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 《非凡的小人物：反抗、造反及爵士乐》（1998）
节日的诞生：五一劳动节
本文成稿于1990年，原来是作为伦敦大学玛丽女王和威斯特菲尔得学院的第一次S·T·宾多夫讲座的讲稿，用以纪念社会主义国际劳动节100周年（该讲座是为纪念该学院一位卓越的历史系教师而设。本文曾由该学院发表，又经过修改后发表于克里斯·里格利和约翰·谢泼德共同主编的书《在运动中：献给菲利浦巴格韦尔的工人和交通史文集》（伦敦和里奥格兰德，1994年出版）。
1990年，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在《观察家报》上发表了有关复活节的文章，他提出“世俗社会从来没有成功地提供任何可替代宗教仪式的出路”。他还指出法国大革命“也许确实把国家的臣民变成了公民，把自由、平等和博爱的信条写在了每一个学校的门楣上，迫使修道院退出了政治舞台，但是除了7月14日这一天之外，大革命没有对基督教的公历产生过任何的影响”。也许我现在所谈的主题是惟一一个毫无疑问的变化，一个由一场世俗的运动对基督教公历或者其它任何官方公历所产生的影响，一个并非为一两个国家所采纳的节日，而是在1990年已由109个国家所接受的官方节日。另外，它并不是经由政府或者征服者的权力而建立的，而是脱生于一个完全非官方的男女穷人的运动。我所说的是五一节，或者更具体一点，是5月1日，工人阶级运动的国际性节日，庆祝它的百周年应该是在1990年，因为它起始于1890年。
“应该是”这个词是正确的用语，因为，除了历史学家，几乎没有人对这一事件有什么兴趣。甚至那些由第二国际政党嫡系繁衍下来的社会党也对此毫无兴趣，而正是在1889年第二国际的成立大会上，那些与会的政党曾经号召国际工人于1890年5月1日同时游行以支持一项把工作日限定为八小时的法律。可是有些实际上出席了1889年大会而且至今依然存在的政党也同样对国际劳动节没有兴趣。今天这些第二国际政党或者它们的后代在西欧几乎所有各国构成执政党、主要的反对党或者可供选择的执政党。人们本来期望他们会对自己的过去表现出多一点自豪，或者哪怕是多一点兴趣。
在英国针对国际劳动节百周年的最强烈的政治反应来自于约翰哈克特爵士，他曾是一位将军，而且——我很遗憾地说——还当过伦敦大学某学院的院长。他号召废除五一节，似乎把这一节日看成了苏联的某种发明。他认为这一节日不应该在国际共产主义衰落后继续存在。然而，在欧洲共同体各国，这一春季假日的起源根本不是来自于布尔什维克，甚至也不是来自于社会民主党人。相反，它可以追溯到反对社会主义的政治家，他们认识到五一节已经深深地扎根于西方工人阶级的土壤，他们想通过迎合这一节日并加以转化，来削弱工人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吸引力。请看以下一段话，它引自一份由4位不信奉社会主义的法国议员所支持的于1920年4月提出的法国议会倡议：
这一节日不应该包含任何妒忌和仇恨的因素[阶级斗争的代名词]。所有阶级，如果可以说阶级依旧存在的话，以及全国所有的有生产能力的人们，应该亲如兄弟，受到同一观念和同一理想的激励。
那些在欧洲共同体成立之前最使劲迎合五一节的人属于极端的右派，而不是左派。希特勒政府是继苏联之后第一个将5月1日定为官方的全国劳动节的政府。贝当元帅的维希政府宣布5月1日为劳动与协和节，而且据说这是受了佛朗哥统治下的西班牙长枪党政府的五一节的启发，因为贝当元帅曾经是法国驻西班牙的大使，很敬仰佛朗哥政权。实际上，使五一节成为一个公共假日的欧洲经济共同体，是一个主要由反社会主义的政府所组成的团体（尽管撒切尔夫人说其中有一些是“社会主义政府”）。西方的官方对五一节承认有必要和那些非官方的五一节传统相妥协，并将它从工人运动、阶级意识以及阶级斗争中分离出来。但是这一传统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当希特勒、佛朗哥和贝当这样的敌人在摧毁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同时，居然也认为他们应当把它接过来，这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呢？
