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政治学—

哲学——政治学——经济学

　　假如这三种活动领域是同一个世界观的必要组成要素，那么，按照它们的理论原则，一种要素就可以变为其他两种要素，并且彼此可用每种组成要素特有的专用语互相表述出来。任何一种要素都蕴含在其他要素之中，三者一起形成同类的循环论证。
　　根据以上这些前提（还需要进一步提炼），文化史家和思想史家推导出不少意义重大的研究标准和批评准则。一位伟人，有可能不在那照理是、或从外部分类观点来看显然是最合乎逻辑的地方，而在其他可能被认为显然不相干的地方，表现其思想的更成熟更丰富的方面。政治家也写文章谈哲学：他的“真正的”哲学很可能要从他的政治论文中去找，每个人都有一种基本的和主要的活动：他的思想正应该从这方面去寻找，这种思想往往是隐蔽的，有时甚至同他公开发表的思想相矛盾。不消说，以此作为历史判断的标准，不免有流于肤浅的种种危险，运用时必须十分谨慎，尽管如此，这一标准并不因此而失去生成真理的能力。
　　事实上，“客串的哲学家”是不容易摆脱在他那个时代居于统治地位的思潮的，很难不接受对某种已经变成教条主义的世界观的解释（等等）。而作为政治科学家，他感到自己是不受他那个时代和他那个集团的偶像的束缚而独立的，因而能够更加直接地、完全独创地来研究这同一个世界观；他可以洞察到它的核心深处并加以发展，使之生气勃勃。在这方面，（罗莎·）卢森堡的看法还是有益的，发人深思的。她写道，实践哲学的某些问题，由于尚未成为普遍的历史进程中的当务之急或某个社会集团的迫切要求，所以是无法探讨的。在经济——团体阶段、争取对市民社会的领导权阶段、以及国家权力阶段，都有与之相适应的一定的精神活动，这种精神活动既不能灵机一动召之即来，也不能时机未到提前安排。在争取领导权的阶段，就是要发展政治科学；而在国家的阶段，上层建筑的各个部分都应该得到发展，否则国家就有解体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