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百年革命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 《帝国的年代：1875～1914》（1987）

第一章　百年革命

　　荷根（Hogan）是一位先知……先知兴尼西（Hinnissy）是一个能预见困难的人……荷根是今天世界上最快乐的人，但是明天会有事情发生。

　　——《杜利先生说》，1910年

1

　　百年纪念的各种庆典都是19世纪晚期发明出来的。美国独立革命的百年纪念（1876年）和法国大革命的百年纪念（1889年）都是以一般性的万国博览会作为庆祝方式。在这两个百年纪念日当中的某一时刻，西方世界受过教育的公民开始意识到：这个诞生于《独立宣言》，世界上第一座铁桥的修筑和猛攻巴士底狱（Bastille）的世界，现在已经100岁了。19世纪80年代的世界和18世纪80年代的世界究竟有什么不一样？（《革命的年代》第一章曾概述了那个较古老的世界。）
　　首先，它现在已是名副其实的全球性世界。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现在几乎均已为人所知，也都或详细或简略地被绘制成地图。除了无关紧要的例外情形以外，探险不再是“发现”，而是一种运动挑战，往往带有强烈的个人或国家竞争的成分，其中最典型的企图便是想要支配最恶劣、最荒凉的北极和南极。1909年，美国的皮里（Peary）击败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的对手，赢得率先到达北极的竞赛。挪威的阿蒙森（Amundsen）在1911年抵达南极，比不幸的英国船长司各特（Scott）早了一个月。（这两项成就没有、也不预期有任何实际的重要性。）除了非洲大陆、亚洲大陆以及南美洲部分内陆地带以外，铁路和轮船已使洲际和横跨数洲的旅行由几个月的事变成几个星期的事，而不久又将成为几天的事：随着1904年横贯西伯利亚铁路的完工，只要十五六天的时间便能从巴黎抵达海参崴。电报使得全球各地的通讯沟通成为几小时之内的事，于是，西方世界的男女——当然不止他们——以空前的便捷和数量，进行长距离的旅行和通讯。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1879年时，几乎有100万旅客前往瑞士旅行。其中20万以上是美国人，这个数字相当于1790年美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时全国人口的5％以上。这个事实在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的时代，会被视为是荒谬的幻想。（有关于这一全球化过程的较详尽记述，参看《资本的年代》第三和第十一章。）
　　与此同时，世界人口密度大为增加。由于人口统计数字，尤其是18世纪晚期的人口统计数字带有极大的臆测性，这些数字说不上精确，使用它们也是危险的。但是，我们可以大致假定：19世纪80年代可能生活在地球上的15亿人，是18世纪80年代世界人口的两倍。和过去一样，亚洲的人口数目最大，但是，根据最近的猜测，亚洲人在1800年虽占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二左右，到1900年时，却已降至55％。人口次多的是欧洲人（包括人烟稀少的俄属亚洲），由1800年的2亿人，到1900年的4．3亿人，几乎增加了一倍以上。再者，欧洲大量的海外移民也造成了世界人口最戏剧性的改变：1800到1900年间，美洲人口由3000万左右上升到将近1．6亿，其中尤其显著的是，北美的人口由700万左右上升到8000万以上。非洲这块备受破坏的大陆，其人口统计数字我们自认所知甚少，不过可以确定其人口增长速度比其他任何地方均缓慢得多，这100年之间顶多增加了三分之一。在18世纪末叶，非洲人口大约是美洲人口总和的三倍，可是到19世纪末叶，美洲人口可能比非洲人口多得多。包括澳洲在内的太平洋诸岛，其人口虽然由于欧洲人的迁移而由假想中的200万人膨胀到或许600万人，但因其数字太小，在人口统计上不具什么分量。
　　然而，这个世界就某方面而言，虽然在人口数上正日渐变大、在地理上则愈趋缩小整合，成为一个因货物和人口移动、因资金和交通，以及因产品和构想之间的结合愈益紧密的行星；可是，在另一方面，它却也开始逐渐产生各种区划。如同历史上的其他时代一样，18世纪80年代，地球上有富有和贫穷的地区，有进步和落后的经济社会，有较强势和较弱势的政治组织和军事单位。我们也不能否认，当时有一道鸿沟将世界的主要地带与其南北地区区分开来。这个主要地带是阶级社会、国家以及城市的传统所在地，由少数具有读写能力的精英负责管理。而使历史学家大为高兴的是，他们也留下了许多文字记录。而这个地带的北方和南方地区，则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民族学家和人类学家注意力集中的地方。然而，在这个庞大的地带之内，在这个由东方的日本延伸到大西洋中北海岸，又因欧洲人的征服而进入南北美洲，并为大多数人口所居住的庞大地带之内，其各项发展虽然极其悬殊，却似乎不是无法克服的。