这一体制演化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是在无意识无计划的情况下形成的。就这一点来说，它是一个突然出现的而并非“被创造出来的传统”。五一节的直接起源并没有什么争议。它是由第二国际的两个对立的成立大会之一——那个马克思主义倾向的大会——于1889年7月在巴黎所通过的决议，当时正是法国大革命的百年庆典。这一决议号召工人在同一天举行国际大游行，向各国的公众和政府当局提出法定八小时工作日的要求。因为美国劳工联合会已经决定在1889年5月1日举行这样一次游行，于是就选择这一天来进行国际大游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美国自身从来就没有像其他国家一样建立五一节，因为每年9月的第一个星期日已经有了一个逐渐官方化的工人的公共假日——劳工节。
学者们自然已经调査过这一决议的来源，以及这一决议与美国和别的地方早先所进行的争取八小时法定工作日的斗争历史的联系，但是这些研究和本文无关。与本文有关的是这一决议的设想怎样不同于实际所发生的情况。让我们注意最初的决议有以下三点。首先，它只是号召举行单一的、一次性的国际游行示威。没有建议重复这一事件，更没有提到把它变成一个经常性的一年一度的活动。其次，决议中并没有暗示这应该是一个特定的带有节日性质或者仪式意味的事件，尽管各国的工人运动都被授权，‘在本国的情况允许的条件下以适当的方式实现这一游行’。当然，提出这一点是为了照顾在俾斯麦的反社会主义法律下依然处于非法地位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给他们留下应急变通的余地。第三点，没有迹象表明这一决议在当时特别受重视。相反，当时的报刊几乎就没有提到它，尽管有一个例外（有意思的是这是一家资产阶级的报纸），但也没有提起它的日期。甚至德国社会民主党出版的正式代表大会报告也只不过提到这一决议的发起人和刊印决议的文字，而未加任何评论，也未表示这是一个重要的事件。简而言之，正如那次代表大会最出名的和政治上最敏感的代表之一爱德华·瓦扬在一些年后的回忆：“谁能料到……国际劳动节的迅速崛起”
劳动节的迅速崛起和制度化当然归功于1890年第一次五一游行的特别成功，至少在俄罗斯帝国以西和巴尔干地区以西的欧洲各国是这样。社会主义者选择了这一恰当时机来建立——或者如果我们愿意，也可以说是重组——一个国际。在许多国家，第一个五一节恰好和工人的力量及信心的胜利发展相吻合。我只举两个熟悉的例子：一个是紧随1889年码头罢工之后，在英国爆发了新的工会运动；另一个是德国社会主义取得一大胜利，1890年月德意志帝国国会拒绝继续实施俾斯麦的反社会主义法，其结果是一个月以后社会民主党在大选中赢得的选票翻了一番，以接近20%的选票而崭露头角。在这样一个时刻取得大众游行示威的成功并非难事，因为激进分子和好斗分子都全力以赴投身其中，而普通的工人大众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以庆祝胜利、力量、认同和希望相结合的感受。
然而，工人参与这些集会的规模之大使那些号召者感到惊喜，特别是伦敦海德公园中聚集了30万人，它是英国空前绝后的一次最大的示威游行。尽管所有的社会主义政党和团体都很自然地组织了集会，但是只有一些人意识到了这一机会所蕴藏的全部潜力，从而一开始就全力投入。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格外敏锐地察觉到了大众的情绪，其结果正如恩格斯在几星期后所指出的：“在欧洲大陆是奥地利，而在奥地利则是维也纳，以最为盛大和恰当的方式庆祝了这一节日。”笼
实际上，有几个国家的党和工人运动远未全心全意地投入五一劳动节的准备，正如在左派的政治中经常发生的，当地的党和工人运动陷于意识形态的争论和意见分歧，在应采取合法斗争形式还是游行示威形式的问题上争吵不休——我们下面将再谈到这一点——或者纯粹是出于小心谨慎，因而行动受阻。由于政府、中产阶级舆论和雇主对这一天的前景产生了一种高度紧张的甚至是歇斯底里的反应，他们甚至扬言要动用警察进行镇压和严惩示威者，面对这种局面，有责任感的社会主义领导人往往宁愿避免过于刺激性的对抗形式。这一点在德国尤其明显，因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经历11年的非法生涯之后，党禁才刚刚解除。党的领导人奥古斯特·倍倍尔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在5月1日的游行示威中让群众保持控制。我们必须避免冲突。”恩格斯同意这一观点。）
