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伊罗生 流氓帮会与工人阶级 （1932年5月） 译者按：本文节译自《中国论坛报》（China Forum）1932年5月的增刊，主要是论述1927～1932年间，上海的流氓帮会组织在政治上的发展演变过程及其与工人阶级的关系。著者伊罗生（Harold Robert Isaacs）作为该报的主笔，根据当时来自各方的资料，综合编写而成这份历史记载。该文可供研究中国工人运动史和中国现代史读者的参考。文中的注释均是译者所注。
国民党用以保持和巩固其反动统治权力的主要工具之一，就是罪恶昭彰的上海流氓帮会及其在全国其他各大城市的分支组织。若要了解上海流氓帮会的特征，那就有必要把路易·波拿巴（Louis Bonaparte）所利用的十二月十日党、俄国黑色百人团、以及现代芝加哥各式各样的敲诈勒索、持枪行凶罪恶集团等的特性合在一起。 上海的首要流氓帮会组织，通称“青帮”，下面究有徒众多少，情况不详，估计人数从20,000名至100,000名以上不等，很可能只有二万名左右。青帮徒众从事拐骗人口，贩卖鸦片、绑架、敲诈勒索、赌博，私运军火、强征保护费、和日常谋杀。 这些流氓帮会的普遍徒众、包括赤贫无产阶级的社会渣滓，法租界、公共租界和华界的大多数包探、巡捕、警察，当地警备司令部的军官，公安局的警官，小政客和小职员，各工厂的大多数工头和包工头，国民党的劳工领袖，以及许多小商贩。这些帮会的底层徒众连续地开展所有上述有利可图的罪恶勾当。因为这些帮会在政治上也受到反动统治的头目的利用，它们也吸收银行家、富商、高级政客和国民党官员入帮。蒋介石本人就是青帮的把兄弟。 这些帮会组织，连同遍布各地的分支组织（正象汉口的“洪帮”一样），有三个占统领地位的首脑，即杜月笙、黄金荣和张啸林。正如各中文报刊经常称呼他们的，三个大亨是以封建家长统治的形式按照“辈分”高低的层次组成的会社的巨头和霸王。他们也是法租界的最高统治者，他们的一切活动都集中在法租界。事实上，法国当局从流氓帮会的活动中取得巨大的财富，并且作为报答把管理权移交给它们。杜月笙正是法租界公董局的一个领导成员。 直到大约一年前，这三个大亨把上海划分为各自的势力范围，并且或多或少相安无事地开展活动。但是在鸦片贸易分赃上开始发生内部斗争，结果在压倒黄金荣的情况下，加强了杜月笙的权势。杜月笙从搏斗中以实际上的上海无冕帝王的姿态出现。 在1927年以前，上海流氓帮会一般把它们的活动限于贩卖鸦片和奴隶，与当时的最高封建霸主，即旧军阀孙传芳相互勾结，共同开展罪恶活动。直到1927年4月反动统治开始镇压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流氓帮会才以头等政治工具出现。 尽管国民革命军离上海还很远，上海工人举行武装起义，并把孙传芳的军队赶出上海。1927年3月22日，桂系将领白崇禧抵达上海，当时控制市政的工人们多半不知道幕后究竟在策划什么阴谋，并且仍然沉浸在“国民革命军”终于到来解放他们和蒋介石是他们的领袖的幻想中，因此他们大多数放下武器，并把市政移交给“合法的国民革命军当局”。[1] 两天以后，即紧接在英美军舰炮击南京事件以后，蒋介石来到南京，他与当地银行家们举行会谈。由于那里实现恢复友好关系的结果，镇压革命工人的恐怖统治便立即实施了。那些未曾交出武器的工人立即遭到追捕和屠杀——不过实施追捕和屠杀的不是蒋介石的士兵，这些士兵满以为他们是在支持，而不是反对广大群众。该项任务也不能交给外国士兵去执行，因为1925年五卅运动的回响仍然很强烈，不容忽视。所以屠杀革命工人的任务就被交给流氓帮会，资产阶级发现流氓帮会是一个随时可供使用的现成工具。 带领行刑队的是当时头号帮会暴徒张啸林和当时由蒋介石任命的上海淞沪戒严司令杨虎（现任南京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当时与这些白色恐怖头目往来频繁的，有一个名叫陈铨的人，当时是张啸林的秘书，现在是杜月笙的私人秘书， 与上海外国租界巡捕房密切配合，流氓帮会在本市的所有各地区搜捕和屠杀了成千革命工人和知识分子。据估计，那次恐怖主义浪潮至少曾使男女青年4000名丧命。值得注意的是，当8月间蒋介石暂时离职下野以及若干领袖不得不隐匿之际，陈铨竟然成为暨南大学的宗教学教授！