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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国论坛》事给中国共产党的信

伊罗生

（1934年5月20日）


　　载于中国共产主义同盟机关报《火花》，1934年7月19日第4期，原标题为《伊罗生为〈中国论坛〉事给中国共产党的信》。

　　编者按：

　　1925-27年中国大革命失败后，史大林派运用其盲动主义与机会主义的政策，命令同志暴动，放弃城市工作，组织农民军，想单凭军事力量打平天下。在党内，绞杀了民主，不许有不同的政治意见提出，以惩罚代替讨论，凡不颂赞史大林“永远正确”的党员都不是好党员。史大林的“万能”政策在中国实行来已六七年了，其效果是怎样呢？——是将无数的精练革命干部作了无情的牺牲；是群众脱离了党；是工人运动软弱无力；是党的领导机关变了官僚场所；是党内陆续发生叛变告密的事。总之一句，是加深了中国革命的失败！
　　十年以来，国际左派反对派曾不断给这种机会主义路线与官僚党制以适时的批评，但史大林派的唯一答复是造谣诬蔑，说我们为“反革命的托洛斯基主义”等等。在伊罗生同志的这封信中，官僚是怎样把派别利益放在阶级利益之上，怎样无耻的诬蔑反对派，又一次的明显表现出来。但真正的革命者是不会屈服于官僚们的威胁之下，而轻视正确的政治路线的。伊罗生同志之由国际、国内事变之长期鞭策而走到左派反对派的路线上来，决不是偶然的事情。
　　中国史大林派因专在农村作军事投机，早已失掉了城市工人阶级的基础，很自然地变成了一个“农民党”，与农民军同其命运。现时江西等省之农民军，因无城市工人运动的影响与领导，虽然英勇苦斗，但终不脱困乏暗淡的景况，此后还有陷于更深之可能，中国史大林派的前途将随农民军的衰落而衰落呵！真正的革命者，自会走上真正革命的道路——即反对派所指示的道路。所以不管史大林派怎样造谣中伤，今后无数的革命者，将随伊罗生同志之后走到左派反对派这面来是可以想象的。
　　由伊罗生同志这封信，我们可以认识了史大林派对于中国革命的障碍作用，及其官僚主义与机会主义的不可救药。这说明了中国组织新共产党是刻不容缓的时机了。

——编者 一九三四，七，十九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两年来我与中国共产党在组织外的合作，已告终结，我所创立和编辑的《中国论坛》，也不得不停止出版了。为我们整个运动的利益计，并为我个人的利益计，我认为在这儿有叙述一下并公布《中国论坛》的历史和它停刊的情形之必要。你们拒绝我在全党员面前公开这一事实，甚至我要求在你们的机关报上而不在《论坛》上公开这事，你们也不允许。当我容忍论坛默默地消沉下去时（这其实是错误的），你们却在你们的国内、国外机关报和半机关报上进行“叛徒”和“反革命”的惯常的造谣。而同时，你们却没有勇气或忠诚说出你们曾给《中国论坛》一个哀的美顿书，并迫得它停刊，因为它的编者当时提出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是国际左派反对派目前在整个运动面前所提出来的。你们也不说明：你们为了这个缘故，不惜有计划的摧残《论坛》，而对我那屡次的要求——在直接反国民党、反帝国主义基础之上继续出版《论坛》，至于我所提出的问题，则先在我们中间私人讨论，一概置之不顾。换句话说，你们不惜故意强迫《中国论坛》停刊，虽然你们自己也承认它的丧失对于中国革命运动是一个严重的打击，它的停刊即等于两年来你们认为对革命运动极有价值的一个工具（机关报）的消失。在这儿和在我们间更大的不同意见的争论问题上一样，你们的盲从错误政策，又一次地表示你们甘心把派别的利益看得比中国革命的利益还高。