争论中的关键问题在于是否应该要求工人在上班时间出去示威游行，也就是说去罢工，因为1890年5月1日正好是星期四。一般说来，谨慎的政党和具有强大根基的工会——除非他们故意想要致力于罢工，就像美国劳联计划的那样——看不出为什么他们要为了一个象征性的姿态就拿自己和他们成员的前途去冒险。因此他们倾向于选择5月的第一个星期日举行游行，而不是这个月的第一天。这就是而且依然是英国的选择，这也是为什么英国的第一个伟大的劳动节是在5月4日举行的原因。然而，这也是德国党的主张，尽管不像英国，德国的第一个劳动节实际上是举行于5月1日。事实上，在1891年第二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上才正式讨论了这一问题，其间英国人和德国人在这一问题上反对法国人和奥地利人的意见，但是被多数票击败。正如劳动节的其他许多方面一样，这一问题也碰巧是第二国际日期选择的副产品。最初的决议根本没有提到罢工。但是每一个策划这次游行的人都立刻而且必然地发现，第一个五一节正好是工作日，仅仅是因为这一点，问题就出现了。
谨慎小心就需要采取别的做法。但是真正使劳动节取得成功的因素恰恰在于选择了事件的象征意义，而不是实际的原因。正是这种象征性地停止工作的行动，才使得劳动节这一天不仅仅停留在另一次游行，甚或另一次具有纪念意义的事件的层次之上。在一些国家和城市里，社会党人甚至不顾那些犹豫不决的工会的反对，坚持了举行象征性的罢工，这才使得五一节真正成为工人阶级生活和劳工身分的一件大事，而这一点在英国从未做到，尽管英国头一个五月劳动节举办得轰轰烈烈。因为在工作日停止工作不仅是工人阶级力量的展示——实际上，这正是力量的最基本的显示——而且是自由的本质所在，也就是说工人不必被迫挥汗苦干，辛苦劳作，而是可以在家人和朋友陪伴下选择自己要做的事。因此它既是一种阶级宣言和阶级斗争的姿态，同时也是一个节日：是劳工解放之后的美好生活的某种预告。当然，在1890年的情况下，它又是一种对于胜利的庆祝，一种赢家绕场一周的荣誉的表示。从这一点来看，劳动节蕴藏了丰富的情感和希望。
这就是维克多·阿德勒所意识到的。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意见相反，他坚持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恰恰必须激起倍倍尔所要避免的那种对抗。和倍倍尔一样，他意识到了当时许多国家的工人阶级的欢快情绪，大众的心情转变，以及弥赛亚式的期望。正如倍倍尔所说，“选举改变了那些缺少政治教育的大众的思想。他们相信他们只要争取某物就一定会实现。”和倍倍尔不同，阿德勒依然需要动员这种情绪，以建立一个把积极分子和不断增长的大众同情心结合在一起的大党。另外，和德国人不同，奥地利的工人还没有选举权。因而工人运动的力量还没法通过选举的方式展示出来。此外，在第一个劳动节之后，斯堪的纳维亚人投票赞同在1891年重复进行示威游行，这时他们已经懂得了直接的行动具有动员大众的潜在力量，“特别是当这种行动和停工结合在一起，而不仅仅是简单地表达意见的时候。”第二国际本身也持同―观点，1891年它通过表决，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否决了英国和德国代表的意见，而赞成在5月1日举行示威游行，并且“在任何可能做到停止工作的地方停止工作”。
这并非意味着当时的国际工人运动号召举行这样的大罢工，因为尽管当时有无穷的期望，但是有组织的工人在实践中既意识到了他们的力量，也意识到了他们的弱点。根据德国议会派到无产阶级人数众多的汉堡去监听工人谈话的便衣警察的报告，在这一严重“赤化”的城市的大小酒馆酒吧中人们广泛讨论的问题就是：是不是应该在五一节罢工，或者是不是可以指望工人们为了游行示威而放弃一天的工资。据悉，许多工人即使想出来游行，也没有办法站出来。例如，丹麦的铁路工人就给首次哥本哈根劳动节拍发了这样一份被当众朗读并且受到群众欢呼的电报：“尽管当权者施加压力使我们无法参加这次聚会，但我们会全力支持争取八小时工作日的要求。”然而，有些地方的雇主知道工人力量强大而且坚定不移，他们常常会灵活地让出这一天，接受妥协。在奥地利事情常常就是这样。例如，尽管内政部有明确的指示要禁止游行而且不允许放假，尽管雇主们有正式的决定不把5月1日看成一个节日——而且有时甚至把5月1号之前的那天替换成工厂假日——但在奥地利北部的施泰尔的国家军工厂仍在1890年5月1日关门歇工了，而且此后年年如此。不管怎么说，有足够数量的工人在足够数量的国家挺身而出，使停止工作的运动成为可能。毕竟，在哥本哈根全城就有大概40%的工人实际上参加了1890年的示威游行。
