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霍布斯鲍姆 -> 民族与民族主义（1990）

第六章 20世纪晚期的民族主义



　　自从本书在1990年初出版迄今，已有许多新民族国家陆续建立，或正在进行如火如荼的建国运动，这种盛况堪称本世纪之最。苏联和南斯拉夫的解体，为世界增加了十六个国际承认的民族小邦，而且在可预见的将来，这场举世注目的民族分离运动，似乎也不会马上休止。这些新兴民族国家都符合官方意义上的“民族”，而这所有的政治骚乱，也都与排外运动有关，外国人正是所有国家意欲掠杀和驱逐的对象。由此看来，本书意欲呈现的结论，似乎有故意漠视上述发展之嫌，因为笔者力图证明的，正是作为一种带动历史变革的力量，现今的民族主义已呈衰微之势，远比不上它在19世纪30年代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期所发挥的影响力。
　　要否认苏联解体乃人类历史一大巨变，的确是非常可笑。作为独霸世界一方达40年之久的超级强权，苏联的崩解无疑为世界带来极其深远的影响，这场巨变究竟暗示了怎么样的未来，直至笔者伏案之际，仍是一片混沌。然而如果我们要说，苏联崩解确曾为民族主义带来某些新意，那也只限于这场变革的影响范围远超出1918至1920年的帝俄垮台——当年的骚乱主要仅发生在欧俄及外高加索一带。[1]因为在1989到1992年丛生的“民族问题”，基本上弹的仍是民族主义的老调，而且也只局限于民族主义的老发源地——欧洲。截至今日，美洲国家并未表现出严重的分离主义倾向，至少在美加边境以南是如此。至于在盛行基本教义运动的伊斯兰教世界，它们关心的毋宁是扩张而非分裂。基本教义派想要追求的是重返伊斯兰教初创时期的真实信仰，因此我们看不出分离主义会对它们构成多大吸引力。分离主义的骚动的确曾在南亚次大陆造成不小震动，但大致仍在国家当局的掌控之下（除了孟加拉独立建国之外）。事实上，后殖民时期的国家政权，无论采纳的是自由或革命民主政体，绝大多数仍然奉行崛起于19世纪的民族主义传统。甘地、尼赫鲁家族（Nehrus）、曼德拉（M and ela）、穆加比（Mugabe），后期的布托（Zulfikhar Bhutto）、班达拉奈克（Bandaranaike），还有尚遭软禁的翁山苏姬（Aung-San Su Xi，译按；翁山苏姬现已获释）等等，都是举世知名的民族主义者。不过，他们所秉持的民族主义绝非兰兹伯基（Landsbergis）或图季曼（Tudjman）之类的分离主义，因为套用阿泽利奥的话，他们正是所谓的“国家建构者，而非国家撕裂者”。
　　近来我们已看到几个后殖民时期的非洲国家陷入动荡不安的内战状态，而这种情势在未来非常可能会向外蔓延，也许连南非都难逃此劫，虽然我们非常不愿见到这种局面。可是如果把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的战祸归咎于当地人民的民族意识，归咎于他们想要据此建立主权独立的民族国家，显然太过牵强。因为这些国家境内的族群摩擦与血腥冲突，早在民族主义化为政治方案之前就已存在，而且势必比民族主义更久长。
　　欧洲的分离主义之所以在最近如燎原般蔓延各地，主要是20世纪的历史背景造成的。凡尔赛和约和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所种下的恶因，至今仍在发酵之中。哈布斯堡帝国与土耳其帝国的永久瓦解，以及俄罗斯帝国的短暂崩溃，除了产生了一组命运类似的民族国家之外，也顺带把长久困扰它们的民族问题一并传给这些新国家。这些问题的沉疴之深，除了大规模屠杀或强制驱离，似乎都很难化解。在1988到1992年间爆发出来的种种议题，早在1918到1921年间就已诞生。正是在那场安排之下，捷克和斯洛伐克才首度携手建国；斯洛文尼亚（原属奥地利）、克罗地亚（一度是对抗土耳其的武装区）和塞尔维亚（原属奥斯曼帝国的东正教徒）三族，也不顾彼此长达千年的恩怨情仇，共组联邦。罗马尼亚在这段时期的领土倍增，带来的却是境内各族的摩擦丛生。德国人乘战胜俄国之便，在波罗的海沿岸建立了三个民族小国，这三个民族以前完全没有建国先例，至少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是如此，也未曾发出明显的建国呼声。[2]这三个小国家后来又被战胜的协约国保留下来，以作为预防布尔什维克“病毒”扩散的“防疫区”（quarantine belt）。在俄国势力最弱之际，德国扶植了格鲁吉亚与亚美尼亚独立建国，英国则乘机鼓动富藏石油的阿塞拜疆独立。在1917年之前，外高加索地区的民族主义（如果这个词对阿塞拜疆土耳其人那种草根性的反亚美尼亚情绪不嫌太过的话）并未构成严重的政治问题：对亚美尼亚人来说，他们担心的恐怕是土耳其而非莫斯科；阿塞拜疆更公然支持主张与俄国统一的孟什维克党。不过同样由多民族组成的俄国，还是比哈布斯堡和奥斯曼帝国多存活了三个世纪，这主要得归功于十月革命和希特勒。随着俄共赢得内战，乌克兰分离主义就此瓦解；而俄共的收复外高加索地区，也连带将地区性的分离势力一并铲除。不过苏联在外高加索地区的胜利，部分是由于和土耳其妥协，从而为日后族群冲突留下不少敏感问题，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住在阿塞拜疆境内卡拉巴赫山区（MountainKarabakh）的亚美尼亚人。[3]1939到1940年间，苏联几乎将帝俄时期的领土一一收复，除了芬兰（在列宁的同意下，芬兰以民族自决和平取得独立地位）和波兰之外。
　　如果要用一句话来形容1988到1992年的分离狂潮，称它是“1918到1921年的未竟事业”，无疑最为贴切。相反，那些在1914年之前，看似由来已久、积重已深的民族问题，虽然的确对欧洲政坛构成不小威胁，但始终没有酿成动乱。比方说由来已久的“马其顿问题”，虽然曾在诸多国际会议上成为专家学者的舌战焦点，但却不是南斯拉夫内战的引爆点。相反，在内战期间，马其顿人民共和国竭力避免卷入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的争端。同样，乌克兰是唯一一个在帝俄时代就曾发起民族运动的地区，虽然它所主张的民族诉求并不是分离主义。可是当波罗的海三小国和外高加索地区诸共和国高举分离旗帜之际，乌克兰却表现得非常低调，它一直留在当地共产党的控制之下，直到1991年8月苏联全盘解体，它才走上独立之途。
　　奇怪的是，列宁从威尔逊手上接收过来的“民族”定义及民族渴望，却自动创造出一条条裂缝，日后共产党所建立的多民族国家，就是沿着这些裂缝崩解开来。这种情形就像是后殖民国家的国界，完全是沿袭自帝国主义在1880到1950年所划定的殖民疆界一般。在苏联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进一步指出：悉心致力于在那些从未组成过“民族行政单位”（亦即现代意义的“民族”）的地方，或从不曾考虑要组成“民族行政单位”的民族 （例如中亚伊斯兰教民族和白俄罗斯人）当中，依据族裔语言的分布创造出一个个“民族行政单位”的，正是共产党政权本身。认为哈萨克（Kazakh）、吉尔吉斯（Kirghiz）、乌兹别克（Uzbek）、塔吉克（Tadjik）和土库曼（Turkmen）这几个苏维埃共和国都是民族主义的产物，显然只是苏维埃知识分子一厢情愿的想法，而非这些中亚部族想要追寻的目标。[4]
　　同理，认为造成苏联瓦解的狂涛巨浪，乃是这些中亚民族所掀起，因为他们不满于“民族压迫”或受召于伊斯兰宗教意识，也只是某些西方观察家一厢情愿的理解，这些观察家一向对苏维埃制度持高度怀疑，也不认为它可以长久维持。事实上，除了某些曾在斯大林掌政时代被驱逐到偏远地区的少数民族，大多数中亚部族在苏联解体之前，都不曾兴起强烈的政治反抗运动。中亚各共和国的民族主义运动，乃是后苏联时代的产物。
　　1989年之后的东欧巨变，本质上并不是源自各民族之间的紧张情势，尽管在波兰和南斯拉夫各民族之间，的确曾出现民族主义的呼声，但大体仍维持在国家当局的掌控之下。造成这场巨变的主要原因，应该归结于苏联当局决定进行自我改革，而这么做的结果是：（1）丧失卫星国家的武力支持；（2）其赖以运作的中央领导体制和权威结构逐渐式微；（3）巴尔干基地备受侵蚀，甚至在独立共产党国家当中都面临挑战。我们可以说民族主义是这场巨变的受惠者，但它绝非肇事者。正因如此，世界各国才会对东欧政权的乍然崩解震惊不已，因为这项发展完全出乎预料。
　　此外，我们也可以比较1871年的德意志统一和1990年的两德统一，并从中看出民族主义的角色转换。1871年的德意志统一可说是人民长久以来的渴望，也是德意志境内最最重要的核心大事，就算是反对统一之人，也都得时时关心这项发展。甚至连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认为，当时的俾斯麦“就像1866年一样，正在以他的方式做我想要做的工作”。[5]可是1990年的两德统一就完全不同，直到1989年秋，联邦德国各主要政党除了口头说说之外，并没有任何一个政党认真思考过两德统一的实际问题。原因不仅是因为大家都知道除非戈尔巴乔夫（Gorbachev）点头，否则统一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更是由于以民族主义为诉求的组织和活动，都只是联邦德国政坛上的边缘势力。在民主德国那边，德国统一的渴望在1989年秋之前，同样无法打动政治反对派或一般百姓——这些民主德国百姓以其大举出走预告德共统治的垮台。随着1989年秋后的局势发展，对未来充满疑惧与不定的两德人民，自然会欢迎两德统一。但是从这场统一来得这么突然且毫无准备，显示两德统一乃是德国人意料之外的外力副产品，不管他们在表面上怎么用民族主义加以装饰，也无法改变这个事实。
　　至于苏联的崩解，也不是如同某些苏联问题专家所言，是导因于境内的民族紧张情势，[6]虽然这的确一直是苏联的隐忧之一。促使苏联瓦解的真正关键，应该是它所面临的经济困境。苏共改革派认为：开放（glasnost）是国家重建（perestroika）的基础，因此他们重新打开言论及批评自由，并削弱其政权和社会赖以维系的中央集权体制。然而重建失败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水准大幅度滑落，连带也使联邦政府的威权尽失，于是各个地区才在这种情势的鼓舞或迫使下，起而自力救济。我们有充分证据指出，在戈尔巴乔夫掌政之前，苏联境内除了波罗的海三小国之外，没有任何一个共和国曾动过独立建国的念头，即使波罗的海三小国，独立也不过是一场美梦罢了。但我们也不能就此辩称，苏联完全是靠威吓人民和武力镇压来维系其不坠，虽然威吓镇压的确有助于使多民族杂居地区的族群冲突，不至于恶化成种族屠杀的悲剧，进而一发不可收拾。在勃列日涅夫（Breahney）长期主政时代，地方自治绝非空中楼阁。俄罗斯人便曾为此一再抱怨，认为其他共和国的自治权好像都比俄罗斯共和国的人民好得多。因此我们可以说，苏联及其境内各多民族共和国的民族不和，毋宁是莫斯科诸多政策的结果而非原因。
　　奇怪的是，这种沛然莫能御的民族分离运动，在西欧席卷的强度竟比东欧犹有过之。好几个最老牌的民族国家，都因这类骚动濒于分裂：比方说，联合王国、西班牙、法国、程度比较轻的瑞士，以及最严重的加拿大。魁北克（脱离加拿大）、苏格兰（脱离英国）或其他地区是否真能争取到完全独立，在今天[1992年）仍是有待观察之事。不过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除了控制在苏联之下的红色欧洲之外，成功地完成分离建国目标的例子可说非常罕见，至于以和平方式完成这项大业的，更是绝无仅有。不过无论如何，魁北克和苏格兰的分离主张，如今已被当作有可能实现的议题放在台面上讨论，这在25年前根本完全无法想象。