　　就生产和财富而言，更别提文化了，各主要前工业化地区之间的差异，以现代的标准来说，是相当小的，或许可说是在一与一点八之间。事实上，根据一项最近的估计，在1750—1800年间，我们今天所谓已开发国家的每人平均国民生产总值，与今天所谓的“第三世界”大致是一样的。不过这或许是由于中国太过巨大而且相对比重太高的关系。当时中国人口占世界三分之一左右，其一般生活水准事实上可能较欧洲人为高。18世纪的欧洲人诚然会认为中国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地方，但是没有任何聪明的观察家会把它视为在任何方面不如欧洲的经济文明，更不会视它为“落后国家”。但是，在19世纪这100年当中，西方国家，也就是正在改变世界的经济革命的基地，与其余地方的差距正日益扩大，由缓慢到迅速。到1880年时，根据同样的调查显示，“已开发世界”的每人平均收入，大约为“第三世界”的两倍。到了1913年，更高达“第三世界”的三倍以上，而且距离愈拉愈大。这个过程颇为戏剧化：1950年时，两者之间的差异是1：5，1970年更达1：7。尤有甚者，“第三世界”与“已开发”世界中真正已开发地区（也就是工业化国家）之间的差距，不但出现得较早，而且扩大的速度也更为戏剧化。1830年时，这些地区的国民生产总值比“第三世界”已几乎高了一倍，1913年时更高达七倍。（每人平均国民生产总值纯粹是统计学上的思维产物，是以居民人数去除国民生产总值。它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的经济增长比较上虽然是有用的，却无法说明那个区域中任何人的实际收入和生活水准，也不能说明其间收入的分配情形。只不过，在理论上，一个“每人平均”数字较高的国家，比“每人平均”数字较低的国家，可以分配到的收入较多。）
　　工业技术是造成这种差距的主要原因，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得到强化。在法国大革命后的一个世纪，人们逐渐看出：贫穷落后的国家很容易被击败和征服（除非其幅员非常辽阔），因为它们的军备技术处于劣势。这是一个新的现象。1798年拿破仑（Napoleon）的入侵埃及，是配备相去无几的法国军队和埃及本地军队之间的战斗。欧洲军队的殖民地征伐，其成功不是由于神奇的武器，而是由于其较大的侵略性、残忍性和最重要的一点——良好的组织纪律。可是，在19世纪中叶渗透到战争之中的工业革命（比较《资本的年代》第四章），却藉着高性能的炸药、机枪和蒸汽运输（见第十三章）更增强了“先进”世界的优势。因此，由1880-1930年的半个世纪，将是炮舰外交的黄金时代，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铁的时代。
　　因此，1880年时，我们所面对的不完全是一个单一的世界，而是一个由两部分所合成的全球体系：一部分是已开发的、具有主宰性的、富有的；另一部分是落后的、依赖的、贫穷的。然而，即使是这样的说法也很容易导致误解。第一（较小的）世界，虽然其内部的差异悬殊，却因历史的关系而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共同支柱；而（大得多的）第二世界，除了其与第—世界的关系——也就是其对第一世界可能或实际的依赖——以外，几乎不存在任何可促成其走向一致的因素。除了都是由人类组成之外，中国与塞内加尔（Senegal），巴西与新赫布里底群岛（New Hebrides），摩洛哥（Morocco）与尼加拉瓜（Nicaragua）之间，又有什么共同之处呢？第二世界既不因历史、文化、社会结构而一致，也不因制度、甚至我们今日以为依赖性世界最显著的特色——大众的贫穷——而一致。因为，以贫富分类的办法只适用于某种形式的社会，也只适用于某种结构的经济，而在依赖性世界中，许多地方并不是这样的社会，也不是这样的经济。除了性别以外；历史上所有的人类社会都包含某些社会不平等。可是，就算印度的土王到西方访问时可以得到像西方百万富翁所享受的待遇，新几内亚（New Guinea）的酋长却无法如此，甚至在观念上也不能。就像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平民，当他们离开家园之后往往都变成工人，也就是沦入“贫民”阶层，但若以此来认定他们在其故乡所扮演的角色，就会相当离谱了。无论如何，在当时的世界上仍有许多幸运之地，尤其是在热带，那些地方的人们不必担心吃住或休闲的匮乏。事实上，当时尚有许多小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工作与休闲的概念不但不具意义，甚至也没有表示这些概念的字眼。
　　如果说当时的世界的确存在这两个部分，那么它们之间的界线并不分明。这主要是由于主导和经手完成全球经济——在本书所论时期也包括政治——征服的那组国家，因历史以及经济发展而具有一致性。这组国家包括欧洲，而且不仅是那些清楚构成世界资本主义发展核心的地区——主要是在欧洲西北部和中部，以及其某些海外殖民地。欧洲也包括一度在早期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南部区域（自16世纪以来，这些地区已成为穷乡僻壤），以及最初创建伟大海外帝国的征服者：尤其是意大利半岛和伊比利亚半岛。它也包括广大的东部地区，这个区域的基督教国家——也就是罗马帝国的继承人和后裔——1000多年来不断抵御来自中亚的一波波军事入侵。其中最后一波入侵缔造了伟大的奥斯曼帝国，该帝国曾在16-18世纪控制了东欧庞大地区，不过到19世纪，该帝国已逐渐被逐出。虽然1880年时它仍旧控制横跨巴尔干半岛的一个不小地带（现今希腊、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的部分以及阿尔巴尼亚的全部）以及一些岛屿，但是它在欧洲的日子行将结束。许多重新被征服或解放的领土只能在礼貌上被称作“欧洲”，事实上，巴尔干半岛在当时仍被称为“近东”，因而，西南亚才会变成所谓的“中东”。另一方面，驱逐土耳其人出力最大的两个国家，虽然其人民和领土都付出了备受蹂躏的代价，但它们却因此而跻身欧洲强权之列：奥匈帝国，以及更重要的俄罗斯。