直到本年日军入侵上海为止，他始终担任该项职位，并兼任杜月笙的私人秘书。 从1927年以来，流氓帮会日益成为国民党的一根重要的打击革命的棍棒，主要用以压制工人群众运动，使用恐吓和控制所有所谓劳工团体的办法来破坏罢工行动。随着革命工会的遭受破坏和“品行端正”的工会的建立，流氓帮会掌握十足的领导权，始终行使领导者的职责。 由于1927年发现流氓帮会大有用处，国民党领袖和阶级支持者们便加强那促使他们与帮会头目胶合起来的联系。杜月笙从容地以这出戏的真正监督的姿态出现，他扩大他的活动范围，插手银行界和政界的诈骗行动，并且成为充当国民党政权阶级基础的殖民地资产阶级的具有充分资格的成员。这样，他逐渐开始扮演双重角色，既是政府所依靠的一定阶级的一分子。又是被那个政府和阶级为切身利益而加以利用的底层社会成千上万徒众的专制魔王。 经常的新闻报道开始出现，讲到流氓帮会头目在其中作为成员或代表扮演重要角色的政治会议，或讲到蒋介石、拥蒋集团成员和帮会头目之间的私下会谈。三个大亨都担任南京政府的“名誉顾问”。杜月笙也是张学良的顾问。当去年3月张学良夫人访问上海时，她是杜月笙在华格臬路上宫殿式的筑有防御工事的住宅里的贵宾。 1953年5月，杜月笙接受南京政府委任的主要官职，充当剿共总司令部上海办事处主任。有关决定该项任命的会议的先期报道，登载在本年5月1日天津版《大公报》上。 “上海著名帮会首领杜月笙，连同法租界其他有声望人士，应邀赴南京出席会议。”
在这次“秘密”会议上发生什么事是许多中国人所熟知的，并曾在中文报刊上有所暗示。根据这些消息来源，蒋介石付给杜月笙1,000,000元，以便组织更有效的反共恐怖主义团体。同时政府在鸦片买卖上跟流氓帮会达成协议。流氓帮会从它所支配和控制的遍布江浙两省和一部分长江流域的庞大鸦片垄断集团中，获得大部分收益。南京政府试图采用所谓国家专利制来垄断和增长某种大得难以置信的利润。南京会议商定上述专利事业的官员经流氓帮会选定后由南京政府任命。控制权仍应掌握在流氓帮会手里。据说，随之发生的两个帮会头目对该项安排的争吵，终于导致去年夏季在北站企图暗杀财政部长宋子文的事件。宋子文显然曾经支持这两个帮会头目中的一个，反对另一个。 然而，在这次会议上，杜月笙不仅要权力和金钱，而且还要“面子”，并且要很多面子，即荣誉和声望。在中国这一地区，他的劣迹是众人皆知的。每个人都知道他的身份，他的收入来源和他的活动性质。在官方职务上，在社会团体和商业组织中既已大权在握，杜月笙需要“面子”，而“面子”他果然赢得了。在黄浦江对面浦东，他建造了一座高大的祠堂，并宣布在1931年6月9～10日举行落成典礼。 蒋介石指示在他控制下的整个地区的军政长官和国民党各地党部到时发出贺电。某些所谓“左派”国民党各地党部由予政治上的原因而拒绝照办——尽管从汪精卫上台以来，这些党部已由敌视而变为采取积极合作的态度。 6月9日，即杜月笙开放他的杜氏宗祠的一天，上海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城市。有成千上万流氓帮会徒众、商人和政府官员参加的游行队伍从杜月笙的华格臬路公馆集合出发，穿过闹市区浩浩荡荡地行进，所经过的街道两旁由特别巡捕维持秩序。在队伍的前列人们高举着蒋介石、张学良、上海市长张群、当时外交部长王正廷博士、法国总领事高麒麟（M．Koechlin）（最近，在多少有点神秘的情况下，他和其他三名法国高级官员在同一个星期内逝世）以及其他国民党官员和中国各地名流送来表示祝贺的横幅阔步前进。 杜月笙备有专用的汽艇，往返于上海和浦东之间，运送成千上万前往杜氏宗祠行礼致敬的客人。在这些客人中间，有南京政府所有各部部长和长官派来的干事或代表，还有上海市政府和宪兵司令部的官员。许多高级官员亲自到场，张群市长作为蒋介石委派的代表前来。杜月笙获得了一笔由各方礼物合成的财产，据中文各报刊报道，他把70,000元赏给门徒和仆役。 当时，上海各外文报刊（杜月笙是什么人，他们知道得清清楚楚），登载了有关这事的详细报道。《大美晚报》（The Evening Post）称他为“法租界的众所瞩目的杰出的居民”。《字林西报》（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把他叫做“中国的慈善家”。 同时，杜月笙浑身是劲地投入新的任务。从那时以来，镇压工人阶级的恐怖主义活动，以变本加厉的强度，继续开展下去。