鉴于有了第一个劳动节的非凡而且出乎不少人意料之外的成功，自然人们要求重新举行这一活动。正如我们所见，斯堪的纳维亚各国工人联合的运动在1890年的夏天就要求重复这一游行，西班牙人也是如此。到了年底，大部分的欧洲社会党人也纷纷效仿。关于这一盛会应该变成一个一年一度的节日的建议，可能是（也可能不是）由法国图卢兹的富有斗争性的工人首先提出的，他们在1890年通过了一项有关这一建议的决议，但是没有人惊奇，第二国际的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在1891年决定让国际工人运动一年一度地庆祝劳动节。正如我们所见，这次代表大会坚持在这个月的第一天通过一次示威游行来庆祝劳动节，而不管那天是星期几，目的是强调，“其具有八小时工作日的经济要求和阶级斗争的主张的真正特点”。然而，除此之外，决议也包括了另外两项内容。除了八小时工作日，它至少增加了两项要求：劳动立法和反对战争。尽管从此以后这已经成了劳动节的一个正式部分，但是和平的口号本身并没有真正地融合到劳动节的大众传统之中，只不过是加强了这一节日的国际性。然而，为了增加这一游行示威的纲领性内容，决议也包括了另外一点创新：谈到了要“庆祝”劳动节。因此工人运动正式把它看做不仅是一个政治活动，而且还是一个节日。
这一点又不是原来计划的一部分。相反，运动中的好斗分子，几乎无需赘言还有无政府主义者，从意识形态的立场出发反对欢庆节日这一观点。五一是斗争的日子。无政府主义者认为这一天不但是从资本家手中夺来的一天闲暇，还应该把它扩展成一个伟大的能够推翻整个制度的总罢工。最好斗的革命派对于阶级斗争常常持一种消极阴暗的观点，他们的图像往往展现那些黑灰色的大众仅仅被有时出现的红旗所照亮，就证明了这一点。无政府主义者宁愿把五一这一天看做对烈士的纪念——纪念1886年5月在芝加哥牺牲的烈士，是“一个充满悲伤的而不是欢庆的日子”，21而在西班牙、南美洲和意大利这些无政府主义思潮有影响的地方，纪念牺牲的烈士实际上已经成为劳动节的一部分。欢乐并不是革命计划的一部分。事实上，一份对巴塞罗那无政府主义者的五一节的研究报告表明，在1931年西班牙成立共和国之前，五一节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拒绝把它看做一个节日，甚至拒绝把它称作“劳动节”。在他们看来，让象征性的行动见鬼去吧：要么世界革命，要么一无所有。一些无政府主义者甚至拒绝支持五一节的罢工，理由是任何不能真正发动革命的事情都只不过是另一次改良主义的权宜之计。奉行革命工团主义的法国总工会一直拒绝五一的节日欢庆活动，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才有所转变。
第二国际的领导人有足够的理由鼓励五一节向节日转变，因为他们自然想避免无政府主义者的对抗策略，而且很自然地希望示威游行能拥有尽可能最广泛的群众基础。但是一个同时包括斗争和欢庆两个方面的阶级节日的想法，一开始肯定没有出现在他们的脑海中。那么这种想法来自何处呢？
一开始，日期的选择几乎肯定起了重要的作用。在北半球温带地区，春天的节日深深地扎根于每年周期伊始之际，而实际上5月本身就象征着大自然的复苏。比如在瑞典，根据长期的传统，5月1号几乎一向就是一个公共假日。顺便说一下，好斗的澳大利亚人是在冬季过劳动节，气候是他们遇到的问题之一。从我们近年能够得到的丰富的图像和文字资料来看，非常明显，大自然、植物以及（最重要的）鲜花都自然而然地和普遍地用来象征这一节日。在最简单的农村集会中，比如1890年在奥地利施蒂里亚一乡村的集会中，没有出现旗帜，只有贴着标语的有花环围绕的木板以及音乐家。在一张反映后来奥地利一省城劳动节的漂亮照片中，出现了骑脚踏车上街游行的社会民主党男女工人，他们的车轮和车把上缠绕着花环，一位用鲜花点缀的象征着五月节的孩子坐在两辆自行车之间的一个类似秋千的婴儿座上。
