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伊罗生 伊罗生：卷进中国革命漩涡的美国记者 兰德的伊罗生传记最早知道美国记者伊罗生的名字，是因为他和鲁迅的关系。从《鲁迅全集》中知道，当年他曾在鲁迅指导下编选、翻译过一本中国现代小说集《草鞋脚》。后来在撰写刘尊棋的传记时，我才第一次较为清楚地了解到伊罗生在中国的大致活动情况，了解到他曾在上海创办了一本英文刊物《中国论坛》，专门发表左翼作家的作品和中共地下党提供的文章。当时在北平被捕入狱的薄一波、刘澜涛、刘尊棋等人，便是从《中国论坛》上得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的消息的。狱中支部决定，由刘尊棋执笔写英文信给伊罗生并转民权保障同盟，揭露狱中的恶劣条件。刘尊棋的信得到宋庆龄、杨杏佛的重视，杨杏佛特地到北平草岚子监狱实地考察，见到了刘尊棋等人。 从刘尊棋那里，我了解到伊罗生后来因为被视为与“托派”关系密切的人，转而受到当时上海地下党的冷落和批评。伊罗生随即离开上海，经北京到欧洲返回美国。虽然二战期间伊罗生作为记者，曾再度到重庆采访，但他未能获准访问延安。 在中国，很长时间里伊罗生这个名字是个禁区。当年萧伯纳访问上海时，宋庆龄在寓所宴请，出席作陪的有鲁迅、蔡元培、史沫特莱、林语堂、伊罗生，他们七人在寓所阳台上留下一张历史性合影。可是，在“文革”前和“文革”期间发表这张照片时，经过技术处理后，照片上只留下五个人，林语堂和伊罗生都没有了踪影。“文革”结束后，由宋庆龄出面安排，伊罗生才重新得到访华邀请。 1995年，美国作家彼得·兰德（Peter Rand）出版了长篇传记《走进中国革命——美国记者的冒险与磨难》一书，其中一章《走在异域的先知》，专门描写伊罗生在中国的活动。其中对伊罗生创办《中国论坛》的过程、他与中共地下党、与刘仁静和托洛茨基的关系，均有颇为详细的叙述。 伊罗生出生于美国曼哈顿西区的上流社会家庭，是立陶宛犹太人后裔、富裕的房地产大王的儿子。兰德写道，1929年伊罗生十九岁时进入哥伦比亚新闻学院，在大学里他系统研究了帝国主义在二十世纪中国的情况。大学一毕业，伊罗生就来到中国。到了上海，他立即被《大美晚报》(ShanghaiPost)聘为记者。当他不满意这个工作时，他又到《大陆报》(ChinaPress)，为毕业于哥伦比亚新闻学院的董显光工作。董显光后来在重庆曾担任蒋介石的宣传部副部长。该报属于国民党，董显光完全听命于蒋介石。在此期间，伊罗生结识了中共地下党员陈翰笙、支持共产党的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等。正当伊罗生准备终止与《大陆报》的关系时，史沫特莱介绍他结识了来自南非的弗兰克·格拉斯(Frank Glass），中文名字叫李福仁。 格拉斯是南非共产党的一位创始人，但后来对党内的斯大林分子不满，随即他因同情托洛茨基而被南非共产党清除出党。他后来到了中国。到上海后，他和史沫特莱成了朋友。伊罗生认识格拉斯后，便与之结伴乘船沿长江上行，一直抵达重庆、成都等地。他要深入到中国内地实地考察中国的社会。实际上，这次长江之行对伊罗生来说，是从格拉斯那里接收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的过程。同时，格拉斯的思想倾向、性格特点，也开始影响伊罗生。格拉斯教导伊罗生要怀疑一切，永远不要盲目地追随任何类型的教条。 创办《中国论坛》杂志创办《中国论坛》，是年轻的伊罗生走进中国革命的具体行动。 据兰德所写，《中国论坛》的经费由在上海的中共组织提供，伊罗生的薪水也拿出一部分作为补贴。他此时也找到一个新工作，担任法国新闻社HAVAS在上海的翻译。