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 《非凡的小人物：反抗、造反及爵士乐》（1998）

工人阶级的形成，1870—1914年


　　这篇论文本来是1981年为牛津大学福特讲座准备的讲稿，并于1984年首次发表。它旨在探讨所谓“传统的”英国工人阶级20世纪上半叶生活方式较近的历史起源。


一


　　我将本章命题为“工人阶级的形成”，并不是因为我想暗示工人阶级的形成或者其他阶级的形成是一个犹如建造房屋一样一蹴而就的过程。阶级的形成从来就不能以完成某一过程或取得某种特定的形式来判断。阶级是在不断地变化。然而，工人阶级是历史上的一个新的阶级——在一个可以指明的时期之前，他们自身或者其他人都没有把他们看做一个社会的或者制度上的集体——因此人们还是以某一时期的特定时刻来追溯这样一个社会群体的出现。这也就是E·P·汤普森在他的《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中试图解决的问题，该书立刻就成为一部经典著作。另一方面，19世纪20-30年代的工人阶级——我们假设当时已经可以使用这种称谓和所谓“传统的”工人阶级明显不同，（文化界的一些观察家——其中有的人，例如理查德·霍加特，还是无产阶级家庭出身——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为“传统的”工人阶级编写又苦又甜的挽歌）。从1838—1848年宪章运动时著名的亚麻上装工人形象，到20世纪流行的头戴鸭舌帽的工人安迪·卡普漫画形象，这二者之间有很大一段距离。本文的主题则是安迪·卡普型工人阶级的出现，即英国无产阶级为人所知的特征不仅表现在他们的帽子（下文中还会谈到帽子），而且还表现在他们生活的现实环境，他们的生活和休闲的方式，以及一种特定的阶级意识，它通过参加工会和认同工人阶级政党的世俗倾向而日益表达出来。这样的工人阶级观看足球杯决赛，光顾炸鱼和炸土豆片快餐店和舞厅，认同以大写的字母L开头的Labour，即工党。21世纪50年代以来，这一阶级不仅人数减少了，而且也发生了变化。不过那些宣扬“无阶级”和“中产阶级化”的理论家们预言工人阶级消失，却是错了。它的大部分仍然存在。不管怎样，1950年以来的确发生了深刻的转变。但是工人阶级自身及其内部的最新进展不是本文主题。我在别的地方和一些参加过工人运动的人讨论过这种变化的性质和含义。
　　但本文的标题对于汤普森的名著既是褒扬又是批判。从一种意义上说，汤普生正确地指出了19世纪早期是工人阶级在英国社会出现的时间，因为到了宪章运动时期，在阿萨布里格斯的“阶级的语言”里所表达的英国社会的形象就已经成形了，那是地主、中产阶级和工人的三位一体的形象。这一形象已经暗示了那些虽然在社会中可以说已变得无形、但事实上依然存在的所有各社会阶层在概念上都吸收进了工人阶级。当时，那些在别的国家人数众多的以农民、小资产阶级和小手工业者的名称在社会舞台上扮演着如此重要而又明显的角色的群体，看起来在英国已经不见了。到了宪章运动的时候，像“工匠”、“熟练工人”、“手工艺人”这样一些词汇，以及所有在这方面和一个由独立小生产者及其组织所组成的古老世界相关的词汇，都开始表示“领工资的工人”这样的含义，而不再指独立的小生产者，相反，像“制造者”这样在以前模模糊糊地指代工人的词汇却开始被那些工业雇主所垄断。词汇的两极分化证明了经济的变化。有些词汇在不同的人眼里有了不同的含义，例如“trade”和“tradesman”，由工人使用时，主要是指“手艺”和“手艺人”，而由中上层阶级使用时，则是专指“生意”和“生意人”。德语中的“Handwerker”、法语中“astisan”的和意大利语中的“artigiano”这样一些自古以来就兼有手工制作者和销售者两重含义的词汇，都在两者之间的裂隙中消失了。
　　但是，如果说汤普森所说的时期就这方面或另一些方面而言，对于英国工人阶级的“出现”和“形成”这一事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那么依我看来，他似乎错误地提出了一种看法——因为他未作更多的说明——认为宪章运动之前甚或运动当中的工人阶级就是后来发展形成的工人阶级。尽管工会运动与工业化以前的工匠行会有着明显的而且以国际标准而言是相当例外的连续性，但汤普森之后的大部分作品已经证明，要将我们这个世纪的无产阶级、工人运动和意识形态都追溯到拿破仑之后的那几十年，是一件多么危险的事。实际上，宪章运动前后的工人运动之间缺乏连续性，欧文时期的社会主义和19世纪80年代复兴的社会主义之间存在着代沟，这现象是如此明显，以至于历史学家至今还在忙于试图做出解释。有一些组织也许历史悠久，而且不时又有少量的民间故事流传了下来，但是事实在于，英国工人运动的持续的历史，包括它们的历史记忆，都是在宪章运动之后很久才开始的。如果说这一运动的有生命力的传统越过这一点而推进到更久远的过去，那也是因为研究工人运动的历史学家把更遥远的过去挖掘了出来，并把它置于运动之中，使它成为激进分子的知识遗产的一部分。欧文主义、宪章运动等等，还有早期的工人阶级，当然是后来的工人阶级及其运动的祖先，但是从一些重要的方面看，它们是不同的现象。从这种意义上说，工人阶级是在汤普森的论述结束很久之后才形成的。

二