　　回述《论坛》的历史，我想我把下面的事实说出来时，你们的行动的恶意性质更表现得明显：即从头到尾，我不是以党员资格，而是以自愿的同情者的资格来做工作的，这一同情者准备把他所有的精力投到他以为他能作的工作之上——在中国编辑和出版一种机关报，借暴露帝国主义、国民党所共同加于中国民众之上的恐怖和贫困的统治，以帮助动员中国的革命力量作反国民党、反帝国主义的斗争。让我回忆这一事实：即我从来没接受过我个人时间或劳动的报酬。你们曾给《论坛》以财政上的帮助，但我所收受你们的钱没有一元不是用在报纸上的。我拒绝你们的津贴而自谋生活。你们对我的唯一的要求是诚心诚意的忠于共产主义，并共同献身于反对那可恨的、鄙劣的而压迫人的统治的斗争；但结果，因为你们在我眼前表示不诚实，表示无力量作这种斗争的领袖，你们就取消了这一要求。虽然你们给《论坛》以财政上的帮助，但从1932年1月开始创立时起，到1934年1.月停刊时止，你们对它的作用，实是无关轻重的。在这期间，我屡次在发行事务上以及出版材料上要求你们合作，但大半都得不到满意。我屡次而且迫切地要求你们供给我所需要的特别是关于职工会、罢工斗争、红军、苏区等报告，但你们从未供给过我。《论坛》所已作的和已作成的任何事情，都是一小团专心合作者（他们中之最重要的，而你们没有任何关系）和我自己的工作的结果，而且这些人所写的和发表的任何事情，几乎全靠自己得来的材料。在《论坛》存在时期所达到的每次危险中——当它开始时被上海法捕房所取缔时；当它在1932年夏天被美国和中国当局所驱逐和迫害时；当它因英国警察的压迫，使上海所有可用的印刷局都拒绝印它时；当所谓法西斯蒂蓝衣社再三威胁那部分的由我个人节衣缩食所建立起来的印刷机关时；在每次的危险中，总是我个人想办法和几个少数《论坛》职员的帮助，排除困苦艰难向前进，直发展到今年正月，这时候，道路上虽有许多可怕的障碍，但《论坛》已在发行信仰和影响上，日益滋养和生长起来。“《中国论坛》读者会”的组成是《论坛》读者自发行动的结果。后来被《论坛》本身所培养和领导，它在简短的3个月的期间，分散到5个省份中的11个城市，发展为革命运动的有巨大潜力的工具。所有这些，都是《论坛》自己的，而不是你们的成就。而由于你们的专断的和罪恶的行动，在这些成就的长足进展中，你们反摧毁了它们。因为在痛苦失望之下，我既没有也不能获得资源使自己继续前进——大半由于工作环境的困难和不能从报纸本身得到收入——所有已经成功和将要成功的一切都不得不化为灰尘！

　　大约从我开始积极工作的时候起——即从我开始以共产主义的观点报告中国事变时候起——一些问题就逐渐有力地提到我的脑中。这些问题的最初发生，由于我发现了许多巨大曲解和夸大，这些曲解和夸大是中国以及外国共产党的宣传的特色。我认为宣传是一种灵敏的、清楚的、确切的并且完全忠实的事实之报告，并有一种深刻的指示方向的解释和行动计划与之联系，以便群众革命地应付这事实。这个，我是从列宁及其布尔什维克同志的生活与工作中学得的。他们教导我们说：真理是从群众那里来的，告诉群众以谎言只能得到灾祸。我从未相反的学得用其他的工作方法来尽我的革命责任，虽然不久，我发现现在共产党的印刷品上实行将宣传和真实区别开。

　　你们的夸大和曲解的实例，对我最显著的，自然是应用在中国的那些，因为在这儿我能够用已知的事实来加以对证。我首先将这些事实写给不知道或要知道的个人。后来我觉得如果国外共产党的刊物编者能得到这些关于中国的确切事实的材料，他们将会发表出来，因此，我便同着一个朋友开始尝试一个独立的邮寄新闻工作，寄《每周公报》给全世界的报纸，供给简短、锐利和合乎事实的时事报告。这时是1931年秋天，我从那年夏天中国中部发生大水灾的区域归来之后。那时，我很不了解为什么我的工作在国外共产党报纸上得不到回音。大约3个月之后，因为缺少援助，我不得不中止了这个工作。除了几个非正式共产党的报纸以外（包括纽约出版的《反对派战斗报》在内），我们的通讯简直未得到发表。