　　虽然民族主义是一种不可能避得掉的历史力量，但它的确不复具有其全盛时期（自法国大革命以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帝国殖民主义终结）那种呼风唤雨的神效。
　　对19世纪的“已开发”世界而言，“民族”创建可说是当时的历史核心，也是当时人们心中的伟大事业。他们致力创造出一种结合“民族国家”与“国民经济”的新“民族”。到了20世纪上半叶，对那些所谓的“依赖国家”，特别是对殖民地区来说，民族解放和独立运动已成为它们追求政治解放的主导力量，它们可借此摆脱殖民帝国的行政和更重要的军事掌控。[7]这种举世蜂起的解放运动，是他们早半个世纪万万意想不到的。如我们先前所提，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在理论上虽是套用西方民族主义的模式，可是它们实际想要塑造的国家，却与西方民族国家的标准背道而驰，不管在族裔或语言上皆不具同质性。不过即使如此，这两种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仍是相似性多于相异性。因为二者所追寻的都是主权独立和国家统一，只不过在后者身上更常看到力有未逮的情形。
　　时下流行的分离主义或族群民族主义，就不具备这么积极明确的计划和前景。光从下面这点就可以看出：它们不顾历史上毫无具体前例的事实，便一味想要重现马志尼模式，创造一种族群、语言与国家领土一致重合的民族国家（"所有的民族都是国家，一个民族只有一个国家"）。证诸以往历史，这种理想根本就行不通；而且如我们在前文中所指出的（见第212—214页），这种主张也完全不符合20世纪晚期的语言和文化潮流。
　　在下面我们将会看到，分离主义根本无法切中20世纪晚期所面临的问题，因为它既不能解决普遍性问题，除少数幸运的例子外，甚至也无法解决地方性难题。它只会雪上加霜，让民族问题变得更棘手。
　　不过，族群认同的情感渲染力的确很难否认，它可以为“我们”贴上特定的族群和语言标签，以对抗外来或具有威胁性的“他们”。尤其是在20世纪后半期，每当疯狂的战端既起，它便会激起普遍的爱国热情，比方说，英阿马岛战争就被幻想成：代表英国的“我们”与代表阿根廷的“他们”在南太平洋那块满是沼泽脊地的小岛上，进行殊死战。此外，它也使排外主义变成当今世界上散布最广的群众意识形态。排外主义可说是种族歧视的准前身，在20世纪90年代的欧洲和北美地区，随处都可见到它的身影，其普及程度甚至高于法西斯当道的那些年，然而它却比马志尼式的民族主义更空泛，更提不出具体的历史方略。排外主义甚至不想以另一种假面来掩饰其愤怒不满。排外主义只有一种面貌，虽然我们宁可连这种面貌也不要看到。
　　那么，这一次它的愤怒不满所为何来？似乎和历史上每一次的族群排外主义一样，这一次它也是弱势不满者的反动，想借此筑起壁垒挡住现代世界的侵袭。这种情形，就像当年布拉格境内的日耳曼人被捷克移民逼退到角落时，所自然产生的反应一样。弱小语族对抗不了人口变迁的事实所在多有，比方说，不管是说威尔士语的威尔士人或讲爱沙尼亚语的爱沙尼亚人，他们在其人口结构中所占的比例，已低到无法在现代世界继续维持其语言文化的地步。因此在这两个地区最具爆炸性的议题，自然是他们无法控制只会讲英语和只会说俄语的移民涌进。不过，这种排外情绪有时也会在比较大的族群身上看到，虽然他们的语言与文化传承并没有或看不出有受到威胁的倾向。其中最荒谬的例子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晚期的美国，当时竟有几个州的人士要求立法明定英语是美国唯一的正式语言。之所以如此，是由于当时在美国的某些地区，讲西班牙语的移民人数已多到足以使某些美国人产生如下的政治妄想：认为英语在美国的优势地位已经或即将沦丧。
　　到底是何因素引燃了这类防御性反动？且不管造成这类反动的威胁是真实的抑或想象的。答案是跨疆越界的人口移动，加上快速、根本而又毫无前例的社会经济变迁，而这两者的结合正也是20世纪第三个二十五年的历史特色。法裔加拿大人就是最好的说明实例，这股强大的历史潮流，无疑大大加深了他们的小资产阶级语言民族主义，也激化了他们对未来世界的愤怒。根据报告指出，加拿大总人口当中约有四分之一以法语为母语，法语社群大概是以英语为母语之社群的一半，加拿大联邦政府大力推行双语政策，国际之间也大力支持法语文化，1988年就读法语大学的学生更高达13万人。这些资料似乎都显示法裔加拿大人的地位与未来应该是足够安全的。然而高唱民族主义的魁北克人却不作如此想。他们在历史浪潮还根本打不到他们的时候，就紧张地连忙撤退；他们不思成功进击，只求退而自保。[8]于是魁北克民族主义放弃了居住在新布伦斯维克（New Brunswick）和安大略（ Ontario）这两个英语省份里的大批法语人口，因为这样他们才能把自己固守在一个自治甚或独立的魁北克省里。法裔加拿大人的“不安全感"，可以从他们不信任中央政府当前推行的“多元文化政策”看出，他们深信这项政策的目的，是想“利用多元文化所产生的政治重量，来压碎法裔人口的特殊需求”。[9]这种不信任感，更因1945年之后涌进的350万移民而增强，这些移民通常都会选择让子女接受英语教育，因为在北美洲的就业市场上，英语显然比法语吃香。可是如果根据报告资料，这些移民对英裔加拿大人的威胁应该远超过法裔加拿大人，毕竟在1946到1971年间，只有15%的移民定居魁北克省。
　　造成法裔加拿大人不安的真正原因，是他们对社会洪水的恐惧，这场洪水已经可以从天主教会的乍然崩解看出端倪，因为无论是住在乡间或镇里的法裔加拿大人，世世代代都是保守的天主教徒，他们恪守宗教礼仪，并遵行上帝的意旨生养子嗣。但自20世纪60年代起，魁北克居民上教堂做弥撒的出席率，竟从早年的80%陡降至25%；与此同时，魁北克也变成加拿大出生率最低的一省。[10]不管促成魁北克社会变迁的原因何在，这场变迁肯定会创造出迷失方向的一代，他们急着寻找新指标，以替代正在瓦解中的旧指标、因此有人说：激昂奋进的魁北克分离主义，正是传统天主教的替代品。这种猜测很难证明是对是错，但也不是毫无可能。至少对笔者而言就不是无法想象的事，因为我确曾看过一种完全非传统、甚至完全反传统的好战民族主义，在北威尔士的年轻一代中浮现。就像当教堂已空，牧师和学者不再是社群代言人，甚至连众所遵行的禁欲之风都已荡然无存之际，还有什么东西可让人一眼就看出他们是清教文化及清教社群的一员呢？
　　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和经济震荡，自然使这种迷失感更深一重，而这些都与地方民族主义的兴起有着某种关联。[11]在我们所居住的都市化社会里，随处都可遇到外来的陌生客，这些失了根的男男女女，像是在时时提醒我们，民族之根是很脆弱易枯的。
　　在西方的前共产主义社会中，原有的生活结构不管是好是坏，毕竟是人们熟悉而且知道该怎么在里面生活的，如今这种结构全然瓦解，社会失序感也就随之日愈严重。于是罗奇指出，现今中欧的民族主义或族群认同，是“一种替代品，在一个碎裂的社会里替代原先的凝聚作用。当社会崩倒，民族便起而代之，扮演人民的终极保镖”。[12]
