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 -> 第2卷 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 ⑵
156
《共产主义杂志》试刊号，第1期[105]
（1847年9月初）
共产主义杂志
（试刊号）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1847年9月于伦敦 售价：2便士[1]
第1期
引言
各政治党派、各宗教团体出版了数以千计的报章杂志，因而都有了自己的喉舌。唯独无产阶级，即一无所有的大众至今未能创办一个持久的、能够完全维护自己利益的、特别是可以当做工人自修指南的刊物。虽然无产者迫切需要这样的刊物，而且很多地方已经作过出版这种刊物的尝试，可惜都没有成功。在瑞士有人先后出版了《年轻一代》、《喜讯》和《现代报》；在法国有《前进报》和《未来报》；还有莱茵普鲁士的《社会明镜》等等。然而，没过多久，这些刊物就全都销声匿迹了。有的是由于警察的干涉，编辑部被查封；有的是由于缺少必要的资金，不能继续发行。无产者对此爱莫能助，而有产者又不愿资助。继这些不幸事件之后，有人从各个方面向我们呼吁，要求我们再作一番尝试，说我们在英国可以享受完全的出版自由，不用害怕警察的追究。
学者们、工人们虽然答应资助我们，可是，我们仍有些犹豫不决，因为我们担心创办不久就又缺乏维持刊物出版的必要资金。最后，有人建议我们自己办一个印刷所，这样，这一筹办中的刊物就可以有保障了。预订开始以后，伦敦两个教育协会的会员们给了我们力所能及，甚至力所不及的帮助，很快就筹集了25英镑。我们用这些钱到德国预约了必要的稿件。我们协会的排字工人义务排印。于是，我们的刊物的第一期就这样与大家见面了。我们的刊物还得到来自大陆的一些资助，继续出版将是没有问题的。目前我们还缺少一台印刷机，一俟我们筹足资金买到这台印刷机，我们的印刷所就完全有能力除了印刷我们的杂志外，还印刷其他维护无产阶级利益的书籍。我们决心稳妥行事，所以出了这个试刊号后，暂时还要等一段时间，看看能从外界得到多少资金，然后再继续出版。我们希望到今年年底能得到一个准确的消息，然后决定我们的杂志是出半月刊还是出周刊。目前暂时每月出一期，资金大部分来自伦敦。现在每一期的价格定为：2便士、4苏、2银格罗申或6克罗泽，但是，等订数达到2000份，每期的价格即可大大下降。（19世纪1英镑含金量22克拉合7.32238克，1镑=240便士；1法郎含金量0.2903225克，1法郎=20苏；1821年后1格罗申=1/30塔勒（含银量16.7克），1871年德国统一，格罗申被10芬尼硬币取代；1837-1873年南德货币联盟1克洛泽（Kreuzer）=1/60南德古尔登（含银量9.545克）——录入者注）
无产者，现在是你们开始行动的时候了，请给我们提供稿件，根据你们的经济能力订阅我们的杂志，利用各种机会传播我们的杂志。这是一种神圣的正义的事业——正义反对非正义、被压迫者反对压迫者的事业，我们相信真理，反对迷信，反对谎言。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一切，都是无偿的，不拿报酬的，这是我们应尽的义务。无产者，你们要获得自由，就要从沉睡中觉醒，互相紧密团结！人类要求每一个人尽到自己的义务。
无产者！
我们把你们称做无产者，可这个词的来源和含义，你们中的大多数人大概还不知道，所以我们在此先对这个词作一个扼要的解释。
早先，罗马国家日趋昌盛，达到高度文明的时候，它的公民便分化成了两个阶级：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有产阶级向国家缴纳直接税，无产阶级把自己的孩子交给国家，国家用他们来保护富人，让他们在无数的战场上流血丧命，以巩固有产阶级的政权，扩充他们的财富。拉丁语Proles的意思是孩子、后代。于是，无产者构成了除贫困和孩子以外一无所有的公民阶级。
随着现代社会越来越文明，随着机器的发明和大工厂的建立，随着财富在少数人手里越来越集中，无产阶级人数也越来越多。少数享有特权的人占有了全部财富，广大人民群众则除了贫困和孩子以外一无所有。今天，我们无产者和我们的孩子，像在罗马国家时一样，被迫在兵营里、在机器旁受苦受难，保卫压迫他们的压迫者，按照压迫者的旨意去流血牺牲；我们的姐妹和女儿也像那时一样，被迫去满足那些淫荡的富人们的兽欲；被压迫的穷人也像那时一样，对富有的压迫者怀有刻骨的仇恨。不过，现代社会的无产阶级，比起罗马国家的无产阶级来，条件要好得多。那时的无产者不具备自己解放自己的手段和必要的文化，他们除了复仇和在复仇斗争中死去以外，没有别的办法。而今天的无产者，多亏有了印刷技术，有许多人受过很高的文化教育，其余的人也日益强烈地通过努力联合奋起反抗。而当奋起反抗的人越来越多，他们互相团结得越来越紧密的时候，特权阶级就在我们面前显出一副极端自私自利、道德极其败坏的面孔。现代文明提供了足以使全社会的人幸福的手段。因此，现代无产者的目的，不仅仅是破坏、复仇，在死亡中寻求解放，而是要建立一个使每个人都能自由而幸福地生活的社会。现代社会的无产者，就是一切不靠资本生活的人们，即工人和学者、艺术家和小资产者。小资产阶级虽然还占有一点财产，但是很明显，由于大资本的可怕的竞争，他们正在迅速下降到同无产者完全相同的地位。所以我们现在就可以把他们算做我们一边的人，因为他们同我们一样十分关心不致落到我们应当摆脱的那种一贫如洗的境地。我们双方必须团结起来，互相帮助。
本杂志的宗旨是：为无产阶级的解放而斗争，促使无产阶级的解放尽快实现，鼓舞一切被压迫者联合起来。
我们把杂志命名为《共产主义杂志》，因为我们深信并且懂得，要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必须对现存的所有制关系实行彻底的变革。一句话，必须建立一个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为此，我们打算写一个简单的大家容易理解的共产主义信条，信条草案已经写成。从今以后，这个信条就是我们的宣传准则，因此极其重要，所以我们认为，我们有责任首先把草案寄给大陆上的朋友们，以便听取他们对草案的意见。收到朋友们的答复后，我们将立即对草案作出必要的修改和补充，并在下一期上发表。
关于共产主义运动，许多人都把它理解错了，有些人甚至故意诽谤和歪曲。所以，我们不得不在此根据我们对运动的认识和参加运动的情况，为共产主义运动说几句话。我们主要想在这里声明，我们不是什么样的人，以便预先驳斥人家可能对我们进行的种种诽谤。