　　不久之后，我因更深刻的研究国际事变和中国革命历史，开始觉察出：这些曲解和夸大有一贯的线索，这不但见于平常简短层断的时事报告中，而且见于代表们在共产国际执委全体会议上所作的庄严的发言中。我发现：这些背离真理的夸大是从官式的前提之下引伸出来的，这前提就是：自从1927年革命失败后，革命运动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是一直在高涨并走进夺取政权的前途。我发现：这些夸大是必需的，因为这个前提以及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所执行的政策的基本理论，都是错误的。在这儿我不能就开始来总括地叙述这一些曲解（这些曲解我曾口头上成打地对你们说过），从特殊的事变（对于1932年1月上海纱厂罢工所作的虚伪的描写，甚至于将1月改成2月，以便使人感觉工人在上海战争中有重大作用）到高度发展的一般论调，如最近在共产国际全会上所作的中国共产党已经“争取到中国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大多数”的报告。

　　我否认这一前提的真实性，——这一前提是中国共产党整个政策所引伸出来的——但我丝毫不看轻中国工人的庄严的战斗和勇敢，再接再厉的罢工，并且对可怕的优越势力斗争，以保卫他们的生存。同样的，我也并不看轻全国范围内农民所进行的英勇斗争和“红军”的反国民党战争。我只是看重冷酷的、不可争辩的事实，即这些斗争是防御的而非进攻的，而且他们是孤立的、绝望的和无组织的。除遇几个很少的例外——各地的少数罢工和“红军”的较大的例外——他们是缺少有组织的革命领导的。而且革命领导的发展，即共产党的工作，由于党的错误政策和不合事宜的策略，是以悲惨的、缓慢的步伐向前进的。

　　为否认有伟大的革命高潮的到来（即是广大的、有组织的向夺取政权进行），我列出事实来和1925-27年时期的广大群众运动的事实和统计对比，或者会更清楚的。1927年共产党领导之悲惨的错误，应当为那样伟大运动的失败负主要责任，并且因为一直到今天还没有从那些事变中得到教训，这些错误日积月累下来，更应当为今天的悲剧负责任。但是为了便于我们在这儿加以比较起见，让我们以简单的事实作例：1926年在上海有257个罢工，1932年有82个。让我们记着：在1927年3月上海工人夺取政权的前夜，有80万以上的工人、手工业者和小商人动员到街道上为远大的政治性质的要求作武装战斗。

　　1933年下半年，全国情形的对照表现出：在任何月份里，参加罢工和斗争的工人不及以的上数目的1/30，并且所有的要求几乎都是反对减少工资和关厂防御要求。而且，强固的领导的缺少常在同一工厂的各部门，或是在一部分或一部分以上的工厂中——或甚至有时缺少最原始的组织——几乎每一斗争都被引导到严重的失败，并且易于被黄色的“工人领袖”与国民党的“仲裁”所出卖。1925年，英国巡捕在上海枪杀13个学生，引起了总罢工的爆发，使全市瘫痪，并惹起了全国的如浪潮般的广大同情罢工的拥护。1932年1月，当日本帝国主义利用上海公共租界作军事行动根据地，牺牲了整千整万中国人的生命的时候，没有一个罢工曾破坏公共租界内公共的或其他事务的常态。在工厂里，没有罢工，只有大规模的关厂，对于关厂上海工人的绝对大多数也要反抗地屈服了。

　　近年来，在个别的例子中，一部分工人群众所进行的固执的、顽强的斗争，对于中国工人力量的壮大，是有帮助的。但是并不证明：革命的夺取政权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而是证明：由近7年的国民党反动统治之下，为中国革命斗争而失掉了生命和自由的数千万人的英勇牺牲者看来，对抗那共产党所常之引为他们工作困难的理由之巨大的白色恐怖，是可能的。可是大半因为这种白色恐怖未曾受到有效地反抗，所以国民党的统治虽然正在腐烂分解，却依旧能在它所统治的人民之沸腾的、难忍的仇恨之上存在着。如果成千万中国最先进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牺牲不是白费的话，那我们必须坚决地停止愚蠢的号召暴动，这时候所最需要的是刻苦的教育、组织、领导群众的民主要求的日常斗争，逐渐建立足以指挥实现暴动的力量的党，以及群众组织和群众运动。

　　关于农民暴动（包括着江西的“红军”），它虽然广布，但是孤立的和个别的，这些斗争要获得胜利的结局，还有待于强大工人阶级的领导。“红军”在他们的有限的和被围困的区域之内，凭他们的贫乏的资源已英勇地反抗国民党对他们的进攻。但是在国民党、帝国主义所统治的工人阶级中心的堡垒未动摇以前，他们的革命胜利的前途是必然暗淡的。

