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武汉：瓦解

　　冯玉祥，这位肥硕和草莽的汉子，是一个军阀，他全凭多次狡猾和切合时机的叛卖了他的上峰和盟友，才获取了西北的地盘。他初时是在外国传教师的怀抱里教养大的，所以他第一次是以「基督将军」的名义出现于世界报端的，他以乡愿地坦直的平凡德性教训他的高唱赞美歌的士兵。1924年他发现莫斯科很慷慨地拿东西补助他人。这些东西是敬虔精神里面所没有的。他便脱掉他的基督外皮，加入斯大林和布哈林专门在中土培植的特种阶级，即「布尔什维克化的」军阀。事实证明，圣杯到底比不上俄国军火、俄国金钱、俄国顾问。冯玉祥很快改变思想，认为手头有俄国枪支值得上一打来世的光轮。当1925年末的倒戈使他的「国民军」断绝了一切军需给养的来源时，他尤其如此打算。

　　他在1926年动程赴俄。纽约《工人日报》的访电郑重地说：「冯玉祥正来莫斯科，打算在工厂里以一个普通工人的资格做工，以便在工人环境中，获得苏维埃共和国经济和政治生活方面的上乘教育和经验。他正走入这种自己甘愿的流寓生活，为的是最彻底的准备自己，俾实现国民党的主义」。 [1]不错，冯玉祥想利用苏联兵工厂的出品，「最彻底的准备自己」，而且他一抵达苏维埃首都他便发现，取得这些财宝的开门咒是比之上帝祈祷文还要简单的公式。他本人和他的心腹于右任的照像摄在俄国受崇拜的同志中央。他预言「中国民族未来将有新的战争和新的胜利」。他久已叫人「特别注意爆发于全中国的工农运动」且久已宣布他相信「在未来，无产阶级将在中国最后得到胜利」。1926年8月19日，冯玉祥和《真理报》谈话，立誓要他的军队「为民族解放」及「完成国民革命」而战。 [2]

　　冯玉祥虽然把他的军队改称为「国民军」，但多年来他的朋友劝他和国民党合作，这个狡猾的家伙就避而不谈，「但是当他访问莫斯科的时候」，一位日本记者惊奇不置道，「这位基督将军却于大家不知不觉间居然成了一个列宁的信徒」。 [3]这是非常舒服、愉快，——和有利可图的事情。斯大林获得冯玉祥，心花怒放，他遂供给冯玉祥以军火和款项，并护送他回到他的军队中去，这支军队已动程作长途跋涉，从南口经山西省，南下河南边境。冯玉祥于1926年9月17日在军中宣布：「我是一个工人子弟」，并声明他的军队今后的目的是「唤起民众……肃清卖国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及取得中国的自由独立」。 [4]冯玉祥现在在斯大林的可靠同盟者的队伍中，是一个羽毛丰满的生力军，他大胆地沿着胡汉民、蒋介石、李济琛、唐生智和汪精卫已走过的道路走。冯玉祥得到他的大西北地盘的崇山峻岭的拱蔽，获得了大量俄国枪枝和军需品，雄据潼关，虎视河南平原，恭听他的俄国顾问的高见，静候「那一天」。

　　这个日子不久就来到。当他静候之际，北伐军直下长江。蒋介石（他早就晓得打开俄国兵工厂的大门多么容易）进抵上海，并且就在那里打破斯大林对他的信仰，可不是打破他对斯大林的信仰。唐生智和汪精卫现在也在准备决裂，不过这一点在莫斯科尚未正式承认，因为必须的代罪羔羊尚未选出——而且还有一个冯玉祥。他一定会从他的西北营垒里走出来，挽救「革命的国民党」的！他是一个结实的人，他比之莫斯科从前所依凭的软骨头更挺直更稳固。他不是刚刚还通电重新表明他对武汉的不死的忠心么？ [5]虽然已有访电到莫斯科，指出冯玉祥和蒋介石的密使接头，并指出冯玉祥迫使武汉和蒋介石谈判，但俄国报纸却不采登，而且在别的地方还遭到极力否认。

　　共产国际中央机关报宣称：「近来帝国主义者又散布谣言称，蒋介石将与武汉和解或称他将和冯玉祥合作。这是骗人的话。这些领袖没有一个和蒋介石有任何关系。冯玉祥和他的军队也没有信任这个叛徒……」 [6]冯玉祥是莫斯科的最后一张胜牌。指出他将要同流合污是最有害的托洛茨基主义邪说，因为托洛茨基不是屡次警告：相信冯玉祥就等于有意重演过去和蒋介石合作的试验吗？ [7]

　　武汉也差不多非常可怜的期望冯玉祥。我们记得武汉已决定北讨奉军，不征伐蒋介石，因为他们希望一个军事胜利和占领北京就可以令蒋就范。这个计划的成功一定要依赖于带着生力军坐镇潼关的冯玉祥。5月初，党军的精税部队已因此沿铁路开入河南省。党军以「铁军」为前锋，连续打了几场血仗，向北推进，这些血战以是月末在驻马店北面的一场决战，达到顶点。在汉口后方，工人们在兵工厂里每天做13、15至17小时的工。他们的头上飘着旗帜：「你们是革命的后卫。……你们如不牺牲一切，就不能有军队，不能有革命，不能有斗争来把中国从它的压迫者手中解放出来……我们的革命士兵并不是八小时轮班作战的。你们也想只做八小时的工吗？」 [8]（在前方，兵士们以为他们的作战是「把中国从压迫者手中解放出来」。他们以无以模拟的英勇击溃张学良（张作霖的年轻儿子）统率一支供养和武备都较优的北军。奉军被逐退了，但战胜者却赔掉了他们的最精良的步队。他们死伤了14000人）。 [9]这些人的作战是中国从前所罕有的，因为他们受一种希望激励，满以为他们之作战和牺牲是在帮助完结他们本国人民的可恨的贫穷和屈辱。他们的牺牲却成了徒然。他们之被送去作战并不是为着这些目的，而是去满足唐生智的拿破仑的野心和武汉领袖想迫使蒋介石就范的希望。这些希望也落了空了。武汉已下了赌注——它的精锐部队。但爬得赢钱的却是冯玉祥。

