语言更好地表达出我想对你说的许多话。总之,我同意你所做的一切,我也同意你给孩子取的名字,但我觉得把一个重三公斤半(今天他也许比原先重了一些)、连一颗牙还没有的孩子,叫做‘列夫’①有些夸张了。不过他将会成为真正的‘列夫’,对吗?另外,这一切对我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孩子是一个活泼的孩子,是我们自己的儿子,我们将比以前更加相亲相爱,因为从他身上我们感到自己更加坚强,更加幸福……我期望孩子的品德今后能得到良好的发展,并能为此与你分享快乐。我认为,小家伙第一次把他的小脚放在嘴里那是个重要时刻,你应该马上告诉我,因为这个行动表明他已经知道了自己那片国土的疆界。”

  ① 列夫俄文意为“狮子”。——译者

  两天后,即9月5日,他把孩子诞生的消息告诉了妈妈:
  “孩子是8月10日诞生的,他妈妈很好,因为她8月11日和18日都给我写了信。孩子体重三点六公斤,满头浓密的棕色头发,小脑袋长得很好,大大的额头,碧蓝的眼睛——我是把他妈妈对他作的描写抄给你的。她还富有诗意地补充说:就象阳光下挂在枝头上的水灵灵的果实。他出生已经二十五天了,现在他应该长大了一些。他叫‘列夫’,意思是意大利文的狮子。在我看来,这对于一个体重三公斤半而且连牙都还没有的孩子来说是有些夸张了。我对在这样的时刻如此远离我的妻子感到非常痛苦,我想她可能还要过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到我这里来,因为带着一个刚刚出生几个月的孩子坐五天火车是困难的。现在她住在自己家里。一有可能她就会给我寄来孩子的照片,那时我会给你寄去的。这样,你就可以看到你又有一个孙子了。现在,他在远离意大利三千公里的地方,只会折磨他妈妈。她描写孩子的信象疯子写的一样,她说孩子对她吐舌头,使她发火。我看她有些夸大其词。你也有这样的看法吗?也许所有做母亲的人在她们的第一个孩子身上都会看到些奇迹。”
  后来这孩子的名字改叫德利奥,同葛兰西的表弟德利奥·德洛古的名字一样。安东尼奥童年时曾同他在奥里斯塔诺一起生活过。他死时非常年轻(后来他问妈妈:“塞拉菲诺舅舅知道我给孩子取了德利奥的名字吗?”)。
  现在,远离朱莉娅使葛兰西更加感到痛苦:“我常有许多悲伤的想法。我想到过我们分居两地所度过的日子,想到过你的紧张生活,也想到过你有多少时候、有多少事情需要我帮助。更糟糕的是,我眼下还看不到改变现状的途径。我很难在短期内离开意大利。我也理解阻碍你来意大利的所有困难。”他很想以某种方式帮助她。但她尽管手头拮据,还是想自己解决闲难,不愿要别人的资助。这样一场漫长的讨论便开始了:
  “为什么你不愿意接受他(温琴佐·比安科,一位旅居莫斯科的政治移民)带给你的钱呢?我不认为这丝毫违背原则和我们生活准则的地方。如果你能收下这笔钱,那对我将是巨大的幸福。我常想,我不能为你和孩子做任何事情,但我又真想做些事情。在我看来,如果我的工作对你们的生活有任何一点重要性,或对你们克服哪怕是一桩困难有所帮助,我也会感到非常高兴。因为那会使我感到,一种使我们结合在一起并产生更加亲近感的新的联系又建立起来了。”
  他进行过尝试,仍没有成功,1924年10月6日,他用一种几乎是请求原谅的□气给她写信说:
  “我为什么要让比安科去见你,替我带给你一些东西呢?……我只想到这一点:要是我知道由于我才使孩子和你的生活增加了点什么,我会感到非常高兴。少抽一包香烟,或少喝一杯咖啡,这对我是一种小小的牺牲,我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我想起了我的童年生活:那时物质生活极其艰苦,但我与妈妈和弟兄们一起克服了。这加强了我们的联系,并建立了牢不可破的团结友爱的关系。你认为最好的共产主义社会能够从根本上改变这种个人关系吗?短期内肯定是不可能的。”