我们不是某种制度的兜售者。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光对未来社会应采取什么制度进行讨论和冥思苦想，而完全忽视能引导我们走向这个制度的途径，是十分无谓十分荒谬的。如果哲学家和学者们能为建立一个未来社会设计出制度，我们认为那是一件有益的事。但是，如果我们无产者一本正经地去讨论未来财产公有制条件下的工厂制度和管理形式，甚至在服装的剪裁、打扫厕所的最好方法等问题上争论不休，那就太可笑了，我们也就该戴上人家常常加在我们头上的不切实际的梦想家的桂冠了。我们这一代的任务是寻找和创造建立一个新型大厦所必需的建筑材料，下一代的任务将是建设这座大厦。我们深信，到那时将不乏其建筑师。
我们不是沉湎于爱的梦想的共产主义者。我们并不在月光下为人们的苦难痛哭流涕，也不沉湎于向往金光灿烂的未来。我们知道，我们的时代多灾多难，它要求每一个人都努力奋斗，爱的梦想完全是一种精神上的自我消沉，而每个自我消沉的人必定无所作为。
我们不是现在就来侈谈永久和平的共产主义者，此时我们在各地的敌人正在磨刀霍霍。我们完全明白，在我们用暴力争得政治权利以前，大约除了英国和北美的自由国家外，要达到一个美好的世界，是绝不可能的。也许有些人会诅咒我们，骂我们是革命者，我们不在乎。我们至少是不想欺骗人民，而是要向他们讲清事实，提醒他们注意即将来临的风暴，以便他们能够有所准备。我们并不发誓说要在某一个预定的日子开始革命或杀死君主。但是我们也不是百依百顺的绵羊，毫无怨言地忍受种种苦难。我们完全清楚，大陆上的贵族派和民主派一定会进行一场战争，我们的敌人也知道这一点，而且正在准备。所以每个人都有义务做好准备，防止敌人对我们进行突然袭击，把我们消灭。这将是一场最后的严重的斗争。如果我们党能赢得这场斗争，那么，我们所希望的永远不动刀枪的时代就会到来。
我们不是那种以为斗争一胜利，便可以像变魔术一样立即实现财产公有制的共产主义者。我们知道，人类没有捷径可走，而只能一步一步地前进。我们不可能在一夜之间从一个不和谐的社会跨进一个和谐的社会。根据不同的情况，这里还需要经过一个长短不定的过渡时期。私有制只能逐步地转变为公有制。
我们不是主张消灭个人自由，把世界变成一个大兵营或一个大习艺所的共产主义者。诚然，有这样一些共产主义者，他们只图省事，认为个人自由有碍于和谐，主张否定和取消个人自由。但是，我们不愿意拿自由去换取平等。我们坚信，而且在下几期上还要证明，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能比公有制社会有更大的个人自由。
我们已经说明我们不是什么样的人。在我们的信条里，我们将要说明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和我们要做什么。现在我们还要对属于其他政治党派和社会团体的无产者说几句话。我们大家都反对压迫我们、把我们置于苦难之中的现代社会；可遗憾的是，我们不去想这些，不团结起来，却常常同室操戈，让我们的压迫者幸灾乐祸。我们大家不是携起手来共同行动，建立一个各党派都可以在其中通过自己的言论和著作为自己争取多数的民主国家，而是每当我们取得一次胜利时，就在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的问题上争来争去。这不禁使我们想起了猎熊者的故事：他们还没有见到熊的影子就为争熊皮而争吵不休。现在是时候了，我们必须捐弃前嫌，携起手来，共同维护我们的利益。要做到这一点，各党派的著作家们必须立即停止对不同意见的刻薄指责，立即停止对各党派的拥护者的恶毒辱骂。就我们而言，我们尊重每一个人，即使是一个自以为正确而固执己见的贵族和虔诚主义者也罢。只有那些戴着某一个政治党派、社会团体或宗教团体的假面具，心目中却只有一个卑鄙的自我的人，我们不能宽容。每一个正直的人都有义务尽快揭掉这些伪君子的假面具，把他们的丑恶灵魂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中。一个人有时维护一种错误的观点，这是完全可能的。但是，只要他认为这种观点正确，并忠心地捍卫它，我们就不能歧视他。从这个角度来看，比如卡尔·海因岑就没有权利像他在《德意志代言者报》第2期上那样攻击共产主义者。看来，卡尔·海因岑如果不是对共产主义一窍不通，那就是因他同一些共产主义者之间存在个人的敌对情绪而放肆地辱骂了一个始终站在民主大军最前列的大党。我们读了他攻击共产主义者的文章，感到十分惊讶。可是，他的辱骂无损于我们，因为他笔下的共产主义者事实上根本不存在，显然是他凭借自己的想象力臆造出来，供他消灭的。我们说我们感到惊讶，还因为我们不理解，一个民主主义者怎么可能把不和的火种扔到战友的行列里去；更使我们惊讶的是，我们读到他的文章的末尾时发现，他所提出的九点要求[106]同共产主义者的要求几乎完全一样。我们之间的唯一区别是，卡尔·海因岑公民认为，他的九点要求是建设一个新社会的原则基础；而我们认为，这是我们走向完全的公有制社会的过渡时期的原则基础。因此，我们大家联合起来，达到卡尔·海因岑的要求，是明智的。如果我们实现了这些要求人民就满足了，就想止步不前，那么我们就要服从人民的意志；但是，如果人民要同共产主义者一起继续前进，那么海因岑公民要反对恐怕就没什么理由了。我们知道，海因岑公民眼下火气很大，因为我们的压迫者正在想方设法追究、诽谤和污蔑他。因此，我们绝对不会在这时指责他，相反，我们决不拒绝伸过来的团结之手。团结就是力量，只有团结才能使我们奔向目标。
因此，我们各国无产者要联合起来在法律允许的地方要公开联合，因为我们的行动是光明正大的；但在暴君专横地下令禁止的地方要秘密联合。那些禁止人们集会讨论时事和要求权利的所谓法律，是暴君们的命令。尊重和恪守这种法律，就是胆小和可耻；蔑视和破坏这种法律，就是勇敢和光荣。最后，我们还要说明一点，我们的杂志将不给那些个人争论提供篇幅，但要辟出篇幅表扬那些尽到自己义务的人。无产者要是受到压迫和虐待，他们尽可以来找我们，我们将勇敢地维护他们，把他们的压迫者的名字交给公众舆论去唾骂，而在公众舆论面前，就是最顽固的暴君也会发抖。
巴黎的公民卡贝向法国的共产主义者发出了一个呼吁书。他在呼吁书中说：我们在这里遭到政府、牧师、资产阶级甚至革命共和派的迫害、诽谤和诬蔑，他们甚至企图切断我们的生路，从肉体上和精神上毁灭我们。所以，让我们离开法国，让我们到伊加利亚去。他希望有两三万名共产主义者愿意跟随他到世界的另一边去建立共产主义移民区。卡贝想迁移到什么地方去，他并没有明说，但可能是北美的自由国家，或者是得克萨斯，或者也许是不久前才被美国人占领的加利福尼亚，他打算在那里建立他的伊加利亚。