　　维多利亚时代后期强大而又根基广泛的经济之下的工人阶级，和铁路网尚未建成之前的那些劳工阶级十分不同，这一点几乎不足为奇。我们没有必要为了证明这一点而花费时间。1851年，鞋匠的人数多于煤矿工人，裁缝的人数是铁路工人的两倍半，而且丝绸工人也多于商业上的职员。无论是以规模、方式或者技术和工业组织来看，英国这个“世界工场”当时还没有形成克拉彭所说的“工业国家”的模样。如果说兰开夏那时已经发现了它的工业模式，那么伯明翰、舍菲尔德，泰恩河畔和南威尔士还只是正在寻找或者即将找到它们的模式。问题是新型的扩宽了的工业经济的发展是怎样影响了工人阶级，我们看到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它大大地增加了工人阶级的人数和集中的程度。如果说在1851~1911年间制造业、采矿业等产业雇佣的人数在人口中所占的百分比没有显著增加，而且在19世纪90年代之前几乎就没有增加——但是交通业所占的百分比增加了——那么，工人阶级到1911年已经组成了一个人数更多更为集中的人群。人口在10万人以上的英国城市在1851年只有10个，到1911年已增加到36个，它们占全国人口的比例则是从以前的25%上升到了44%。1871和1911年间，利物浦所在的默西河畔地区的人口增加了3/4，而纽卡斯尔所在的泰恩河畔地区的人口几乎翻了两番。那些雇佣劳动力工作的单位的平均规模也增加了，尽管在那些早就确立了模式的产业中，这也许并不能改变总的大小顺序。在约克郡和格拉摩根—蒙矛斯地区，矿井劳动力的平均人数在400名左右，不论这是否比以前大有增加，这种规模的矿井早已司空见惯。1906年，棉纱厂平均有220名工人，尽管这一人数比1871年增长了1/4，但却几乎没有改变这些单位的特征。
　　另一方面我们不禁为当时空前大规模的工业集中而感到吃惊。在19世纪50年代以前从来没有任何厂矿能和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泰恩河畔工厂相比，在那里，到了世纪50年代，我们已看到大概12个造船厂各雇佣了至少1500名工人，而阿姆斯特朗在埃尔斯威克创办的水压起重机制造厂已经有了6000—7000名工人。到了1914年，该厂人数已达两万，是以前的三倍。同样，1914年，西部大铁路设在斯温登的工厂的劳动力也增长到了14000人，相当于1875年的三倍。在兰开夏郡的滨海城市巴罗（全称巴罗因弗内斯）1871—1872年，当地最大的造船厂和机械厂各有雇员600人，而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地的维克斯公司已雇有27000名机械工和6000名造船工，两相对比，不仅人数大增，员工的质量也大有提高。
　　第二，工人阶级的职业构成发生了巨大变化。从1871年到1911年，铁路工人从不到10万人增加到40万人，矿工也从50万人增加到120万人，而在此同一时期，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的男性总人口只增加了60%。很明显，工人阶级的年龄和性别构成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学龄儿童中，当童工者的比例从1851年的30%降到了1914年的14%；妇女进入了纺织厂以外的工厂，尽管还不多，但这是一个新现象。工人手艺变迁情形不太清楚，这一点还有待更多的讨论。但不可否认的是，到了1875年，最大的全国性行业工会是机械工人联合工会和石匠工会，然后依次为锅炉工人工会，木匠和细木工人联合工会，裁缝工会和纺纱工联合工会。1895年以后，英国职工大会（TUC）曾由煤矿业——它已经在全国性的范围内成立工会——和棉纺业的工会代表操控着，而到了1914年情况又成为煤矿工会、交通工会和铁路工会三足联盟的局面。另外，即使是强大的工人贵族群体也不再是像以前那样依赖必不可少和不可代替的手艺，而是不得不日益依赖对工作职位的垄断，他们凭借组织的力量来保证这种垄断，把那些本来可以轻松完成同样工作的人拒之于门外。因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工人运动的最主要问题是需要“稀释”。
　　第三，国民经济及其各个部门日益在全国范围内走向一体化和集中，以及国家在这两种进程中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这就改变了劳资冲突的条件。让我们在这里稍微提醒一下自己，像全国性罢工或怠工这样的劳资冲突在19世纪90年代以前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事实上，克罗宁已经证明罢工本身只是在1870年以后才成形的。就这一点而言，在1890年之前，除了全国棉纺工业恰好集中于兰开夏的一些地区以外，其他各行各业都没有那种经过协商的全国性劳资协议。到了1910年，正如克莱格、福克斯和汤普森所指出的，在机械、造船、印刷、钢铁、鞋袜等行业，还有其它部门的一些类似的机构，都出现了这样的劳资协议。另外，政府在贸易工业部设立了劳工署1893而且不断扩大它的活动范围，还派高层政治官员直接干预劳资纠纷，从而显示了政府对涉足劳资关系的直接和迫切的兴趣，英国首相罗斯伯里过问1893年的煤矿停工就是首次的重要一例。