　　在战争的期间，冯玉祥已小心地置身事外。他现在调军从潼关沿陇海路而下。他不丧一卒占领洛阳，6月1日便安坐在开封的新军部里。奉军的后撤与汉口军队的过重伤亡使他们成为华中的仲裁者。进攻北京完全依赖他。彷佛为了标明这一事实，他非常公平的通电给宁汉双方宣告他的「胜利」。他邀集武汉领袖于6月12日会商于郑州。他们全体在这个地方卜知他们的命运。

　　冯一直等候武汉方面的人已抵达郑州才下车来迎接他们。史特朗女士注视冯玉祥以「一种外表的坦直」态度从货车中走出来，他之乘货车就是因为他的「弟兄也乘货车」。她说，她「很久以后」听说冯玉祥原来是乘这同一列车的最舒适的专车来的，他在郑州的前一站才换乘这辆货车。 [10]鼓吹和阶级敌人及可疑地盟友联盟的人可以想一想这件事：仅仅一年之前，冯玉祥也曾乘着一辆饰以中国无产阶级之名的政治货车，行抵莫斯科。现在，「很久之后」，他们大概知道他过去只是暂时的离开他自己的、更舒适的专车，上面标着：「中国资产阶级包用」。

　　当冯玉祥会集武汉的一群领袖时，他发现他自己只在一件事上是同意的：工农和共产党人应加压服。我们这位女报告者悲痛地补充说：「甚至武汉政府也已决定这件事」。 [11]除了这件事外，冯用不着和武汉再有什么来往。他愿意得到强大的盟友，因为他可以从他们揩得一点利益，他用不着弱者，因为他从他们那里再也得不到什么东西。当宴会的虚文已完结，武汉也已授予冯玉祥及其重要私狗各种权位，藉以尊重他对河南的军事支配权之后（武汉已自动把它的所有政治工作人员撤离河南）， [12]冯遂匆匆结束会议，把他的「同盟者」遣送回汉。《民众论坛》满怀希望的报告道：「冯玉祥统率的所有军队均宣布暂服从武汉中央及国民政府的决议和命令」。 [13]

　　一个星期之后，冯玉祥偕同两个武汉的大领袖 [14]顾孟余和徐谦乘车赴陇海路东端的末站（徐州）与蒋介石会面，并和他立即谈判。6月22日，冯玉祥在徐州车站告诉那些心急的记者说：「他忠实愿望和国民革命军合作、消灭军阀制度和共产主义」。 [15]而且交给他们一份电报底稿，这电报他已经打给武汉政府诸领袖了。

　　这个电报说：「前在郑州与诸兄分途晤谈，总合意见，以近日武汉情形，店员胁迫店主，职工胁迫厂主，佃户胁迫地主，甚至利用打倒土豪劣绅之标语，压迫出征军人之家庭，前方苦战奋斗之将士不足以保护其在乡之父兄，彼等阳冒国民革命之名，阴布全国恐怖之毒，它如别有用心之不良分子，混入地方党部，擅行威权，杀人越货，高级党部屡加制止，竟敢充耳不闻，以致社会根本动摇，四民无一安宁。补救之方，鲍顾问已经辞职，亟宜设法使鲍归国，在武汉之国民政府委员，除愿出洋暂资休息者外。除均可合而为一等语，玉祥叠聆之下，以为必须如此一致、如此主张，方足以纾党国前途之祸……现在（宁汉）双方处境之苦，业已完全了解。值此风雨飘摇之际，千钧一发之秋，既异地而同心，应通力而合作，敢请汪谭孙宋何诸同志，速决大计，早日实行……」 [16]

　　冯玉祥已同汉口合污了。

　　俄国的主要军事顾问和北伐的真正组织者加伦将军 [㈠]在离郑州的归途中，从车中指点若干横在树下和沟壑内的几乎辨认不清的影子。这些影子「就是广东人的尸体，他们就在冲过这道关隘和铁路时死的。就是为此一战，他们捐躯了……这些怀着某种希望（这种希望他们大多数才刚刚开始了解哩）而冲锋陷阵的湘粤健儿。也仅仅因为有此一战——……他们的苟活的同盟者才可以建立一个军事独裁，以共同镇压工农为基础」。 [17]现在，尽可能和这个军事独裁妥协就是武汉领袖们的唯一目的。他们在郑州已懂得，能否和冯玉祥更进一步合作全视乎他们能否摆脱共产党人及消灭群众运动。冯蒋的徐州会议及冯玉祥的哀的美顿电报使他们赶忙干。

　　汪精卫「立即干，准备马上驱逐共产党人」。 [18]唐生智匆匆赴湘，我们已知道他到湘后即「证明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阴谋确实存在」，并建议「立即将共产党人逐出国民党」。 [19]国民党领袖在报上和公开演讲台上展开一个反共运动，立意准备分裂。

　　最滑稽的就是群众运动的兴起，它之脱离武汉政府而独立行动的倾向，它之公然违抗武汉的禁令，通通归咎于共产党。很久以前，共产国际就骂共产党领袖玩忽它的训令，不去指引和发展这种群众运动的独立性。但我们指出一件事是很重要和很有教训意义的：当时汪精卫十分赞成的引证斯大林的话和共产国际的决议，作为攻击湖南「过激分子」下层工农及个别共产党人的论据。

　　6月26日，汪在武昌的湖北党代表大会上的演讲，曾引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第七次全会的决议。汪说：「这个决议案明明说中国革命应依靠工农和小资本家的联合。由此可知，中国共产党本身也不赞成例如最近在湖南省发生的轻举妄动的」。 [20]