我们无疑也像所有共产主义者一样，乐于承认卡贝以不知疲倦的热情和值得钦佩的毅力为受苦受难的人类的事业进行了斗争，而且是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斗争；我们乐于承认他告诫人们反对一切阴谋，为无产阶级立下了不可估量的功勋。但是，这一切并不能使我们容忍他安安稳稳地走下去，因为我们认为，他走的是一条错误的道路。我们尊重公民卡贝这个人，但我们反对他的移民计划。我们坚信，如果他提出的移民计划得以实现，那么，共产主义原则将会受到莫大损害，各国政府将获得胜利，而卡贝的最后岁月将因痛苦的幻想破灭而黯然失色。我们持这种观点，其理由如下：
1．因为我们相信，如果在一个国家里无耻透顶的贿赂盛行，人民遭到极其卑鄙的剥削和压迫，权利和正义不再发挥作用，社会开始分解为无政府状态〈就像目前的法国那样），那么，正义和真理的维护者务必主动承担义务，留在国内，对人民进行宣传教育，使意志消沉者鼓起新的勇气，为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组织奠定基础，勇敢地同流氓无赖作斗争。如果想把正直的人，想把为美好未来而斗争的战士统统搬走，想给蒙昧主义者和流氓无赖腾出地盘，那么，欧洲将会而且必定会沦丧——欧洲正是世界上由于统计学和经济学的原因能够最先最容易地实行财产公有制的地方——而贫穷的人类还要经受几百年之久新的战火和贫困的考验。
2．因为我们深信，卡贝的计划是在美洲建立一个伊加利亚，即建立一个以财产公有制原则为基础的移民区，而今这个计划尚未能实现，也就是说：
（1）因为所有愿意跟卡贝一起移居国外的人，尽管是热情的共产主义者，但因其所受的教育还带有太多当今社会的种种弊端和偏见，以致他们在进入伊加利亚时还不能马上抛弃这类弊端和偏见；
（2）因为人们还带有种种弊端和偏见，所以从一开始就不可避免地必然会在移民区内产生争执和摩擦，而且外部强大的敌对社会以及欧洲各国政府的密探还会日益加剧这种争执和摩擦，直到这种争执和摩擦导致这个共产主义社会彻底瓦解为止；
（3）因为大多数移民是手工业者，而移民区首先需要的是能开荒种地的身强力壮的农民，而使一个工人转变成农民，可不像一些人想象的那么容易；
（4）因为气候变化而造成的贫困和疾病会使许多人失去勇气并考虑退出移民区。现在，许多人只看到这个计划好的一面，所以满腔热情地接受它，但是，如果他们看到了严酷的现实，如果发现样样东西都匮乏，如果大家失去了赤贫工人在欧洲暂时还能得到的那一点点文明的舒适东西，那么，许多人的悲观失望就会代替原来的满腔热情；
（5）因为对于那些承认个人自由的原则（伊加利亚人肯定也是如此）的共产主义者来说，建立财产公有制而不经历过渡时期，即民主主义的过渡时期（在这个时期中个人财产将逐步变为公有财产），就像农民不播种而想收获一样是不可能的。
3．因为像卡贝打算搞的这种尝试遭到失败，固然不可能压制共产主义的原则或者永远阻碍这个原则的实施，但是，却可能使成千上万共产主义者丧失勇气，脱离我们的队伍。因此，忧心忡忡的无产阶级很可能还要忍受一代人或者几代人的贫困。
4．最后，因为几百人或者几千人根本不能建立财产公有制，除非这种公有制像美洲的拉普的公有制等等那样采取某种完全与世隔绝的宗派的性质，否则就休想维持下去。但是，建立这样一种公有制，既不是我们的意图，（我们希望）也不是伊加利亚人的意图。
此外，我们还要提到一点，美洲的伊加利亚人如果想同外界保持联系，很可能甚至几乎肯定会遭到迫害。但愿每一个想随同卡贝到美洲去的人先读一读那篇关于摩门教信徒遭受迫害的报道。摩门教是一个宗教共产主义派别，它在那里曾遭受而且现在仍然遭受迫害。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认为卡贝的移民计划有害的原因。我们号召各国的共产主义者：兄弟们！让我们留在古老的欧洲这个突破口吧！让我们在这里工作和斗争吧！因为现在只有在欧洲这里已经具备了建立财产公有制的各种因素，只有在这里，而不是在其他什么地方，将首先建立这种公有制。
〔威廉·沃尔弗：〕[108]普鲁士邦议会与普鲁士和全德国的无产阶级
从1815年以来，德国的资产阶级即中等阶级就为夺取政权，同中世纪无限王权的封建统治制度即“天赋”制度进行斗争。由于其他国家对所有工业关系和交往关系进行日益广泛的改造（德国羞羞答答地缓慢地跟在那些国家后面匍匐爬行），这种斗争已经成为必要。新形势要求采取新形式；建立在资本和自由竞争之上的资产阶级的日益增长的力量，不想而且也不能再扮演一个从属的哑角了。但是，不能迅速赢得胜利，其障碍不仅由于德国资产阶级那种天生的胆怯，而且更由于它的四分五裂和互不联系。资产阶级分成38个地区和邦，彼此不相往来，甚至相互忌妒。它时而在我们德意志祖国的这个地区，时而又在那个地区作出零散的努力，试图达到它所希望的目的。它在许多地区都订立了条约美其名日——制宪或宪法——并多少获准参与了各邦的行政管理。在这期间，它所获准的东西尚属纸上谈兵，实际上始终保留着那个“天赋”制度以及与之相结合的那些夸夸其谈、专横跋扈的土地贵族和官僚。
之所以出现上述情况，是因为德国各邦诸侯发动一系列整体会战来对抗矛盾重重、四分五裂的资产阶级，对抗它所作的零零散散的努力和孤立无援的进攻。诸侯的这一系列会战都是在梅特涅这个大恶棍的指挥下进行的，并且善于利用这种整体性，全面战胜一切反抗企图和进攻。而德意志联邦议会是由德意志各邦诸侯的走狗和雇佣政客拼凑而成的，是唯一能被利用来再次清除使资产阶级在德意志的这一个或那一个大小邦中暂时取得的优势的那些东西的阵地。上面所说的那个“邦主”由此得益匪浅：他每次都可以假仁假义地担保，他本人是非常自由主义的，乐意批准一切，乐意恪守一切诺言，但联邦议会不允许他这样干，为此他很苦恼。他的邦要对抗强大的普鲁士、强大的奥地利，显得太弱小了。于是人们不得不忍受他深感遗憾的东西。而这个“邦主”却在幸灾乐祸，暗中窃喜。