　　因此，大部分的“欧洲”充其量也不过是位于资本主义发展和资产阶级社会核心区的边缘。在某些地区，其大多数居民显然与其当代人和统治者生活在不同的世纪。比如说，在达尔马提亚（Dalmatia）的亚德里亚海（Adriatic）沿岸地区或布科维那（Bukovina）地区，1880年时，约有88％的居民都没有读写能力，而在同一帝国的另一部分——下奥地利（LowerAustria）——只有11％的人口没有阅读识字能力。许多受过教育的奥地利人和梅特涅（Metternich）一样，认为“亚洲开始于维也纳的东行公路处”，而绝大多数的北意大利人视其他意大利人为某种非洲野蛮人；但是在这两个王国中，落后地区只是其国家的一部分。在俄国，“欧洲或亚洲”的问题比较严重，因为除了浮在上层的极少数知识分子外，从白俄罗斯（Byelorussia）和乌克兰（Ukraine）向东直到太平洋的整个地区，距离资本主义社会都同样遥远。这个问题在当时的确是大家热烈辩论的题目。
　　不过，如果我们把少数几个被巴尔干山民孤立起来的地区排除在外，我们可以说：历史、政治、文化以及几个世纪以来对第二世界所进行的海陆扩张，已将第一世界的落后部分与进步部分紧密相连。虽然两个世纪以来，俄国的统治者已不断推行有系统的西化运动，并且取得对西面边界显然比较进步地区如芬兰、波罗的海国家和部分波兰的控制，但是俄国的确是落后的。然而在经济上，俄国确实是“西方”的一部分，因为其政府所采取的显然是西方模式的工业化政策。在政治上，沙皇统治下的俄国是殖民开拓者而非殖民地。而在文化上，俄国境内受过教育的少数人口，又是19世纪西方文明的光彩之一。布科维那，也就是奥匈帝国最偏僻的东北地区（1918年，这个地区成为罗马尼亚的一部分，而1947年后，又变成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的一部分），当时可能还生活在中世纪，但是它的首府泽诺维兹（Czemowitz，Cemovtsi）却有一所杰出的欧洲大学，而其经过解放和同化的犹太中产阶级，则绝不是属于中世纪。在欧洲的另一端，以当时的任何标准来说，葡萄牙都是弱小而落后的。它实际上是英国的半殖民地，而只有对它深具信心的人才能看出那儿有什么经济潜力。可是，葡萄牙不仅仍旧是欧洲的独立国家之一，也由于其辉煌的过去而仍旧是一个伟大的殖民帝国。它之所以保持它的非洲帝国，不仅是因为互相竞争的列强无法决定如何瓜分这个帝国，也因为它是“欧洲的一员”，它的属国不应被视为是尚未接受殖民的处女地。
　　19世纪80年代，欧洲不仅是支配和改变世界的资本主义发展核心，同时也是世界经济和资本主义社会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历史上从来没有比这个世纪更称得上是欧洲的世纪，即使未来也不可能。从人口上说，欧洲人在19世纪末所占的比例远高于19世纪初——从每五个人当中便有一个欧洲人上升到每四人当中便有一个。虽然这个旧大陆将数百万的人口送到各个新世界，但是它本身人口的增长却更迅速。虽然单是其工业化的速度和冲击，已使美洲在未来一定会成为全球经济的超级强权，可是在当时，欧洲工业的生产额尚超过美洲两倍以上，而重要的科技进展，仍旧主要是来自大西洋的东面。汽车、摄影机和无线电最初都是从欧洲产生发展出来的。（日本在现代世界经济上是一个起步十分迟缓的国家，不过在世界政治上出现却较快。）
　　至于高尚文化方面，白种人的海外殖民世界仍旧是完全依靠旧大陆。就它们以“西方”为模范这一点而言，在非白人社会极少数受过教育的优秀分子中间，这种情形更为明显。在经济上，俄国是无法与美国的迅速成长和财富媲美。然而在文化上，拥有陀思妥也夫斯基（Dostoievsky，1821-1881）、托尔斯泰（Tolstoi，1828-1910）、契诃夫（Chekhov，1860-1904）、柴可夫斯基（Tchaikovsky，1840-1893）、鲍罗廷（Borodin，1834-1887）和里姆斯基-科萨科夫（Rimsky-Korsakov，1844-1908）的俄国，却无疑是个强国；可是马克·吐温（Mark Twain，1835～1910）和惠特曼（Walt Whitman，1819-1892）的美国却不是，甚至把詹姆斯（Henry James，1843-1916）加进去也不是——詹姆斯早已迁移到和他气味较为相投的英国去了。欧洲的文化和知识生活仍旧主要是属于富有和受过教育的少数人，他们也适合在这样的环境和为这样的环境发挥美化作用。自由主义的贡献便在于它呼吁将这种精英文化加以普及，使一般大众都可随时接触到。博物馆和免费图书馆便是它典型的成绩。比较倾向民主和平等的美国文化，一直要到20世纪的大众文化时代才获得其应有的地位。在这段期间，即使是与技术进步有密切关联的各种科学，由诺贝尔奖最初25年得奖人的地理分布判断，美国不仅落在德国人和英国人之后，甚至也落在小小的荷兰后面。
　　但是，如果说“第一世界”的某些部分应该被划入依赖和落后的那一边，那么几乎整个“第二世界”均都属于这样的地区。在“第二世界”当中，只有自1868年起便有系统“西化”的日本（参看《资本的年代》第八章），以及以欧裔移民为主的殖民地（1880年时，这样的欧裔移民主要仍来自西北欧和中欧）不属于落后世界；当然海外欧裔未能淘汰的土著人口又当别论。这种依赖性——或更确切地说，由于这些社会既不能躲避西方的贸易科技，或找出其代替物，也无法抵抗配备西式武器和以西方方式组织的士兵——使许多在其他方面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的社会，同样成为19世纪历史创造者的受害人。有一个残忍的西方才子，以一种过分简化的口吻说：

　　不论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有马克沁重机枪，而他们没有。

　　与这项差异相较，美拉尼西亚群岛（Melanesian Islands）这样的石器时代社会和中国、印度以及伊斯兰教世界这类复杂的都市化社会，其间的种种差异似乎无足轻重。虽然这些地区的艺术令人赞叹，其古文明成就令人称奇，而其主要的宗教哲学，至少和基督教一样，或较基督教更能博得某些西方学者和诗人的激情。但是，这些又有什么用呢？基本上，它们都得任由载着商品、士兵和各种思想的西方船舶所摆布。对于这些船舶，他们无能为力，而外来的船舶则依照对入侵者有利的方式改变了它们的世界，完全不顾被侵略者的感觉。
