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哈里·马格多夫
社会主义，民主与计划
——在一次会议上的发言
〔美〕哈里·马格多夫
1981年
来源：原载美国《每月评论》1981年6月号。中译文来自《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十二辑）》，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43–50页，梁小民译，李庆云校。
《每月评论》编者按：从1976年起，每年都在南斯拉夫的卡夫达特举行会议（称为圆桌会议），讨论与社会主义相关的各种问题。这些会议由南斯拉夫的两家杂志——《世界社会主义》与《世界马克思主义》——发起，邀请了来自五十多个国家的参加者。最近的一次圆桌会议（从1980年9月22日至27日）的主题是“参与、自治与社会主义”。下面编写的内容涉及到了对会议上争论的某些主要议题的两种看法。
民主与社会主义
这一年圆桌会议的参加者在最抽象地讨论时，意见似乎是完全一致的：每个人都既支持社会主义又支持民主。但是，正如可以预料到的，当我们从非常抽象转入十分具体时，就发生了最尖锐的分歧。至今所划出的界线是在企业自治与中央计划之间。争论的双方都坚持认为，只有他们所提出的实施方式才能既保证社会主义又保证民主。一方宣称，中央计划与民主是不相容的；另一方认为，依靠自治就要危害社会主义建设。
不幸的是，争论的双方都既没有充分而明确地涉及到在建设作为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过程中所固有的矛盾，又没有涉及到社会主义与民主之间的必然的矛盾。所以，在我看来，把争论局限于自治同中央计划这个孤立的问题就忽视了更基本的问题：要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工人与农民能在多大程度上介入对那个问题的回答？如何解决社会不同部门之间的利益冲突？
既然争论取决于如何解决这些问题，那么，至今所作出的区别就变得十分模糊了：最民主的企业自治并不能确保整个社会问题的民主，中央计划既不必然排斥群众参与决定社会优先考虑的事项的选择，也不必然排斥群众参与实现工人对劳动过程的控制。
因为可以涉及这一问题的时间是有限的，所以，我仅论及两个与这些问题相关而又在圆桌会议上一直被忽视的问题：产生于配置劳动的方法的困难和在稀缺情况下产生于分配中的冲突。
把劳动分配到不同生产活动中的方式是区别一种社会制度与另一种社会制度的关键特征，它与生产什么，如何积累剩余产品，以及如何使用剩余产品的决定是紧密相关的。假定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与利润动机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因此，确保社会关系与国民产品再生产的机制是市场：买卖劳动力的市场和交换产品与劳务的市场。
资本主义下的市场如此深入地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方面，以致于市场的观念已经同样在人民的意识中根深蒂固。因此，尽管社会主义者清楚地认识到了资本主义及其市场之间的关系，但他们许多人对市场在实现等价交换和供求平衡中假定的有效性仍然印象深刻——特别是在资本家的影响被消除之后。他们通常所忽视的问题是：市场关系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资源配置和定价方式，而这是由历史决定，并且受战争和其它动乱、国家对促进增长与统治阶级权力的干预、直接与间接的殖民主义、各民族之间的宗教关系、阶级剥削的技巧等等所影响。
由于种种原因，除非在工资与价格能再生产各国所形成的特定经济结构的限度内，否则它们并不一定是合理的。因此，运输发展的程度将会影响运输成本与经济活动的地区配置。谁占有并控制了原料来源（国内与国外），谁就能影响这些产品的可利用性与成本。同样，农业生产的结构对食物（以及农产品原料）与工业价格之间的关系也有重要的影响。正如不存在整个成本的抽象的逻辑一样，既不存在劳动力价格的抽象的逻辑，尤其是更不存在不同职业的工资率差别的抽象的逻辑。我们倾向于把工资差别解释为是技术、教育等的变动而引起的。但是，这些“解释”是通过事后反思而得出的。我们倾向于合理地说明现存的、受资本主义文化的心理状态所影响的东西。在对比各国工资率水平，特别是在对比第三世界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对同样工作所支付的工资之间的巨大差距时，就可以最清楚地看出，没有绝对的工资差别的逻辑。但是，即使在发达国家里，工资差别也是特定历史影响所发展而来的结果——雇主对劳动过程的控制以及压低劳动的成本，维持民族、性别、种族歧视，以及各种经济活动的获利能力的变动。