　　制造这样的神话，说这些军队已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因为个别的工人——无疑地是优质的和勇敢的领袖——已经离开了他们的工厂和他们的厂内同伴，被遣送到红军区域，并在红军中占据重要的位置；这对于革命是毫无帮助的。确实的，这种脱离工人阶级的环境而选拔最觉悟、最进步的工人分子送他们到苏区去的一般的方法，表示你们罪恶地颠倒了轻重，这一轻重的倒置，已经瘫痪了城市无产阶级运动。假如白色恐怖没有把起来斗争的工人领袖驱逐，共产党则已在几百次的行动中驱走他们，并且现在还在驱走他们。这一事实大大的可以帮助说明：为什么在日本军事侵略的前面，不能发动真正的群众反日运动；为什么国民党的白色恐怖能够把死的和活的被难者填满了群众的坟墓与无数的监狱中，压服了反帝国主义的运动或企图组织这一运动的努力，而便利帝国主义得寸进尺的侵略。党还没有抓住并领导起民众对于压迫者所发生的那种深刻的、痛苦的、常常说不出的仇恨，这些民众包括下层小资产阶级的大部分，他们能够被自下发生的胜利的群众压力夺取过来。这是因为党未能根据日常事变的实际，定出它的纲领和策略。

　　我在这儿不能讨论到关于中国革命运动的政策和策略等事实中所发生的多方面的问题和争论，亦不能扩大到国际方面。所必须讨论的德国悲剧之可怕的后果，以及向共产国际的领导者所提出的要求问题。这些领导者对革命失败所负的责任，在全世界无数的共产主义者与共产主义同情者的眼中，已经是露骨的清楚了。

　　我也不能探讨到从共产国际政策发生的整个的行为，特别关于苏维埃外交政策的最近发展，李维诺夫-罗斯福的条约，将会实现的可非议的苏联之加入国际联盟，将会实现的“太平洋国际研究会”与苏联的联盟，这研究会要在莫斯科开它的下一次的座谈会。这些问题和他们对于中国问题的特别的关联之点，是我不久以前与正式党和国际的观点发生争论的基本问题。

　　但是正因为我决意牺牲一切进行。《论坛》反共同敌人——国民党与帝国主义——的公开斗争，所以我日益违反我的正确判断，小心地避免将这些争执表现到报纸上。在这一点上，我太倾向于退让了。这在我们需要讨论的许多时事争论上表现出来。

　　请你们回忆一下1932年春天到夏天《论坛》为牛兰夫妇所进行的全部艰苦的斗争。在那时期，我屡次提出警告，反对过偏重于这一案件的法律问题，反对与国民党的“谈判”，以免损伤群众斗争的压力。你们口头上说了许多注意群众压力——特别是在中国——的空话，但事实上，“合法”与无用的谈判变成了援助的主要方法，一直到我最后不服命令时，你们都不许我称呼牛兰以他的光荣的、应享的名号——泛太平洋职工会秘书处的秘书！虽然我感觉到为牛兰的斗争受到你们正在执行的策略的严重障碍，但我们运用我所有的力量进行这一斗争。你们当还记得：创立当地的营救委员会的是我，扩大报纸宣传运动因而突起了显著的同情的也是我。可是在我看来，牛兰受审时被你们逼迫所采取的那种极端非政治的态度（控告他的人则是用严重政治态度），却正是他夫妇所遭受的判决命运之主要原因。

　　请你们回想一下，从1932年12月到1933年6月整个时期内的中国民权保障大同盟的组成和活动。在这团体里，我积极地活动对于这一混杂的同盟和它的工作，我以全力参加，并且我常向你们提出的那些基本的批评，我不曾公布过一次，而结果，那年6月国民党暗杀杨铨后所发生的一切事实，完全证实了我的那些批评是对的。请你们回想一下，1933年8月、9月，我在“反战大会”问题上所提出的意见，因你们的特别请求，我未曾把这些意见公布，然而使我后悔的是：我却发表了马莱及其同伴的龌龊的滥调，而未曾自由地揭露那一滑稽宴会的真正事实，那宴会使我相信：产生此种宴会的政策一点也没有促进反帝国主义战争的国际斗争。