　　第四，——在这里我们暂且放下经济而谈谈政治——这就是选举权和大众政治的范围的扩大。从此以后，无产阶级选民的可能的需求与想法就成为政治家们要予以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相反，中央政府可能的作为则对工人更有实际的利害关系，尽管工人们过了一段时间才醒悟到这一事实。当政治家们——我特意引用爱德华七世时代的丘吉尔的话——认为他们的主要问题是怎样制止党派政治转化为阶级政治时，工人们也更可能为一个潜在的全国性阶级政治的形成而感到吃惊。属于“工党”，也就是说属于体力劳动者的群体，呈现出宪章运动以来前所未有的一种政治气象。
　　这些事态发展重要，因为如果没有它们，我们就很难理解，那些组成英国工人世界的、原先往往是各扫门前雪的小天地怎么会集合起来，变成一个全国性的现象。举个较近的而且相当极端的一个例子：W·P·理查森（1873—1930）；他出生于达勒姆郡的厄斯沃思，而且在那里生活了一辈子，在厄斯沃思矿区工作了3年，和一个当地矿工的女儿结了婚，负责厄斯沃思教区委员会，兼任厄斯沃思矿区的始初循道会教堂合唱团的指挥，他还为一家当地报纸撰写有关家禽的专栏。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在当时，如果曼彻斯特被一场地震摧毁了，对他来说也没有什么实际的影响。然而也正是这位理査森，一个和任何一位赫里德福郡的挤奶女工一样扎根于本乡本土的人，后来却帮助建立了英国独立工党的地方分支，并加入了《每日先驱报》的编委会，支持所有煤矿的国有化并成为全国矿工联盟的司库。这决不像我们如今回顾时那样显得如此自然的发展过程。理査森那一代矿工已比较容易——而且就很多方面来说也有必要把厄斯沃思不仅看做是达勒姆矿区的一部分，而且也是全国煤矿工业的一部分。而作为一个矿工，也就意味着成为全国性的工人阶级的一个成员，这个阶级的特定的政治和社会抱负能够通过一个拥有自己报纸和特别纲领的独立的工党表达出来。但是像亨利·拉斯特（1831—1902）这样一个老一代的人物就从来没有真正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他的家乡西布朗威奇和达拉斯顿的矿工如果与米德兰地区其余各矿的矿工联合起来一定会有所收获，更不要说加入全国矿工联盟了。
　　鉴于以上种种情况，我们应该估计到工人阶级自身发生变化。但是怎样发生和何时发生呢？让我们看看本文开头提到过的安迪卡普鸭舌帽这样一个似乎琐碎而又简单的例子。从什么时候起，这一特殊的帽子——一顶扁平的帽子——成为英国无产阶级的特征？可以肯定不是在19世纪70年代的伦敦，因为到英国避难的巴黎公社社员朱尔·瓦莱曾特别抱怨说伦敦工人们缺少本地工人阶级意识，因为他们不像巴黎的工匠那样，在歇工的时候穿戴罩衫和鸭舌帽。
　　19世纪70-80年代的书刊插图和摄影中有各式各样的帽子，而且顺便提一下——恰如工人领袖哈迪（1856—1915）所戴的是猎鹿帽那样——帽子甚至还没有一个标准。但是到了1914年，任何地方的英国工人大众图片，无论他们是不是在工作，都呈现出一片扁平鸭舌帽的海洋。若要对这种变化写出详细的编年史，那还有待于对丰富的图像资料作一番研究。但是很明显，也就在二三十年左右的时间内，英国的男性工人开始佩戴一种标记，它能够让人立刻看出他们是一个阶级的成员。而且他们也知道这一点。我的看法是，有自己独特生活方式和人生观的所谓“传统的”工人阶级在19世纪80年代左右才出现，在其后的二三十年才逐渐成形。我也许应该补充说明，这一时期也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中产阶级”出现的时期，他们的确和维多利亚早期和中期的中产阶级大不相同，而且和有权势的上层资产阶级比起来也是大相径庭。在工人阶级鸭舌帽流行的同时，“中产阶级”的校友领带也迅速盛行，高尔夫球俱乐部则流行得更加突然。1890—1895年期间有29个高尔夫球场在约克郡分布开来，而在1890年之前那里只有两个高尔夫球场。尽管英国这两个主要的社会阶层的各自重组是密不可分的，但它并不是本文的主题。

三


　　每一位工人运动历史学家都熟知19世纪80年代是所谓社会主义在英国重生的十年。但是我在本文所关注的现象从统计学来看，比起19世纪80年代构成英国社会主义组织及其同情者的那几百个人的意识形态转变更为重要。它们甚至比这十年间被称之为“新”工联主义的那种工联主义的开始转变规模更大。我之所以选择19世纪80年代，是因为在此之前我们几乎是看不出工人阶级生活的物质条件的巨大变化，以及工人阶级的横跨国民生活领域的社会上和制度上的方位角。我并不是在宣称它们当时不存在。人们不难玩弄那种众所周知的历史学家把事物起源往前回溯的游戏，特别是把它回溯到一个奇怪地缺少明确的工人阶级形象的时期，比如说宪章运动后的几十年，在那一时期，常常还很难判断工人歇息的时间究竟是周末——那种欧洲大陆的人所梦想的星期六下午和星期日休息制，还是传统的“圣星期一”。因此，让我们来看看“传统”的工人阶级经常光顾的一个地方，即卖炸鱼和土豆片的快餐店，它大概是在19世纪60年代起源于奥尔德姆，在19世纪70年代初，当地一家店铺开始生产专门为炸鱼用的油炸煎锅。在1876年，这一行业依然被描述成“一个小行业”，而到了1914年就出现了大概25000家卖炸鱼的快餐店。其他一些19世纪80年代的发明也能够追溯到70年代。在19世纪70年代晚期，足球已经在地下生存了相当一段，成为一种能够吸引许多无产阶级观众的体育比赛了。音乐厅艺术家专业代理和全国范围内订票的做法看来也在这十年里发展了起来；在同一时间，大众音乐娱乐业方面的专业刊物也诞生了。我并不是要为年代的先后争取专利，只不过想指出，不管19世纪70年代的情况如何，到了19世纪80年代，一种新的模式已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人们再也无法忽视它的存在，尽管当时的中产阶级观察家和后来的历史学家都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无视它的存在。