因为共产党在上海处于地下活动状态，《中国论坛》要想公开发行，就不能公开反映布尔什维克—斯大林主义的观点，这样，伊罗生基本上也就有了选择他所认为的重要内容的自由。没有人强迫他照搬党的原则，那样就无法展开工作，不然的话，一旦有人指挥伊罗生要写什么，伊罗生就会受到怀疑。对他这位既要投身革命又希望保持一定独立性的人来说，这种方式实在是很好的方式，是最理想的一种状态。 伊罗生在1932年1月3日张贴出《中国论坛》的创刊启事：“《中国论坛》首先不是任何政党或团体的喉舌。但是，它将成为中国发表受到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国民党的报纸的压制，或者视而不见，或者将之歪曲的消息和观点的媒体。”他接着表示，在《中国论坛》上，中国青年学生运动的消息，在江西、湖北和其他中国内陆省份的苏维埃地区的消息，白色恐怖的消息和工人的来信，都将占据一席之地。这样做无疑颇为大胆。伊罗生擅长于用嘲讽风格的文章将社会事件生动地描述出来。在此期间，他聘请陈翰笙主持一个名为“观察家”的政论专栏。伊罗生还借助匿名的地下共产党人或共产党同情者们提供消息线索。他拿出一些篇幅发表短篇小说，其中一些是1931年1月在龙华遇难的五位作家的作品。在第一期刊物上，伊罗生发表了五位遇难者的照片：冯铿、胡也频、柔石、殷夫以及在这之前被处决的作家李伟森。“观察家”专栏，小说——其中包括丁玲、茅盾、鲁迅的新作，以及伊罗生自己的文章，这一切，使《中国论坛》不仅仅是一种宣传品，而更是一种富有活力的、有专业水准的刊物。 《中国论坛》上的文章，大部分内容是关于中国监狱的状况、政治犯、非法审判、大屠杀和流放，为他提供消息来源的是中共地下党员。他们在僻静小巷或街上某个角落与他见面，递给他消息。伊罗生从不知道这些人是谁。他与党的地下组织不直接打交道，他甚至不清楚和他一起住在公寓里的年轻中国助手的真实姓名，也不知道共同执笔“观察家”专栏的陈翰笙是一名共产国际的成员。他的通讯员与他联系，是通过在上海的共产国际代表的系统，这些西方人的真实姓名对伊罗生也是保密的。 中共虽然资助《中国论坛》，但并不资助伊罗生，他靠给法新社做翻译来维持生活，这使他保持了一种独立性。他多少是按照自己的意愿来编辑《中国论坛》的，只不过作为一名共产党的同情者，他自然而然地关注着对中共重要的事件，同时也包括对孙夫人、史沫特莱、格拉斯重要的事件。所有这些人通过会面、聚餐、正常的社会接触继续对他产生影响。 1932年5月，是蒋介石发动的上海“清党”五周年，伊罗生出版了一份专号，以“国民党反动派的五年”为题发表了三篇文章。在这期专号上，伊罗生用二十四页篇幅，包括一些照片，从不同方面详细描述蒋介石的恐怖政策，以及对中国产生的影响。在1927年至1932年间的一连串白色恐怖浪潮中，数十万男女，包括共产党和共产党嫌疑分子，被有组织地杀害。一位《中国论坛》的记者写道：“几乎每个人都被看成赤色分子”，常常不加区别地予以杀害。1930年在四川，军队悬赏每杀死一个共产党人可得到五十元。警察和士兵急于领取奖赏，对受怀疑者的政治身份不加核实，仅仅因为他们看上去“像共产党人”，就将他们杀害。城市的街道上常常流着鲜血。士兵在城乡四处的肆意屠杀，在1927年和1928年年初达到了顶点。 这期专号还详细报道了曾经是革命的国民党，如今在中国农民和工人身上施加的种种压迫。文章详尽评述南京政权的政治特征，它与上海黑社会、银行家以及列强之间的关系，揭示这些势力如何加强对国民党的影响。伊罗生结束这篇文章时，提到了国民党试图铲除苏维埃政权的失败，如今，一个尽管不起眼的事物却对南京的统治构成一种特殊的危害。 伊罗生清楚地知道他在做什么。在他发表揭露国民党的文章的前一个月，刑事侦探人员曾找过他。他写信告诉他的妻子维奥拉说，他开始感到有一把斧头在挥舞。 