　　有一次，——至少是我堪引以自慰的——在陈独秀被国民党判决13年监禁的时候，你们要我对他写出并且发表造谣的攻击，我消极地拒绝了。你们的要求是特别的。我不得涉及陈独秀从1927年共产党领袖变成1933年中国反对派领袖的许多问题，我只许凑成一串罪恶的名称说明为什么国民党竟而连左派反对派的领袖也监禁起来了。你们知道的，这个攻击我从未写出或发表。

　　在1933年12月我从福建归来时，你们重新特别的要求我，把我个人在福建考察所得的结果抛在一边，而为你们（却要签我的名！）写一篇毫无根据和造谣的攻击左派反对派的文字。你们当还记得：你们那时认为“托洛斯基派”是在陈铭枢、蔡廷锴的福建新政府内占据显要地位。你们把左派反对派与第三党和所谓社会民主党，搅在一起，说他们都是福建军阀的小资产阶级仆从。我到福州，并住了两礼拜，与数十个显要的人物直接接触，我了解到：左派反对派是坚强地、鲜明地反对福建政权的。现在我没有工夫讨论共产党对于短命的福建政府的关系，或在那儿所进行的“谈判”的性质。现在重要的事情是当我回来时，你们要求我写出与我的每个实际了解完全相反的污蔑别人的谣言。

　　有一件有趣味的事，可以表明你们为小组织斗争所用的方法之卑鄙：你们在福州的代表交我带一个够滑稽的报告，说：年轻的、单纯的激进主义者之最显要的一个，胡秋原，是托洛斯基派的领袖之一。事实上我曾会过胡秋原，并且与他作过几次长时间的谈话，在我离开福州时，我十分了解他的地位和他的人格。他若是托洛斯基派，那么梅兰芳也是托洛斯基派了！

　　然而，你们却实行要求我抹煞我个人对他的认识，要我在论福建的问题的文章中把他描写作托洛斯基派。一方面，你们要求我写虚伪的东西以适合你们的政策；另一方面，我深切地想要把反对派对福建统治的态度的实际情形公布出来，但是又一次地，为了保持我们友谊的残余关系，我又采取了一种中间的路线，——我两者都没有做，使全部问题在我的文章中略而不谈。

　　虽然这些问题日益沉重地压到我的身上，虽然中国与外国的事变日益紧迫地使每个诚实的革命者更加忧虑，但我仍旧是努力使《论坛》在狭隘的道路上保住着，借以集中反国民党、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使它至少可以尽一部分革命机关报的作用。但我又深刻地感到，我避免这些问题不谈，是欺骗我的读者。我怎能写德国问题而避免那失败的、灾祸的整个含义不说呢？我怎能写美国承认苏俄而不说明共产国际在华盛顿已无形中被暗杀呢？我怎能警告帝国主义干涉苏俄的危险而不指出苏维埃的外交政策事实上是日益加深这一干涉的危险呢？然而我多少却这样不断的作，并寻求可能的方法来保持我们继续合作的某些基础。

　　但是，突然地在今年1月你们给我一个哀的美顿书，使我们的友谊不得不破裂，因为我不能并且也不愿照你们的要求，使《中国论坛》专门服务于我所不能相信并且也不相信对于中国革命和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有什么利益的政策。我不能照你们的要求，把中国、德国以及全世界悲惨失败的痛苦鞭子所给我的信仰，抛弃在一边。特别是这三年来，对于中国事变的深刻的注意，是促使我积极拥护那些政策与策略成为不可能，因为每天的事便已经千百次地给我证明这些政策与策略必然要得到灾祸的结果。我不能蔑视那些打击到我们的工作的根基和未来革命希望的全部构造之各种问题。

　　虽然这些问题正在动摇着今天的整个共产国际，但是你们拒绝我有把它们提出在刊物上的权利。你们更进一步要求我，你们要求我攻击那提出这些问题的一切人——主要是你们称为“反革命的托洛斯基派”——即目前唯一的能以无畏的、革命的态度对付这些困难的人们。你们要求《中国论坛》成为我过去和现在都不能赞同的政策与腐俗的派别攻讦的留声机。在回答我对于中国的问题时，你们总是引用我在《国际通讯》上常之读到的那些谎言和半谎言。你们甚至声言：“为宣传起见，某种程度的夸大是需要的……”同时又很奇怪地说：“但是我们知道真正的事实，我们建筑政策在这些事实上，而不是在这些夸大上。”这是今日共产国际策略的一个新口语！你们说事实是精微的东西，它们必须翻来翻去的观察并经过最严密的实验，直到它们的真正性质明显表现出来为止。可是坏处就在于你们翻得太远和太快了，以致变成模糊不清的幻影——或者最好也不过是成为妄想的、错误的表象。