我们没有时间去探讨这个问题的各个方面。需要强调的是，资本主义市场的客观性（假定交换是等价的）在于它再生产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有效性，以及与此相关的这种社会的共同特征：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不能提供充分就业的生产结构，即使在最高度工业化的国家也存在着落后与先进地区，以及劳动的配置是以利润最大化而不是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的。
那么，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市场是什么样的呢？一个社会主义政府是从引入旨在用社会价值代替利润最大化作为资源配置的指南这一基本变化出发的。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必定要把市场作为交换与分配的工具使用。此外，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工资与价格结构的基本内容必然要体现在社会主义过渡中所用的经济结构中。[1]而且，在市场的作用没有持续而全面的改变时，资本主义合理性以及随之而来的心理作用的影响就仍然存在。更坏的是，把市场作为经济决策指南的加强引起了某些具有资本主义特征的现象：高收入阶层比低收入阶层能受到优待；资源赋予丰富的地区以损害落后地区而发达起来；要实现充分就业很困难；人民（脑力与体力劳动者，熟练工人与非熟练工人，农村与城市人口）之间的差别仍然存在。企业一级的工人民主是重要的，但它并不能解决这些更为基本的社会问题；充其量它只是一种有限的民主形式。
在社会主义下经济困难与民主问题的中心是稀缺问题——一个既影响中央计划又影响自治的问题。在稀缺的情况下，必须回答两个基本问题：在决定生产什么时，重点应该是什么？如何分配所能得到的供给？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其它问题：如何确定什么是基本的，什么是奢侈的？在进行奢侈品的生产之前是不是要满足所有的基本需求？满足目前需求与为了更加繁荣的未来的投资之间如何平衡？如果生产与建设的东西不够用，有限的供给应如何分配和应归于谁？
显然，稀缺性是滋生各部分人与各地区之间不平等与利益冲突的土壤。而社会主义社会民主的争论也正在于此。如果仅仅是由上层对这些问题作出回答，那么，体现在社会制度上就是没有民主。这种处理方法——无论对中央计划经济还是自治经济都同样——产生了特权阶层并形成了引起极度腐败的基础。
在我看来，社会主义的民主只能是意味着所存在利益冲突的公开而直接的对抗，以及承认选择其它发展计划是可能的。此外，如果群众要参与解决上述争论，那么，他们就应该充分了解有关事实并能使他们的领导者负有责任。可以认为，群众并不具备评价经济规划中明智地处理统计、技术、实际限制等的复杂性所要求的知识与教养。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除非他们开始参加公开的讨论，否则他们就永远无法认识到领导阶层内部发生的争论，并具有评价所采取的计划的成功或失败的基础。总之，没有群众真正参加讨论社会主义发展的基本问题，就没有真正的民主。按我的看法，把争论局限于自治同中央计划就回避了最重要的问题。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下的计划
我认为需要进一步阐明的是在小组会和一般讨论中所提出来的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计划证明了社会主义计划的必要性的思想。第二个问题涉及到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的自治。
（一）
一般说来，在资本主义下有五种类型的计划：
（1）大公司内部的计划。这是指企业内部以实现利润最大化和控制市场与原料来源为目的的计划。某些这种计划包括了用于降低成本的控制存货与生产过程的先进而复杂的技术。同样重要的是，为了使现有资金得到最大收益而吞并其它公司，以及把资本从获利较少的经济活动转到获利较多的经济活动的内部财务计划。最后，还有为了操纵消费市场并控制原料和其它供给而制定的计划。换句话说，公司计划所涉及到的是加强公司垄断地位和利润。它绝对不适用于社会主义计划所应有的目的与方法。这并不是说，公司所使用的统计与数学技术对社会主义计划的技术内容必定没有什么用处。
（2）地区性计划。这种计划是用来解决诸如自来水供给，下水道、电力供给、电话系统等这类事情所必需的。在每一个社会里都需要有这种计划。但是，即使是在这里，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的地区性计划也有着显著的不同。资本主义社会的地区性计划要受到限制，并且实际上要符合不动产开发者、建筑公司、公用企业、运输网等的利益。