　　但是，这并不表示这两种世界的分野，是简单的工业化国家和农业国家，或城市与乡村文明之间的分野。“第二世界”拥有比“第一世界”更为古老、更为巨大的城市，如北京和君士坦丁堡。而19世纪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更在第二世界当中造就了许多不成比例的大都会中心，通过这些中心，资本主义的经济之河才得以畅通。19世纪80年代的墨尔本（Melbourne）、布宜诺斯艾利斯（Buenos Aires）和加尔各答（Calcutta）等地各有50万左右的居民，比阿姆斯特丹（Amsterdam）、米兰（Milan）、伯明翰（Birmingham）或慕尼黑（Munich）的人口更多。而孟买（Bombay）的75万居民，是除了六七个欧洲大城以外，任何地方都赶不上的。虽然，除了少数特殊例外，在第一世界的各种经济形态中，市镇在数量上和重要性上都比乡村来得高，可是令人惊讶的是：“已开发”世界仍旧是十分农业性的世界。只有六个欧洲国家其农业雇用人口少于男性人口的一半——通常都占男性人口的绝大多数——但是，这六个国家都可说是典型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比利时、英国、法国、德国、荷兰、瑞士。不过其中也只有在英国，其农业人口少于总人口的六分之一，其他五国从事农业的人口仍占全部人口的30％—45％之间。诚然，“已开发”地区那种商业化和实事求是的农业与落后地区的农业具有明显差异。1880年前，除了都对畜舍和田地感兴趣以外，丹麦的农夫和保加利亚的农夫在经济上并没有什么共同点。不过，农耕，如同古代的手工艺一样，是一种深深植根于过去的生活方式，19世纪晚期的民族和民俗学家，当他们在乡村找寻古老的传统和“民间遗风”时，便了解到这一点。即使是最具革命性的农业，也还是会庇护这些传统和遗风。
　　相反，工业却不完全局限于第一世界。暂且不说在许多依赖性和殖民式经济中已拥有基础设施（像港口和铁路）和开采型工业（矿场），以及在许多落后的农业地区也已出现了茅舍工业，甚至某些19世纪的西式工业，在像印度这样的依赖性国家中往往也有适度发展，有时其发展还会遭到其殖民统治国家的工业者，尤其是纺织业和食品加工业者的强烈反对。更有甚者，连金属业也已深入到第二世界。印度的伟大钢铁工厂塔塔（Tata），在19世纪80年代便已开始运作。同时，小家庭工匠和包工式工场的小额生产，仍然是“已开发”世界和大部分依赖性世界最常见的情形。虽然德国的学者不安地预测到，在面对工厂和现代分配法的竞争下，它将要进入一个危机时期，但是，就整体而言，当时它仍是相当有力的存在。
　　不过，我们大致仍然可以拿工业当作现代化的标准。19世纪80年代之际，在“已开发”世界（和跻身开发国家之列的日本）之外，没有任何国家可以称得上是工业国家或正在工业化的国家。甚至那些主要依然是以农业立国，或者至少人们不会立即把它们和工厂与熔炉联想在一起的“已开发国家”，在这个时期也已开始向工业社会和高科技看齐。比方说，除了丹麦以外，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在不久以前尚是以贫穷和落后出名，可是短短数十年间，其每人拥有电话的比率已高出包括英国和德国在内的欧洲任何地区；它们所赢得的诺贝尔科学奖也比美国多得多；此外，它们也即将成为社会主义政治运动的根据地，这些运动乃是针对工业劳动阶级的利益而发起的。
　　更为明显的是，我们可以说“先进的”世界正以史无前例的速度进行都市化，而且在极端的情形下，已成为城市居民的世界。1800年时，欧洲人口数目超过10万以上的城市只有17个，其总人口不到500万。到了1890年时，这样的城市有103个，其总人口已达1800年的六倍以上。始自1789年的19世纪，其所造成的并不是有成百万居民在其中快速走动的都市蚁丘，虽然在1880年前，又有三个城市和伦敦一样成为拥有百万人口的大都会——巴黎、柏林和维也纳；相反，它所造成的是一个由中型和大型城镇所构成的分布网，而这类拥有稠密人口或诸多卫星城镇的分布网，正在逐渐侵蚀附近的乡村。在这些城镇网中变化较为戏剧化的，通常是那些新兴市镇，如英国的泰恩塞德（Tyneside）和克莱塞德（Clydeside），或是那些刚开始大规模发展的地区，如德国鲁尔区（Ruhr）的工矿带或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煤钢地带。同时，这些地区并不需要包含任何大城市，除非这些地区兼具有首府、政府行政中心或其他功能；也不需要拥有大型国际港口，但是它们往往能聚集数量众多的人口。奇怪的是，除了伦敦、里斯本（Lisbon）和哥本哈根（Copenhagen）以外，1880年时，欧洲国家的城市通常不同时具有首都和国际港口的双重角色。

2

　　如果要用三言两语（不论多深奥、多明确）来形容这两个世界之间的经济差异是件不容易的事，那么要概述它们之间的政治差异也不会轻松到哪里去。除少数的地方性差异外，当时的“先进”国家，显然有一个为大家所向往的结构和制度模式。这个模式基本上包括：一个大致统一的国家，在国际上拥有独立主权，达到足以为其国民的经济发展提供基础，享有显然是自由和代议制的单一政体和法律制度（也就是说，它应拥有一部宪法和法律规则），然而，在较低层次上，它还得具有相当程度的地方自治和创制权。这样的国家应该由“公民”所组成，所谓“公民”是指在其领土之内，享有某些基本法律和政治权利的个别居民的集合体；而不是由，比方说，公司或其他各种团体和社群所组成。公民与全国性政府的关系应该是直接的，不应由公司等群体居间调停。这个模式不但是“已开发”国家的希望（1880年时，所有“已开发”国家都在某种程度上符合这个模式），也是所有不愿隔绝于现代化国家的希望。就上述标准而言，自由立宪的民族国家模式并不限于“已开发”世界。事实上，在理论上遵循这个模式运作的最大一群国家，是位于拉丁美洲，不过它们所遵循的模式是属于美国联邦主义，而非法国中央集权主义。