杜月笙添加了包探500名，他们的唯一任务就是搜索和逮捕共产党人。对年青的革命者的逮捕、拷问、监禁和屠杀，写下了中国反动统治历史上新的血腥镇压的一章。 流氓帮会分子被用以混在工人群众中间充当密探。富有战斗精神的革命者就此被侦察出来，随即遭受残杀。流氓帮会分子是国内外剥削者的直接工具，剥削者要雇用他们充当工头和包工头。每个工会、每家工厂、每个工人阶级居住区，都满布着流氓帮会的代理人，事实证明这些帮会代理人是合法的镇压机关的有力补充，在最近五年间，他们曾经帮助破坏工人运动。 在这些情况下，真正富有战斗精神的罢工运动领袖遭到逮捕，被判处长期徒刑，或者被关押，或者遭杀害，罢工斗争随即被粉碎。例如，1931年9月法商电车公司罢工领袖徐阿梅被捕案，他不是一个流氓帮会分子，而是一个有能力、有才智的劳工运动组织者。[2] 他当然遭到逮捕，并被指控为共产党员，尽管提不出控告他的确切证据，一名包探强词夺理，竟然出示一张据他说是在徐阿梅家里找到的共产党传单，徐阿梅否认曾经看到过这张传单，指责这是栽赃于他。除他自己抗辩外，没有律师，也没有任何人为他辩护，经过持续十分钟的审讯后，徐阿梅被判处苦役十年，剥夺公权十二年（不管中国有没有公权）。 流氓帮会分子对工人队伍的渗透，曾经对许多地区的普通工人本身，产生道德败坏的影响。一位不署名的工人记者写道（《中国论坛报》，1932年1月20日）： “假如他们（流氓帮会分子）仅仅站在工人们的对面，残酷地压迫工人，那不会怎样增加我们的困难。我们会懂得他们将始终是资本家的帮凶。如果我们要与资本主义斗争，我们必须同它的仆从们展开肉博战。
国民党所控制的工会完全掌握在流氓帮会分子的手里，他们作为高级职员能够在劳工争端中不受一般工人群众的控制而采取行动。这些劳工“领袖”经常住在舒适的房子里，每月房租超过一个工人每年所能挣到的工资。我们最困难的任务是青帮、洪帮的势力已经渗透到工人队伍中间，致使他们道德败坏。在我们的工厂里，一切有权势的工人都是流氓帮会分子。之所以如此，那是因为如果他们加入帮会，他们便肯定有工作做，流氓帮会分子是不怕失业的。 他们根本没有合情合理的原则，根本没有未来的目标。他们的组织集中在一个人的周围。一个意志坚强的头目加上三十至五十个弟兄，便能在他的领域内开展活动。他们谁也不怕，除统治阶级、资本家以外。 我似乎觉得，假如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能够促使他们在广大工人群众内部的渗透工作做得象流氓帮会分子那样地有效。我们的胜利就将更快到来。” 他们从工人们的工资中，从给一个工人分派的工作中，从工头和包工头的榨取中，从感激的厂主拨付的直接津贴中，从出售给工人的鸦片中，从购买他们的子女充当奴隶的成交中得到回扣。在中国人的宴会上经常会听到一个脸庞圆胖、手指粗大的资本家的谈论，“是啊，讲到帮会弟兄，确有许多坏事可说的，但是他们曾经适合一种有益的目的——控制工人。” 去年下半年，上海的具有阶级觉悟的工人们对所属工会发动若干次态度强硬的攻击，因为各该工会在罢工斗争中极不称职地背叛了工人们的利益。 1931年12月初商务印书馆的一次有组织的怠工运动由于工会与资方密切合作而惨遭失败。结果发生了12月26日一帮工人袭击工会会所的事件，他们要求给与自行管理工会的权利（《中国论坛报》，1932年1月13日）。12月初旬，制帽业工会和西药业工会的一般会员群众曾采取同样的行动。事实证明其中没有一次行动是成功的，所有工人们为谋求自身的利益以他们自己选出的领导组成工会的一切尝试，都遭到国民党当局和流氓帮会的破坏。 除派遣间谍和坐探打进工人阶级的行列，并控制劳动力市场和工会外，流氓帮会的大头目还亲自参加压制群众的机构，充当劳工争端和罢工的“仲裁者”。在该项任务中，杜月笙本人作为政府首脑和国民党在击溃斗争性行动上的代理人，显得非常出色。 他们出面“调解”的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本年（1932年）1日招商局轮船公司海员的大规模罢工。1月7日，有海员1,000余名实行罢工，使13艘轮船陷于瘫痪。他们要求：一、同意发放与其他政府机关职员和本公司职员相同的年终两个月花红；二、承认海员工会；三、享受与本公司职员相等的待遇；四、不得无故开除海员；五、永久规定每年发放年终两个月的花红。 海员们指控政府的贪污腐败乃是拖欠工资和剥夺他们的应得权利的原团。1月9日，青帮头目杜月笙、李致五作为仲裁者插手罢工事件。他们哄骗海员们同意让一艘轮船，只要一艘轮船开行。当夜，“江裕”轮启航，为剿共而运载第四师前往汉口！1月11日，杜月笙和李致五告诉罢工的海员们说，他们所提出的前三项要求将获得准许，而后两项要求正在周密考虑中。第二天，海员们宣告复工。 “当时据透露，该公司从未就劳方要求表明它的态度，而且整个‘调停’的勾当就是一场笑剧。但是由于充斥着流氓帮会分子，罢工的骨干也垮了。什么也没有得到”（《中国论坛报》，1932年1月20日）