  他解释说,能够促使人家团结在一起并齐心协力地克服各种困难的动力,根本不是资产阶级的感情,而是穷苦阶级的感情。他们生活不稳定,连孩子和老人的面包、衣服和住房都没有保障。“你以为你处在保险箱中,这是因为你生活在一个苏维埃国家里,但你同样应该承认,就是在苏维埃国家里,上述情况对许多人也是存在的。”朱莉娅提醒他说,苏维埃有过这样的法律,即儿童除了由父母抚养外,还要由整个社会来照料,但安东尼奥认为,这一点更象是卢梭的主张而不是列宁的主张。“当你向我描述那些装在睡车里的孩子哭喊着被分配给应该给他们喂奶的母亲的情景时,这种情景就清晰地出现在我眼前,这时我想对你说也许每次分配给母亲的孩子都不一样,因为苏维埃的纪律并不是那样完美无缺,能使医院的所有奶妈都具有可靠的觉悟。我这样写也许会使你发火。”最后他回到了使他愁闷的最深刻的原因上:“遗憾的是我们的孩子出生后,我既不能分担你的痛苦,也不能分享你的快乐,这将永远是我生活中的憾事。”
  他的工作条件困难的的。7月,也就是马泰奥蒂危机处于高潮的时候,他认为法西斯的倒台近在眼前。他在中央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提出的这种论断基于下述几点:一、法西斯是利用对“工人阶级充满仇恨的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无知和懦弱上台的”,“法西斯的特征就在于它成功地建立了小资产阶级的群众性组织。这种情况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出现。法西斯的创造性就在于它为一个一直无法组织起来并有一个统一思想的社会阶级找到了相应的组织形式”。二、法西斯没有实践自己的任何诺言,没有满足任何期望,也没有减轻任何苦难。“总危机使中产阶级寄托于法西斯制度的一切希望都破灭了”。三、所以法西斯注定要完蛋。
  “谋害(马泰奥蒂)所激起的怒涛使法西斯党惊恐万状,不知所措。在这一悲痛时刻由议员芬齐、菲利佩利和切萨里诺·罗西起草并向反对派公布的三个文件,就表明了法西斯最高领导本身已灰心丧气,他们一再错上加错。从那时起,法西斯制度已经奄奄一息了,但它仍然得到所谓辅助力量的支持,而这种支持只不过是自缢者的绳索而已。谋害马泰奥蒂这一事件充分表明,法西斯党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正常的执政党,墨索里尼也只具备一个国务活动家和专制者的动人外表。他不是国家生活的要人,而是民间创作中的一个粗野角色;他在历史上注定是佩带意大利各种庸俗面具的丑角,而不是克伦威尔①、博利瓦②、和加里波第一类人物。”

  ① 克伦威尔(1599—1658),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新贵族集团的代表人物,独立派的首领。——译者   ② 博瓦利(1788—1830),委内瑞拉的将军,南美民族独立运动的组织者和统帅。——译者

  事实上,法西斯的辅助力量根本不是自缢者的绳索。在度过了初期的慌乱之后,法西斯分子在工农资本主义支持下又跃跃欲试,充满杀机。8月31日,墨索里尼对阿米亚塔山区的矿工们说:阿文汀集团各派从令人讨厌的空谈转向进行具体活动之时,就是我们让他们为‘黑衫队’祭刀之日。”法西斯的暴力行动重新开始了。就象在1921年到1922年那样,到处发生打人、暗杀和洗劫事件;报社被砸毁,反对派的住宅被查抄。1924年9月5日,皮埃罗·戈贝蒂在都灵被打得皮开肉绽(在法西斯分子焚烧了他的房子之后,他的父母住到卡尔利纳广场和圣马西莫大街之间的那座房子里,就是安杰洛·塔斯卡和葛兰西曾经住过的那座房子)。后来,9月12日在罗马又发生了法西斯众议员阿曼多·卡萨利尼事件,他被一个名叫乔万尼·科尔维的精神失常的人杀死在电车上。这对法西斯分子来说本是输赢相当的:卡萨利尼抵偿了马泰奥蒂。镇压制度又重新猖獗起来。葛兰西不再像几个月前那样可以自由行动了:
  “在法西斯议员卡萨利尼被杀害以前,我是无人打扰的。但自此事发生之后,我就开始受到监视,因为那几天我被都灵的一个法西斯分子认出来了,并把我指给他的同伙。警察局为了保护我,开始派人跟着我,这就使我的一切行动都感到不便。为了出席某个会议,我不得不放弃坐电车,而要花钱租用小轿车兜圈子。”
  必须采取极其坚决的行动,共产党议会党团接受了葛兰西的提议,10月20日建议反对派委员会把阿文汀集团改成“对立议会”,并把它作为人民意愿的唯一代表机构与法西斯议会党团相抗衡,因为法西斯议会党团已成为地地道道的独裁专制形式。但这个建议没有被采纳。