正因为如此，普鲁士目前发生的政治运动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普鲁士拥有1600万人口，这一点在德国的天平上是举足轻重的，而且，要是同一个只有三四百万人口，甚至只有6000人口（如利希滕施泰因一瓦杜兹公国）的德意志祖国相比，那普鲁士的作用就更不同凡响了。它的1600万人口可以说比分散在33个邦的其余2800万人口的意义还要重大。普鲁士资产阶级取得的每一个胜利，同时就是德意志其余2800万人的胜利。如果普鲁士资产阶级能使其波茨坦的“基督教日耳曼”国王改掉怪脾气，并采取严厉的惩罚手段使他服从自己的意志，那么，德国其他地区的资产阶级也就能立即放手去干。那时，德意志联邦议会的专制主义就会破产。德国整个资产阶级正在逐步采取联合行动，正在把“天赋”国王和中世纪地主老爷送去见鬼，今后这帮人只有作为资产阶级的代表和成员才能享有席位和表决权。让我们粗略地看一看普鲁士邦议会的工作。柏林白厅发生的事件表明了普鲁士各党派的现状，清楚地反映了普鲁士的政治运动对整个德国其他地区的重要性。我们只有首先说明召开邦议会的原因，才能理解邦议会的工作方法。波茨坦的国王终于同意采取他自从登基到最近一直愤怒地明确表示反对的措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无论谁试图在普鲁士报纸上阐述帝国各等级的必要性，无论谁要求那个波茨坦的统治者兑现二十多年前许下的诺言，不是都遭到书报检查机关的无情删节和阻挠吗？每个在公开演说中对帝国各等级的要求进行辩护的人，难道没有被指控为叛逆犯而遭到惩治吗？而现在，波茨坦的那个统治者忽然自己变成了叛逆犯，证明他过去是撒谎，现在竟干起他曾经那么不厌其烦地强烈表示决不愿意干的事情！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他如此一反常态呢？
无非是已经枯竭的国库，加之得不到帝国各等级的支持；国库是再也无法填满了。尽管已有30年的和平期，尽管每年的收入持续上升，尽管劳动人民要上缴各种苛捐杂税，但是，由于国王和宫廷挥霍无度，由于军费开支庞大，由于本来就很有钱的文武百官还寡廉鲜耻地领取退休金，由于整个国家行政管理机构的无能和浪费，所以，所有钱财都被花得一干二净。国王及其大臣们挖空心思想出的各种办法均不奏效。甚至王国银行的最后计划也只取得微不足道的成功，只得到一点暂时的慰藉。因为普鲁士政府惊讶地发现，它还是一如既往地得不到分文贷款。啊呀！1820年的那项法律中有一段太死板、太令人讨厌了，以致非加以修改不可。否则，那些曾经同意给普鲁士政府哪怕预支1塔勒的国内外资本家必定要更加执拗地改变初衷。
因此，“基督教日耳曼”的国王陛下煞费苦心，终于抛出了二月三日诏书。在诏书中，一切都构思得那么圆滑，那么巧妙，仿佛专制王权将要得到它迫切需要的东西，而又不致使它迄今所拥有的权力遭到丝毫损伤。为了这个目的，这个诏书不仅给像一群小学生一样的邦议会预先规定了“至高无上的”行为准则，而且照顾到了元老院的整个发明。这个由若干多少有些愚蠢、富裕和傲慢的王子以及一帮最大、最髙贵，因而最反动、最卑鄙、最无耻的地主显然违背了原来的法律——组成的元老院，肯定成为第二元老院的绊脚石。此外，甚至在第二元老院中，中世纪地产的代表也已经占据了优势，因为贤明的国王喜欢把所有八个地方等级的大杂烩称为第二元老院。至于这个元老院的其他成员，可怜的选举法已有明文规定，宁可选用其他各个等级的人，而不能让大量既有知识又精力充沛的资产阶级人物进入元老院。因此，弗里德里希-威廉先生在议会演说中口气极为强硬，态度极为粗暴，试图吓倒那些对“仁慈的”政府的邪恶良心稍感忧虑的人们。他作了这一番表演以后，竟感到洋洋得意、自满自足。对他来说，重要的是捞钱，并且亲眼看到他的政府早已丧失殆尽的信用重新恢复。他对实现自己的希望充满信心。“只要我拿到5000万到1亿贷款，在资本家中间恢复我的信用，那么，我就可以从容不迫地把这帮善良的年轻议员送回家去，我将使他们难以马上再召集议会。这是我对付各委员会的权宜之计，让他们出色地为我效劳。要对600名议员行贿，代价实在太大了，而如果我只贿赂几个委员会成员，那事情就好办多了。一个基督教政府的勋章、金钱、奉承和其他手段，定会发生作用。我只要有金钱和信用，就能成为‘强大的’国王，今后继续以上帝的名义放飞我的爱好和情绪，一如既往地随心所欲地拔掉我那些羔羊般的忠实臣民身上的毛。”波茨坦的那个统治者就是这样对他的亲信说的。邦议会怎么回答呢？
邦议会的回答是，它拒绝一切涉及钱的提案，拒绝关于地租银行的法案，拒绝关于贷款修建柏林一柯尼斯堡铁路线的法案；同时声明，它可以批准向政府提供资金，但条件是，政府必须恢复二月三日诏书中被贬抑的土地权利，定期召集帝国各等级会议，向他们充分解释国家收入的使用情况，总而言之，政府必须永远放弃那种可笑的“天赋”要求，转到立宪的或符合宪法的轨道上来。关于废除餐饮税、屠宰税和实行所得税的法律草案也遭到类似的命运，即遭到了议会的拒绝。这方面的决定性原因有一部分如上所述，有一部分则在于富有的议员们反对比过去缴纳更多的国家捐税。元老院中有一大批特别出名的这样的议员，其中包括王室最富有的王子（如阿尔布雷希特亲王等等）以及全国大多数高贵的地主。此外，还有许多议员投反对票，是因为他们对普鲁士官僚们的残忍、高傲和无耻暴政了如指掌，以致在国民的收入问题上不愿把新的宗教裁判权拱手让给普鲁士的官僚们，只要他们仍穿着“天赋”的外衣而不依赖资产阶级。
这些事件发生以后，人们本来可以期望，邦议会也将顽固坚持它屡次都肯定地作为等级的权利所要求的东西。可是，它并没有这样做。在7月26日邦议会会议结束以前不久，国王给议会作了答复。这个波茨坦的统治者在答复中对“忠实的”等级的一些要求作了让步；至于其他一些更重要的要求，他在“慎重考虑”以后把它们推迟了，还有一些要求他根本没有提到；最后，关于“委员会”这个最重要的问题，他命令，根据二月三日诏书的规定马上选举委员会。
各等级怎么办？他们都服从了。莱茵省、西里西亚等地的一些议员忠于自己的观点，并拒绝参加这次选举；另一部分人参加选举，但只是为了抗议和反对等级的权利罢了；其余的人则是作为日耳曼统治者的驯服走狗参加选举的。
如上所述，德国资产阶级所固有的怯懦本身对邦议会改变结论起了很大的作用，这种改变对于邦议会来说当然是非常可耻的。自由主义反对派的许多成员的勇气看来经受了过分严峻的考验，他们的勇气变得消沉了，因此，他们终于来了个向右转！一些被看成是自由派首领的阴险奸刁的议员也起了同样恶劣的影响，冯·奧尔斯瓦尔德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在许多场合，特别是在申请出版自由（这种自由暂时已成为泡影）的时候，早已充分证明自己是地地道道的政治扒手和骗子。此外，如果考虑到等级的整个构成，考虑到中世纪地产的优势，考虑到盘踞在第二元老院里的大量王室官员，再估计到王室宴会款待、说奉承话、满脸堆笑所起的作用，再加上其他更加有效的宫廷手腕，那么，对于这个最后结果也就不必大惊小怪了。