　　换言之，照汪的见解看来，凡是「不赞成」农民「过火」的共产党领袖是遵守而不是违反共产国际的决议！汪想指出关于社会革命的问题，中国与俄国如何「不同」，于是引证斯大林在1927年中国与1905年及1917年俄国间之「可敬服的比较」， [21]斯大林作出这个比较为的是反驳和嘲笑托洛茨基的见解，因为托氏认为要用苏维埃来使中国的土地运动彻底做出它的结论。 [㈡]汪精卫在大发言论，攻击群众运动的无名领袖时，发觉他与斯大林的见解一致，这些无名领袖的意见，据汪精卫的引证，是非常古怪的，彷佛是从托洛茨基的演辞里摘引出来的一样。

　　汪精卫道：「我常常听到那些干群众运动的人说，『不要相信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力量，要相信你们自己』。……结果，民众都不肯接受政府或党（国民党）的命令，也不肯服从它们的指示。这不仅使民众和党发生隔膜，而且使民众陷于脱离党的指导而和反革命分子独立作战的危险地位……结果，群众已受反革命包围，党已无法拯救他们」。 [22]

　　群众和反革命分子「独立作战」，在这些反革命分子中，他们首先计及的就是地主。国民党不能拯救农民，因为它首先最关怀的还是拯救地主。农民之遭逢失败，并非因为他们抹杀国民党的领导，而是因为共产国际和共产党的领导抹煞他们而保持与国民党的联合。

　　汪精卫继续往下写道：「不错，耕者有其田这个原则，三民主义的第三部有明文规定，……但我必须指出这一点：当我们的总理起草民生主义及说起「耕者有其田」时，他同时……清楚的说过，土地问题应经过政府和法律的手续来解决，他从来没有说这个问题可以由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农民的办法来解决的」。

　　汪说，孙中山希望问题之「解决应使农民蒙其利而地主不蒙其害」。他又说，孙氏认为中国绝不会有什么阶级斗争，国民党是「民众中许多阶级的党」，它的职责就是避免这种阶级斗争——「否则各阶级就不能联合起来」。 [23]

　　在他自己方面说来，汪是对的。如果你们想得到斯大林所谓「革命的议会」，或布哈林的所谓「党与苏维埃之中间物」，或马尔丁诺夫更简单的称为「四个阶级联盟」的东西，你们就必须使合作的各阶级不互相火拚。否则联合确实是不可能的。斯大林——布哈林在口头上要阶级斗争，在行动上则设法避免它。在这一点上，他们和工农破裂，因为工农不相信说话，他们具有被压迫者的一切真实本能来实行干。农民认为和地主的唯一共同之点就是农民耕种，地主从中取利的土地。他为了生存已不得不把地主逐离这块土地，据为己有。这就是土地革命的简单内容。你们不是拥护农民，就是拥护地主。汪精卫和他的朋友现在迫得把他们所有关于土地和农民的大话通通收回，而毫不含糊的拥护那些已在摧残土地叛乱的人。

　　斯大林曾迫令中国共产党人去完成一件任务：巩固群众与武汉政府（「唯一的政权」，「革命的组织中心」）中间的联系。但在中国，群众仍然愈来愈尖锐的和这个政府冲突起来，因为，虽然斯大林的想法相反，这个政府却不拥护，倒还反抗群众为本身利益的奋斗。群众组织尽可能赶快走自己的路。派赴江西调查该省状况的国民党特派员报告道：「政府与群众间的鸿沟现在很大。政府甚至不能参加或监督公众团体的活动……我们常常见到各县蔑视省党部的指示，农会和工会反对省党部的决议……各党支部擅自逮捕和惩罚民众。公众团体也一样干法。因此到处有多重政府的现象——其危险不下于无政府……农工运动领袖的最大缺点就在他们误解『拥护农工利益』的政策」。 [24]

　　工农领袖误解「拥护农工利益」的口号。他们以为它真的就是表示拥护工农利益。他们努力这样干，他们就不得不产生「多重政府」。工农的地方组织孤立和散处在各城乡中，它们在每一点上都和国民党的县省党部及武汉的「组织中心」冲突。这些「多重政府」彼此间完全缺乏连络。它们无法采取统一的政策。各乡、各县、各省组织工农兵代会是克服群众运动这种混乱瓦解的唯一手段。但这些代表会就是苏维埃。托洛茨基极力主张这一办法，但斯大林却反对它，他的理由就是：这等于「反对革命的国民党」，反对「唯一的政权」。武汉的国民党左派领袖也恰好拿这同一理由，恰好用同样的话来反对它。

　　孙科写一篇题为〈革命与民众〉的文章，他埋怨民众漠视武汉禁止群众团体侵夺政权的禁令。他写道：「自从该项训令颁布，为期已两个月。但各公众团体尚公然藐视政府的决定，继续采取自由行动，希图破坏政府的权力」。他埋怨，农民没收土地，工人收夺工厂和店铺。「我们不得不请大家注意，如果群众不服从国民党的领导和指示，不准备执行党的政策，他们实际上就是违背国民革命运动（即：『革命的国民党』）的利益。换句话说，他们实际上就是干反革命的勾当。

　　「如果民众可以不顾政府，自由逮捕、罚款、没收个人的财产和执行处决，那么我们一定认为政府的政权完全被纂夺了。没有威望也没有权力了。另一方面，假如民众认为他们的行动是正当的，那么，他们已公然拒绝把国民政府视为革命运动的唯一统治机关及国民革命的政府。他们脑中以为国民不能行使它的权力，因此，他们必须形成独立的行政机关……他们的行动公然反对革命政府，这可以视为反革命的性质……他们不肯承认中国所有民众运动应受国民党指导，并应统一在它之下。他们相信共产党应参加领导群众运动。他们尚未相信国民政府是革命运动的唯一代表机关」。 [25]

