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 -> 第5卷 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文献（1864-1867）
国际工人协会伦敦代表会议[465]
（1865年9月25—29日）
常务委员会与大陆代表联席会议[1]
9月25日
出席人：常务委员会代表——公民：荣克、马克思、德尔、韦斯顿、豪威耳、博勃钦斯基，副主席埃卡留斯和名誉总书记[2]。巴黎代表——公民：托伦、弗里布尔、利穆赞、席利、瓦尔兰、克拉里翁和杜梅尼尔-马里尼；瑞士代表——公民：杜普莱克斯和贝克尔；比利时代表：塞扎尔·德·巴普。[464]
由于等待主席[3]到达，直到下午三点一刻才开会。因主席仍未到来，推举公民荣克主持会议。他一开始就宣布，第一项议程是审议协会的财务状况。
总书记报告说，协会的账目已结算到3月底，当时的账目如下：
收入 支出 结存[4]
此后再没有结算过，但将在本月底结算。届时，资产负债表将分送各分会。现在，协会的收入大约有三十二三英镑。
公民弗里布尔提出了巴黎的财务状况报告。理事会发出了大量会员证，但是，因为他们必须租用办公中心会址，代表们的旅费开支又很大等，所以几乎没有剩下什么钱来上缴中央委员会。但是，前景很好，因为主要的费用已经开支，往后的会费就主要是上缴中央委员会的纯收入了。他们还剩下400张会员证没有发出。代表大会的延期是他们进展中的一个大障碍，而且许多工人还怀疑在现今制度下能不能办成什么事。他们常常碰到这样的声明：请告诉我们，你们可能有什么活动，我们好来参加。公民弗里布尔希望英国人格外理解他们处境的困难：他们只能召开少数人的会，开会人数不得超过20人；如果他们开会的人多了，就可能遭到逮捕。前不久，他们开了一个60人的会，好不容易才把他们聚在一起，从8点开到10点。人们老是向门口张望，深恐警察来逮捕人。他之所以提到这一点，是想说明他们要同什么样的困难作斗争。他们随身带来了巴黎理事会的账簿和财务报告，请财务委员审查。
公民托伦报告说，他们在鲁昂、南特、埃尔伯夫、卡昂、利雪、圣丹尼、庞坦和皮托征集过会员；但是，在所有这些地方，代表大会的延期，妨碍了他们的进展。
公民席利说，在瑞士就好得多，他们按月开会和缴纳会费。然而在法国，他们只有想一切办法才开得成会，也只有这样才收得到会费。
公民克里默和马克思提议：
德尔、荣克和杜邦三位公民仔细审查巴黎的账目，并向下一次常务委员会会议报告。一致通过。
公民杜普莱克斯报告瑞士的工作。他们才成立六个月，但是工作顺利。会费现在是每月按5便士征收，但是会员们愿意，如果需要，每月交1先令也可以。要不是支付代表们的旅费，他们就会有更多的结余上缴中央委员会。他们在日内瓦吸收了250名会员，洛桑吸收了150人，沃韦吸收了150人。人们完全懂得资助中央委员会的必要性，甚至甘愿解散自己的组织，只参加国际工人协会。
公民席利吁请注意必须保证在各国工人迁居时给予适当的帮助。此外，各地书记也应该能够帮助工人、协会会员找到工作。
公民德·巴普报告比利时的工作。他们才建立一个月，但是已经有60个会员，他们同意每年交会费不少于3法郎，或2先令8便士；其中，他们愿意每年拿出1先令交给中央委员会。在向他们提出选举一名代表的问题时，他们只有24先令，但是，尽管组织小、经费有限，他们还是选出他来参加代表会议。
公民弗里布尔不同意比利时人关于规定按每个会员1先令向中央委员会交会费的建议。他认为，有的年头会费可能富裕，说得确切些，有盈余，而有的年头则会出现短缺。如果经费宽裕，则应用于地方需要。
公民马克思回答说，代表大会将逐年决定经费的处置办法。
公民托伦说，在瑞士和比利时，他们能够公开集会，讨论任何问题和公开征集会员；但是在法国，他们却只能秘密集会，也不能公开宣传协会的原则，所以他们不能同他们不认识的人接触，也不能争得这些人的信任。
财务报告，至此结束。
接着，讨论筹集经费的方法问题。
瑞士德国人支部的代表公民贝克尔提议，公民席利附议：铸制代表会议的纪念章。制造一枚这样的纪念章约花费1便士，而能够卖，比如说，6便士；这对协会来说是一笔可观的收入，有助于支付各种花销，也可用作宣传活动的费用。