但是，即使目前取得的成绩显得如此微不足道的，执政党还是那么兴致勃勃。但是，那种成绩立即会带来迥然不同的让步，而这些让步很快就会变成悲哀，因为负责国债的代表团和各个“委员会”境况不佳，未能为政府做出任何使它感兴趣的业绩。它们不敢不顾舆论去损害帝国各等级即将得到的权利。代表团和各个“委员会”的多数人表示支持政府，自由派成员落选了，而即使在这种未必真实的情况下，专制王权也不会前进一步。任何一个资本家都不会如此幼稚天真，在邦议会进行谈判以后，在反对派一再表示抗议以后，面对原先的至今没有付诸实施的法律条文，竟把自己的钱袋拱手交给政府。如果资本家还是把钱袋交给政府，那么，当他们的一切要求在短期内遭到拒绝（本来就会如此）时，就只能怪他们自己了。
这里的关键首先就是钱。王国没有足够的钱，而它又非常需要钱，所以资产阶级将会而且一定会实现自己的要求。此外，所谓“强大的”的王权也无力顶住现代“时代精神”那带有破坏性的惊涛骇浪。普鲁士邦议会的不同凡响的重要性是不能按照弗里德里希-威廉先生最近向邦议会发表的声明来衡量的。邦议会的谈判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普鲁士舆论在11周内有了很大进展，而如果没有邦议会，要取得这些进展非要花多年时间不可。在这里，普鲁士资产阶级仿佛第一次在舆论面前同官僚制度和君主专制制度进行了斗争，沉重打击了这两个敌人，使它们遭到了惨重的失败，以致战败者不久便无条件地向胜利者让步。在此之前，一个大臣在普鲁士，无论在哪个方面都被看做是至高无上的，以致一个普通公民几乎不敢正视他一眼。而今，就连这种目空一切的大人物也不得不屈从于邦议会，凡是参加过辩论的大臣们，无一不暴露出自己的无能。在11周内，大臣们一个接一个受到了嘲弄；他们因自命不凡、头脑简单，带有中世纪的狂妄自大以及对邦事务的拙劣管理，时而受到尖刻的讽剌，时而受到蔑视，时而受到愤怒的声讨等等的惩罚。这帮“国王顾问”所起的作用如此可怜，真可谓史无前例。可悲的艾希霍恩连同他的“基督教国家”在邦议会面前惨遭失败。不懂历史的萨维尼不得不羞羞答答地把他的历史胡说塞回了口袋，他的那套陈旧货色得不到一个买主的青睐，因而受到了更多的冷嘲热讽。蒂勒、杜厄斯堡、博伊恩等人的处境也与其大同小异。甚至连博德尔施文格的厚颜无耻也不能保证原先围绕在内阁头上的光环有一点点安全感。而波茨坦的那个统治者同样也遭到了大臣们所遭到的一切打击。从来没有一个议会开幕演说像他4月11日的议会开幕演说那样，几乎遭到了每一次邦议会会议的讽刺。大家虽然没有直接点到它，但是，邦议会的辩论本身就是对这位“基督教”国王4月11日发表的议会开幕演说的一份长篇抗议，其论据即不乏讽刺性，也不乏严肃性。现在，辩论的内容已全部公诸于众，共计数百页之多，其中有探讨，有阐述，于是就产生了这样的情况：引起了公众对国家事务的关心，而在过去，只有在个别地方，首先在一些较大的城市才有这类情况。现在，关心国家事务，在全国范围内已经相当普遍，原先那些只扫自家门前雪或者对本地区以外的事务几乎不闻不问的人，而今也关心起国家大事来了。是的，现在，整个德国都像普鲁士一样，密切注视着柏林发生的事件。人们已经感觉到，普鲁士资产阶级的每一个胜利也就是整个德国资产阶级的胜利；同时也已经感觉到，普鲁士实行的一切也必定将在德意志联邦的其他各邦迅速发挥作用。
然而，我听说我们中间有许多人在叫喊：我们无产者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有什么兴趣？难道资产阶级不是我们最危险的敌人？难道他们不是又在普鲁士邦议会中明目张胆地蔑视我们，在争取改善工人阶级状况的请愿问题上，暴露出其明显的险恶居心吗？中等阶级即资产阶级能否夺取政权，同我们有什么关系？甚至有人说，阻止资产阶级的胜利，拥护政府而不是反对政府，对我们来说不是更必要、更有利吗？
在我们中间，提出这类问题和持这种观点的人，对资产阶级的仇恨是正当的，然而这些仇恨心理蒙住了他们的眼睛，以致既没有看清无产阶级的状况，也没有看清使无产阶级获得彻底解放的手段。
资产阶级是我们的敌人，这是毋庸争辩的。它的全部力量的基础是私有财产、资本以及其他与此有关的东西。只有废除私有财产，消灭作为阶级的资产阶级，进而一劳永逸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我们无产者才能获得解放。因此，资产阶级同我们之间的斗争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不仅要使用言论，而且要使用拳头和毛瑟枪。
光凭我们德国无产者就能走得那么远，以至能按照我们的利益彻底改造社会制度，即马上推翻资产阶级、实现共产主义原则吗？除了资产阶级，而且早在资产阶级以前，同我们势不两立的不是还有另一个敌人吗？我们要打倒资产阶级，不是首先要打倒那个敌人吗？这另一个敌人，就是专制的、无限的王权。它自诩“天赋”王权，以上帝的名义剥削我们，使我们落到中世纪地主的魔掌中，把我们禁锢在“基督教日耳曼”国家里。每当我们被奴隶的锁链弄得遍体鳞伤并试图挣脱锁链时，它就向资本提供警察、宪兵、牧师和大炮给予支持。它真的要我们去感激它，去支持它反对资产阶级吗？为了从我们这里得到感激和支持，它究竟干了些什么呢？仅看这个最新时代，它在30年和平时期的军费开支就达8.5亿塔勒（塔勒，德意志古货币，1837年普鲁士关税同盟规定1塔勒等于1.75南德古尔登（含银9.545克），含银16.7克——录入者注）。它用我们缴纳的税金养着芭蕾舞女和王室妓女[2]；用我们的钱豢养了一支越来越庞大、越来越粗鄙的官僚大军；给本来就富有的人支付了高得出奇的养老金；从所谓的救济金中抽钱支持放荡不羁的贵族地主，给贵族以越来越多的特权，而把我们的生活降低到还不如领主的牲口；让我们这些人听凭警察任意宰割，为我们制造打人的机器和建造监狱；使我们的劳动服从于资本和自由竞争，通过髙明的抽税泵把我们口袋里的劳动所得的最后一点剩余吸得一干二净，只为我们的肚子规定了阳光这一最廉价的食物。这种专制王权难道不能为我们多做一点事情吗？当然能！波茨坦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先生（也被称为威廉四世）曾经证明，“慈父般的”统治艺术也懂得为无产阶级做一点好事。由于警察当局颁布了1845年的工商业管理条例，工人阶级同以前相比就更受资本家和雇主的操纵了。有人曾试图联合起来，积聚力量，以期抵制降低工资或维持较高工资（这样做至少能满足最迫切的需要），但这类尝试在实施这个新的管理条例以后竟受到了严惩。而资本家只要站在政府一边，就可以享有反对工人的一切自由。在新的雇工条例中，“慈父般的”政府允许面包业雇主不仅可以给雇工加上形形色色带侮辱性的绰号，而且还可以任意鞭打，只要不使挨打者致残就行。而被迫侍候人的人只要不被打成残废，就不得申诉和控告。在1844年6月14日的一份秘密诏令中，波茨坦的那个“基督教”国王命令书报检查部门压制各种杂志讨论无产阶级同有产阶级的关系，不允许把工人的状况同中世纪地主和资产阶级的状况相比较。1844年，当西里西亚山区数千名织工不甘忍受贫困和绝望，奋起反抗工厂主时，“慈父般的”国王就下令把其中的一部分人枪毙或用刺刀刺死，把另一部分人投入监狱，对大多数人则施以鞭打背部20-40下的惩罚。我们无产者把这种仁政善举归功于“基督教日耳曼”王权。