　　社会主义和前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可说是由柯耐（Janos Komai）所谓的“短缺经济”（economy of shortage）所主导。[13]在这种经济制度下，族群就像亲属和其他互惠式或依附式的网络一样，原本就具有比较高的凝聚功能。在分配极其有限的资源时，它可提供“同一群体之成员优于‘其他’群体成员的好处”；[14]“同时也可用来规定“其他人”的权利次于“我们”。在那些原有的全国性社会和全国性政府彻底瓦解的地方，比方说前苏联，“外人”（outsiders）顿时变得孤立无援。“各市镇和各共和国都纷纷筑起高墙，防堵移民”。只限当地使用的粮票，把市场切割成一块块各自独立的迷你经济，“以保护本地资源……免于‘外人’侵夺”。[15]
　　可是在后共产主义社会中，族群或民族认同的最重要功能，却是用来判定哪些人是无辜者，哪些人是罪魁，这些罪魁必须为“我们”眼前的苦难负责，因为共产党政权已经不见，再也不能拿它当替罪羔羊。有人曾经这样形容捷克斯洛伐克：“这个国家已经被异已（othemess）塞满。每个人都忙着指着别人骂，直到食指痛得再也举不起来为止。”[16]这种情形不只是后共产主义国家的专利，而是举世皆然的现象。在经历了人类历史上变动最快、最巨的40年后，“我们”痛苦委屈、充满不安、不知未来的方向何在，这些都是“他们”造成的，“他们”必须为“我们”今天的苦难负起全责。那么，“他们”是谁？显然，“他们”就是“非我族类”（no us）的人，是那些外来的陌生客，因为他们是外人，于是也就成为我们的敌人。不管是现在的外人、从前的外人，甚至观念上的外人，都是我们的敌人。尽管今天在波兰境内已完全看不到犹太人，但是反犹太的波兰人还是把他们的所有苦难都算在犹太人账上。如果在眼前、以往或观念上都找不到那些该死的外国人的影子，那么就得发明他们。不过处在千年尽头的我们，根本没有发明“他们”的必要，“他们”在我们的城市里随处可见，而且一眼就可认出。他们酿成公共危害，传播污染；他们不仅横行在国境之间，也超乎我们的控制之外；他们甚至仇视我们，轻视我们。在比较不幸的国家里，“他们”始终是我们的邻居，就是因为我们和“他们”并存，属于我们的人民和我们的国家的独特之处，才会在今天变得这么衰弱。
　　如果说最近崛起于世界各地的“基本教义派”与这类族群/民族反动有任何相同点，那就是二者所诉求的对象都是“无法容忍自己的存在是一种随机偶然，但又无法对其存在加以解释的人们，于是他们便经常会聚集在某些人的领导下，这些人可以提供他们最完全、最独特和最夸张的世界观”。[17]基本教义派被人视为是“永远的反动分子”。“某些力量、趋势或敌人，一定要被理解为潜在的或真正的腐蚀物，因为它们会侵害或危及一个人的行动，以及他所珍视的一切。”基本教义派所强调的“基本事物”，“总是源自其圣史中最初始、最纯粹的阶段”。这些事物“被用来当作人我之间的界限，以便吸引同类，排斥异已”。这与西梅尔（Ceorge Simmel）早期的观察若合符节，西梅尔指出：
　　生活在冲突之中的团体，特别是少数图体……通常都会拒绝其对方的示好或容忍。因为这样一来，其对手的排他性就会被模糊掉，而他们也将无法继续战斗下去。……在某些特定的群体里，确保某些敌人的存在甚至是政治智慧的一部分，因为如此才能有效地维系群体团结，才能时刻提醒他们：团结一致乃生死攸关的大事。[18]
　　从上面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出基本教义派与近来某些族群/民族主义现象，确有不少相似之处，特别是当后者系建立在该族群特有的宗教信仰之上时，比方说信仰基督教的亚美尼亚人与信仰伊斯兰教的阿塞拜疆土耳其人之间的对抗；又比方说以色列近来兴起的自由派犹太复国主义（Likud Zionism），该派特意标举《旧约圣经》，与犹太复国运动创始人所秉持的世俗性，甚至反宗教的意识形态，简直背道而驰。[19]在那位外星访客眼中，族群主义、排外主义和基本教义，可能只是一体的多面。然而事实上，它们之间还是有一道非常重要的分野存在。不管基本教义派的宗教立场为何，该派都为个人及社会提出一套详尽且明确的行动方案；虽然这个行动方案是取材自古律或旧传统，而且也不见得契合当今的社会情势。比方说基本教义派针对眼前这个堕落邪恶社会所提出的替代方案是：妇女应蒙面纱；窃盗者断其手足以示惩戒；谨遵古礼，严禁酗酒；奉《可兰经》或《圣经》为最高智慧，以之为生活圭臬、道德指引，等等。然而所谓的族群或语言民族主义，却没有为未来提供任何指南，即使是新国家已经在这样的标准上建立起来，它们依然提不出任何社会纲领。它们有的，只是一味反对那些可能威胁到其族群认定的情事或“异己”。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在于，基本教义派是以普世的真理为诉求，不管实际上它所汲取的真理范围有多狭窄、多宗派性，但在理论上它是适合全人类的；然而族群民族主义其眼界仅及于我“民族”之人，他者，也就是绝大多数人类，皆被排除在外。再者，当基本教义派还能在某种程度上诉诸于保存在宗教仪式中的习俗与传统时，族群民族主义若不是对其真正走过的来时路充满敌意，就是在其废墟上兴起。
　　从另一方面来看，民族主义倒是有一点胜过基本教义派。由于民族主义欠缺明确内涵，亦无具体行动方案，反而因此在其群体内普遍获得支持。除了在名副其实以反对现代性为志向的传统社会之外，全世界的基本教义派似乎都只是少数派。这个事实可能被隐藏在它的强势外表下，比方说，它夺取了伊朗政权，成为人民的共同信仰，不论人民是否甘心采纳；又比方说，它在以色列和美国，通过有力信徒的全力动员，在民主选举的体制下取得良好的战略位置。不过，今天大家都心知肚明，“道德上的多数”并不是真正的多数，就好像“道德上的胜利”（掩饰失败的传统辞藻）绝非真正的胜利一样。可是民族主义却真能动员到几乎全族群的力量，尽管它的诉求依然空泛而不实际。很少有人会怀疑，散居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随时准备“为以色列而战”；绝大多数的亚美尼亚人，都主张应将阿塞拜疆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Nagormo-Karabakh）归还给亚美尼亚；而多数的弗兰德斯人，也会尽可能不说法语。只是当这种民族情感认同的不是整个族群，而是其中的一个特定部分，例如认同的不是全“以色列"，而是比金（Begin）、谢米尔（Shamir）或夏隆（Sharon）等人的政策；不是威尔士人而是威尔士语；不是对抗法国人的弗兰德斯人，而是特定的弗兰德斯民族政党，当这种情形发生时，上述的团结一致就会立时崩解。[20]因为当某个运动或政党特别标举“民族主义”——几乎都是分离主义——他们通常都是部分或少数利益的代言人，或是政治上的骚动和不安力量。从苏格兰、威尔士、魁北克及其他民族政党过去20年的发展，就可以看出这种不稳定感，因为其成员数量和选举前景都处于快速变动之下。这类政党总喜欢把自己比拟成分离意识的象征，代表对“外人”的敌视，也等于自我族群的“想象共同体”，但事实上，它们并非这类民族舆论的唯一发言人。