　　1871年以后，有三个因素影响了工人的物质生活条件：首先是1873~1896年的所谓大萧条使生活费用急剧降低了；其次是国内的大众市场被发现，这包括一些工人被雇佣来从事商品工业生产或加工，他们收入高，或者至少有稳定的工作；还有就是1875年以后所谓的“法规住房”（按照公共卫生法第157款建造的住房），这些分布在老市镇中心之外的一排排互相联结的房子实际上为工人阶级创造了生活环境。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英国工人阶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有了一定程度的、星星点点的但又是明显不可否认的提高，或者正是由于有了这种提高才得以出现这些情况，对于这一点，即便是历史学家也没有争议。这种提高的关键并不仅仅在于实际收入和消费支出的增加，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那种结构性的变化。这些变化最明显地表现在商品的分配上，随着零售市场和小商店相对衰落，一方面是合作社兴起，其成员从19世纪70年代末的50万家增长到1890年的大约100万家，到了1914年又猛增为300万家，另一方面则是连锁商店崛起，它们从19世纪90年代直到20世纪50年代现代超级市场兴起为止，曾构成英国城镇商业大街的典型风貌。我们也不应该忘记分期付款购买方式的兴起及其制度化，它使得工人阶级家居装修的变化成为可能。尽管这一制度在不断进步，但人们却忽视了它的历史。在这一点上，我们发现19世纪80和90年代看来又是重要的时期。1893和1895年的一些重要事件澄清了围绕着初期实践的法律上和金融上的混乱局面。但是分配与制造是分不开的。标准包装的茶叶的大规模制造起始于1884年，生产那些改变了工人阶级饮食的新型果酱和加工食品的工厂，则被工人阶级历史学家看做是工厂女工的早期斗争场所。
　　至于住房，最主要的发展并不仅仅在于那些已经建成的更大更好的房子，而且还在于分隔开的工人阶级街道与居住区的增长，实际上，特别是随着19世纪80年代便宜的公共交通系统的大规模发展，甚至出现了一些分隔开的工人阶级郊区居住区主要是在城市内周边地区。在后文中我会讲到这种不断增长的居住隔离的效果。至于工人阶级的郊区化，我们还可以看到这种趋势倾向于减弱或切断工人阶级社区中最稳固存在的联系，也就是人们的工作地点和生活地点之间的联系，但也许这一切只是发生在伦敦。到了1905年，根据伦敦郡议会的估计，在伦敦每天有82万工人要长途跋涉去上班。
　　当然，最显著的转变在于工人阶级度过其闲暇和假日的方式的变化。今天我几乎不需要提醒大家，足球运动在当时崛起，成为一个全国性的而且是日益无产阶级化的吸引众多观众的体育比赛，还出现了一种男性的足球文化，这一文化由于国王自1913年起出席足总杯决赛而得到了巩固。我也不需要提醒大家，随着布莱克本队战胜老伊顿人队，足球运动摆脱了中层和上层阶级的庇护，1885年出现了公开的职业化，以及1888年足球俱乐部联合会成立，它的成立碰巧以早先美国职业棒球运动所建立的系统为模式。很明显，19世纪80年代对于工人阶级假日的发展也同样重要。《赫拉帕思铁路报》的第一期在索引中列出了1884年这样的“假期交通”的情况，这份报纸的按语值得在此引用：
　　年复一年，复活节、圣灵降临节以及八月份的假日交通的重要性在不断增长，目前它的重要性尚未影响到红利的增长，但很容易预见到这一天将会到来……我们也许永远不可能把复活节变成狂欢节，但是我们辛苦劳作的民众看样子决定把它变成一个丰富多彩的节日。
　　通过火车时刻表，可以看出英格兰西北部那些纺织城镇对于滨海度假胜地布莱克浦的影响。1865年，每天只有两趟三等车厢的列车往返于博尔顿和布莱克浦之间，到了1870年是4趟，1875年是12趟，1880年13趟，1885年14趟，而1890年则是23趟。但是还有至少一种更普通而又省力的办法来让我们估计假日商业的增长，因为当时的商业部根据1861年的一项法令要每年递交一份报告，使我们能够从中测算对于码头和港口工程的预计投资数额，它们中的许多项目可以确认是提供娱乐或散步用的码头，这是英国海边度假地常见的典型的建筑。下面的统计表删除了某些不能肯定的项目，把计划投资额分成两个部分，即主要用于中产阶级和主要用于工人阶级的度假设施。这个索引必然较为原始，但仍表明了工人阶级的度假胜地从19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增长，而最重要的是19世纪90年代计划投资大幅度增长，它第一次使工人阶级的假日娱乐设施的计划投资大大超过了对中产阶级度假地的投资。

休闲码头计划投资额
1863-1899年年份
年份中产阶级工人阶级
总投资额年平均额总投资额年平均额
1863-18657.8万英镑2.6万英镑3万英镑1万英镑
1866-187011.25万英镑2.25万英镑2.5万英镑0.5万英镑