1847年是个歉收年，它使我们经受了进一步的考验。莱茵省、威斯特伐利亚、西里西亚、波兹南和东普鲁士的成千上万名无产者忍饥挨饿，成了饥饿病的牺牲品，而“基督教日耳曼”国王及其走狗却一如既往地寻欢作乐、耽于酒色、逍遥自在。这时，国王忽然心生一计，他也要摆摆救济灾民的架势。于是他颁布了禁止用马铃薯酿酒的法令和若干类似的规定，企图以此蒙蔽工人阶级。无产阶级正在日益使人感到畏惧，柏林等地发生粮荒骚乱以后，更是如此。“慈父般的”政府正是出于这种畏惧心理，正在努力“改善工人阶级的福利”。那么这种努力表现在哪里呢？首先从柏林派一名政府要员前往不来梅，责成他尽快地而且无条件地购买6000吨粮食，立即运往柏林等等。这位要员找到了不来梅的德利乌斯[3]商号，向其出示了全权证书；由于他要不惜任何代价买到6000吨粮食，所以粮食经纪人涌向四面八方去抢购，以致每吨粮食的价格在两小时内就提高了40金塔勒。价格还在上涨。在不来梅，只能买到1500吨，于是，粮食经纪人把在什切青、但泽等地买到的、还存放在那里的粮食以惊人的、由那位普鲁士政府要员自己哄抬起来的价格卖给了他。这次在不来梅哄抬粮价造成了严重后果，整个德国北部的粮价在几天之内都上涨了，迫使工人阶级比原先多付三分之一的钱去购买面包，而且作为纳税人还不得不承担由于政府笨拙地做粮食生意所造成的损失。用德语说，这就叫做“慈父般的仁政善举”；作为强大的 “天赋”国王施这种仁政的基础是：如果那些挨饿的工人像在柏林、什切青等地那样竟敢聚众闹事，就实行镇压和枪杀。同时，“慈父般的”国王却让人用工人阶级的钱制造了价值50多万的盾牌，作为一份王室玩具送给他伦敦的教子，一个几乎还不会擦鼻涕的孩子。（爱德华七世——录入者注）
如果要一一列举这个“专制”王权的全部罪名，那实在不胜枚举，但愿仅举这几个例子就够了。从这些例子中可清楚地看出，与只为自己谋利益的资产阶级相比，王权至少同样是我们的敌人。但是，资产阶级为了建立自己的统治，就需要政治自由，这是“专制”王权绝对不会同意的。而我们无产者到那时则能利用较多的政治自由，作为我们加速推翻现存制度的杠杆。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一点，那就不言而喻，我们当然有兴趣参加现今的政治运动，我们的利益要求我们帮助资产阶级加速消灭王权。我们同资产阶级同路就到此为止，不再往前走了！一旦消灭了“天赋”敌人、“基督教”警察国家和“慈父般的”政府，那么，我们就要同最后一个对手即资产阶级作斗争了。到那时，我们就更容易认清战场，胸有成竹地制定作战计划。
当然，只要我们相互之间还不亲近，只要我们无产者还缺乏联系，还没有组织起来，还没有用联合一致的力量改造我们的状况，那我们就既不可能对“慈父般的”统治制度，也不可能对资产阶级取得显著的胜利。直到现在为止，我们在德国既没有维护我们利益的出版自由，也没有举行公开集会的权利，以便我们相互讨论和阐明社会状况，讨论和阐明无产者和有产者的状况，简言之，讨论和阐明一切同无产阶级有关的问题。毫无疑问，上述政治自由定会促进解放事业，无产阶级借助这类政治自由，就能加速地组织起来。因此，现今的政治运动，其中也包括出版自由和结社自由的权利，对我们具有巨大意义。当然，在取得那些权利以前，我们不要那么愚蠢，在那里袖手旁观、耐心等待。凡是法律禁止我们干的事情，我们偏要同法律对着干。法律是我们的敌人，是“慈父般的”政府为了富人和有产者的利益制订的；法律之所以能约束我们无产者，就是因为我们太软弱。凡是人家公开禁止我们干的事情，我们就秘密地干；在这方面，非法的东西对我们来说就是合法的。我们遇到的艰难险阻越大，我们就越要有更大的毅力，越要开展更多的活动，排除艰难险阻，把自己组织起来，采取共同行动。有一句古话说得好：“好汉不求人”。说实在的，我们无产者如果不起来自己解放自己，谁也不会也不能解放我们。
现在，我们无论对“天赋”王权还是对资产阶级都已经无所畏惧了。我们感到恐惧的是，我们的人几乎没有什么联系，而只有频繁的同室操戈和自相残杀，只有无知，甚至不懂得团结就是力量的道理！柏林的几百名无产者不就是这样吗？他们没有计划，没有一致意见，没有共同目标，就参加了那次使整个首都胆战心惊，使地方当局甚至最高当局半天不知所措的粮荒騷乱。两位政府高级官员不是也承认，无产者只要稍微懂得使用自己的力量并采取共同行动，柏林即使拥有再多的军队，也早已在无产者的控制之下了吗？是的，柏林掌握在人民手里甚至达5小时之久，只是人民自己并不知道罢了。在普鲁士的其他地方，在德意志的其他邦也发生过类似的情况。若干为数不多的，而且没有计划、没有商定采取统一行动的无产者，就能给现存制度带来如此危险。显而易见，只要我们组织起来、联合一致、万众一心，那么，什么力量也不能夺走我们的胜利。我们由于四分五裂，甘当软弱无力的奴隶，所以就得忍受贫困和苦难，忍受上等人和富有者的歧视，乞求他们慈悲；我们要组织起来，联合起来，砸碎私有制或者“基督教日耳曼”政府缠在我们身上的像干柳条一样的锁链。
德国的移民
早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向往一个更加美好的新世界，在那里，他们期望得到幸福。即使在今天，他们仍然一心希望这样的新世界。可惜，希望也只不过是希望而已，这种希望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人们长期以来明知那里找不到新世界，却还在老地方寻找。少数人甚至今天才知道、才理解，这个更加美好的新世界离我们近在咫尺，只要被压迫者联合起来，只要坚持不懈地努力，就能找到这个新世界。当然，那些认为只要到美洲去寻找，就能找到新世界的人是极端错误的。这个更加美好的新世界是找不到的，必须通过斗争才能得到。我们只有坚定地站在一起，自己帮助自己，上帝才会帮助我们。