　　1927年7月，孙科在汉口是否已读到斯大林远在数星期之前在莫斯科发表的大纲和演辞，殊属疑问。但他们并未看过或听过托洛茨基的言论却是确实的。他在此地恐怕直接剽窃了斯大林的话。拿「托洛茨基」或「反对派」来代替「群众」，孙科的大文可以混充八次全会斯大林——布哈林多数人的文件。中国工农和托洛茨基排斥斯大林——孙科的名言：武汉政府是「唯一政权」，是「革命运动的唯一统治机关」。群众相信武汉不能「行使它的权力」，且要求产生「独立的行政机关」，这与在莫斯科的托洛茨基的见解不谋而合，他也警告过：武汉的权力「荡然无存或几乎荡然无存」，并且他也要求产生苏维埃，即，工农兵的独立会议。为了这一点，斯大林斥托洛茨基为「反革命」，也为了这一点，他的同志孙科更公开、更直接的用同样的罪名来攻击群众。这些因缘都不是偶然的。

　　1926年3月在广州，以及1927年4月在上海打击群众运动之前，蒋介石也曾筑起堤防来对付共产党人，骂他们应替群众的「过火」负责，又骂他们阴谋反对资产阶级在国民党内部的支配权。国民党左派的领袖现在采取同样的策略。现在的指责和当时在广州或上海的指责如出一辙。但在汉口或莫斯科的共产党领导，心目中连想也没有想起发动一个群众的独立攻势来反对国民党小资产阶级领袖的怠工和叛卖。6月29日，正当武汉领袖已公开站到军阀方面来反对土地革命的时候，共产国际的中央机关报刊登一篇纲领式的文章，它首先问道：「谁来实现土地革命呢？」随后就答复道：「从它的过去历史、它的社会成分以及它的发展前途看来，国民党能够而且一定要转变而为一个民主专政的机关……国民党是一种党和国家议会的中间物……」

　　这位共产国际的代言人往下说：「到了革命将近完成它的资产阶级的民主任务的时机，到了能够或者（？）必须分裂国民党的时机，苏维埃才是必须的。这个时机是不能精确预见的。但，这一点是明白的：它尚未临近，足以令我们必须立即在群众中提出苏维埃的口号。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现在替国民党及武汉政府的命运，换言之，替中国革命的命运负责。因此，他们不能提出不精确的口号和公式。

　　「反对派的极左路线的无聊，其最好例证就在兵士代表会的口号，这就是两重政权的形式之一。布尔什维克提出这些口号，志在瓦解沙皇和克伦斯基的军队。现在向那支替武汉政府作战的军队提出它，就是自觉地阴谋瓦解这支军队……提出士兵代表苏维埃的口号就是自觉地在共产党及其同盟者的最不利的环境中，加速他们与将军们的冲突。这个口号等于挑起一个冲突，这个冲突是能够真正招致革命的永远失败的」。 [26]

　　在汉口，这同样的精神也必然支配着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他们现在死抱着两个可怜的希望，第一个希望就是以为再行退却，再作让步，他们尚可保持「联合战线」，第二，他们以为利用这个或那个军阀的野心，他们尚能使武汉回心转意，讨伐蒋介石。据共产党某中央委员说，他们提出「东征」南京的口号，想「骗『革命的的将军们』先去打蒋，再来打共产党人」。 [27]他们于是开大会，发宣言，向他们认为比较「可靠的」将军请求。张发奎是「铁军」军长，他是反蒋最烈的，有一个时候，共产党的希望集中在他身上。罗易谒见汪精卫，且根据斯大林那封电报的精神，设法劝他允准共产党的队伍在张发奎统率之下加以扩充。罗易发现汪对他的建议，表示冷淡， [28]冯玉祥刚在郑州要求扑灭一切工会领袖，但同一日，上海总工会打电报向冯玉祥呼吁：「你是国民党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总理政策……之真正拥护者，我们希望你来领导……革命军讨伐蒋介石」。 [29]讨蒋运动的全部鼓动总是和两党继续「合作」的最狂热要求连在一起， [30]因为，大家都已经知道，清共已迫在眼前。汪精卫和张发奎曾赞成讨蒋，但只是因为他们本身的政治命运需要消灭他。张不久真正调遣他的若干部队，向南京进发，但这次战役即旋消灭。何键及其它将领冷笑道：「我们不替共产党人讨蒋」。 [31]

　　共产党中央惊惶失措，决定发一宣言，说明如果国民党「真正」愿意执行孙中山的政策，它必须讨伐蒋介石，而且必须和共产党人联合。但是当政治局各委员召集会议时，每一个出席委员提出一个不同草案，关于该项宣言得不到一致的意见。末了，到了6月20日，中央扩大会议通过一个宣言，内中包含11点——这是最后的绝望企图，想使「革命的国民党」相信共产党人准备继续效忠于「民族统一战线」。这11点中，以如下几点为最重要：

　　「四、中国国民党既然是反帝国主义之工农及小资产阶级联盟的党，当然处于国民革命之领导地位。

　　「五、国民党的CP份子，虽然参加政府（中央及地方）工作，而只是以国民党党员资格，并非以CP份子党员资格参加……（现在参加政府工作之CP份子，为图减少政局之纠纷，可以请假）。

　　「六、工农等民众团体均应接受国民党党部之指导与监督。工农等民众运动之要求，应依照国民党大会与中央会议之议决案及政府公布之法令。但国民党员亦应依据党的决议案及政府之法令，保护工农群众之组织自由及利益。

　　「七、依照国民党主义，需武装农民，但工农武装队均应服从政府之管理与训练。武汉现有的武装纠察队，只因避免政治之纠纷，可以减少或编入军队。

　　「八、工会及工人纠察队不得党部或政府之许可，不得执行司法行政权、捕人、审判及巡逻街市等事。

　　「九、店员工会应即由党部会同总工会派员组织。店员的经济要求不得超过店东的经济能力以上。工会不得干涉店东的用人权、管理权，更不得侮辱店东，如逮捕、罚款、戴高帽子等」。 [32]