（3）战时国家计划。这种计划包括国家通过对某些非基本生产的限制以便把资源直接用于制造军用品，控制原料的使用等的积极指导。这种类型的计划同社会主义下计划的某些技术内容有最密切的联系。但是，它们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因为生产仍然是在资本家的控制之下，仍然是为了获得利润，劳资关系也没有变，而且这种计划是以战争的结束而终止的。
（4）和平时期的国家计划。资本主义的国家计划有两种基本用途。一种是促进垄断资本的扩张。另一种是在危机时期保护垄断资本。在这两种情况下，目的都是为了通过国家所采取的联合行动，诸如投资于为公司提供新的或更好的产品的研究与开发；给予补助；协调出口方向；向濒临破产的企业提供贷款；鼓励（或强迫）进行合并，来加强垄断资本。不能设想这种类型的计划同社会主义计划有什么相似之处。
（5）国际计划。如果不是由于先前有位发言者把资本主义国家的国际计划作为社会主义中央计划的必要性与合理性的证据，我本来是不想涉及这个问题的。实际上，只要资本主义各国之间仍然在争权夺利，国际计划就没有、也不可能存在。当然，按照领导者与中央银行家之间达成的协议也举行了一些国际会议。这些会议只不过是要解决国际货币问题。关于这一点我最好是引用埃克森公司（从前的名称是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一位高级经济学家的看法：“在国际货币会议开过一百年后，我们可以问：人们为什么仍然没有解决他们的分歧。回答就是一个词——权力。这就是一百年来的国际货币会议所关心的问题。”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上，有时，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最初几十年间，曾企图合作地解决货币与贸易方面的冲突，当一个无可置疑的强国称雄时，这一问题的解决是最成功的。尽管合作实现了，但是，在紧张与危机时期仍没有解决相互竞争的贸易与货币集团之间的争斗。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进行的国际会议与合作还有另一个原因，即企图共同努力使第三世界与帝国主义体系的参加者保持一致并作为剥削的来源。但是，很难认为可以把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哪一种方法归入国际计划这一题目。而且，即使这些强大的、掠夺的、相互竞争的国家实现了暂时的合作，也很难说是向我们提供了社会主义需要计划的事实。
（二）
正如重要的是要牢记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计划之间的区别一样，避免把两种制度下的自治或工人参加管理等同起来也是十分重要的。工人争取对劳动过程施加影响的斗争有一段漫长的历史。这是资本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显然抵制了由管理所引起的、加速的、强化的、而且是日益沉重的压迫。这些年来，为了使工人能更多地控制他们的工作的罢工与群众运动获得了不同形式的成功。而且，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资本家寻找了许多办法来对付工人的胜利，以致于维护或重新确立斗争成果的斗争对我们来说也日益加剧了。近来，正努力把阶级斗争提高到赢得本工厂工人实行自治的水平。但是，应该懂得，即使争取自治的运动取得了某些成功，它也只是在资本剥削劳动的基本结构内有了某些改善，而且还是很小的改善。资本主义运动的规律仍然在发生作用。
我们在圆桌会议上也听到有人说工人参加管理是朝社会主义迈出了前进的一步。我们在这里面临着一个充满了神话与幻觉的领域。决不应该忘记，工人参加资本主义企业的管理并没有改变企业的性质。工人管理企业可以使企业的经营方法发生根本性变化的看法也是不现实的。原因是工人和资本家管理者都将面临着同样的现实：产品的销售问题，经济周期，国内与国际的竞争——这里仅列举了一些。特别是，仅仅为了使企业避开任何资本主义企业都面临着的风险，工人管理者也就不得不努力去扩大企业的利润。工人参加管理可以得到某些让步，诸如更好的保健条件、改善空气流通与光线等等。在许多情况下，这些与其它类似的改善，对工人来说，也并不是小事。但是，设想这种工人参加管理会改善工人的命运（更不用说改变社会了），则是一种美妙的错觉。
[1] 这种情况的出现有几个原因。取代一套复杂的经济结构要求进行广泛的实验，而且并不能在一夜之间完成。由根深蒂固的宗教关系与态度所支持的传统不可能轻而易举地消除。而且，最后无论是选择还是必然加入世界市场，都会对国内价格和工资带来限制。
感谢 希哲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