1871-18759.85万英镑1.97万英镑3万英镑0.6万英镑
1876-188018.44万英镑3.69万英镑8.38万英镑1.68万英镑
1881-188529.2万英镑5.84万英镑7万英镑1.4万英镑
1886-189017.45万英镑3.49万英镑7.55万英镑1.51万英镑
1891-189517.2万英镑3.44万英镑29.15万英镑5.83万英镑
1896-189915.8万英镑3.95万英镑19.19万英镑4.8万英镑


　　我们可以借助布莱克浦的典型例子来说明这一点。第一个真正的行动标志是19世纪60年代的北码头(它的花费是怀特岛的文特诺码头的一半多一点，)和第二码头以及第一个戏院的开放。到了19世纪70年代，我们很清楚地看到假日商业的大发展：著名的布莱克浦冬季花园于1878年开始建造（造价10.7万英镑）。但是我们最熟悉的布莱克浦的标志是属于19世纪90年代的建筑：那座高塔，巨大的旋转车，南岸维多利亚码头，经过延伸的滨海步行街，歌剧院（1889），新市场，免费的图书馆，市政厅，还有作为补充的一座特别的地方法院和一个该市盾形纹章。
　　现在每个人都知道，英国的中产阶级在这一时期发展了一套高度标准化的特征（特别是在谈吐方面），而英国工人阶级却与此不同，并没有失去他们的大小地区特色，以及他们的地方独特性、口味和自尊。而同样明显的是，工人阶级新的生活方式却在全国范围内比过去的任何事物都更为相近。在采煤工作面上班的矿工也许会坚持穿戴有地域风俗的工作服。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商业部要矿工换用标准的“实用”工作服的企图仍遭到了各地工会的强烈反对。然而在工作时间以外，矿工和其他的男性工人一样，都穿着同样的几个牌子的休闲服。工人认同他们本地的足球队，一致对外——在那些足够大的城市中则是认同两支足球队中的某一个，例如，曼彻斯特的工人认同曼城队或曼彻斯特联队，诺丁汉的工人认同诺丁汉森林队或诺丁汉郡队，别的大城市居民也可能有类似的分野。但是，足球文化的模式在各地都是一样的——人们对这一运动投入了分外的感情——而且这是一种全国性的生活模式，或者更精确地说，是一种无产阶级的全国性生活模式，因为足球俱乐部联合会的地图实际上就等同于一张英国工业的地图。它的全国性甚至表现在每年一度两支足球队在伦敦进行足总杯决赛时，都有相应的两地无产阶级球迷大军来到伦敦，象征性地占领首都的各个公共场所。自从19世纪60年代晚期以来就有了同样的地区性的集体仪式，特别是达勒姆矿工大会的每年一度的矿工大游行，它延续至今，也许正是因为它不像其他的集体行动，它具有矿工象征性地占领郡首府这种特点——但是没有全国性的这种集体仪式。
　　这时出现了一种单一的、相当标准的、全国性的工人阶级生活模式：同时它又日益特定于工人阶级。英国体力劳动者的隔离可以说是非常惊人的。首先是一种逐渐增长的居住地点的隔离，这是由于中产阶级及下层中产阶级从以前混合居住的地区外迁了——我们可以从伦敦东区追溯这一过程——同时也是由于建成了一些新的而且事实上是单一阶级的街区和郊区住所。有部分的住所、建筑和居住区是供工人阶级使用的，比如伦敦帕丁顿女王公园的居住区即是如此；但大部分的新建住所则是为新兴的“郊区居民”而设计的，他们属于下层中产阶级的新白领工作者和“别墅保守党人”，正如《康西尔杂志》于1901年所料想的，这种人只要有可能就会很自然地住在伦敦的某一个“职员”郊外住所——例如克拉彭，福雷斯特盖特，旺兹沃思，沃尔瑟姆斯托或者基尔本。另有一些住所并不是专门为一个社会阶层和一种阶级生活方式而设计的，但是结果却单一阶级化了，情况之所以会成为这样，是因为房租使较穷困的房客无法入住，或是因为体力劳动者的生活方式和收入不菲的身着黑色西服的雇员的生活方式事实上逐渐分化了。到了20世纪初期，收入较高的工人（那些“工匠”）和新兴的中产阶级下层的住宅区已决不是到处隔离开了。较好的流行的住宅——有五六个房间的住宅——据报道入住的人包括“工匠，职员，保险代理商，小商人”以及类似的各类人物，它们分布在伯肯黑德，博尔顿，切斯特，克鲁，克罗依登，达灵顿，德比，赫尔，纽卡斯尔，奥尔德姆，朴次茅斯，普雷斯顿，设菲尔德，南西尔兹和威根等地，然而在很多地方，这些住宅的房客当中没有工人阶级的房客，有人描述说“入住较频繁的是职员，店员以及类似的人，而不是那种通常被划入‘工人阶级’圈子里的人”。这些地区包括伯明翰，布雷德福，布里斯托尔，特伦特河畔伯顿，盖茨黑德，格里姆斯比，哈利法克斯，哈德斯菲尔德，汉利，基德明斯特，利物浦（或者至少是布特），曼彻斯特，米德尔斯伯勒，北安普敦，诺里奇，诺丁汉，普利茅斯，雷丁，南安普敦，特伦特河畔斯托克，沃尔索尔，伍尔弗汉普敦和伦敦外围的大部分地区。因为好一点的住房一般都是较新的住房，我们有理由推想当时的这种隔离是日益加剧的。
　　所以，因为同样的原因，在高收入的工匠和低收入的工匠之间也有隔离，尽管有人注意到他们在许多城市里还住在一起——比如说诺里奇，诺丁汉，普雷斯顿和斯托克波特就有这种情形——尽管人们在许多城市也注意到工人阶级集中在内城区，而且他们不愿意搬到远离工厂的地方——这就意味着工人阶级的聚集区尽管在住房上有所分化，却仍然连结成片。巴特西的夏弗茨伯里建筑群是工匠的据点（同时也是巴特西的社会主义据点），它们毕竟是拉文德山和泰晤士河之间“大批工人居住区”的一部分，