　　中国共产党作最后的努力来服从斯大林的训令，「加强革命政府的权威及其革命组织中心的作用」。当同一星期，400个代表齐集武汉，代表8个省份的300万有组织工人，参加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之时，共产党不敢利用当时具备的机会，作一次剧烈的转变和开始动员工人抵抗国民党反动势力的进攻。汪精卫于6月23日出现于会议讲台上，尚被大声喝采。 [33]但代表们仍屡屡表示要坚决争取工人运动的利益。 [34]甚至罗佐夫斯基（他以俄国工会友谊代表的资格出席）也不得不作一次反常的「激烈」的演讲。 [35]大会6月28日通过的宣言说：「反革命天天得势。在国民政府的领土内，工人运动只能在武汉公开进行。反革命派现在在湘、赣、豫得权……工人仍在新式的专制统治之下受苦。在这种情形之下，反动派将来有可能统治武汉。我们应极力奋斗，维持工会的存在。我们现在正处于白色恐怖中」。 [36]但这并不妨碍该宣言结末高呼：「国民政府万岁！」

　　《民众论坛》说：「此间工人处于自由的空气中。此间没有不表同情或积极敌对的军阀的压迫。在国民革命的中国，有组织的工人均效忠武汉政府，因为他们只有在这个政府底下，才能十分自信地希望保持工人的第一和最切要的权利——公开的——无忧无虑的做工」。 [37]

　　但是6月30日，最后一次会议刚刚高呼「国民政府万岁」的口号，宣告闭会的时候，「敌对地军阀的压迫」猛烈地，直接降临工会机关。兵士冲入来，开始劫掠和破坏全国总工会的会产和文书纪录。抗议急忙提出来。犯事的士兵也奉令撤退。他们干得有点过早了。到处转的史特朗女士瞥见苏兆征匆匆跑过马路，她立即止住他，问他那些抗命的兵士是否受惩办。「他作苦笑。得回那所房子他就十分快乐了。他答道：『我们今天尚可在里面办公……谁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呢？』」 [38]但总工会从没有收回它的会所。

　　袭击工会会所之前，已宣告工人纠察队自动缴械和解散。在上海，人们希望挽回那临近的打击，曾下令「藏匿或埋没」所有枪枝。在汉口，共产党中央则决定事先完全缴出工人现有的少量枪枝，并解散纠察队。6月29日，湖北总工会的代表团由向忠发率领，径赴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办事处，「说明因有人抱怨工会纠察队是商人不愿恢复正常经济状况的原因，他们拟缴出他们的枪枝或改编入军队中。后来决定他们自动缴出他们的枪枝……」 [39]

　　《民众论坛》解释道：「据说，因为纠察队握有武装，商人恢复商业，不感安全，其它谣言则盛传纠察队阴图进攻军队。为帮助政府的政策及平息这些谣言起见，湖北总工会决意将纠察队解除武装。我们觉得，采取这一办法，商业恢复的障碍必可祛除，而离间工人与兵士的企图亦遭失败」。 [40]

　　翌日，湖北总工会发布一个更进一步的解释声明书：「为巩固军队与工人的联合战线起见，又为着使反动派与反革命派的攻击无所凭借起见，本工会于本月28日下午令解散武装纠察队。枪枝及军火均移交武汉警备军的汉口办事处保管……我们已请求政府保护，以表明我们拥护它的诚意……至于反动派，我们希望政府实施强硬的手段，惩办他们」。 [41]

　　共产党中央也已经决定让供职政府的共产党人「请求离职，俾减少政局的困难」。因此，6月30日，共产党的农政部长谭平山托词无法「纳农运于正轨」，向政府「请假」。

　　他写道：「自从我就任农政部长以来，我已尽我所能，完成改善农民生活状况的重责。我已不断尽我所能，指正农运。但最近的发展已使政局愈趋严重，纳农运于正轨，这个责任于我未免太重。因为我的体力不适于继续我的工作，故此请假」。 [42]共产党的劳工部长苏兆征久已不到部视事。他的辞职信说「因为最近局势的发展，我已无法留职」。这封信数日后才发表。 [43]向忠发及其它供职于鄂省府的共产党人均已辞职。充满了惊慌和颓丧。共产党中央自身也渡江逃入武昌。它已尽它所能去「增强革命组织中心的权威」了。一切均归于徒劳，因为驱逐共产党人的决议已做好，只是留待7月15日国民党政治委员会正式通过吧了。

　　陈独秀开始醒悟，现在剩下来的唯一办法就是完全退出国民党。他和鲍罗廷商量。这位高等顾问说：「我十分赞同你的意见，但我知道莫斯科是不会允准的」。 [44]但事实上鲍罗廷一点也不赞同。他仍然想把「坚定性和革命的目的」注入兔子中。据汤良里说，自长沙事变以来，鲍罗廷已仅被待为「上宾，不复（被待为）……顾问」。 [45]鲍罗廷迷恋着国民党厚遇的光荣。他尚探寻合作的「可能性」，生怕自己万一忽略过它们。瞿秋白说，他还怀着这种儿戏的念头：想领着宋庆龄、邓演达和陈友仁脱离政府，作为反对汪精卫的示威行动。 [46]但事变已卷过鲍罗廷的头。共产党领导已破了产，而且几乎瓦解了。党的下层已陷于溃散、颓丧。何键的军队已占据武汉，且任所欲为的统治它。工会机关一个一个的被占据。逮捕及枪决已发生。恐怖的高潮吞没了斯大林的「革命中心」。《消息报》访员发电：昨天的可靠同盟者今天已成了「将军们手中的玩物」。