然而，《中国论坛》的最终停刊，却是因为与中共地下党之间发生了矛盾。 在1932、1933年，伊罗生还没有完全站在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托派一边。但是，当地共产党人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斯大林的关系，深深困扰着他。他天性怀疑权威，在接受教育和实习期间，也培养出以怀疑来面对权威的能力。伊罗生不喜欢当地的共产党人俯首听命于斯大林，而斯大林又显然是错误地处理着中国革命的事务。他拒绝在《中国论坛》上拿出篇幅向斯大林顶礼膜拜。即便不是讨厌，他也是有限度地尊重斯大林。在当时，中国共产党由王明和博古领导。这些斯大林分子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开始实行打击。他们注意到伊罗生在他的刊物上排斥斯大林。在1933年秋天十月革命十六周年的纪念日，因为伊罗生未提到斯大林而使事态恶化。争取伊罗生的失败，完全激怒了中共地下组织。 《论坛》停刊的原因之一，还在于中共地下组织完全停止提供经费。伊罗生在上海的出路被堵死之后，他把仍在出版的《中国论坛》移交给格拉斯，显然这进一步激怒了过去的斯大林分子朋友，他们本指望他将这个刊物移交给他们。随后，伊罗生和妻子维奥拉动身前往北平。 开始研究江西苏区兰德在《走在异域的先知》一开头就这样写道：“当伊罗生和来自南非的一位英国人弗兰克·格拉斯一起出发沿长江而上时，他根本没有预想到，很快他便会发现斯大林实际上是扼杀中国大革命的主要人物。”伊罗生从上海到北平后，便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工作。 在北平，伊罗生准备专注于江西苏区的研究。1934年秋天，在和妻子维奥拉完成中国小说集《草鞋脚》的编选工作之后，他就开始研究这一课题。 当他和维奥拉动手整理这些江西资料时，发现需要一名翻译。他的老朋友和启蒙者格拉斯向他推荐了刘仁静。 在描写刘仁静的时候，兰德在书中这样叙述了在苏联的中国托派情况以及部分托派回国后的情况： 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托派最初在莫斯科的KUTV大学的学生中间形成。这所共产党大学，专为东方工人开办，是主要为亚洲革命培养干部的政治院校。这些托派还控制着1925年在莫斯科专为中国学生创建的中山大学。1927年，中山大学校长卡尔·拉迪克在关于中国革命及其失败的问题上公开站在托洛茨基分子的立场上。这是斯大林难以忍受的。他罢免了拉迪克，让米夫取而代之。米夫随后来到中国，让他的学生王明担任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不过，托洛茨基的讲话和论文，那些日子仍在莫斯科流传。一部分中国学生得到这些，并暗地赞同托洛茨基对中国事务的看法，这是日益激化的残酷斗争的主要原因之一，这场斗争一直到托洛茨基被驱逐为止。中国托派分子中的一小部分人，没有被斯大林的追随者察觉，他们带着体现托洛茨基立场的文章资料回到中国。其中一位是刘仁静，1921年他曾出席过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会议，1929年经欧洲回到中国，并在伊斯坦布尔附近的普瑞克普(Prinkipo)岛拜访了托洛茨基，这是托洛茨基离开俄国漫长流亡行程的第一站。刘回到中国时带着记录和其他一些共产国际的秘密文件，它们记录着一系列会议上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的面对面的激烈交锋。