　　这种渴求归属的痛苦与迷感，同样也表现在“认同政治”（politics of identity）——不特指民族认同——上，但这只是一种对“法律与秩序”的渴望，只是社会失序的另一种反射，而非历史的推动力量。族群民族主义也好，认同政治也罢，二者都只是病征而非病因，更谈不上药方。不过无论如何，人们还是创造出民族与民族主义幻象，想用它来作为迎接第三个新千年的防卫力量。这种民族幻象更因语意上的错觉而膨胀，因为在今天，几乎所有国家都会自动被官方转译为“民族”（并因此具有联合国〔United Nations〕成员资格）。于是所有的民族运动都以民族自治为追求目标，因为这样一来，不管它们具不具民族资格，都可以把自己想象成“民族”；而所有由区域、地方，甚至小区段发起的反中央运动，如果可能的话，也都会披上民族主义外衣，特别是族群与语言民族主义那种款式。因此在表而上，民族及民族主义的影响力似乎无所不在，尽管事实并非如此。阿鲁巴（Aruba）计划脱离荷属西印度群岛独立，因为它不想依附在库拉索岛（Curacao）之下。我们可以因此就认为阿鲁巴是一个民族吗？而库拉索或苏里南（Surinam）呢？苏里南早已是联合国的一员。康沃尔人（Comish）何其有幸，可以把他们的不满包装在“塞尔特传统”的迷人色彩下，因为这种色彩无疑可以提高他们的可见度。不过他们倒是得因此重新发明已中断达两百年的塞尔特语，事实上，真正源自当地且普及于民众的公共传统，只有卫理公教派（Wesleyan Methodism）。其他地方就未必有康沃尔这么幸运，比方说像默西赛德（Merseyside），当地足堪或勉强可用来争取其地方利益的象征，就只有甲壳虫乐队（the Beatles）、利物浦喜剧作家和他们所向无敌的足球队——不过在运用足球队这个象征时，得特别小心谨慎，千万别提及任何与橘队或绿队有关的事，以免造成居民分裂。因此默西赛德很难在民族号角下前进。但康沃尔就可以。可是造成这两个地区人民不满的原因，难道有什么不同吗？
　　事实上，民族分离主义或族群冲突的兴起，部分或许可归因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家创建原则完全与威尔逊倡导的民族自决无关，这点不仅不同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也与一般人的想法相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家可说是下列三大势力的结果：反殖民化，革命，以及外力干预。
　　一个国家若是经由反殖民化而建立，这意味着该国系从原有的殖民行政区脱胎而成，继承的是原有的殖民疆界。这样的疆界在划定之初，显然完全未曾考虑当地居民，甚至可能连当地有哪些居民都不知道。因此对其境内居民而言，民族甚至民族原型都是无意义的。唯一具有民族观念的，只有接受殖民教育或西化的少数精英，不过他们的人数实在太微不足道。此外，在那些殖民领地面积太小或太过分散的地方，例如诸多殖民群岛，它们的分合更完全是根据方便原则或地方政治而定。无怪乎这些新兴国家的领导人物虽不断呼吁其国民超越“部落主义”、“教群主义”，或任何会削弱其公民认同的力量，结果都是徒劳。
　　简言之，这些领袖所提出的“民族”和“民族运动”诉求，都是民族主义的反义词，因为民族主义所要团结凝聚的对象，是具有共同的族源、语言、文化、历史传统，或其他特质的人民。实际上，这种诉求乃是国际主义（intemarionalism）。我们可以在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中看到如下现象：在那些主要是靠民族运动完成其国家解放的地区，其解放运动领导人展现较为明显的国际主义；反之，在那些国家解放主要是由殖民者松手造成的地方，其解放运动领导者的国际主义便较不明显。至于先前被当作或看似被当作“人民”（the people）团结运动来加以操作的各种力量，在独立之后，都面临非常戏剧性的崩解。有时，例如在印度，其团结运动甚至在独立之前便已瓦解。
　　最普遍的情形是，独立一旦完成，各种冲突便告爆发。参与独立运动的各族人民开始内斗（比方说阿尔及利亚的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加入独立与置身事外的族群也互相不满，甚至运动领导人所秉持的跨区域世俗主义也和群众的宗教地域情感发生抵悟。一旦这些由多族群、多教群组成的新兴国家，因冲突而爆发战争，甚至危及国家统一，自会引起国际视听的争相关注——例如1947年的印巴分裂，东西巴基斯坦分离，以及斯里兰卡的泰米尔分离运动等。但我们切莫忘记，在一个以多族群、多教群国家为主要模式的世界里，这些分裂只是少数特例。考茨基在30年前曾经指出：“包括多语言、多文化群体的国家，如非洲和亚洲多数国家，至今仍未分离；而那些讲着同一种共同语言的群体，例如阿拉伯和北非，至今也尚未统一。”[21]于今看来，这句话仍是对的。
　　外力干预，无论在动机或结果上，都是非民族主义的，除非纯属意外。个中道理极其明显，无须多加解释。至于社会革命的影响，大致也是非民族主义的，只不过其中关联较为暧昧，不像前者那么明确。社会革命家多半都深知民族主义的影响力，也会在意识形态上支持民族自治，即使民族自治并非该民族所想要的。自1917年起，社会主义国家唯一严格遵守的宪政安排，便是民族联邦与民族自治。当其他宪政承诺长期以来仍停留为空头支票之际，民族自治却始终有某种程度的实际运作，不曾中断。不过，只要这类政权-——至少在理论上——不等同于其组成民族中的任何一个，[22]且认为诸民族成员的个别利益都次于更高的共同目的，那么它就是非民族的。
　　于今回顾，我们不免感叹，在制止多民族国家爆发民族冲突一事上，共产党政权的确取得莫大成功。南斯拉夫革命确实有效阻止其内部各民族彼此残杀，并创造出该地有史以来最长的民族和平期，只可惜当年的成功已成昨日黄花。苏联潜在的民族争端，长期以来一直控制得很好（除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但如今已决然溃堤。在苏联权力撤出之前，其境内各民族备受外界抨击的“种族歧视”甚至“民族压迫”，远少于苏联权力撤出之后。[23]再者，虽然苏联官方自1948年以色列建国以来，便从不隐藏其反犹主张，但我们绝不能把这种官方反犹和民间反犹情绪的兴起相提并论——自苏联再度允许人民进行政治动员之后，这类民间反犹声浪便四处可闻——更不能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波罗的海和乌克兰地区的犹太大屠杀算在苏联头上。[24]诚然，我们也许可以说当今的族群冲突，乃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种“非族群”或“非民族”建国原则的反动。但这却不意味着这类族群反动曾提出任何替代方案，可作为21世纪的政治重建原则。
　　以下观察也可以支持这一点。“民族国家”在今日，显然已正在失去其旧有的一项重要功能，亦即组成一个以其领土为范围的“国民经济”。在以往，“世界经济"大楼便是由这些“国民经济”一砖砖砌成，至少在已开发世界是如此。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特别是自20世纪60年代以降，“国民经济”的角色已逐渐隐身，甚至因国际分工这项重大转变而显得令人质疑。在国际分工的发展下，经济的基本单位已由大大小小的跨国或多国企业所取代。它们借由国际金融中心和经济交换网络进行沟通，这些中心与网络都不在任何政府的控制范围内。由各政府共组的国际组织（intergovermnment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从1951年的123个，增加到1972年的280个，乃至1984年的365个；而非政府的国际组织（intemational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 ）数目，也从1951年的832个，扩大为1972年的2173个，以及1984年的4615个。[25]在20世纪末的今天，仍维持有效运作的“国民经济”，恐怕只有日本一国。
　　更有甚者，旧式的“国民经济”也没有被置换成新世界体系下的主要建材。这种新世界体系是由诸如欧洲经济共同体（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这类大型的“民族国家”联盟所组成，且完全由诸如国际货币基金（Intemational Monerary Fund）这类国际体进行操控。其实这类国际体的出现，就足以显示出“国民经济”的消退。这类国际交换体系的最重要部分，例如欧洲美元市场（Eurodollar），是任何力量都无法掌控的。
　　由于交通及通讯双重革命，加上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全球各地的货物已经可以在极其广大的范围内自由流动，因此上述世界经济模式早已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这种经济体系也带动了全世界的移民潮，不论是跨国或跨洲移民，其声势都是自19世纪末以来所仅见。移民狂潮意外激化了社群之间的摩擦和冲突，也增强了各国人民的种族歧视心理；一个国家完全为本土居民所有，其居民还乐意接纳外来者的世界，在21世纪可能比在20世纪更不容易看到。今日，我们生活在一个奇怪的组合世界里，这个世界以20世纪末的科技，依循19世纪的自由贸易原则，在中世纪式的贸易转接中心，运作超大规模的世界经济。如新加坡之类的城市国家再度复活；诸如汉萨钢铁场（Hanseatic Steelyards）这类享有治外法权的“工业特区”，也在各拥有完整主权的国家境内繁生；而诸多不具任何经济价值的蕞尔小岛，则化身为大企业最爱的境外税务天堂，它们的唯一功能，就是使大企业的经济交易完全脱离民族国家的掌控。在上述种种发展中，民族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显然是完全使不上力。