从前，数百万欧洲人拥向东方，以期摆脱封建领主的暴政，以期走出地狱，进入天堂，因为他们还希望，在换了他们的拯救者的地方，在人间就能与上帝同喜。但是，只有少数人到达了他们预定的目的地，而大多数人则由于疾病和土耳其人的刀剑，在见到耶路撒冷以前就归天了。现在，数百万欧洲人又拥向西方，认为在西方能为自己和家属找到一片自由的乐土和幸福的未来。但是，大多数人的希望都落空了。成千上万的人挤在脏乱不堪的轮船上，由于疾病，还未见到美洲海岸就一命呜呼了；成千上万的人死在合众国的街头和习艺所，当然他们不是死于土耳其人的刀剑，而是在被骗子和无赖抢走了所有财物，在肉体上精神上受到彻底摧残后死去的；成千上万的人为维持生计，不得不向美国资产阶级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他们在那里和在欧洲一样受剥削，甚至受到更深重的剥削，当他们的体力完全耗尽的时候，就像在欧洲一模一样，只要能死在某个医院或习艺所，就感到很高兴了；能维持自己和家庭生活的人为数极少。
善良的德国人生活在一个统一而自由的、有幸处于34个拥有主权的大小诸侯统治下的德国，心情自然不十分好，因此对迁徙异国他乡心驰神往。可惜，在所有的移民中，没有人像德国人那样遭到如此残酷的欺骗、抛弃、掠夺和虐待。
在德国、荷兰、比利时的一些城市，在伦敦、纽约以及德国移民起程和到达的所有地方，都有那么一批人自成一帮，骗取这些多半没有经验的德国移民的财物。英国人称这帮人为地头蛇，这种称呼十分恰当，因为他们贪得无厌，不管是穷人的十字币[4]，还是比较富裕者的杜卡特[5]，他们都要统统吞下，以肥私囊。比如在伦敦这里，移民们一到，就被这帮地头蛇团团围住，然后被带到某个地方。只要移民身边还有一些钱财，就很难逃脱这帮地头蛇的手心。那些事先已经交付过渡洋费的人还算是幸运的，他们至少还能前往美洲，而另一些人则不得不留下来，到头来，也迫不得已只好干起抢劫自己同胞的勾当，就像他们被抢劫一样。有人可能会惊奇地问：出现这种事，警察干预了吗？回答很简单，英国法律明文规定：“没有原告的地方，就没有法官。”这些可怜的德国人语言不通，在这个大城市里人生地不熟，几乎没有人收留他们，所以，他们中很少有人能找到偷窃他们财物的那些人并把他们交给法庭审理。地头蛇们只需从一个洞穴迁到另一个洞穴，暂时在那里藏身，等被窃者乘坐的船只一起航，就又可以爬出洞来重操旧业，继续干他们的勾当。一个移民即使能把一个地头蛇交给警察当局，也得不到什么好处；小偷虽然被送进了监狱，但被窃财物已经无影无踪了，并且陪审法庭尚未开庭，轮船就拔锚起航了，而被窃者要继续赶路，于是没有原告出庭，地头蛇也就被宣判无罪释放。成千上万的人在勒阿弗尔、安特卫普、鹿特丹等地的境遇也像在伦敦这里一样，那些还带了一点东西前往纽约的人算是幸运的，大多数人都落到了当地的地头蛇手里。这帮地头蛇对德国移民干的这些令人难以置信的坏事，几乎都是人家告诉我们的，我们将在我们的下一期杂志上刊登几篇这样的报道，借以全面告诫移民。我们请求住在本市东区的朋友们，把他们听到的有关移民们受骗上当的经过告诉编辑部。
在德国，许多人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我们在伦敦有不少公使和领事，他们怎么不收留本国移民？
英国人和法国人，不管是旅游者还是移民，到处都能得到他们本国的领事和公使的保护、劝告和支持。而德国人，至少德国的无产者就不是这样，他们一旦退出所谓的“臣民联合会”，一旦离开德国，就没有一个德国公使或领事再关心他们了。德国驻英国这里的公使和领事（德国人民每年在他们身上要花10万之多）有别的事情要干。虔诚的本生建立了青年会和福音教会，使无产者不受无神论和共产主义的毒害，并把他们赶进“基督教日耳曼”国家的大羊圈；其他人有时派遣密探打进各个工人团体，或者去寻欢作乐。
现在还有谁来关心无产者，况且还是想要成为共和派的无产者呢？战友们，顺便说一句！如果你们以后不再向那个遥远的美洲共和国迁徙，不在旅途中遭受虐待和勒索，而是在德国联合在一起，不信“基督教日耳曼”的胡说，不听你们的最仁慈的邦主们的劝说前往友善的乐土（也许就是虔诚的兄弟们非常乐于派你们去的得克萨斯或者中非），或是去寻找更适合于你们体质的气候（大约是俄国），而是在德国建立一个人人愿意劳动、适于生存的共和国，情况会怎么样。——嗯！你们认为怎么样？这种尝试是值得花费力气的，这样可以节约许多时间和金钱，同时肯定会比进军那个新大陆少牺牲百分之九十的人。
无产者，想想这个问题吧！
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出版的《共产主义杂志》试刊号首页【图（略）】
1847年9月《共产主义杂志》（伦敦）第1期（试刊号）第1-15页
[1] 下面编辑部有关编辑部的地址的说明和该杂志在其他国家的售价见注105。
[2] 在原件中有这样的脚注：能槁女人的难道不是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之流吗？
[3] 在原件上是德林斯。
[4] 十字币是1300—1900年在德、奥、匈通用的辅币。——译者注（即克洛泽（Kreuzer）正面有双十字——录入者注）
[5] 杜卡特是1300—1900年在欧洲通用的金币名。——译者注
〔注释〕
[105] 《共产主义杂志》是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在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出版的，1847年春同盟曾对创办一个同盟的机关刊物作了初次尝试，但没有成功（参看注100）。在杂志的扉页上首次出现了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此外，卷首还印有下列告示：“我们敬请国外所有支持我们事业的朋友们，把稿件和订阅本杂志的订单一并邮寄给‘工人教育协会’，地址是：伦敦霍尔博恩车站德鲁里巷191号，邮资统付。杂志定价：在德国每份为2新银格罗申或6十字币，在法国和比利时为4苏，在瑞士为1.5巴岑。”在杂志的封底上印有这样的附注：“在伦敦瑞琴特公园梅里勒榜街8号德国书店，西区霍尔博恩车站德鲁里巷191号教育协会，东区怀特查珀尔善人城堡街教育协会均有出售。”版权说明：“伦敦西蒂区圣玛丽阿克斯街18号，梅尔多拉-坎恩出版公司出版。内部发行。”