当时，这一群国家一共包括17个共和国和一个帝国——巴西帝国，不过它在19世纪80年代便已崩溃。然而，实际上，拉丁美洲以及东南欧某些名义上的立宪君主国，它们的政治现实和宪政理论根本毫不相干。未开发世界的绝大部分并不具备这种国家形式，有些甚至不具有任何国家形式。它的某些部分是由欧洲列强的属国所构成，并直接由欧洲列强所统治。不久以后，这些殖民帝国便将大幅扩张。有些部分，如非洲内陆，其所包含的政治单位，严格地说，称不上是欧洲人所谓的“邦国”，不过当时的其他称谓（“部落”）也不适当。还有一部分则是非常古老的帝国，如中国、波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这些帝国与欧洲历史上的某些帝国十分相似，不过它们显然不是19世纪式的领土国家（“民族国家”），而且显然即将被淘汰。另一方面，同样的不稳定性（如果不一定是同样的古老性）也影响到某些至少是属于“已开发”世界、或居于“已开发”世界边缘的老迈帝国，其原因也许只是因为这些帝国——沙皇的俄罗斯帝国和哈布斯堡王室的奥匈帝国——的“强权”地位实在不够稳固。
　　就国际政治来说（也就是，就欧洲政府和外交部的统计数目来说），照我们今天的标准看来，当时世界上堪称具有独立主权的国家实体，其数目非常有限。1875年前后，欧洲这样的实体不超过17个（其中包括六个“强权”——英国、法国、德国、俄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以及奥斯曼帝国），南北美洲有19个（其中有一个名副其实的“霸权”——美国），亚洲有四五个（主要是日本及中国与波斯这两个古老帝国），非洲也许有三个勉强称得上是（摩洛哥、埃塞俄比亚、利比里亚）。其中美洲的共和国数量冠于全球。此外，几乎所有的独立主权国家都是君主政体（在欧洲，只有瑞士和1870年以后的法国不是），不过在已开发国家中，它们大多是立宪君主国，至少官方已朝某种选举代议制的方向表态，欧洲方面惟一的例外是位于“开发”边缘的帝俄和在明白属于受害者世界的奥斯曼帝国。然而，除了瑞士、法国、美国，可能还包括丹麦以外，上述的代议国家中，没有一个是奠基在民主的选举制度上。（虽然在这个阶段只有男性才拥有投票权。由于不能断文识字者便不具选举权，再加上军事政变频繁，使我们无法将拉丁美洲的共和国归类为任何民主政体。）不过大英帝国的某些殖民地（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倒是相当民主，事实上，除了美国落基山（Rocky Mountain）区的几州之外，它们甚至比任何其他地区都更民主。然而，在欧洲以外的这类国家，其政治上的民主都是建立在原居民——印第安人等——已被淘汰的假设上。在那些无法用把他们赶到“保护区”或种族绝灭的办法将他们加以淘汰的地方，他们也不属于政治群体的一部分。1890年时，美国6300万的居民中，只有23万是印第安人。
　　至于“已开发”世界的居民（以及设法或被迫模仿它的地区居民），其成年男性愈来愈符合资产阶级社会的最低标准：在法律上享有自由平等的权利。合法的农奴制度在欧洲任何地方都不再存在。合法的奴隶制度，在西方或西方所支配的世界也均告废除，即使是在其最后的避难所——巴西和古巴——也已接近尾声。19世纪肋年代，所有的合法奴隶制度均已消失。然而，法律上的自由和平等与真实生活中的不平等却有着明显矛盾。法朗士（Anatole France）讽刺地说法，巧妙地表现出自由资产阶级社会的理想。他说：“在其庄严的平等上，法律赋予每一个人在豪华大饭店（Ritz）用餐和在桥下睡觉的同样权利。”不过，在“已开发的”世界，除了社交上严格限制的特权外，现今决定分配方法的，基本上是金钱的有无，而非出身或在法定自由和身份上的差异。而法律上的平等也不排除政治上的不平等，因为重要的不仅是金钱，还包括实际上的权势。有钱有权的人，不仅在政治上更有影响力，还可以运用许多法外强制力量。生活在意大利南部和美洲内地的居民都很清楚这一点，更别提美国的黑人了。可是，在那些不平等依旧是正式社会与政治制度一部分的地方，与它们至少在表面上是与官方理论相违的地方，两者之间仍然有很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类似于刑讯依然是司法程序中的一种合法形式（如中华帝国），与刑讯在官方的规定上已不存在，但其警察心照不宣地知道哪些阶级是“可刑讯”、哪些是“不可刑讯”（套用小说家格林〔Graham Greene）的字眼）的差异。
　　这两大世界之间最清楚的区别是文化上的，最广义的“文化”上的。及至1880年，“已开发”世界中绝大多数的国家和地区，其大多数的男人与愈来愈多的妇女，都具有阅读写字的能力。在这些国家和地区中，政治、经济和知识生活，一般而言均已从古代宗教——传统主义和迷信的堡垒——的教导下解放出来。而这些国家和地区也几乎垄断了对于现代工业技术而言愈来愈必要的那种科学。到了19世纪70年代晚期，任何大多数居民不具有阅读和书写能力的国家或地区，几乎必然会被归类为“未开发”或落后地区，反之亦然。因此，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俄国以及巴尔干国家，最多也不过处于开发边缘。在奥匈帝国（匈牙利除外）境内，捷克地区的斯拉夫人、操德语的居民，以及阅读书写能力较低的意大利人和斯洛文尼亚人（Slovenia），代表了这个国家比较进步的部分，而大半没有阅读写字能力的乌克兰人、罗马尼亚人和塞尔维亚一克罗地亚人，则代表了其落后的部分。其居民大半没有阅读书写能力的城市，如当时所谓“第三世界”的情形，更是落伍的有力凭证，因为通常城镇居民的读写能力都比乡村居民高得多。这种识字率的差异反映了相当明显的文化因素，譬如说，和天主教徒、伊斯兰教徒及其他宗教信徒相比，基督教教徒和西方的犹太人比较鼓励大众教育。一个如瑞典那般贫穷而且绝对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在1850年时，其不能阅读和书写的人数尚不到10％，这种情形在信奉基督新教以外的地区是很难想象的（所谓信奉基督新教的地区，是指邻接波罗的海、北海和北大西洋的大多数国家，并且延伸到中欧和北美）。另一方面，它也明确反映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分工。以法国人为例，1901年时，没有阅读书写能力的渔夫是工人和家仆的三倍，农夫则是他们的两倍，半数的商人没有阅读书写能力，而公仆和专业人士显然阅读书写的能力最高。自耕农的阅读书写能力比不上农业雇工（不过差不了多少），但是在较非传统的工商业领域，雇主的阅读书写能力通常都比工人来得高（不过不比其办公室职员高）。在现实的状况下，文化、社会和经济的因素是分不开的。