　　但这并不表示，国家的经济功能已经式微或完全被淘汰。相反，无论在资本主义国家或非资本主义国家，它所扮演的角色都日渐吃重，虽然这两个阵营的国家自20世纪80年代起，就开始鼓励私营或其他非国营企业。除了扮演传统的指导、计划和管理角色，以及公共支出和收入继续占有重要的比例之外，民族国家更因它可以通过财政及福利政策扮演社会收入的分配者，而使自己在世界各地居民的生活当中扮演更核心角色。国民经济虽然受到跨国经济挤压，但两者依然并存且互相纠缠。不过除了最自我封闭的国家———连缅甸这样的国家都表现出想要重返世界的意愿，这种自我封闭的国家还会有多少？——或许还包括日本这个极端代表之外，传统的“国民经济”已不复往日模样。即使美国亦然，20世纪80年代之初，美国仍志得意满地认为，其国内经济完全无须考虑外国因素，然而不过到80年代末，它却也不得不低头承认：“外资早已占据大片美国市场……而今维持美国经济于不坠并助其从衰退中走向复苏的最大功臣，就是这些投注了巨额资金的外国资本家。”（《华尔街日报》，1989年12月5日，头版）至于那些小型或中型国家，自然更难维持其经济自主权，如果它们曾经拥有过的话。
　　以下的观察也可以用来说明民族国家的角色。在今日，决定世界大势的政治冲突，其实与民族国家关系不大。因为近半世纪以来，19世纪那种欧洲模式的国家体系，早已不复存在。
　　1945年后，政治世界乍然一分为二，分别由两大超级强权所领导。这两大超级强权可以贴切地形容为两大巨无霸级的民族，不过它们已非19世纪或1939年前国际体系的一部分。至于夹在两极之间的第三势力（third-party）国家，无论它们跟两强有无结盟关系，多少可以在紧要关头时扮演一下减压器，虽然证诸历史，这些第三势力国家的缓冲作用也不大。由于在美国眼里（在戈尔巴乔夫主政之前的苏联，大致也如此），两强之间的基本冲突是属于意识形态之争，因此“右派”意识形态的胜利，也就等于美国强权的胜利。于是1945年以后的国际政治，可说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政治，与民族主义有关的议题，都只是用来强调或干扰这个主角的陪衬角色。不过这个模式已在1989年正式被打破，因为瓦解后的苏联已从强权宝座上退下。十月革命所划下的世界二分局势，自此再也无法主导未来的历史。这场崩解立即使世界陷入完全没有任何国际系统或秩序原则可资依循的窘境，虽然剩下那一个超级强权努力想要使自己变成独一无二的全球警察，可是这个角色所需的经济和军事成本都太高，远非它或任何一个国家所负担得起。
　　于是眼前的世界可说毫无体系可言。很显然，刻意强化族群与语言分野，并不能带来世界和平，甚至连短暂的休养生息也无可期待。只要看一眼西自维也纳，东迄海参崴这一大块地区在1992年时的处境，就可以知道所言非虚。世界地图的这五分之一，到现在都还因为种种原因无法划定。[26]
　　一个新的“民族的欧洲”，甚或“民族的世界”，都无法自动转换成由独立主权国家组成的欧共体或世界体。就国防武力而言，小国的独立有赖于国际秩序的保护，无论这秩序的本质为何，它至少要能保护小国免受贪婪强邻欺压并吞。由两大超强主演的全球平衡才刚结束，中东小国便立即陷入弱肉强食、非靠国际干预无法维持的情势。除非新的国际体系能在那群占现存国家总数三分之一，总人口少于250万，且无力自保其独立地位的国家之间确立完成，否则新兴小国的出现，只表示这个世界上的不安全政体又增添几个罢了。一旦这样的新国际体系建立起来，小国弱邦在其中所能扮演的角色，其重要性也不会超过19世纪日耳曼联邦里的奥登堡（Oldenburg）或梅克伦堡（Mecklenburg-Schwerin）。就经济而言，我们都清楚地看到，即使再强大的国家，也必须仰赖全球经济体系，这个体系决定了各国的内部事务，但其本身却是各国无力掌控的。脱离与其唇齿相依之大经济体独立的拉脱维亚和巴斯克“国民”经济，就像脱离法国经济的巴黎经济…样，都将变得无足轻重、微不足道。
　　根据今日的经济情势，我们大可以说：由于“国民经济”已臣服在跨国经济之下，因此小国的经济生命力并不亚于大国。我们也可以这样推论：以“区域”（region）作为欧共体之类组织的基本单位，似乎比以历史国家为其成员的现行制度更合理。上述两项观察都没有错，但它们在逻辑上是无关的。诸如苏格兰、威尔士、巴斯克和加泰罗尼亚之类的西欧分离主义，它们想要追求的目标，是避开其全国政府，迳行以“区域”身分和布鲁塞尔（Brussell）进行直接往来。然而我们没有理由假设，一个事实上的小国会比一个大国更像合理的经济区域；同样我们也找不到理由解释，何以经济区域应该与一个事实上代表特定语言族群的潜在政体若合符节。[27]再者，当这些主张分离的小民族运动，认为它们最好的前景就是作为某大型政治经济体（如欧共体）的次单位时，它们其实已放弃了民族主义的古典目标：建立一个主权独立的民族国家。
　　总之，我们今天之所以反对"小国林立”——至少是根据族群语言划定的小国林立——不只是因为它无法为今日遭遇到的问题提供有效的解决办法，更是由于如今它已具有实现其政策的能力，只是这种政策适足以使今日的问题变得更棘手。以当今的情形观之，大国对文化自由及多元主义的保护，绝对胜于以追求族裔、语言和文化同质性为目标的小国，因为大国人民深知他们生活在一个多民族、多文化的国度内，因此必须彼此包容。了解这一点，下面两个例子就无足惊怪。当斯洛伐克民族主义在1990年开始得势之后，其所提出的第一项要求便是：“确立斯洛伐克语为唯一官方语言，并强迫境内总数达60万的匈牙利裔居民必须以斯洛伐克语与官方打交道。[28]1990年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人士也立法规定：“以阿拉伯语为阿尔及利亚国语，与官方接洽时若使用其他语言，将处以巨额罚款。”这项法令不像是表示该国已从法国影响下获得解放，反倒像是为了攻击其境内约占三分之一人口的柏柏尔人。[29]无怪乎有人感叹：
　　在今天看来，19世纪之前的世界似乎是美好的，那时的世界不会迫害或歧视人们的地方情感，可是这样的世界却不是今天那些民族国家“拆除大队”想要的……他们想要建立的，并不是一个包容开放的小国家；在他们眼中闪烁的，是一个由一群具有共同族裔、宗教和语言背景的人民所组成的国家。[30]
　　这种想要建立一元化国家的渴望，已经迫使其境内受威胁的少数民族走向自治分离之路，亦即走向“黎巴嫩化”而非“巴尔干化”。摩尔多瓦境内的土耳其人跟俄罗斯人都想逃离摩尔多瓦掌控；克罗地亚境内的塞尔维亚人想脱离主张民族主义的克罗地亚独立；高加索地区的其他人民也纷纷起而反对格鲁吉亚人独霸。最夸张的是，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Vilnius）竟可听到人们在争论：如果一位政治领袖的姓氏暗示他具有日耳曼血统，那么他真能了解立陶宛人最深层的民族渴望吗？在当今全世界的一百八十多个国家中，真正有资格宣称其国民皆隶属于同一族群或语言团体者，不会超过十二国。想要在这样一个世界里，主张族群和语言民族主义，不仅不受欢迎，甚至可能自取灭亡。
　　简言之，古典的威尔逊—列宁式民族自决论，亦即支持分离主张，也把该主张纳入其一般纲领中的民族自决论，并无法为21世纪提供解决办法。这项主张最好被看作是：19世纪的“民族国家”观念在“超民族主义”（supranationalism）和“下民族主义”（infranationalism）的拉扯下所表现出来的危机。[31]这项危机不仅出现在大型民族国家当中，也出现在小型民族国家当中，而且不论新旧皆难豁免。
　　我们并不怀疑男男女女长久以来对集体认同的渴望，民族认同正是其中一种，但并非唯一一种（这可以从伊斯兰教世界看出）。我们也不怀疑人们会强烈反对国家、经济和文化权力日渐走向中央化和科层化，亦即反对日渐增强的疏离和无可控制。此外，我们也无需怀疑，就大部分地区的骚乱而言，它们起而反对的理由往往都说得天花乱坠，而且只要诉诸民族主义就可以得到合理借口。[32]我们怀疑的是：建立同质化民族国家的渴望，真的是急切而且无可遏止的吗？这样的想法与方案真的适用于21世纪吗？即使是在那些一心追求分离建国的地方，在那些代代以建立民族国家为志向的地方，或在那些已经被地方分权思想抢先占领甚或彻底改造的地方？国家分离主义在加拿大以南的美洲地区，早自南北战争之后便告销声匿迹。更重要的是，它也没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意这两个战败国境内得势。德意两国原本就不乏悠久的分离传统，巴伐利亚（Bavaria）和西西里便是分离运动的两大温床，名声不下苏格兰和讲法语的侏罗山区（Bemese Jura），再加上战后为防止法西斯式的中央集权再起，两国都被迫实施高度地方分权，然而盛行于西欧其他地区的国家分离运动却未见于此。事实上，兴起于1943年的西西里分离运动，只是昙花一现的历史事件，尽管至今仍有人为此欷歔，感叹“西西里民族的末日已至”。[33]1946年通过的地区自治法，等于正式终止了西西里建国运动。