斯大林一直将之视为暴露其中国政策的前后矛盾和失败的记录，从不允许带出克里姆林宫的中央委员会会场之外。可是，除了那些属于托洛茨基本人的材料之外，他作为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成员，有权保存斯大林和其他人的演讲速记和政策阐述。随后，托洛茨基交给刘的许多记录可以充分证明斯大林的失策，这在别处是无法找到的。 兰德说，原中共总书记陈独秀对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因1927年中国革命及相关事宜发生的斗争内幕，几乎完全茫然不知。当他看到这些记录斯大林—托洛茨基争论的材料时，第一次发现自己是如何和为何被斯大林所出卖。他发现，他一直被斯大林指责的见解，恰恰是斯大林本人当时持有的，这对陈无疑是个惊人的发现。他看到斯大林如何让他成为斯大林自己政策失败的替罪羊。陈于是立即转向了托洛茨基主义。1929年，他被中国共产党开除。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托派分子也随即被清除出来。斯大林对陈转向托洛茨基主义，并得到上海地下党不少反对派的支持，感到震惊。斯大林立即在仍然留在莫斯科的中国学生中进行清洗。到1929年底，托洛茨基分子数量几乎占中国学生的一半。斯大林逮捕他们，关闭中山大学，将托派分子流放到西伯利亚劳改营。据报告称，他们受到的待遇比那些苏维埃的反对派还要恶劣。几乎只有少数人想办法回到了中国。幸运的是这些人没被察觉，回到中国后，随即参加了由陈独秀领导的被共产党开除而分离出来的托派运动。 兰德在书中说，尽管伊罗生反对斯大林，但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在编辑《中国论坛》的两年时间里他受到过中国托派分子的影响，因为当时他们要么关在监狱，要么支离破碎，影响甚微。伊罗生和格拉斯也都不十分了解斯大林—托洛茨基围绕中国而发生的争论，直到从莫斯科正式渠道的消息得知，陈独秀这个过去幻影般的人物1932年重新出面，成为中国地下的托派反对派领袖。中国共产党提供了一份措辞严厉的对陈的谴责，但伊罗生拒绝在《论坛》上发表。 可以说，伊罗生在北京与刘仁静的合作，是伊罗生在中国生活中最为重要的部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意想不到的真相显露，令伊罗生时常处在惊奇之中。 刘仁静在上海便与伊罗生认识。他的英语流利，对斯大林—托洛茨基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也了如指掌，并且有大量资料充实他的见解。当伊罗生夫妇在北平安顿下来之后，刘带着夫人、两个孩子和所有托洛茨基交给他的材料，搬到他们在大羊宜宾胡同一号的四合院。在翻译江西资料的过程中，伊罗生和刘仁静在北平地下组织帮助下日夜工作。这是充满着危险也令人痛苦的工作。具有重要价值的绝大部分资料，由化名的共产党人送到四合院来。据维奥拉回忆，其中有一位“王小姐”，她带来了1927年大革命以来没有人见过的一套完整的中国共产党的资料。它们一直埋在1927年被埋葬的那些牺牲者的坟墓旁边。后来由刘仁静在北平一带的托派同志挖了出来。 刘和伊罗生一页一页翻阅整套文件。刘逐页向伊罗生叙述该页内容。当确定感兴趣的目录后，他便翻译出来，由伊罗生打成英文。用这一工作方式最终完成了一千多页打字纸的资料。就这样，在刘仁静的帮助下，伊罗生回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历史及其与国民党的关系。