　　由于在官方的主持或督导之下，全民小学教育日益加强，在本书所论时期，已开发国家的教育可以说是相当普及了，但是这种大众教育绝不能和通常属于极少数精英分子的教育和文化混为一谈。在少数精英的读写能力上，第一和第二世界之间的差异较小，不过欧洲知识分子、伊斯兰教或印度教学者，以及东亚满清官吏所接受的高等教育，彼此之间并没有什么共同点（除非他们也采用欧洲模式）。然而，就像俄国的情形那样，民众虽有许多是文盲，却不妨碍其国家的极少数人创造出十分令人欣赏的文化。不过其中仍有某些制度代表了“开发”地带或欧洲人的支配特性，其中最显著的便是世俗大学（大学在这个时候还不一定是指19世纪德国式的现代设置，这种德国式大学当时正在西方各地兴起），以及为了各种不同目的而设立的歌剧院。这两种设置，都反映了具支配性的“西方”文明的渗透。

3

　　分辨进步与落后，已开发和未开发世界的差异，是一件复杂而且无益的事。因为这样的分类在性质上是静态和简化的，但是要放进去的现实却非如此。19世纪的特色是“改变”：按照北大西洋沿岸生机勃勃区域的方式，或为了迁就这个区域的目的而改变，在这段时期，北大西洋沿岸乃是世界资本主义的核心地带。除了一些边际性和日渐减少的例外情形，所有的国家，包括那些直到当时为止仍极孤立的国家，都至少在外表上被这种全球性改变的触角所掌握。另一方面，甚至“已开发”国家的最“进步”地区，也因为继承了象征古老和“落后”的传统遗产，而在这个进步的世界里包含了些许反抗改变的社会。历史学家绞尽脑汁想要寻找一个最好的办法，以便有系统地说明这种既普遍存在而又因地不同的改变，说明其众多模式和相互作用，以及其主要方向。
　　19世纪70年代的大多数观察家，应该会对这种直线性的变化方式印象深刻。在物质方面，在知识和改变自然的能力方面，它像是拥有专利似的，以致改变就意味着进步，而历史——至少现代历史——似乎即等于进步。进步是以任何可以测量、或人类选择去测量的上升曲线来加以评估的。历史经验似乎已为继续不断的改进，甚至那些显然还需要改进的各种事物提供了保证。300多年前，聪明的欧洲人还把古罗马人的农业、军事技术，乃至医药视为典范。不过200年前，对于现代人是否能超越古人一事，大家还在认真地讨论。而18世纪末叶，专家们还在怀疑英国的人口是否会继续增加。然而上述疑虑到了这个时代，都已成为难以置信的事了。
　　在科技以及随之而来的物质生产和交通量的发展上，进步表现得最为显著。现代机械绝大多数是以蒸汽为动力，并由钢铁制成。煤已成为最重要的工业能源，在俄国以外的欧洲，有95％的能源是来自煤矿。欧洲和北美的山溪，一度曾决定许多早期纺织厂的地点，从其名称便可使我们想起水力的重要，可是现在它们又重新成为农村生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虽然到了19世纪80年代，大规模的发电和内燃机均已成为事实，但是电力和石油尚不十分重要。及至1890年，甚至连美国也不能宣称它拥有300万盏以上的电灯；而在19世纪80年代早期，欧洲最现代化的工业经济——德国——每年所消耗的石油还不到40万吨。
　　现代科技不仅是无法否认、频奏凯歌，同时也是历历可见的。它的生产机器，虽然照现代标准来看并不特别有力（在英国，1880年时它们的平均马力还不到20匹），但通常都相当庞大，而且主要是由钢铁制成，就像我们今天在科技博物馆所看到的那样。而19世纪最最巨大和最最有力的发动机，也是最容易看到和听到的产品。它们便是数十万具的火车头，以及在一缕缕浓烟之下，拖在其后的275万辆客货车。它们是本世纪最戏剧性的发明之一，一个世纪之前的莫扎特（Mozart）在撰写其歌剧时，根本还不曾梦想过会有这种产物。由闪亮铁轨铺成的巨大网络，沿着平原、跨越桥梁、穿过山谷、穿越隧道，甚至翻过像阿尔卑斯山主峰那么高的山隘。各条铁路共同构成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宏伟的公共建设。它们所雇用的人力，超过任何工业。它们驶往大城市中心，在那里，同样便捷和巨大的火车站正庆祝它们的胜利；它们也深向19世纪文明未渗入的最遥远乡村。到了19世纪80年代早期（1882年），每年几乎有20亿人乘坐火车旅行；自然，其中大多数是来自欧洲（72％）和北美（20％）。在西方的“已开发”地区，当时可能没有几个男人一生中从未与铁路有过接触，甚至连不太活动的妇女，也都或多或少接触过火车。或许只有电报这种现代科技的另一种产品其知名度超过火车，绵延在一望无际的木杆上的电报线网络，其长度是世界铁路总长的三或四倍。
　　1882年时，全球共有2．2万艘汽船，虽然它可能是比火车头更有力的机器，但只有少数走近港埠的人才看得见，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也较不具代表性。1880年时，它们的总吨数仍然（但也只是）较帆船少，即使在工业化的英国也不例外。就世界的船舶总吨数而言，1880年时，靠风力的船舶与靠蒸汽动力的船舶，其吨数比率仍然几乎是三比一。不过在随之而来的10年间，这种情形即将发生戏剧性改变，使用蒸汽动力的船舶将大为增加。虽然木材已换成铁，蒸汽取代了风帆，但在船只的建造和装卸上，传统仍然统治着水路运输。