　　因此，今天民族主义所反映的，可说是一种威尔逊—列宁民族自决论的危机。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即使是许多古老、强势且再明确不过的民族主义运动，即使是在它们仍然以完全脱离现属国家为其运动目标之际（例如巴斯克和苏格兰），它们也不免对真正的国家独立产生怀疑。由来已久且显然无法立刻获得解决的“爱尔兰问题”，便表现出上述的不确定感。一方面，爱尔兰共和国坚持拥有完全不受英国干预的政治自主权——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它还以保持中立强调这点——但实际上却与联合王国仍保持相当程度的互动牵连。此外，当英国政府承认爱尔兰独立，却同时表示如果爱尔兰人居住在英国，也可享有完整的英国公民权时，爱尔兰人也不觉得这种事实上的双重国籍有何奇怪之处，好像他们根本不曾从联合王国脱离一样。另一方面，人们对古典的民族纲领，亦即建立一个单一、团结的爱尔兰独立共和国的信心，也已迅速消失。也许都柏林和伦敦政府还是会同意一个统一的爱尔兰（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的。可是即使在爱尔兰共和国，也只有少数人认为南北爱统一非下下之策。相对的，如果北爱宣布脱离英国和爱尔兰独立，大多数的北爱新教徒也会认为这是两害选其轻。简言之，只有一小部分狂热分子会认为民族自决的结果，比眼前这种极其令人不满的现状好。
　　此外，不少老牌民族国家的民族意识，也开始出现动摇危机。这种始自19世纪欧洲的民族意识，原是被安置在由人民—国家—民族一政府（people-state-nation-government）所构成的四角地带之内。在理论上，这四大要素应该一致重合。套用希特勒的话来说，德国包括了“一个人民/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府”（Ein Volk，ein Reich，ein Fuechrer，Volk在此代表人民及民族二义）。在实践上，国家及政府这两个概念是由政治标准所决定；而“人民”及“民族”概念，则主要是由有助于创造出想象或虚构共同体的前政治标准（pre-political criteria）所塑造。政治会不断为了实现其自身目的，接管或改造这类前政治要素。于是这四者之间遂具有某种与生俱来的有机性关联。可是这种理所当然的组合，对今天那些拥有悠久历史的大型民族国家来说，却已不再是天经地义的了。
　　我们可以用1972年联邦德国所作的民意调查，来说明这项危机。[34]当时的联邦德国可以说是老牌民族国家当中最极端的一个，因为德国曾在希特勒统治下，代表一个堪称最彻底的泛日耳曼政治统一体，如今这个统一体至少分裂成两个并存的国家，各自声称可以代表全部或部分日耳曼民族。不过这种极端发展正好提供我们一个绝佳机会，让我们得以了解大多数公民在思考“民族”一词时，他们心里到底有着怎样的模糊与不确定。
　　这项民意调查所反映出的第一个事实，就是人们对“民族”一词具有高度不确定感。在受访的联邦德国人民当中，有83%认为他们知道何谓资本主义；78%表示他们对社会主义具有清楚认识；有71%回答他们了解“国家”指的是什么；但回答完全没有概念或不知如何定义“民族”的人，却高达34%。教育程度愈低，所反映的不确定性就愈高。在接受过全程中等教育的受访者当中，有90%表示他们知道民族意识的四大要素为何；可是在只接受过初等教育的受访者中，仅有54%认为他们知道何谓“国家”，回答知道“民族”意义的，只有47%。造成这种不确定感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以往那种“人民”等于“民族”等于“国家”的确定关系，如今已然崩溃。
　　当受访者被询及“民族和国家是同一件事，抑或是不同的两件事”时，43%的联邦德国人（在教育程度最高者当中有81%）明白表示：它们并非同一件事，因为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这两个国家并存的事实无法否认。不过，也有35%的人认为民族和国家是不可分的，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有31%的工人（在年龄低于四十岁的工人当中有39%），认为民主德国已经形成另一个民族，因为它是另一个国家。此外，我们还应当特别注意，在最坚信民族等于国家的受访者中，有42%是技术工人；而最认为德国乃一个民族只是分裂成两个国家的受访者，则多为社会民主党（Social Democrats）选民。社民党选民中持这项看法者有52%，基督教民主党（Christian Democratic）则只有36%。无怪乎有人会说：在德国统一百年之后，传统的19世纪“民族”观，竟是在劳工阶级当中保存得最好。
　　这项调查所代表的意义是：一旦“民族”概念脱离了“民族国家”这个实体，就会像软体动物被从其硬壳中扯出来一样，立刻变得歪歪斜斜、软软绵绵。虽然大多数奥地利人在1945年之后，已经不再认为自己是大日耳曼的一部分（虽然在1918到1945年间，他们绝大多数持相反看法）；而讲德语的瑞士人也极力想撇清他们与日耳曼人的关系，但这并不表示易北河以东和以西的德国人已经不再以“日耳曼人”（Germans）自居，就算在两地统一之前，他们也不曾怀疑他们的“日耳曼人”身分。真正令民主德国、联邦德国人民无法确定的是：政治上的或具有其他暗示意味的“德国人”（Germanness）究竟指什么。他们的徨惑并非空穴来风，即使民主德国、联邦德国已于1990年再度统一在德意志联邦之下，这种不确定感也无法完全消除。
　　也许有人会怀疑：如果在其他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国家”进行同样的民意调查，结果也会一样吗？比方说，“法国人”（Frenchness）和“说法语的国家”（francophonie，这个词是1959年之后才出现的新词）到底有什么关系？不管戴高乐将军认为这两者之间究竟有何关联，当他把魁北克居民称为海外的法国人时，他所指的“法国人”，绝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法国人”，亦即与语言定义无关的法国人。至于魁北克民族主义者，“差不多已放弃‘祖国’（homel and，lapatrie）这项条件，改从‘民族’、‘人民’、‘社会’以及‘国家’等诸多条件中比较其得失，只是至今仍陷于混乱而无休止的辩论之中。”[35]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英国人”（Britishness）这个词主要指的是其法律和行政意义，也就是：父母为英国国民者、出生于英国者、与英国国民结婚者，或正式归化者。可是时至今日，“英国人”一词再也不可能如此简单明确。
　　以上所言并不表示民族主义在今日世界政坛上已不再受人关注，或其受注目的程度已稍减。我想强调的毋宁是，虽然民族主义耀眼如昔，但它在历史上的重要性已逐渐西斜。它不可能再现19世纪或20世纪早期的风彩，再度化身为全球各地的政治纲领。它至多只能扮演一个使问题复杂化的角色，或充任其他发展的触媒。当白芝皓把19世纪的欧洲历史形容为以“民族创建”为中心的历史时，几乎没有人会觉得奇怪或不可思议。就像今日许多学者在撰写1870年后的欧洲主要国家的历史时，也经常会像尤金·韦伯（Eugene Weber）一样，选用《从农夫变成法国人》（Peasants into frenchmen）之类的书名。[36]可是，还会有人这样撰写20世纪末乃至21世纪的历史吗？我想可能性甚低。
　　相反，未来的世界历史绝不可能是“民族”和“民族国家”的历史，不管这里的民族定义指的是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甚至语言上的。未来的历史将主要是超民族和下民族的舞台，而且不管下民族穿的是不是迷你型民族主义的戏服，旧式民族国家都不是它想扮演的角色。在未来的历史上，我们将看到民族国家和族群语言团体，如何在新兴的超民族主义重建全球的过程中，被淘汰或整合到跨国的世界体系中。民族和民族主义当然还会在历史舞台上保有一席，但多半是从属或微不足道的小角色。不过这并不意味民族历史或民族文化无法在特定国家，特别是小国家的教育体系或文化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甚至占有比今天更重要的地位；这也不表示民族历史或文化无法在超民族的架构中继续在当地繁荣发展。举例来说，只要加泰罗尼亚人愿意以西班牙语或英语与世界进行沟通——因为除加泰罗尼亚居民外，很少人会讲加泰罗尼亚语——那么今日的加泰罗尼亚文化自然可以继续欣欣向荣地发展。[37]
　　如同我先前提过的，“民族”与“民族主义”这个词汇，再也不适合用来形容、更别提分析它们先前所代表的政治实体，甚至也无法贴切地表达这两个词汇先前所富有的情感涵义。也许，随着民族国家的式微，民族主义也会逐渐消失。未来的人类在自我介绍时，不一定非得说自己是英格兰人、爱尔兰人或犹太人等等，他们可以根据不同目的和场合选择不同的身分认同。[38]当然，若要说今日的世界已接近上述情形，显然是荒谬可笑的。不过我希望它至少已经是可以想象的。毕竟，史学家对民族与民族主义的研究已有长足进步，而现有的研究也倾向于指出，民族或民族主义的确已过了其鼎盛时期。黑格尔说，智慧女神的猫头鹰会在黄昏时飞出。如今它正环飞于民族与民族主义周围，这显然是个吉兆。