　　7月6日，布哈林突然绝望地劝中国群众必须依赖自己：「重要口号之一应该是：『工农们！只相信你们自己的力量！不要相信将军和军官们！组织你们的武装军队！』……冯玉祥已投降人民革命地敌人的阵营。我们必须向他宣布无情的战争！」但布哈林尚乐于信任汪精卫，他满怀希望的在括号中加进这一句话：「蒋介石的朋友准备赞同这个计划（即指驱逐共产党人计划）——汪精卫不是这种人。他比之别人更坚定」。 [48]不到一星期之后，他发现汪精卫只是在决心摧残群众运动这一点上，「比别人更坚定」。布哈林现在才宣布「中国革命的突变」已发生，并郑重声明「武汉的革命作用完结了」。在第八次全会决议收梢的一段带威吓口吻的话里，又在他往后的几篇文章里，布哈林已准备好他的解脱。他现在声明：失败的责任归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负，因为它「近来顽固地对共产国际的决议怠工。（它）已受不起火热的试验……它已遭逢破产」。 [49]

　　7月14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一道决议宣言告：「武汉政府的革命作用完结了：它成了一个反革命的力量了。这是一个新的和特殊的现象，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及所有中国同志必须充分和清楚的注意它」。 [50]

　　共产国际已预见和预言了每一件事。7月14日，它又发现了一个「新的和特殊的」事实，这件事实，多月来，就是头脑最简单的湖南农民或武汉工人也知道了。难道这表示犯有什么错误吗？错不在莫斯科！自从列宁死后，斯大林就未曾犯过一个错误，或差不多没有犯过啦。

　　「支持北伐（亦即支持蒋介石——著者）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它唤起一个革命的群众运动，支持武汉也同等正确，因为它充当蒋介石南京政府的反对者，但到了武汉政府投降革命敌人的时机，这同一联盟的策略就根本错误了。在革命的前一阶段是正确的，现在就绝对不适用了」。

　　但北伐就是资产阶级征伐长江，到了长江，它的胜利与共产党的退却政策使蒋介石能够屠杀工人，破坏他们的组织。他这样干的时候，他的「革命作用」就完结了。和阶级敌人成立联盟是「完全正确」的，只有正当你们的敌人扼住你的咽喉时，这个联盟才变成「根本错误」和「绝对不适用」。假如事先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动员起来对付这个敌人，假如你们自己武装起来抵御他的确确凿凿的进攻，这就是——反革命的托洛茨基主义了。

　　「所有这些都与党领导的某种困难有关的，尤其是像中国共产党这样幼稚和无经验的党……革命形势的极度紧张需要迅速的把握到每一瞬息的特点。它需要巧妙的和及时的玩弄阴谋，迅速修正口号……及断然破裂联盟，因为这种联盟已不复为革命斗争的因素，且已成了它的道路上的障碍。假如在革命发展的某一阶段上，共产党支持武汉政府是必须的，那么在目前，这种支持就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灾祸，且会把它推落到机会主义的泥坑中」。

　　今天，7月14日，这种「革命斗争的因素」已突然出其不意的成了「它的道路上的障碍」了。仅仅到现在，7月14日，当共产党狼狈溃退，斗志全失，群众受了摧残，丧失所有阵地之时，继续支持武汉才成了灾祸。中国共产党人因为从始就已支持武汉，以前又支持蒋介石，故陷入「机会主义的泥坑中」已深及颈部，他们现在恐怕很想知道共产国际执委会用起「灾祸」一词究何所指。仅仅六个星期之前，共产国际执委会着重指出的「革命中心」和「增强这个革命组织中心的权威的需要」，现在变成了什么了呢？莫斯科对这一点也有一个答复。武汉已由「革命中心」转变为「反革命力量」了。因为：

　　「国民党领袖既不顾共产国际的劝告，不仅不支持土地革命，且已解放了它的敌人的手。他们曾批准工人的缴械，批准讨伐农民，又批准唐生智之徒的报复行为。他们在种种借口之下，延缓讨伐南京的战役且对它怠工」。

　　所有这些事情的造成，都是因为武汉拒绝莫斯科的「劝告」。兔子刚刚卷起眼睛死了。当它生时，它因为莫斯科频频求爱，满眼泛桃红色。但是现在它死了，它的羞容也消失了。桃红色变成肿胀的白色，一转瞬间，大蛇便把它卷走了。

　　在广州、上海、长沙现在最后在武汉，中国群众已眼见国民党的领袖由革命的真正同盟者摇身一变而为工农的残酷屠夫。在每一次新的灾难中，共产国际总是宣布一切都已适切预见了，过去采取的政策完全是正确的。布哈林在中国革命中，不断发现「新的和特殊性的现象」，他现在又叱责共产党不能实行与「成了障碍的联盟」破裂。和武汉政府的联盟已完结了。但这不就是表示和国民党的联盟完结。在这一点上，共产国际的训令给了我们一种盲目惊慌的明证。共产国际的决议叫中国共产党人「退出武汉政府，表示示威」但「不要退出国民党」。这也许是最新和最特殊的现象吧。

　　「尽管国民党的领袖发动驱逐共产党人的运动，共产党人也应留在国民党内。更密切的和国民党的党员群众接触，应劝诱他们接受决议：坚决反对国民党中央的行动，要求撤换国民党现时的领袖，并按照这些办法，准备国民党的代表大会」。

　　共产党人一方面仍然竖起国民党旗帜，另一方面现在又要「加紧在无产阶级群众中工作……建立工人群众组织……巩固工会……准备工人阶级决战……发展土地革命……武装工农……组织一个适于作战的非法党机关」。

　　但怎样忘记过去呢？中国共产党人问道：我们过去成立的伟大组织都给摧毁了。我们的同志正在被酷刑拷打、枪杀和打得七零八落。群众运动已遭破坏，工农都把我们视为欺骗他们及送他们去受屠杀的人。我们假定：你们教我们把国民党旗帜举得更高一点，我们一定照办；但我们十分怀疑：现在即使提出我们自己的旗帜，群众是否还肯跟我们走。共产国际答复道：不要紧，负责的是你们自己的领袖，不是我们。