在维也纳第一个劳动节期间散发的七位参加1889年第二国际代表大会的奥地利代表照片中，鲜花无拘束地出现在他们严肃肖像的周围。鲜花甚至渗进了激进分子的神秘故事。在法国，按照新的传统，18岁的玛丽娅布隆多作为1891年造成10人死亡的“富尔米血案”的象征，她在两百名青年男女的前头跳舞，挥舞着未婚夫给她的一束开放的山楂花，直到军队开枪把她打死。在这一图像中明显地结合了五月的两种传统。什么花呢？起初，正如山楂花枝所显示的，那是带有春天的意味而不含政治色彩的颜色，尽管工人运动不久就开始采用带有自己颜色的花朵：玫瑰，罂粟，以及最为重要的红色康乃馨。然而各国风格有所不同。不管怎样，鲜花以及另一些代表欣欣向荣、青春、复苏和希望的象征，即年轻女性，都处于中心的地位。在各种语言中不断出现的代表这一节日的最普遍的图标，出自于沃尔·特克兰之手——特别是他的那个有名的带着佛里吉亚式女帽的被花环围绕的女郎形象，这一点并非偶然。当时，英国的社会主义运动规模较小而且不太重要，因而英国的劳动节在一开始几年之后就处于边缘的地位。然而，英国的艺术家威廉·莫里斯、克兰以及工艺美术运动激发了这一时期最有影响力的，‘新艺术’，从而发现了时代精神的确切表达方式。英国在图像学方面的影响可以说是劳动节国际主义性质的一个并非不重要的证据。
实际上，公共节日和工人假日的想法又是自发地而且几乎是即刻地产生了——毫无疑问，其中一个原因在于德语中的“Feiern”这个词兼有“不工作”和”正式庆祝”这两种含义。（在10世纪初的英国，“playing”（玩）这个词曾被普遍地用作“striking”（罢工）的同义词，但是到了世纪末这种用法再也不常见了。）不管怎么说，这看来也是合乎逻辑的：在这一天，人们不上班，上午参加政治集会和游行，然后再参加一些社交和娱乐活动，更何况小客栈和餐馆向来是工人运动的重要聚会场所。小酒馆、餐馆的老板们往往是社会主义运动的活跃分子，这种现象并非仅仅存在于某一个国家。
我们必须立即提及这一点的一个重要结果。政治在当时被看做是“男人的事”，假日则不同，还包括了妇女和孩子。图像和文字资料从一开始就表明了劳动节中有妇女的存在和参与。使得劳动节成为真正的阶级展现的原因——顺便提一下，就像在西班牙，劳动节日益吸引了那些在政治上和社会主义者并没有什么联系的工人——就在于它并非仅限于男人，而是属于整个的家庭。反过来说，那些没有作为挣工资的工人直接出现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妇女——也就是说许多国家中的大部分已婚的工人阶级妇女——也通过劳动节而公开地和运动及阶级联系在一起。如果说为工资而上班干活主要是属于男人的话，那么一天不上班，就把工人阶级中的不同年龄和性别的人都团结在一起了。
在此之前，几乎所有常见的节假日都属于宗教节日，至少在欧洲是这样，中有英国例外，因为英国还有银行假日（现在欧共体规定的劳动节已经被同化成一个银行假日）。劳动节和基督教的节日都具有对普遍性的向望，用工人的话说就是国际主义。这种普遍性使参与者印象深刻而且增加了这一节日的吸引力。各地为劳动节印制的宣传品都强调了这一点——这类印刷品是大量的，单是法西斯统治之前的意大利各地印制的，保存至今的就多达308种；它们当初只用于一时，但对图像和文化史的研究来说，却是非常宝贵的资料。1891年在意大利博洛尼亚印刷的第一期劳动节杂志中就包括了至少4篇文章特别阐述这一节日的普遍性意义。另外，把劳动节和复活节或者圣灵降临节作类比，似乎是和把它比作民间风俗的春季庆祝活动一样明显。
意大利的社会主义者，敏锐地意识到这种新型的工人节日对于大部分由罗马天主教徒和文盲所组成的大众来说具有自发的吸引力，所以最迟从1892年起就使用了“工人的复活节”这个词，到了19世纪的最后五年这种类比已经成了国际的潮流。我们不难看出其中的原因。这场新型的社会主义运动和宗教运动的相似之处显而易见，甚至在劳动节最初的令人陶醉充满理想的年代里，它也和一场充满弥赛亚式期望的宗教复兴运动有明显的相似之处。所以从某种方面来说，早期的一批领袖、积极分子和宣传家与神父牧师之间有明显的共同点，或者至少可以说他们类似于一群世俗的传道者。我们见到一张1898年比利时沙勒罗瓦印制的很特别的传单，它所阐释的内容只能称之为一种劳动节的布道：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更确切的词。它是由比利时工党的10名代表和议员共同（或者以他们的名义）起草的，毫无疑问他们无一例外都是无神论者，而传单的两句题词写着：“全世界的工人团结起来（卡尔马克思）”和“相互关爱吧（耶稣）”。这里举几个例子来看看这张传单的情调：
