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7．社会问题委员会在柏林第二届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848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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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问题委员会在柏林第二届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64]

（1848年10月30日）

　　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坚信，解决社会问题，也就是说，要建立一种最普遍的物质福利和精神福利的制度，只有通过逐步的发展，只有通过整个文明人类的同心协力才有可能。现在这种少数人从精神上、肉体上奴役多数人的社会不平等状况，既不能依靠一次或几次强有力的飞跃，也不能依靠人们想在各种制度的呆板框框里描绘人类的整个发展来加以克服。单个人的或者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学派的聪明才智和不懈努力，都不能成功地开创可以称之为一切人道的最终目标的那种社会状况，也就是说，开创这样一种状况，在这种状况下，每个人都能拥有满足自己的精神需要和物质需要以及发挥自己的全部才能的一切手段。达到这个目标，乃是几代人的使命，而且将是一种自下而上协作的结果，是一个几代人的组织的结果。社会问题不能通过命令来解决，而只能是一种独立的、通过人类之树上的一切力量的共同协作、富于生气和精力充沛的发展的结果。
　　同时，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同样也坚信，提出一些普遍原则，作为解决社会问题的指导性原则，今天已经是时候了，今天已经有可能了，因而也就成为必要了。通过对这些原则的极其广泛的宣传和非常透彻的讨论，才有可能在多数人中间产生这样的思想和想法，因此，才能出现为建立渴望已久的平等和博爱的制度所必需的相应步骤。同样，代表大会还满怀信心地认为，一些实际步骤，即那些指导性原则的自然结果，今天就可以而且必须被看做是首要的绝对必不可少的步骤，民主共和国成立以后，如果出现解决社会问题的苗头，就必须立即采取这些步骤。代表大会并不隐瞒，那些指导性原则并不是以迄今为止的历史权利和私人权利为基础的，而那些措施在深受其害的人们眼里似乎是专横的极不公平的措施。但是，代表大会觉得自己更坚强了，它深信，同从各种各样的征服和压迫中产生的社会的和所谓合法的现状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恰恰就是解决社会问题、建立真正的人类状况的首要的、必不可少的步骤。代表大会要发挥自己最大的智慧和才能为各民族绝大多数人谋福利，并且认为现在还不能讨论占有地球上全部地产达几百年之久的一小撮人的利益，应当讨论的问题是，如何使绝大多数迄今一直是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的人的权利和人的尊严不受侵犯。人民的幸福就是最高的法律。
　　在这些观点的指导下，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提出以下原则，这些原则在将来改造社会制度的过程中必须发挥决定性和指导性作用。
　　1．土地是人类的共同财产；它现在的开垦和耕种状况不是个别人努力的结果，而是全人类旷日持久的共同努力的成果。因此，任何人都不享有土地所有权。耕种土地的人有权占有同他本人及其家属的生活必需品一样多的土地产品，多余部分归全体人民所有。因为任何一种人的劳动都不是个人的劳动，更确切地说，每一种劳动都是社会劳动。也就是说，每个个人的劳动能提供较多的产品，因为它是得到全体人民的劳动的支持。
