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葛兰西 -> 《狱中书信》（1927-1932）
致塔齐娅娜
（图里，1932年6月6日）
亲爱的塔妮娅：
……准备答复你提出的关于柯罗齐的问题，尽管我不理解这些问题为什么那么重要，而且在我的印象中我以前已经谈过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你重读一下我过去信中对柯罗齐的战时立场的论述，看是否能解开你现在的一些疑团。柯罗齐1912年同金蒂雷[1]决裂后，其实是金蒂雷背叛了柯罗齐，竭力要成为一名更加独立的哲学家。从那以后，柯罗齐的立场始终不变，尽管他的学说有了更加明确的解释。最重大的变化早在1900至1910年期间发生。所谓“自由宗教”不是最近才有的提法，而是对他从抛弃天主教信仰（这在他的思想自传《自我批判》中有描述）后多年来的思想的高度概括。这不是金蒂雷所不同意的一个论点。你对“自由宗教”这个提法的解释我以为是不确切的。你似乎赋予它一种神秘的意义，说任何人都可以在其中“躲避”，这样就含有几分逃避现实的意味。真是失之千里。其实“自由宗教”只是指信仰现代文明，不需要先验论或天启，能在本身内部发现其内在的理性。因此，这个提法是同神秘主义和宗教相敌对的。在柯罗齐看来，任何一种世界观和哲学，只要它成为一种生活规范和道德，即是“宗教”。公开承认的宗教也是宗教，不过它们是“神话的”因而是同历史上的人类摇篮时代相适应的较为低级和原始的宗教。这些导源于黑格尔和维科的概念是意大利哲学唯心主义的遗产，不管是柯罗齐的还是金蒂雷的。金蒂雷关于在学校里实施宗教教育的教育改革就是以这个少说为根据的。金蒂雷也只限于规定在小学即儿童时期进行宗教教育。无论如何，政府无意在中学和大学课程中实施宗教教育。
我认为你把柯罗齐今天的实际处境说成很孤立，是言过其实。决不要因为目前文艺爱好者和不负责任的作者们议论纷纷，而受蒙蔽。柯罗齐在科波拉和内阁大臣罗柯[2]主编的《政治》杂志上撰文谈他目前的想法，作了一个宽宏大量的表态。好多人相信，柯罗齐的立场对于给战后时期涌现出来的一批批新领导人提供严格的政治管理教育是十分有益的；科波拉只不过是其中之一。对1815年以来的意大利历史的研究，揭示了一个人数不多的统治集团有计划有步骤地吸收一切原来摘颠覆的群众运动的政治领袖的成功经验。1860年到1876年期间，马志尼和加里波第的行动党就被君主政治所吸收，只剩下一点残余以共和党的名义继续存在，但已不起作用，只是一种民俗现象，而不是历史或政治现象。这就叫做“演化论”，但它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相反，它是统治阶级形成的有机过程，这同法国由于大革命和拿破仑、英国由于克伦威尔而发生的一切是不谋而合的。事实上，甚至在1876年以后[3]这个过程仍然以“分子”方式继续进行，在大战结束时积聚动量，当时从表面看，似乎传统的领袖集团不可能吸收消化在各种事态发展中涌现出来的新力量。可是这个集团十分阴险，表面不露声色，暗中神通广大，尽管这个任务极其困难，却终于办成了。在他们所施展的各种手腕中，有一条便是利用柯罗齐。他的学说很可能产生了极其大量帮助消化的“胃液”。从意大利历史的角度来看，柯罗齐的勤奋乃是今天掌权集团手中用以逼迫新力量为这个集团眼前和长远的切身利益服务的最有说服力的王牌。我相信，这批领袖人物是能够识破这个真相的，虽然表态相反[4]。当你把不同的物体放在一起冶炼合金，表面的泡沫只不过表明反应正在发生。再说，在这一类的人类关系中，一致总是表现为不一致，不是戏台上的拥抱，而是斗争。但是当你深入到事实真相，在底下总有一种强烈的基本的和谐。
亲切拥抱你。
安东尼奥
[1] 乔万尼·金蒂雷，第1届墨索里尼政府（1922年）的教育大臣，他把在小学实施宗教教育作为他的教育体制改革的一部分。——第588页
[2] 艾尔弗雷多·罗柯（1875—1935），法学家，法西斯政客，1924—1925年任众议院议长，1925—1932年任司法大臣。在担任司法大臣期间，对刑法和刑事诉讼程序作了修改，实施一些明显地企图消灭一切自由痕迹（言论、表达和政治宣传自由）的法律。《政治》杂志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久在意大利创刊的。——第589页
[3] 1876年右翼政府倒台后，左翼获得议会多数上台执政。这是由代表复兴运动左翼（受马志尼并在某程度上也受加里波第影响的）各个政党组成的联合政府，逐渐与原来的右翼代表人物合流。这种从一个政治集团向另一个政治集团的转向（在本例中是从右向左转）被称为“演变”，并且同法国和英国的类似过程相吻合。“演变”是下列事实的结果：一些传统政党（例如19世纪意大利的右翼和左翼，英国的托利党和辉格党，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并不代表根本的阶级差别，而只是代表以同一统治阶级的利益为中心的不同社会阶层的集团，它们本身并没有各不相同的独立的意识形态和组织结构。——第589页
[4] 葛兰西通过对柯罗齐在法西斯时期的“调停者”作用的批判，更明确地规定了群众政党的性质：要以工人阶级为核心，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他认为，只有这样的党才能避免发生演变；它的领袖们才能一方面避免宗派主义和一成不变，另一方面避免改良主义（准备随时被吸收而“演变过去”）。——第5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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