（开场白）这是春天和欢庆的时刻，大自然的永恒演化光辉灿烂照亮四方。像大自然一样，让你们自己也充满希望，准备迎接新的生活吧。
后面的几段话是一些道德箴言（“展示你的自尊：当心那些让你喝醉的烈酒以及那些使你堕落的情感”，等等）以及社会主义的鼓动，最后以一节千禧式的展望来结尾：
不久疆界就会隐退！不久战争和军队就会消失！每一次你实践团结和爱的社会主义美德，就使这一未来更靠近一步。然后，待到人人都明白实现每个人的全面发展是自己的社会责任，在和平与欢乐中，社会主义胜利的世界就将来临。
但是新工人运动的关键一点并不在于它是一种信仰，一种常常和宗教讲道的语调及风格相呼应的信仰，而在于它受到宗教模式的影响是如此之少，甚至在那些民众虔诚信教、深受教会习俗浸透的国家也不例外。而且，除了新教一些教派有时会摆脱教会面孔而采取一种非正式的隐晦的反对派的形式（比如在英国）以外，新工人运动与宗教之间并没有什么辐合点。社会主义工人运动是一个富有斗争性的世俗的反宗教的运动，它使虔诚的或者曾经虔诚的信教民众成批转变过来。
我们也可以理解个中的原因。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对那些已经意识到自身存在的新阶级中的男男女女具有吸引力，而他们在一个由势力稳固的教会，特别是罗马天主教会掌握传统发言权的社会中却找不到合适的位置。其实这些“局外人”也有自己的地方，从职业的角度看在当时可以从事采矿业、原始工业或者乡村工场里干活，从出身来看就像那些基本上成为西西里的“红色”的皮亚纳德格雷奇（现在是皮亚纳德利阿尔巴内西）乡村中的阿尔巴尼亚族人，或者依其他的一些标准联合在一起而在整体上从一个更广泛的社会中被区分出来的群体。对这些人来说，“这一运动”就可以像一个社区一样发挥作用，而且这样做，也能够掌握许多至今被宗教所垄断的古老乡村习俗。然而，这一点非同寻常。实际上，劳动节取得巨大成功的主要原因在于它被看做惟一的只和工人阶级相联系的节日，没有其他任何人可以分享。而且这是工人通过自己的行动争取来的节日。不仅如此：在这一天，那些平时都看不见的人可以在公开场合出现，而且至少在这一天，他们占据了统治者和社会的正式活动空间。①在这一点上，英国的矿工节日——其中达勒姆的矿工节日保存得最久——可以说是劳动节的预演，但是它的基础只是一个行业，而不是整个工人阶级。从这一点来看，劳动节和传统宗教的惟一联系在于它们都宣扬平等的权利。1891年意大利波河流域的沃盖拉的一张劳动节大幅印刷品中宣布：“教士们有他们的节日，稳健派有他们的节日。民主党人也有他们的节日。而5月1日是全世界工人阶级的节日。”
① 人们从一开始就意识到五一节是惟一的仅属于工人的节日，还意识到这一节日对工人阶级觉悟的形成所具有的意义。“这一天是他们的。仅仅属于他们”——见维也纳《战斗报》1908年5月日刊登的J.Diner-Denes, ‘Der and Mai’ . Der Kamplf(Vienna), 1May1980. 他还指出工人在这一天占领了公共活动空间。
但是还有一个因素使得这一运动远离了宗教。它的关键词是“新”，正如考茨基主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性评论杂志《新时代》的刊名中就有这个词，它也出现在奥地利那些依然跟劳动节有关的劳动歌曲中，其副歌唱到：“新时代正在和我们一起前进。”斯堪的纳维亚和奥地利的经验都表明，和社会主义一起来到乡村和省城的经常是铁路，是修建和运营铁路的人，还有他们所带来的新思想和新时代。劳动节不同于其他的公共假日，包括那些直到那时还存在的工人运动大部分仪式性场合，它并不纪念任何事情——不管怎样，在无政府主义者的影响范围之外就是这样，而无政府主义者正如我们所见，喜欢把这个节日和1886年殉难的芝加哥无政府主义者联系在一起。劳动节是面向未来的，不像过去，而过去除了黑暗的记忆以外没有给无产阶级带来任何东西（《国际歌》中唱“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并非偶然）未来则会带来解放。不像传统的宗教，“这一运动”所提供的并不是死后的荣耀，而是人间的新天堂。