　　「……共产国际执委会认为号召中国共产党党员公开反对中央的机会主义，是它的革命义务……」

　　「……为了使党的领导在政治上健全起见，设法改正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机会主义错误……坚决反对党领袖的机会主义乖离……改变领导的性质……否认那些破坏共产国际的国际纪律的领袖」。

　　斯大林已尽了他一己的「革命义务」。今后共产国际那些文氓的「革命义务」就是永远责令中国共产党领袖（他们自己的易欺和无知的不幸牺牲者）单独负上这次莫大历史灾劫的责任。但斯大林和布哈林可以迫使中国共产党人接受这种政策，这种政策把一个最伟大的群众运动摧残了。他们却不能靠写些不忠实的决议，可以使他们的意志支配历史。在武汉，事变发展到最后的关头。共产党人遵照莫斯科的训令，「退出」他们早已离开的政府，表示示威，同时又声明他们「没有理由脱离国民党或拒绝和它合作」，他们不容许「叛变革命的将领与动摇的政客来滥用国民党的名义及隐藏在孙中山的旗帜之下」。 [51]但将军们却一点不怕，继续「滥用」国民党的名义。7月15日，国民党的政治委员会命令国民党内的所有共产党委员放弃他们的共产党党藉。4日之后，军事委员会也通令军队进行同样的清党。所有违抗者均下令「严惩不贷」。 [52]往后数日，刽子手队使清党令显得更严峻。凡是拒绝投降的共产党人——他们许多人都拒绝了——迫得逃跑。陈独秀鉴于自己的地位已极度无望，遂辞去中央总书记之责。他写道：「国际一方面要我们执行自己的政策，另一方面又不准我们退出国民党。实在是毫无出路，我也不能继续我的工作」。 [53]其余的共产党领袖，如瞿秋白、张国焘、李立三、毛泽东等，则把国民党的旗帜塞在口袋里，留待将来之用，急忙逃走。7月27日，国民党左派的领袖群集火车站里，和他们的「贵宾」鲍罗廷话别，他名义上是去和「冯玉祥磋商」。 [54]实际上，他正开始长途旅行：横渡西北以抵辽远的苏联边境，莫斯科从汉口撤退了。

　　军事当局进行有系统的破坏工会。汉口警备司令部下令禁止罢工。从7月14日至19日，兵士「驻扎」在25个工会会址内，工会的文书和会产遭没收。冯玉祥在河南全省也同时进行同样的勾当。 [55]泛太平洋工会秘书报告道：「最近数星期内，在武汉政府治下的中国工人运动已经历了一个最无耻的反动时期……军队……已执行了如是巨大的破坏群众组织的工作……以致需要一个极长久的期间和莫大的力量来补偿损失，并使工会能恢复它们的正常机能。各省各县的许多工会领袖和组织者……已被驱逐、逮捕，或杀害。中国工会的其它领袖，就中最著名的就是全国总工会的领袖，均已逃亡。……有一次在接待泛太平洋工会大会各代表的宴会上……汪精卫娓娓动人地宣称他认为国民革命的最好的保障莫如发展工农群众运动及立即实现劳苦大众的基本要求……现在我们不仅听到不同的演辞和声明，而且我们还亲眼见到人们采取完全不同的行动来对付工农组织，这种行动迄今尚为一切张作霖和蒋介石之流的军阀和反革命派的独有特权」。 [56]7月30日，武汉2000人力车夫猛袭一个警察署，迫令释放一个被捕的同志。结果，车夫2人被杀，6人受伤。警局去函人力车夫工会，请求派代表谈判。但该会已阒无一人。工会领袖均已逃跑。只有街头的车夫在罢工。当局颁布戒严令，并适用死刑。罢工遂告结束。这就是汉口工人运动迟迟而来的最后一次示威。数日之后，宁汉互通贺电。宁方通电赞扬武汉反共的坚决行动并邀这些首领赴宁。8月10日武汉覆电称「如一切嫌恶均毅然释弃，则兄等前此应付急变之手段，弟等均衷心谅解」。 [57]武汉「革命中心」与反革命南京之间的「充满的矛盾」就这样——在一幕动人的基督教式的宽宥中完结了。

　　在武汉所有「左派份子」中，只有邓演达和宋庆龄公开脱离这种新政策。邓于7月6日写道：「从杨宇霆（张作霖代表）至蒋介石……均成为国民党员或将要成为党员。国民党的旗帜到处举起。但我们在辛亥革命中碰到的不是同样的情形么？所有经济政治和军事权力不是尚握在军阀手中么？……我们想利用军阀，但我们却被他们利用了」。 [58]一星期之后，邓辞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之职，他甚至比之莫斯科的「革命家们」更清楚的看出群众与国民党间正发生公然的破裂。他宣称「往日鼓吹充分保持工农者已动手屠杀他们……国民党的革命意义已失……自然的结果就是党本身将变作反革命……革命将失败，与辛亥革命的失败一样」。 [59]

　　宋庆龄也跟着宣称国民党已变成「军阀手中的工具。它不再是替中国人民谋未来幸福的活力，它将来一定变成一个傀儡，压迫的代理人，寄生于目前奴隶制度上的寄生虫」。 [60]邓演达和宋庆龄，偕同陈友仁逃亡欧洲。「国民党左派」的神话就这样完结。 [㈢]

　　革命在短促的变幻无常的三年之内已席卷了全国，它现在完结了。一个强大的人民的勃兴已引起一种古旧和残破地压迫文明的腐朽建筑摇摇欲倒。群众已表明十分充分的力量来颠覆它，并把它永远连根铲除。但今天这个旧社会又重新稳定它的基础了，它内部所具有的一切矛盾又重新复活并加深了。中国的工农因为想破坏它，又因为追求人类的尊崇，现在正付出可怕的代价。在监狱及刑场上飘着国民党的旗帜。资产阶级曾在这只旗帜底下走上政权。群众也曾在它底下蜂起，并在它底下莫名其妙的被打倒。在整个革命中，这同一旗帜曾经捆在共产国际的旗杆上，也曾经捆在那枝拿来打击中国共产党人的旗杆上。