随着日军的入侵上海，大肆屠杀和破坏，将近五十万名上海工人陷于失业状态，生活无所依靠，被派遣到国民党“社会局”的工人代表团遭到外国巡捕和中国警察的殴打，被赶了出来。在强大的压力下，“社会局”组成一个“失业救济委员会”，主持“筹集救济金”小组委员会的不是别人，正是杜月笙！该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办理失业工人的登记——把那些对社会构成威胁的半文盲男女危险分子侦察出来（《中国论坛报》，1932年4月9日）。从前所谓国民党“左派”经常试图从蒋介石与上海流氓帮会的联盟中捞到好处。但是汪精卫既已和宁波拿破仑（指蒋介石——译者注）言归于好，并且断然加入反动统治的极右派，所有这种宣传当然也就结束了。 1931年晚期，汪精卫来到上海，名义上为了参加穗宁“和谈”，但实际与却是为恢复友好而与蒋介石会晤。当时他的私人庇护者和建立新联盟的中间人，就是流氓帮会“三大亨”之一黄金荣。后来当桂系诸将领为参加会谈而抵达之际，杜月笙所属的一艘汽艇出迎班轮，并把诸将领送到法租界外滩，那里有一支流氓帮会的汽车队迎接他们，并护送他们到汪精卫的住宅。 1931年11月底和12月初，汪精卫在上海召集他的“改组派”集团会议，以便推选十名中央执行委员（汪精卫有当选资格）。会议是在黄金荣所拥有的赌博、游乐场，即大世界召开的。会上，除提名委员十名外，还推选候补委员14名——其中有杜月笙的私人秘书陈铨。如今国民党“左派”闭口不谈流氓帮会。 近几个月来，流氓帮会头目越来越多地以政治领袖的身份抛头露面。本年4月，流氓帮会三大亨都被委派为在洛阳召开的所谓全国非常会议的代表。其中黄金荣走了，杜月笙留下来，并且是在反对一党统治宣言上签名的六十人之一！ 当日本侵占东北后抗日救国联合会组成时，流氓帮会头目非常活跃，并且帮助利用成千上万群众的爱国主义感情，以便分享抵制日货运动中徇私舞弊所得的不义之财。后来，在日军入侵上海期间，流氓帮会三大亨在“上海市民联合会”中行动积极，并且竭力插手非常有利可图的交易，把武器、弹药供应十九军，同时把大米、面粉售给日本人！这些都是为了抗日——战争中有钱可赚。 在上海和全中国，被压迫和被剥削的工人群众是不准组织起来的，他们举行示威，没有一次不遇到机关枪扫射，流氓帮会分子已被组成一个为非作歹、从事犯罪活动、并且受上海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利用的旨在镇压革命的工人阶级的大型秘密会社。在上海，象在美国各大城市一样，社会上和政治上的颓唐堕落，促使流氓帮会分子被抬举到最高位，他们常常使工业无产阶级处予奴役的状态。 来源：《史林》1990年第2期 [1] 译者注：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雇佣一批流氓冒充工人，突然袭击上海工人纠察队，随即借口“工人内讧”骗缴了工人纠察队的枪械，封闭由市民选举产生的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及其他革命团体。当时工人纠察队员牺牲百余人，被捕和受伤者不计其数。并非自动缴枪和移交政权。 [2] 译者注：徐阿梅于1927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上海工人第一、第二次武装起义。四一二政变后，坚持地下斗争，主持重建中共“法电”地下党支部，任书记，1930年6月曾发动法电工人举行长达56天的大罢工，并取得胜利。1931年9月6日被国民党政府逮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