劳动节的图像学迅速地发展起自身的意象和象征主义符号，完全是面向未来的。未来能够带来些什么并不清楚，只知道它将有美好的前景而且不可避免地会到来。幸运的是，劳动节的成功至少有通向未来的一条道路，这就使这一活动的意义已经不仅限于一次游行和一个节日。在1890年的欧洲，选举方面的民主依然极为罕见，因此要求普选权就显而易见地加入了争取八小时工作日和其他劳动节的口号之中。有意思是，尽管在奥地利、比利时、斯堪的纳维亚和意大利等地，直到最后实现普选权为止，要求有投票权一直都是劳动节的组成部分之一，但是它从来没有像八小时工作日和后来提出的和平口号一样成为劳动节政治内容的一个正式的国际部分。但不管怎样，在那些适用的地方，普选权的要求都变成了劳动节的一部分，而且大大地增强了它的重要性。
实际上，为了争取普选权而组织总罢工或者以总罢工相威胁的做法在比利时、瑞典和奥地利取得了一定成功，而且也促使社会主义政党和工会团结在一起，这种做法正是来自于劳动节的象征性的停工。1891年5月1日，比利时的矿工首次发起了这种罢工。另一方面，工会更为关注的是瑞典劳动节提出的“缩工时提高工资”的口号，而不是节日的其他方面。正如在意大利，曾经有一段时间，他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这一点上，甚至把民主也放在了一边。然而运动的巨大进展，包括它对于民主的有效提倡，并不是基于狭隘的经济自我利益。
民主当然在社会主义工人运动中处于中心的位置。它不仅是运动进步的基础，而且和运动本身密不可分。在德国的第一个劳动节中值得纪念的是一个两面贴画的装饰板，两面分别贴着卡尔马克思像和自由女神像。在1891年奥地利劳动节的一份印刷品上，画着马克思拿着《资本论》，指向大海那边的浪漫小岛中的一个，也就是现代人从带有地中海特点的绘画作品中所熟知的岛屿，在小岛的后面升起了劳动节的太阳，这是代表未来的最为持久和有力的象征。太阳的光芒中带有法国革命的口号：自由，平等，博爱，这种形象在早期劳动节的徽章和纪念品上随处可见。在马克思周围是一些工人，看样子他们正准备驾驶船队，目标想必是那个小岛，不管岛在何方，船帆上写着：普遍直接选举权，八小时工作日以及工人的保护措施。这就是劳动节原本的传统。
通过社会党领导人的口号与好斗分子和普通工人对其自发性的解释这两个方面有趣的共生现象，在两三年之间，上述的劳动节传统以极其迅猛的速度崛起了。它成型于群众性工人运动和工人政党兴旺发展的头几年，那时每天都带来了可见的增长，那时这种运动的存在和这种阶级的自立，似乎是未来胜利的保证。不仅如此，当通往新世界的大门突然在工人阶级的面前打开时，它还是一种即将到来的胜利的标志。
然而，千禧年并没有到来，而劳动节和工人运动中的种种因素一样，不得不常规化和制度化，尽管后来在一些伟大的斗争和胜利之后，某种类似于过去的希望和胜利之花又重现于这一运动。我们在俄国革命最初几年的疯狂的未来主义式劳动节中可以看到它的身影，而且它几乎遍布于1919~1920年之间的欧洲，那时劳动节原先的争取八小时工作日的要求在许多国家已经实现了。我们在1935年和1936年法国人民阵线成立之初时的劳动节中可以看到它的身影，而且在击败法西斯之后，它又出现在那些从占领中得到解放的欧洲大陆国家。尽管如此，在大部分存在群众性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国家，劳动节在1914年以前的某一时刻就已常规化了。
有意思的是，劳动节正是在这段常规化的时期取得了其仪式性的一面。正如一位意大利历史学家所指出，当它不再被看做是伟大转变厅堂门前的前厅的时候，它变成了一个“需要自己的祷词和神灵的集体仪式”，而那神灵常常依稀可辨就是那些长发飘逸衣着蓬松的女性，她向许多日益模糊不清的人群或者游行的男男女女指出一条通往初升太阳的道路。她是自由女神，春天女神，或者青春女神，希望女神，还是具有玫瑰色手指的黎明女神？抑或兼而有之？谁又能知道呢？从图像学的角度看，她们除了年轻，没有什么普遍的特点，因为甚至作为自由女神传统特点的极为普遍的佛里吉亚式女帽，也并不总是在她们的头上出现。我们可以通过花朵来追溯那时的礼仪化过程，正如我们所见，鲜花从一开始就出现了，但是到了世纪末就已经变得正式化了。例如，大约从1900年开始，红色康乃馨就在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土地上和意大利取得了正式的地位，在佛罗伦萨，以它的名字命名的栩栩如生的优质印刷的海报就对于它的象征意义作了特别的说明。（在意大利，红色康乃馨出现于劳动节，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止。）而红玫瑰则于1911~1912年在瑞典变成正式的象征。令高尚的革命者感到悲哀的是，完全不带政治色彩的铃兰在20世纪初开始进入法国工人的劳动节，最后竟成为劳动节的普遍象征之一。