　　2．总的说来，所有制并不是私法的关系，而是一种社会的关系，也可以说是一种国家法的关系。一切所有制关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都服从于一种由社会内部的每次阶级斗争所制约的社会变更。现代资产阶级私有制是以阶级对立、少数人剥削多数人为基础的产品生产和产品占有的最后而又最完善的表现。所以，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旦有利于前者——这个时刻一到，我们才能进入一种新型的社会状况——现在的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就会自行消亡。然后我们便将从私有制进入公有制。但是，在这个时刻到来之前，通过一些准备措施削弱和限制以剥削群众为基础的资产阶级所有制仍然是革命政党的任务和义务。
　　3．人人完全平等，人人有权满足自己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充分发挥自己的物质才能和精神才能。只有这样一种状况，即既没有物质特权也没有精神特权的状况，才是一种真正的人类状况。
　　4．人人承担同样的义务，通过自己力所能及的劳动促进社会资本的增长。谁不愿意劳动，谁就无权满足自己的需要：只有生产者才可能是消费者；个别人游手好闲，就是对所有人的不公平。
　　这些原则同下列实际措施和法律是相适应的，民主共和国诞生以后，如果要实行帮助大多数受苦受难的人的事业，就必须立即颁布上述措施和法律。
　　（1）变贵族地产和其他封建地产（如长子继承权）、一切矿山、矿井等等为国家财产；至于私人的矿山等等，应向私人支付其资本价值的4%，作为20年的租金；这些地产一般都应用现代科学的辅助工具进行耕种，使全体人民得益；
　　（2）在租赁业发达的地区，应把地租或租金作为赋税上缴国家。原来的土地所有者既非农民又非租佃者，根本不从事生产，所以他们的消费纯属滥用；
　　（3）建立国家银行，代替所有私人银行，国家银行的纸币是法定流通的纸币。这条措施可以为全民利益来调整信用业，从而埋葬大金融家的统治。由于国家银行逐步用纸币代替金币和银币，所以，纸币就使得资产阶级必不可少的交往工具即一般的交换手段更加便宜，并且它还允许让金币和银币对外发生作用。最后，为了使保守资产者的利益与革命结合起来，采取这条措施是必要的；
　　（4）所有交通工具，如铁路、运河、轮船、公路、邮电等等均由国家掌握，使之变为国有财产；
　　（5）限制继承权；
　　（6）实行高额累进税并废除消费税；
　　（7）全体政府官员的薪水应一律平等。除了携带家眷的那些官员也就是说——具有较多需求的官员——可以得到比其他人更高的收入，但这一切在共和国成立之后的最初25年还应该进行修改；
　　（8）政教完全分离。各教派的神职人员仅在他们自愿所在的教区领取薪金；
　　（9）免费提供司法帮助；
　　（10）实施普及的免费国民教育；
　　（11）对所有的人都一律实行劳动义务制。取消现有的常备军；由于实行全民武装，设常备军已没有必要。但是，只要中欧的政治局势使德国仍然需要常备军，那么，就必须注意这样一点：军队同时是劳动大军，因此军队不再像以前那样只消费，而且还能生产出比它的费用还要多的东西。这一点也是组织劳动的一种手段；
　　（12）建立国家工厂。国家保障所有工人的生存，并负担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的生活。这样做符合整个德国的利益；尤其为了德国无产阶级、小资产者和农民阶级的利益，必须全力以赴地为实现上述措施而工作。因为只有实现这些措施，在德国迄今受少数人剥削（而且还有人还想继续压迫）的千百万人，才能取得他们作为财富的创造者应得的那种权利和权力。
　　委员会提议，代表大会把这个声明当做自己的声明，分送民主总会的各个协会进行讨论和评定。