  这时,在意大利许多城相举行了有葛兰西参加的共产党省委会。在这些紧张活动的间隙时间里,葛兰西有机会到吉拉扎去了一次,同他的亲人团聚几天。这是他在党的一次大区代表大会讲话之后的事,这次大会于1924年10月24日正好在卡利亚里盐场与夸图之间的荒野里秘密举行。那是一个星期天。葛兰西是在前一天晚上从奥尔比亚乘火车来到卡利亚里的。他在阿尔贝托·菲古斯律师的书房里过了一夜。这位律师住在医院街,距葛兰西当年上中学时住过的维托里奥大街上的那座房子仅几百米。葛兰西来到以后真想出去走走,看看自己少年时期呆过的地方。但当时还是小心点好,因为再过三天就是“向罗马进军”两周年,从那个星期六开始,各地的法西斯党徒都动员了起来。葛兰西睡在一张行军床上,房里还有一张桌子,几把椅子,一盏煤油灯。第二天天刚亮,机械厂一位年轻的五金工人尼诺·布鲁诺来接他。布鲁诺对作者说:
  “葛兰西穿着一件又旧又脏的村衫,没有系领带。我以前从来没有看见过他,只是常常听人提到他,我想象他一定是个又高大又结实的人,是个巨人。然而恰恰相反,他却是个体格不正常的人,他不修边幅,胡子老长,头发蓬乱如麻,衣着简朴且有不少油斑。我们出来后就向我事先告诉他的开会地点走去。当时天刚蒙蒙亮,街上空无一人。我在郊外选了一条僻静的路线,几乎全是乡间小道。为了不惹人注意,我们兜了一个很大的圈子。但他并没有表现出疲劳的样子;他是个非常爽朗的人,一路谈笑风生,用撒丁语同我说话。七点钟,我们来到预定的地点——位于波埃托河与乌尔皮努山之间的伊斯·阿雷纳斯,那里已有不少代表,其他人也陆续到了。最后全部到齐时总共也不到二十人。代表大会马上开始,这时已是满天朝霞。我们席地而坐,会场设在离路很远的地方。周围是葡萄园和灌木丛,谁也不会看见我们。葛兰西坐在一棵树底下作报吿。他先谈到波尔迪加,然后说到必须在撒丁岛改组党并进行宣传,以便使牧民、农民和渔民同全意大利的工人阶级站在一起。接着进行了讨论。唯一赞成波尔迪加意见的是萨萨里的代表,但他没有开完会就走了,因为他要赶两点钟的火车。后来我们吃午饭,奥里斯塔诺的代表斯卡拉斯拿来了面条,可是葛兰西不想吃,他兴致勃勃地说他喜欢吃面包和奶酪。他喝了点葡萄酒,然后吃了个苹果,晚上六点钟,我们的代表大会结束。除葛兰西有人陪送外,我们都各自回到城里。”
  第二天,因代表大会已经结束,他们不再担心跟踪,于是就到市中心的“范尼饭馆”聚餐,然后又去珍尼广场上的酒吧间喝咖啡。乔万尼·拉伊招待了葛兰西。他是一位年轻的共产党员,七年后他们又在都里监狱重逢了。夜里两点,葛兰西搭上了去吉拉扎的火车。
  自从1920年埃玛去世之后,他就没有回过家。家里的情况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卡洛现已二十七岁,在开鞋店,他经营这个生意,生活并不宽裕,其实只能勉强度日。泰雷西娜在本村邮局当职员。她同局长保罗·保莱苏结婚刚刚几个月。在家里同老人(奇奇洛先生六十四岁,佩皮娜太太六十三岁)住在一起的就剩下卡洛和格拉齐埃塔。另外还有杰纳罗四岁的女儿埃德梅娅。大家满怀激情期待着尼诺的到来。特別是佩皮娜太太,她更是渴望能够再次拥抱这个三十三岁当上议员并有了老婆孩子的儿子(这大概是她的最大幸福)。奇奇洛先生的心情也是急不可待的。
  老朋友们都到阿巴桑塔车站去迎接尼诺。
  吉拉扎人佩皮诺·马梅利叙述说:“他一走下火车就和我们拥抱。然后他挤了挤眼睛,这时我才发现不远的地方还有两个下火车的人。他们站在那儿,装着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那是两个警察。尼诺站在敞开的车厢门前同我们聊天。当站长吹起哨子发出开车信号时,他又上了车,警察也跟着上了车。列车开动了,我们挥着手同他告别。这时尼诺迅速地打开车门,跳了下来。我甚至不知道警察是否有所发觉,火车已经飞奔起来。警察当然不可能再找到补救的办法。就这样,尼诺摆脱了跟踪。”