　　其次，工人因为期望值的不同而隔离了起来。正如罗伯特·罗伯茨所说，在1914年以前“技术工人一般并不奋力跻身更高的阶层”，但实际上即便在这一低于公认的中产阶级的阶层的内部，改善地位的机会也因为两种趋势的发展和减少了：首先是正规的学校教育日益被用来当做划分阶级的标准，更不用说它是用来摆脱体力劳动者阶层的手段；其次在于，过去可以通过培训和实干而成为工匠多面手，从而赢得自重自尊，可是这一条路也变得走不通了。工人日益被定义为那些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或者从教育中一无所得的人；中途辍学的人和在学校里继续学习的人之间形成对比，或者是凭教育之力而就业的人和就业与教育无关的人之间形成对比——有时这就是父子之间的对比，尽管在母子之间这一对比并不常见（可以参看D·H·劳伦斯的小说）——这一点强化了体力劳动者和非体力劳动者之间能够感觉到的区别。另一方面，在1914年以前的三十年间出现了相当广泛的缺乏技术的情况，导致了许多人的挫折感。这一时期政府的主要劳资关系调解员阿斯克威思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他指出，那些年轻的工人：
　　不乐于承认他们并没有受过成为工程师、造船师或者建筑师的训练，而只不过当了一名工人。但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大多数人产生了幻灭的感觉；一旦一个人感到幻灭，痛苦就是一个非常自然的结果，而对于他认为造成了幻灭的现制度，他也会随之而抱有敌视的态度。
　　就这样，技术工人的天地日益被体力劳动的世界所束缚，那些专业技能较少的人更是可想而知。尽管他们之间存在着区别，但仍然由于他们和社会其他部分的隔绝而被划入一个单一的阶级。
　　第三点，工人们因为在生活方式上与别的阶级不一样，因为“工人所作的事”和其他阶级所作的事不一样，而受到了隔离。例如，随着足球得到了大众的支持，无论是从运动员还是从球迷的角度来看，它显然都日益变成了一项无产阶级的活动。无疑，它主要是技术较娴熟较受尊重的工人的一项活动，但是对一支足球队的支持会将所有住在一个地方，例如布莱克本或者博尔顿或者森德兰等等地区的人都团结起来，足球在公共酒吧里成了社交谈话的主要话题，一种男人之间社会交往的通用语言，于是它就变成了所有工人的世界的一部分。又如，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工人阶级独有的打赌方式大量增长具有显著的无产阶级特点。正如麦基宾所说的，“它是现代最成功的工人阶级自助的方式”：一种违法但几乎完全诚实的转账网络伸展到每一个无产阶级街道和车间。同样的阶级差异也日益把星期日报纸（《世界新闻报》是其中典型的代表，直到后来无产阶级日报崛起为止）同高级报纸及新型的由报业巨头诺思克利夫创办的中产阶级下层的报纸区分开来。此外，正如我已经谈到的，还有工人所戴的帽子。
　　最后，工人阶级与其说是被隔离开，倒不如说是由于两种事态发展而被统治阶级所疏远。阿斯克威思认为，正是这两个情况，再加上工人实际工资下降，触发了1910—1914年的骚乱。他秘密地告诉内阁，这两个情况一是富人摆阔气，尤其是以汽车炫耀自己的奢华，二是大众媒体增多，便于新闻在全国传播，也便于行动的协调。我在这里引用阿斯克威思的话，并不是想用以证明富豪统治——这个属于爱德华时期的政治术语在“美好时期”比在维多利亚女王统治的时期更加自我炫耀，尽管有这种可能；而是用以证明，在此时期，有钱人的财富变得更为显眼，更招人嫉恨了。
　　这一切所造就的是一个工人阶级的意识不断增强，不管它内部的区别如何，他们都因为整个群体的命运而绑在一起。这是一个社会意义上的阶级，而不单单是分类学意义上的阶级，在这个群体中，如果还要像基尔·哈迪在19世纪80年代早期所做的那样大谈“矿工阶级”和“棉纺工人阶级”之间的区别，那就实在是荒唐可笑了。而这一点实际上解释了为什么在当时那一个时期，不同的工人群体之间本来很有理由闹本位主义和窝里斗（人们会想到造船业的例子），但他们却日益把自己看做是一个整体，作为以大写的L开头的Labour（工党）而行动。大写字母L的历史仍然有待于撰写，就像我们仍有待于写作作为一个单数名词而不是复数名词的工人阶级的历史，但是这种变化在1914年之前的25年已能够察觉到，这是没有什么疑问的。而且实际上，就算从纯粹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从1900年开始，从1911年起就更明显，可以观察到在各地方和地区之间，技术工人之间和非技术工人之间，出现了工资率趋同而不是趋异的趋势。正如亨特所指出的，直到1890年为止，工会和英国劳资关系的整个环境促成了工资率的差异，在1890和1910年之间，人们对这种差异没有明显的促进或促退的影响，但到了1911年，它们就成为促进这些差异逐渐减少的力量。
　　政治家们意识到了这种阶级意识——老张伯伦在1906年称之为“一种首次产生于工人阶级中的信念，认为他们只能自己救自己。”如果不把党派政治和阶级冲突等同起来的话，人们这时站在党派立场上向工人发出号召时，就不得不尊重阶级的首要地位。南威尔士朗达选区选出的下院议员，即主张自由党工党合作的梅本，以及朗达的报纸，都宣称朗达“从各方面看都是工党的天下”，但这一看法当然不是说，那里的人全是工党；“既然人们不能光靠面包而活着，朗达矿区的选民当中也有民族党人，有不信奉国教的新教徒”，等等。爱德华七世时期（1901-1910）的政治家“不得不使用一种语言，特别是‘工党’的语言，来把自己的支持者约束在既定的政治格局之中”，防止他们跑掉。但在北爱尔兰和萨尔威奇当政时的利物浦，政治家们对选民以宗教和民族相号召就足够了，而阶级语言的作用倒显得不大。