他获得大量所需要的材料以揭示斯大林在一系列事件中的作用，补充着他已有的江西材料和斯大林—托洛茨基的材料。 1935年3月,刘仁静和夫人、孩子在北平火车站被捕，当时他们正准备乘车去南方。在例行的行李检查中，警察发现中国共产党的小册子，这是刘仁静粗心大意放在行李里的。经过北平协和医学院的一位美方负责人艾达·普鲁伊特（IdaPruitt）的疏通，刘的夫人和孩子很快被释放，而刘的命运一直是个谜，直到好多年后伊罗生才得知，在日本侵占南京前夜蒋介石政府迁往武汉时，刘仁静和其他在南京的在押犯才一起从南京监狱中被释放出来。 刘仁静全家的被捕使伊罗生受到沉重打击。他同时感觉到，研究这样一些具有爆炸性内容的违禁材料，处境非常危险。他和维奥拉决定，该是离开中国回到美国的时候了。1935年6月，他们带着十箱档案材料和已完成的部分手稿，在上海乘坐邮轮前往马赛，从那里开始了他们的欧洲之行。在巴黎，伊罗生访问了法国的共产国际代表艾伯特·特雷特（AlbertTreint），拜访了一些托派分子，并用一些时间在国家图书馆研究中国大革命。 寻找“失踪”的斯大林演讲记录伊罗生所做的最艰苦的努力，是寻找斯大林1927年4月5日发表的一次关于中国大革命的演讲记录。 在法国国家图书馆，伊罗生的重要目的是研究以往共产国际的国际新闻简报《国际新闻通讯》（Inpercorr），以便能够从外国的报道中，找到一些材料来证实他对中国资料所作出的事件归纳。立即引起他注意的是，这套简报中缺少的一期，正好出版于上海大屠杀之时。其中有斯大林1927年4月5日在克里姆林宫大厅里的演讲摘要，当时他反驳托洛茨基对他支持蒋介石的批评。这一演讲是在三千名党的干部大会上发表的。演讲中有这样一段话： “蒋介石正在服从命令。国民党是一个联合体，类似于一个革命议会，包括了右派、左派和共产党人。为什么要采取突然袭击的做法？为什么要在我们占大多数和右派听我们的话的时候赶走右派呢？……当右派对我们没有用处时，我们会把它抛弃。目前，我们需要右派。右派中有可用之人，他们正指挥着军队，率领军队反对帝国主义。蒋介石也许不同情革命，但他领导着军队，而且除了率领这支军队反对帝国主义之外，他还不会干别的。另外，右派人士和张作霖的将军们有各种联系，非常了解如何挫败他们的锐气，不必施以猛烈打击，就可以迫使他们完全站到革命这边来。这些右派还和富商们有联系，可以从富商那里筹集资金。于是，当这些右派被利用完了之后，就将他们像一个柠檬一样挤碎，然后扔掉。”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转向，在上海镇压工人，随后发动他反对中国共产党人的白色恐怖，并把所有苏联顾问赶出中国。兰德说，这样一来，斯大林的这段话便成为人们责怪斯大林的一个明显证据。谁最终被“像一个柠檬一样挤碎，然后扔掉”？当然不是蒋介石。对每个听到过这个演讲的人来说，斯大林对局势的判断显然是错误的。斯大林的演讲，发表于蒋的叛变之前一个星期，这表明他的中国政策一直大错特错。这个演讲，在斯大林的同志们看来显然令人困惑不解，甚至动摇着斯大林对苏联领导权的铁腕控制。不过，斯大林狡猾地压下了这一演讲，从未将之公开发表。5月，在共产国际第八次会议上，斯大林受到托洛茨基的一位同党乌尤维克（Vuyovitch）的挑战，他要求斯大林对其演讲作出解释。他在讲话中所作的简短说明说：“斯大林同志总是有机会修改其失误和忽略之处，然后才将其速记记录放在我们面前。”斯大林回避了这一圈套，乌尤维克是想借此迫使斯大林承认是他错误判断了蒋介石。除了乌尤维克的说明之外，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说明斯大林做过这样一个演讲，因为所有速记记录都不再存在。托洛茨基在同一次会议上指出：“几天之后被挤碎的柠檬掌了权和控制了军队……作为中央委员会的一个委员，我有权得到这一演讲的记录件，但是我的痛苦和努力落了空。”