[1] 1926年4月16日纽约《工人日报》。
[2] Katsuji Fuse :《苏联之远东政策》第322－6页。
[3] 前揭书第327页。
[4] 前揭书第329页。
[5] 1927年5月8日《民众论坛》。
[6] 1927年6月8日《国际通讯》。
[7] 托洛茨基着《问题集》第123－4页。
[8] 1927年6月10日《民众论坛》。
[9] 参阅1927年6月19日《民众论坛》上〈河南决战之详细故事〉一文。
[10] 史特朗：《中国民众》第62页；罗易着《中国之革命与反革命》（1930年柏林出版）第36页。
[11] 史特朗：《中国民众》第62页以下；菲些耳着《苏维埃之世界政策》卷二，第669页。
[12] 1927年6月1日《民众论坛》。
[13] 1927年6月13日同上。
[14] 罗易《革命与反革命》第363－4页。
[15] 1927年6月23日广州Chinese New Service。
[16] 〈冯玉祥1927年6月21日给汉口通电〉，见6月末新闻报。
[㈠] 这是华西利．布鲁齐在中国使用的名字。他后来当了苏联远东红军总司令。
[17] 史特朗着《中国民众》第72页。
[18] 汤良里：《秘史》第283－4页。
[19] 前揭书第285页。
[20] 1927年6月29日《民众论坛》。
[21] 同上。
[㈡] 在5中全会里，斯大林问道：「我们能够说，俄国1917年3月至6月的局势和中国目前的局势相同么？不，不能，这种说法是说不通的，不仅因为俄国当时是处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而中国现在则碰到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而且还因为俄国临时政府当时是一个反革命的政府，而目前的汉口政府则照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意义看来，是一个革命政府……工人苏维埃的历史告诉我们，这种苏维埃只有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直接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的有利的情形中，才能存在和发展。1905年列宁格勒和莫斯科的工人苏维埃不正是因这个理由而归于失败，正如1918年德国的工人苏维埃因为情形不利而失败一样么？假使当时在俄国有一个如中国目前的国民党左派一样广大的组织，1905年在俄国就会可能没有苏维埃……因此中国的国民党左派在目前中国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中所尽的作用，大约和苏维埃在1905年所尽作用相同」。——1927年6月30日，《共产国际》报，斯大林著：〈中国革命与共产国际的任务〉。
[22] 汪精卫：〈党必须领导民众运动〉，见1927年7月8日《民众论坛》。
[23] 同上。
[24] 〈江西特派员报告〉，见1927年7月13、14、15日《民众论坛》。
[25] 孙科：〈革命与民众〉，见1927年7月14日汉口《中央日报》。
[26] N. Lenzner〈中国问题〉见1927年6月29日《国际通讯》。
[27] 瞿秋白：《中国革命》第114页。
[28] 前揭书。
[29] 1927年6月15日《民众论坛》。
[30] 参阅1927年7月9日《民众论坛》。
[31] 瞿秋白：《中国革命》第115页。
[32] 〈八七告党员书〉；瞿秋白：《中国革命》第115页以下。
[33] 1927年6月23日《民众论坛》。
[34] 参阅：Sz Toh-li〈第四次全国总工会代表大会〉，见1927年7月15日汉口《泛太平洋工人报》。
[35] 〈罗佐夫斯基演辞〉，见1927年7月1日《泛太洋工人报》。
[36] 〈第四次劳动大会宣言〉，见1927年6月29日《民众论坛》。
[37] 1927年6月22日：《民众论坛》。
[38] 史特朗着《中国民众》第88页。
[39] 1927年6月30日《民众论坛》。
[40] 同上。
[41] 1927年7月1日同上。
[42] 1927年7月18日同上。
[43] 1927年7月18日同上。
[44] 陈独秀：〈告党员书〉。
[45] 汤良里：《秘史》第280页。
[46] 瞿秋白：《中国革命》第118页。
[48] 8 布哈林：〈中国革命之地位〉，见1927年7月6日《国际通讯》。
[49] 布哈林：〈中国革命战争之急剧转变〉，见1927年7月14日《国际通讯》。
[50] 〈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革命现局的决议〉，见1927年7月28日《国际通讯》。
[51] 〈中国共产党宣言〉，见1927年8月4日《国际通讯》。
[52] 1927年7月20日、26日《民众论坛》。
[53] 陈独秀：〈告党员书〉。
[54] 1927年7月28日《民众论坛》。
[55] 1927年7月22、23、24日同报。
[56] 1927年7月29日同报。
[57] 汤良里：《秘史》第291页。
[58] 1927年7月6日《中央日报》。
[59] 1927年7月14日《民众论坛》。
[60] 1927年7月18日：《民众论坛》；Woo着《国民党与中国革命之未来》第270—3页也有宋庆龄宣言的原文。
[㈢] 只有剧烈的个人竞争尚残存着。蒋介石暂时下野，让宁汉合作得以实现。汪精卫经过5年倒蒋，毫无结果，遂于1932年1月终于步孙科及其它「左派」的后尘，变成蒋的嬖臣。陈友仁经过数度出山的企图，均归失败，遂隐没无闻。邓演达于1930年回国，组织所谓「第三党」，反对国共两党，他后来在上海法租界被捕，移交蒋介石，被蒋枪毙。宋庆龄是「国民党左派」中始终效忠于共国际的最后残余份子。差不多10年来就频频叱责蒋介石和国民党为民众的屠夫，但后来她又被共产国际引回到蒋介石怀抱中，现在她又因为1937年「民族统一战线」的复兴，热烈的拥护蒋，和「寄生于目前奴隶禁止的寄生虫」讲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