注释：

[1] 尽管如此，当时已为20世纪90年代的诸多冲突埋下伏笔，例如土耳其人想在中亚推动的“泛都兰化”（pan-Turanian）的野心——所幸当时这项计划不是由凯末尔提出，而是由被他打败的政敌，诸如恩维·巴夏（Enver Pasha）等人所策划；又如日本对俄属太平洋远东地区的兴趣等等。

[2] 这是根据1917年11月召开的俄罗斯立宪大会（Russia Constituent Assembly）的投票数据所作的分析，参见0．Radkey，Russia Goesto the Polls（Ithaca 1988）。

[3] 亚美尼亚人的情形正足以说明根据地域来界定民族的困难性。在1914年之前，现今的亚美尼亚共和国（以埃里温〔Yerevan〕为首都〕这块土地对亚美尼亚人而言，根本不具特定意义。“亚美尼亚”最初是在土耳其境内。俄罗斯境内的亚美尼亚人除了为数庞大的国内和国际离散者之外，主要是由一支外高索农牧民族和一群都市人口所组成。因此我们可以说，“亚美尼亚”是世界各地的亚美尼亚人被灭绝或驱逐之后才形成的国家。

[4] Cf.Graham Smith（ed.），The National ities Question in the SovietUnion，part IV：'Muslim Central Asia’（London and New York 1990），e.g.pp.215，230，262．

[5] Engelsto Marx，15 August 1870（Marx-Engels，Werkevol.33，Berlin 1966，p.40）.