　　19世纪70年代下半期的严肃外行观察者，对于当时正在孕育、或正在产生的科技革命究竟投入了多大的注意力？这时候，正在酝酿或推出的科技变革包括各种涡轮机和内燃机、电话、留声机和白炽电灯泡（这些都刚发明）、汽车（19世纪肋年代戴姆勒〔Daimler）和本茨〔Benze〕让它可以使用），以及19世纪90年代出产或制造中的电影放映机、飞行器和无线电报。几乎可以确定的是，观察家已预期和预测到与电力、摄影和化学合成这些他们所熟悉的方面有关的重要进展。而他们对于科技应该可以发明机动引擎使道路运输机械化这个明显而迫切的问题得以解决一事，也不会感到诧异。我们不能指望他们能够预先想到无线电波和无线电活动。但他们必定曾经臆测到人能飞上天这件事（人类何时不作此臆想），而由于这个时代科技上的乐观主义，他们也必然相信它有实现的一天。当时的人们的确对于新发明如饥似渴，愈是戏剧化的发明便愈受欢迎。1876年爱迪生（T．A．Edison）在新泽西州（New Jersey）的门罗公园（Menlo Park）建立或许是有史以来的第一座私人实验室，当他在1877年推出第一架留声机时，顿时成为美国人的大众英雄。然而尽管如此，任何观察家都绝不会预料到这些新发明对消费者社会所造成的实际改变。因为，除了美国以外，这个问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尚未引起相当的注意。
　　因此，进步的最明显表现是在“已开发”世界的物质生产方面和快速而大量的交通方面。这类进步所带来的巨大财富在19世纪70年代，肯定尚未给亚洲、非洲以及拉丁美洲除南部尖端以外的绝大多数居民带来好处。我们也不清楚它为南欧各半岛或帝俄大半居民到底带来了多大好处。即使在“已开发”世界，利益的分配也非常不平均。根据法国官方对19世纪70年代法兰西共和国丧葬的分类，有3．5％为富人，13％—14％为中产阶级，82％-83％为劳动阶级（参看《资本的年代》第十二章）。不过，我们也很难否认这些地区的平民境遇的确有一些改进。在某些国家中，每一代平均身高的递增情形在1880年前便已开始，但是那时并不普遍，而且比起1880年后的情况，当时的改善也微乎其微。（营养绝对是人类身高增加的决定性因素。）1880年时，人们的平均寿命还相当短：在主要的“已开发”地区是43-45岁，德国在40岁以下，而在斯堪的纳维亚则在48-50多岁之间。（20世纪60年代，这些国家的平均寿命大约是70岁。）虽然对这个数字影响最大的婴儿死亡率此时正开始明显下降，但是整体而言，这个世纪的平均寿命确实是呈上升趋势。
　　简言之，即使是在欧洲的已开发地区，穷人的最高希望或许仍是拥有一份足以糊口的收入，一片足以栖身的屋顶和一件足以御寒的衣裳，尤其是在其生命周期最脆弱的时刻，亦即当夫妇俩的子女尚不能营生，以及当他们进入老年之际。在欧洲的“已开发”地区，人们不再以为自己真的会挨饿。甚至在西班牙，最后一次饥荒也在19世纪60年代便告结束。然而，在俄国，饥荒仍然是生活中的重要危机：迟至1890—1891年，俄国还发生了一次严重饥荒。在日后所谓的“第三世界”当中，饥荒仍然不时可见。相当比例的富裕农民确实正在出现，而在某些国家中，也有一部分“值得尊敬的”技术工人或手工艺人能有多余的金钱，购买生活必需品以外的东西。但是，实际上，企业家和商人所瞄准的市场对象，仍是具有中等收人的人。当时在供销上最值得注意的创新，乃是在法国、美国和英国启始，并开始渗透到德国的百货公司。“好市场”（Bon Marche）、惠特利万国百货商店（Whiteley's Universal Emporium）、华纳梅克百货公司（Wanamakers），其顾客对象都不是劳动阶级。拥有众多顾客的美国，已经在筹划以中等价格货物为主的大众市场，但是即使在美国，贫民的大众市场（“廉价”市场）还是少数小企业的专利，这些小企业认为迎合贫民是有利可图的。现代的大量生产和大众消费经济尚未到来。不过为期不远了。
　　在当时人们还喜欢称为“道德统计数字”的那些领域，进步似乎也是明显的。有阅读书写能力的人数显然在增加。在拿破仑战争爆发之初，每一个英国居民每年大约寄两封信，但是到了19世纪80年代上半期，却增加到42封，这不是文明进步的指标吗？1880年时，美国每一个月发行1．86亿份报刊杂志，而1788年时却只发行33万份，这不也是文明进步的指数吗？1880年时，参加英国各种学会进修科学的人数或许只是4．5万人，大约比50年前多了15倍，这又是不是文明进步的指标呢？无疑，若以十分可疑的犯罪统计数字，和那些希望（很多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希望）谴责非婚姻性行为的人随便猜度出来的道德品质来看，自然会显示出较不确定或较不令人满意的趋势。但是，在那个时期，“先进”国家中随处可见自由立宪制度和民主趋向，这能不能视为与当代不寻常的科学和物质胜利互补的道德改进迹象？英国国教主教和历史学家克赖顿（Mandell Creighton）宣称：“我们一定要假定人类事物已在进步当中，正如自来撰写历史所根据的科学假设一样。”当时有多少人会不赞成他的话？
　　在“已开发”国家中，很少有人不赞成。不过有人或许注意到，即使是在世界上的这些部分，也是相当迟才有这样的共识。在世界的其余地方，即使有人曾想到过，但当时的大多数人甚至根本无法理解这位主教的主张。新奇的事物，尤其是城市居民和外国人从外面引进的新奇事物，是干扰古老习惯的事物，而非带来改进的事物。而实际上，它所带来的干扰已证明是不可抗拒，而其带来的进步却又薄弱得无法取信于人。世界既不是进步的也不应被认为可能会进步：这种观点同时也是“已开发”世界中坚持反对19世纪的罗马天主教会所力主的（参看《资本的年代》第六章）。至多，如果光景不好不是由于饥荒、旱灾和时疫等自然或神力的狂妄行为，则我们可望藉着回复到以前不知如何被遗弃的真实信仰（譬如说：《古兰经》的教义），或藉着回复到某种公正和秩序的真实或想象中的过去，而恢复人类生活预期的标准。无论如何，古老的智慧和古老的习惯是最好的，进步只意味着年幼的人可以教训年长的人。