遗失的这段讲话是促使伊罗生反对斯大林的一份重要证据。他认为在与托洛茨基争权斗争过程中，斯大林一直在巧施伎俩毁掉了中国的大革命。伊罗生知道《国际新闻通讯》发表过这一演讲，他决心亲自找到它，因为这是直接出自斯大林之口的一份确凿证据，说明他实施着毁灭性的中国政策，而随后又掩饰其痕迹。伦敦是伊罗生的下一站。伊罗生在大英博物馆又发现，当一整套英文版的《国际新闻通讯》拿到他面前时，同一期简报也不见了。 在此期间，伊罗生夫妇曾从利物浦乘船前往挪威去看望托洛茨基。维奥拉后来回忆说，这次访问，伊罗生和托洛茨基结下了深厚友谊，并延续了很多年。 回到美国和重访中国伊罗生和妻子后来回到美国，到纽约曼哈顿东区南部的公寓里住下来。他们卧室的墙上，悬挂着《中国论坛》专号上用过的那幅中国军官和成堆白骨在一起的令人恐惧的炭笔画。 伊罗生又受聘担任法新社的翻译。每天早上五点他到法新社的办公室上班，一直工作到中午。这使得白天有剩余时间来写他的著作。 伊罗生找到了全套《国际新闻通讯》，但还是没有发表斯大林1927年4月5日的演讲的那一期。他继续执著地寻找。一天，在纽约公共图书馆，他终于找到了一些线索。这篇文章已经被剪走，“这让伊罗生后脑勺的头发竖了起来”，维奥拉许多年后回忆说。很显然，这是根据斯大林本人的命令，由在纽约的某些党的积极分子剪走的。这再明白不过地证明是斯大林的绝对无情和对全党的统一命令，才使世界上任何一处公共档案中，都找不到被删去的文章，至少据伊罗生所说是如此。 伊罗生终于从马克斯·沙克曼（Max Schachtman）那里找到了这份被清除的资料。沙克曼是一位在纽约的托派领导人、职业革命家，也是伊罗生的朋友。沙克曼保存有大量文件。他藏有随《工人日报》发行的每期《国际新闻通讯》，斯大林的演讲记录终于找到了。伊罗生随后完成了《中国革命的悲剧》一书，并把斯大林的这段话引用了进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宋庆龄曾建议邀请伊罗生夫妇访华，但当时未能如愿。 伊罗生在鲁迅和茅盾帮助下编选、翻译的《草鞋脚》，终于在1974年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出版。此时伊罗生在该校担任政治学教授，他当即给茅盾寄出一本《草鞋脚》，但书被退回，标明：地址不详。伊罗生失望了。正在发生“文革”的中国，离他那么遥远而陌生。他整理出鲁迅、茅盾给他的信，追忆当年的难忘岁月。他不能让这些信埋没在自己手中，但又不能与中国大陆取得联系，便将它们捐给了美国一家图书馆。 1980年一个夏日的黄昏，两位中国朋友来到伊罗生家中，给他带来两本中国出版的《新华月报》，上面刊载有他捐给美国图书馆的鲁迅的信。这给他一个信息：他有可能在有生之年重访中国。他当即给宋庆龄去信，说他将于10月访问日本，询问有无可能邀请他们夫妇访问中国。 就在动身去日本的前几天，伊罗生接到了来自中国的电话。中国作家协会通知他，邀请他们夫妇作为作协的客人访问中国，并说，如果接受邀请的话，可回电告知，中方将办理好签证，放在中国驻日本使馆，伊罗生可在那里领取。 伊罗生夫妇如愿以偿。1980年10月13日，他们由东京抵达北京，15日与宋庆龄重逢，同一天，还见到了丁玲。第二天，他们拜访茅盾，17日与刘尊棋重逢。回国后，伊罗生撰写了此次重访中国的著作《重访中国》，记叙了整个接受邀请和访问的过程，该书1985年在香港出版。 伊罗生现已去世。 《百年潮》1999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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