[6] Helene Carrere d'Encausse，L'empire éclaté（Paris 1978）；idem，Lagloiredesnation s，ouLaFindeI'empiresovietique（Paris 1990）.

[7] 这类解放战争的规模之大，已迫使强权动用他们所有的武器（除了核武器和生化武器之外），而且仍无法取得成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这是无法想象的，韩战和越战就是两大实例。

[8] Léon Dion，'The mystery of Quebec’（Daedalus，vol.117/4，Fall 1988，pp.283—318）便是一个好例子，文中指出：“这一批新生代之所以没有表现出如其父祖般的热诚，誓死护卫法语，部分是因为他们觉得“法语宪章’（French Langunge Charter）已提供足够的保护……部分则是由于加拿大的英语系和其他语系的人口，对法国人愈来愈宽容之故。”

[9] R.F.Hamey，'“Sogreataheritageasours.”Immigration and the survival of the Canadianpolity’（Daedalus，vol.117/4，Fall 1988），p.75．

[10] Gerard Pelletier，'Quebec：different but in step with North America'（Daedalus，vol，117/4，Fall 1988，p.271）；Hamey，'“ So great a heritage as ours”'，p.62．

[11] 魁北克省首府蒙特利尔一直是加拿大人口最多、商业也最繁荣的城市，然而日渐高涨的魁北克民族主义却在20世纪70年代造成大量商业外移，并因此造福了多伦多城（Toronto）。“这个城市即将沦为影响力弱得多的地区中心，与魁北克和东加拿大的命运纠缠在一起。”尽管少数族群的语言问题对蒙特利尔的影响远比对其他城市来得小，但并未因此稍减蒙特利尔的语言好战性。在多伦多和温哥华两地，英裔清教徒已不再是多数人口；然而蒙特利尔的法裔加拿大人却依然高达总人口的66%。参见Alan F.J.Artibise，'Canada as an urbannation'（Daedalus，vol.117/4，Fall 1988，pp.237-264）。

[12] M.Hroch，‘Nationale Bewegungen früher und heute．Ein europhischer Vergleich'（unpublished paper1991），p.14．罗奇特别强调：当前东中欧地区所掀起的民族复兴浪潮，其所承续的通常都不是旧民族主义传统，而是传统的再发明，是一种“幻像重演”（Ilusion der Reprise）。“就像19世纪的捷克爱国主义者总是穿戴成胡斯派战士的模样，当代的东欧民族运动自然也套用19世纪爱国者的戏服。"

[13] J.Komai，The Economics of Shortage（Amsterdarm 1980）.

[14] Katherine Verdery，unpublished draft on 'Nationalism and the “Road to Democracy”'，p.36，

[15] Caroline Humphrey，'“lcebergs”，barter and the mafiain provincial Russia'（Anthropology Today，7（2）1991，pp.8—13）.

[16] Andrew Lass，quoted by Verdery，'Nationalism and the “Road to Democracy”’，p.52．

[17] Martin E.Marty，'Fundamentalism as a social phenomenon’（Bulletin，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42/2 November 1988，pp.15—29）.

[18] Ibid.，pp.20—21．

[19] 根据正统的犹太教义，人们当然不应在弥赛亚重返之前，便在以色列建国，以收纳所有的犹太人。不过至今我们仍无法确知，正统犹太教对犹太复国运动的反对究竟是增强了还是减弱了。占领区内的犹太定居者皆被谆谆告诫，在宗教仪式上所使用的各项物品，绝不要令人联想起犹太基本教义派，因为基本教义派一直都想尽办法要把整套宗教仪式强加在世俗社会当中。

[20] 自1958到1974年间，比利时三大主要政党（就弗兰德斯人的观点而言）在弗兰德斯选民当中所获得的总得票率，从未低于81.2%。See A.Zolberg in M.Esman（ed.），Ethnic Conflict in the Westem World（Ithaca 1977），p.118．

[21] John H.Kautsky，'An essayin the policies of development' in John H.Kautsky（ed.），Political Change in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Nationalism and Communism（New York-London 1962），p.35．

[22] 罗马尼亚在齐奥塞斯库（Ceausescu）主政时期所推行的“罗马尼亚化”政策，可说是罕见的例外情形。这项政策打破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共产党掌政以来所确立的民族自治原则。

[23] 这么说并不表示战争期间那种基于民族差异所大肆推行的大规模集体迁移是可以原谅的。除非这种强迫迁移是为了保护这群人免遭灭绝，否则都是不可原谅之举。

[24] Amo Mayer，Why Did the Heavens not Darken？ the 'Final Solution 'in History（New York 1989），pp.257—262．

[25] David Held，'Farewell nation-state’（Marxism Today，December 1988），p.15．

[26] 在本书写作之际，欧共体之类的组织尚未展现出它们在国际外交政策上的集体行动能力；而联合国所执行的可说是美国的政策。当然，最后的情势可能并非如此。

[27] See Sydney Pollard，Peaceful Conquest：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Europe 1760—1970（Oxford 1981），p.vi.

[28] Henry Kamm，'Language bill weighed as Slovak separatists rally'，New York Times，25 October 1990．

[29] 'Algerians Irit at language ban'，Financial Times，28 December 1990．

[30] 'The state of the nation state'，Economist，22 December 1990—14 January 1991，p.78．

[31] Ibid.，pp.73—78．

[32] “从奥克西坦语运动（ Occitanian movement）领导人物的阶级组成看来，造成他们不满的原因，主要是专业和白领阶级的忿怨，而非该区在经济发展上所遭受到的不平等待遇……专业和白领阶级的不满是全法国的共通现象。”William R.Beer，'The social class of ethnic activist' in contemporary France in Milton J.Esman（ed.），Ethnic Conflict in the Westem World（Ithaca 1977），p.158．

[33] Marcello Cimino，Fine di una nazione（Palermo 1997）；G.C.Marino，Storia del separatismo siciliano 1943—1947（Rome 1979）.

[34] Bundesministerium für innerdeutsche Beziehungen，Materialien zum Bericht zur Lageder Nation，3 vols.（Bonn 1971，1972，1974），III，pp.107—113，esp.p.112．

[35] Dion，'The mystery of Quebec'，p.302．戴高乐是在1967年7月31日的内阁演说中，说到应把魁北克人视为法国人，不过戴高乐的意思是：法国不能“对一群与她的人民承自同一个祖先、源自同一块国土的人们漠不关心，不应把他们现在和未来的命运置之事外，或不应把加拿大和其他异邦同等视之”。（Canadian News Facts，vol.1，no.15，14 August 1967，p.114．）

[36] Eugen Weber，Peasants into frenchmen；The Modernization of Rural France，1870—1914（Stanford 1976）.

[37] 在20世纪70年代，当加泰罗尼亚人置身海外时，约有三分之二会以“西班牙人”自居。M.Garcia Ferrando，Regionalismo y autonomias en Espana（Madrid 1982），Table Ⅱ.

[38] 布罗伊里是少数几个和我一样对民族主义的力量和主宰性抱怀疑态度的理论家，参见其Nationalism and the State。盖尔纳和安德森认为：“从民族主义不辩自明的成功看来，显然民族主义早已植根于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当中。”布罗伊里曾对这种观点提出批判（'Reflection sonnationalism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15/1，March 1985，p.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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