不管怎样，当劳动节依然既是合法的——也就是说，能够使大批的群众走上街头——而且又是非官方的节日时，它的伟大时代就尚未完结。一旦它变成了一个被给定的节日，或者更糟的是，变成一个自上而下强加于民的节日，那么它的特性就必定不同了。既然公开的动员民众是它的精髓之所在，它就不能不冒非法化的危险，尽管西西里岛上阿尔巴尼亚族人居住的皮亚纳德利阿尔巴内西村的社会主义者（后来是共产主义者）即使是在法西斯统治的黑暗岁月里，也自豪地在每年5月1日派一些同志进山，到至今仍叫“巴尔巴托博士之岩”的山隘举行集会，因为他们1893年就是在那里聆听了当地的先知宣讲社会主义。也就在那一地点，在法西斯统治完结之后，1947年重新恢复的五一节游行和家庭野餐会的参加者遭到了朱利亚诺匪帮的屠杀。自从1914年，而且特别是从1945年开始，各地的劳动节日益变得要么非法化，要么（更可能是）官方化。只有在第三世界的相对来说并不多见的一些地方才会存在一种老传统的真正延续，因为在那里大规模的非官方的社会主义工人运动是在一种允许劳动节繁荣兴旺的条件下逐步发展。
当然，劳动节并不是在所有的地方都失去了它原有的特色。然而，即便把那些曾经一度代表新生的社会体制而如今已衰落的地方，比如苏联和东欧，撇开不算，对大部分甚至是属于工人运动的人来说，劳动节这个词更多激起的思绪是对过去的回忆，而不是现在，这样宣称也不为过分。那个曾经让劳动节兴起的社会已经变了。在今天，那些老一辈的意大利人仍然记得的无产阶级小村社区还究竟有多重要呢？“我们到村子走了走。举行了一次公共的午餐。所有的党员和任何想来的人都在哪里了。”在这个工业化了的社会里，那些19世纪90年代依然能够从《国际歌》的“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中得到认同的人如今怎样了？正如在1980年，一位年迈的意大利妇女回忆了她12岁时开始当纺织工人，在年的劳动节举着旗帜出发游行的情景，她说：“现在上班的人都是淑女和绅士，他们要什么有什么。”让人们对未来充满信心的劳动节布道精神到哪里去了？“自我教育！学校与课程，书籍和报纸是通往自由的工具！畅饮科学与艺术之泉：你将会变得足够强大而实现公正。”那种在我们绿色欢乐的大地上建造人间天堂的集体梦想如今又到哪里去了？
然而，如果说劳动节变成了只不过另外一个假日，变成了人们不需要服用某种镇静剂的日子——我在这里是套用一则法国广告的语言——因为他不必去上班，那么，他依然是一个特殊类型的假日。它也许不再是一个（用自豪的话来说）“所有日历之外的假日”。事实上，它在欧洲已载入了所有的日历，除了圣诞节和元旦，它比其他任何的日子都更加普遍地让人们歇息一天，这一点使它凌驾于其他的宗教假日之上。但是它来自于下层。它形成于不知名的工人群众自身，他们当年正是通过这个节日，跨越了职业、语言甚至是国籍的界线，而相互认同为一个阶级，决定每年一次都故意停止工作以藐视那些强加于工人的道德、政治和经济的压力。正如维克多阿德勒在1893年所说：“我们的敌人所惧怕的，正是这种歇工的劳动节的感觉，这就是他们所感觉到的革命行为。”
历史学家对劳动节一百周年感兴趣，是出于若干原因。从一方面来看，它的重要性在于，它有助于解释为什么马克思在工人运动中有如此广泛的影响，那些组成这一运动的男男女女原先也没有听过他的大名，但是他们都认可了他的号召，意识到自己是一个阶级并组织成一个阶级。从另一方面看，说它重要，是因为它展示了平民的思想和感情的历史性的力量，为那些作为单独的个人都不善言辞、无权无势、毫无价值的男男女女指明了一条仍然可以在历史上留下印记的道路。但是最重要的在于，对于我们中的许多人来说，不管是不是历史学家，这都是一个让我们深受感动的百年纪念，因为它呈现了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布洛克所称的（而且在两厚卷的书中展开了长篇论述的）《希望的原则》：对于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中存在的一个更美好的未来的希望。如果说在1990年没有其他人还记住它，那么历史学家责无旁贷应把它铭刻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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