杂志编辑部由卡尔·沙佩尔负责，开头两篇绪论可能出自他的手笔，关于卡贝移民计划的那篇文章可能也是他写的。政治思想极其明确的那篇论文是威廉·沃尔弗写的，他可能也是编辑部成员之一。从沙贝利茨9月4日的日记（参看注100）的一则记载中可以看出，试刊号是1847年9月的头几天出版的。在日记中是这样记载的：“昨天，沙佩尔来看望我们，带来几本《共产主义杂志》，让我们发送。”（藏于巴塞尔大学图书馆，沙贝利茨遗著1）原计划把威廉·沃尔弗召回伦敦，参加杂志编辑部的工作，杂志应于1848年初开始定期出版。但是，这个计划未能实现，原因不明。关于试刊号的推销情况，参看文件160。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保存着一份《共产主义杂志》，上面有弗里德里希·列斯纳的两条题词，其中一条是写在封面上的：“共产主义杂志。伦敦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于1847年出版”；另一条是：“弗里德里希·列斯纳为当代和未来工人运动史收藏。1890年于伦敦。”（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F.20，op.11，Nr.111）
本卷完整地刊印了《共产主义杂志》，除了最后的那篇《政治和社会评论》，这是一个关于各国发生的事件的简讯汇编，可能出自威廉·沃尔弗的手笔。
完整的重印本见韦尔纳·科瓦尔斯基《从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1967年柏林版第391-417页；此外参看影印本，载于《社会科学新版图书检索丛刊》（苏黎世）第1期（未注明出版日期)。——67
[106] 卡尔·海因岑在九点要求中阐述的小资产阶级纲领具有明显的空想、反动的特征。在前四点要求中，他要求推翻君主制，建立一个能保障公民的“物质”和“政治”幸福的共和国。在第五点中，海因岑认为，共和国的第一条原则就是“任何一个人都无权占有公共土地，所以土地必须是人类的公共财产，即必须是国家的财产”。但是，根据第七点，每一个公民在不损害他人权利的前提下，都有权“按照自己的个性，在这个公共财产上……建立和理应要求个人生存”。海因岑把“个人所得”和“所得者的个人占有”明确地称之为“个人生存的需要”。在第七点中，海因岑试图通过直接的“最高限度”的占有或者累进税来防止因自由竞争的“迫切需要”而产生的“有害的不平等”，并且声明：“任何人都不得要求更多的报酬，只能得到根据约略估算所必需的东西，以维持人的生存，过得像他人一样幸福。”同时，在海因岑看来，国家的任务应当是“限制个人的任意所得”。根据第八点，国家应当负责为成年公民的自由发展而向他们提供“最低限度”的东西，即“有一定期限的自由住房”以及为“从事所选择的职业的开始阶段”准备“最低限度”的物质和资金。海因岑在第九点中力图非常详尽地证明，国家“在一切有利益冲突的场合充当发挥调停作用的第三者”。[卡尔·海因岑《共产主义的》，载于《德意志代言者报》（米尔豪森）1847年第2期第125—132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在《德意志一布鲁塞尔报》上的文章反映了他们同海因岑的小资产阶级观点的争论是多方面的，见文件162和172，参看文件163和170。——73
[107] 早在1843年，当伦敦的共产主义者还深受卡贝影响的时候，他们就已反对他的移民计划了（参看本书第1卷文件40）1847年5月，卡贝在他出版的《人民报》（巴黎）上发表了一项呼吁书，题为《伊加利亚旅行记》。《共产主义杂志》上的一篇文章的作者，可能是卡尔·沙佩尔，同这一呼吁书展开了争论。1847年9月8日，卡贝离开法国来到英国，利用在那里逗留的机会试图说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支持他的计划。对此，列斯纳在回忆录中写道：“1847年夏，著名的《伊加利亚旅行记》的作者埃蒂耶纳卡贝向法国共产主义者发出了呼吁。〔……〕这一号召也传到了伦敦工人教育协会。大约在1847年9月，卡贝亲自到伦敦，要我们相信他的思想。我们对他这个建议讨论了整整一个星期，最后，同盟表示反对一切试验。”列斯纳接着详细地引证了《共产主义杂志》上那篇文章所列举的论据，然后继续写道：“这就是我们给卡贝的答复。我之所以在此把这些都详细地记述下来，是因为它们很有历史价值。这些东西表明，那时已经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响下的有思想的共产主义者，当时就驳斥了各种空想的尝试；此外还证明，我们是正确的；时间则完全证实了我们的忧虑。”[弗里德里希·列斯纳《1848年前后》，载于1898年《德意志言论》（维也纳）第8期第106—108页；参看《人间的普罗米修斯》198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5~6页]
1847年9月22日卡贝回到德国后，又在10月8日和10日的《人民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详细地引用了《共产主义杂志》上的那篇文章的论据，试图对它们一一加以驳斥。[参看阿图尔·莱宁《卡贝答沙佩尔》，载于1953年《国际社会史研究所公报》（阿姆斯特丹）第8年卷第1期第7—15页。]1847年12月，卡贝又一次到伦敦，为他的移民计划辩护。对此，沙贝利茨在日记中写道：“星期二（12月28日）晚上协会举行了一次有趣的会议。巴黎的卡贝到会阐明了他的移民计划并驳斥了反对这个计划的意见。这一点他做得很不光彩，因为鲍威尔和沙佩尔的讲话是无懈可击的。”（巴塞尔大学图书馆，沙贝利茨遗著1）——74
[108] 有一段时间，恩格斯也被猜想为这篇论文的作者。但是，只要把这篇文章同威廉·沃尔弗发表在《德意志一布鲁塞尔报》上的各篇文章作一比较，就可以看出，《共产主义杂志》上的那篇文章也是出自沃尔弗之手。（参看瓦尔特·施米特《威廉·沃尔夫为〈德意志一布鲁塞尔报〉撰稿》，载于1961年《德国工人运动史论丛》第3年卷第2期第334—335页）现在，这个事实已为1847年9月14日的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文件160）所证实。——76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