　　奇怪的是，阶级因素一开始是从后门进入工党政治中的。当初，如果一个人被当做“阶级的代表”，那么他实际上就被看做是“独立于党派政治之外的人”，尽管作为个人，他也许是自由党人，保守党人，甚至是更为少见的社会主义者。这不仅仅意味着社会主义者和非社会主义者都可以在新的工党中愉快合作，或者立场强硬的自由党的矿工能够转向工党而不必改变自己的观点。这同样也意味着那些不能投票给自由党的保守党工人能够把票投向工党。威尔·克鲁克斯在1903年赢得伍利奇的议席，就说明了这一点，这一议席原先在自由党人看来希望渺茫，所以他们在1900年甚至都没有参加竞选，而这一议席在兰开夏十分重要。尽管乔伊斯的“工厂政治”在19世纪90年代已经迅速地衰落，但兰开夏的工人们在政治上却党派交错，分裂很深。正是在兰开夏矿区，工党拥有最庞大的工人支持者群体，而在1913年，除了保守派工人阶级据点奥尔德姆以外，以稳健著称的棉纺工会在各地都以大多数的优势投票赞成向工党交政治捐款。
　　然而我们必须要问，如果工人作为一个阶级的共同利益，并不比他们对其他政党的忠诚显得更为重要，或者至少更为休戚相关，那么上述的转向工党的现象是否仍然能够发生？因为在利物浦和贝尔法斯特情况就绝非如此。很快，选择工党就不再是一种回避党派政治的办法，而不得不变成一种和其他党派针锋相对的选择。因此，1906年以后工党得票的停滞状态就充分地反映了这种迈开下一步的困难状态。而1914年的战争则消除了这一困难。
　　因为这一步表明了社会主义者对于工人的独立工党的看法，这和早期的为了能在议会中有独立的工人势力的代表而奋斗是根本不同的。它实质上是要求在议会中有一批工人能够直接为体力劳动者的特殊利益说话，正如铁路的主管为铁路的利益发言或者船主为了船运说话一样。作为一个全国性的政党，自由党的麻烦并不在于它反对这一点，而是相反，在于它不能够理解，一个独立的工党的新概念并不仅仅意味着议会中有那么几名有权威的工人和前任的工人议员：比如说一位约瑟夫·阿奇，一位伯特，甚至是一位约翰·伯恩斯之类的议员来为工人说话，就像曾经为兰开夏的制造商说话的科布登和布赖特一样。正如拉姆·齐麦克唐纳在1903年所解释的那样，“一旦在政治上出现了一个工人运动，那么工人代表的含义必定发生变化”，因为“工党的政治是工人阶级的需要的表达”。他还补充说，“工人阶级这时不是作为一个阶级，而是作为一个国民的主要组成部分而出现。”但是阶级斗争却不太容易从工人阶级的政治中消除，至少在这样一个由双方不断增加的敌意来主导斗争的时期，是消除不了的。
　　这使我推出最后一点：阶级意识。我特意避免将我们所知的工人大众的情感和观念与激进分子者和好斗分子所组成的先锋队的情感和观念相等同，因为两者并不是一样的。在不满情绪低落的时候，激进分子仍充满了一种不妥协的精神。他们对新型的工人阶级的生活方式表示诸多不满——特别是不喜欢足球文化。如果把当时那些社会主义者表达他们对无产阶级大众的愚昧和懒惰的憎恨、嘲讽以及蔑视的文章收集起来，我们可以编辑一部大型的文选。无论阶级意识对于好斗分子意味着什么，群众总是达不到他们的期望。然而，如果把工人阶级简单地看做一个对政治不感兴趣的、冷漠的社会底层，或者一个包括全国大部分地区的聚集区，或者至多作为一种能够被动员起来保卫他们狭窄的经济利益的、潜在的或实际上的工联主义者的力量，那同样也是错误的。要知道他们也有一种阶级意识。我不想过分强调少数工人对社会主义的皈依，尽管这是不可忽略的；我甚至不想过分赞誉这一小群人和他们的组织所取得的惊人的成功——他们使自己从19世纪90年代起，被群众接受而成为领导骨干和智囊团。工人运动需要领导者，而且领导者也需要锻炼。自从社会主义复兴以后，社会主义左派的组织提供了最有效的机制，来把那些有抱负的工人精英分子集合到一起，这些工人能干，聪明，充满活力并具有创新精神——主要是年轻的工人——而且还为他们提供了最好的教育。在我们所关注的这个时期，这些人是以社会民主联盟成员、独立工党党员或工团主义者的身份来开始其职业生涯的，就像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未来的全国工会运动领导人是在共产党中起家的一样。那些意见和他们不同的人接受他们作为领导，因为他们是最好的，而且他们除了有某些看来不切实的思想以外，也有一些切实的思想。但是很显然，工党的政治变化并不仅限于此。我们不得不解释，为什么矿工从一个以对社会主义者的宣传有免疫力而著称的团体变成了一个已经被称为“社会主义工人政党的禁卫军”的团体。我们不得不解释，为什么这种情况不但发生在像南威尔士那样存在痛苦的阶级斗争的地方，而且也发生在像约克郡那样的没有明显的劳资争斗的地区；为什么它不仅发生在像兰开夏那样的矿工们生活贫困的煤田，而且也发生一些矿工过得还不错的地区。
　　在我们所关注的这一时期，工会会员先增加了一倍，然后经过二三十年，又增加了一倍，于1914年达到400多万人，但阶级意识的进展却与此不同，几乎不可能勾画出它的行迹。即使是按我们的标准来衡量大规模工会运动——以及1910—1914年间的大规模工会斗争——的发展，虽然可以看出若干转变，但它的准确性质并不清楚。选票统计数字也说明不了问题，部分的原因在于参加投票的其他工人不像矿工投票者那样身份明确，但主要的原因在于1906年以前独立工党的得票数统计模糊不清，而且从那时起直到1914年都得票不多。只有从1918年开始，当工党突然以得票率24％而出现，继而在1929年升至37.5％的时候，投票给工党才有理由被看做是政治阶级意识的指数。这时，我们才有可能说，广大的而且不断增多的英国工人把投工党的票当做一种身为工人的自然的结果。在1914年以前情况却不是这样。甚至在1913年，还有43％的矿工依然投票反对他们的工会向工党提供政治捐款。