弗里布尔认为，最好是作出代表大会前这段时间内中央委员会的费用以及代表大会的费用的概算，并努力在会员中筹募这笔钱。
克里默同意弗里布尔的意见，并认为，如果中央委员会估计一个总开支的约数，据此发行1便士的募捐卡，用这样的方法就可募集到这笔钱。他认为召开代表会议并不是一件足以引起群众永志不忘的大事情。他认为，铸制纪念章一事应该提到代表大会上；那时候协会将有更高的声望，并且可能已经作出了值得纪念的事情。他认为提出纪念章问题为时尚早。鉴于各宗教组织靠收低额的会费的办法筹集到大部分宣传经费，他认为，在这种场合下，我们也可以效法他们的活动方式。有许许多多的人，他们会给便士而不给先令。他并不怀疑能够筹集到必要的钱，如果认真从事的话。
利穆赞支持弗里布尔的意见。
发行纪念章的提议也得到了德尔和韦斯顿的支持。他们说，这个办法在罗伯特·欧文的运动中曾获得过成功。
博勃钦斯基赞成发行纪念章，但主张有不同的质量和价格：向那些慷慨资助协会并希望成为终身会员的人按2先令6便士收费。他们可以在公开场合佩戴这种纪念章。
埃卡留斯不同意发行纪念章。他说，因为我们是准备战斗的；我们最好等到弄清楚了我们的成就是否值得纪念的时候再说。
马克思反对弗里布尔提出的那种规定一定款额的建议。
豪威耳不同意发行纪念章；他认为这不会成功。
最后，根据马克思和杜邦的提议，通过如下决议：
代表们关于向中央委员会上缴会费的几项提议：比利时代表主张按每个会员每年1先令上缴，瑞士人主张规定固定的数额，法国人主张以出售会员证为主要收入（包括他们手中的400张会员证），应予采纳。财务状况延期到晚会以后再进一步研究。一致通过。
即此休会至明天下午2时。[467]
[1] 本日记录共七页，由克里默执笔。
[2] 克里默。
[3] 奥哲尔。
[4] 原稿中为空白。根据记录本判断，总委员会资产在3月28日是6镑3先令8便士半。
[464] 拿破仑第三的政府出于蛊惑人心的目的，起初对国际在法国的活动还是相当宽容的，尽管它并未准许在法国成立国际的支部。但是，随着时间的消逝和第一个工人阶级国际组织的革命无产阶级性质越来越明显，法国各支部的态度日益发生变化。警察开始注意他们了，政府的首次敌对行动就是在法国边境没收日内瓦代表大会的文件。
1867年末，巴黎理事会理事们的家遭到了搜查，指望找到证明国际是秘密团体的证据。可是，这样的证据并未找到，而巴黎理事会理事们乃被指控为未经当局许可擅自结社。案件在1868年3月6日和20日由巴黎刑事法庭审理。在审讯期间，理事会15位理事（舍马勒、托伦、埃里贡、卡梅利纳、缪拉、佩拉桑、富尔努瓦斯、戈蒂埃、多蒂埃、贝拉米、热拉丹、巴斯蒂安、吉雅尔、德拉埃、德罗尔姆）宣布原来的理事会解散，并任命了新的人选。1868年3月8日，第二届巴黎理事会由布尔东、瓦尔兰、马隆、孔博、莫兰、朗德林、安贝尔、格朗容和沙尔博诺组成。于是导致了1868年5月22日的新案件即所谓“第二届理事会”案件的审讯。在这两次审讯中和两案在上诉法庭侦讯期间，被告们几乎全体拒绝用辩护律师而自行发言为理事会作辩护，并在发言中精辟地阐明了国际的思想。瓦尔兰阐述国际从1864年到1868年的历史的发言，给人特别深刻的印象。法庭宣布解散巴黎支部，并判处第一届理事会理事罚金。对第二届理事会理事的判决还要糟得多：被告都被判处三个月监禁和罚金。——334
[465] 国际的伦敦代表会议于1865年9月25—29日举行。上午，常务委员会委员与大陆的代表们举行联席会议，晚上举行公开会议。总委员会全体委员和大陆的代表们出席。代表会议的工作包括9月28日纪念协会成立一周年的庆祝晚会，会上通过了告美利坚合众国人民书。代表会议的记录保存下来了，记录由克里默、勒·吕贝和豪威耳执笔。此外，关于代表会议的报道，刊登在1865年9月30日《工人辩护士报》第134号上，在这篇报道中，提供了记录中疏忽了的某些事实。报纸的补充资料见下面的注释。——335
[467] 《工人辩护士报》报道中说：“处理了一些预备性事务以后，代表们转移到滨河区阿德尔菲胡同8号，在这里举行代表会议。”——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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