　　在我提出德国问题时，你们引用海克尔克·皮亚尼茨甘奎和共产国际中执委会的有表的决议，说：德国党的崩溃和德国工人被屠杀都是建基在德国共产党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正确政策之上的！你们宣称我没有权力对于苏联的危险的机会主义的国内外政策提出批评，最显著的是批评苏联在纯国家主义的基础上参加帝国主义阴谋的、罪恶的漩涡。反之，我必须爱好地、阿谀地热爱和呼祝那些政策，这政策已给中国、德国与其他各处造成灾难，并急速引导苏联离开国际无产阶级运动而走入国家主义孤立的真空中。我必须这样做，即首先须把史大林的面貌公布在刊物封面上，并且刊出他永无过失的、千篇一律的颂词。最重要并超于一切的，即必须攻击“反革命的托洛斯基主义”。这就是我的自新的主要点：自己不要提出问题，而要诽谤提出问题的一切人。

　　你们要求我服从一个编辑部，以便以上这些编辑的政策可以有效地实行。我以这样的提议答复你们：

　　1．完全同过去一样，继续出版《论坛》，同时在一旁进行讨论我同你们的不同意见。

　　2．在整个《论坛》的篇幅上普遍讨论一切基本的革命问题，给非正式的和正式的观点以同等的自由。我并说明，如果你们的观点是正确的，这对于你们显然有利，因为有这样一个机会可以在微弱的批评者面前表现你们的观点的光辉。

　　3．发表正式党的新闻和观点，但为我自己保留介绍和批评的权利。

　　屡次三番这样的建议，你们却屡次拒绝了。你们提议和我在口头上讨论这些问题，假如同时我把《论坛》交给你们的编辑部，我的其他的提议都是不可思议的！要给《论坛》读者一个倾听“反革命”观点的机会吗？那是永远不可以的！我只能承认你们的要求，以表示我的革命的纯洁。我们可以畅谈一切问题直到春天，这时候如果各方面都表现得好（这即是说，如果我表现得对你们的观点很满意地一致），那么我可以到苏联去作一度教育的小旅行，在那里我一定会了解我现在的种种错误。换句话说，你们要我在一张期票上签名，而款子的数目则空白起来由你们来填写。你们用哀的美顿书的方式提出这个提议，并告诉我：如果我不接受，我会立刻走到“反革命”的营垒中去。

　　我应当拒绝这些条件，我应当拒绝把我自己出卖于造谣的、无根据的反对国际左派反对派的斗争。我应当拒绝把篇幅出卖给史大林的可呕的、阿谀的颂词并无批判地接受史大林的政策，这种特性表现在全世界的共产党的报纸上。我应当拒绝庇身于冷而透风的空场里，这空场依仗着辉煌门面及共产国际的早期的、传统的架子。我愿意我有一天能到苏联去，但我必须拒绝你们所提出的条件。

　　总之，我必须拒绝在革命名义下做一个被雇佣的暗娼。

　　最后，我也必须拒绝将我所经过痛苦和斗争建立起来的印刷机关让渡给你们，因为我认为这不是你们的财产而是无产阶级运动的财产。因为我自己由于缺少经济来源，不能继续出版《论坛》，并且因为负有重债，所以我需要出卖印刷机器将所得的每个铜元转用到我认为于我们的运动真正有利益的地方。我觉得深长的痛苦，眼看着《论坛》不得不在我过去认作同志的人们的打击之下灭亡，它在两年中已战胜了许多的外界的敌人的。

　　可是同着《论坛》的死亡，我们感觉我们必须在你们所工作的废墟上，重新建设起来。革命和我们为将来的建设一同前进，当我们摧毁敌人的防御时，我们将要把障碍、我们的一切东西和一切人们都粉碎在脚下。阿谀的、盲目的尽忠于一个虚名、空洞的门面，破产的、被撕碎的威信，都不能领导我们前进。只有勇往直前忠于我们的目标，并且用正确的和被锻炼过的政治路线作武器，积极地向着这一目标斗争，才能把我们从失败引到最后的胜利。对于这样的斗争，我将继续贡献我所有的一切精力。

伊罗生
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日，在中国。



感谢 先知在1917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