　　因而，在先进国家以外的地区，“进步”既不是明显的事实，也不是具有真实基础的假设，而主要是外来的危险和挑战，那些因它而受惠或欢迎它的人，是一小撮统治者以及认同外国和反对宗教的人。那些被北非的法国人称为“文明者”的人，正是那些断绝于其过去及其同胞联系的人。他们如果想要享有作为法国公民的好处，有时便得被迫处于这样的自我隔绝境地（比如说在北非得放弃伊斯兰教律法）。而许多新兴社会主义政党将会发现，甚至在与欧洲进步地区相毗连或被进步地区所环绕的落后地区当中，也很少有几个地方的乡间居民或零星的城市贫民，愿意追随明确表示反传统的现代化人士。
　　因而，世界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在较小的那部分“进步”，是自身产生的；在大得多的另一部分，“进步”却是以外国征服者的姿态闯进来的——一小撮当地的通敌者帮着它闯进来的。在第一部分当中，甚至一般大众也认为进步是可能的、可取的，而且在某些地方它正在发生当中。在法国，任何准备在竞选中拉票的明智政客和重要政党，都不会自称为“保守派”。在美国，“进步”是全国性的意识形态。甚至在第三个拥有成年男子普选权的德意志帝国，自称为“保守的”政党，在19世纪70年代选举中所赢得的选票还不到四分之一。
　　但是，如果进步真的这么强有力，这么普遍和为大家所喜爱，那么我们该如何解释人们为什么不太欢迎甚至不大愿意参与呢？这种不愿意，只是由于过去的重负吗？（这种重负将以不均匀但不可避免的方式逐渐从还在它下面呻吟的那些人的肩膀上卸下）一座资产阶级文化特有的殿堂——歌剧院——不是很快就将利用橡胶业所赚得的赢利，在亚马孙河上游1000英里的马瑙斯（Manaus）兴建起来吗？（这个地方位于原始的热带雨林区内，因发展橡胶业而被牺牲的印第安人，根本没有机会欣赏到威尔第的《游吟诗人》〔Il Trovatore〕。）成群好斗的拥护维新者，如墨西哥名副其实的“科学家派”（cientificos），不是已经主宰了他们国家的命运，或者预备像奥斯曼帝国同样名副其实的“团结进步委员会”（Committee forUnion and Progress，通常称为“青年土耳其”）一样，正想要主宰他们国家的命运？日本不是已经打破它好几个世纪的孤立，接受了西方的习惯和思想，并将其本身转化为现代强权吗？（它的强大力量，不久便由军事胜利和对外扩张具体展现。）
　　不过，世界绝大多数居民对西方资产阶级所推举的方式生活的拒绝，却比成功模仿它的企图更值得注意。于是，第一世界那些征服成性的居民（当时尚能将日本人排除在外）自然会导出下列结论：基于生物学上的差异，大多数人类都无法达到理论上只有白人（或者，更狭义地说，具有北欧血统的人）能够做到的成就。人类可区分成不同“种族”的观念，几乎和“进步”的想法一样深入这个时期的意识形态。在万国博览会（World Expositions）这个歌颂进步的伟大国际庆典中，有些“种族”是位于科技胜利的摊位，有些则是扮演补充它们的“殖民亭”或“土著村”。甚至在“已开发”国家中，人们也日渐被分成两类：其一是拥有充沛精力和优秀才能血统的中产阶级；其二则是因为基因不良而注定低人一等的懒惰大众。生物学自此开始被某些人用来作为不平等的解释，尤其是那些自以为高人一等的人。
　　可是，诉诸生物学的这个事实，也使那些改革者的失望变得更加戏剧化，那些改革者企图实施其国家现代化的计划，却遭到其同胞的漠然和抗拒。拉丁美洲诸共和国的理论家和政客，认为其国家的进步有赖于“亚利安化”（Aryanization），亦即经由异族通婚而使其人民愈来愈“白”（巴西），或实际上以引进欧洲白人的办法来替换现有人口（阿根廷）。无疑，这些统治阶级都是白人或自以为是白人，而其政治精英中的欧裔非伊比利亚姓氏也开始不成比例地增加。但是即使是在日本，虽然今天看起来不大可能，但在那个时期，“西化”似乎困难不少，以致有人以为：想要完成西化，只有注入我们今天所谓的西方遗传因子（参看《资本的年代》第八和第十四章）。
　　这类借用伪科学胡乱加以治疗的政治医术（比较本书第十章），使得作为普遍愿望的进步与其实际的不规则进展之间的对比，更加戏剧化。只有某些国家似乎真能以不等的速度，将其自身转化为西方式的工业资本主义经济、自由立宪政府和资本主义社会。甚至在许多国家和社群当中，“先进的”（一般而言也是富有的）与“落后的”（一般而言也是贫困的）人中间，也有一道鸿沟。当那些生活在中西欧，处境优越、受过教育而且业已被同化的犹太中产阶级和富人，面对从东欧贫民窟逃向西方的250万同胞时，便会有此感觉。这些野蛮人真的和“我们”是同一种族吗？
　　由于进步世界内外的野蛮人，其数量如此之多，以致进步只局限于极少数人当中，少数可以控制野蛮人而使文明得以维持的人当中。穆勒（John Stuart Mill）不是说过：“只要其目的是为了改进野蛮人，则专制政府便是对待野蛮人的正当政府形式。”但是，进步还有另一个更深刻的难题。它会把大家带到哪里？就算世界经济的全球性征服——这项征服愈来愈倚重科学与技术的向前推进——的确是无可否认的，是普遍、不可逆转，因而也是无可避免的；就算到了19世纪70年代，想要阻止它们甚或减缓它们的企图也愈来愈不切实际、愈来愈归于沉寂，甚至那些致力于保存传统社会的势力有时也已经尝试使用现代社会的武器来达到这个目的——如同今日那些使用电脑和广播节目传播《圣经》教义者；就算代议政府所代表的政治进步和读写能力普及所造成的道德进步会继续下去，甚至会加速进行，然而，进步果真会把我们带向穆勒所谓的文明的跃升吗？年轻的穆勒曾经明确指出，这个进步的世纪应是：一个更完善的、更明显拥有人类和社会最佳特质的、更臻于完美的、更快乐、高尚和聪明的世界，甚至国家。
　　到了19世纪70年代，资产世界的进步已到了可以听到比较富有怀疑、甚至比较悲观意见的阶段。而且这些意见又因19世纪70年代种种未曾预见的发展而得到加强。文明进步的经济基础已经开始动摇。在将近30年史无前例的扩张之后，世界经济出现了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