  他们步行去吉拉扎,他还是四年前回来过一次,当时正值困难的时刻,他来去匆匆,只有三四天的时间。那时埃玛已经去世,死时只有三十一岁;都灵的局势十分危急;工厂委员会运动遭到失败;皮埃蒙特的《前进报》由于塞拉蒂在代表大会前的讨论中指责其不守纪律而濒临关闭;同陶里亚蒂和特拉奇尼的讨论也不总是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因为几个月前他们就发生了分歧。当时这一切都使他忧虑重重、思绪万千……总之,从1913年夏天至今,他已经有十一个年头没有在家乡久住了。这里似乎什么变化也没有。在他看来,吉拉扎一直是老样子:这里的矮小房屋依然是用岩石砌成的;屋顶上缭绕着深蓝色的炊烟;到处散发着桔树的香气;奔跑的小毛驴背上驮着收工回家的农民;塔娜大婶们和科佐古大叔们偎依在家门口。除了可以同小毛驴赛跑的笫一批自行车外,这里一切如故。老年人看到葛兰西时把手指放在帽沿上向他表示问候。佩皮娜·马恰斯的儿子回来了!格拉齐娅·德洛古的外甥回来了!这消息不胫而走。
  其后,来看望他的村里“显贵人物”络绎不绝。“他们中也有法西斯分子,”葛兰西后来说,“他们也怀着极大敬意来探望我,为我当上议员而祝贺,尽管我是共产党议员。喏,这是撒丁人的光荣!家乡的力量!撒丁岛在前进!”他觉得这很有趣。“当地手工业者、工人和农民互救会的成员也来了,他们把互救会主席推向前来。这个人怕他的部下不懂政治会闹笑话而向我提了很多问题,其中包括对俄国的看法,苏维埃如何发挥作用,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资本和资本家,我们对法西斯的策略等等,这次会见是卡洛组织的,他在外边担任警戒,切莱斯泰·内加维莱根据葛兰西向他讲述的当时谈话情况这样写道:
  “这些人是非常蒙昧无知的。他们被贫穷和劳累弄得筋疲力尽。他们注意听葛兰西讲话,但要给他们解释清楚他们想要知道的东西并不容易。葛兰西善于同劳动者交谈的非凡才能起了惊人的作用。一个农民第一天就对他说:“我们知道你当上候选人,就决定投你的票,因为我们了解你是个正直的人。可他们对我们说,那是不行的(因为葛兰西是威尼斯·朱利亚和皮埃蒙特选区的候选人),这使我们很遗憾。说实话,我们对你在大陆上究竟参加哪个党也不清楚。”葛兰西解释说,他参加的是共产党,并解释了什么是共产党。农民们听后陷入了沉思。然后一个农民说:‘那你离开了撒丁岛这个穷地方,为什么还要去参加一个穷人的党呢?’”
  佩皮娜太太对不停的探望感到厌烦了。尼诺除了接待一些受欢迎的或不受欢迎的来客外,更喜欢同妈妈聊聊天,或者逗杰纳罗的女儿玩玩。他向家里人谈了朱莉娅的情况,谈了他们是怎样认识的,她做些什么工作。佩皮娜太太非常高兴听他讲,从不感到厌倦,而且越听越入神。泰雷西娜对作者说:“由于激动,她的两眼闪烁着炯炯的光芒,因为她看出尼诺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满意过,看出他为同朱莉娅的爱情和有了一个孩子而感到幸福。”也许是由于想念德利奥的原因,葛兰西时常同梅娅①在一起玩。梅娅对这一时期的回忆有些已经模糊不清,但有些却是记忆犹新的。她说:“他总是笑,给我讲了许多离奇的故事,让我在他的腿上跳跃。我的顽皮使他欣喜若狂。”这些日子葛兰西悠闲自得。几天之后,他给朱莉娅写信说:
  “我长时间地同我四岁的侄女在一起玩。我发现她害怕煮熟的螃蟹,就给她瞎编了一个关于螃蟹的故事。这个故事描述五百三十只坏螃蟹,它们由‘喝汤’将军率领。‘喝汤’将军还有一个精明能干的参谋部(由‘吸血鬼师傅’、‘蟑螂师傅’和‘蓝胡子大尉’等组成另外)。另外一队好螃蟹,其中有‘机灵鬼’、‘噗通’、‘黑胡子’等。讲到那些坏螃蟹使用我的手去夹她的腿,而那些好螃蟹推着用长戟和扫帚武装起来的三轮车前来保护她。三轮车的隆隆声同扫帚的碰撞声交织在一起,还夹杂着我用口技模仿的各种对话,整个屋里便到处都是奔波不息的螃蟹了。小女孩沉浸在惊愕之中,她相信了这一切,被这个故事吸引住了,而且她自己还创造出新的情节和对话。我好象重新回到了自己的童年。这倒比接待家乡有名人物的探望更有意思。”
  假期只有十来天时间,从1924年10月27日开始到11月6日结束。离别的时刻终于到了。佩皮娜太太交给儿子一块德苏洛村的撒丁式头巾,让他转交给朱莉娅。当他们分别的时候,她还不知道这就是他们的最后一次拥抱。

  ① 梅娅是他侄女埃德梅娅的爱称。——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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