社会问题委员会
1848年10月30日于柏林

《柏林第二届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的讨论》
（约·舍内曼和亨利希·贝纳里编《人民报》附刊）
（未注明出版日期，柏林版）第28—29页

〔注释〕

^[164] 德国第二届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于1848年10月26—30日在柏林举行，当时的柏林由于在酝酿政变，政治气氛显得极为紧张。这次代表大会继续了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工作（参看注150），但首先是为了加强民主力量之间的合作。约有220名代表出席了大会，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140个城市的工人团体。代表大会的成分很不统一。参加大会的除了政治思想极不一致的民主团体外，还有一些工人团体。总的说来，这次代表大会是一次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讨论会，特别是在最初几天的讨论中，明显表现出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松散现象。会上，一个地道的温和派分子表示反对建立共和国的纲领性要求；此外，联邦共和国的拥护者对此也表示强烈反对；即使在原来的民主阵营中，也存在着各种不同的思潮，尤其是在工人运动问题上。《新莱茵报》在其报道0848年10月31日、11月1日和3日第130、131和133号）中严厉批判了代表大会的这种模棱两可、动摇不定的态度。马克思为此专门著文指出，代表大会为10月29日维也纳革命而通过的、由阿尔诺德·卢格起草的告人民书是毫无根据的。（参看1848年11月3日《新莱茵报》第133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5卷第445-447页，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5卷第528—530页）
　　在代表大会的进程中，与会者逐渐分为两大派：一个是温和的准备妥协的民主派，它起初拥有多数；另一个是由革命民主派、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组成的左翼，在这一派中，一些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得以产生显著的影响。同盟盟员就代表大会上的态度及同盟内部的若干问题进行了讨论（参看文件308）。他们同一些革命民主主义者一起组成了一个极左翼的小组。关于这个小组的成立，《新莱茵报》在一篇报道中写道：“第二天，会议的一方就试图结束这种客套，他们自成一派，表示要拥护‘红色共和国’，并定期私下集会。”（1848年11月5日《新莱茵报》第135号）这个小组的成员有：拜尔霍弗、博伊斯特、布劳泽韦特、克吕格尔、德斯特尔、艾韦贝克、格律恩、哈根、海恩、海尔贝格、海泽、伦敦和施纳克，可能还有布伦(参看文件322）。他们的代表要求建立“社会民主共和国”，并在代表大会的
　　进程中产生了越来越强烈的影响，首先因为其他派别的代表纷纷离开大会，最后只剩下三分之一的代表参加讨论。这次大会的向左转，主要表现在对新中央委员会的选举上：新中央委员会由民主主义者卡尔·赫克萨默和爱德华·赖辛巴赫以及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卡尔·德斯特尔组成。
　　在起草和审议社会问题委员会报告的过程中，极其强烈地反映出共产主义的影响。由于原先为这个委员会确定的成员早已离开大会，所以，路易·海尔贝格和科隆工人联合会的代表弗里德里希·博伊斯特（参看文件305）于10月29日提议，必须组织一个新的委员会。新的委员会在第二天就提出了自己的报告，因而这个报告的起草工作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的。
　　在讨论博伊斯特提出的报告时，多数人不同意把报告的原则和要求作为代表大会的纲领基础。大会决定把这个报告作为这次大会文件的基础公开发表，并寄发给各联合会，听取他们的意见。
　　关于代表大会的进程，艾韦贝克曾作过一些描述，其中不乏有价值的材料，但有些地方夸大了代表大会的意义。在他为《新莱茵报》写的一篇通讯(该通讯的前半部分重复了他亲笔为一家法国报纸写的通讯）中写道：“巴黎12月10日。巴黎一家坚定地为‘工人’说话的报纸《公社社会报》，在其最后一号中说：‘〔……〕10月底，柏林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发表的宣言（它是在2月份，即在革命以前就用德文在伦敦出版的《共产党宣言》的基础上写成的、是各地出现的最进步的宣言。现在人们看到，社会主义在普鲁士和整个德国具有多么大的威力。这个宣言的基础完全是共产主义的，而其中提出的要求必然成为共产主义的开端；因此，我们高兴地表示完全赞同，何况它的实现不会太困难。不管是法国的还是非法国的共产主义者，他们都想在过渡时期用国家代替银行家和商号。在这个重要的德文宣言中，游手好闲者受到了诅咒，资本自以为能够备受赞扬的那些津贴、地租、利息和特权，都被看做对劳动的掠夺而受到了批判和废除。在我们这里，在各个地方，工人都处于1789年之前的第三等级阶段，他们一无所有，却生产一切东西。这种不合理状况，这种对理性的讽刺，必须结束。四八年革命像八九年革命一样，也将纪念它的8月4日之夜。在这一夜，将连根拔掉人对人的可耻剥削的最后一条须根；然后，我们才能像我们的先辈取得政治平等那样，也取得社会平等。我们吁请我们的所有朋友，把这个德国代表大会的宣言认真研究一下。不管怎么说，这个宣言是那个早已家喻户晓、深入人心的准则的结果，有些人不愿理解安居乐业这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只有通过革命才能解决的道理。因此，我们迫切请求这些人进行严肃的思考’。”（1848年12月13日《新莱茵报》第167号）
　　在科隆，博伊斯特在11月6日的工人联合会委员会会议（参看文件310）和11月19日的全体会议上，先后报告了柏林代表大会的讨论经过。记录中是这样写的：“会议开始之后，公民博伊斯特作关于他参加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的报告。他详尽阐述了被代表大会树为样板的西里西亚民主组织的情况。公民沙佩尔宣读了柏林代表大会任命的社会问题委员会的报告草案，并对草案作了扼要说明，博得了与会者的热烈欢迎。（1848年11月23日《自由、博爱、劳动》第9号）
　　社会问题委员会的报告基本上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观点和共产主义观点的杂拌儿。第一部分，即总纲部分，论述得极其模糊；第二部分分为四点，是一个原则声明，强调指出了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意义，因而明显地突出了共产主义思想；报告的第三部分几乎照搬了《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文件224），两者之间的差异仅仅是，报告照抄了第1.2.3.6.8条，其中第2.3.6条由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作了很大补充。至于第1条，代表大会虽然表示拥护共和国，但没有作出明确的原则声明，并且只字不提共和国必须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这一要求。（参看列维奥娃《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1849年德国革命中制定无产阶级纲领的情况》，载于《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工人运动史。纪念第一国际成立100周年》1964年莫斯科版第489-495页；格尔哈德·贝克尔《1848年第二届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上讨论的“社会问题”》，载于1967年《历史杂志》第15年卷第2期第260-280页）——5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