　　然而，尽管我们无法量化1914年以前的工人阶级意识的形成，它却仍然存在。1915年，工运历史学家贝阿特丽斯·韦布说过：“这一运动的力量在于基层群众的顽强，日益更加能够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每当这种巨大感情能够被导向支持或反对某一具体措施时，它就会变得几乎无法抵抗。我们的英国统治阶级不敢公然藐视这种力量。”1880年时，还没有人能够严肃地发表这样的言论。迪斯累里（1804—1881）在世时说英国是一国两种国民，即富人和穷人，而到了20世纪时，这两种国民的分野已是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这一工人阶级在其自然环境中，在其实践与见解中，至少在工业地区已清晰可辨，就像理查德·赫加特根据他在两次大战之间的经历所描述的那样。因为这样的工人阶级不再是伏伏贴贴的、对政治不感兴趣而且冷漠的一群人，在他们的政治主张中权利不再是模模糊糊的一般人权的信念，而工人们也不再仅仅是所谓包罗万象的“人民”中的一个大的部分。宪章运动的政治主张，不管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大众运动或者作为自由激进主义的一部分，均已慢慢消失。最后一场类似的运动几乎就是在工人代表委员会的同一时期出现的。这次运动团结了许多势力，一方面是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曾经鼓舞这一运动的《雷诺兹新闻报》的左翼势力，一批主张自由党工党联盟的强有力的人物，比如豪厄尔、芬威克和山姆·伍兹等人，一方面是社会主义左翼阵营的新工联主义者，如汤姆曼，鲍勃斯·迈利等等。约翰·伯恩斯曾给予它祝福。但是经过数年无法忽略的影响之后，到了1906年，这一全国民主联盟就消失了。我怀疑是否有任何英国通史谈及这一时期时会提到它的名字。即便是工人运动的历史学家也不过是把它放在跟一个脚注差不多的位置。有分量的倒是工人代表委员会，其纲领的实质无论如何都是在于它具体服务于工人阶级的要求与愿望。
　　让我以另一位矿工的生平来结束本文。我选择的是赫伯特·史密斯（1862—1938），因为他既非教堂的积极分子，也不是一个和意识形态有关的人，尽管他对教育抱有热情，他本人却没读过多少书。他接近一般矿工，也许就像南约克郡矿工当中的任何一个领导人一样：他也是一个行动迟缓、坚强、可靠的人，他更喜欢的不是思想，而是板球运动和巴恩斯利足球俱乐部，对于后者的比赛他都虔诚地到场观战；他宁可让对手停止争论，而不愿继续争论。他逐步地从一个代表矿工核对煤产量的监秤人升至约克郡矿工工会的主席，最后在20世纪20年代成为全国矿工联合会的主席。1897年，当他35岁的时候，他决定支持独立工党。以这样大的年龄作出这样的决定，使他的这一转变意义非常。从那时起，他一直都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尽管他在20年代抨击过共产党人，但以爱德华七世时期的标准来看，他还是一个相当左翼的独立工党党员。吸引他的显然并不是意识形态，而是矿工斗争的经历。他认为社会主义者所要求的也正是矿工所需要的东西，如一个合法的八小时工作日制，以及一个有保障的最低工资和更好的安全生产条件。
　　但是他的选择也同样表达了一种发自内心的、有斗争性的并且意义深远的阶级意识，这一点从他的穿着上就表露无遗。赫伯特·史密斯以他的帽子而著称。他的一本传记就名为《戴帽子的人》。他带着那顶帽子就像是打着一面旗帜。有一张他老年当选为巴恩斯利市长时的照片，照片中的哈伍德勋爵戴着一顶修长典雅的圆顶硬礼帽，手里拿着他那一阶级使用的一把收拢的阳伞，而那位郡警察局长穿着一身佩戴饰带的制服。赫伯特·史密斯这时已是一位矮壮的、相当胖的老人，戴着表明市长身份的项链和徽标，但是在头上他还是戴着他的那顶帽子。关于他的生涯，人们可以说上许多，而且并非全是溢美之辞，尽管我敢说任何人都不能不保留对这位先生的景仰，正是他在1926年带着那帽子坐在谈判桌前，取下了他的假牙（为了舒服，他把它放在了桌上），代表矿工向矿主、政府和世人说“不”。在这里我想说的是，作为一个工人领袖的赫伯特·史密斯和他的职业生涯，在工人运动历史早期的任何时候都是不可想象的——也许在后来的任何时期也是不可想象的。他是由新型的工人阶级造就的，同样他也帮助造就了新型的工人阶级，而本文已经尝试勾画出1914年之前的几十年间的这种工人阶级的出现。在数百万戴帽子的人当中，肯定是独特的；但是他之独特就在于他是广袤森林中的一棵庄严大树。同样有其他一些数不清的人，他们不是那么有名，没有他那样的政治生涯，不如他活跃，但他们在他的形象中能认出自己的影子，而我们也应该这样认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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